暴風雨中的中國 · 七 中國與列強資本
成為中國社會一大特徵的半殖民地性，可以理解為如前所述的社會發展極其緩慢甚至停滯，處於低階段的中國社會與具有高度經濟能力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勢力相結合時所產生的現象。這種現象作為今天中國社會的鮮明特徵展現在我們眼前，而且對於涉足中國問題的日本來說，這個特徵作為一個極其重大的現實課題置於我們的面前，從這個意義上講必須加以具體的闡明。
列強的對華活動，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五個時期。
第一個是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時期。眾所周知，鴉片戰爭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始於1840年而結束於1842年的鴉片戰爭，其結果——《南京條約》的締結——可以說開闢了各國資本真正進入中國市場的途徑。向來，中國封閉其龐大的國土，排拒外來的所有勢力。歷史上，雖然事實是中國常常被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和北狄等外部勢力征服，但觀念上卻是中國抗拒了所有這些侵犯，且有意否認這樣的事實。但現在的結果與以往不同，中國沒有抗拒較之自身社會處於更高發展階段的先進資本主義的力量，1842年的《南京條約》開了這些列強資本進入中國的口子。鴉片戰爭發生的直接契機，是中國抗拒強制售賣毒品鴉片的英國。若說英國為何要將鴉片帶入中國，那是因為英國有雙重的需求：調整（與中國的）不平衡貿易，而17世紀以來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栽培了大量的鴉片，英國要在中國開拓銷路。繼1842年的《南京條約》之後，是1856年的《天津條約》。這是英國與法國採取共同軍事行動，以武力締結的條約。該條約的內容在1876年的《芝罘條約》中被進一步擴大，由此可稱為制約中國對外地位的基礎——所謂不平等條約的根基便完全構築起來了。這些條約規定了領事裁判權、關稅方面的權利、內河及沿岸航行權等，列強資本利用這些特權關係構築起向中國全境滲透勢力的基礎。要而言之，這一時期可以說是列強依靠武力或威嚇手段，更有甚者利用某種欺詐而從中國攫取特權的時代。
緬甸南部。——譯者緬甸北部。——譯者 第二個時期是甲午戰爭到八國聯軍侵華時期。這一時期，曾被稱為「沉睡的獅子」，傳統上為人所畏懼的專制主義清帝國，經由甲午戰爭而被知曉——實際上不是沉睡而是病得連腰也直不起來，於是列強爭相對中國提出要求。1897年，德國以傳教士殞命為由獲得了膠州灣以及在山東龐大的經濟特權。其他列強也競相攫取特權。1876年《芝罘條約》以前，中國在該時期失去的僅領土一項就有：1842年割讓香港島給英國，1858年的《璦琿條約》將黑龍江以北割讓給俄國，1860年俄國和清朝的《北京條約》將烏蘇里江東岸地區（沿海州）割讓給俄國、九龍割讓給英國，1862年將下緬甸 讓與英國。這一時期中國與法國抗爭，1843年到1874年越南的大部分地區成了法國屬地。這些合計起來，約129萬平方千米。而在1876年到1900年之間，有1879年確定失去的琉球，1881年喪失的伊犁，1885年的越南剩餘的地區，1886年的上緬甸 ，1887年的澳門，1895年的台灣及澎湖列島，1898年的膠州灣（德國）、關東州（俄國）、廣州灣（法國）及威海衛（英國），九龍割讓區被再度擴大。這一時期割讓給外國的地域全部以平方千米數計算的話，約達100萬平方千米。加上此前的，共計約230萬平方千米。曾在中國影響下的朝鮮以及暹羅取得獨立，也脫離了中國的影響範圍。
第三個是北清事變（義和團事件）以後到歐洲大戰之初的時期。中國將這一時期稱為所謂的經濟侵略時期。這期間，列強並沒有受到中國可以稱得上抵抗的抵抗。其間，最大的事件是日俄戰爭。戰爭的結果，日本獲取了俄國從中國奪取的南滿洲一帶的政治、經濟利益。日本作為新興帝國完全與列強同伍，與列強一起覬覦中國。
第四個是歐洲大戰到「滿洲事變」的時段。這一時期前半段，其他列強因歐洲大戰而無暇顧及東亞，經濟方面感覺完全為日本的專場。最明顯的體現是1915年的所謂「二十一條」問題。歐洲大戰結束以後，與戰前的形勢相比有所變化，各國對中國倍加關注而捲土重來。這期間各國在中國看到的重大變化有兩點：一個是日本在中國的地位大大增強；另一個就是中國自身的資本主義以顯著的勢頭髮展，以此為基礎出現了民族運動的躍進。對日本進入中國非常不滿的列強，結成共同戰線參加了1920年的華盛頓會議。這帶有政治目的，企圖以英美的壓力抑制日本在中國的勢力擴張。各國的對華活動以非常強勁的勢頭再度展開，這一時期後半段各國對華活動的特徵是結成臨時的共同戰線，一方面應對日本的進占，另一方面應對中國的民族主義之反封建的鬥爭。
第五個是「滿洲事變」之後到現在的時期。這期間的特徵，是日本進入了針對東亞的特別重要的活動期。日本如此積極推進在大陸的發展，其原因首先是近年來自身經濟的急速發展。與歐美各國的經濟發展相比，相對來說其更苦於國內市場的狹小和原料資源的缺乏，對東亞的關心就比其他列強要更為巨大。其次是占特別重要比重的日本國防的觀點。最後是中國民族運動的動向逐漸奔向反對日本的方面，排日或排斥日貨所體現的強烈程度導致日本出現在大陸開展積極活動的傾向。以上，是各國在華活動的第五個時期的特徵。
而對應於此，列強也以新的方式來君臨中國。最有特點的就是英國。原來是分割中國或領土獲得等政策，而如今則從產業活動或與產業方面相結合的活動轉向強化金融資本的方向。如後面所述，英國在政策上強化國民政府並扶植其金融勢力，將中國作為安定統一的市場而在其中延伸自己的經濟利益，同時強化安定條件下的中國政權，也就意味著明確採取這樣的行動以牽制日本的積極活動。另一個是蘇聯，其將中國新發展起來的民族運動的動向視為重要的東西加以肯定，並採取政策使之朝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這是在這一時期初即「滿洲事變」勃發後對日本在大陸之進展感到威脅的蘇聯的遠東政策最本質的方向，而此次日中事變發生後這一傾向愈加明了。蘇聯的政策和上述英國的政策是結合在一起的，這一點尤為重要。這並非僅受東洋形勢的制約而產生的狀況，而是基於對民主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均構成威脅的事實。
要論述列強在中國的活動現狀，說明作為其結果的中國社會現實特徵即殖民地化乃至半殖民地性，首先有必要觀察事實上列強各國是如何進入中國經濟領域的。
討論各國對華活動時，不能忽視的是這些活動均通過深刻的鬥爭和對立而展開。即使在個別問題和某種情況下有所合作，那也不過是一時的、相對的。各國在對待中國方面有各具特徵的方法，其相互間激烈的競爭、角逐以各種形態和形式展現出來。首先，我們從投資關係上來看各國的對華經濟活動。
從今天的世界政治、經濟情況來說，表面上經濟性質的投資其背後也必有政治勢力的參與，所以必須注意僅僅表面地看投資是不充分的。中國現在約有1萬千米的國有鐵路，其中約九成是通過外債建設的，靠中國國內資本鋪設的僅有一成左右。國有鐵路之外還有約500千米歸外國所有的鐵路。
中國國有鐵路的負債在1936年6月時是1441637538元，所以可以算出每千米負債是14萬元以上。有中國人說，「中國的鐵道部不是國有鐵路的主人，而是鐵道債務的奴隸」，這絕非誇張。英國投資的鐵路有京漢、北寧、津浦、京綏、滬寧、滬杭甬、道清、粵漢、廣九、浦信、廣梅等，其投資總額在1929年年末估價為約6800萬美元，加上最近數年的貸款活動，其數額應該更大。
法國有滇越（雲南鐵路）這條擁有利權的鐵路，它完全由法國資本經營，其投資額約2000萬法郎。（利馬教授推算1929年年末為3200萬美元，以戰前法郎計算為1.65億法郎。）其他的貸款鐵路還有津浦、正太和隴海等。
美國有800萬美元以上的鐵路貸款，但沒有單獨以美國資本鋪設的鐵路。這是在討論美國對華政策時不能忽視的問題，表現了美國對華關係上的某種弱勢。
日本在「滿洲國」之外的中國各地的鐵路上，只有6400萬日元的貸款。與日本資本有關係的是京漢、京綏、膠濟、南潯鐵路等。（當然，這一點在日中事變之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此外，比利時、荷蘭也有一些貸款。近年德國重返中國市場獲得顯著地位，這在鐵路上也有所表現，如四川鐵路等方面就有一兩個新的貸款項目。德國的問題，我將在後面綜合論述其對華活動時再談。
由於這些貸款，中國的鐵路收益狀況為：1931年到1933年總收入1億元中的約五成用於償還列強資本的本金和利息。
接下來論述航運方面，國際航路方面基本上都是外國汽船，這自不待言。內河及沿岸航線上，外國輪船公司所占勢力也是壓倒性的。例如，1937年一年間入港中國的船舶總噸數中只有24%是中國船舶，其他的全部為外國船舶。外國船舶中具有支配性地位的是英國，占總噸數的40%，日本占14%。
現代交通中擁有極其重要地位的航空方面，中國也幾乎全是外國資本獨占經營的。中國的航空業中最有勢力的是美國資本，美國本國的泛美航空公司的子公司中國航空公司（設立於1929年，資本金為1000萬元，1936年年末止經營四條航線，5595千米）在中國國內各處開拓航空路線。其次重要的是依靠德國資本和技術成立的歐亞航空公司（設立於1931年，資本金為720萬元，其中德國出資250萬元，1936年年末止經營四條航線，6560千米）。此外，以中國資本成立的有西南航空公司（1934年由廣東政府設立，1936年年末止有四條航線，3130千米），擁有從廣東到法屬印度支那方向的航空路線，當然這並不占重要地位。其他的，在中國北方與日本相關的有惠通公司（1936年11月與冀察政權簽約，事變之後開展活動），這次事變後開拓了日本與滿洲直接聯絡的航空路線。
通信方面，最重要的是大東電信公司，名義上是丹麥資本，事實上屬於英國資本。第二是大北電信公司，這也是英國資本。第三是太平洋電信公司，由美國資本經營。與日本有關係的是日中合辦的海底電信。此外，無線電最近在中國非常活躍，真茹的無線電台有美國資本加入。
外國金融資本也在中國的金融部門擁有很大的力量。銀行資本中，中國資本的銀行注入總額約2.37億元，與此相對，僅日英美三國在中國的少數大銀行資本合計就有2.15億美元。眾所周知，英國的香港上海銀行（滙豐銀行）、麥加利銀行（渣打銀行），美國的花旗銀行（National City），日本的正金銀行、三井銀行、三菱銀行、住友銀行、台灣銀行、朝鮮銀行等均在各地設有其支行網絡，支配著中國金融界。當然，由於最近中國的金融統制特別是1935年11月幣制改革以後，在中國的外國銀行的活動受到相當的制約，但英國的麥加利銀行和香港上海銀行等依託其巨大的資本對國民政府的金融統一政策實施援助，反而增加了其隱形的勢力。
中國資本主義不是自發的，而是在外國資本入侵後受其影響發展起來的，這從根本上制約著中國經濟。中國民族資本沒有進入作為資本主義發展關鍵的重工業，民族資本有相當顯著發展的紡織、制粉等輕工業部門中，占支配勢力的也還是外國資本。例如紡織方面，與中國資本的1.4億元相對，日英資本占3.7億元，日英的勢力有絕對優勢。而且比較外國資本和中國民族資本兩者經營的情況時，不僅要考慮資本金額，還有必要充分考慮技術問題、政治關係、經營的實際狀況等。
1936年以來中國紡錘數為5526847錘，其中外國資本占有2518368錘；織機總數52009台中屬於外國資本的是27148台。
從1919年到1935年日本在華紡錘數增長了7倍，中國只增長了3倍。織機方面，日本增長了15倍，中國只不過增長了3倍多。
1936年度，日本資本下的紡錘增長了219118錘，英國資本的增長為33228錘，而中國卻減少了134060錘。
看紡織方面，英國只有怡和紡織（Jardine Matheson）一個公司，日本在紡織方面具有壓倒性的勢力。
這些投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構成了列強各國在中國發展的基礎。
根據美國利馬教授的計算，按年代來看外國對華投資變遷的軌跡，非常有意思。比較英國、日本和美國三個國家在華投資的比例，1902年英國占三成三，日本不足一分，美國占二分多。1914年，歐洲大戰開始的這一年的情況是，英國占三成八，日本躍進到占一成四，美國占三分。到了1931年，英國占三成七，日本躍進到占三成五，美國占六分。
在華外國投資（國別投資額及百分比）
東亞經濟調查局譯，第77頁）
以上是利馬教授的計算，再補充一下之後的情況：1934年，包括「滿洲國」，日本已凌駕於英國之上。比例是，英國占三成四，日本占四成，美國占六分。由此觀之，如前所述，很明顯，日本在中國的經濟活動和與此相關的政治關注的比重近年有顯著躍進。
中國在各國資本進入之前，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其進出口貿易市場的價值。與投資方面相比，這一方面有更多的國家在開展激烈的競爭。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日本已經占據了首位，但「滿洲事變」之後伴隨著排日、抗日運動的發展，貿易上的首位被美國奪走。「滿洲國」從中國本部脫離，在統計數字上它被排除在外，這一點需要考慮。1933年日本更是被英國超越，落到第三位。1934年日本反超英國。德國最近在中國市場上急速躍進，達到足以與日本競爭的地位，1935年遂凌駕在英國之上。這裡所說的英國只是英國本土。將英國作為問題的時候，正確地說應該在某種程度上把作為中轉貿易港、具有特殊地位的香港和大英帝國各領域都考慮在內，但在這裡為方便計，論述只限定在英國本土。
如前所述，最近日本的對華貿易受到日中關係惡化及抗日、排日傾向強化的威脅，如果不從地理、經濟或經濟之外各種條件的優勢上來彌補，要保住原地位非常困難。同時，這本身也會成為激化日本和中國之對立的重要原因。
眾所周知，中國作為各國商品的銷售市場、原料供應市場及投資市場所具有的價值，在世界經濟危機以後變得特別重要。而中國引起各國關注的其他重要原因中，不能忘記的是中國作為潛在市場的價值。觀察各國以對華政策為核心的對立時，這是不能忽視的因素。
中國的進口貿易中各國的比率
軍艦名。——譯者 如上所述，各國為確保權益而盡了一切努力。比如各國均在中國有駐軍特權，它們往中國派駐相當多的陸海軍，採取直接的形式維護本國的權益。1936年1月，各國的駐屯兵總數是9000人，之後伴隨著日中之間形勢的惡化，日本須在中國北方增加相當的兵力。海軍方面，上海有美國的「瑪麗」 和日本海軍的陸戰隊。此外1937年7月，在當時狀態下英國把20艘軍艦配置在中國全境。派遣到中國的軍艦，美國約有14艘，法國10艘，義大利2艘，日本15艘。而且一旦有事，各國馬上會增兵。例如，1927年排英運動激化的時候，英國從本國運送了1萬人的軍隊到中國。
如上所述，各國勢力在中國的所有領域都強勢插足。接下來論述列強各國對中國具體採取了怎樣的政治、經濟政策以及各國政策的特徵。
英國
進駐中國歷史最長，並確立起牢固的利害關係的是英國勢力。英國正是圍繞中國進行角逐的各國中具有最強根基的勢力。正確評價英國，在現在中國問題的性質或其解決的具體策略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義。英國是侵入中國的先驅者，中國曾一度有淪為英國殖民地的危險。對此，中方的反抗也很強烈。從歷史上看，1925年到1927年中國大革命期間，英國成為反帝國主義鬥爭的主要對象，那時中國的立場似乎沒有變化，但之後特別是以1931年的「滿洲事變」為契機，情況全然發生了變化，日本成為中國民族運動的對象。這並不意味著英國只是坐收漁翁之利，而是英國積極推行的新計劃某種程度上取得了成功，這一點稍後說明。在這裡，有必要從歷史上考察一下今日英國在中國的根基之強大。歸根結底，這是因為英國在世界上最早完成產業革命，最早積極地走向世界市場，在遠東關係上英國以印度計劃的成功為基礎侵入中國。東印度公司在1600年獲得伊麗莎白女王的特許狀而設立。之後，壟斷貿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東印度公司，以七年戰爭為界，從商業力量轉變為軍事及領土權上的力量。東印度公司對印度貿易的壟斷持續到1813年，而英國勢力以對印度的經營為立足點，在18世紀初就壟斷了與中國的貿易。當時中國和歐洲的通商以中國出口絹和茶為主，是單向貿易，英國為了加以調整而產生了將印度的鴉片賣到中國的需求。在這一貿易過程中，東印度公司占有莫大的利益。1813年該公司告終，此時東印度公司的壟斷對於要進一步發展的英國貿易來說成為桎梏，其終結也意味著桎梏的被打破。以此為界，英國對華貿易展現出顯著的發展。鴉片戰爭發生的直接原因是印度鴉片的販賣，而鴉片戰爭的結果是英國不僅奪取了領土根據地，還成功實現了沿岸的開放而在中國的腹心植入政治勢力，確定關稅率，獲得針對外國商人的治外法權。鴉片戰爭之後，英國對中國的活動以蘭開夏的棉業為中心，英國的棉絲棉布的對華輸出在1851年之後的30年間增長了約5倍。進入1870年代之後，英國商業資本的主角貴族商人（prince merchant）退出歷史舞台後，銀行出現在了中國舞台上。1867年香港上海銀行（1865年以資本金250萬銀元設立，1867年改組）創立，此後它一直是英國金融資本在中國稱霸的中心，直至今天。與此相關聯，英國針對中國的活動不僅通過海路，還從西藏方向積極推進。
在地域上，英國最早考慮的是在中國南方確立勢力範圍，之後又自行決定把長江流域也划進勢力範圍。特別在中國南方，英國因香港的關係想在廣東確立勢力範圍，這與孫中山的國民黨衝突，因為該黨剛好以廣東為中心不斷取得發展，奉行三民主義欲舉行國民革命，於是反英熱潮發展為這一民族運動中最為活躍的現象。如前所述，1925年到1927年大革命期間，英國成了中國最激烈的排外主義的對象。
也有必要談談構成英國在中國各方面經濟活動之根基的機構，在此只簡單提一下作為英國在華經濟活動核心的英美菸草、香港上海銀行、怡和洋行、亞洲石油公司等。
要說英國的對華投資在哪些方面著力最多，依據前述利馬教授的說法，各行業的比例構成是進出口業占全體的二成五，是最多的，與房地產相關的占二成一，製造業占一成八，運輸業占一成四，銀行等金融業占一成二。貸款活動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英國的鐵路貸款活動。近年來英國再次放出鐵路貸款，除了經濟考慮外還帶有政治意圖。法國的中國研究家讓·埃斯卡拉概覽近年英國的對華活動時寫道：「英國對中國最近實行極其和諧的政策，很明顯其目的是對抗日本的發展。英國歸還了漢口、九江、廈門、鎮江的租界，連威海衛租界也返還了。近年，又熱心參與中國的幣制改革。」這裡，有對英國最近的對華活動轉變的總結。英國的對華政策過去曾是非常露骨的瓜分政策，但根據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中英國的遭遇而得出的對中國民族運動之評價，加上對日本大陸政策的顧慮，從這兩點出發英國改變了政策，這也與其金融資本的要求相一致。英國金融資本與中國的財政金融有密切的利害關係，此外還有巨大的經濟權益，所以他們認為最為必要的是中國的穩定和表面上的統一。然而，英國的對華政策在與日本的關係上還顯示出各種各樣的搖擺。例如1935年11月的幣制改革前，英國派李滋羅斯到中國來，那時李滋羅斯還對日本提出了對華共同貸款的提案。眾所周知，日本因為內外種種理由拒絕了這一提案。在此之前，英國曾派哈蒙德少將到中國調查四川、雲南及其他地方的鐵路和礦山情況。
1935年11月4日，英國非常明確地同意中國的幣制改革，由此，中國發行了法幣這樣一種作為管理通貨的不可兌換的紙幣，採取政策把中國國內的銀根集中起來。在這次日中事變中法幣的作用非常重要，前面英國建立的與法幣的深刻關係也常被提及。
同時，近年英國的貸款活動十分顯著，在鐵路貸款等方面顯示出很高的積極性。1936年9月粵漢鐵路修成，按照英國人的說法，只要可以穿過長江和多佛海峽，從香港可以坐火車到倫敦。可以想像，這在英國開發中國南方時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這些英國貸款活動的中心，是基於1930年9月英中兩國的備忘錄，根據庚子賠款返還處理辦法所成立的委員會活動。就是說，形式上是英國把獲得的庚子賠款還給中國，但這也並不傷及英國自己的財政，那錢全是從海關收取的。然後將之投資於中國的產業領域，而且材料從英國本國運來，管理方法等方面英國留有發言權。這是一種非常精明的做法。
在此，若要結合歷史總結今日英國在華的地位，則有以下幾點。
第一，英國的對華侵略是與對印度經營的成功相關聯進行的，這一點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其賦予英國式中國經營一個特徵，即最初占有土地，接著劃定勢力範圍，然後走向紮根於土地的鐵路建設方向。
第二，英國的銀行資本占有壓倒性的優勢。正如反覆論述過的那樣，英國的銀行資本一方面在中國獲取非常高比率的殖民地利益［例如，香港上海銀行的資本金（總資產10.515億港幣，準備金1億港幣）是2000萬港幣，約250萬英鎊，過去一直有著五成的高比例抽成］，同時在其他方面成為英國在中國政治、經濟活動的根基。
第三，英國在外交上有歷史悠久的經驗和老練手段，得以在中國自由發揮其長期的經驗，了解中國人和中國政治並加以巧妙的引導，在這一點上為日本等所遠遠不及。這在日中事變上也有相當大的意義。英國根據現實情況的變化及時改變政策，其政策具有柔軟性和多元性。例如歷史上，當初俄國和法國的勢力合作進入中國時，英國與日本結成同盟與之對抗，接下來日本在遠東的地位於歐洲大戰期間顯著得到強化之後，英國在華盛頓會議上與美國合作而抑制日本。然後是現在，援助中國以對抗日本。這種情形下與蘇聯在外交政策上也取得了聯繫。這一切都有自身的特徵，對於以日中事變為契機而需要慎重估計英國的政策和態度的日本來說，尤其具有重要的意義。
美國
接下來略述美國的情況。從其世界性的地位來說，美國是可與英國拮抗的勢力，但在中國的地位絕無法與英國比肩。雖然多少有些地理上的原因，但最根本的是美國進入中國晚於其他各國。因此為了彌補進入中國的落後局面，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主張，即一種在其他強國已經於中國建立起牢固勢力的情況下，美國要迎頭趕上而躋身其中的方式，且躋身的方式並非低調地參入其中謀得一個角落，而是憑藉強大的經濟實力大搖大擺地全面參與進來。這是依據1899年9月6日海約翰宣布的著名的「門戶開放」聲明而有了明確形態的。當然，「門戶開放」政策並不是美國對中國的人道主義主張那麼單純的東西，看看日俄戰爭後舉「門戶開放」的大旗而欲對滿洲要求經濟特權的哈里曼鐵路貸款計劃等企圖，便一目了然了。但是，近年來儘管美國的對華活動有其強大的美元力量作為支撐，但還是顯示出消極、後退的態勢。原因何在？首先，是在「滿洲事變」中吃了苦頭。就是說，當時從正面打出不承認政策進行攻擊而欲壓制日本的舉措失敗，而日本對「滿洲事變」處理的成功，致使美國至少短時間內陷入苦境。其次，是美國針對國民政府的政策出現錯誤，而應對國民政府的政策乃是對華方針的關鍵。最初，美國以為憑其強大的美元資本可以將國民政府完全置於自己的影響之下，但實際上這與其自身面對的政治經濟上之直接關注點相矛盾，故當初的設想被徹底打破。其最大的表現是在白銀政策問題上。美國在白銀政策問題上採取抬高銀價的政策，結果使銀本位的中國陷入非常不景氣的谷底，導致中國對美感情顯著惡化，這阻礙了最近美國對華政策的施展。
主張抬高銀價的論者強調，銀價高了對白銀儲藏國中國有利，同時能夠提高購買力，也可以促進美國的出口。失敗後，美國的對華政策最近顯示出非常消極的樣子。實際上，這與美國在中國沒有日、英那樣牢固的經濟地盤亦直接相關。
美國在中國市場上利害關係最大的是貿易。「滿洲事變」以來，美國凌駕於日本之上，常常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基於此而對中國市場抱有重大的關心。但在考慮美國貿易政策之際不能忽視的是，雖然美國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占支配地位，然而從整個遠東市場來說，其對日本所擁有的利害關係遠遠大於中國。而且，與遠東市場對日本的重要性相比，對於美國來說該市場的地位要低得多。所以，儘管美國對華貿易上的利害關係非常大，但與日本在中國市場上的貿易關係和關注度比較，則是非常小的。針對中國市場的投資問題，也是一樣。因此，只是基於在貿易上和投資關係上的單純數量就直接得出結論，說美國為維護其經濟利益而不免要與日本武力抗爭，這樣的觀點即使存在也是欠妥當的。
美國的對華投資已經在上面介紹各國投資時簡單提到。依據太平洋國際關係學會美國書記局的調查來看，1936年美國對華投資有2億美元，對日投資是2.25億美元。但也要注意到其對華投資活動近年來有顯著的積極性。上海的電力公司由美國資本經營，最近值得注意的投資是在浙江成立的柯蒂斯萊特公司和道格拉斯航空公司支配下的飛機公司。此外，還有1932年作為棉麥貸款而為人所知的5000萬美元的貸款條約締結。（但這一貸款若不看中國市場上棉花和小麥的實際供給關係就不能獲得充分成功。根據復興金融公司老闆莊茲公布的情況來看，實際上貸款只執行了17005000美元，資金的大部分用於在美國購買武器，結果援助了國民政府的「國內統一」。）
1935年美國為了在中國市場展開新的活動，派以卡梅倫·福布斯為首席代表的調查團到中國，其結論給美國對華投資活動、貿易活動以新的啟示，可是後來美國的具體政策也沒有展現出特別活躍的行動。1935年的幣制改革中，美國的對華金融援助沒有英國那麼積極，這是一個事實，而之後與中國簽訂的美國購買中國白銀的金融協定，進行了數次更改而持續至今。最新的則是美國於去年12月15日給了中國2500萬美元的貸款。
如上所述，總體上來說美國現在的對華政策帶有消極色彩，但需要充分考慮到，各國對中國的政策實際上是其世界政策的一環。世界政策上，英美的協調與靠近是現階段政治經濟上的主要特徵。從各種觀點來看，伴隨著日中事變的展開，儘管不是非常積極，美國對英國的靠近、協調逐漸明確，這是不足為怪的。在金融合作方面，在對日權益的維護問題上，以及在面對其他各種抗議時英美都表現出採取共同步調的傾向。美國也有其國內情況而不可能超越某個限度，但事變最初乃至今日一部分人所考慮的將英美區別開來，而把美國拉向日本一邊的想法，或直接從美國獲得經濟援助的看法，就現狀來看難以實現。
德國
儘管德國原本與中國在歷史上沒有很深的聯繫，但伴隨著「一戰」前國內經濟的異常發展，其急切地加入了各國爭奪中國市場的激戰。接著德國以獲得山東半島的利權為基礎而表現得相當活躍，但以歐洲大戰為契機，它基本上失去了所有的地盤。而最近德國的對華活動中，又有引人注目的地方。其特徵之一，是從新的角度將德國對外獲得市場的努力轉向東洋市場方面。具體體現為中國市場上德國貿易的突出表現。
另一個特徵，是在與世界政治相關聯而成為遠東重要問題的共同防共方面，德國與日本之間有著特別的關係。義大利同樣在防共關係上與日本有密切的合作，但義大利在中國市場基本沒有根基，貿易和投資方面很少有利害關係。外交方面也處於同樣的情形之下，最近作為義大利外交部部長開展活動的齊亞諾伯爵，過去是駐上海總領事而與國民政府的要人，特別是青年外交派的人結下了相當密切的關係，故此次事變之際，中國做出相當努力以接近義大利。汪精衛派的幹將陳公博因與齊亞諾上海時代的關係而赴義大利，對其做了相當的工作，汪精衛外游期間也與義大利有交流，雖然如此，整體上義大利對中國的關注遠遠不及德國。有觀點認為，日中事變對義大利來說是可以促進其政策向前發展的一個機會。義大利方面也有這樣的見解，事變之初對日態度是相當友好的。
相比之下，德國對日本的態度相當的搖擺不定，最初甚至與英國一起採取了反日的姿態。這是因為近年德國資本進軍中國市場，因軍備擴張需要獲得原料，以及中國作為銷售市場的重要性等各種因素，導致德國對進入中國非常積極，因而與英國或法國合作進行所謂的經濟開發等。特別是在投資地的德國商人等，因為這次日中事變，發展中的德國對華貿易蒙受重大打擊，這種情況下德國對日本沒有什麼好感。要而言之，德國對中國有兩個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是國際政治方面，因直接與歐洲的問題相關而有必要與日本一起強化防共軸心，在東洋雖形式上有所不同但關係是一樣的；另一方面，是德國資本主義本身對中國市場的經濟需求。這矛盾著的兩個方面以現在的日中事變為契機體現出來，產生了日中事變發生之初德國態度的動搖。這在觀察德國最近對華投資和貿易關係的消長情況時，是有充分肯定性的依據的。
前面，已經介紹了德國對中國市場的投資關係因歐洲大戰而全部失掉。例如，根據利馬教授1931年的調查，1902年德國在各國對華投資中占兩成，歐洲大戰開始後的第二年即1915年落到一成六多一點，到了1931年更是驟降到只有二分七厘，投資相關的比重顯著減少。但最近投資上有所增加，特別是在南京政府的鐵路建設計劃方面德國也以其貧乏的資本投了一部分，多少顯示出一些積極的氣勢。貿易關係上，其發展也有值得重視的地方。從1931年以後各國對華貿易關係的變遷來看，德國所占比例在1931年僅五分，而日本占到二成五。之後德國對華貿易逐漸發展，1932年占7%，1933年占8%，1934年占9%，1935年占11%，1936年占16%，接著是1937年占到了15%多而已然凌駕於英國之上，僅次於日本，居第三位。
一個中國人說到德國對華貿易的特徵時，認為這最能體現殖民地和宗主國之間的貿易性質，即德國從中國進口的基本上是原材料，向中國出口的商品中最多的是軍需工業品。還有一個特點是對華出口方面，德國出口商和中國的私人企業結合，德國方面提供機械以及工具，中國方面提供流動資本，而取相互出資、共同經營形式的不少。其把工業產品當作一種資本輸出。德國同中國締結貿易協定，已經商定採取易貨制，中國提供鎢、其他礦產品和桐油，德國提供機械、交通材料和武器。
但是隨著戰爭的進行，德國上述於中國市場上相互矛盾的兩個發展方向開始逐漸合二為一了，即從國際政治的觀點出發與日本強化防共關係。作為其必然的結果，則不得不犧牲對德國經濟來說相當重要的中國市場。1932年為中國軍隊改組，德國派遣了以國防軍馮·塞克特元帥為指揮、法肯豪森將軍為代表的約60人的軍事顧問團到達中國。他們既是軍事顧問，同時極端一點說也是為出售德國武器而斡旋的中介人。這些軍事顧問，一方面的目的是為中國軍備高度現代化而訓練軍隊，另一方面在向中國出口必要的軍需物資，特別是成品武器的同時，也從中國進口本國軍需工業所需的原料、礦石以及油、皮革類產品，即在以軍需品及其原料為中心的德國對華貿易中直接或間接地發揮斡旋作用。隨著日中事變的發展，德國對以軍需品為中心的對華貿易關係逐漸顯露出消極的態度，同時又必須強化基於國際政治關係的防共軸心。去年春天，在漢口待到最後的法肯豪森將軍等數名軍事顧問全部撤回德國，就是其表現之一。當然，觀法肯豪森將軍一行的臨別講話，很明顯未必就對日本的對華軍事行動持肯定態度。德國以前在對華關係上，對中國政治方面的活動非常消極，傾向於通過經濟關係逐漸強化與國民政府的關係。而現狀是，通過此次事變其不得不從世界經濟關係上對此加以清算，儘管伴隨著相當大的摩擦也將向這個方向逐漸推進。
法國
接下來是法國。法國之於英國據說就像桑丘·潘沙之於堂吉訶德那樣，在太平洋，法國的勢力原本不能獨立地與英國或日本對抗，這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在此之前，法國與日本基本上沒有出現過摩擦，但伴隨著日中事變的進行，特別是日本的軍事行動擴展到中國南方一帶，法國與日本的摩擦逐漸明顯地表現出來。法國的對日關係如此強烈地表現出來，除了上述的直接原因外，還需要考慮到其在世界政治上與英國緊密合作的共同戰線。在歐洲，日本的盟國德、意的攻勢使英法關係日益緊密，這於東洋又強化了英法在對抗日本方面的合作。
能夠體現法國上述態度的，是最近從法屬印度支那到雲南、廣西方向公路的開通，並由此向中國大量出口武器。法國與中國西南直接相連，向中國出口武器的通路與剛才說的法國與日本的摩擦有很大的關係。這條新的公路意義非常重大。特別是粵漢鐵路被阻斷，香港的地位下降，於是法屬印度支那到中國的通路便發揮出重要作用，這一點眾所周知，不必贅述。接著，去年夏天出現了法國占領西沙群島的問題，另外，廣西的鎮南關和南寧之間約150千米的鐵路建設貸款落實，施工也切實得到推進。還有消息稱，法國金融團為貴州和廣西之間的鐵路建設提供了1.5億法郎的貸款。這個後來沒有擺在明面上，法國當局也予以否認，但極有可能在將來得到實施。最近圍繞海南島問題，法國對日關係很消極，也惡化了很多，除了一兩次的抗議可能還有更深的問題留給將來。日本出於軍事上的必要占領了這個島嶼，以此為根據地，可能會採取行動防止大量武器從法屬印度支那運往中國內地。鑒於海南島在中國南海占據的重要位置，還可能有日本與英法間的深刻問題留給將來。
然而，上述法國最近的政治動向絕非出於偶然。從歷史上看，法國之侵入中國僅次於英國，具有深厚的根基。一方面是這種歷史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還有地理上的理由，只有了解到這兩點才能充分理解在遠東政治上法國和日本的摩擦。
越南北部大部分地區，又稱北圻。——譯者 法國對中國的侵略政策，在北方繼沙俄之後，在海上則追隨英國，時常搭乘它們的「便車」。但不消說，根本上還是競爭對立的關係。後來，法國著手越南計劃，經過與中國24年的爭鬥而於1885年簽訂了《天津條約》（《修復通商和平條約》），據此法屬印度支那完全成為法國的領土。《天津條約》由10條構成，根據第7條法國在鐵路建設上獲得特權。法屬印度支那面積約70萬平方千米，人口約2000萬，是法國殖民地中明顯排在第一位的重要殖民地。用一個法國人的話來說，法屬印度支那正是法國在東半球的活動中心，可謂法蘭西帝國的「第二祖國」。法國占據這個有利的根據地，積極對中國本土進行其經濟、政治行動。在1897年更是通過海南島不割讓宣言迫使中國保證不把海南島割讓給其他國家，此後的第二年又有雲南、廣西、廣東不割讓宣言。在此之前曾將東京 的國境向著有利的方向變更，讓中國在廣西和雲南開設幾個貿易城市，進而得到這三省的礦山開發權以及最終對自己有利的滇越鐵路（雲南鐵路）建設，也就是將越南鐵路延伸到中國內地的權利。1898年法國取得廣州灣的同時，確定拿到了滇越鐵路的鋪設權。當時的印度支那總督杜美說，這條鐵路如不能經過重慶延長至四川的省會成都便無法發揮其本來的價值。這種意圖，最近在法國對中國西南的鐵路開發合作中再次抬頭，即這是秉承當時的趨勢而有其一貫歷史背景的想法。
法國最初考慮的是與沙俄聯合侵入中國，但日英同盟中的英國政策獲得成功，日本戰勝了俄國，法國的這一計劃慘遭破壞。因此，法國的對華活動不得不轉換方向。其表現有1907年日法協定的締結等。法國以新的方式進入中國的企圖終究因地理和與歐洲國家的關係，不得不多少顧及英國的存在並採取追隨政策，雖然其中也有一些相互競爭。
再看法國的對華投資。各國對華投資的排名順序在歐洲大戰前是英、德、日、俄、法、美，大戰後變成了英、日、美、法、德、俄，不用說這是歐洲大戰導致的結果，實際上只是德、俄被排斥出局，並不意味著法國自身投資的增加。根據利馬的推測，1931年在各國對華投資總額的32.42億美元中，法國的投資額僅有1.92億美元，只占全體的6分左右（參見前面的表格）。
法國對華投資的特徵，是以銀行資本為中心開展活動。但可以說，其投資增加的速度非常緩慢。這又體現著法國對華政策的一個特點。與此相關頗有意思的一點，也反映在在華外國租界中法國租界的特性上。近年來伴隨著中國國權收復運動的抬頭，各國也在各自的對華政策上出現逐步調整租界，並將其交還給中國的傾向。特別是英國採取了這樣的政策，而法國依然執拗地守衛著租界。漢口的外國租界逐漸消失，直到事變後日本占領漢口才恢復租界。那期間，短時間內日本也沒有了租界，但只有法租界依然殘存。法租界裡不管何處，商業的發展是次要的，宜人的住宅和政治陰謀、經濟社會的黑暗面卻隱藏其中。上海法租界的投資占法國對華投資的首位，據統計，1930年為3890萬美元。
其他特徵，體現在法國對華文化投資方面。法國的天主教傳教團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而占據穩固的地位，其財產額達到270萬美元，其中九成在上海。
中國西南在今後日中戰爭的現實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其中法國變得特別重要，因為如前所述由於歷史或地理關係法國的勢力集中到中國西南，而連接抗戰根據地——中國內陸與海外的主要交通路線要通過法屬印度支那，由法國來保障。中國境內完全依外國資本而歸外國所屬的鐵路是滇越線（也稱雲南鐵路，經昆明、老街而通到海防），這在與中國內地的聯繫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此外還有香港、海防之間的航路在華南海上交通方面發揮關鍵的作用。航空方面，法國航空公司——法航有南北兩條航線連接廣東和法屬印度支那。據報道，最近河內和昆明之間的航空線路上也有法航的延長線路。礦山權方面，法國握有福建、貴州、廣西、江西和雲南很多礦山的開採權。金融方面，東方匯理銀行成為其中心。
一般都認為法國和中國南方的關係非常密切，但在投資關係上體現得並不明顯。概觀法國在華南的勢力，據某調查顯示，法國對華南的投資額在昭和三年（1928）是1352萬元。
如前所述，法國重視文化投資，特別是天主教傳教團在中國紮下了很深的根基。僅看華南，學校有126所，教會88個，醫院8所，還有兩個其他機構。這樣的狀態，顯示法國已經形成了相當大的文化勢力圈。
法國在日中事變以來的東亞政局上變得特別重要，我們可依據上述歷史、地理關係來理解。與此相關而意義特別重大的是，在世界及遠東、太平洋政策上法國從屬英國這樣一種關係，隨著英法的共同行動而突出了與日本的摩擦面。最近，法國作為日本的一個障礙而現身，原因在於伴隨著這次事變的發生，國民政府與法國之間產生了新的直接關係，這是必須考慮的。原本由於中國民族的抵抗力，法國不易進入中國，而事件之後國民政府對外政策上表現出歡迎法國的姿態，因而法國勢力向中國滲透成為可能。同時，在華南有堅固的地盤，曾極度壓製法國進入華南的英國，以採取共同行動對抗日本為條件，而給予法國一個強勢侵入華南的機會。
雖說如此，在太平洋上法帝國主義相對較弱，無法正面與日本對抗。這體現在武器輸入、海南島占領等問題上兩國的交涉過程中。
蘇聯
最後思考一下蘇聯的對華關係。首先要考慮的，是蘇聯的對華關係與其他國家的情況非常不同。其他列強的對華關係基礎在於直接的政治經濟權益考量，而蘇聯則可以說採取了一種獨特的立場。這必須與後面要論述的中國民族運動的動向聯繫在一起來思考。
在歐洲大戰之前，俄國對中國採取的完全是侵略性的政策。首先，俄國急速侵入西伯利亞並對滿洲施加壓力，接著在與日本圍繞滿洲的對抗中失敗而一時後退，但仍然對東北亞構成非常大的壓力。但是，歐洲大戰發生而俄國國內爆發革命，其以往的對華政策不得不為之一變。1919年7月，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向中國國民發表著名的宣言為界，蘇聯開始進入對華政策的新階段。
這一宣言以蘇聯當時憧憬世界革命而勇往直前的意氣風發的言辭，表達了果斷決絕的意志，因此給世界大戰後浸潤於新潮流而夢想擺脫長期殖民地狀態的中國民眾以極大的感動，這乃是不爭的事實。中國的年輕人依然無法忘記當時聽到這個宣言時所受到的感動，即使今天他們在很多方面對蘇聯抱有反感，可見這個宣言效果的強烈。簡言之，其內容是廢除此前的一切秘密條約，放棄沙俄從中國攫取的所有土地及一切特權和種種優惠。可以想像這個宣言給中國國民帶來了怎樣巨大的影響，當時伴隨著大戰帶來的資本主義對華壓迫的放鬆及中國民族資本的顯著發展，中國國民一時醉心於半殖民地中國獨立解放的幻想。
第二年，即1920年加拉罕繼而發表了同樣旨趣的宣言，及至1924年5月則與北京的外交總長顧維鈞締結了新的協定（1924年5月30日簽署《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兩國邦交得以恢復正常化。此前的1923年1月，越飛和孫中山在上海會面，發表了《孫文越飛宣言》。
當時，試圖通過各國援助而把中國從半殖民地狀態解放出來的孫中山曾想通過凡爾賽會議的決議獲得歐美或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的援助，但期待落空。而就在這非常失望的時刻，蘇聯以宣言所述的態度徑直走過來，加之中國民眾運動的急速發展，致使國民黨走上了積極推進聯俄聯共政策的道路。
之後，一方面因1927年蔣介石對共產黨實施政變而導致與蘇聯的關係顯著惡化，另一方面在北方，發生張作霖的北京政府闖入蘇聯大使館搜捕殺害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李大釗的事件，遂導致兩國斷交。後來，1929年7月就中東鐵路問題中蘇又起紛爭，邦交恢復的交涉難以推進。不過，在1932年6月兩國還是最終恢復了邦交。
這與滿洲事件的發生多少有些關聯，即對日本的侵入感到威脅的兩國各有打算，它們認為相互靠近是有利的。一般認為，主要是蘇聯出於這種考慮而創造了靠近的機會。
「滿洲事變」之後，蘇聯一方面看到日本在中國大陸有異常的滲透進而考慮到與本國衝突的危險性，另一方面鑒於排英民族運動的教訓以及後來國共分裂的教訓，致使蘇聯改變了對中國民眾運動的態度。那麼，這種變化的特徵何在？要而言之，即明確地與國際政治相結合。就是說，蘇聯意識到只是高舉世界革命的旗幟而君臨中國的大眾運動，這種方式失敗的可能性很大。應該從具體的國際政治觀點出發來掌握在華的錯綜複雜的各國關係，由此產生具有現實包容力的政策，同時也從政治觀點來看待存在其中的國民政府。這是從後來的相互關係中，可以感知到的蘇聯對華態度的變化。事實上，中東鐵路事件發生以及1932年中蘇恢復邦交的時候，在國際左翼陣營內部是有過不少反對意見的。
1935年夏天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綜合考慮德共在德國的失敗教訓和世界性民族主義運動的抬頭，集權主義政治傾向和戰爭勃發的危險性等，提出了新的戰略戰術。同時，蘇聯考慮到以中國為中心的各種內外情況而改變了之前對國民黨的政策，又結合中國以日本為對象的民族運動高潮不斷的事實，似乎暗自做出了以下決定：一方面引導中國共產黨走向與國民黨合作的方向，另一方面儘可能利用伴隨日本積極侵入大陸而激化起來的列強對立。那以後，隨著日中事變的爆發，事態朝著符合蘇聯方針的方向發展，最終實現了極其困難的國共合作。只是，這一階段蘇聯的對華政策並非像一般預期的那樣突然變得積極、露骨了。這一點，與之前1925年至1927年中國大革命時蘇聯所採取的政策很不相同。1937年8月雙方締結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這當然不是傳言那樣的秘密協定，即使有秘密協定也並非外傳的那種意義上的秘密條約，這由蘇聯後來的行動可以證明。只是運送武器等或背後的各種援助，蘇方作為商談夥伴顯示了很大的積極性，而沒有深入到派遣軍隊或參與遠東軍事行動的程度。而且，蘇聯目前對國民政府的態度相當克制，並從整體上密切關注中國民族運動的大勢，沿著這條線努力抑制中國共產黨出格的行動。
蘇聯對華政策的重點，終歸是放在考慮世界政治中與其他各國的關係上。英法因目前的內外情況而站在援助國民政府的立場上，蘇聯也一樣。但很明顯，蘇聯追尋的方向最終與英法的絕不一致。而且，如果蘇聯的援助過頭或國民政府本身「赤化」了，英法對中國的援助也就到頭了。我認為，蘇聯在這一點上考慮得最多。
沙俄崩潰之後，蘇聯在中國本土的經濟比重基本上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歐洲大戰前，俄國對華投資居於第三位，而最近讓出中東鐵路之後，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貿易關係上也不成氣候，從各國對華輸入貿易比例來看，1934年、1935年、1936年蘇聯分別占0.82%、0.83%、0.13%。因此可以說，蘇聯對華關係的重要性不像資本主義各國那樣以經濟關係為基礎，而在於與中國民族運動動向相關聯的政治性上。
不過，蘇聯在與外蒙古的關係上，對政治、經濟都是絕對重視的，而與新疆的關係則在日中事變後越發密切了。以所謂打通紅色通道為基幹的蘇聯的新疆政策，伴隨著這次戰爭中武器運輸的需要使這條線路重要性增加的同時，也會不斷延展。
如上所述，各國從其各自角度對中國內部施以強大的影響力。問題是如果現在各種條件不變，那麼日中事變進展到最後，上述關係也會持續。我認為，倘若這些關係沒有大的變化和調整，那麼日中事變本身也不會得到真正意義上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