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日中事變 第三期

一 日中紛爭已經過去一年。想來，大陸和日本在這一年間接連發生了不曾預期的巨大變化。這一方面讓我們感慨不已，另一方面又促使我們不斷反省。 然而，事態的發展不容許我們僅僅發出感慨。 的確，日本國民以非常昂揚的情緒應對著與中國的事變。但是毫無疑問，至少到今天為止的現實所展現的結果與我們的預想大不相同。 近來，面對大陸事件連天大雨不見晴日般的持續發展，在一部分人中間開始悄悄出現焦慮和倦怠的情緒。 不論好歹，人們終於覺悟到長期戰爭必將到來，此刻正是一個重要的轉機。我認為，正是此時有必要從根本上重估日中事變的性質並做出重大決斷。 中國在國內重要工業地帶展開戰爭，據統計，所遭受的實際損失高達140億元，幾千萬的民眾遭受直接傷害，一無所有而流落內地的人數達3000萬。中國方面，給這些民眾提供食物和被服並安置居住十分困難。這對在為民眾生活提供設施方面沒有任何準備的國民政府來說，實在是狼狽不堪的。在內地重建新的工業，這樣的計劃也難以迅速實現。但總而言之，國民政府已經提出了移民內地、開荒墾殖等主張，工業方面也有了面向出口而生產中國玩具等計劃。為救濟難民發放1億元公債的募集工作，最近正在展開。 軍閥式半封建國家的中國，幾乎不曾考慮對這些不幸民眾加以救濟。我們在上海等地經常看到的是，內地一發生戰亂，就有衣衫襤褸的農民一二百人成群結隊進入市內而在街上彷徨的景象。租界當局會將這些流民驅趕到租界之外的中國地界，而在中國地界他們從一處移動到另一處的街角里弄，最後消失得無影無蹤。仔細觀察，很奇怪這一人群中並無老人和孩子，恐怕是因為他們在途中因落單或飢餓死去了吧。這樣的人群，其最終的消失，一般是男的去做苦力，女的從事非法職業，有的則幾乎淪落為乞丐。 1932年夏天長江發生大水災之際，我曾到過漢口。那時，當局曾在漢水和揚子江的某處布列架有機關槍的小船，以防難民闖入漢口。而不可思議的是，漢口的街道上居然沒有難民集結。 慈善事業大都委託給外國人來辦，這是中國政府的做法。他們的基本想法是，天災之後的救濟都由「大地」來完成。可以想像，「大地」對居住其上的人因飢餓而死亡給以溫暖的擁抱，至此會有一些救濟方法的。這其中，會有幾個愛管閒事的外國基督教徒或者人道主義者跳出來提供幫助，如此而已。 不過，中國民眾的看法有一些從外部是很難理解的。他們在更多的情況下對外部壓力感到無能為力。他們懂得天災的難以戰勝，甚至對人禍也多採取同樣的逆來順受的態度。這恐怕是被漫長的東洋專制性國家體制摧殘的結果。 正因為如此，按照日本的方式來觀察中國內地貧民的動向，往往大錯特錯。 二 在日本，至今戰爭的苦難還沒有反映在國民生活方面。相反，經濟上呈現出向好的方面發展的趨勢。 但是誰都清楚，一年的戰爭之後事情將發生轉變。每天發表的對於各種品類物質的限制，開始給國民的日常生活帶來明顯的變化。完全可以預想到，工業統制的結果將導致失業人口的出現。 這些情況即使在程度上無法與中國遭受的苦難相比，但對日本社會的影響的確巨大。 針對中國社會的半封建性或半殖民地性的規定，那些只關注中國資本主義化或政治上之表面統一的人往往提出針鋒相對的意見，其「半」的程度也確實不好界定，但一年來的現實證明其封建性和殖民地性確實存在。 從戰爭能力等方面來觀察，中國軍隊的確暴露出了半封建性和半殖民地性。地方軍隊和中央軍之間內涵的不一致、質量的不均衡等主要暴露了前者的性質，而沒有製造精良武器的本國工業等則反映了後者的特徵。這種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的軍隊，當然無法對抗日本裝備精良的軍隊。 然而，中國社會如此落後也不是完全沒有好處。例如，由於存在著封建性地方割據式的地盤，有些地區被分割了也不會給整體以致命的打擊；中國逐漸衰落而變革依賴列強各國，列強一方也視此為絕好機會而積極地伸出援手，這在中國自身則成為一個可倚靠的拐杖。 就是說，一般被視為中國之缺陷的落後，對日本來說反而不利，這樣的情況也是存在的。日中事變給日本社會帶來的影響，自然與給中國的影響大不相同。其差異不用說在於日本和中國兩個社會的根本不同，中國的整體發展並不均衡，其影響是分散的和個別性的，也容易產生分裂的作用；日本的社會均質統一，其影響則是普遍的，因此，日本是每個部分接受影響而作用逐漸得到緩解。我們在兩者的比較上必須時常考慮到這一點。 站在日本人的立場上人們傾向於說，中國遭受如此重大的軍事和經濟打擊也應該好好告饒了。的確如此。國民黨中央有很多人認為，自己努力獲得的建設成果被逐漸摧毀實在令人痛心，戰爭應該趕緊結束。遭受沉重打擊的地區，人們從心底希望和平的到來，無疑是痛恨蔣介石的頑強抵抗的。但是，中國土地非常廣闊。生活在內地的一般民眾不僅沒有感到痛癢，反而以為戰勝了或最終勝利一定屬於中國一方。 另一方面，日本國內的狀況客觀上是相當困苦的，但國民一向不知憂愁，這已然成了問題。也有意見認為，有必要在某種程度上讓國民了解困苦的實情。如果只是一味講「勝利了勝利了」，而不景氣的方面完全不讓國民知曉，反而可能會使中國方面懷疑，本來沒什麼大不了的事件被誇大其詞地宣傳了。毋寧說，讓國民自覺到事件所包含的深刻意義而下定決心面對中國，這樣的思考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日本人原本對此重大事件滿不在乎，想來有種種理由吧。最容易理解的一點是，他們認為日本與中國沒有接壤，來自大陸的空襲危險更不足道。而最主要的恐怕是米和魚可以得到保障，沒有來自糧食短缺的壓迫感。除此之外，還有國民沒有被清楚地告知事態的真情實況，他們相信軍部可以保護自己，同時多少有「總之會沒事的」這樣一種依賴心理和漠不關心的成分在起作用。直白地講，國民認為在戰爭性質上此次事變並非如日俄戰爭、日中甲午戰爭那樣必須拚死保衛國家不受外敵侵略。最後，日本與之戰鬥的對手的本體難以把握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就是說，戰爭對手表面上脆弱，實質上有著意外的難以對付的一面。例如，中國的民族結合力遠遠比預想的要強勁，支援中國的外國遠比表面上要執著，等等。 三 此次日中事變的意義遠比日本國民普通意識到的要重大深遠，我們自開戰以來就一直努力喚醒人們對此的注意。 我最近常常有機會參加各種會議、座談等，所發現的問題是指導當前日本政策實施的一定年齡層（大體在45至55歲）的人，他們對於現狀持比較樂觀的態度。如果允許我直言，原因在於這些人所經歷的時代乃是日本資本主義努力向上直線發展的時期而有幸未曾經歷逆境（當然，該時代也遭遇過種種大事件，但總是以日本更前進一步的幸福結局告終），而且這些人的對外認識相當強勢樂觀。尤其在對中國的認識方面，他們存在著一種普遍的傾向，即只將中國視為日本發展的對象，對其民族結合力幾乎很少關注。 即甲午戰爭。——譯者 推動日本階段性發展的三大戰爭——日清戰爭  、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每次都促成了日本資本主義飛躍性的發展，並帶來了領土的擴張和資本的顯著積累。 戰時往往有不安和緊張，但憑勇猛和獻身的戰鬥，結果都給日本帶來了莫大的好處。 1895年日清戰爭的結果，是台灣的割讓（這進一步給日本在中國東南部的擴張提供了基礎）。此外，日本還獲得了在中國本土進行通商貿易的特權，朝鮮脫離清政府更為日本向北方中國的發展構築了基礎。而來自中國的高達3.5億日元的賠款，則使日本確立起了金本位制。 即庫頁島南部。——編者 通過日俄戰爭，日本獲得了對朝鮮的完全支配權。此外，日本還獲得了遼東半島的租借權、南滿洲鐵路和樺太南半部分  的權益以及500萬英鎊的賠款。 對日本之參與歐洲大戰，有評論說「日本同時獲得了中立國的經濟利益和交戰國的政治利益」，的確，日本在大戰中獲得的經濟利益實在巨大。而參戰，則成為其巨大利益的保證。［日本大正四年（1915）至七年（1918）的輸出額超過14億日元，貿易之外獲利總計14.1億日元，這期間償還外債3億日元，對外債權增加17.4億日元，日元本幣增長18億日元，國富總計增長38.5億日元。進而，國內生產的急劇增長更令人驚嘆。］ 昭和六年（1931）「滿洲事變」以來的日中紛爭，的確在性質上與以往情況多有不同。概括而言，在國際環境、日本政治經濟乃至對象國中國本身的質變等方面確實如此，但屬於我們前輩的那些人很多是在無意識中將此與前例相混同的。 今日與中國的抗爭已然成為一場民族鬥爭，對於這樣的事實他們竟然不予承認。這些人以懲罰中國的國民政府作為原則，反覆聲明並不是針對中國民眾的，其心情大概是真實的。日本國民的大多數也並沒有想到要與中國的民眾構成永久的仇敵關係，但是中國一方的抗日在現實上已經成為全民族的指導精神。而對手國家的政策只要與此民族精神相交鋒並濺出火花，至少對中國方面而言這無疑是針對日本的民族戰爭。我們說事情並非這樣的性質，與現實上並非這樣的性質有很大不同。 當然，中部和北方中國所建立的親日政權其核心人物不會視對日本的抗爭為民族戰爭，這是事實。但是，我們不能認為生存於此的所有民眾都脫離了抗日戰線。問題歸根結底在於，能否擊敗指揮這場民族抗戰的內地國民政府。我感到，今日若不能擊敗國民政府，則完全無法改變中國民族運動的方向。 四 抗戰一年來，國民政府失去百萬士兵並離開北方和中部中國，關稅、鹽稅、統稅等重要財源失去大半，更損失了購置軍需的寶貴的在外正幣8億元的大半，並不得不向內地轉移，這個政府今後要走的路在何方？這是我們日本國民同樣必須關注的問題。 有部分意見認為，中國已經達到堅持抵抗的極限，再施加一些壓力就不得不屈服了。另一方面，當初大喊斷然膺懲的人有不少被中國意想不到的頑強抵抗挫敗了銳氣。 然而，說到中國方面對至今的戰敗結果在民族心理方面有何種認識，很遺憾他們並沒有正確理解我們所希望的事態。因此，他們根本沒有想接受敗北的事實。日中事變爆發之前，中國的知識階層和一般民眾當中，相信就戰鬥行為本身而言日本將取得勝利的不在少數，這是事實。他們中間有不少人經過事實教育糾正了以往的謬誤，但也有未經受打擊而依然不清楚失敗的事實的，多數人認為最後的勝利必將屬於自己一方。 要使所有這些人受到事實教育，乃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今日，中國方面也似乎感覺到日軍將攻下漢口，日本一般也這樣認為。 如果國民政府失掉漢口，那麼構成統一戰線的國民黨及共產黨將分別被迫向自己的地盤西南和陝西散去，由此還將切斷蘇聯到外蒙及新疆的通道。進而，兩黨分裂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拿下漢口，可以確保其下面的長江流域，進而助成中部中國戰區的復興。根據專家的意見，揚子江從上海到南京部分只能發揮四分之一左右的經濟功能，但到漢口則會產生四分之三的價值。作為國民政府一方，如果失去了湖南、湖北的糧倉，便不得不轉移至雲南、四川、廣西等地尋求建立根據地。粵漢鐵路的經濟軍事價值，也將因此而受到顯著的削弱。 從今日的戰略觀點來看，可能漢口已經不是問題，攻占廣州才是問題的所在。 但是，這些都是從大局著眼以有益於大局的目的而實施的策略，需要始終根據大局的考量來行動。 這種情況下，毫無疑問，對日本經濟力量的精密測定將決定行動的範圍。 事情終歸是相對的。然而，在可能的範圍內需要迅速而徹底的行動。 我們強調戰鬥行為的徹底與一般的逞強不同，因為我們知道為了終結戰爭行為本身，絕不能採取那種半途而廢的解決辦法。要搞清楚退卻和維持現狀都是困難的，必須致力於迅速取得戰果。不過，具體的方針辦法不限於這裡所說明的。 最近赴中國內地考察的外國記者的印象是，人心比較安定，也有充分的準備與日本抗戰下去。 這些外國人接觸的大都是目前抗日戰爭指揮部的核心人物，在這個意義上蔣介石的態度和心境始終是猜度的關鍵。 某外國記者談到蔣介石的心境十分安定沉著的原因，說他多年顧及中國的統一而以國內和平為其理想，但一直是內戰不斷。如今不是與國內民眾開戰而是和外敵抗爭，無疑感到非常的心安理得。 約翰·甘斯的漢口通訊稱，國共合作進行得仍然相當慎重。蔣介石對甘斯說，八路軍總指揮朱德與自己關係甚好，他是自己最優秀的部下。不難想像，現在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十分密切。蘇聯還與國民政府之間保持著武器供給關係。然而，共產黨對結成統一戰線的熱情並非僅僅基於以上的指導與被指導關係。在擁有1925年至1927年間聯合經驗的它們中間，肯定有著更為根本獨特的東西。且看中共和紅軍現在的領導班子成員毛澤東、朱德、林彪、聶榮臻、周恩來、賀龍、劉伯承等，他們至今都還沒有去過莫斯科，而是從鬥爭中攀升上來的人。這些人中間妻兒眷屬曾被國民黨殺害的不在少數，但依然盡力與國民黨合作。像毛澤東那樣，妻子和女兒就是被國民黨殺掉的。從這些方面來看，共產黨和紅軍在抗日戰線中的態度是相當獨特的，目前來看他們並沒有為了掌握領導權而與國民黨抗爭。 五 從安慶再向上游進發的日軍，在潛山、石牌方面展開了前哨戰。漢口也早已岌岌可危了。 撤離南京之前，國民政府在將首都置於重慶的同時，把政治、外交、經濟上的中樞放在了漢口-長沙一帶。以軍工生產為主的重工業和輕工業等，也轉移到了此地。而漢口的各種工業向內地的轉移也再次成為問題，其中一部分已經著手搬遷了。 可以預想，國民政府的政治、經濟大本營一部分放在四川，其他部分則由湖南、湖北再轉向雲南、廣西方面。 西南的重要性將進一步凸顯。 此數字應包括了日本通過帝國主義戰爭和侵略戰爭占領的我國台澎諸島以及南庫頁島、南洋群島等地的面積。「二戰」以後，日本國土面積為37.8萬平方公里。——編者 西南六省（湖南、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四川）面積160.8萬平方公里（日本是68萬平方公里  ），人口1.41億（日本為9645萬），比重上約占中國「本土」18省人口、面積的三分之一強。 在此，成為重大問題的是西南地區乃蔣介石推進統一最薄弱的地區，社會經濟上封建性殘餘最為濃厚。眾所周知，盤踞於西南地區的地方軍閥，其封建勢力至今沒有得到充分的清除。日中事變爆發以來，李宗仁、白崇禧統率的廣西軍閥的動向，常常被視為問題的焦點。廣東軍閥統帥余漢謀對中央的態度，有關廣東經濟地盤的問題，亦隨著中央戰敗色彩的加重而再次引起關注。多年來持續抗爭的四川小軍閥，也不希望中央政府勢力的滲透。雲南主席龍雲對中央也未必從心裡表示歡迎。 如此看來，可以想像西南未來的動向將出現相當的波瀾。 但是另一方面，與西南關係密切的列強勢力從外部的滲透，至少目前正朝著強化中央勢力的方向發展。例如，緬甸至雲南的公路、法屬印度支那至廣西及雲南交通道路的開拓等。還有，最近公布的法屬印度支那至廣西南寧的鐵路借款。 法國一直以來抱有的從雲南、廣西方面向中國中心地帶擴張的野心，總是在與英國的競爭中受到壓制，近年來更受阻於中國的國民運動而無望實現。只要獲得了國民政府不會完全屈服於日本的確信，如今正是法國與英國合作而積極接受國民政府，從而確保自身利益和勢力擴張的大好機會。 西南是中國歷史上被追殺的王朝殘存勢力逃遁的最後避難所。南宋最後逃到今廣東省新會縣的崖山，明末的桂王被追殺是在雲南。 然而，無論元還是清，自起兵開始到最後滅宋、明均足足花了45年左右。 這一點是我們必須充分考慮的。如果真正轉化成民族間的戰爭，就必須覺悟到這將是長期戰爭。 而在現代的國際環境下這無疑是不可能的。總之，由此帶來的重大意義是日本大陸經營的能力問題。如果大陸經營一步步成功，長期戰爭也必將沒有那麼困難。 包括強化物資調配在內的日本戰時體制的強化，雖說原本是應對緊急事態的需要，但大陸經營則可以說更具有積極的決定性意義。 關於這一點，我們不能不說首先與日本國民的大陸經營能力，特別是日本的經濟能力緊密關聯。我們感覺，在這一點上難以樂觀。現在，似乎有必要對至今為止的大陸經營計劃及方式做根本性的調整和制度改變。 如今，是所謂非常時期。國民至今為止似乎將解決對華問題的難關都交給政治指導部而迴避了自己的直接面對。然而，這些政治前輩所考慮的解決方式是否能夠導致完全的成功，則是一個大問題。對於期待國家未來和東洋真正和平的人來說，如今難道不正是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的時刻嗎？ （1938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