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二 中國社會複雜性的根據

中國社會複雜性的根據 現代中國的面貌極為複雜的一個原因是，中國社會有一系列複雜的生產關係。最有特點的是，從極端原始的生產模式到高度發達的生產模式，悉數包含在內。例如，從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來看，在蒙古草原上遊牧的人和在上海等大都市經營現代產業或坐在銀行這一浙江財閥之根據地的經理室的銀行家之間有著非常大的差異，這不是保持均衡的社會中的職業區別問題，而是顯示著生產關係的本質差別。中國內地農民的生活與現代都市的勞動者全然不同，也是同樣的道理。這些相互並存的關係在我們日本社會或者更為進步而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中，是基本上看不到的。而從其他方面觀察的話，例如說到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時，常常提及的是上海、天津、青島、廣州、漢口等通過水路與外國直接接觸的地區資本主義非常發達。但這也是概括性的、一般的或曰表面的情況，進一步深入其內部觀察時，就會發現在這些地方同時也有最為落後的封建性生產關係。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外，還存在封建性的生產關係，而且後者在廣泛的程度、從業人的數量、生產的體量等方面，都占據著經濟上的重要位置，擁有自己的勢力。所以，中國現代都市的特點不能從城市裡最先進的經濟側面來認識。一般情況下，中國沿海經濟都市地區之外的廣大地域是農業地區。內地的農業地帶實際上也存在著多個發展階段，性質不同的事物彼此並存，關係極不均衡。覺得是非常發達的部分，其附近就存在著極其落後的部分。不論是一個個的農村部落，還是以城市為中心的地域，分散孤立的傾向都比較強。 中國社會性質的第一點半封建性，更準確地說前資本主義階段的各種性質，在農村和農業關係上體現得最多。在中國，農村生產關係占據最重要的比重，總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為農業人口，國民收入的五分之四來自與農業相關的收入，這些自不待言。在農業領域，前資本主義的性質保留得最多，其中近似於農村共同體性質的組織幾乎與世隔絕，常常與外界了無聯繫。這與從中國古代發展而來的氏族制度之後的大家族制有關聯。在四川的部分地區、山東和中國南方都可以看到這種有農村共同體性質的村落。這些地方，父系、父權、父治的制度表現出鮮明的特徵。它們以宗族系統為核心，掌握著以此約定的規矩、祭祀祖先的祠堂，從而形成由一大家族構成的村落，這種現象在中國內地屢見不鮮。中國南方，多有氏族共有的公地。例如，據說廣東省耕地的三分之一為「族田」。而被視為原始共產制的東西也在內地多有殘留，甚至還包括純粹的奴隸制。農村內部的諸種關係，尤其在佃農的地位上可以看到。奴隸性的東西與日本等的情形不同，農業關係中的奴隸、半奴隸地位還殘存於中國內地農村的下層農民中。其他如礦山勞動者、碼頭苦力、人力車夫等群體中，這種近似於奴隸制的制度也廣泛存在。但這也只是表面如此，實質上毋寧說是以封建制為其內涵的。而佃農的地位最接近封建性的農奴。 至於封建性的關係，在現今中國的農村諸關係中相當廣泛地存在，特別是在比例極高的佃農地租和地租的繳納方法上可以看到這一點。農村以及城市中的高利貸等也是這樣的性質。城市中也殘存著封建性的各種關係。例如我們常見的在中國的大銀樓、經營絲絹的店裡，以及各種手工業場所的徒弟都是這樣。這種封建性關係的殘留中最明了的問題是，在政治上、社會上占據重要地位的軍閥的存在。作為封建性殘存的代表，我們屢屢舉出的就是中國軍閥的例子。 據說在中國，一代做軍閥，其財富可以澤及數代。現在我們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外國租界或者屬於外國直接勢力範圍的地方，可以看到那些軍閥的子孫過著非常享樂的富裕生活。那位「東北王」張作霖父子生活的豪華程度人們記憶猶新。據說曾經的廣東之主陳濟棠的財富不下1億元，據稱他的財富現在安全地保管在香港。這也能說明之前的軍閥壓榨是多麼苛刻殘酷。不用說，這些利益都是從基於封建方式設置的渠道吸收上來的。這些軍閥近年隨著中國的政治、經濟關係的變遷也在變化，亦是事實。我們今天見到的作為地方實力派的軍閥與辛亥革命之後的軍閥、清朝末期的軍閥相比，性質多少有些不同。然而他們在地方上有割據的地盤，在其勢力範圍內脫離中央政府的直接支配，依然呈現出中世的封建君主的架勢。當然，這樣的半封建勢力現在也被納入中國的抗日政權內部了，代表就是辛亥革命以來保持獨立地位恰似「山西國王」的閻錫山及其朋黨，或組成大廣西軍閥的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還有雲南的本地軍閥、省主席龍雲。我們可以把這些人看作封建勢力的代表。此外，在四川有「盧溝橋事變」當年冬天死去的劉湘、支配西康的軍閥劉文輝等，還有劉湘的舊部形成的雜小軍閥等，勢力不少。有的軍閥，如國民政府的內政部部長何鍵的勢力，原本是一種軍閥勢力，但其相應地盤已經大部分靠不住了，現在只不過是地方勢力或者被說成在地方有實力的軍人。曾割據山東的韓復榘，在戰爭的第一年年末因被問責山東敗退之事在漢口被槍決。眾所周知，他曾是永遠觀望、選擇利己的中國政界的黑馬。想來，我曾於「盧溝橋事變」的前一年在濟南的省政府內他的房間裡與其對談，聽他說了那套奇怪的「中日親善」論，直到現在都還不能不時常想起那之後東亞所發生的激烈得讓人目不暇接的變化。還有1935年12月以來曾擔任過冀察政權首領的宋哲元，他同樣是軍閥勢力，但稍稍帶有現代軍人的性質，是封建性要素薄弱一些的軍閥，但封建勢力也相當多地殘留下來。那位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後裔孔德成現在由於中國軍隊的原因被帶去了內陸，很明顯這位孔子的後裔完全具有宛如中世諸侯的地位。他有自己的莊園和很多農奴、護衛兵。在中國內陸有名的寺廟擁有很多寺領莊園的也不在少數。山西的五台山幾乎擁有五台第六區的所有土地，江蘇宿遷的極樂庵有五華頂以及其他四處共計20萬畝田地，雖是和尚，卻住著比縣政府氣派十倍的宅邸，擁有妻妾，從事收租、放債等活動。此外，江蘇泰州的光孝寺、河南南陽的玄妙觀、鎮平的菩提寺、蕪湖的廣濟寺、廬江的實際寺、四川的文殊院等各有數千畝寺廟土地（參照天野元之助的文章，1937年版《中國經濟年報》）。 上述是就中國的所謂半封建性的特徵列舉的幾個例子，中國現在的特徵之一半殖民地性的具體內容，在後文介紹外國勢力時再說。若介紹一般的狀況則如下。 孫中山在三民主義的講義（1924年2月3日）中說，中國不是某一國的殖民地，而是與中國有利害關係的好幾個國家的殖民地。他在《三民主義》的某處有如下論述： 政治力的壓迫，是容易覺得有痛癢的；但是受經濟力的壓迫，普通都不容易生感覺，象［像］中國已經受過了列強幾十年經濟力的壓迫，大家至今還不大覺得痛癢。弄到中國各地都變成了列強的殖民地，全國人至今還只知道是列強的半殖民地。這半殖民地的名詞，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實中國所受過了列強經濟力的壓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較全殖民地還要厲害。……故叫中國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對的。依我定一個名詞，應該叫做「次殖民地」（尾崎按：在中國也有將「次殖民地」用作半殖民地的意思的，但與孫中山用詞的意思不同）。這個次字，是由於化學名詞中得來的，如次亞磷便是。藥品中有屬磷質而低一等者名為亞磷，更低一等者名為次亞磷。……中國人從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為很恥辱，殊不知實在的地位還要低過高麗、安南。故我們不能說是半殖民地，應該叫做次殖民地。 這種說法有幾分誇張，而且證明中國比純殖民地還要低下的理由並不明了。但是孫中山當時覺得中國的現狀比殖民地更差。 孫中山竭力想把中國從列強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他最初對日本最為信賴和期待，想借同樣立國東洋的新興帝國之力拂去歐美的壓迫，但與日本的關係沒有像預期那樣發展，而在歐洲大戰中形成的日本與中國內部的激烈變化又促使兩國的對立面迅速出現；同時，受世界性的民族獨立風潮、蘇聯革命等情況的巨大影響，最終結果是中國奔向了蘇聯的方向。另外，對於中國的殖民地狀態，孫中山在三民主義的講義中做了如下粗略的計算： ［由於淪為殖民地造成的損失］統共算起來：其一，洋貨之侵入，每年奪我利權的五萬萬元；其二，銀行之紙票侵入我市場，與匯兌之扣折、存款之轉借等事，奪我利權者或至一萬萬元；其三，出入口貨物運費之增加，奪我利權者約數千萬至一萬萬元；其四，租界與割地之賦稅、地租、地價三樁，奪我利權者總在四五萬萬元；其五，特權營業一萬萬元；其六，投機事業及其他種種之剝奪者當在幾千萬元。這六項之經濟壓迫，令我們所受的損失總共不下十二萬萬元。 當然，造成中國的所謂半殖民地狀況的列強的影響力，不單是產生了這些經濟上的利益，如今還在更為廣泛的領域裡產生著影響。 以上，我把現代中國社會的特徵從其基本點上加以捕捉，將之描述為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然而，我覺得這些特徵的根源是中國社會現狀發展非常落後這一事實。而且，造成現代中國這一落後局面的是過去很長的歷史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中國社會的停滯性。當然，正如某位學者所言，中國社會時至今日整體上的社會生產力水平沒有降低，還是向前發展的，但因為其間有幾次發展—完成—爛熟—頹廢的反覆，整體上這個向前發展的速度極其緩慢，幅度也很低。因此，漫長的停滯性成為中國社會的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