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三 中國社會與歷史停滯性

中國社會與歷史停滯性 現代中國的特徵，當然是漫長歷史發展中造成的中國社會特徵在現階段的表現。它一定是建立在漫長的中國社會特徵基礎之上的東西，使現代中國社會的半封建性和半殖民地性得以形成，並鑄就了其社會特徵。就是說，現代中國的半殖民地性是因為中國根本上存在著落後乃至停滯性，這樣的社會突然與外界接觸而急劇發生變化，以至成了現代中國社會的特徵。因此，有必要探究時至今日社會落後的原因何在。而關於中國的半封建性，有必要充分考察其封建性何以長期存在。 這兩者的原因必定是共通的，因此必須在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去尋求。而中國社會歷史性的基本性質在何處，見解因人而異，並不一致。 與此相關，我們來看一下所謂的「亞洲（東方）社會」乃至「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問題。 當然，我並不打算在此就這個眾人業已討論過的比較繁雜的問題展開詳細論述。 《經濟學批判》的作者論述道：「概而言之，亞洲的、古代的、封建的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的各種生產方式可以說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各個發展階段」，可以把「亞細亞生產方式」看作社會系統的一個階段，定位為早於古代生產方式的一個社會系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亞洲的」這一說法不是地域上的區分，而是世界史、人類史範疇的區分（森谷克己《亞細亞生產方式論》）。其內容意味著原始的農業共同體。 出現「亞細亞生產方式」論的無數解釋和與此相關的論爭，當然是因為這一概念的創始人對其意義的理解並不充分，更是因為很多嘗試用這個概念來說明中國社會特殊性的努力所致。 作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特徵而經常被列舉出來的種種，很多情況下並非在其創始人所規定的意義上，而是根據中國社會來思考且沒有進行時代上的嚴格區分而得出的。就是說，乃是將其作為寬泛的歷史意義上的中國社會特徵的。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亞細亞生產方式」之東方社會的特質與農業共同體並列，人們常常一股腦列舉出如土地私有制的欠缺、人工灌溉的需要，以及與此相應的大規模公共事業組織的必要，乃至作為國家形態的專制主義等特徵。 「亞細亞生產方式」，既有誕生於氏族制衰退而向階級社會轉化之際的，也有適應氏族制共產主義社會的，或與古代奴隸社會相適應的。另外從中國社會特殊性的觀點來看，「亞細亞生產方式」還有指宋代以來明顯形成的官僚階級統治的。當然這種情況下，其主張與此概念創始人的觀點沒有任何關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將「亞細亞生產方式」看作適用於中國社會各個時期的想法在道理上也說得通。只是如此一來，「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內容要根據具體情況來具體說明。 當然在這個意義上，相反地，否認「亞細亞生產方式」之存在的觀點也會出現。持這種主張的人，只認可封建社會的若干東方特殊性。 「亞細亞生產方式」由創始人賦予了怎樣的結構內涵，這個問題與今天闡明東方社會現實情況這一問題相比，沒有那麼重要。我們需要認識到，這個問題受到熱心討論的理由是，伴隨1925年至1927年間中國革命的發展，有必要正確地定位中國社會的性質。 中國社會的歷史特殊性，可以在建基於顯著的停滯性基礎上的農業社會中尋求。因為農業社會，正是貫穿農業共同體時代直至現代中國的本質性社會。或者也可以說，中國社會的特性正是在這個農業共同體的變質過程中呈現出來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這個變質過程中成為軸心的中國家族制度所發揮的作用極其重要。就家族制歷史來說，中國也經歷了母系氏族時代向父系氏族時代（在這一時期的後期我們得以看到父權的確立）的變遷。氏族制度崩潰後走向大家族制，大家族制崩潰後則走向小家族制，這種變遷在中國的情形與其他社會一樣。林語堂在其著作中反覆說及家族制度的重要性。 此處引文採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版《吾國與吾民》，2013年，第117頁。——譯者 中國原始社會制度也是母系社會。其證據在周代已可明見。蓋彼時一般人之族性系取自婦人之名字，而個人之名字系所以表明其出生之地點或所居之官職者。（林語堂《吾國與吾民》） 此處引文採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版《吾國與吾民》，2013年，第117頁。——譯者 林語堂沒有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就像女性主義者一樣感慨「後來孔教學說出世，始萌女性須行蟄伏的意識；隔別男女兩性的所謂禮教乃為孔門教徒所迅速地推行」  。 關於家族制度在現代中國社會的重要性，則有如下論述： 此處引文採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版《吾國與吾民》，2013年，第155頁。——譯者 因為家族制度是中國社會的根底，中國的一切社會特性無不出自此家族制度。家族制度與村社制度——村社制度為家庭組織進一步而範圍稍為擴大的范型——可以統括地說明一切中國社會生活的現象。面情，寵嬖，特典，報恩，禮儀，官吏貪污，公共組織，學校，基爾特（同業聯合會），博愛，慈善，優待，公正，而最後全部中國政治組織——一切都出自此家族及村社制度，一切都從它攝取特質和狀態，更一切都從它尋取解釋特殊性質的說明。從家族制度裡頭產生了家族觀念，更從家族觀念產生社會行為的某項法規。 不消說，家族制度和村社制度（這兩者密切結合）在歷史上也是中國社會的核心。 陶希聖就家族制度和國家權力的結合關係，有如下說明： 中國的大家族制度，是以世祿這一世襲財產為物質基礎的父系、父權、父治的制度，觀察周朝的專制國家權力形態，也是以世襲的領土為物質基礎的父系、父權、父治制度，是模仿大家族制度創設的，而且執掌國家權力者就是氏族的家長。即使一開始不是家長，掌握國家權力後也會成為其首領。 秋澤修二將「家長制的專制主義」推舉為中國社會的根本特徵： 君臨於中國社會經濟整體之上的家長制專制國家權力，以及整個中國社會結構上的家長制專制主義的特點——我們在從周朝到現代中國的社會史上幾乎所有時代都能看到，不管是在中國的奴隸社會還是在封建社會裡。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家長制的專制主義是中國社會的根本特徵。而且很多情況下，這一專制主義採用的是官僚支配體制（專制的官僚主義=官僚等級制度）。（秋澤修二《支那社會構成》，第23頁） 此種家長制或曰父權的專制主義與數千年的歷史和生產關係的變化一起貫穿於中國社會，雖然能否完全說明各個時代的情況還是個問題，且官僚支配體制的確立在年代上屬於後期的特徵，但不管怎麼說，我想家長制的專制主義無疑是決定中國社會根本特徵的一個重要力量。 中國社會過去長期停滯的原因在於農村共同體的殘餘頑強的存在。這一點，從我們對現代中國的村落和家族制度的觀察來看基本上沒有問題。然而，為何農村共同體的性質被保留下來了，則的確是重要的研究課題。 其原因在內部和外部都有。 在內部，父權制、宗族制是結合的紐帶，此外還與中國農業的特殊性有關。關於這一點，如羅易所論述的那樣，家畜的飼養並未普及等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參見M. N.羅易《中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只是羅易還應該探討為何家畜的飼養沒有得到發展。如瓦格納在《中國普通人替代運輸牲口》中所述，這是因為奴隸性的農民成了家畜的替代品。） 外在原因方面，中國在經受資本主義列強的進攻之前，周圍並沒有足以破壞、吸收中國社會的其他強有力社會。中國雖然數次受到外族侵略和征服，但這些外族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水平極低。基於這樣的條件，稻葉博士、林語堂等都認為，外族侵略反而起到了促使中國不斷恢復活力的作用。 對於這個問題，我還沒有達到能充分說明的水平，所以在此就談到這個程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