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六 現代中國的獨特形態、封建諸要素的濃厚殘餘

官僚、地主、鄉紳 要了解現代中國社會中的封建遺制，有必要認識在封建社會達到極發達的程度，尤其是在封建末期占據重要地位的官僚制度。中國的官僚制度不僅在中國社會結構中居於中心，還是農業社會的核心。兩者幾乎是同一性質的東西，共同構成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內核。農村的地主既是官僚的母體，又是官僚退隱的後路，實際上它就是官僚本身。 現代中國政治中占據不少位置的軍閥，也不過是官僚的一個特殊形態罷了。 我們按順序從官僚談起。 官僚在中國社會的東方專制國家機構和中國的農業社會中，與農村共同體性質的組織相關聯，在中國政治上處於極其值得注意的地位。橘朴將官僚階級的存在推舉為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特徵。中國的官僚，是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單純的事務性官僚完全不同的存在。他們不單單限定於官員個人，還是與官員的家族以及中國社會獨特的氏族、宗族相關聯的一個橫縱擴展的階級。官僚是一個社會階級——這樣說可能有語病，但他們確實是一個集結在一起的巨大社會勢力。這種官僚，乃是已經討論過的中國社會最具特徵的產物。官僚在地方為地主，中央政府的官吏回到地方就是地方官，下野則成為地方的士紳、鄉村的紳士——鄉紳，擁有極大的勢力。憑藉政治權力積蓄的財富投入到土地上，使官僚得以成為鄉紳。 ［作者按：橘朴曾指出「鄉紳的存在是證明我所謂官僚階級之存在的最有力事實。而官僚階級這一大社會階級的存在，真正顯示了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對此，我曾有詳細的論述」。（《中國社會研究》第34頁）］ 官僚不限於地主。商業資本一定程度的繁榮也掌握在中國官僚的手裡。商業資本的很大一部分積蓄在官僚手中，因官僚不具有生產性，反而阻礙了商業資本的發展。在地方上的農業社會，官僚既是地主，同時也是商業資本家，又時而代表著高利貸資本，具有特別的地位。由於上述這些理由，這個階級實際上長期保持著在中國政治內部的主體地位，也長期存在著。國民政府將打倒「土豪劣紳」作為「北伐」的口號最先提出，從他們的立場來看是有意義的。要說中國這一大官僚機構是如何維持的，關鍵點在於官僚形成了一大階級，與全國的農業特殊地關聯在一起，而在制度上使之長存的是所謂科舉制度。科舉這種考試制度，始於隋末，經唐朝特別是到了宋代臻於完善。依靠這一制度從地方上選拔人才，以此進行官僚群體的新陳代謝，由此使其作為制度而得以維持下來。在科舉制確立以前，曾推行過一種選舉制度，即推薦隱匿於地方的優良人才而拔擢為官吏。那時，與後來到了科舉制時代的以學識或技能為選拔標準不同，遵從孝道者是明顯的錄用目標。這是很有意義的，從維持中國社會父權家長制的角度來看，孝順具有最大的現實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講，選舉制正是顯示了中國社會性質的制度。 科舉制也伴隨著多種弊害，甚至有人認為導致清朝滅亡的就是科舉制度，然而，這又是維持腐朽的封建王朝和官僚機構所必要的制度。 其次，我們來看看構成所有封建關係核心的地主的地位。統計顯示，在中國農村僅為農戶總數十分之一的地主和富農擁有最多最好的土地，占農戶總擁有量的七成以上。 根據1903年陝西、河南、江蘇、浙江、廣東、廣西六省的調查報告： 而根據陳翰笙的調查來看，同年廣東一省的情況如下： 地主對農民採取封建性的榨取方法（以勞動交納地租、實物佃農制）。農民除了交納佃農費用之外，還要向地主交納各種費用。很多佃農自己的收成都支撐不到下一輪收穫。他們會向地主哭著哀求，在此產生了佃農對地主的債務性隸屬化。 商業資本向中國農村的浸潤，並沒有改變村落經濟的半封建性質，只帶來了苛求農民的中世紀式的方法，及其與內含封建性的商業資本的結合。 農村封建權力的所有源泉——地主階級，其地位伴隨著近年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而變化著。經營的零碎化在所有農業經營種類中都顯現出來，而地主所有的土地面積的減少也非常顯著。同時，也可以看到地主數量的減少。 對於這種情況，天野源之助有如下說明並指出了「新興地主」的抬頭： 所謂在鄉地主靠從佃農那裡收租生活，他們同時還要交納租稅、公費、軍事負擔等。然而，這些負擔近年顯著增加。例如江蘇無錫，這十年間的田賦增加了89%。而1930年4月到10月，在中國南部及中部各縣軍事徵收超過了田賦的40倍。在鄉地主、富農等因此提高地租，把負擔轉嫁到佃農身上。然而這樣做也有一定的限度，加上今年的災荒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匪賊侵害、農產品價格下降等對生活造成的威脅，難以承受這一切的地主、富農就開始典賣土地甚至徹底放棄。與這些在鄉地主的沒落趨勢同時而來的，是另一方面的在外地主的抬頭。其中，為了免於課稅、匪害，當然也有地主從農村移到城市。於是，土地所有權就積壓在他們的手中。 總而言之，這體現了農村普遍的荒廢現象。而「新興地主」的性質也完全體現了中國社會的根本性質。只是，其呈現出的是非常複雜的形態： 這樣，不管課稅能否免除，處此經濟危機當中的地主，他們多身兼高利貸地主、高利貸商人、高利貸官員「三位一體」的身份。1930年春，江蘇省民政廳調查本省擁有千畝以上的大地主514人，發現雖然大地主中主業做高利貸的不多，但幾乎全都與之有某種程度上的關係。而多數大地主又是文武官僚。就是說，他們的收入包括俸祿和地租兩部分。而且大地主中經營商業的也不在少數。如陳翰笙所說，地主往往經營釀造廠、油坊、糧庫、碾坊，還是倉庫以及雜貨鋪的所有者、土地抵押權的所有者，從而成為土地的所有者。地主經營的典當、商鋪等會以某種形式與當局文武官員經營的新舊銀行產生關聯。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中國的地主越發活躍而重新進入政界，著手新的事業。伴隨政治和新事業的不斷轉變，他們自身的性質也不斷發生變化。（1937年版《中國經濟年報》第二編，「農村問題」） 1925年至1927年中國大革命要「打倒」的目標「土豪劣紳」（也有將「土豪」解釋為破產紳士的，我認為沒有必要區分兩者），指的就是以上這些官僚、地主、富農階級。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對土豪劣紳的產生做出如下論述： 第一是門閥。門閥是在某姓中地位高、有權力的人物，因此在同姓以及親戚朋友中社會地位高，享受著所有的特權。言行不正也無人歸咎，故意侮辱人民也無人反抗門閥的聲威。例如張謇考上狀元，成為農商總長，他那沒有任何知識的哥哥在老家南通不管做什麼專橫的事，當地的農民都跪拜在他腳下。其間，張姓以及和張家有關係的人都得了勢，不知不覺間形成一個門閥，由此產生了很多土豪劣紳。 第二是來自知識階層。在中國這樣的民眾知識程度低的地方，多少有些知識就可以利用此與地方官吏勾結，放出各種虛假傳言欺瞞農民謀求利益。 第三是利用過去或現在的地位權勢成為土豪劣紳。例如廣西軍閥的頭目陸榮廷現在退下來在江蘇省姑蘇購入大量土地來養老，人們對於他過去的地位表示尊重，他自己也傲然以紳士自居逞威風。借現在的權勢欺瞞人民的土豪劣紳有各縣的區長、團防局長等。即土豪劣紳中有大家族、門生故吏、官員的書生、前清的秀才舉人等，還有退休官吏、各區鄉的團總董事等，很多兼為地主。（引自《亞洲問題講座》第1卷所載長野朗《土豪劣紳與軍閥的本質》一文） 紳士以在位或不在位的官僚為主幹。他們原是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又或者可能是大官或大將軍。他們負責收取租稅。城市中也有紳士。紳士大多為未通過科舉的人。在中國，做學問的士人即讀書人被給予與一般體力勞動者不同的特別高的地位和尊敬。士人階層分為在朝和在野，在朝即為官吏，在野則為紳士。這兩者的社會經濟基礎一樣，但在與國家權力的關係上時有不同。這些紳士階層對在朝的官僚有時會抱有反感，乃是理所當然的。他們有時候會結為秘密組織，領導農民起義。眾所周知，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農民運動領袖洪秀全就是落第秀才。 紳士基於一定的根基而產生，他們在農村或城市有時會成為掠奪一般民眾的人。於是，他們被稱為土豪劣紳。 軍閥、土匪 中國的半封建性最有代表性、最有特徵的體現是軍閥問題。為中國百姓所懼而稱比老虎還恐怖的中國軍閥究竟是何種性質的東西呢？下面，首先來探討這個問題。 在中國的軍閥中，我們特別視為問題而要進行探討的是民國革命以後的軍閥。中國社會中軍閥的存在自古有之，過往的治亂興亡，很多都體現為軍閥抗爭的形式。而我們在此作為問題要探討的是現代軍閥，他們本來是封建土地所有者，同時也是在先進的外國資本勢力侵入中國的過程（半殖民地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種勢力。 清末以降，作為新軍閥給日本人留下強烈印象的是袁世凱。他正是中國近代軍閥的代表。這位軍閥當然也是基於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而產生的，根本上和官僚、地主立於同一社會基礎之上。中國社會不斷經歷的戰亂和騷擾，是由官僚階級和帶有軍事要素的軍閥造成的。近代軍閥的巨頭袁世凱在外國援助下，根據外國模式在天津建立了新的陸軍，這就是所謂的北洋軍閥（1902年培養軍隊的計劃得以制訂，直隸總督袁世凱被委任組建歐式軍隊；1906年由六個師共12000人組成的現代化軍隊得以建立）。其逐漸成為巨大的勢力。他培養的新軍人造就了中國的新軍閥，在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政局中發揮著顯著的作用，至今依然可以看到其行跡。 中國軍閥最大的野心是坐上集權專制的王座。袁世凱最後就顯露出這一軍閥式的野心，但歸於失敗。張作霖也在北京讓自己成為大總統。與其說這是這些人物個人的野心，不如說顯示了中國社會具有這樣的性質——封建的支配體制將強有力的軍閥推向這樣的方向。在中國「法西斯」的確立成為新的問題之際，蔣介石的總統職位就變成了大問題，這是因為蔣介石的統治本質上也建立在同樣的基礎之上。 袁世凱原本是前清一個將軍的食客，在中國與日本圍繞朝鮮問題的抗爭中登上舞台，得以一顯身手。他擴展勢力的理由在於擁有北洋軍閥，而更重要的是他從外國獲得了支持。辛亥革命之際他的進退策略最為毒辣，在基本上控制了天下之後，於各省設置了都督（之後的督軍）。這就是所謂的督軍政治。他在鎮壓「二次革命」的同時圖謀恢復帝制，1915年年末宣布即位並於次年1月改年號為「洪憲」。然而，這引起激烈的反抗而形成第三次革命，遂使其鬱悶而死。其野心的失敗，實際上在於想要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性質的革命新方向已然到了決定性階段，因而他的失敗是有深刻根源的。 近代軍閥政治由袁世凱確立起來，有力的軍閥或其代表或獨立於各派之間的力量在北京形成了中央政府，地方則是各路有實力的軍閥割據的狀態。中央政府的督軍任免權基本上有名無實。比如，總統是徐世昌的時候，中央政府不過是個名號，他只是占據北京城的一個軍閥。從地方督軍強有力的人物中又產生了統轄兩三個省的巡閱使。 此種情況進而發展為爭奪中央政權的軍閥爭霸戰。由此，發生了1920年的直皖戰爭、1922年和1924年的兩次直奉戰爭，以及馮玉祥的政變。1926年廣東國民政府直接舉起打倒軍閥的旗幟而開始「北伐」。「北伐」不僅是直接針對軍閥的，也具有變革滋生軍閥的基礎——中國社會性質的意義在。 關於軍閥的特性，長野朗列舉如下： 第一，組織上，軍閥是以與首領的乾親式關係構成的一個私黨，軍隊聽從老大的命令行動，沒有老大的指令，中央根本指揮不動。軍閥又是一個地方團體，一個鄉土門閥。如直隸派、安徽派、奉天派、廣西派、浙江派等，都由同鄉人獨占軍權。 第二，軍閥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像細胞一樣分裂。這是一個私利團體，上下之間因利害關係而結合，因此跟著老大混，成了旅長、師長之後就有了獨立性，再往上自己也成為督軍。軍閥逐漸坐大後發生分裂，然後又發展，再出現分裂。如果沒有戰爭的話，則因乾親式關係而始終得不到晉升。而若發生戰爭，則師長可以成為督軍，下面的旅長晉升為師長，團長成為旅長，一層一層逐次升遷，這也造成了軍閥內部的不斷鬥爭。同時，也就意味著軍閥的不斷擴張，而軍隊將進一步增加對民眾的索取。 第三，軍閥本來是私利團體，以私兵為資本而強行橫徵暴斂，滿足私利。做幾年的督軍就可以積累數千萬元的財富，其中有人甚至擁有一億元左右的巨額財富。由於是以利益結合在一起的，在戰爭等投機的情況下誰勝誰負都無所謂，因此各自秘通敵方，戰況一旦傾向於對某一方有利，則立刻就決定了大勢。（《亞洲問題講座》第1卷，第75—76頁） 通過以上說明可以清楚地看到，軍閥深深植根於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質之中。軍閥的問題，現在也是中國政治的中心問題之一。直到最近，這一問題在中國的內外政治上依然占據著特別重要的位置。如前所述，日中事變可以切斷使現代中國凝聚起來，特別是最近的向著團結方向發展的紐帶，從而使中國社會的根本性質浮出水面。在軍閥問題上也可以這麼說，今後隨著事變的發展，將會出現給軍閥的動向以重大影響的時期。當然，這些軍閥本著他們的本性而行動並不會產生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結果。可以說，軍閥能否發揮作用將取決於中國直接面對的內外政治形勢。 近年蔣介石政權的統一過程，至少在形式上實現了對地方軍閥的整合。但與此同時，帶有「南京軍閥」性質的蔣介石政權自身，其內部的地方軍閥勢力並沒有得到清算。而日中事變的發生，看上去似乎在某種意義上給了蔣介石以清算軍閥勢力的機會。晉察的宋哲元、山東的韓復榘、山西的閻錫山、廣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等軍閥勢力，已呈現出基本上被清掃之勢。然而，要是認為問題已經全部得到了解決，那則是完全不懂得軍閥與中國社會的特殊結合方式了。 事實上，中國社會本身正經歷著根本的性質改變。而這一過程本身，將使當今社會中居於特殊地位的勢力浮出水面。 現在，四川或雲南軍閥的動向備受中國內外的關注。作為體現軍閥的社會地盤和根本性質的例證，我們可以舉四川為例。四川屬於在地理上、政治經濟上與中國其他地區遠遠隔離開來的地方，社會條件上發展滯後，正可謂是封建性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從這個意義上講，舉盤踞於此的四川軍閥為例，頗有意義。而且，四川軍閥的動向在現實政治方面將依然成為未來的遺留問題。眾所周知，目前圍繞汪精衛的聲明，四川軍閥的動向受到各方面的議論。抗戰中國的中央政權移至重慶，中央的勢力自決定進入四川以來就時不時聽到四川軍閥的不安和騷動。早在1927年年末中央任命張群為四川省主席的時候，這裡的軍閥就曾起而反對，結果中央也不得不遵其意願而改任王纘緒為主席。 近年來構成四川軍閥割據基礎的，是其防區制度。該防區制度形成了使封建性勢力的形成與抗爭成為可能的架構。四川自辛亥革命以來，不斷的抗爭持續了20多年，直到現在。社會經濟方面，四川原本維持著傳統的農業，手工業也處在極其落後的封建階段。與此相對，資本主義化的中國部分省區的影響逆長江而上達萸州、萬縣、重慶。而四川軍閥的割據，使得各地方的經濟發展處於不同的階段。因而，觀察四川內部也像觀察整個中國一樣，可以明顯分為幾個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區域。而這種狀況，又成為其防區制度劃分的基礎。 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譯者 在此，概括地來看經濟發展的階段，逆長江而上進入四川以至重慶的長江兩岸地帶是資本主義化程度比較高的地帶，這是原四川省主席、四川軍閥之雄劉湘的地盤（如今被他的舊部下王陵基、王纘緒、唐式遵、苑紹增等分占）。劉湘在四川軍閥混戰中能夠最後勝出，就在於他所占有的地盤是以重慶為中心的省內經濟最發達的地域。次一等的發達地區是重慶再向上游的重慶-成都間的一帶流域。最封建的地區則是與西康省相鄰、以打箭爐  為中心向南北延伸的地域，北邊包括岷山、松潘等未開化的地區。最後是與前述資本主義化的第一個區域和第二個區域相鄰的四川西北地帶。這是共產軍徐向前的軍隊入川後最初涉足的地帶，是與資本主義的關係遙遠而封建色彩濃烈的地區。 以上四大地盤中，第一個以重慶為中心的地帶歸劉湘控制。經濟發展水平居其次的第二個地帶即長江從重慶到更上游的成都之間的地方原歸劉文輝，他的勢力還擴展到西面的西康附近。此外，第三大軍閥是鄧錫侯，包括其手下的李其相、羅澤洲、楊森三個從屬軍閥。另外就是田頌堯，他的地盤的發展最落後。這些軍閥以劉湘、劉文輝為中心，激烈的鬥爭持續不斷。第三位的鄧錫侯很難保持其獨立地位，和他的部下之間經過數次分裂，結果歸入劉湘的勢力範圍。而最終的結局是，國民政府將四川省的全權委任於劉湘，讓劉文輝做隔壁的西康省建省委員長。 四川的面積基本上與法國相同，人口比法國多四分之一，但經濟處於非常落後的階段，由此大略可以想像農民的生活狀態和富裕程度之低。 四川軍閥的爭鬥狀態和結局大致如上。他們要維持、擴大自己的割據勢力就要對其統治區域的居民課以重稅。不僅農業被課以重稅，手工業和地方錢莊等亦處於受剝削的狀態，如軍閥抵押資本金為10萬元的東西就要貸款20萬元。在這種情況下，軍閥治下的民眾也得不到任何保障。法律等基本上不存在，生殺予奪的權力掌握在軍閥手裡。而最近這些軍閥對民眾苛斂誅求式的壓迫又增加了新的要素。這些軍閥以新的姿態出現在民眾面前，即在上述封建色彩濃厚的租稅徵收之上，土豪劣紳們又開始追求新的經濟利益。例如前面列舉的鄧錫侯的部下羅澤洲成為大電燈公司的股東，劉湘、潘文華、唐式遵、王纘緒等均為大石油公司的股東，新形式的盤剝開始了。 這些四川軍閥的苛斂誅求中占比特別大的是與鴉片相關的稅收。這不僅在四川，在北方各地也可以見到，雲南、江西、廣東等地亦然，而在四川鴉片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鴉片稅以各種複雜的形式徵收，先是強制栽培，還有製造稅、搬運稅和鴉片吸食稅，在好幾個環節上徵收。就是說，軍閥基於自己財政上的需要，而強制人民栽培和吸食鴉片。據該省一個小學校長的報告稱，小學50名男生中有40人在十歲的時候就嘗過鴉片，女生30人中半數也有同樣的經歷。而1932年、1933年左右，紅軍（共產軍）的徐向前軍隊從湖北、安徽、河南方面向四川移動的時候，四川軍閥以防衛的名義更增加了猛烈的苛斂誅求。前面列舉的雜牌小軍閥中，有一個人的地盤上農民50年後的稅金都被收繳完了。更有甚者，據記錄稱，60年後乃至70年後的稅金都被收上去了。劉湘等人的方法是一年徵收四次，且不斷增加稅收。收稅次數多了不受歡迎，他們採取增加每次的收稅額來不斷施以重壓。 軍閥與民眾的關係如上所述，對此共產軍對封建軍閥立足的社會經濟基礎採取清算的方針。特別是在土地問題上，將體現土地租賃關係的地契燒掉，實行土地均分，處罰地方上的土豪劣紳等。紅軍能訴諸這樣的手段，也可以說是因四川軍閥制度起到了開拓前途的作用。 一方面由於內部有這樣的苛斂誅求而人民疲憊不堪，另一方面完全處於對峙關係的共產軍的力量從外部加壓，加之有資本和統治力量的蔣介石國民政府勢力的浸透，致使一度曾占據獨立地盤、維持割據體制的四川軍閥在蔣政權統一工作面前屈服了。 像四川這樣與內地隔絕的地區，外國資本的侵略也已經非常顯著。原本在經營雲南上算是取得了成功的法國，將四川作為多年的目標。而最終控制了長江的英國資本，多年來也希望把上游的四川置於勢力範圍之內。四川、西康連接著西藏和緬甸，這是不必說的事實。 1934年夏，突然爆出了四川向英國借款5000萬元的計劃。省主席劉湘派四川的聚興誠銀行經理楊璨三到倫敦，打算以四川省的礦山、鐵路為抵押締結向英國的德善公司借款5000萬元的合約。據說這是由當時的駐華公使藍浦生斡旋的，他即將歸任前曾到四川旅行。這個借款計劃即刻被批評為「國權的喪失、英國的經濟侵略」，一時輿論喧囂，終未見成事。 以上是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縮影——四川軍閥，主要從經濟方面做出的論述。回顧民國以來的狀態就會明白：不僅四川，整個中國的政治就是軍閥政治。李蘆洲在《國民政府的政績》中對北京政府時代和南京政府時代做了比較，認為南京政府時代並沒有徹底清算軍閥的形態，反而是規模擴大了的軍閥政治。據其說明，蔣介石在南京充實實力後實際上進行了12場內戰。比較民國元年至民國十七年，即1912年至1928年北京政府時代的16年間，和民國十七年至民國二十三年，即1928年至1934年的6年間，北京時代內亂次數11次，南京政府以來則已經多達12次。北京政府時代，平均每年不到一次，南京政府時代則平均每年兩次。而將內亂持續天數和政府的統治天數相比較，北京時代占七分一厘，相較之下南京政府時代以來內亂的持續時間超過了統治時間。南京政府發行的公債與北京政府時代相比達到了莫大的數額，北京政府發行的內債是6億元，南京政府1927年至1934年則達到了13億元。 考察國民政府的財政，人稱軍務費達到極高數額的北京時代（1917），其政務費和軍務費的比例是三成五分七厘比六成四分三厘。南京政府時代中的1931年是內亂最為頻繁的時期之末端，政務費為七分七厘八毛，軍務費則為九成三分二厘二毛。看上去，「國民黨的南京政府軍務費支出達政務費支出的10倍，即所有收入全都用在了禍害國家和人民的內亂上」。 但是換一種角度來看的話，這是國民政府致力於清算半封建時代的持續努力而引起的現象。也可以辯解說，稱此為「軍閥混戰」是錯誤的。然而，問題的本質還存在於更深的層次。通觀數千年悠久的中國歷史中處於停滯狀態的社會，可以發現有深深的原因植根其中。且不管國民政府的本質，它想憑藉短時間的努力而迅速解決這些問題，終究是不可能的。 我們還有必要思考一下國民政府的本質，看看目前在國民政府中居於重要地位的各省主席。當然各省主席的性質未必一樣，也不能說都是所謂封建乃至半封建的官僚、軍閥。然而，如財閥出身者一旦被置於現在的地方社會中，一樣都不得不封建官僚化。 現在中國各省主席中，日中事變開始之前非軍人出身的只有數人：安徽省的劉尚清、山西省的趙戴文（過去也曾是陸軍中將）、江蘇省的陳果夫、浙江省的朱家驊、廣東省的吳鐵城（過去也還擔任過警衛司令、師長）、貴州省的吳鼎昌。然而事變之後，就只有浙江財閥出身的財政家、前實業部部長吳鼎昌一個人還留任貴州省主席。到1939年年初，吳鼎昌也不做貴州省主席了，於是各省悉數由軍人占據地方行政長官、省主席的位子。這當然可以說是戰時情形，但我認為這也是中國的中央、地方政治機關為軍閥政治持續存在之基礎的證據。 最後，來看軍閥在最近中國政治中走過怎樣的路徑。我們已知，軍閥雖然參與了中國的國民統一進程，但還是地方性的割據勢力，而且作為新的現象，他們不僅是封建軍閥的形態，還變異為實行割據、封鎖經濟的地方性割據勢力。特別從「九一八事變」後到中國金融危機深化的1935年，此現象最為顯著。例如廣東有陳濟棠這位軍閥巨頭，在1936年的西南事件失足之前，數年間像廣東之主那樣執掌權力。1931年以後，廣東對南京蔣介石政府，宛如一個敵國似的顯示出半獨立的狀態。汪精衛曾與胡漢民等一起占據廣東這塊軍閥地盤，在此成立廣東「國民政府」。（1931年5月廣東成立國民政府，唐紹儀、古應芬、孫科、鄒魯、汪精衛等擔任常務委員。） 陳濟棠在1933年確立廣東的省市三年計劃，目前第一個三年計劃結束而進入到了第二個三年計劃。這使得廣東獨立的經濟開發計劃得以廣泛地展開，甚至爭取到英、美、法特別是英國資本的援助，但計劃終因陳濟棠失足而告終。然而這些開發計劃後來被繼承為中央的計劃，其中的一部分獲得了實現。廣西在有名的大軍閥李宗仁、白崇禧指導下，其現狀也值得關注。黃旭初為主席，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的「三重奏」造就了獨特的封建地方割據體制。經濟上廣西是不得不依靠廣東的地方，但高度的民眾訓練紀律和獨特的經濟體制彌補了其經濟力的不足。廣西最引人注意的是民團制度。在省內居住滿兩年以上的18歲至45歲男性全部為團員，軍事訓練之外，也實行農村經營指導等方面的訓練。1929年廣西受中央派聯合軍的包圍而經受苦戰。1936年廣東派屈服之際，中央想驅逐殘餘勢力而一舉解決廣西派，但李（宗仁）、白（崇禧）的勢力格外強大而抵制住了中央。但是，離開了廣東經濟地盤就無法生存的廣西，終究不情不願地歸順了中央。而其在蟄伏狀態下，遇上了日中事變。北方最大的軍閥，不必說乃是閻錫山。他在民國初年就倡導所謂的「山西門羅主義」，將山西與中國其他部分分離開來，推行一種自治體制，儼然形成了「山西王國」。他在落後的山西封建經濟地盤上經歷20年的「原始積累」而積蓄了相當的實力。然而，他不自量力做起政治稱霸的夢想，與投機政治家馮玉祥一道同蔣介石為敵，結果徹頭徹尾地失敗了。之後，他又在山西地盤上重振自己的勢力，即1933年以來開始實行山西省建設十年計劃，據此以尋求省內經濟重整的出路。 關於山西經濟封鎖的情況，閻錫山致力於修建縱貫省內的鐵路——同蒲鐵路之事可以一談。這條鐵路會在運輸山西的特產煤炭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同蒲鐵路是窄軌鐵路，人稱從這裡可以看出閻錫山自行切斷與國內其他鐵路聯絡的努力。省內有閻錫山直營的紡織廠、制粉廠、火柴廠等很多工廠設施，這在日軍占領山西後，看得更清楚了。 指日本入侵。——譯者 這些經濟建設尚在途中就遇到了此次重大事變  ，於是便徹底告吹了。但即使沒有遇到這次事變，實際條件也不允許其推行經濟封鎖。原因在於，即使不談山西經濟的絕對貧乏，也還可以舉出以下幾條：第一是遵循中國民族運動基本線路的蔣介石國內統一口號的影響；第二是受浙江財閥的攻擊；第三則是獲得外國資本直接援助的可能性減小了。 第三點明顯與第一、第二點相關。山西和浙江財閥（廣義上的）之間打經濟戰，該省每年有數百萬元的出口順差，山西銀行券在進口時受此影響而明顯減價，這令閻錫山很是苦惱。山西實行的稅制（鹽稅、關稅）上的封鎖政策給南京財政造成傷害，而省營工廠的商品（火柴是其一例）出現在天津市場上，則對浙江系統的資本造成威脅。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障礙是第四點：共產黨政策的影響。新近將陝西作為中心地盤的共產軍在1936年大舉進入山西，席捲了以呂梁山脈地帶為中心的地區。此軍事打擊之使「山西王國」發生動搖的是農村、土地問題。這從根本上威脅到在封建榨取基礎之上構建起來的「山西王國」的統治。閻錫山不得不發表「土地村有制」這種奇怪的改良主義意見，也是出於上述理由。 與以上封建性的、近於半獨立的體制不同，存在於中國北方的冀察（河北、察哈爾）政務委員會，從以宋哲元為首的二十九軍軍閥將領與蔣介石的關係來說，乃是一個自立的政權。此外，上述的四川也是一樣。在四川，以劉湘為代表的眾多小軍閥之間進行著內部鬥爭，而四川整體相對於統一的中國來說構成一個獨立的封閉經濟區。 此外，山東的韓復榘也形成了相當自主的地盤。湖南的何鍵，因這次事變引起蔣介石的警覺，被調離其長年的軍閥地盤湖南，而置於內政部部長的空位上。何鍵在湖南的地位也是半獨立的。他過去也曾嘗試與外國資本就湖南的經濟開發進行交涉，但沒有成功。 如上所見，中國的軍閥直到最近都作為反對統一的離心勢力，在中國政治中占據重要的地位。而饒有趣味的事實是，這次戰爭過程中蔣介石試圖舉全力清算這些封建軍閥勢力。「冀察政務委員會」主席宋哲元在日中一開始的衝突中，就從其位子上退了下來，日軍追入山西，閻錫山則在山西各地輾轉，最近好像有某外國記者在山西某地的洞穴司令部採訪了他。韓復榘的末路實在讓人同情，山東戰敗他被問責，在漢口被處刑。四川省主席劉湘在戰爭初期把軍隊送上前線，做出很大努力，卻原因不明地死去。據說是生病，但很多中國人認為他是被下了毒藥。雖然真偽難辨，但要將四川的地盤中央化，收拾劉湘和均地是必要的手段。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之輩，在這次事變中從一開始就被安排與日軍苦戰惡鬥。他們本來與中央派對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最能理解日軍，雖然有各種傳言，但時至今日完全成了「抗日英雄」。誇張地說，這確實可以看作「世界史上的諷刺」。據說廣西至今已往前線輸送了25萬壯丁，而損失已經過半，桂軍主力由李宗仁率領在漢江上游，一部分由廖磊領導在安徽地區，白崇禧離開軍隊孤立於中央的軍事指揮部，可以認為他們都離開了廣西的地盤。 可以說，這一結果確實出於蔣介石方面的策略。廣東軍閥繼陳濟棠之後的余漢謀在日本進攻廣東以來，離開了廣東的經濟地盤而與日軍對峙，夢想再次進入廣州市。如上所見，中國的軍閥巨頭在相當程度上逐個遭到清算。但軍閥深深植根於中國社會的根本性質，絕非一朝一夕能夠清算得了的。可以想像，這些人今後作為軍閥或軍閥形態的勢力將發揮相當的政治作用。 土匪在現代中國社會中沒有近代軍閥所具有的政治意義，但其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卻是基本一樣的。土匪生於落後的中國社會地盤上，直接植根於農業社會。軍閥和土匪明顯有相互的關聯。首先，土匪是軍閥的直接產物。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軍閥的苛斂誅求使農民疲憊，很多人離開了農村。再加上不斷襲擊中國社會的天災、饑饉等，更有在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打敗仗的軍隊離散，都是土匪的成因。游離於農村地區的流民，弱者成為要飯的或軍閥手下的兵。中國自古有句話叫「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不當兵」的理由有不少。稍有點義氣和勇氣的就當了土匪，夢想做綠林帝王。如果混得好，土匪成為地方勢力也並非不可能。原「東北王」張作霖出身綠林的事早為人所知。現存的中國軍閥中出身土匪的好像沒有，但查其前身應該會有不清不白的。要而言之，土匪總是與軍閥的地盤直接相關。例如，土匪最多的山東、河南、安徽北部、湖北北部、四川、廣東等地，也是封建色彩最濃的軍閥割據地區。土匪趁民國之後的混亂而簇生，據說多的時候全國達百萬。也有人認為更多，稱有兩百萬的數目。土匪的想法大多是均產主義。這一點尤其應該引起注意，他們對官僚或官吏尤有強烈的反感，於是對與軍閥處於同樣基礎之上的地主也抱有反感，將之作為攻擊對象。均產即平均財產，並不是基於什麼深刻的主義，只不過是他們極其卑微的要求。但是，這個自然的要求也是促使土匪群可能走向共產主義的根據。山東省一帶的土匪如何跳梁，其例子只要看看某年山東省土匪要求的贖金剛好與該省的稅收同樣多，就可以管窺一二了。 與土匪同樣在封建地盤上養成，作為土匪的對立勢力發展起來的有地方上的紅槍會、大刀會、小刀會和天門會等。這是一種地方上的農村與城市自衛團體，很多都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中國的地方治安中警察制度極不健全，使得地方民眾必須自衛。基於這一要求出現的，就是這些自衛武裝團體。但這其中很多也行強搶的勾當，結果不少成為土匪。紅槍會是在槍上系了紅纓的團體，所以有此稱謂；大刀會持大青龍刀故稱大刀會，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與迷信的結合多給予他們行動的勇氣。例如上戰場的時候，一手拿著簍，一手拿著大團扇，這是因為他們真的相信子彈來了扇動團扇子彈就能落到簍子裡去。而在滿洲等地，討伐匪賊的軍隊不時遇到這樣的情形，在機關槍掃射面前，揮著紅纓的人源源不斷地突擊過來。他們絲毫不畏懼的樣子令人吃驚，問詢俘虜得知他們深信自己絕對不會中彈。完全遵從師父所言有真信仰的話，就不會中彈。中彈是因為信仰不足，更完滿的是他們被灌輸只要堅持信念，即使一度死去也必會重生。我們不得不說，這是落後的中國社會封建基盤上的產物。 秘密會社 考察中國的歷史劃分時可以看到，在從一個階段向下一個階段轉變的過程中發揮重大作用的農民起義乃至暴動，大體上是以秘密會社為基礎而向政治方面擴展，遂成為轟轟烈烈的運動的。毫無疑問，這些秘密會社的發生及其存續的依據與中國社會的落後有關。 宗教性的神秘成為秘密會社的溫床，在哪個國家都一樣。在中國，佛教以及道教是秘密會社發展的基礎。研究中國秘密會社的一個外國專家論述其發生的條件為：（一）人口過剩；（二）缺乏通信手段；（三）疫病、自然災害、內亂不斷發生等。這些也應該視為作為結社之目的的革命的產生原因，而助成其革命的準備行動即結社運動的，是「天命」或「革命」的觀念。 宋末發生的白蓮教，後來發展為排外的團體。1898年在山東殺死德國傳教士的，是出自這一脈絡的團體。成為「團匪事件」主力的，也是白蓮教團體。他們非常熱心地參加了針對清政府的「滅滿興漢」運動。當然，也不能斷言這種結社運動就具備了發展為大型政治運動的條件。可以認為，這是受會社本身的封建性質所制約的。 國民黨自身也和很多中國革命運動的母體一樣，發端於秘密會社。如國民黨前身興中會或中國同盟會，很明顯就是一種秘密會社。在這些前期的運動中，繼承白蓮教的哥老會、三合會等秘密組織進入到國民黨的前身之中，並發揮了相當的作用。俄國作家特列季亞科夫將中國一個學生的自傳編為《鄧惜華》（五四運動時身在北京的一個學生的記錄，在其出身部分描寫了農村極其封建的狀態）一書，描寫了四川農村的生活，有意思的是其中出現了這些秘密會社援助革命黨員等的活動。 繼承白蓮教脈絡的秘密會社中，有成為國民黨統治支柱的「青幫」。要說這一秘密會社是如何發展的，據說原來江南的米和其他貨物如要運到北京，朝廷需要沿大運河而行，途中必須經過山東、安徽、江蘇北部等土匪最為活躍的地區，青幫承接了防衛工作，而逐漸得勢。之後，在太平天國（其中的楊秀清、洪秀全等也多是在以帶宗教色彩的上帝會為中心的會社運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之亂時，一部分青幫加入到曾國藩的麾下，又擴大了勢力。 之後，青幫在長江和運河沿岸有很大的勢力，特別是以上海法租界為中心的鴉片買賣、賭場利益等方面，其勢力甚至伸向了黑社會。 國民政府成立後青幫進而有了非常大的勢力，並與南京政府結下了某種密切的關係。這當然也是因為，難以清算各種封建關係的國民政府有必要把這些地下組織作為施政的工具。據說1927年4月蔣介石鎮壓左翼勞動工會的時候，青幫就發揮了顯著的作用。那之後，在上海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中的公共機關罷工之際，青幫多扮演著對此加以鎮壓的中介力量。 南京政府指揮部的浙江財閥巨頭中，也有在青幫中相當有地位的頭目。日本人比較了解的三北汽船社長虞和德（恰卿），就是青幫里有影響的頭目。有傳言稱，蔣介石在青幫組織中亦有相當的地位，這大概可以看作只是由於他之前在上海曾於陳其美手下無所事事時，因為某種關係而與青幫有一定的交涉。青幫的頭目張嘯林、黃金榮和有名的杜月笙等人是該組織的老大，同時擔任法租界工部局中方委員、原本就是浙江財閥實力分子的杜月笙（原名杜鏞，曾擔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議、中匯銀行董事、招商局常務理事、中國銀行董事等要職）也是幾個銀行的董事，在國民政府系統的銀行中占據重要的位置。 此外，作為純粹的政治會社而聞名的是成為蔣介石親衛隊的藍衣社。它與青幫的性質非常接近，是一個嚴密的秘密會社，以擁戴蔣介石、出身於黃埔軍校的軍人為主體。藍衣社在抗日運動中也暗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還有被稱為CC派的，以蔣介石身旁的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為首領的政治性秘密會社。 關於CC派名字的來源，有的認為是因陳果夫、陳立夫兩人的陳姓開頭的字母都是C，所以稱為CC派。我覺得另一種說法，即取他們在上海開的中央俱樂部（Central Club）首字母的說法更接近事實。這也是秘密會社，在目前的政治階段是共產黨的強勁敵人，這一派掌握著國民黨的言論以及教育監督權，很多定期刊物由該派發行。戰爭爆發以來，CC派在中國政治中發揮的作用引人注目。這一派據說是國共合作的反對派，甚至帶有和平派的色彩。要而言之，這些團體和會社帶著中國社會極特殊而根本的性質。 買辦、浙江財閥 接下來，有必要結合中國社會的特性——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來加以論述的是買辦。中國本來的商業資本有著極其悠久的歷史，但卻沒有像歐洲那樣得到發展，即未能轉化為產業資本而只好把先進國家的外國資本迎入中國。中國的商業資本沒有發揮歐洲商業資本在封建制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時所發揮的作用，它一方面與封建的官僚統治相結合而處於從屬關係，另一方面其貨幣積蓄沒有投入生產部門，而是投到了可以取得封建地租的土地購買或對農民放高利貸等方面。過去，中國的商業資本只起到了破壞封建農民的經濟生活的作用，而沒有使封建體制本身崩潰，相反它是依存、寄生於封建性統治之上的。 這樣的商業資本遇到發達國家的外國資本勢力時，沒有什麼根本的對立，反而寄生從屬於外國資本對中國的侵入中，結果當然是發揮了外國資本和中國經濟社會的中介的作用。買辦的作用就在於連接外國勢力與中國的經濟社會，成為其媒介。 最初，外國資本遵循資本主義的內在發展要求，為尋求市場而現身中國之際正是清朝奉行排外主義最為徹底的時候。為批准外國商人貿易而選定的少數中介商人，就是最早的買辦。英國來到廣東的時候，此處設置了由13個特定商人組成的「公行」（這一制度不是英國所希望的。因此，《南京條約》的結果是該制度的廢除。而之後買辦的發展建立在對外國的完全依賴上），通商只允許經過這一壟斷組織進行。 另一方面外國一方，且不說是否了解中國的內部情況，在語言都不通的情況下，首先就需要買辦來做進入中國的嚮導。買辦的作用是列強從中國吸走巨大的利潤時處在吸取口的封口位置。與其分配相關，伴隨著中國貿易的發展，買辦在中國社會占據了特別重要的位置。但是，這種性質的買辦自身要積極地進入商業活動乃至產業活動時，則受到極大制約。這從其對外國資本的從屬性來看是非常明顯的。而且，中國的商業、貿易到今天也明顯殘留著這種買辦的性質。外國經營的大公司如日本的三井、三菱，以及英國的怡和洋行等，也必定有大買辦存在。我去年冬天訪問香港的時候，就看到有為怡和洋行大買辦工作滿50年而舉行的盛大祝賀會，他從英國政府那裡獲得了「Sir」的稱號。成為英國的中介可以獲得榮譽，這讓我思考了很多很多。這種大的公司之外，一般的商社以及銀行、汽船公司、保險公司等也有買辦。還有很多中國商人涉及外國商品，所以涉及外國商品的商人或為外國資本收購中國商品的商人也在某種意義上帶有買辦的性質。 在中國的經濟界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據說某些情況下對南京政府有支配力的浙江財閥（關於浙江財閥的研究可參考山上金男氏的《浙江財閥論》，1938年），原來也具有非常濃厚的買辦性質。他們通過買辦活動獲得巨額的財產，由此確立起其勢力，又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擴大了自己在本土產業資本上的勢力。浙江財閥中居於最高地位的宋子文和孔祥熙等大銀行家，也殘留有買辦的性質。這是由於南京政府隸屬於外國金融資本而導致的，反映了他們占據的特殊地位。 提到「浙江財閥」，這個詞在日本人中間很容易理解，構成以上海為中心的國民黨之核心的多是浙江系的人物，所以如此命名。或者加上江蘇而稱為「江浙財閥」，在中國又叫「華東財團」。浙江財閥這一名稱在內涵上並不明確，可以有以下三種情況： （一）主要出身浙江省的，在上海有據點的金融業者及實業家的總稱； （二）主要在上海有據點，出身江浙兩省的金融業者及實業家的總稱； （三）不管其出身為浙江、廣東還是江蘇等哪一省，以上海為據點進行活動的金融業者、實業家，財界、政界有實力的人士，也悉數包括在內，而構成這一團體的骨幹勢力即出身浙江的政界、財界的有實力者，這一點自不待言。 由此可知，其最初是大致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的資本家所附著的地緣性集團，而資本本身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積蓄的官僚資本以及買辦資本。由此，構成浙江財閥資本核心的是銀行資本。之後，經由與南京政府的結合（主要是參加內債發行的財政過程），基本發展到兩者彼此交融的狀態，甚至包括了中國全部的新興民族資本。在這個意義上，浙江財閥最終仿佛成了中國新興民族資本本身的體現。1935年以來經過南京政府的銀行統制、幣制改革，浙江財閥內部也進行了調整，以金融中心勢力的強化為核心而漸漸實現了質的轉變。浙江財閥壟斷了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所有金融機構，不僅向中國所有的產業伸出支配性的觸角，其銀行也利用過剩的閒置資本通過農村合作社將農村流通機構置於其壟斷支配之下。同時借著國際資本的提攜，不斷參與到經濟建設（經濟開發）中來。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與其說買辦資本的性質保留了下來，毋寧說呈現出其性質的最新發展變動。浙江財閥的支配網，可以列舉如下： （一）銀行金融業（中央銀行、交通銀行、四明銀行、浙江興業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中國銀行、江蘇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鹽業銀行、金城銀行、中國農工銀行、大陸銀行、國華銀行）、中央信託公司以及上海錢莊從業者的大半； （二）交易所，如華商紗布交易所、華商證券交易所、雜糧油餅交易所等； （三）海關業，全部是浙江人； （四）航運業（招商局、三北、寧招、鴻安、恆安、文記等各家輪船公司）； （五）煤炭業； （六）機械工業（以上海為中心的各種機械工業以及進口和貿易商的大部分）； （七）紡織業（新申、華豐、振泰、崇信等各紡織從業者）； （八）棉布、棉絲、棉花業（上海從業者的大半）； （九）綢緞業（上海的主要從業者）； （十）制絲業（上海、鎮江、無錫等全部制絲業者）； （十一）雜工業（以上海為中心的制粉、顏料、制罐、人參、精糖等各種工業家的大部分）。 浙江財閥的中心人物如下： 季馥孫（李銘，浙江實業銀行）、徐奇廎（浙江興業銀行）、徐新六（浙江實業銀行，事變爆發之際在廣東附近飛行時被日軍誤射而死）、張公權（交通部部長）、錢永銘（交通銀行四行準備庫）、秦潤鄉（中央銀行）、吳鼎昌（原實業部部長、貴州省前主席）、陳光甫（四明銀行，中國、中央銀行）、虞洽卿（三北汽船）、榮宗敬（申新紡）、杜月笙（中匯銀行）。 與南京政府財政相結合而實現了質的轉變之浙江財閥的中心人物是宋子文（出身廣東，中國銀行董事長、前財政部部長）以及孔祥熙（出身山西，行政院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加上蔣介石，這一大家族占據了浙江財閥的王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