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東亞局勢的暫時停滯與新的發展預測

一 因去年秋天日軍對漢口、廣東發動進攻，戰局呈全面展開之勢，之後東亞的政治態勢進入停滯狀態。當然，對各地的游擊隊和土匪的「清剿」正在展開，沿著長期建設的路線，經濟重建工作也開始著手。日本國內則出現了從「日滿中經濟區域」論之經濟主義向「東亞新秩序」建設之意識形態的、政治性觀點的轉變。 與此相比，更使人普遍感興趣和抱有期待的是，去年12月20日汪精衛發表的聲明和此派的行動，以及北方中國吳佩孚將軍啟動的「和平救國」運動。 然而，這些事實並沒有立刻從根本上打破東亞普遍的停滯狀態。 那麼，現在這種政治態勢的停滯現象是基於何種因素產生的呢？我認為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僅僅通過軍事上的打擊，並沒有使中國抗日政權立刻屈服。 第二，東亞的國際局勢雖蘊含著種種危機，但整體上並沒有引起急劇的變動。 第三，日本政治態勢的停滯。 一般認為，隨著此次事變的爆發，日本的政治態勢必然會發生飛躍的變化，然而近衛內閣一年半的努力最終也沒有導致政局的變動。1月4日近衛內閣下台，組建了平沼內閣，這應該是打破前內閣僵局的一種方式，然而在解決導致近衛內閣僵局的更為根本的日本政治僵局和停滯性方面，這未能成為什麼新方式。 從政界上層以往的政權變更角度觀之，近衛內閣的下台當有種種原因。而僅從這樣的角度出發來對待此一事態的人，也確實將其視為難以理解的東西。但我相信，若從著手國民重組問題而不得不面對無法推行的困難，並最終下台的角度來看，雖然很是單純卻也是最正確的。因為，這一問題觸及如何打開日本政治僵局的根本方式。 近衛內閣的最大功績在於，該內閣對所有問題均採取根本性的處理態度，相對而言不太在乎問題是否與舊勢力、舊秩序有關。不用說，這似乎與解決現實問題之具體的可能性有相當的距離。 日本政治今後要解決的必定是執行力的問題。 而在我們看來，當前日本政治走向的問題在於打破僵局的要求並非來自內部，只是一種外部的期待而已。這並不是說日本國內的政治、經濟沒有變化，我們正親身體驗著對現實各方面的統制力之不斷加強，然而這只是一種因客觀上的需要而被迫產生的權宜性變化。 以上看法，不外是從外部自然變化的角度來期待東亞目前政治局勢發展的一般觀點，同時也是導致現實政局暫時停頓的根本原因。 從這種態度出發，人們自然期待著歐洲政治態勢的緊張最終導致破局機會的到來。客觀上，如今的歐洲也確實處在噴火的火口上，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例如，美國駐法國大使普林頓和駐英國大使甘迺迪在1月10日面向參眾兩院聯席軍事委員會報告時異口同聲地稱「歐洲態勢完全處於混亂之中」，張伯倫首相的和平工作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性。甘迺迪大使「春季就有可能爆發世界大戰」的發言，更是引起了轟動。 歐洲戰爭可能爆發。但是，我們最終必須考慮的是戰爭一旦爆發，日本的地位如何。戰爭很可能形成世界性的規模，因此日本要在東亞確保其最終的地位，也只能等到這世界戰爭終結之際。若不具備對最終局面的預測和確實的自主政策之實施能力而只等著歐洲戰爭的爆發，那將是毫無益處的。 而且，這種消極的態度反映在中國問題上，就是對汪精衛一派抱有過度的期待。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聲明所主張的內容背後深思熟慮的民族主義意義乃至與國際協調的伏筆往往被忽視，以至於只看重其給抗日政權內部造成了分裂解體的影響，包括對地方割據勢力的分離作用。 指汪偽政權控制的區域。——譯者 汪精衛一派的聲明也好，吳佩孚的起義也好，當然各自都有充分的意義。但是，若期待由此導致抗日政權的立刻屈服，則肯定是錯誤的。針對抗戰中國，「新中國」  要取得壓倒性的優勢僅確立政治上層建築還不夠，必須具有強大的經濟基礎。抗日政權在西南和西北根據地雖然經濟上落後而面臨開發的困難條件，但仍然有英法和蘇聯的經濟援助。新政權在經濟領域依據原有的經濟條件雖然處於優勢，但目前內部的整合遠遠不夠，日本的經濟援助也難以迅速擴大。進而，在這個經濟領域列強原本的利害關係錯綜複雜，處於和日本的摩擦之中。 一般認為，「新中國」地區迅速推進經濟建設並以此為基礎立刻壓倒抗戰中國的勢力，這樣的企圖從時間上來說是很難實現的。 因此，無論如何要打倒蔣介石政權，不管付出怎樣的犧牲也必須實現目標，這樣的思考漸漸再次抬頭，即如果置蔣政權於不顧則無法徹底推進文化、治安、經濟等工作。這些工作應該在打倒蔣政權之後進行，戰爭進行過程中要專心於以武力推翻蔣政權。依此觀點來說，費時費力去打倒蔣政權為的是將來的治安、救濟和文化等工作。 這的確是日中事變給我們的一個教訓，也是據此推導出來的一個結論。 但是，這終歸只是多個結論中的一個而已，實際上還存在著同樣從日中事變具體過程中產生的別的結論。例如，在「東亞協同體」的理念中最明顯地展現出來的那一類結論（關於「東亞協同體」，我在《中央公論》本年1月號發表的《「東亞協同體」的理念及其成立的客觀基礎》中有論述）。 總而言之，日中事變告訴我們日本人，中國的民族團結力是存在的。因此，前面的結論將最終歸結為：是強調民族戰爭層面的徹底解決，還是民族協調的更高層面的解決。 征討朝鮮之際，遠征朝鮮半島的小西行長在給豐臣秀吉的信中寫道：「中國意想不到地是一個大國。」今天，更是感覺如此。而更為意外的是中國的民族團結力問題。這不僅令眾多日本人感到意外，就是對最為聰明的中國學者來說無疑也是如此。例如，林語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日譯本《我國土，我國民》，豐文書院，1938年）講到中國人和平主義的基本性格，說： 一般而言，擁有優勢的軍隊只要讓處於劣勢的敵人感到恐怖就會使之敗退。西歐各國的長期戰爭，在中國大概一個月就會結束。 這是直指內亂的情況。而我們知道，近年來中國的內亂也確實是這樣性質的東西。1929年廣西派與蔣介石在漢口的戰爭是如此，1930年閻、馮（閻錫山、馮玉祥）聯合對抗蔣介石的時候也是如此。1936年夏天西南派與蔣介石的爭鬥，亦沒有超出這個慣例。 如果說林語堂所謂中國人的基本性格是這樣的，那麼直到如今依然與此相反的抗戰中國，則應該源自別的要素並且這要素髮揮著強勁的作用。 我認為，這就是強烈作用於中國社會的政治力量、民族走向的問題了。 二 以暫時的停滯為特徵的現狀，在此基礎上的日本之東亞政治該如何發展呢？從大陸政策觀之，軍事行動並未見飛躍性的發展（最近占領海南島的軍事行動其對象是各島嶼，而大陸的軍事行動則重點在於對特殊地區的占領），其重心所在是以治安恢復和經濟建設為前提的內部整頓。例如，所傳山西省境內的（黃河）河南方面、（黃河）河北中間地帶的「清剿」工作等。 經濟建設要成為主要目標，這是自然而然的。日本資本在軍事行動之後，儘可能早地帶著本來對大陸的經濟計劃而迅速跟進了，它們所要求的是資源，以及經營上所需的原材料和市場。以兩大國策公司（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中支那振興株式會社）為首的眾多公司、個人重新進入中國並擴充其經營規模。 目前，日本處在難以獲得外國資本合作的狀態之下，因此不得不以自己的力量來從事經濟開發工作。資本、技術、人力的需求今後會不斷增加。然而，在此立刻遇到的問題是日本原本自然而然的要求與大陸經濟條件之間所產生的矛盾，這還暫時不包括「新中國」地區所有基於民族基礎上的特殊事情及要求之間的根本對立。 資本按各自的要求進入大陸。然而事變的擴大在地域上出現了預想不到的發展。資本急速進入大陸，而與日本及滿洲已有的經濟要求之間產生某種撞車的情況。可以預見，對擁有16億噸的礦石、4000萬噸的鐵礦埋藏量，且農業資源豐富而與日本市場關係密切的山東省的經濟開發，資本將傾注極大的力量。 日本的大陸政策今後越來越成為問題的，是所謂南進政策和北進政策的關係。一直以來，日本對中國大陸的北部和中南部始終有著不同的要求，在某個時期日本的金融資本對北方中國感興趣，而產業資本則與中部中國市場有著特殊的利害關係。在政黨與這些地區的關係中也有類似情況，政友會的重點在北方中國，而民政黨則傾向於中部中國。隨著日本勢力向南中國的擴展，這種對華政策上的二元結構將獲得更加強固的基礎。因為，毫無疑問，這是由於日本政治中的兩大支柱所指的方向原本都受到日本民眾的支持。 其次是外交方面，隨著日本在南中國戰線的進一步展開，必將帶來與英法的緊張關係，由此防共軸心的強化將進一步加深。防共協定原本在形式上針對共產國際而實際上以蘇聯為對象，世界資本主義陣營中兩大對抗勢力——自由主義國家群和極權主義國家群的抗爭激化，致使歐洲德意兩國對英法的關係緊張，同時也使協約國對自由主義國家的對立面變得重要起來。 防共協定受到歐洲及遠東緊張局勢的驅使，正呈現出微妙的二元性。 就是說，防共協定根據客觀情況的要求進一步得到了強化，在原本的反共作用之外又加上了廣泛的政治性。 1936年11月的日中南京會議，其主要題目防共協定如果成為問題，那麼因為這個協定所要面對的現實政治走向如今並不明朗，表面上所凸顯的就只是日蘇之間的對立。那時還未實現國共合作的國民政府，只是順水推舟表示出積極的意思而並非真心實意，作為國民黨，其針對共產國際的防備意圖並沒有什麼本質的變化。但是，儘管沒有今天這樣明了，防共協定對中國來說將導致其在國際政治上和英法美的對立，故而其抱有警惕也是事實。如前所述，其後國際政治局勢的發展，則使該協定的現實政治性方向更加明確了。 很明顯，僅憑日德意防共軸心的強化，難以在遠東地區強有力地牽制英美法，因此也不會產生施壓於中國抗日政權的效力。問題在於歐洲的英法與德意關係的變動。 1938年7—8月圍繞滿洲-蘇聯國境發生的日蘇軍事衝突事件。——譯者 從歐洲關係上的捷克問題告一段落，同時蘇聯對西班牙所展示的消極態度來看，防共協定線的強化並沒有使德蘇關係急劇惡化，因此日本與作為基本對象的蘇聯的關係也沒有特別的變化。當然，日蘇之間存在著難以解決的漁業問題和北樺太石油問題等，但即使引起紛爭也會像去年夏天的「張鼓峰事件」  那樣，可以期待得到正常的解決。 一般來說，日本所謂的興亞外交並非立刻要由此展開新局面，而僅僅是有關「東亞新秩序」建設的宣言而已。在西方列強看來，這不過是日本要求對大陸實行壟斷性統治的主張罷了。 因此，很遺憾日本的興亞外交並沒有得到列強的支持，也未能抑制列強的勢力或使其停止擴張。它們沒有對日本的行為顯示出強烈的反應，或者是因為國內的局勢，或者是由於它們之間還沒有實現緊密的合作或正等待適當的機會。 三 東亞政局目前的基調，雖然內部蘊含著波瀾起伏的可能性，但確實處於一種停滯的狀態中。而其根本原因，必須從日本政治的僵局上來尋找。 日本對於大陸的要求不用說源自一味謀求擴張的日本資本的欲求，伴隨著日中事變的發生這些要求得到了毫無保留的展露，並開始嘗試大舉進入大陸。雖然因為內外局勢的變化不得不有所修正，但現狀依然是這些要求被盡數提出並得到了完全的伸張。如上所述，現在的停滯狀態主要是因為這些要求而發生的，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 迫切期望遍及整個東亞的合作組織的建立——這與原本的「大亞洲主義」感情乃至主張不同——是在戰爭的現實過程中產生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主張是作為上述日本資本主義本來欲求之修正者而自我定位的。（作者按：「東亞新秩序」的內涵其代表性主張有兩種，即「東亞協同體」論和「東亞聯盟」論。前者有杉原正巳著《東亞協同體的原理》，現代日本社，1939年，以及山崎靖純《評論》中所載諸篇論文；後者有宮崎正義《東亞聯盟論》作為代表。） 針對「東亞協同體」論或「東亞聯盟」論，又出現了依據「日滿中經濟區域」論立場的反對意見。例如，小島精一在其編輯的《日本重工業》雜誌（1939年3月號所載《排斥超民族之東亞協同體論》）上直接以宮崎和山崎兩人為對象，批判其理論的「超民族性」。論點如下： 第一，把以日本立場為中心的東亞區域論完全等同於英國式殖民地政策，這是一種妄加判斷的論點。 第二，強調必須從日本自身的立場出發思考「東亞新秩序」而堅決反對以下主張，即將「日滿中」視為完全同等、並列的東西，堅持從「三國」聯盟之民族同等的立場提出綜合的建設計劃。 特別是在經濟建設計劃上，與宮崎和山崎兩人正相反，小島強調「終歸要從日本自身的立場出發來思考，並在『日滿中』之間做好適宜的工業調整工作，必須確保緊密的相互依存關係」，而不贊成超越民族立場的純粹經濟合理主義的因地制宜論。（作者按：小島對我在《中央公論》1月號發表的論文之立場也有批判，認為與以上兩人「異曲同工」。然而，我的立場絕非「超民族的」，只是認為在日本民族以外還應該具體認識到中國也是一個獨立民族。） 僅這裡提到的小島論文內容還不能充分展示其與「東亞協同體」論者在觀點上的差異，不過我認為協同體論者提案的意義還是應該認可的，即協同體論者針對一部分盲目贊同日本大陸政策的主張而要求重新思考，從而打破了作為政策之結果的某種僵局。 我們承認，至今為止的「東亞協同體」論其構成中有理想化和觀念性的東西。現在，這一論述正逐漸得到作為共同建設的合作者的中國方面的理解與接受，這一點我們需要了解。雖然，這絕非值得高度評價的東西。 重要的是，要努力而具體地把握中國的民族問題的性質。如果缺乏解決這個民族問題的能力，「東亞協同體」論最後將僅僅作為一個理念而告終，不會有其發展性。 在東亞政局目前的停滯狀態下，我們要仔細深入地觀察小島的批評意見。因為，這種觀點代表了我國一般的看法，而且反映了資本家的代表性意見。《東亞協同體的原理》的作者杉原曾指出，「東亞協同體」的理想出現於「滿洲事變」之後的滿洲「建國」之際，但後來因資本主義的要求而不得不變形，在這個意義上，被杉原視為中國問題唯一解決方策的這個「東亞協同體」也可能在今後遭到同樣的命運，這是我們要充分覺悟到的。 近衛內閣最後的革新政策「國民重組」運動如今逐漸被接受，這難道不具有豐富的暗示性嗎？［作者按：杉原指出，如果擁有一個原理的政治力量未能誕生，那麼事變將無法解決。這意味著，僅憑軍事機構和行政機構的整合併不能產生解決事變的政策。對華機構問題（興亞院設置問題）之後出現了國民組織問題，這表明為了事變的解決日本的政治正按著一定的方向發展，日本的政治力和政治知識水平有足夠的力量使事變的解決成為可能。「東亞協同體」建設的實踐能力，只能在具有極權主義性質的國民組織中獲得。從這個意義上講，「東亞協同體」和國民重組是不可分割的問題。見《東亞協同體的原理》，現代日本社，1939年，第333頁。］ 最近成為政界熱鬧話題的社大黨（社會大眾黨）與東方會的聯合問題，發生在政治態勢完全處於停滯而以革新主義為共同目標的兩黨之間，確實具有特殊的意義。作為實際問題，從這些政黨過去的因緣恩怨、背後的勢力關係以及目前構成分子的關係等來看，可以想像到其合作必將困難重重，但是如果這個新黨作為打開沉滯僵局的一股勢力而繼續發展，其所能發揮的作用將不容小覷。 四 如上所述，很明顯東亞政局目前的態勢可以視為一種僵局。而在同樣讓人有一籌莫展之感的某些事情中，如第一節最後所述，存在著一種主張通過徹底的軍事行動來打開局面的議論。 然而，按照現在的方式，日本指揮機構依然在期待經過一年半抗戰之後而受到充分打擊的中國於內部發生崩潰乃至屈服；或者，預期目前給抗戰中國以援助的各國因某種事情而收回援助之手。 究竟哪種觀察是正確的呢？這最終只有等到對抗戰中國的內部情況做精密檢討，同時對周圍的國際關係加以分析後，才能得出結論。 關於前者，我曾在別的場合做過詳細討論，認為現階段抗戰中國的性質其特點如下。首先，作為抗戰主體的國民政府已經完全擺脫或喪失了南京政府時代的國民資產階級政權的特質。（作者按：我在去年夏天戰爭爆發時，從四個方面論述了南京政府的特質，即與國民黨、地方實力政權、浙江財閥、列強的關係。參照拙著《現代支那批判》中「南京政府論」部分。） 在抗戰過程中，蔣政權的抗戰主體已然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 蔣政權局限於狹小的區域，實力在逐漸下降，但是另一方面具有離心傾向的地方割據勢力（軍閥）、浙江財閥、黨部上層、妥協勢力等逐漸分離出去，這反而使中央核心的凝聚力有了相對加強。據傳，去年1月末在重慶召開的五中全會，其最高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就包括了以共產黨為首的第三黨、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各派，各黨的勢力由此得以糾合在一起。 其次，是蔣政權的最後地盤西南地區的開發。這裡本來是經濟落後的地區，中國的工業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帶，而在戰爭的旋渦中向內地轉移也有諸多困難，因此至今依然沒有取得明顯的開發效果，但公路（汽車用路）建設還是有了相當的規模。今年1月成立的西南建設委員會，以蔣介石為委員長，孔祥熙為副委員長，張群為秘書長，加上交通部部長、經濟部部長，四川、雲南、廣西、貴州的省主席為委員，陣容頗為強大。計劃中，有水利電力計劃、紡織業振興、增設產業工會銀行、水利灌溉計劃、創立重工業即礦產的增產計劃等。 而所有這些計劃如果沒有各國的支援，將難以成立。 法幣受到英國資本的支撐而保持著其命脈。有傳言說，英國繼對華30萬英鎊借款之後，又給了300萬英鎊的借款。去年12月15日，美中借款2500萬美元的協議得以簽署。 在法屬印度支那與廣西之間的公路及鐵路、英領緬甸與雲南之間的公路及鐵路建設計劃之外，還有航空聯絡計劃得以公布。帝國航空和法國航空與內地的聯繫不久也將實現。 事實上，曾被規定為半殖民地的中國，其與列強各國的關係在國民政府抗戰過程中得到了進一步加強。但毋庸置疑，要維持與日本對抗的態勢就得加強自我支撐的力量。這個問題最終如何發展，將決定中國是否會進一步殖民地化。當然，這是未來的問題。 五 打破東亞局勢目前的停滯狀態而展現出新的契機，如我們上述觀察所示，眼下很難在打開日本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期待中，或者於大陸軍事行動中找到。所有一切都以持久戰的形態在向前推移。但我相信，在東亞的國際局勢中包含著更多發展的可能性。 東亞國際局勢籠罩在險惡之中，大有壓抑凝重之感。而這種形勢，正與世界局勢密切關聯在一起。 因此，東亞的國際形勢不可能僅僅局限在東亞內部，日中抗爭已然經過兩年的時間，而列強各國保護在東亞權益的要求更趨強烈。英國在華僑民的不滿，就曾反映在其本國的議會上。 美國駐華財務官員聲稱，美國在中國蒙受的商業損失達兩億美元。 這使各國的焦躁情緒不斷增強。我們有必要思考英美合作的可能性問題。 中國方面事實上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這種合作上，並基於此合作而對日展開共同行動。 美國去年11月6日對日提出抗議，要求尊重《九國公約》，日本對此則以「東亞新秩序」建設的理想予以回答。在對日本的大陸活動苦惱焦慮的英國一邊，這種主張更加深了以往的日本要壟斷大陸市場的印象。 英美通商條約的簽署、英國國王訪美計劃的公布等，則給兩國感情上的接近提供了一個好機會。 喬治·羅德在議會的演說中慨嘆：「日本已經切斷了上海、香港的英國人與外界的聯繫。英國貿易遭到驅逐，海關也被奪走了。」英國人堅持要求解放長江卻被日本拒絕，因而十分憤慨。 美國方面則為天津商業會所外匯購入事件和張家口貿易統制而憤憤不平。威爾遜總統和赫爾國務卿通過演說表示，美國亦有與英國合作的意願。 美國本來存在著主張一國孤立政策的一派勢力，而且與日本有經濟上的利害關係，因此很難採取對日軍需品禁運的措施。 而在英國，張伯倫首相的現實主義外交立場使其採取了迴避與日本衝突的策略，但也在其國內引起了相當大的反對聲浪。12月15日，他在回答議會勞動黨議員的質詢時稱：「英國隨時有在中國問題上與美國保存密切聯繫的用意。英國政府將堅守《九國公約》的所有原則。」另有消息稱，他強調如果英國在遠東的地位遭遇危機，美國將支持英國。 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最近英美法等對日本抗議之際，總是採取內部溝通而共同行動的方式。 一般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資本主義各國最終將針對共產主義國家而結成共同戰線。這種對立，的確是基本的對抗。正如各方指出的那樣，針對捷克或西班牙問題，英國所採取的態度是既嚴陣以待又多有顧慮。 然而現實充分說明，無論在歐洲還是在遠東，日德意等反共國家與英美法等自由主義國家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大大存在。 （193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