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東亞共榮圈」根底里橫亘著的重要問題

一 序言 日中事變必須在世界範圍內加以解決，這在今天已然是牢不可破的事實。日本成為軸心國陣營的一翼，對試圖在驅逐深深浸透到中國社會內部之英美勢力的方向上解決事變的日本來說，可謂必然的結局。三國同盟的締結則在世界的高度上決定了日本的前進方向。如今，舊有的世界正逐漸分裂為英美集團和軸心國兩大陣營。與此同時，世界經濟體系走向解體，這雖給各國國民經濟以沉痛的打擊，其傾向卻越發明顯。一方面國外市場的喪失所導致的產品積壓的激增引起了某些產業部門的恐慌，另一方面原材料不足或多或少成為今日各國經濟的共同問題。還有，所有民族與國家不僅無法置身於兩大相互對抗的陣營之外，而且如何決定其具體的參與方式正成為重要的課題。在如此混亂的國際局勢中，日本為追求「徹底解決」而發動日中事變，其路線必然要走向日德意的軍事同盟，因為，這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英美金融勢力的反抗。 鑒於以上情況，只有依據日本在國際政治上的根本立場，才有可能正確處理事變，這樣的結論應當毋庸置疑。與此同時，應正確地團結東亞各民族以邁向「東亞共榮圈」的確立。具體而言，要堅持「日中提攜」這一核心課題，面對充滿苦難的鬥爭而果敢前行，這將成為決定日本之世界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加入軸心國乃是內在於日中事變實現方式的必然路線，也意味著依據世界政局的動向和日本的根本態度，才能正確推導出處理事變的大政方針。在謀求作為理想的徹底結合的同時，現實中日中兩國又是激烈對抗的，包括如此狀況的世界本身正邁入轉折時期的動亂之中，這是我們首先要注意到的圍繞日中關係的基本環境。 進一步要面對的問題是，有關日中兩國正確的結合方式，首先要求我們準確把握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及其動向。如果不能準確把握在充滿苦難和犧牲的抗日鬥爭過程中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及其走向，那麼將無法產生具有前景的兩國連帶。一般所謂深陷停滯的深淵而毫無變革欲望的中國社會，如今正在突破舊的窠臼而走向變革發展，正當此時卻遭遇到與日本的歷史性事變，這是應該特彆強調的。一面背負著重負，一面堅持艱苦抗戰的中國，毫無疑問，正由此導致了多方面的內部質變且向著起死回生的方向邁進。雖然事變將以何種方式終結實難預料，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處此世界動亂的環境之下，舊的中國將徹底解體而重獲新生，日中兩國的結合必然在這樣的條件下實現。因此，日本若不能現實地把握以下事實，即數千年來重複著單調再生產的舊中國，於激烈抗爭中雖受到沉重打擊，但其社會和經濟形態卻發生了劇烈變化，那麼日中兩國高度的結合將無法形成。而目的的達成必須以具體掌握以下事實為前提，即明確測定龐大的中國社會的性質，其中特別是要了解發展到如今的中國革命的階段和形態。因為，中國社會的發展正經歷著農業革命的階段。 中國革命的發展因此次事變而發生了多重曲折和深刻變化，但在中國社會努力再生的形態下依然繼續前進著。今日中國革命的經濟內容明顯是在土地革命方面，事實上成為抗戰力量一個重要源泉的乃是農業革命所導致的民眾動員。我們說中國社會至今依然顯示著農業社會千年來沼澤般的停滯性，並表現得像受列強資本侵蝕而半身不遂的巨獸一般，其原因大半隱藏在這舊有的土地關係中。然而，具有明顯落後性的中國抗戰方式其核心在於若不動員民眾則難以實現，這必然創造出通過持續抗戰而產生不得不實行農業革命的條件來。從這個意義上講，為了確定將來正確的日中關係的基礎，我們必須對今日抗戰中國的農業革命狀況和動向加以深切關注。「東亞共榮圈」內的各國，特別是日本及滿洲的農業，與其他產業部門雖有發展階段上的明顯不同，但農業生產本身卻處在與中國極為相似的狀態下。這對「東亞新秩序」建設來說，是非常深刻的問題。 指東南亞及南亞問題。——譯者 這一問題的重要意義，以往似乎並沒有得到適當的評價。中國社會基本上是一個農業社會，其革命在經濟上的意義也即農業革命。同時，如果考慮到日本的土地及農業問題在政治和社會上所具有的重要性，那麼構成日中兩民族一個重要的根本合作之基本條件的，則是日中農業問題某種程度上步調一致的根本解決。我們必須時刻牢記的是，作為真正基於東亞百年大計的日中合作之絕對條件，兩國農業問題需要有具備統一性的前瞻式解決。這種體現在社會經濟方面的「東亞共榮圈」整個區域的一貫性與外交關係上的一貫性相照應，實在是意味深長的，正如我們一貫主張的南方問題  與中國問題具有一貫性那樣。雖然有從和中國問題相互對立的，最近迅速增大了其意義的南方問題立場來考慮問題的傾向，但是，從以東亞各民族的解放與自立為前提的協同合作才是「東亞共榮圈」確立不可或缺的要素這一意義上而言，南方問題的解決與中國問題的解決實在是同出一轍的。（參見拙文《南方問題與中國問題》，載《新亞細亞》1940年12月號） 如今，將全世界捲入其中的偉大變革的怒濤，促使所有國家和民族奔向生死存亡的戰爭。以怎樣的姿態才能使世界和平重現人間，實在不容許我們做出輕鬆樂觀的判斷，但可以確信無疑的事實是，這絕非腐朽舊世界的單純復興。即使在傾向於拚命維持舊秩序的英美國家內部，也已然出現了戰爭導致的變化。處此世界政治局勢之下而欲創建「東亞新秩序」之日本，為了獲得實現理想的條件，在作為前提的如此事態及對理想的預測中，必須切實地全面完成與此相關的自身革新和重組。 我們越發痛切地感到，這個時常反覆提及的主張在如今仿佛完全相左的形勢處於主流的現狀下，尤其有強調說明的必要。 二 中國社會的發展 要想準確把握龐大複雜且明顯帶有停滯性的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十分困難的。在此，我將從對於問題的闡明有其必要的現實性觀點出發，以大致列舉其根本的動向和形態為主要目標。 中國社會的性質被歸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雖然這個概念表達可能存在一些問題，但我相信由此出發來動態地理解中國社會，是可以的。中國社會的根底里橫亘著廣泛的封建性要素，其經濟結構中深深滲透著外國資本主義的強大影響，舊的生產關係不斷為外部力量所瓦解，而與列強資本相勾結的軍閥、地主勢力則為其自身的經濟利益而頑固地維持著前資本主義關係，這些要素規定了現代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的性質。 毋庸置疑，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根源存在於其土地關係中。而且，由於中國社會至今尚處於農業社會階段，因此土地關係所具有的半封建性質不能不強有力地影響到社會整體的政治經濟方面：全部人口的80%以上為農業人口，國民收入的80%依賴於農業。而且，這個廣泛的農業社會受到封建性殘留的嚴重束縛。高價的實物地租以及使地主和佃農結合在一起的殘酷的封建習慣和意識普遍存在於農村社會，農村共同體幾乎與外界沒有接觸且與自古以來的大家族制度相關聯，或者在內地還保留著原始共產制乃至奴隸制，等等，這是其實際的狀態。概而言之，佃農的地位接近於農奴。此外，還存在連接著傳統的具有共同體性質的農業社會和東方專制國家機構的官僚階級。正如人們常常指出的那樣，中國的官僚具有特殊的性格，他們與農村的地主、商業、高利貸資本密切結合，且與同樣有著特殊形態的軍閥相關聯。他們之間有非常緊密的關係，但在本質上又是相互分離的，代表著專制國家與無所不在的農業社會之間的關係。而官僚的獨特性格，至今依然有部分殘存。商業資本對村落的侵蝕只是造成了農村自然經濟的凋零而沒有改變其半封建性，反而導致其自身也成了封建性的商業資本，並與苛求農民的中世紀方式結合在了一起。 由此也可以說明近代軍閥的性質，即他們與中國社會所有封建關係的維持者——地主和官僚階級——處於同一個社會，並以此為中介而導入列強資本的統治。其特徵在於，近代軍閥，他們原本是封建土地所有者，同時又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滲透即殖民要求相關聯，從而發展起來。軍閥的特性在政治上反映了地主的土地所有以及與此相結合的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滲透，乃至列強資本進入中國市場這樣一種中國經濟的現實。 錢亦石認為，「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列強侵入的結果」。中國的半殖民地性，從其經濟方面觀之最為清楚明顯。中國經濟的亞細亞停滯性具有這樣的特徵：處於專制國家即官僚統治之下，商業高利貸資本與地主的土地所有相互結合而寄生於農業生產，卻不曾轉化為產業資本，致使農業經濟凋零並產生內部矛盾。從1913年至1930年間輸入總額的比率觀之，食品及飲料從17%上升到22%，各種原料則從12%激增到28%。這在反映了中國近代工業發展的同時，又說明受到資本主義商品的侵入而急劇凋零的農業經濟如何削弱了工業原材料和食品的供應能力。中國近代產業處於列強資本的絕對控制之下。約一萬公里長的國有鐵路，九成依靠外資貸款建成；1937年度入港船舶總噸數中外國船舶占76%。鐵礦生產的九成處在日本的支配下，煤炭年產量的52%掌握在外國資本手裡。就代表性的紡織業而言，1919年至1935年中國紡織業紗錠數增長了約三倍，但日本在中國的紡織業規模卻增長了約七倍。1936年中國的紗錠總數為5526847錠、織機52009台，但其中外國資本占2518368錠和27148台。中國資本為1.4億元，而日英資本則為3.7億元。即使在民族資本最為顯著發展的紡織業中，外國資本亦占統治地位。中國民族資本乃是其資本主義發展的關鍵，因為中國沒有作為現代統一國家之經濟基礎的重工業。從以上這些事實來看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處於外國資本控制之下而非自生髮展的中國資本主義，從根本上限制了其經濟的發展。 然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的活動特別是經濟活動，乃是在兩方深刻的對立和抗爭中發展而來的。此事因與日中結合的具體方針策略相關聯而具有重要性，我將在後文談及。在此有必要首先指出的是，這些歐美資本對中國社會之滲透的強化不是沿著資本主義的方向，而是在封建榨取的方向上必然與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徹底地結合為一體。中國的民族運動常常以反軍閥鬥爭和反帝國主義鬥爭相結合的方式展開，其社會基礎也正在於此。歐美資本與中國的封建勢力相勾結並利用之，在整體上操縱著其封建性關係並由此使中國半殖民地化。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助長了半封建社會的資本主義化而表面上有利於現代國家的形成，但在現實中則使中國在列強影響下不斷沉淪，其經濟形態的醜陋進一步加劇。 如上所述的具有特殊性質的龐大中國社會，與腐敗至極的舊體制相交錯的當然是新生力量的存在，由此構成了它極其複雜的多面性。然而毫無疑問，貫穿於整個現代中國的動向乃是追求統一的現代國家之民族、民主主義的運動。這個運動的內涵，明確地表現在作為急速成長之民族資本的理論而誕生髮展起來的孫中山那充滿革命熱情的綱領中。綱領明確闡發了中國內部各民族間的自由平等與聯合，及「實行普選制，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擇制度」的政治性質，也確定了通過勞動法的制定而改善工人生活的方策。進而提出，作為中國革命之經濟基礎的土地革命，要通過「耕者有其田」的方式，徹底根除作為中國社會封建性根源或半殖民地化之內在要素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孫中山的這個土地綱領和政治綱領，規定了中國民主主義運動的特性，即在用無數的線索將自己與農民經濟關聯起來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等一系列關係中，有著民主主義運動發生髮展的必然原因，而這個農民經濟正在中國社會從屬於列強資本和民族資本發展等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一步步走向衰敗的深淵。從根本的角度來觀察，可以說中國正在擺脫其古老社會的窠臼重獲新生，但中國革命的歷史呈現出複雜萬端的形態，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至今依然處在過渡時期。 眾所周知，中國的半殖民地化始於在東洋史上也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鴉片戰爭（1840—1842），以及其後所締結的《南京條約》。這一事件，也曾給德川封建末期的日本以巨大的衝擊。正如當時最優秀的尊王攘夷理論家佐久間象山所強調的那樣，如果不能與中國攜手防禦西夷並迅速振興現代工業，日本也將被殖民地化。始於《南京條約》的列強資本進入中國，因資本主義商品的流通致使中國的手工業遭到破壞、農民經濟沒落，同時為了償還巨額賠款清政府強化（誅求）增稅，又產生了農民生活極度貧窮化的結果。中國封建制的矛盾加劇和半殖民地化相結合所形成的19世紀後半葉的深刻動盪，首先表現在最大的農民戰爭太平天國革命（1850—1864）方面。太平天國以反封建性的農民鬥爭為其本質，同時附帶有反抗列強的民族主義的一面，它產生於和此前不斷發生的農民動亂一樣的因清政府、地主、官僚、商人所導致的中國經濟破產。可以說，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本質上也帶有同樣的性質，只是在突出其反抗列強方面略有不同。日清戰爭使清政府的無能更加暴露無遺，而列強的經濟侵入則採取了新的攻勢。這同時與列強在1900年代初漸漸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相關聯，其對華政策開始從商品輸出轉向以資本輸出為中心。歐美資本，以與中國的商品不等價交換或依據資本輸出而獲得特殊利潤為目的。因此，為了有利於不等價交換和獲得更大的資本利益，列強拚命抑制中國本身的資本主義化，試圖基於半封建關係以確保高利貸利潤。這個時期，租界和鐵路礦山等中國經濟的命脈開始轉移到列強手中，半殖民地經濟的結構得以形成，其必然結果是阻礙了民族資本的自由發展。在這種關係的制約下，封建性土地所有制導致的農民貧困，因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商品的侵入而達到極限，農業和工業無法自然分離，這一狀況導致國內市場變得極為狹小。這一時期，反映社會經濟破產狀況的是從生產部門被排擠出來的勞動力大量流向海外，致使具有重要價值的華僑數量急劇增長。 成為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提的，正是以此為內容的社會經濟的破產。《近代中國民族運動史》（中國當代史研究會編，生活社，1940年）一書，是這樣描述其革命前夜的：「清朝政府完全成了為帝國主義壓榨掠奪中國民眾的工具。它在負擔巨額外債和賠款的同時，又不得不給官僚機構傾注莫大的經費開支。這樣，清朝政府不得不忙於殘酷壓榨民眾以償還外債與賠款。實際上，它完全成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稅收機關。」在摧毀世界歷史上最古老的中國專制統治並給中國社會帶來民主主義最初曙光這一意義上，辛亥革命的確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然而，這個運動所要實現的砸碎封建勢力與實現民族獨立的目的並沒有達成。掌握著這場鬥爭實際領導權的資產階級代言人共和主義者，其與官僚及軍閥的妥協，導致革命在未能搗毀中國社會深層古老窠臼的情況下便告終結了。這種情況從根本上說明，中國社會顯著的落後性源自民族資本自身國內市場的狹小，被外國商品所困擾的同時又與地主土地所有制存在著內在的聯繫，以及外國列強的壓力。辛亥革命並沒有解決任何中國社會經濟的根本問題，故而其急先鋒孫中山臨終前曾留下「革命尚未成功」的悲痛言辭。 利用歐洲大戰和其後歐美列強暫時停止侵略中國的間隙，僅就輕工業而言，中國的資本主義確實獲得了發展的機會，雖然有日本進攻大陸和軍閥混戰的干擾。儘管在根本上受到列強資本的束縛，但中國資產階級還是獲得了成長，同時有了無產階級的崛起，以至於誕生了中國共產黨。受到歐戰後期擴大開來的世界革命的大勢特別是勞工俄國的影響，中國的民主主義運動已然進入嶄新的發展階段。經過五四運動、「二七事件」等一系列高潮，反對軍閥的鬥爭已成燎原之勢，並迎來了1925年至1927年所謂大革命期間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代。從根本性質上講，民族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的指導精神，一般認為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但是，我們不需要僵化地理解其綱領，而應該到中國社會深層所流動著的民族運動中去尋找理解的鑰匙。三民主義至今還是抗戰中國的指導思想，但國民政府本身仍然具有軍閥的性質而處在從屬於列強的地位上。然而，包括民族資本在內的試圖擺脫列強重壓的中國社會本身的根本要求，在一定條件下也促使國民黨採取激進的措施。以打倒軍閥、反對帝國主義為當前任務而成立於1921年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在一定條件下合作的可能性，就存在於中國革命的這種性質里。繼1924年國共合作後的1925年至1927年，以打倒封建軍閥為旗幟的「北伐」，使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中獲得穩固的地位。有消息顯示，1925年到1927年間其黨員人數從994人增加到57900人，工會成員從45萬人激增至280萬人，農會會員從20萬人激增至980萬人。 即八一南昌起義。——編者 然而，1927年的蔣介石政變導致國共兩黨決定性的分裂。分裂雖然也有指導方針上的錯誤，但還有來自以下的原因，即如前所述在共產黨影響下農民運動迅速地展開使人們看到了農業革命的前景，甚至波及民族資本的代表浙江財閥及與其相勾結的列強資本的長江沿岸經濟地盤，這使民族資本明白了自己及地主和外國資本實際上有著內在的關聯性。（紅軍深入長江地區以及與此相伴隨的農業革命的發展，如今以更深刻的形式引起了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的軍閥勢力的反抗，從而使得國共對抗愈發嚴重。最近的新四軍問題，即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系統的新四軍發生衝突的「皖南事變」，也需要從這樣的角度來觀察。）這之後，共產黨轉向地方農村謀求建立根據地，經過「南昌暴動」  、廣東蘇維埃創立等開始專注於農村蘇維埃運動。這種運動植根於中國社會的特殊性，為中國社會之基礎的農業社會的崩潰創造了條件，對更為廣闊的中國革命而言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眾所周知，蔣介石實施多次「圍剿」致使兩黨之間發生持續的激烈對抗，直到1936年以「西安事變」為契機，受到激烈的民族運動發展和國際政治局勢的牽制，最終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式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中國的民族統一戰線運動，其真正的發展始於1935年8月共產黨發表的「八一宣言」。這個國共合作的提案將日本置於共同的反抗目標上，由此極其困難的民族統一戰線得以結成，這對日本而言提出了重要的歷史性問題。直到日中事變爆發前國民政府所提出的目標還是在政治上實現國內統一，在經濟上加強建設。1935年秋，國民政府斷然實行幣制改革，意味著要在反映中國政治統一進展的同時也為國內資本主義發展開拓道路。此時，中國民族資本與國民大眾要求救亡圖存的統一願望合流，起到了促進國民政府實現統一的作用，同時其成功也產生了使列強資本在中國的對立進一步激化的效果，特別是促使英美資本為對抗急速滲透的日本而加強了對華援助。投給日中兩個民族眾多問題和課題的這種悲劇性抗爭，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發生的。 但是，無論蔣介石如何宣稱國民革命的成功，也不管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以及其後十年的統治怎樣，還是無法說中國革命已然成功了。如今，共產黨方面正全力維持統一戰線，而國民黨方面雖有很多不安定因素，但也未能從破壞統一戰線中看到什麼益處。總之，眼下這樣共同的要求開創了中國民主主義方向上的合作焦點，而為了維持艱苦卓絕的抗戰更提出了新民主主義各種體制建設的方案。 同時要擺脫半封建性和半殖民地性，基於這種深沉強烈的願望的民族統一戰線其結合力量是意外的強固，然而我們也不能迅速做出判斷說，中國民族運動已經消除了所有階級的利害對立。儘管抗戰的必要產生了民主主義的必然要求，但未曾徹底解決的以中國封建性關係為中心的階級對立，反而進一步加劇了。 正如過去中國革命的發展歷史所證明的那樣，其民族運動的發展如今因與日本矛盾的激化而顯示出異常的緊張，但這終究是外因，根本原因在於要解決中國社會的本質矛盾——歷史停滯性——並脫離封建性桎梏這樣一種強烈的內在要求。問題不在於國共合作的表面，而在於合作之下抗日政權內部產生的變化，即農業革命的實質發展和與舊封建勢力的相互關係。與這個重要之點相關聯的是最近國共之間的摩擦，我們有必要特別加以關注。 三 抗戰中國與日本農業 從摸索全面和平之具體條件的觀點出發，也為了把握中國社會、經濟如何實現轉變及其基本動向，有必要縱觀一下戰爭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毫無疑問，最重要的是抗戰中國失去了曾經的經濟命脈。中國沿海各城市，實際上占有著中國工業生產約80%的比重和貨幣財富的大半，以及對外貿易的80%至85%。而且，從中國戰前日常需求的自給自足率來看，亦不能不說其完全沒有進行近代戰爭的條件，因為只有5%的鋼鐵、23%的機械、16%的車輛船舶和0%的石油的低水平自給自足率。進而，農業則處在範圍甚廣的破壞以及人民流離失所的狀態中。有消息說，在日軍全面進攻之前逃難的民眾達4000萬人，1938年年底重慶方面則稱直接、間接蒙受戰禍的約1.5億人、赤貧難民超過3000萬人。 抗戰政權理所當然要重建以資源豐富的西南地區為中心的抗戰經濟。然而，雖說通過工廠向內地的轉移和西南的開發等取得了各種成果，甚至有了值得矚目的西南新經濟的穩固發展，但距離達到近代戰爭的要求還很遙遠。中國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致命弱點，致使其與高度資本主義化的日本持續戰鬥時不得不依靠自身特殊的抗戰方式。成為中國抗戰體制核心的，是政治上的民眾動員。處於半封建生產關係和半殖民地狀態下的中國，在與有著強有力政治經濟體制的高度資本主義化的日本相抗衡的情況下，民眾動員乃是必然提出的絕對課題。而這又是以將中國民眾從長期的列強資本壓迫且喘息於半封建關係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為前提的。一直以來束縛著中國社會的商業高利貸即地主的封建性統治若得到強化，那麼將難以把龐大的民眾動員到有力量的組織中來。而對明顯落後的農業社會中國來說，如果沒有廣大農民的自我解放和積極參加，對外抗戰是不可能的。作為中國抗戰體制的特質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民眾動員，最終歸結為如何把農民從古老桎梏中解放出來的問題。 在此，當然要求土地問題的解決。因為，中國社會一切半封建桎梏的源泉，即阻礙農業社會所有發展的根源，正橫亘於這個土地關係中。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下，隨著民眾動員廣泛地展開，土地問題的激化作為必然產生的農民反封建地主的鬥爭而呈現出深刻激盪的狀態。在如今的抗日鬥爭中，存在著土地問題對中國社會發展所具有的歷史意義，甚至規定著國民黨和共產黨所代表的各種政治勢力錯綜微妙關係的消長，以及抗戰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的性質和動向。 同時，這也是給為實現真正高度的日中結合而付出巨大犧牲的日本提出的重大問題。解決日中事變的前提在於日本怎樣應對中國的民族運動，而既然成為中國民族運動經濟上的要素的是脫離半封建桎梏的要求，那麼，這個農業革命的發展和動向就成了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問題。我相信，在內部有著相似的農業生產的日本如何面對持續發展的中國農業革命，怎樣找出相互之間結合的關鍵點，乃是確立真正正確的日中提攜關係的根本。創建「東亞新秩序」的高遠理想，其實現的現實條件首先在於構成東亞各社會內涵的半封建農業社會因解體而使農民獲得解放。日本自身也要不斷革新，以創造各民族高度結合的條件。 由此觀之，具有重大意義而發展起來的中國農業革命的前提是什麼呢？不用說，這就是作為中國社會半封建性關係之基礎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有關今日中國土地如何分配的問題並沒有值得信賴的資料，不過依據陶直夫的統計則為： 就是說，只占4%的地主擁有耕地的一半，而占全戶數70%的貧僱農卻僅有17%的土地。根據薛暮橋的推測，地主土地的90%由佃農來耕種經營。佃租一般占全部收成的50%至60%。這樣的土地關係必然規定了耕種經營顯著的零散性和農耕技術的原始性。根據中央實驗所發布的數據，中國農業經營的面積如下： 從以上統計可以看出，全中國的農業平均以5—10畝（1畝相當於日本的6畝）的極其零散的規模經營著，並停留在單純的生產方式上，牲畜、農具等生產手段也處於驚人的不發達水平。有趣的是，這個統計數據還反映了中國北方以旱田為中心的粗放經營和南方以水田為中心的集中經營的差異。比較而言，這還說明南方中國比北方中國其商品經濟更深入地瓦解著農村的半封建性質。據陳翰笙統計，廣東省地主僅有2%卻占有著53%的耕地，而74%的貧僱農只占有19%的耕地。與此相比，在保定3%的地主擁有13%的土地，而65%的貧僱農只有25%的土地。受到商品經濟更為強烈影響的南方，其土地分配不均衡的現象更深刻，北方則可以說土地所有的集中狀態相當低。這種相對的差異，也反映在自耕農與佃農的關係上。 南方中國佃農的發展，可以由自耕農受到商品貨幣經濟的侵蝕而走向沒落，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土地向地主、商人、高利貸者的集中來說明。換言之，這說明土地所有寄生於地主。中國北方有較多的自耕農，但自耕農絕非獨立的小農，其與封建時代的自耕農並沒有本質的差異。中國北方最顯著的是軍閥的賦役或實物、貨幣徵收以及土地稅等，不僅地租、利潤甚至勞動報酬的部分也遭到了剝奪，而且自耕農隨時有跌落為佃農的可能。這從北方存在著更多的僱農也可以推論出來，總之中國農村廣泛存在著因地租及債務而來的或婚嫁喪娶之際的徭役勞動，而在西南最不發達的農村甚至還保存著奴隸乃至農奴般的勞動。受到這種封建性僱傭勞動的制約，中國南方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那些相對現代化的農村，勞動工資亦相當低廉。 徹底阻礙中國農業生產力發展的，是半封建性土地所有制以及與之相結合的商業高利貸資本。一體化的地主、商人、高利貸者總是將財富轉移到高額地租收入上去，而未能轉化成產業資本。農民在半封建性桎梏下，只能一步步走向零散經營的凋零末路。這種關係使農業資本主義化變得不可能，而這個問題的根本解決正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前提。為了農業中國的發展首先必須清算半封建性土地關係，這是抗戰政權乃至「新中央政府」（汪精衛政權）所無法迴避的。我們有必要概觀一下其中以民眾動員為核心方針的抗日政府，是如何發展其作為政治動員根本的土地問題和農村問題的。 中國農業在抗戰體制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戰爭導致的破壞和退化非常深刻而廣泛。數十年來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的侵入，「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發生了動搖，一些農作物實現了商品化而依存於世界市場。然而，開戰以來沿海地帶的失守使內地農業經濟孤立起來，其資本主義商品的市場及原材料供應地的地位遭到了徹底的剝奪，不得不向自立的方向發展。這導致內地工業品物資的不足和價格飆升以及商品化的農作物數量急劇跌落，農民經濟變得極度困窘。不過，中國農民經濟至今有著濃厚的半自給的前資本主義性質。農民的生活費用中，衣、食、住、燈火費所占比率達到85%。據羅茨辛格·巴克的說法，在中國生產的棉花其三分之二在農村內部被消費；據卡贊寧及方顯廷的判斷，棉紡織品的國內消費依靠農村手工業和零散作業組的供給，其比率占75%到80%。這種半封建性的中國農業性質以及地大物博的條件，使自給自足經濟成為可能。在此基礎上，以政府抗戰體制重組為中心的生產擴大和民眾動員的要求，與民眾方面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交織在一起，從而提出了中國農村社會的民主化問題。國民政府在致力於和內地經濟建設有關的交通及各種工業建設的同時也採取了以下措施，如作為農業改革方針的未墾荒地讓給農民開墾、佃耕租種關係的改善、水利灌溉設施的建設，以及通過合作社運動使農民免受高利貸盤剝以實現生產的擴大等。民生特別是其核心的農民問題，對如今的抗戰政權來說乃是不得不認真對待的問題。 中國內地自給自足經濟的確立，使其在現代兵器機械方面很難短時間取得成就，故首先出現的是糧食和衣物的問題。就西南、西北的需求供給來看，大米生產達1.3億擔的四川省還有剩餘，而小麥的1億擔則明顯不足；棉花生產過去以西北為主，但紡織廠內遷到四川後，如1938年年末就有335萬擔的缺口；等等。西南、西北的糧食和棉花自給自足計劃，採取了以西北種糧而在工業及家庭手工業的西南地區生產棉花的方針。這種改組及各種政策下的增進生產得到了一定的發展，雖然並非像抗戰政府宣傳的那樣。特別是糧食需求和農村家庭手工業及零散作業組的發展，因得到農村金融政策的支持而刺激了農業生產。但是，包括為提高勞動者地位而推進的工業合作社運動在內，反映中國農村現代化（這是伴隨著巨大痛苦實施的）動向的農村合作社運動，也因各地區舊社會關係的制約而發展得極不平衡。其中，半封建性極強的西南邊區以衣服生產為中心的農村家庭手工業的發展，還有利用政府發放農村貸款等的地主、官僚、商業高利貸資本等新興勢力的抬頭，以及由此與試圖排除舊生產關係的耕種農民之間產生的深刻內部鬥爭，這些都與農業合作社乃至中國農業發展的特殊性質密切關聯。 將此與中國農業革命相關聯而提出重要問題的中國共產黨，在其實質統治下的西北地區，可以說正處在民主化最進步的階段。中共在1937年2月實現向統一戰線的轉折，明確表示停止作為蘇維埃政策核心的「地主土地沒收」，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放棄針對半封建性的鬥爭。標榜「貫徹抗日和真正民主主義」的晉察冀邊區政權嘗試農村機構的民主化，佃租一律降低25%（最高的「佃」不得超過五成，「租」「種」不得超過七成五分五厘），利息不論新舊一律10%以下，未開墾和已開墾地如果是放置兩年以上的荒地，則不論公有私有一律以廉價地租歸墾荒農民所有，這些措施是最近的調查才搞清楚的。這些情況，特別是其中難民組成的集體開墾和共同經營，正如內地工業合作社運動一樣，是以非資本主義的形態發展的，但其內涵並不是轉向社會主義體制，而是處於形態和內容極其複雜的激進民主主義階段，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這與內地的封建性交織在一起，實際上蘊含著很多問題。 當初，對徹底實施民眾動員實質上採取拒絕態度的抗日政府，轉移到內地後出於長期抗戰的需要也不得不將基礎的土地問題的解決提上日程。1939年4月在重慶的中國地政學會第五次年會上，蔣介石指出「土地問題的解決正是實行民主主義的重要任務」。作為長期抗戰的必然結果，作為中國所有半封建性、停滯性和凋零根源的土地問題，無論如何都必須加以解決。圍繞此問題日益深刻化的農民階層與舊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之間的鬥爭，其走向必將從根本上規定抗日政權未來的性質和抗戰能力的極限。在此，有必要從與上述中國農業比較的角度來考察日本農業的現狀。因為，成為穩固的「日中提攜」基礎的中國農業革命之解決，應該在與日本農業密切關聯的條件下進行。 面積單位，1町約100公畝。——譯者面積單位，1町=10反。——譯者 有關日本農業的統計資料也極不全面完整，概而言之，寄生於高利率佃租的土地所有面積在五町  以上的地主只占全部農戶的3%，卻擁有全部耕地的40%，只有五反  以下（平均二反）耕地的貧農雖占全體的50%，卻只擁有全部耕地的8%左右。佃租大概占全部收成的一半，而整個耕地的46%以上直接處在此高利率佃租的支配之下。一般認為，這個佃租吞噬了農民勞動工資的一部分。這樣的土地關係必然造成農業經營的零散化，同時阻礙農業技術的發展。 指日中戰爭。——譯者 只靠農耕無法維持生計，大概經營著不到一町土地的貧民占全體農戶的將近70%。事變  前後牲畜約有百萬頭，而全部農戶的85%沒有馬匹。牛也是一樣，大概77%的農戶是沒有的。日本農業顯著的停滯性源自這種農村結構，而明治初年和今天幾乎保有相同的農業人口。以地主土地所有制為根源，基於原始技術之上的零散規模的農業具有明顯的停滯性和凋零的傾向，在這一點上應該說，日本農業和中國農業在許多方面處在相同的條件之下。的確，二者在土地關係的深層蘊含著極其類似的問題。 不過，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的農業與具有半殖民地性而至今依然停留在農業社會的中國相比，在許多方面當然存在著不同。日本的自耕農及佃農在減少，而自耕佃農的增長已成為歷史趨勢——自耕佃農已占44%，這顯示出與自耕農多的北方中國、佃農多的南方中國的不同。日本農業中的自耕佃農經營發展的條件雖然基於自耕農的沒落，但經營規模略有擴大而逐漸實現發展的農民經濟，也是其條件之一。經營規模不到五反和三町以上的（多為地主做手工）在減少，而只有1—2町的在增加。自耕農及佃戶農家中，原本分別占比為23.6%和15.7%，而自耕佃農中的35.8%的經營規模為1—2町，2—3町的占比7.1%，略勝於自耕農及佃戶最初的6%和2.8%。雖說立刻就會遇到發展的極限，但總之不斷努力發展著的農民經濟之自耕型佃戶受到高地租和高地價的制約，並非以農民土地所有而是以佃農借地的形態顯示著發展的方向。 日本佃租的一種形態，地主和佃農按一定比率分配收成。——譯者 這種經營動向暗示著未來日本農業發展實際上依然是小農經營型，因此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在現有土地關係之下，日本的農業發展會受到根本的阻礙。在1—2町的農戶經濟方面，若不依靠低生活水平的節儉則難以獲得僅有的剩餘，實在難以產生多餘的利潤。昭和十三年（1938）的農戶經濟調查顯示，自耕佃農經營的內容越發佃農化。這一事實意味著與以小農式經營為基礎的農民土地所有相背反的傾向，暗示了日本農業發展的深刻問題。擔負著未來農業發展使命的這種1—2町自耕佃農式小農經營，立刻會遇到阻礙其發展的高佃租的限制。而這一事實將說明，日本的土地關係比起中國來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改善。徭役勞動在日本僅在東北農村作為特殊的例子略有殘留，而中國的半封建性地租隨附於佃租和農具徵收的納貢（例如田頭雞、田頭鴨）以及押租制度遠比日本比率高，分益小作  僱傭制占佃租形態的28%以上，租耕農的經濟負擔遠比日本為重。例如，江蘇的附加稅有30種之多，其金額是本稅的一倍以上，湖南甚至達到了本稅的26倍，而據說四川的軍閥把50年後的稅都徵收了。並且，利率一般是四到六成。這種不同可以由包括農業經濟在內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階段的差異來說明。與中國社會相比，日本的商品及貨幣經濟的高度發達和國內勞動力市場的擴大，意味著從外部多少緩解或瓦解了農業生產的古老基礎。 然而，這乃是相對的、程度上的差異。基於傳統土地關係之上的零細而分散的過度小農經營完全是為了生活的需要，而生產力的發展長期以來受到阻礙，在這一根本的條件上可以說日中兩國都隱含著極其相似的問題。即使在日本，隨著糧食問題危機的深化而成為阻礙農業生產力的要素，高利率佃租和零細經營成了問題所在。最近，以農林當局為中心所實施的公正佃租、確定適當規模的努力等，作為日本農業發展的基本問題必須加以解決的一種反映，具有重要的意義。 以上有關日中兩國的對比考察，還應該進一步擴展到對「東亞共榮圈」內各國的整體觀察。日本處理事變的方向要以日中兩國社會高層次的結合為出發點，而在「東亞共榮圈」之內，在關係要求進一步深化的現階段，我相信這裡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基本問題。 四 世界政局與日中關係 日中關係的未來，受到與中國社會密切關聯的世界各國的利害關係，進而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政局動向的深刻影響。而在世界政治乃至今日世界動亂之外，是不可能找到解決日中事變的辦法的。特別是遼闊的半殖民地中國與列強資本的利害關係十分深廣，因此世界政局的動向就具有了尤其重要的意義。利馬教授的研究顯示： 中國的外國投資（各國投資額及百分比，以百萬美元為單位）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的侵入十分明顯，美國資本的發展緊隨其後。進而，1934年包括「滿洲國」在內的日本對華投資為40%，已經凌駕於英國的34%之上，美國則維持著6%。這說明，日本在華的經濟活動和政治關注度近年來有了明顯的增強，同時自世界經濟危機以來日本與英美的對抗則愈演愈烈。 進而從各國的比率來看，在中國的輸入貿易中，列強地位的變動如下： 比起投資來，作為商品市場及原材料供應地的中國更成了列強激烈競爭的對象。其中，對華貿易上據有王座的美國的地位在輸入方面被日本、輸出方面被（英占）香港所取代，這在遠東政策上具有重要的意義。而建立於此種經濟關係之上的列強對華政策，最終成為其世界政策的一環，這一點非常重要。英美兩國的協調聯手不僅在世界政治上，而且在遠東亦成為現階段政治經濟方面的主要特徵。英美法三國步調一致對日本之發動事變進行干擾，其過程必須在列強對華關係與世界政局變化的關聯中得到闡明。 歷史上最早且穩固地在中國開展營利活動的英國，其對日中事變的態度主要根源於其在華的龐大權益。英國擁有高於日本一倍的對華投資，中國的鐵路事業也與其息息相關，且占有從事口岸貿易的船舶噸位的42%。作為英國在華政治經濟活動根基的銀行資本——如香港上海銀行按五成分紅那樣——獲得了非常高的殖民地利潤。其對華政策曾經表現為露骨的分割政策，但1925年至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作為民族運動以英國為對象而展開激烈的排外鬥爭，經歷了這樣的教訓，同時也出於對抗日本的大陸政策，英國開始轉向促進中國的穩定和政治上的統一。這當然符合在華擁有巨大權益的英國金融資本的利益。1935年，英國對中國的幣制改革採取了援助態度，其法定紙幣的作用對事變的進展和處理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最近，「新政權」（汪精衛政權）設立新中央儲備銀行並發行新法幣，對此英國向重慶方面提供了1000萬英鎊的法幣維持借款。英國對日中事變抱有重大關心的另一個原因，在於擔心日本霸權的確立將威脅到澳大利亞、紐西蘭、海峽殖民地（新加坡）、馬來（半島）、緬甸以及英屬東印度。這一區域作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圈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我們只看其在英國貿易中於輸出輸入兩方面均占20%的比率及作為橡膠、錫、羊毛、棉花等重要原材料之供給地等情況，就可以一目了然。本來，對英國來說中國只不過是其帝國主義榨取的對象，這表現在：當初沙俄與法國聯手企圖侵略中國之際，英國曾與日本結成同盟予以對抗；歐洲大戰之後日本進攻大陸越發明顯之際，則與美國聯手在華盛頓會議上讓日本大吃苦頭；等等。因此必須指出，英國的對華援助其本質絕非以中國的勝利和獨立為目的，而是為維護自己的在華權益和東方勢力的一種防衛性對策。 即今日之印度尼西亞。——譯者即東南亞。——譯者 美國遠東政策以19世紀末該國國務卿海約翰所述「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為基調，並貫徹至今。這個基調反映了在列強瓜分中國過程中落後一步的美國之帝國主義的意圖。如前所述，美國對華投資為英國的五分之一、日本的五分之二，1937年該國輸出、輸入貿易中對華的輸出、輸入比率只有1.5%、3.4%，遠遠不及日本的8.6%和6.6%。然而，事變發生後美國始終採取強硬的親華反日態度，但根本理由並非針對當下的中國，而是著眼於中國作為資本和商品市場及原材料供應地之豐富的未來可能性，因此對其多有肯定評價。作為世界最大的潛在市場，中國以其魅力強烈地吸引著最富有的投資國美國。從這個意義上講，事變對與中國貿易中美國所據王座地位的摧毀，以及對作為有望的投資對象而暗中期待著的中國政治上之統一（符合美國資本利益的統一）的破壞，具有重要影響。美國的關切，還有一個原因來自對日本進入大陸將間接導致日本市場之喪失的擔憂。但目前最重要的是日本以中國為根基向東南亞進擊所導致的威脅。因為，這將使其所依賴的該地區的重要資源如橡膠、錫、金雞納霜、馬尼拉麻等的輸入及菲律賓群島的安全遭遇危機。美國橡膠消費的66%和18%依賴馬來半島和荷屬東印度  ，錫的64.7%和金雞納霜的81%依賴馬來半島和荷屬東印度，馬尼拉麻的100%依靠菲律賓。在這樣的經濟意義上，與日中事變相關的東南亞問題正成為美國和英國相互合作的重要原因。應該看到，與英國的對華借款同時期，美國也出資1億美元給重慶方面，意圖在於將日本捆綁在日中事變上而牽制其對南方  的進攻。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美國貿易中對遠東、東南亞、大洋洲的貿易額占全部輸入的29.3%，超過對中南美洲的22.9%，並凌駕於加拿大等的13.2%、歐洲的27.3%之上。輸出上也與中南美洲的19.1%持平。在這一點上，也反映出遠東政策在美國世界政策中的重要。美國對重慶的援助態度具有人道主義的色彩，仿佛一直是在支持中國的完全獨立。如果信以為真，很可能忽視其帝國主義的本質。這種特色從以下兩點可以得到說明：一個是美國要克服自己進入中國的落後局面而試圖抓住經濟上成功支配中國的機會；另一個是比起擁有眾多殖民地的英國來，美國具有保守性相對淡薄的政治形態。因此，美國並非支持中國真正的政治獨立，也不是要援助其徹底的民族及社會解放要求，而是為了確立自己在中國的帝國主義支配地位，這才是核心的問題所在。重要的是要懂得，最近美國的對華援助乃是在中國成為其世界政策重要一翼這一意義上而得到特彆強化的。 法國為了保護其東南亞的殖民地（法屬印度支那）免受日本的威脅，在這一點上與最強的英美處於同樣的立場上。法國的關注所在，比起擁護在華投資和貿易來，更多地集中於成為整個東洋法國帝國主義策源地的法屬印度支那的防衛問題。法屬印度支那生產大米、橡膠、煤炭、錫、鋅、鎢、磷等，法國本國的輸入來自印度支那的在所有殖民地中占第二位，輸出則占第三位。在「二戰」中敗給德國之前，法國甚至染指過與重慶內地經濟建設相結合的龐大的法屬印度支那工業化計劃。1897年就海南島不割讓，1898年就雲南、廣西、廣東不割讓與他國同中國達成協議，還有致力於廣東港灣的租借及連接內地中國與法屬印度支那的鐵路建設等，所有這些都出自印度支那防禦的考慮。雖說法國本身如今已經失去了保護這些利益的能力，但世界政局的異常緊張造成了對日本並非有利的發展態勢。例如，同一陣營的英美特別是美國對東南亞的積極攻勢，便是其一。日本進出海南島並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包括對荷屬東印度的經濟交涉，使日本與英美在東南亞的對立越發激化。這同時與伴隨著世界動亂的擴大和深刻化，東南亞問題的重要性增大有著關聯。 當初，德國對日中事變的態度搖擺不定。這是由於德國資本在中國市場的經濟要求與其防共軸心強化之世界政策的需要兩方面的矛盾所致。中國對外貿易中德國所占比重1930年為4.2%，到了1937年則上升為15%強，其不足物資如銻、鎢、獸皮、採油原料要從中國獲得，而自身的重工業產品向中國的輸出則對德國經濟有利。1936年6月締結的德中1億美元的貿易協議，便意味著這種貿易關係的發展。德國的對華投資，也在1930年之後以交通部門為中心明顯地活躍起來。在上述持續增長的對華經濟活動之外，如今還有一個對日本軍事行動無法表示贊同的要素存在於德國國內，這就是自1918年以來一直迴避東西兩面作戰而採取親蘇聯政策的德國國防軍。事變爆發之初，德國國防軍對日本不得不採取嚴厲批判的態度。然而，歐洲動亂的迅速擴展致使德國對英國的戰爭呈現全面擴大的態勢，德國從世界政治的角度考慮，不得不犧牲在華的經濟利益而向強化與日本關係的方向推進。1938年2月，希特勒改組國防軍後旨在粉碎凡爾賽體制的德國，其親日政策明顯增強。1939年8月德蘇協定簽署，後歐洲大戰爆發及其後續發展，致使日德意結成軍事同盟。德國對日中事變的態度並非單純根據其對華關係，還受到世界政局中德國立場的限制，這一點我們必須深刻注意到。而如今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德國的遠東政策多受蘇聯動向的制約。日本在遠東發揮的牽制英美的作用今後將日益增大，但政治經濟上蘇聯對德國的重要性將遠勝於此。 從對華政策乃是其世界政策中的一環這一點來說，最明顯的是蘇聯的對華態度。蘇聯對日中事變的關注與資本主義列強有根本的不同。蘇聯在華權益和對華貿易實在微不足道。（有必要注意到作為世界上少有的自給率極高的國家——蘇聯，依然有無法自給的茶葉、鎢、銻等，大部分需要從中國進口，還有其他稀缺的戰略物資如錫與金等在中國生產。）儘管如此，蘇聯對日中事變深表關心且展示出援助蔣介石的態度，則與其世界政策的原則，即突破反蘇戰線及援助中國民族運動的方針有關。努力削弱對自身國防來說是一大威脅的日本的勢力，並趁在中國問題上日本與英美法的對立激化之機，促進國內建設並視此為增強其在世界政治中之比重的絕好機會，蘇聯的確在積極地對待日中事變。以農民動員為根本的中國抗日鬥爭的長期化必然向社會革命的方向發展，並導致中國共產黨勢力的擴大，包括推動中國民族獨立運動等，這些都符合蘇聯乃至共產國際一直以來的方針。1936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確定以抗日民族運動為主線的國共合作方針，可以認為是要利用因日本進攻大陸而不斷激化的其與歐美列強的對立，在阻止日本進攻的同時推動中國民族運動的急進發展。從這一點來看，蘇聯的對華態度與歐美列強有本質不同，是建立在和中國民族運動動向相關聯的政治性立場之上的。 最後，在整個日中事變發生過程中一直保持濃厚的親日政策的義大利，其態度大概源自與以地中海為中心的英法之間的對立不斷激化而要求與日本結合，還有其在華的僅有權益早就涵蓋在了日本占領區內，以及對華貿易量的微小等。 如上所述，就對華政策及決定日中事變對策的世界各國政治經濟條件的考察，必然歸結為一個結論，即日中事變的未來走向要在全世界政治動向的大趨勢中，以彼此結合的形態獲得決定，也應該這樣來看待。可以說，這種事態其重要性與日俱增。軸心勢力的團結和德英之戰的展開，使英美的援蔣態度更加明確，羅斯福總統在議會咨文中表明對華武器租借一事，至今人們仍記憶猶新吧。「東亞新秩序」的創建與歐洲新秩序的建設正仿佛車之兩輪的關係，東洋的政治動向以非常明顯且不可分割的形態與歐美政局的動向結合在一起。因此，現在所痛切感到的是，日本需要清醒透徹地把握世界政治局勢的動向及自己在其中的立場，而對達成目標非常重要且緊迫的日中事變的處理，必須從高遠的視野出發做出積極的行動。 五 日中事變處理的諸種條件 1938年11月的近衛聲明至少在思考方式上表明，日本的大陸政策站到了全新的境界上。日本最初反對歐美對中國的瓜分政策和金融資本的支配，試圖清算日中之間橫亘著的根本矛盾，從而邁向「東亞新秩序」建設。東亞兩大國國民，即日中兩民族的全面理解與合作，的確是東半球人類實現幸福生活的絕對條件。然而，為了徹底的日中結合的努力，當然要遭到英美勢力的頑強反抗。我們已然對圍繞半殖民地中國之英美帝國主義的利害關係及其勢力的深刻程度，有了充分了解。列強以各種形式進入中國，最終給其帶來了怎樣的結果呢？只能是在現實上導致中國大陸進一步被列強金融資本套上枷鎖。列強金融資本對中國的帝國主義支配，正是我們所看到的抑制中國社會一切成長和發展的桎梏。我們有必要不斷強調，只要是身處世界舊秩序統治之下，那麼中國社會的獨立和發展就不可能存在，然而堅持依靠英美而持續抗戰的重慶政府，其態度根本上是錯誤的。我們必須站在這樣的理解之上而以全面和平為兩個民族結合的前提。最近，英美借款以重啟緬甸公路，而且蘇中達成了4億元貿易協定。這些明顯使抗日的重慶政府的反和平態度變得強硬，同時也使中共態度強硬起來，暗示出事變解決的世界性道路。 日中兩民族高層次的結合，只能在如今已然成為世界史之事實的世界新秩序中得以達成。歐洲的德英對抗正與東亞的圍繞日中事變產生的日本同英美的對抗結合在一起，不久將演變成日德意對抗英美勢力這一最終形態。歐洲戰爭與日中事變相關聯，整個地球已被拋到軸心國勢力對抗英美勢力這樣一種形態的世界性動亂之中。日德意軍事同盟的締結，使日本在這場以全人類生命為賭注的抗爭與混亂中所處的立場更加鮮明了。眾所周知，日本走上這樣的方向也是經歷了種種曲折和阻礙的。第一屆近衛內閣更迭後，有三屆內閣倒台，平沼內閣要短時間內召開七十餘場內閣會議，這些都反映了外交和國策轉變的曲折迂迴。而其困難，就在於日本經濟立場的脆弱。作為資本主義國家，帶著明顯的後進性而發展至今的日本，因為是在國內市場的特殊狹小性和資源不足的條件下完成今日之成長的，故不得不深深依賴於英美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說日本在中國大陸經濟活動的強化過程，也便是對美國經濟依賴程度越發深化的過程。與英美經濟關係的不斷深化，使日本開始進入大陸，經濟史的事實正說明了這一點。最近，美國似乎控制住了日本的經濟命脈。1937年美國對日貿易輸入占33.6%，輸出占20.1%，石油及重油輸出為76.6%、銅為97.1%、汽車及零部件為94.3%、生鐵以外的鐵為51.1%，棉花的36%由美國輸入，在獲得外匯上具有重要意義的生絲貿易其3.2億日元送給了美國市場。此外，英國對日貿易輸入占27.9%，輸出為24.6%。日中事變發生後，日本經濟依賴英美的狀況依然沒有變化，反而顯示出強化的態勢，1939年的貿易統計表明，日本貿易的65%為與第三國的貿易，其中英美占了此中的70%。 來自英美特別是美國的經濟關係上的制約，對於日本來說乃是難以切斷的鐵鎖。然而，如上述多所觸及的那樣，對於追求日中事變徹底解決的日本而言，清算此種關係並加入軸心國體制乃是必然的外交路線。因為，真正的日中合作的前提就在於要切斷東洋的英美金融資本的統治。這不僅關係到中國社會，對日本自身而言也是如此。 日美關係的惡化，特別是美國撕毀通商條約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擴大，使日本的經濟特別是通商關係遭遇到史無前例的困難。與歐洲、北非、近東及阿拉伯方面的貿易幾近斷絕，而與美國大陸的通商關係更是一路惡化。美國對日的經濟壓迫以及軍需品、機械和石油等的禁運，無疑是日本經濟當下的重大問題。 擺脫對英美的經濟依賴，這已經是內在於日中事變徹底實施的過程中，並在加入軸心國陣營後必然要提上議程的問題。如今，經受著艱難困苦而逐漸邁向「東亞共榮圈」之確立的日本，在與東南亞諸地域的關聯下提出所謂的南方問題，可以說這又是必然的路徑。而且，這個東南亞現在依然是英美法資本支配下的所謂殖民地地帶，該地區的印度、緬甸、法屬印度支那、荷屬東印度等仍然存在著反抗舊世界統治秩序的民族運動的潮流，對試圖創建「東亞新秩序」而不斷前進的日本而言，南方問題和中國問題根本上是具有同樣性質的，需要同時加以解決。如前所述，英美對事變的態度源自其對東南亞統治的維護，而南方問題的重要性在某些方面則來自英美與軸心國之間世界性對抗的激化。新加坡軍港與澳大利亞英美海軍勢力在南太平洋的合作，對日本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近來，南方問題成了我國的世界政策焦點，絕非不可思議。去年年末羅斯福總統的「爐邊談話」就明確將軸心國各國規定為敵方，稱「歐洲和亞洲的戰爭製造者試圖不讓我們獲得通往西半球的大洋制海權，這對美國乃是最嚴重的生死存亡問題」，並強調「要把美國變成實現民主主義的最大兵工廠」。而今，「東亞共榮圈」的確立乃是關乎民族命運的日本之道，這正是必須在現實的意義上加以申述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將此僅僅理解為暗示了只能與英美發生衝突。我們與假借確立「東亞共榮圈」的口號追求資源的獲得而一味強調南進的部分論者，意見大不相同。我們堅信，確立「東亞共榮圈」的最大必要條件在於構成「共榮圈」之各國國民的內部組織化和相互諒解的推進。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相信日本作為調停者介入泰國和法屬印度支那嚴重的國境衝突並使其達成和解，實在是意義深遠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共榮圈」內部自發的組織化和高度結合的結果，日本的勢力自然會延伸到南方，故而這不應該受到任何責難。 「東亞共榮圈」確立的前提不僅在於驅逐東洋的英美資本勢力，而且還在於根除其民族支配的舊秩序方式。中國問題和南方問題所包含的根本意義，就在於其民族問題。我相信，這些地區身處殖民統治下而呻吟著的各民族之自我解放，才是「東亞新秩序」不可或缺的要素，通過中國民族的解放和獨立而實現日中兩民族的正確合作，才是成為「東亞共榮圈」成立基礎的首要前提。以中國民族為首的南方各民族的自我解放，也將意味著英美舊秩序維護者在東洋的根基遭到瓦解。 在深刻的日中事變的彼岸和日中兩個民族高層次結合的根底里橫亘著的土地農業問題的解決方向，同時也構成南方民族問題的根本內容。存在於東亞各民族高度正確的結合法則根底里的，必然是土地問題和農業問題的同時解決。 作為構成「東亞共榮圈」要素的各地區，其社會經濟通過農業革命的推行將上升到更高階段。而通過東亞農業社會向前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將創造出「東亞共榮圈」更為高遠的結合條件。在這個意義上，東亞的民族問題和農業社會革新的推進力量，二者並非完全沒有關係。 因此，在緊密關聯的視野下考察確立「東亞共榮圈」之中心課題的民族問題和農業革命問題，也就成了核心的課題。 而且，這還直接關聯著日本自身的自我革新。我想必須銘記的是，克服所有困難以建設新東洋的日本，如果不同時進行自我革新，通過東亞各民族的正確結合而實現新秩序創建的偉大事業，也將無法達成。 （194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