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武漢會戰之後

一 北起京漢、隴海沿線，南至南潯、粵漢鐵路沿線，一大延綿不斷的戰線如今已達到激戰的高潮。 武漢正可謂日中抗爭過程中決定性的目標，從而成為日本國民關注的焦點。 據傳，中國方面保衛武漢的陣容如下： △長江正面：北岸一線（蘄春—廣西—蘄水—黃岡）南岸一線（馬頭—陽新—大冶—鄂城） 總指揮陳誠，中央軍八個師、廣西軍三個師、雲南軍兩個師、共產軍一個師。 △南昌方面：南潯線（德安—永修—南昌）浙贛線（南昌—清江—分宜） 總指揮熊式輝，中央軍六個師、江西軍五個師、共產軍兩個師。 △武漢方面：長沙一帶（醴陵—株洲—長沙—湘潭）粵漢鐵路沿線（長沙—岳陽—蒲圻—咸寧） 總指揮張治中，中央軍七個師、中央機械化部隊三千人、粵漢護路軍兩個師、湖南軍八個師。 △武漢北面：京漢鐵路沿線（信陽—武勝關—孝感）大別山南麓線（羅田—麻城—黃安—黃陂） 總指揮程潛，中央軍十個師、四川軍四個師、商震軍五個師、舊西北軍兩個師。（東日本9月1日電，足利、橫田兩特派員） 據悉，兵員數中央軍45萬、廣東軍6.5萬、四川軍8萬、雲南軍3.6萬、西北軍4.5萬、江西軍7萬、廣西軍5.6萬、湖南軍5萬，合計總兵數突破80萬。 另有一部分消息稱，中國方面擁此大軍試圖做最後的抵抗。而前面提到的足利等記者報道，到了最近蔣介石亦因共產黨的壓力與一般民眾的期待而改變了放棄武漢的最初想法，以至於決心必死展開防衛戰。 我們並不期待蔣介石在武漢展開決死的抗爭，從以往的案例觀之，可以明白大會戰總是單方面發動，中國方面即使抵抗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武漢的命運。 有關這些給進攻武漢的戰局所帶來的各種影響，我已在上個月（《大陸》1938年9月號）做了分析。毫無疑問，攻陷武漢將對改變戰局具有重要的意義。 然而在我們看來，將攻陷武漢與此前日中戰爭過程中的重要據點之占領進行比較的做法是錯誤的。 我相信，攻陷漢口具有與此前完全不同的特殊意義。 二 在我看來，以往奪取上海、南京和對北方中國各重要據點的占領乃至對戰略要地徐州的攻陷，當然在戰略要地的獲得上具有重要意義。因而，在此情況下，一地區的攻陷預示著對下一個地區的進攻，而一個據點的攻陷其意義只在於局部性和暫時性方面。 當然，上海、南京、徐州這樣的地區各自有其經濟、政治、國民心理乃至戰略上的特殊重要性，甚至有一部分人期待著這些重要性會給整個戰局帶來決定性的影響。然而，將戰鬥的結果立刻連接到全部政治效果上，這種思考肯定是錯誤的，更何況我們的所有考慮暫時還處在忙於追求戰略上之效果的階段。 而這次攻陷漢口的意義則與以往完全不同。 這與至今為止日本在中國大陸所取得的戰果已經足夠有關。當然，也存在著日本當前面臨著的內外因素所產生的制約這一消極的方面。總之，攻陷漢口迫使日中抗爭中的中國的抗戰形態發生了實質性轉變，在日本一方則以漢口為頂點完成了一個井然的體制——體系，與此前截然不同。 大致而言，由長江逆流而上至漢口，再由京漢鐵路北上，進而經黃河到達包括山西在內的蒙疆一帶，人們會在腦海里畫出這樣一條「線路」。這種情況下，漢口的重要性得以清晰呈現出來。 可是，我感覺一般人並沒有清晰意識到攻陷漢口的意義。就是說，多數人依然這樣認為，占領上海之際，這裡有著中國經濟一半以上的價值，而南京政府在經濟上完全依賴於此，但南京政府並沒有屈服；北方中國的要地接連淪陷，其廣大土地落在了日軍的手中，可南京政府還是不曾投降，甚至在日軍攻進首都南京時也是如此。戰略要地徐州被攻陷的時候又怎樣呢？依然沒有產生日本人預期的效果。這樣想來，大家以為即使攻陷了武漢也會和此前一樣吧。由此便產生這樣的思考，為了獲得徹底的效果，在拿下漢口之後必須再向四川腹地乃至昆明追殺過去，除此之外別無他法。但是，我要說此次絕非這樣性質的問題。在日本方面，需要從這個新生成的「體系」中發現規定自身行為的一個極限。這是最重要的意義所在。 以這個「體系」為基礎，我們應該重新調整與中國腹地無所不在的對抗勢力進行抗爭的態勢，通過提示出這個「體系」，我們應該採取與不斷阻礙日本軍事行動的第三國取得合作的步驟。這些第三國恐怕也會明確看到兩個「體系」的截然不同，它們會在基於比較和考量並盤算本國利益的基礎上，最終決定是採取合作還是對抗的態度。 其次，作為日本的問題，眼下要從內部來調整和充實這個新出現的體制。為此，維持「體系」內部的治安也將成為必要的條件，同時必須全神貫注地推行維持此「體系」的經濟建設。 為了經營大陸，日本要在軍事政治經濟上傾其全力，而此「體系」的出現則展示出了明確的對象範圍。 攻陷漢口和此「體系」的產生，當然是「不以蔣介石政權為談判對手」這一原則的必然結果。 三 不用說，這個「體系」的形成和維持絕非輕而易舉。首先可以想到的是，這個「體系」本身一開始並不均衡。蒙疆、北方中國、中部中國的各地政權，進而以漢口為中心的廣大區域——它們以各自不同的形式組成。在地理條件，與本地居民乃至與外國甚至日本的關係深淺方面，都大不相同。我們必然深深受制於這些因素。 我國的大陸政策論者過於心急氣盛，且不說滿洲經營截然劃一的錯誤。總而言之，對中國社會特殊性缺乏認識令人遺憾。 對於中國半殖民地性質的缺乏理解，導致誤判其背後存在著的列強勢力，甚至出現失策。 關於中國社會的半封建性，雖在局部的中國人習性等問題上有所關注，但根本來說並不全面具體，因此在日中事變這樣大規模急進事態的發展上，對中國社會特殊性的理解幾乎沒有派上用場。 這裡，不準備對上述問題做進一步的說明，但在未來的階段將有必要重新思考和改變。陸軍大臣板垣的回鄉訪問車中談（8月29日）是觸及當下日本問題的深有意味的談話。他這樣談到中國未來的政權建設：「中國將來會出現怎樣的中央政權乃是中國自身的問題，我自然無話可說，但恐怕不會立刻形成中央政府的。這應該有兩個階段，即首先要在北方中國、中部中國及蒙疆各地的新政權之間建立相互聯繫的機關，目前這樣的機構還不存在。例如，各政權聯合委員會。我認為，只能這樣漸漸向中央政府發展。」（8月30日《朝日新聞》） 若從問題逐步解決的角度來看，這當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我想如果進一步深挖到中國社會本質這一方面，則甚至要考慮如何利用封建性勢力的問題。與此相關聯，是不是也可以考慮聯省自治或者幾個區域圈結合成國家組織呢？總之，這個「體系」本身相當不均衡，不難想像其外圍有著相當濃厚的封建性關係色彩。 但是，為了維持和充實這個「體系」，恐怕需要對其內部的狀況加以整理，必要時還須有所割捨和縮小。 而決定這一切的，最終將歸結到日本國民對大陸關心的深度以及國力如何這一點上。 這個「體系」與日本自身的決定性關係，不到「體系」本身的外延得以形成的時候，將無法清楚地做出規定。 正如我們反覆強調的那樣，可以視攻陷漢口為決定這個「體系」大致輪廓的東西，需要注意的是該「體系」本身的形成使「體系」得以暫時固定下來。日本所擁有的力量將集中到從內部強化這一「體系」的方向上去。 當然，並不是說今後不再向這個「體系」以外的地區發動進攻，但假設將來會向廣東或者更遙遠的重慶、昆明進擊，這種進擊的意義也不在於擴大該「體系」本身，只能想像是為了這個「體系」的維持、充實之戰略目標而發動的行動。 四 我相信，如今已到了日本國民必須理解日中戰爭之意義的時候了，即這絕非勇猛捨身就能馬上解決的問題。戰鬥的勝利，當然是重要的，而戰爭的勝利所開闢的空間實在廣大無邊。但若說這就是全部，則絕非如此。問題是更加深刻的。如果是對這種困難沒有理解的人，將很快就會表現出不滿。但可以斷言，後退或半途而廢的解決已是不可能的了。 就連蔣介石是否屈服的問題，在這個「體系」本身的維持和鞏固面前，實際上也早已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戰爭何時結束」這樣的問題已經不重要了，日本國民將背負的不是戰爭而是長期建設的困難問題。漢口會戰以來，在我所謂「體制」基本完成之後立刻出現的並非中國殘存的敵對政權如何，而是為維持這個「體制」日本社會及國家機構如何變革的問題。這實在是一個重大課題！ 指興亞院設置問題。——譯者 以對華中央機關的問題  為中心，國家機構各方面改革的要求現在仿佛遲遲不得進展，然而這本是基於現實的要求，毫無疑問必須以某種形式加以解決。 近衛內閣機緣巧合趕上了戰爭的爆發，無論如何成了實施戰爭的責任者，也是今後國內改革的擔當者。其責任和任務在一段時間裡是不容推卸的。 可以想像，近衛內閣處於內外堆積如山的困難當中，不管自己是否願意都必須向內閣常規化的方向走去。 如果不結束以往那種被時局的波濤所翻弄而不斷更換內閣的狀態，最終將無法擔負起應對今後重大時局的責任。 這也正是把組閣視為政權奪取目標的政客、野心家們所不喜歡的地方，來自各方面的反對意見今後將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而只憑近衛內閣本身的決定就向這些勢力讓步，那是不能容許的。 然而，這並非問題的關鍵所在。 日本社會和國民正在此前牢固的根基上受到撼動，而且是因眼下的時局而必然被撼動，並無法逃脫地沿著一定方向運動著。政治指導部必須看準其方向並制定相應妥當的政策。更何況，在指導部和國民之間存在著多重的官僚、資本家性質的既有機構，它們在最高政治領導階層與試圖行動起來的大眾之間形成了絕緣體——至少是不良導體。 如何解決或者是否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所關乎的絕非僅僅一個現行指導部，即近衛內閣的命運。 （193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