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國共兩黨合作的未來
一
上海戰線的中國軍隊敗退之後，不斷聽到國共兩黨關係將出現危機的聲音。
既然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這兩個大眾政黨的合作使對日抗戰得以進行，那麼，如果發生兩黨分裂，當然會在戰爭進行上成為一大障礙。
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共合作的將來亦會對日中戰爭的走向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也必將深遠影響中國的未來。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11月2日向國民黨提出四項重大倡議。
（一）喚起民眾運動。為了確立全民抗日統一戰線，不能單靠國共兩黨的合作，還要喚起廣大的工農商各小市民階層積極的愛國運動，同時為了防止政府和人民、人民和軍隊的隔離，需要排除國民黨歷來對民眾的統治鎮壓政策。
（二）發表國共兩黨共同的政治綱領。為了充實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需要動員全體民眾，同時為了強化戰線需要制定共同綱領，以作為民族戰爭的鬥爭方針。共產黨要求將革命的三民主義和自己的十大綱領（本年8月15日公布）確定為兩黨的正式綱領。
（三）政府改造。為了實施共同綱領需要行之有效的執行機關，然而目前國民政府依然是國民黨一黨專制的政府，為了建立全民族統一戰線，需要從各黨派網羅人才組成民族的統一戰線政府。
（四）軍政改革。依靠現有陳舊制度下的軍隊終究無法與日本戰鬥到底，而且以往四個月的抗戰教訓也證明這種軍隊不適於三民主義和革命綱領的實行。軍政改革的宗旨在於官兵、軍民一致。為了有效進行抗日戰爭，須在全國範圍內實行軍政改革。改革可以大革命爆發時的黨軍為模範，適當參考西班牙戰爭，而對軍隊提倡新精神和政治工作則是中心任務。
據悉，與此同時毛澤東在共產黨機關報上批判國民黨指揮抗戰不力，尤其尖銳地指出了其喚起民眾的運動遠遠不夠。
同盟通訊社對此做出說明，認為南京政府為了抗戰組織全國最高政府委員會，但僅僅給予周恩來等共產黨代表以諮詢委員等並不重要的位置，為此共產黨方面對蔣介石的獨裁傾向十分反感，因而發出這樣的警告。總之，最近共產黨的這一提案在抗日各黨派中產生了巨大反響，隨著南京政府的撤退，該提案受到各黨派熱烈支持，南京政府正被逼入困境。
二
到了11月16日，國民政府最終決定從南京遷都，軍事機構之外的所有行政部門遷往內地，司法、立法、行政、考試、監察五院遷往重慶，行政院各部門中的外交、財政、內政三部移至武漢，交通部移到長沙，實業、教育、鐵道三部遷往重慶，只有大本營和軍事機構留守南京。
這明確顯示，中國已經進入長期抗戰的態勢，對此東京《朝日新聞》（11月24日）有以下觀察：
如共產黨當初制定的方針那樣，一部分黨員潛入政府軍乃至軍閥內部而發揮督戰的作用，朱德、毛澤東、徐海東、林彪等指揮的共產黨軍隊則從中央政府獲取軍費而完成了編制的擴大，但卻沒有如期奔赴前線。在此期間，共產黨及其人民陣線派的主張集中於重新組織民眾這一點上。他們所謂的民眾重組意味著共產主義之下的總動員，對此了如指掌的蔣介石則在組織、宣傳、民眾訓練三個部門，安插了自己直系的重要人物而不肯放鬆。
他抓住了遷都的機會。這是將活動於南京政府內部的實際上要打倒蔣政權的共產黨與其同夥隔離開的絕好機會。留在南京的要人都是蔣介石的直系或者政學會系統的人。如此，蔣介石踏出了政府內部整頓的第一步。
一如1927年蔣介石以南昌總司令部為武力背景與武漢政府相對立那樣，他準備將來在南京樹立自己的政權，以與左傾化的重慶政府斷絕關係。
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對外國的依存關係上，南京政府多倚重上海，因此上海一旦失守，南京政府的抵抗能力將嚴重受挫，這已成為一般的常識。所以，日本不惜做出大量犧牲而猛攻上海，中國方面雖也損失巨大但依然頑強死守。
關於上海之戰，橘朴是這樣論述的：
關於上海之戰，有來自各種立場對其利害關係的考察，但從軍事觀點來講，其效果當然應該得到高度評價。無論如何，中國方面為了守護這條戰線，集結了中央直屬的精銳部隊，首都的軍需品積蓄也只向這一地點集結而被大量消耗掉。此一事實正好完全符合希望速戰速決的日本之要求。（《日中事變結束的諸條件（二）》，載《滿洲評論》1937年10月第13卷第17號）
橘朴認為，因上海失守陸地戰將結束，正規戰不用說，以游擊戰為主體的全面（全國性、各階級的）長期戰爭日本方面也將不成問題。
相對於此，大村達夫（中西功筆名）對中國未來的態勢則做出四項可能性預測，其暗示與評估，深有意義。
（一）日本通過對某一地區的控制，將使中國的資本家屈服。而中國共產黨將撤離該地區，但其力量幾乎不足為道。日中事變因資本家的屈服而將告終結。
（二）與第一種事態完全相反，和英美法的國際關係會得到比較有利的協調，國共合作將持續，雖與上海的資本家分離開來，但以全國小資本家和農民勞動者為基礎的合作會持續下去，並以武漢、西安為中心繼續抵抗。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形勢的發展和英國政策的走向將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三）當日軍席捲上海郊外廣大地區之際，列國將出面干涉，在承認日本的優先權基礎上把上海置於國際託管之下，或者即使交涉不順利也會在上海附近由英美做中介而進入日中兩國的交涉談判。而在北方中國，以山西、陝西為中心，戰爭將繼續僵持，中國方面依然具有相當的力量。
（四）即使中國資本家徹底屈服，但在共產黨指揮下仍會以游擊戰法為中心展開廣泛的全面戰爭。這種情況下，蘇聯的援助十分重要。對於中國來說，這是國際關係上最險惡的狀態。但是，這種狀況下的中國依然具有相當大的力量。（《關於日中事變的展望和長期抵抗》，載《協和》1937年11月第205號）
三
我在上海戰火擴大之前曾論及南京政府的特質，指出為了擺脫持續陷入的困境，南京政府恐怕會努力在國共再次分裂的局面中尋找生路（《南京政府論》，載《中央公論》1937年9月號），但如今我不得不承認，四個月來抗戰的基本條件發生了一些變化。我修正後的觀點聽起來或許與一般的見解相反，但其理由來自我注意到中國民族統一的要求因其艱苦卓絕的抗戰而有所增強。
表面上看，這次日中事變對中國民族陣線之一般民眾的影響力，乃至指導力仿佛遠遠不如1924年後的國共合作時代。其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此次事態對中國來說並非那麼光明輕鬆。那時的北伐軍以打倒國內軍閥為目標，而這個敵人並不是那樣難以克服的。當時，「打倒帝國主義」也是旗幟之一，但毋寧說是次要的，而且主要針對的是在列強內部遭到孤立、於香港廣州罷工之後勢頭趨弱的英國。國民革命軍一路前進勢如破竹，顯得非常明朗光輝。而如今，要進行的是武力上絕難取勝的慘烈戰鬥。
人們憂慮的是，今日的民眾運動並沒有沿著抗日鬥爭的形勢而高揚起來。這其中，民族陣線內部兩黨之間的力量對比差距明顯也是原因之一。1924年國共合作成立，共產黨內部也有自己資歷淺，若加入歷史悠久的國民黨，很可能被其組織吸收掉，因而表示反對的聲音，但事實上共產黨某種程度上反而站在了主動的位置上，特別是依靠工人、農民的組織活動而顯示了威嚴。可是如今，因1927年以來國民黨的攻擊，不用說城市了，就是在農村，共產黨的勢力也遭到了明顯打壓。而且，民族解放的「反帝」旗幟因需要各國的援助而不得不收起來。所以，充分的民眾運動的展開相當艱苦。
李大釗《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一文里，沒有相應的文字。見《李大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9—392頁。——譯者 孫中山以其天才的革命熱情容許共產黨自由活動，使其得以協助革命。在通過聯共決議的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共產黨的李大釗強調：「我們經中國共產黨的決議而加入國民黨。我們不能因為加入國民黨而脫離自己的黨。我們加入國民黨，系以個人資格，非以黨團名義加入國民黨」 ，這正是由於孫中山的英明決策而實現的。孫中山認為，眼前的目的在於實現革命，共產主義的是非將由今後的實際功罪做出判定。為這次兩黨的合作，共產黨方面提出以解除蘇區政府、停止土地改革、停止攻擊國民黨為條件。毫無疑問，這是服從眼前大目標而摒棄前嫌，並非托洛茨基所攻擊的投降政策。不過，共產黨對民眾運動的直接推動，確實在某種程度上遭到了封殺。
總之，自1924年到「北伐」開始階段是中國工人運動異常活躍的時期。從香港、廣州海員罷工到五卅運動爆發，罷工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然而，最近在國民黨治下的共產黨的工會勢力幾乎不復存在，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密切相關的工人運動也趨於沉寂。因此，很難說作為解放運動的抗日戰爭，是在良好的條件下進行的。
四
國際關係亦與國共兩黨合作的未來大有關聯。中國的長期抗戰最終要仰賴蘇聯的援助，當然也要儘可能努力得到其他列強的支持。
英國將上海讓渡到日本手中，其利益受到重大打擊，需要逐漸轉變政策，但依然會明里暗裡支援中國。在這種情況下，英國當然不希望左翼勢力顯著增強，所以當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內部對立激化，其無疑會採取支持國民黨而壓制共產黨的方針。不僅如此，必要的情況下甚至會採取使國共統一戰線分裂的政策。
然而，毫無疑問，只要保持中國內部的統一就會增強對日的抵抗能力，因此英國給中國提供支撐將不在話下。問題在於，中國的抵抗會越發使情況惡化，致使英國對自身權益的安全性產生懷疑。這時，英國將會毫不猶豫地提出促使戰爭儘快結束的方策。
再者，「防共戰線」對中國的國共關係的影響也不能忽視。
去年11月25日締結的「日德防共協定」，到最近又增加了作為同盟者的義大利。
日德之間簽署了防共協定，中國在外交上就不斷議論日中之間的「防共」問題如何如何。自那時起，激烈的批判矛頭對準了德國。而對華有重要利害關係故不願傷害中國人感情的德國拚命尋求諒解，辯稱此協定與中國沒有任何關係。我感覺，這充分反映了在對華貿易上飛躍發展的德國商人的意向。
但如今事情發生了變化。德意日聯手的世界性防共協定給中國的國共統一戰線增加了無形的壓力。我曾經在本雜誌（《日本評論》1936年12月號）上討論過「防共問題的多面性」，認為這一方面對中國來說是一種壓力，另一方面對在中國內部國共統一戰線中可能走向國民戰線的國民黨又具有推動影響的作用。那時，國共兩黨的合作還沒有完全表面化，因此我認為如果在兩者內部出現裂痕，毫無疑問，這種世界規模的「防共戰線」對國民黨既是壓力，同時又很有吸引力。
在這種情況下，德國的立場很是微妙。以中國的資本主義化為前提，站在與支持由國民政府來強化統一的英法同一立場上的德國資本，曾積極參與南方中國以鐵路材料貸款等為中心的開發事業。一方面，中國作為德國軍事工業產品的輸出市場有著重要的基礎，另一方面將中國視為工業原材料基地的德國資本正與日本的政策方向針鋒相對。因此，在拯救其利害關係陷於破裂的意義上，肯定要努力阻止中國的內部崩潰。這時，德國資本與英法資本在利害關係上是一致的。然而，與資本原本的傾向似乎矛盾的德國在國際政局中發動「防共」並與日本合作的動向，值得注意。在這方面，同為軸心國的義大利也試圖在中國謀求強化根基的機會而採取同樣的動作。如果是需要仲裁，就必須對中國國共統一戰線的兩個構成分子進行恐嚇和引誘，以達到目的。
然而，國聯最終會在英、法、德、美的資本對中國的利害關係與日本的要求之間，找到調和點而完成其仲裁的使命。
五
處於這種內部紛爭和國際關係之上的國共統一戰線具有分裂的危險性，這是不容否定的。
但是，與中國四個月來堅持抗戰的今天，特別是與整體上難以持續進行現代化戰爭的未來相比，國共兩黨的分裂危機在政治上的意義可能是不一樣的，難道不是如此嗎？現在的問題是，並非同一陣營中有兩個對立集團，而是作為一個集團的民族統一體中有兩個指導中心。這已非僅僅由指導中心的動向來決定了，民族統一體本身的團結和走向才是關鍵所在。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的內部統一因這次日中事變而變得比以往更加牢固了。此一事實具有最為重要的意義，而發揮指導作用的國共兩黨即使有發生分裂的事實，也已經不會因此而給中國造成致命的打擊，雖然可能是一種巨大的打擊。一般似乎認為，中國現在的戰敗結果將導致國共兩黨發生分裂，進而中國完全失去抵抗能力並走向崩潰。但恰恰與此相反，也有一種說法在強調中國民族統一之穩固的同時，認為國共兩黨之間已經不可能發生絕對的分裂。而我的看法與上述兩種都不同，我認為在構成中國民族陣線指導部的國共兩黨之間確有分裂的危險性，而且今後其危險性會趨於增大，但即使兩者的分裂成為事實，支持兩大政黨的民眾內部的統一也不會那麼容易崩潰。從而，只有堅守民眾所希望的統一的政黨才能獲得其勢力，而試圖破壞這一統一大勢的政黨，其動向不可能有左右全局的意義。
當然，這裡所謂民眾的統一期望，如上所述並沒有出現可與1925年至1927年的態勢相比的民眾運動的活躍狀態，而且像毛澤東所指出的那樣，這與國民黨的指導不力也有關係。雖然，日本新聞報紙上每日報道的情況也是無法否定的，如每個農民、商人等自然發生的國民意識之缺乏等實例。
然而，我認為中國民族統一的欲望不僅沒有被至今的敗北所弱化，反而因經受了槍林彈雨的洗禮而越發高漲了。
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想讓人們知道，日本有過度重視未來國共分裂或內部再分裂乃至國共兩黨之外的分裂等的傾向。與此同時，也是由於要使這種分裂產生，往往帶著超出合理限度的意圖加以預測。我相信這種分裂的企圖即使能夠得逞，其效果也是局部的乃至暫時的。
總之，不管日本長遠的對華政策是怎樣的，我們都要以中國的統一（這種統一需要具備怎樣的條件，我已在別處做了極簡要的預估）為前提來考慮並制定政策。
我們在期待和思考中國的分裂之前，有必要回顧總結兩黨的合作得以再次實現的原委（有關國共兩黨的關係，我在《日本評論》8月10日增刊上以「中國國民黨、共產黨關係史」為題，做過詳細的歷史觀察）。
眾所周知，自1927年兩黨分裂以來它們完全是以不共戴天之仇相互抗爭過來的，國民黨的所有努力都集中在「剿匪」工作上。有人統計，1927年到1934年間被國民黨視為「共產黨」而遭殺害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的數量達百萬。直到最近（請看本年2月國民黨三中全會上的「根絕赤禍」決議），國民黨對共產黨方面的抗日統一戰線提議依然採取頑固蔑視的態度。
處於如此劇烈對抗關係中的兩黨能夠在這樣短的時間裡建立起統一戰線，這對僅從表面上觀察的人而言，只能說是難以置信的一大變化。
概而言之，這正是因為中國的民族要求成了最高命令。關於此點，恐怕很少有不同意見吧。
我認為，只要承認這一事實，在觀察國共兩黨未來發展的時候，就應該以上述關係為基調加以思考。
（1937年11月25日）
指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當時日本人稱為「支那事變」，原標題亦如此，本書改為「日中事變」。——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