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蘊含轉機的國際形勢與東亞

一 從歐洲大戰到世界大戰的發展 1939年爆發的歐洲大戰逐漸有了世界大戰的規模和性質。東亞的戰事——日中爭端也捲入其中，戰局從歐洲波及北非、近東，如今正逼使美國參戰而進入決定性的階段。現在大勢已然十分明確，世界各國都不得不使自己歸屬到這對抗的兩大陣營中的一方。始終標榜中立的蘇聯，其中立本身也不能不受到種種制約。 為了透視大戰今後的發展方向，我們先來簡單地歸納一下直到最近的經過。 繼德軍1940年5月10日入侵比利時和荷蘭之後，5月28日比利時國王自行投降，到了6月22日法國也最終在德軍面前臣服。 法國的徹底戰敗使英國傳統的大陸封鎖戰術露出破綻，英德之間的勢力均衡產生巨大變動。這促使作為英國後盾的美國迅速走上介入戰爭的方向。 而在蘇聯一方，觀望資本主義兩個陣營的爭鬥，自己則坐山觀虎鬥的消極政策，其基礎也發生了動搖，作為應對的手段蘇聯開始考慮加強國內政治、經濟力量並在外交上提出積極的對策。 當初有觀察認為，法國戰敗之後，德國的方向或許是一舉攻占英國本土，但如今局勢已經逐漸明朗，德國的基本戰略在於針對英國本土實行反封鎖。德軍強化了對以倫敦為首的城市軍港、軍工基地等肆無忌憚的轟炸，同時通過飛機和潛艇對進出英國本土與海外的貨物運輸船實行攻擊。 據悉，每月沉入海底的英國船隻達40萬噸以上（其政府公布的開戰以來的數字為612萬噸），眾所周知，這是遠遠超過英國的造船能力的。如果再考慮到對工廠地區的轟炸，這個比率將進一步提高。根據評估，轟炸等所造成的破壞使生產減少了六成。甚至有觀察認為，糧食儲備也只能維持數月之久。 德英的戰爭態勢呈現持久戰的形態，德國傾力強化占領區的經營，準備向非洲及巴爾幹、近東進擊，並加強外交政策。在國際關係中強化自己的陣營和擴展其戰線，這乃是發展到世界大戰規模這個時期以來最大的戰爭課題。 連接柏林、羅馬和東京的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日德意三國條約，於去年在柏林簽署。條約規定，日德意三國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採取所有辦法實行相互援助。 在日本承認德意兩國於歐洲的領導地位的同時，德意兩國則正式承認日本在「大東亞」地區的領導地位。 之後，匈牙利、羅馬尼亞、斯洛維尼亞各國也加入到三國同盟中來，使之形成了明確的三國同盟世界戰線的態勢。 與此同時，德國開始積極展開巴爾幹工作。針對因中部和西北部的特蘭西瓦尼亞割讓問題而產生動搖的羅馬尼亞，德國的嘗試首先取得了進展。親英法的國王卡羅爾二世遭到驅逐，安東內斯庫將軍走上政治舞台並確立了獨裁政治體制，德意兩國的政策兵不血刃地成功奏效。 接下來，義大利和希臘爆發戰爭。10月底義大利跨過阿爾巴尼亞侵入希臘境內，但意外地遭到了希臘軍隊的強烈抵抗，加之英國在海上的援助，致使戰線呈現出膠著狀態。 在北非，英意的對抗也突然激烈起來。 義大利對希臘及北非戰線的進攻出現停頓狀態，這導致巴爾幹各國內部產生微妙的變化。如本年（1941）2月在保加利亞和土耳其之間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針對德國的巴爾幹進駐，土耳其得到了補償。 而英國在此期間堅持對巴爾幹各國做說服工作。 3月2日，德國大軍突如其來仿佛波濤般的開始進駐保加利亞。這是在保加利亞加入三國同盟後立刻發生的。 德國的巴爾幹工作排除英國的干擾，正兵不血刃地進行著。3月25日，在柏林簽署了南斯拉夫加入三國同盟的文件。當時沒有想到，兩天後在貝爾格勒發生軍人政變，新上台的內閣又撕毀了參加三國同盟的文件。結果，德國不得不同時對希臘和南斯拉夫實行武力進攻。這對德國雖然是很糟糕的，但其占絕對優勢的武力致使南斯拉夫開戰僅12天後就無條件投降，而希臘首都雅典則在三周內便淪陷了。 另一方面，投入利比亞的德軍在義大利軍的協助下開始轉守為攻，目前正與英軍在酷熱的沙漠中角逐著。 5月20日，突如其來的德軍以空中攻略克里特島的新戰術開始戰鬥，經過12天的苦戰最終取得了完全勝利。 巴爾幹地區已完全處在軸心國的控制之下，而攻打蘇伊士運河的問題已然提到日程上來，戰事正在向阿拉伯方面發展。這樣，不用說土耳其的取捨就具有了重要意義。 土耳其的真實想法，當然是要避免捲入戰爭的旋渦。而且，身處緊張的國際局勢之中，力量微弱的土耳其也確實獲得了不小的成功。不難想像，圍繞土耳其問題，在英德乃至蘇美等國之間必將發生激烈的前哨站。 蘇聯對達達尼爾海峽抱有重大關切，加之巴庫油田對蘇聯經濟來說乃是生死存亡的重要地帶，因此，其對高加索地區表示出極大關心。而德國勢力試圖從巴爾幹再向東延伸，這種狀況對蘇聯來說並非可以輕易容忍的。 針對上述的德軍進駐保加利亞，蘇聯從巴爾幹半島和平的角度出發，發表了不希望事態如此惡化的聲明。3月末，蘇聯突然與土耳其相互重新確認了1926年締結的互不侵犯條約。 毫無疑問，蘇聯的所有行動都是針對德國激進的侵略行為而試圖為將來的發展做出相應準備的步驟。 因此有消息稱，《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突然得以簽署，也是這些關係變化的微妙反映。然而，不僅英美兩國，還包括更廣泛的方面都認為，日蘇關係在此次世界大戰中呈現了最為複雜的狀態。關於這一點後面還要談到，總之它是造成目前國際形勢進入一個重大轉折期的重要原因。 問題的關鍵進而轉移到阿拉伯方面。阿拉伯各國正被捲入颱風的中心位置。 伊拉克已然拿起武器去迎擊英國。長期以來處於英國統治下的伊拉克，其國內激進分子於4月4日強行政變，5月2日以來開始與英軍發起戰端。對英國來說，伊拉克不僅在石油資源上非常重要，事態的發展還可能波及阿富汗、印度，因此這是動搖英國對東方統治基礎的重大問題。 戰鬥的結果以英軍勝利告終，巴格達對英軍打開城門，親英政權開始重新掌握局勢。然而，問題本身並沒有得到任何解決。 此次歐洲大戰的根本課題在於世界新秩序的創建，這當然是英美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能否得到清算的問題。 而作為世界新秩序一環的「東亞新秩序」的建設，則以東亞民族的自主和獨立為條件。在此，印度能否擺脫英國的枷鎖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一般認為，印度至今還沒有掀起自覺而強有力的民族運動。而且，如今似乎是從西方那邊試圖提出該問題，這實在是意義深遠的事情。 世界性抗爭在不斷向東方擴展，其戰線也漸次得以形成。 法國正不顧體面地逐漸拋棄自戰敗以來相當曖昧的態度而與德國達成合作關係，這也是值得注意的情況。而英國在努力給法國帶來一旦勝利結束大戰則恢復其原狀的期待，以維持法國的「中立性」。大多數法國人也暗中祈禱戰爭以此種方式終結。這在法國政治領袖對德國的機會主義態度上，也有所反映。而且可以認為，這是因為如今北非及敘利亞等地區重要性增強和法國國內經濟需要維持，故有必要與德國保持進一步的緊密關係。5月6日，德法兩國簽署了協定。 最後，美國的地位正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雖然，在其國內孤立派的勢力和主張不可小覷，但一般觀測認為，對英援助將逐漸得到強化，不久軍艦海上巡邏會得到實施而美德衝突難以避免。此前羅斯福總統的「爐邊談話」，也已充分表明了其決心。美國經濟已經因急速進入軍工生產擴大階段而出現人為的景氣，使軍工企業家得到了充分的利益。對他們而言，除了參戰沒有更好的辦法維持這種不自然的景氣了。而且人們預測，如果德國獲勝，美國在歐洲乃至南美等市場的地位將變得越發動搖。當然，美國的政治領袖當前正在探測局勢，他們感到危機的到來而處在迷茫狀態，這也是無須否定的。 二 東亞局勢與事變處理的問題 如上所述，當我們觀察國際關係現狀時，就會清楚東亞的局勢完全是其組成部分而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日中事變從昭和十二年（1937）爆發以來，如今已經過了整整4年時間。回顧其間發生的世界性局勢變動乃至我們身邊無數的變化，不能不有「遙遠而隔世」的感慨。 日本身處目前國際局勢之下所面對的最大問題，不用說正是4年來的中國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乃是賦予我國政治領導人的最大課題。 如今最為明確的事情，是日中事變不可能切割開來作為單獨的問題來解決。但我感覺，一直以來我們的事變處理方式卻始終把事變當作單獨的問題。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要提請注意的是，中國問題與世界性問題密切相關而需要作為世界問題來解決，這樣的觀察並不意味著在世界性局勢下中國問題就可以立刻得到解決。正因為這是具有世界性規模的問題而最終與世界性的解決相一致，比起局部性的解決來這更是根本而長久的事情。 在事變經過了4年的今天，我們回顧其處理方式前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將是有意義的。當然，對於相當具體的問題我們評論家並不知曉，很遺憾只能做些概括性的分析。 自世界危機以來，各國試圖通過經濟上的國家主義乃至確立區域經濟的方法來謀求出路。區域化傾向成為世界性的風潮，當然不能不導致各區域之間的對立激化。與此相伴，軍備急速擴張，也是事實。 可以想像，日本確立「日滿」乃至「日中滿」的區域也是必然的。 有關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方式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主張，一種是主張貿易中心主義的鬆散方式，另一種強調更為緊密的結合。前者體現在各種「日中經濟提攜」論的方式中。而後者具有更為積極的推進方式，因為要觸碰在中國的各國列強的利益關係和中國本身的民族情感與利益，當然產生了種種摩擦。實際上，因世界形勢的緊迫與慌亂的氣氛，日本採取了後者的方式，而摩擦首先出現在與滿洲接壤的北方中國。（這方面的情況，參見拙文《最近日中關係史》，太平洋問題調查部資料七） 那麼，日本的要求何在？這隻要看看1936年10月在「支那派遣軍」司令田代和宋哲元之間簽署的協定內容，就會一目了然。［（一）津石鐵路建設；（二）塘沽港口；（三）白河水利事業；（四）龍煙鐵礦；（五）井陘煤礦；（六）棉花種植。］而這種思考方法，最明顯地體現在1938年10月創立的「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及「中支那振興株式會社」的使命上。 第一階段。昭和十二年（1937）7月於盧溝橋發生的突發事件，在沒有獲得有關事態發展的充分而正確預測的情況下，其規模逐漸擴大開來。然而，不久便發現這乃涉及全中國的問題。問題甚至具有涉及全世界的性質，但這一點至少在1940年年初乃至該年秋三國同盟確立之際，還不甚明了。當初，人們的認識還局限在有關中國的局部性問題上，之後也只是意識到這是世界性的局部問題。可以斷定，這種情況給至今為止的日本政策指導以巨大影響。也就是說，日本國內政策常常以暫定的「臨時措施」性的方針為主，對外政策上也是缺乏獨立自主的性質。 總之，事變具有涉及全中國的性質，這一點雖然逐漸明朗了，但日本依然沒有明確意識到此乃長期化的問題。因此，產生速戰速決的期待，也並不奇怪。 12月12日南京淪陷之前，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出面調停時提出的和平條件，後來被廣田外相以及汪精衛曝光，其中有：（一）中國承認「滿洲國」；（二）中國放棄排日排滿運動；（三）設置華北、上海、蒙疆等非武裝或特殊地帶；（四）中國確定「防共」政策；（五）簽署「日滿中」之間的經濟協定；（六）賠償事變造成的日本僑民損失。 這樣，日中事變處理的方針以南京淪陷為界得以明確下來。 第二階段及最新發展。從徐州會戰到《近衛聲明》發表的這一階段，一方面通過在中國建立地方政權和開發公司等，日本一直以來的對華要求得到充分展現，另一方面也出現了期待東亞民族聯合的理想主義式情緒。後者主要體現在參與滿洲「建國」的一群人所主張的東亞民族協調的理想主義上，以及提出與日本高度國防國家建設新要求相結合的口號上。這也便是要求日本政治革新而以政經新體制創建為不可或缺之條件的主張（當時，這種主張被稱為「國民再編制」運動）。而作為民間的理論，則有媒體上頻繁討論的「東亞聯盟」論或「東亞協同體」論。 《近衛聲明》發表於昭和十三年（1938）末（12月22日）的廣州、漢口淪陷之後，日本的基本要求有三點：（一）中國與「滿洲國」建立友好關係；（二）締結「防共協定」並以此為基準日本在特定地點駐軍及內蒙特殊防共地區化；（三）日中經濟合作。 與《近衛聲明》相呼應，汪精衛的「和平運動」開始表面化。昭和十三年（1938）12月汪及其數名同僚逃出重慶，發表了呼應《近衛聲明》的《和平救國運動宣言》。 對於汪精衛運動的預測及其對策暫且不談，這個運動得到多方支持，遂於昭和十五年（1940）3月組成了「新政府」。不管怎麼說，該運動的展開給新秩序論者帶來了具體的事實和希望。 而1939年7月爆發的歐洲大戰促使日本改變觀點，將日中事變放到更為廣大的視野上來定位。日本方面對於汪精衛政權的看法，也不得不因此而有所改變。日本在11月底正式承認南京政府，但不容否定的是與此同時仍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為了事變的及時迅速處理，與重慶方面談判還是有效果的。 但是，正如我經常指出的那樣，日本如果要徹底解決中國問題，便不可避免地會與深深滲透到其內部的英美勢力發生衝突，這是無法迴避的。因此，從「不以蔣介石為談判對手」的見地出發而採取歡迎建立新政權的立場，乃是理所當然的。 從這樣的觀點出發，視支持培育汪精衛政權為正當的方向，也沒有問題。而汪精衛政府「還都」南京一年、《日華基本關係條約》締結半年後，其現狀還沒有展示出所期待的發展來，這也是一個事實。 這在先前本多大使回國述職時也有所體現，大使在京都發表的聲明就直截了當地指出了這一點。大使列舉的汪精衛政府發展受阻的原因很得要領，我們很有同感，但也必須指出這實際上正是日本的現狀以及世界形勢所導致的。 以上，可以說是有關最近階段的決定中國問題解決方式的主要因素。 日中事變4年來，作為日本所蒙受的消耗和為應對重大國際政治局勢的變化所作社會、經濟動員的結果，在物資動員逐漸窘迫的同時，對大陸的現實要求也漸漸提高，這是很明顯的客觀事實。如後所述，因為重慶政權長期抗爭的立場和態勢越來越不容忽視，所以日本的事變處理方式也不得不採取更為現實的形態。大陸所有的物質資源對日本戰時經濟的重要性將增強，資源的獲得與作戰兩者必將形成一種更為緊密的關係。 以上走馬觀花式的對事變處理方式重點變化的觀察，說明了其與日本政治力量的主體性條件之間的密切關係。（有關事變處理方式與日本政治的關聯，請參照發表於《大陸》1941年7月號的拙文《現實政治的推移》。） 三 處於美國保護傘下的重慶與荷屬東印度 毋庸置疑，決定日中事變處理結果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在於對中國本身的現實是否有正確的認識。 處此急速變化的世界局勢之中，中國當然也不能不蒙受重大影響。何止如此，中國還處在自身的社會變革過程之中，包括其半殖民地性質，都使其接受的來自世界局勢變化的影響要深刻劇烈得多。 以脆弱的抗戰能力而保持對日本的對抗態勢，中國至少必須維持以下三個條件：第一，必須把握住國內統一戰線的態勢；第二，維持戰時經濟使之不至於崩潰，而且還要忍受來自日本的經濟戰並與之鬥爭；第三，必須深化國際性依存關係。 隨著國際戰線明確劃分為兩大陣營，中國原本對英美的依存姿態更加明顯地呈現出來，這可以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關於第三點，眾所周知，自日德意三國同盟締結以來，中國對英美的依存度有了決定性的增強，《日蘇中立條約》簽署後，其依存度又有進一步強化。 第一點完全屬於繼續維持國共合作的問題。 第二點是內地經濟建設和經濟戰（對日本實行反封鎖）的問題，此點最為重要。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在於通貨膨脹的急劇發展，它非常嚴重地困擾著內地政權。毋庸置疑，這種使民眾生活處於極度不安的狀態，逐漸將抗戰導向更為困難的方向。不用說，這種惡性通貨膨脹源自重慶政權堅持在經濟上不勝其力的抗戰。僅從財政膨脹的狀況來看，雖然昭和十一年（1936）的歲出歲入各10億元保持著平衡，但次年歲出為21億元，接下來每年分別為24億元、28億元、35億元，呈逐年急速膨脹的態勢，到了昭和十六年（1941），針對歲出的稅收及其他收入則不過5億元而已。正如孔祥熙所言，其餘部分「以借款填充」。這些幾乎都要依靠內債來應付。蔣介石政權自事變發生以來所發行的內債，至1940年上半年已經達到44億元。公債最終都由銀行來消化，致使政府銀行的法幣發行量增加而呈現出惡性通貨膨脹的傾向。根據公開發表的數據，法幣發行額在昭和十二年（1937）6月為14億元，但到了昭和十四年（1939）6月則上升為27億元，該年年底為30億元，昭和十五年（1940）6月為39.62億元。評論者的一致意見是，實際發行額要遠遠超過這個數字。上海《財政金融報》的老闆伊康認為，到年末將升至60億元。這還不是最高的推測，實際上還有觀察家認為年末將達80億元，而到本年（1941）2月可達85億元。再加上地方銀行券、紅軍軍票等估算有9億多元，最終將達到九十四五億元的巨額規模。 日本方面對重慶實行經濟戰，進一步使中國內地經濟陷入苦境。日本經濟戰的要點是強行經濟封鎖、軍票工作、駐軍的經濟自給政策。其結果，是內地物價的高漲愈演愈烈（內地平時原本就生產有限，如穀物和食鹽有7%的缺口，棉花缺口為79%）。顯示內地物價高漲的某資料統計如下（1937年上半年各月平均為100）：重慶1940年1月為279.2、7月為449.8、12月為1217.8，1941年3月第一周為1233.8。就是說，與1937年相比物價漲了12倍。重慶各商品的高漲分別為：大米12倍、食鹽9倍、小麥8倍、棉花8倍、煤炭30倍、火柴20倍、鐵板18倍、鐵釘20倍、玻璃13倍。另有報道指出，到本年4月底米價上升了19倍。眾所周知，這種現象與其說源自糧食的絕對不足，不如說是由於地主、商人的囤積投機活動導致的。蔣介石親自掛帥苦心應對，甚至於去年12月槍斃了前成都市市長楊全宇，但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反而陷入更加困難的狀態。 有觀點認為，內地經濟陷入此境在政治上成為進一步激化國共兩黨矛盾的原因。要求地主、商人、軍閥等積極合作，依靠內地經濟建設和源自外國援助的對外貿易而繼續抗戰的重慶方式，和以獨特的農村革命來實現民眾動員的中國共產黨的方式，兩者到此階段越來越難以相互認同合作。國共摩擦在作為重慶根基的浙江財閥之勢力範圍的江蘇、安徽、浙江一帶最為尖銳激烈，其原因蓋出於此。自今年（1941）1月初第三戰區司令顧祝同襲擊新四軍司令部並逮捕軍長葉挺這一突發事件（皖南事變）以來，在政治層面上也持續展開了形式最激烈的內部鬥爭。 日軍對重慶軍隊所施加的軍事壓力，在4年之後也仿佛取得了絕對效果。5月以來，針對第一戰區司令衛立煌所施加的攻擊是開戰以來取得的最大戰果。目前看，重慶全面軍事反攻的可能性幾乎喪失殆盡。重慶方面今後若有反攻，恐怕要採取別的形式或至少是與別的形式相結合的軍事行動。 對重慶而言，唯一的出路是依靠英美。至今為止，為了戰爭，重慶最需要的是武器的輸入和資金的籌措。為此，需要內地農村礦產的開發及強行輸出。事變爆發以來，中國得以對貿易部門實行比較有力的統制，也是因為有這樣的要求。我們看到，通過貿易部門的國營化，英美資本的壓力逐漸直接或間接地支配了中國的內地經濟。 根據《財政評論》4月號的統計，開戰以來各國對華借款總額達到如下巨額：英國貨幣為9000萬英鎊、美國貨幣為4.978億美元、法國貨幣為10.3億法郎。以國別而言，對英借款5810萬英鎊、對美借款1.978億美元、對蘇借款3億盧布，對法國、德國、捷克各國借款分別為10.3億法郎、3050萬英鎊和1.2億克朗。 其中，蘇聯對華借款的性質略有不同，仿佛是占了蘇中貿易協定的全額。總之，這些借款顯示了重慶政權的對外關係結構，英國借款顯示出交通、金融等商業的性質，美國的借款重點在於桐油、鎢、錫等物資方面。 進而從借款的確立時間來看，可以知道在比重上美國比英國有提高。美國去年向中國借款三次，即3月第二次貿易協定（錫借款）的2000萬美元、9月的第二次借款和12月的1億美元大筆借款（購買軍需物資及穩定法幣借款）。在此，淋漓盡致地反映了美對華政策的積極性。到了這個階段，美國對華借款的意義不應該像早先那樣僅從經濟角度考慮，而應該從世界政策的視野來加以理解。 三國同盟確立以來，對中國來說美國已然成了唯一的支柱，而美國方面也極為認可中國的利用價值。持續抗日的中國正成為英美國際戰線的重要一翼，在法國曾經成為美國的前衛這一意義上來看，在東亞，中國的未被占領地區已經成了美國的前沿陣地。 抗戰中國其內部如何蘊藏著重大的矛盾危機，怎樣在日軍的武力和經濟封鎖之下變得疲憊不堪，這裡舉出的幾個重要指標已經做出了明確說明。但是，如果做出重慶的屈服「就在眼前」的觀察，恐怕是有誤的。因為，它越疲憊不堪而危機四伏就越會向美國傾斜。在此，我覺得需要進一步檢討這樣的觀點，即把中國與美國分離開來，中國問題將容易解決。對此我不得不做出結論：這樣的思考方法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單純從東亞與美國的關係考慮是難以確定的。總之，美國的最終考慮出於其世界政策。美國和英國聯手而與德國的殊死搏鬥正向世界規模的大戰擴展。在這種情況下，毫無疑問，德國強有力的同盟國日本之與中國的抗爭無論持續到怎樣的程度都是對美國自身有利的。這期間，美國一定期望藉助豐厚的財力而持續擴大其軍備。 對於這樣的事實，不容許認識的樂觀淺薄。 以上情況，也可以用來說明荷屬東印度的態度何以不可理解的強硬。與荷屬東印度的交涉，由接任商工大臣小林的全權大使芳澤負責，芳澤以柔韌頑強的交涉博得名聲而持續參與談判。但6月初傳來的最後結果，卻是與期待相反而令人難以滿足的。 強調向東南亞、南亞進軍的觀點。——譯者 日本的南進論  雖曾喧囂一時，但又常常聲明其意圖中並沒有超越經濟之外的考量。而這種針對經濟的要求，也遭到了拒絕。 荷蘭乃至荷屬東印度當局不斷聲稱，自己與「東亞共榮圈」沒有任何關係。不用說，這是因為對作為其恨之入骨的德國的同盟者日本之反感情緒使然，而更為妥當的觀察是荷蘭與英美的勢力在根本上完全一致。 1940年4月17日赫爾聲明；赫爾為威爾遜總統時代的國務卿。——譯者 去年4月，當荷蘭被戰禍殃及的時候，日本聲明表示對荷屬東印度的現狀有進一步的重大關切。對此，美國立刻聲明「若干涉荷屬東印度的內政或以非和平手段改變其現狀，這不僅是與荷屬東印度，而且將成為與全太平洋安全相關的問題」  ，明確表示出牽制日本的意圖。 必須指出日本向南方的經濟拓展存在著以下弱勢：（一）華僑作為輸出消費品的經營者占有重要的比率；（二）政治上已經處於歐美的支配之下；（三）日本的投資額占很小的比重（在南方地區的英屬馬來亞、荷屬東印度、菲律賓群島、法屬印度支那、泰國、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地各國的投資概算為：英國100億元、荷蘭53億元、法國20億元、美國17億元、日本3億元、華僑40億元）。 而且，日本對南方區域所擁有的資源的要求變得越來越切實必要。 最近，美國在貿易中的比重明顯增大。例如，在荷屬東印度的對外貿易中，美國的輸出在1938年到1940年上半年從13.6%上升到29%，輸入從12.6%增至20%，其對美國的依賴傾向在經濟上變得越發明顯。 現在的雅加達。——譯者 問題更在於，這種依存關係遠遠超出了經濟領域。本國遭到攻擊的荷蘭，如今實質上只能據守這唯有的荷屬東印度。而我們應該看到，這個荷屬東印度已完全被組合到了英美圈之內。英美法荷四國的共同防禦軍事會議，以往就常常在新加坡、巴達維亞  或馬尼拉舉行。可以說，在太平洋上存在著英美荷組成的海上共同勢力。 我們還要同時考慮到以下事實：南方大陸緬甸與重慶的連接，英美航空力量的進出中國內地，以蘭貢（Rangoon，仰光的舊稱）為後方基地，以中國未被占領地區為前沿基地，等等。 更明確地說，我們應該看到世界大戰接下來更重要的階段，即美國參戰以後，在遠東英美荷中軍事上共同作戰力量的存在，或者不如說現在已然存在了。 四 民族問題的顯現 約旦舊稱。——譯者 開篇所述歐洲局勢的進展，進而擴大到了敘利亞。在巴勒斯坦以及外約旦  的英軍司令梅德蘭德·威爾遜將軍的指揮下，加上前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卡德爾將軍麾下的士兵，總共兩萬的英法軍隊在6月9日開始向敘利亞進攻。而德國如何對敘利亞實施救援，則成為世界共同關注的焦點。 英國的作戰目的始終在於接受第三國的支援而殲滅德國的勢力。波蘭如此，挪威如此，荷蘭、比利時、法國如此，南斯拉夫、希臘也是如此。而至今為止常常是以第三國的慘烈犧牲和英軍的敗北而告終。可是，英國依然固執地堅持此種方式。在殖民地各處擁有基地且有著壓倒性優勢的海軍力量的英國，隨著其逐漸遠離歐洲的中心而處於有利的狀態。在北非各地展開的抗爭，如今已經波及近東和阿拉伯地區。據觀察，英國的策略在於逐漸將德國的軍事力量引向遠離中心的地帶，並使其優越的攻擊力量發揮到極限。加之，近東和阿拉伯地區的問題牽扯到土耳其及蘇聯的實際利益。不用說，這亦是橫亘在德國前進道路上的難關。 德國與此相對抗的方式，不能僅僅依靠武力。因為，壓倒性優勢的武力也由於遠離本土而成反比率地減弱。加之上述作戰基地和第三國介入的問題，很可能使之處於相當不利的境地。我個人認為，決定問題的關鍵在於德國對已占領地帶的經營能力，而更為根本的是能否將其經營與戰爭有效結合起來。就是說，這與德國追求的創建世界秩序的可能性道路直接相連。直截了當地講，可以說這是德國在武力戰勝之後能否逐漸布下走向新秩序基石的問題。如果這些能夠逐步落實，地區的擴大便是整體勢力的增強，並可成為下一步的發展基地。 有關於此，我們還沒有掌握能充分下判斷的材料，暫且相信同盟國德國的能力吧。 但是，在此我們注意到一個不可輕視的新的重要問題。這就是上述形態下英德抗爭的場面逐漸擴大而達到臨界點時，在其彼岸所清晰浮現出來的一個重要問題（問題也將發生在臨界點之內），即被壓迫國家和殖民地的民族問題。這在目前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而在下一個階段確實將成為極其重要的問題。 不用說，這與東亞的民族問題緊密關聯。在此，隱含著建立世界新秩序要解決的最為重要的課題。 Thomas Edward Lawrence，1888—1935，英國軍人，曾支援阿拉伯人反抗奧斯曼帝國統治的叛亂，被稱為阿拉伯的勞倫斯。——譯者 英國以其歷來的老練，也準備了保證給印度、埃及、衣索比亞、伊拉克、敘利亞以民族高度自治及未來獨立的一手。我們已經見證了「一戰」時勞倫斯  式的活動在各地展開的情況。就連「自由法蘭西」軍也曾追隨其後。卡德爾將軍侵入敘利亞之際，就曾宣誓「始終以敘利亞及黎巴嫩托管國的身份謀求自由獨立的國家」。 這種誓言與保證到底如何呢？對此若想追溯「一戰」的結果而喚起人們的注意是沒有意義的。被虐者追尋夢想，而實現了夢想的人則必須追尋更為美麗的夢想，或者通過明確的現實得到教訓。 假如不推行德國式民族解放的現實方式和新的組織，說不定不久也會有自然生長式的民族自我解放問題的出現。 如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到1927、1928年間，很少有能與蘇聯給民族解放運動帶來的吸引力相比的。可以說，這是因為蘇聯在其後完全採取了獨特的國家主義所導致的，儘管如此，在英德方式相互糾纏而處於停頓的狀態下，蘇聯的確有其自身的影響力。 五 現階段出現的和平問題的意義 歐洲大戰的發展局勢，已如上述。而且，似乎已經進入美國一路邁進而直接參戰的新階段。然而這一時期同時也顯示，有一個緩慢停滯的過程存在著。其各種原因和要素有以下幾點：第一，德國的急速進軍步伐大致轉到了緩步前行的階段；第二，德蘇關係漸漸產生了極其微妙和深刻的變化；第三，美國在一路邁向支援英國的政策之後，如今遇到是否參戰的具體問題而陷入躊躇與反思之中。進而如上所述，東亞局勢也可以說大致進入了停頓狀態。 雖然英國國內消耗嚴重，生產力衰退，糧食儲備銳減，但英德之間圍繞地中海區域的爭奪還是進入了對峙的狀態。德國也需要準備進行持久戰，且為將來的發展重整工業生產力和糧食自給自足措施。而與糧食問題相關聯，作為糧倉的烏克蘭就具有了重大的意義。所傳蘇德之間的緊張，其中一個原因就與這一點有關。一般認為，蘇德關係比起以往，得到大規模而根本的調停還是走向歧路，是目前的關鍵。 至此，人們會想到英國保守黨的傳統策略，即反蘇「十字軍」結成的可能性。但是，在德英激烈抗爭的旋渦中且德國正考慮重大反擊的現在，我們不能不說這種可能性至少是不現實的。 因此，在現階段的自然發展中和平問題被提到議程上來，其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德國在開戰的初期于波蘭戰線穩定後，曾兩次發表和平通電，列出如下條款：（一）德國不以稱霸世界為目的；（二）堅信世界長久和平有待英德兩國的和解；（三）德國不放棄殖民地返還的正當要求，但絕不為此而使用武力；（四）提議召開有關通商、通貨、裁軍、限制武器及其他問題的國際會議；等等。（1939年10月6日希特勒國會演說） 當然，英法方面並沒有接受這一提議。 1940年2、3月份，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赴歐洲致力於和平斡旋，如今這依然是人們記憶猶新的。很明顯，這時期與我上面所指出的現階段的和平氣氛有根本的不同。 現階段的和平時期，日本處在非常有利於發表意見的地位，即雖為三國同盟的一員，但在地理上處於特殊地帶。 在這個意義上，日本的立場受到人們的關注。 今年2月初，日本松岡外相通過大使重光葵向英國外相艾登轉達了闡明帝國之和平方針的信息，我們可以從英國下議院巴德拉副官的公布得知。與此同時，日本情報局局長石井在外國記者會上宣布「日本有意調停世界戰爭」的聲明，引起全世界的巨大反響。 4月29日《日本時報》的社論［Peace Terms（和平條款），無署名］出自外國投稿人之手，如當局聲明的那樣，這與日本政府的方案沒有任何關係，但還是作為展示出了三國同盟一方和平條件的大致輪廓的文件，頗受海外的關注。 以下，試著概括其條款的內容。 導言部分，首先站在歐洲大戰迎來一個轉機這一印象上闡明其主旨，認為「和與戰的重大決定其關鍵握在美國手裡」。 而作為原則，「更為強大的國家將推動世界發展，並在勢力範圍、資源、統治形態等問題上，發揮最大的自由靈活的手腕。無以維持其實力，只靠操縱各國而推動其行動的那些支配性國家，則試圖維持現狀，其企圖只能遭受挫折」。 社論認為「擁有決定和平路線權力的國家，是德國（及其同伴者義大利）、日本、英國、蘇聯、美國」，並舉出以下條目。 「海軍假日」指1922年《華盛頓海軍條約》簽訂後至1936年的時期，其間各國大型戰列艦建造計劃均被取消或終止。——編者 △太平洋上的各國在達到同等比例時，可以宣布為「海軍假日」  。 △撤除直布羅陀、東地中海、馬耳他、亞丁灣、新加坡、香港、阿留申群島的各種軍事設施。 △英國海軍完全撤出地中海，共同管理蘇伊士運河。 △北非全域交由軸心國一方統治，法國在與軸心國合作的條件下，可以繼續保有其殖民地。 △英國及其他國家所擁有的非洲東西兩岸殖民地的某些區域由德國、義大利統治。 △作為英帝國的心臟英國本土仍將保留，但其權力中樞有必要逐漸轉移至加拿大。 △如果馬爾馬拉海不能置於蘇聯和土耳其的共同管理之下，那麼德國或將要求其成為自己最前沿的國境。 △伊拉克、伊朗的油田由目前的資本、地緣政治勢力和德國三方共同擁有，並堅持機會均等。 △美國的勢力範圍包括加拿大、中南美、紐芬蘭、格陵蘭島及周邊諸島嶼，但上述各國應給予德國及同盟國以航行自由和均等機會。 △廢除夏威夷以西美國所有的海軍基地。 這篇社論原本只是要引起英美人的震驚和憤慨而已，但在評論家中間也有人認為「其中不乏建設性意見，至少可以成為戰後有關世界結構形態的一個討論方案」。 上述見解中，絲毫沒有觸及有關中國的問題。然而，必須指出中國問題毫無疑問乃是未來和平問題中的核心之一，而且現在已然完全融入世界問題之中。 到目前為止，交戰的兩個名角——英國和德國都對和平顯示出漠不關心的態度，被稱為「掌握著和平鑰匙」的美國也保持著沉默。 儘管如此，依然可以斷定，在世界形勢所處的現階段，實際上還是有提出和平問題的可能性的。 不過，我的意圖是要儘快給出結論，而並非在此討論和平成立的可能性。 此刻，人們有必要回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於1916年一時出現的和平氛圍。那時，在戰線中處於優勢地位的德國提出了和平議案，美國亦表示出居間調停的意願，但問題最終卻不了了之。（參照李德·哈特《世界大戰——及其戰略》，富山房出版，1939年，第164頁） 戰爭不可能以一方完全勝利而終結。新舊世界的轉折時期，其矛盾極其深刻。 此刻，最為重要的是站在上述認識的基礎上，而於日本已然確立起的「東亞新秩序」建設的道路上，毫不猶豫地繼續前進。 東亞已經完全成為世界問題的一部分。事變處理的途徑也只能通過努力於世界新秩序的創建而得以打開，舍此別無他途。 （194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