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東亞協同體」的理念及其成立的客觀基礎

一 為應對攻陷武漢後的新事態而於11月3日發布的帝國聲明明確規定，此次征戰的最終目的「在於確保東亞永久的安定而實施新秩序的建設」。之後，以「東亞新秩序」為內容的「東亞協同體」論和「東亞聯盟」論一時呈現出熱鬧的景象。 雖然有意見認為以上聲明中的「新秩序」其內涵、形態並不明確，但是如果以為「新秩序」只是限定於隨著戰爭的進行而發生的日中間新的事態、新的客觀事實，這將是一種有意無視「新秩序」之發生的態度。實際上，我們在以闡明同一天的政府聲明為目的而發表的近衛首相的廣播講話中，也是可以獲得其概要的。即： 「問題不在於征服中國，而在於獲得來自中國的合作。」 「我們要率領新生的中國以推進東亞共通的使命。」 「中國民族應該分擔新東亞的大業。」 「我們要確立東亞新的和平體制。」 「東亞各國聯手合作，努力建設基於道義的自主連帶的新組織。」 通過以上言論，「新秩序」所應該具有的特性和輪廓已在最高政治宣言中得到了明示。它的確展示了「東亞協同體」的形態。 在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東亞協同體」的理念是在解釋日本根本方針時提出的。就是說，「東亞協同體」已然成為解決事變之大政方針所不可或缺的重點。從這個意義上講，期待中的12月12日近衛首相的大阪演說被推遲，人們無法獲知對日本政府此一方針的進一步說明，實在遺憾。 那麼，「東亞協同體」的理念將如何發展，又怎樣賦予其實踐的形態呢？還有，在事變處理方針的總體框架下，「東亞協同體」的地位乃至比重又如何呢？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點。 「東亞協同體」的理念早已不是新的東西。建立「滿洲國」之際的王道主義及「八紘一宇」的精神，在根本上也是與「東亞協同體」觀念相通的。還有，與「東亞聯盟」一樣，「東亞協同體」也曾吸收「大亞洲主義」論的思想潮流。但是，作為目前形勢下實現「新秩序」的手段而出現的「東亞協同體」，正所謂日中事變行進過程中的一個歷史性產物。（在這個意義上，最近的「東亞聯盟」論的體系化也是依據同樣的主題思想。參見宮崎正義近著《東亞聯盟論》，改造社，1938年。） 不要說事變當初了，就是南京淪陷或者徐州戰役之前，這個概念也還沒有成為現實的問題。而如今在迎來戰爭第三年的春天之際，這個概念帶著極其鮮活的感覺被人們談論著。 二 來自各方面的「東亞協同體」論提案及其說明已經很多，但奇妙的是至今幾乎沒有出現什麼對此加以批判的論述。 本來「東亞協同體」的理念並不存在受到日本資本主義現狀維持派支持的理由，本應該得到嚴厲的批判。未出現批判的原因，大概出自當代日本缺乏批判精神這一最大特徵，或者對問題的意義未能充分理解，輕視其在當今的實踐價值，乃至投機主義的意圖。總之，恐怕是由於以上多種原因綜合造成的。 我本來看到了「東亞協同體」論產生的必然性，並相信其有著未來發展的可能性。但是，這個理念作為現實問題也存在著諸多弱點和實踐上的困難。因此，我考慮到如今絕對有必要對這些問題加以闡明而使其得到發展，故在此有意識地採取一種批判的立場加以論述。 看來，有很多人未能把「東亞新秩序」乃至「東亞協同體」作為理念以及一個實踐形態來理解。最近發生的歷史性事件，使那些認為戰爭對手中國發生了改變而自己一方堅如磐石的人絕難理解這個協同體的理念。還有一些人覺得「東亞協同體」的理念只是勝利者日本建立東亞霸業的手段，或者掩蓋其霸業行徑的外衣而已。 人們著眼於中國大陸作為發展著的日本經濟的市場或者原材料供應地的意義，這當然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同時，從國防的觀點出發而關注大陸的某個地區，這也是沒有問題的。「滿洲事變」以後，當「日滿中經濟區域」論頻繁出現之際，這種經濟區域的方式主要是強調為了日本經濟的發展而以輔助為目的動員「滿洲國」及中國特別是北方中國共同參加。而本次事變發生的初期，認為要將事態限定在北方中國範圍之內，這種想法也是基於此經濟區域方式的。即使在目前，日本的資本家和大多數國民對大陸的期待，恐怕依然是在這一點上。而有關北方中國和中部中國的開發公司（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中支那振興株式會社）的緊急設立，也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就是說，大陸的建設問題首先被看作經營和開發的問題。故此，鐵和煤炭成為關注的中心。這種事態並非限於北方中國，當戰線擴大到中部中國的時候，關注的中心依然是資源問題。不僅如此，如今甚至出現了不顧開發的可能性而只謀求其資源的傾向。 可以憑長江水運而利用眾多蘊含鐵以及煤炭的礦山，還有稀缺的礦石鎢、銻儲藏量冠絕世界的湖南、江西等山嶽地帶——對於這些資源的無限制追求而使夢想不斷膨脹，這在與其他各種問題比較的情況下，是必須充分加以審慎思考的。 如果無限追求資源乃至以此為核心提倡經濟區域論，那麼開發資金和治安問題以及配合戰爭進行的經濟上是否有其餘力等現實問題，都將無法顧及，更不用說道德性問題了。 三 如上所述，按照日本單方面的要求從經濟上來統合東亞各國是困難的，而「東亞協同體」論成立的基礎之一，就存在於這樣一種明確的事實之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促使「東亞協同體」論產生的最深層原因，在於如何重新認識中國的民族問題。民族問題乃是當代中國最重大的問題，這恐怕是任何人都承認的。然而，正像眼前存在的事實過於廣大深遠反而會被忽視掉那樣，中國的民族問題往往在面對中國的時候容易忘卻。我們說民族問題的時候，當然包括中國民族居住於廣袤的土地上而擁有4億人口這樣的事實，但是比起這樣靜態的觀點，我們更重視的是從動態的視角所見到的民族問題，即民族的動向。 的確，中國的問題首先要通過北方中國的特殊性來加以理解。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中國社會的兩大特徵，即所謂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經過此次事變的發展逐漸顯露出來，這一點已被多數人注意到。但是否具體地把握到了則甚可質疑，反過來講，偶爾也有過於看重此問題的情況發生。不過一般來說，人們更傾向於忽視這個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問題。 可以說，這個民族動向的問題既存在於以此為基礎的國共兩黨的結合過程中，也見於如今在日本支持下「建國」的新政權首腦及其居民的意識里。日本通過武力在區域上將腹地與新政權隔離開，但是這樣做依然絲毫沒有解決這個民族問題。有關的經濟問題也是如此，例如法製紙幣，當初人們以為這單純是蔣介石政權在海外的準備金問題或通過外國經濟援助可以解決的，但漸漸意識到並非如此。這實際上是民族經濟即民族問題，它顯示出特別的根深蒂固性。進而說到其他方面如和談問題，如今對中國擁有巨大影響力的英美，也難以逼迫中國講和。只擁有落後的經濟力量、不完整的政治體制和劣勢軍力的中國能夠抗戰至今，其秘密就在於這不單單是國家規模的問題。游擊戰士不必說，那些與一切政治勢力沒有協作關係而只以大地為勞動對象的農夫和城市流浪少年，他們亦按照自己的方式參與了民族鬥爭。 多數日本人或許一開始並非憎恨中國民族才參與戰爭的，他們的目的只是為了打擊固執於錯誤政策的國民政府，試圖促其反省。然而，中國一方自始至終認為這是以國家生死存亡為賭注而展開的民族戰爭並積極付諸行動。日本可以依據武力將中國分成敵方和友方兩個區域，但即使是這種情況下被分割開來的兩個區域依然共同存在著這個民族問題。今後，即使在如日本所願結束戰爭即日本獲得全面勝利的情況下，我們依然不得不直面與這個民族問題相關聯的深刻問題。 中國的民族動向如今是完全處在與日本背道而馳的方向上。可以想像，面對這種局勢試圖僅以武力加以壓制並促使其轉變方向，那將耗費多大的力量，而且我們在現實上正體會著其重重的困難。 「東亞協同體」的理論正是與事變以來這個民族問題相遭遇而從其教訓中產生的，這一點應該得到充分的理解。 在中國實行長期的經營首先必須著手其復興，在此如果輕視這個重要的中國民族問題而強行進行統治，那至少在效果上不是一個賢明的策略。就這一點而言，期待中國民族本身之積極合作的「東亞協同體」論不僅是一個理念的問題，而且在現實上具有充分的政治性。 「東亞協同體」論直接產生於日中戰爭的現實推移過程，指的就是這一點。 四 即便是在上述情況下也不能做出這樣的解釋，即「東亞協同體」論只是因處理中國問題十分棘手而產生的、為使中國合作而推出的不得已的強有力政策。坦率地說，從這種觀點出發接受「東亞協同體」論的，絕不在少數。 然而，真正的「東亞協同體」如果沒有中國民族的積極參與是不可能確立的。這是一個決定性的事實，即比起「東亞協同體」論的動機乃至作為政治策略的理由來，此一事實更占據著重要的位置。 今天我們常常感到，有關戰爭的目的，種種意見混雜交錯。我們會聽到這樣的聲音，從國防觀點提出的要求必須放在首位，或者為了日本經濟的發展必須要求其市場的壟斷或者擁有特權，進而為了日本的產業而有必要爭取其資源。從以往的原則來看，這些要求或許有其正當的理由也說不定，但這不應該訴諸強力，而必須從更為高遠的未來東亞之重建這一目標出發。 我們有必要冷靜地對「聖戰」的意義加以三思。有人說，如果日本對於大陸的要求不能以具體明確的形式表現出來，那麼流血犧牲的勇士們將無法瞑目。還有一種說法，如果不如此將難以說服那些於艱難困苦中出征的士兵。然而，這些絕非正確的觀點。此乃齷齪之輩將自己的心思推及於人的想法。我確信，捨身為國家犧牲的人，他們絕不是為了得到什麼報償才拋灑寶貴熱血的。他們一定是期望著給東亞帶來終極的和平，才甘願成為「東亞新秩序」之人柱的。 征服與說服並用。——譯者 這個協同體的確立，必定會給其指導性成員日本及其他東亞各國成員帶來莫大的利益。不過，在具體的事態發展過程中，若認為「東亞協同體」的終極理想能夠以完成的形態呈現出來，這樣的想法恐怕是過於空想了。而將此理想作為現實問題加以推進，必定在內外伴隨著巨大的鬥爭。在內部，我們必須抑制本來的帝國主義之露骨的要求，在外部，當前對堅持民族抗爭的中國要絕對避免劍與古蘭經模式  的鬥爭。因為，中國人將其作為自己的問題而努力參與到「東亞協同體」建設中來，只有到了這樣的時刻才能達到目的。 眼下，我們有必要了解抗戰中國對於「東亞協同體」的理念是如何認識的。當然，這是可以預想到的。例如，針對日本帝國政府的11月3日聲明，國民政府發言人在談話中這樣講道：「日本聲稱此次作戰的目的在於創造基於日中兩國間政治經濟文化合作的東亞新秩序，這不過是欺騙世人的說辭而已。基於平等條件下的與日本合作，我們從來沒有反對過，但東京政府所提出的與日本之合作完全是以中國自由獨立國家之神聖權力為犧牲的，中國國民必定堅決反對。」 若從沒有理解「東亞協同體」的理念特別是其成立的基本條件及發展著的抗戰中國的立場出發，這是理所當然的態度。 我們應該明確地認識到，以從民族問題的深層加以解決為目標而提出的「東亞協同體」論，在其進一步推廣和發展的過程中，首先註定要遭遇已持續了一段時間的民族抗爭。 五 把「東亞協同體」論作為理念來觀照的時候，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高遠的理想，而將其轉化為實際政治問題加以實踐的話，如上所預見，必將遇到種種曲折。帶著這樣的預見若沒有貫徹到底的決心，那麼「東亞協同體」論必將作為一個現代神話和夢想而告終。 現在有一部分人，將「東亞協同體」論視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仿佛萬能膏藥一樣對待它，這必將成為與事實相隔膜的甚為迂闊的路徑。 正如以上反覆強調的那樣，前方存在著堆積如山的民族問題。 蔣介石在11月1日發布的告全體國民書中有言：「中國之抗戰絕非一般歷史上兩國之爭霸戰，此乃民族、革命戰爭也，而此民族革命之長期戰必將取得最終勝利。」 我們自身應該清楚認識到，與此民族問題相比，「東亞協同體」論是何等的悽慘卑小。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那麼所謂「命運協同體」的緊密相連，也終將以神秘主義決定論而告終。 另一方面，在「東亞協同體」論中，也有從日中兩國國民必須持有共同世界觀的角度提倡此理念的人在。這在瞬息萬變的當下恐怕也是一種過於空想的觀點。還有一種論點，給人的印象是在以協同體之完成形態來勉強比附超國家體制。這與事實也有相當距離。與此前的「日滿中經濟區域」論以經濟問題為核心相比，「東亞協同體」論則是從政治方面提出的強有力論述。山崎靖純等人，尤其注意強調這一點。從一般意義上講，這當然是不錯的。（參見《作為長期建設目標的東亞協同體之根本理論》，載《評論》1939年12月號） 可是概而言之，目前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比起強調政治方面來，對經濟乃至社會條件有過低評價的傾向。「東亞協同體」內部的經濟構成究竟應該如何，這個問題有待今後進一步討論。此外，可謂「東亞協同體」存在理由之一的生產力提高可更多貢獻於試圖擺脫半殖民地狀態的民族的解放與福祉，這是我認為有必要特彆強調的問題。對日本來說也是一樣，這意味著如何在「東亞協同體」範圍內，實現足以擺脫「日滿中經濟區域」論之恣意性的經濟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一般人相信將大陸置於日本的殖民地位置上的初期「日滿中經濟區域」體制論，因最近轉移到關注大陸經營形態上來，而會被揚棄。而日本經濟的重組，也是必然的趨勢。 「東亞協同體」具體的政治構成應當取怎樣的形態，在11月號《改造》雜誌上有臘山政道教授提示了大體的框架（《東亞協同體的理論》5：「東亞協同體的政治體制」）。而在這個大致框架下，可以思考「東亞協同體」成員國的代表會議或共同委員會乃至共同宣言的具體形式等。 在這種情況下，「東亞協同體」的基本成員中國，其本身應有怎樣的內部構成，則是相當重要的問題。目前，日軍占領地區內新政權的成立狀態和相互結合形態，於將來的決策具有重要的關係。當然，「東亞協同體」內的中國採取聯邦還是邦聯（國家聯合）的形式，這屬於未來的問題。在我看來，一方面是對中央集權的期待逐漸增強，另一方面認為有必要強調其地區特殊性的觀點也在增強。在此，對於北方中國和中部中國，日本採取了根本不同的經濟結合方式，這應該成為一個基準。同時，這也與非常緊急而重要的中部中國幣制的特殊性相關聯。 進而，植根於民族意識深層的蔣介石政權，其地位如果不能清晰地確定，那麼「東亞協同體」雙重構造中的中國內部結構，也將無法最終確定。 六 如前所述，「東亞協同體」理論中混雜著許多交叉的觀點，特別是於實際政治中其理論與應用方面包含著本質上難以相容的對立觀念，這是由於該理論的產生經歷了時代之客觀條件的變遷所造成的。 不過這也並非什麼大的問題，因為「東亞協同體」還沒有超出個人設想的領域，政府的宣言、聲明當中或有所體現，但還沒有到達以此為基準而與中國交涉的階段。然而，這個「東亞協同體」若擴大成為純粹的指導原理，並試圖將其運用於實際政策的話，恐怕會在日本國內資本主義陣營中間造成激烈的摩擦。 正如經濟政策方面一樣，在塑造了日本大陸政策的重要的外交政策上，還有需要慎重考慮的諸多問題。關於「東亞協同體」新體制確立後的外交，人們可能認為依據其政治性的構成，問題反而變得簡單了也說不定，但依然會有如今天所謂興亞外交過渡期所出現的混亂發生。 日本的外交，依然有著針對以東亞大陸為帝國主義征服對象的列強，如何防衛「東亞協同體」的任務。列強絕不會理會日本式的說辭，日本必須以極其堅忍的態度承擔闡明其新指導精神的任務。但是困難在於，日本在其自身的內部依然殘留著與歐美列強同樣的主張和要求，這客觀上是別無選擇的。我感覺，從真正的「東亞新秩序」觀點來看，這裡確實包含著需要加以清算的諸多夾雜物。 強調東亞之日本的特殊地位，這從防衛「東亞協同體」共同利益的觀點來說，是絕對正確的。但是，它不能成為日本壟斷式的排他主義，一如英美乃至其他列強所猜疑的那樣。 我們不能像幾乎所有「東亞協同體」論者那樣，將「東亞」視為一個封閉的單位。正確的認識應該如下：這只是針對世界秩序而先行實現的地區、人種、文化、經濟乃至共同防衛上的一個結合而已。 我國政府也曾反覆強調，「日本並不排斥與列強各國的合作」。 然而，實際上日本在大陸的外交問題正處於日益困難的局面之下。英美兩國逐漸顯示出採取共同步調的傾向，這些國家在中國的經濟團體隨著戰爭的延宕而顯得進退維谷。它們對本國政府的陳情變得越發活躍。 另一方面，與蘇聯的關係也將進入最為緊張的局面，我們雖然感覺日蘇兩國都不願意發起戰爭，但給人的印象是兩國之間種種懸案處於無解的狀態。如果要解決其中的一個問題，便幾乎要到短兵相接的程度。 我堅信，「東亞協同體」的理念及其實踐的企圖，乃是日中事變過程中必然的歷史產物，這已經十分明了。然而，為什麼日本的新「出路」必定是在「東亞協同體」的方向上呢？這確實還是一個問題。 原本存在於日本內部的資本主義要求，毋寧說是與歐美資本主義處於同樣境地，但為什麼沒有走向再瓜分中國的方向呢？比起困難重重的「東亞協同體」之要與中國合作，再瓜分之路難道不是更為輕快而根本的方向嗎？ 理由之一恐怕是，比起日本與英美之間一般能想像到的提攜之可能性來，具體的利害衝突方面的要素之影響大得多。 自「滿洲事變」以來日本不得不實現自身的質變，本來與英美處於同一系列的資本主義主張受到修正和抑制。這當然還有別的原因。與共產主義國家的對立，乃至和德國、義大利之全體主義的聯手，使得日本在世界上與英美陣營對峙起來。 不過即便如此，也不能認為今後日本與英美合作的可能性就完全沒有。可以說，這一方面與日本國內的局勢有關，另一方面涉及日本與英美的外交關係，進而與中國民族運動的方向也有著微妙的關聯。 七 「東亞協同體」的理念伴隨著實踐過程能否得到發展，這當然要看日中抗爭的力量對比乃至國際關係的走向，而日本國內是否形成了推進此理念的勢力，則是最大的問題所在。一般而言我們不得不說，要將現今如此重大的事件導向終結並繼續推行大陸復興的偉大壯舉，日本現在所能發揮的全部力量還不足以讓人感到信賴可靠。我們認為，為了實現既定的目標絕對有必要改組日本的政治經濟。從這樣的角度觀之，日本國民的重組也是必要的。與其說是必要，不如說是不可或缺的條件。在中國將此「東亞協同體」理論視為自己的東西而試圖合作的人，他們尤其注意日本所謂「國民重組」問題的發展。他們期望日本改變以往的主張乃至根本的指導精神，否則將無法追隨之。這當然是順理成章的。 從這樣的深層角度出發，我們深切期待國民能夠對這個「重組」問題再加思考。 在此意義上，政黨方面的聯合問題乃至如今出現的國民重組方案，都未能呼應這個大的目標。 這個重組在政治上採取全國國民統一的政治形態，同時還有必要統合經濟界以取代既有的經濟組織。如前所述，從大陸經營的新形態來說，這一點也是必然的。不僅如此，這個重組要與政治性組織相結合而賦予其對全部國家機構的推進力。 事變以來在國民之間發起了各種運動，例如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產業報國運動、農業報國運動等，如今有必要對這一切運動的形式加以組織、統合。這樣，就需要在新的政治機構中將此類運動作為推動力而適當地加以結合。 「東亞協同體」的核心力量，即站在指導立場上的日本，首先要面對自我重組的必要，但由於其複雜的內部關係，恐怕難以達到預期目標。 我想，比起其他同類的理論，「東亞協同體」論的不同之處在於，隨著日中事變的具體推進日本意識到中國民族問題的意義，反而開始認真考慮本國的重組。它有著與以東亞稱霸為雄圖而展開的其他各類東亞民族大團結方案不同的謙虛態度。 然而，東亞危機現狀下誕生的這個「東亞協同體」，其前方荊棘叢生而布滿無數的困難。 「東亞協同體」論能否成為東亞苦難的解放者，最終要取決於中國所謂「先憂後樂」之志士仁人的合作，並獲得民族問題的解決方案，以及日本國內能否實行改革從而獲得國民對「東亞協同體」論的理解與支持。 （193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