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中國的進路

一 上海戰線最近的進展，即使不算此前總進攻的結果，也可以說是更重要的進展，這是毋庸置疑的。 雖然在北方中國日軍有了各方面廣泛的進攻，但不容否定上海戰線因中國軍的頑強抵抗，很明顯，要確保戰果的獲得必須附加各種條件。戰鬥是高度科學性的，需要傾一國之力而相互搏擊。限於此，具有高度資本主義機構的日本和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之上的中國，不用說，兩者之間力量的差距巨大。中國在軍事上乃至經濟上早已達到了繼續實施現代化戰爭的臨界點，這在軍事專家和中國社會經濟研究者方面早有定論。 而在上海戰線，中國所擁有的實際戰鬥力得到了集中的展示。一般認為，在此所顯示的重大量變已然成為即將產生的質變的前提，日本方面對此大為歡喜也是當然的。京城大道上慶祝勝利的提燈行列映照在秋天的夜空之下蜿蜒不斷。但是我們又感到，有某種難以為勝利所陶醉的東西存在。這首先是因為，我們想到專注於上海戰線而艱苦戰鬥的同胞們。正式的報道稱，上海開戰以來至10月24日為止，已有5000餘人喪生。 進而，當我們放眼戰線的縱深地帶，從曾經擁有壯麗建築的首都南京開始到仿佛蜂窩一般被射穿的一望無際的江南平原，這對我們這些曾幾度遊樂於此而接觸到那和平光景的人來說，實在不能不感慨系之。 當然，這並非單純的傷感，而是因為想到，擺在我們日本人面前的不單是戰鬥，還有更為困難而須解決的課題存在。 至今，我們一直以戰鬥的絕對勝利為必要的條件。但是我認為，如今已然到了必須處理更為重要和困難問題的時刻。 當然，有關戰鬥本身如何終結的問題，還有難以預測的實際情況存在。 人們推測，上海戰線將再度歸於平靜，然而要以具體的形態來預測中國今後如何變化，則不能不說是十分困難的。 到了要觀測中國今後如何的時候，我們該怎樣確立結束事件的具體方策呢？ 今天，我國在各方面早就出現了向中國提出何種要求的議論，比如北方中國如何等。不僅如此，事實上在中國軍事政治勢力被清除了的地方，新的秩序正在形成。例如，以察哈爾南部、張家口為中心的察南自治政府，山西北部長城線以北的晉北自治政府，內蒙古諸盟以及包括厚和（綏遠）、包頭兩市的蒙古聯盟自治政府，還有以天津、北平兩市為中樞的河北省內治安維持聯合會，等等。 站在這種立場上日本當然會主張付出大量犧牲的戰爭，當然有要求在和平狀態下未曾獲得之戰果的權利。不錯，戰果應當是在北方中國吧。然而恕我直言，這恐怕最終要在國民政府和日本之間，通過停戰的方式來決定。 蓋此次戰爭以民族戰爭為其特徵。 戰爭已明確顯示，中國在某種程度上維持了民族的團結而一路戰鬥過來。這一點與此前多有不同，似乎未曾被眾多論者所注意到。一般的觀察認為，與以往相比中國的確試圖進行有組織的頑強抵抗，但隨著軍事上經濟上抵抗力的喪失，最終將引起內部的分裂並屈膝投降。關於這一點，我的意見略有不同，故在此做些考察。 二 早在戰爭爆發之前，人們就議論到中國將會長期抗戰。長期抗戰是可能的，只要堅持到底最終的勝利將屬於中國，這種信念不僅在中國國內而且在對外宣傳方面得到了廣泛的談論。目前，被派往美國的胡適博士也在反覆地這樣宣講著。 與此同時，在日本至少是軍部當局方面則確信，只要對中國實行徹底的軍事打擊，在其內部必將引起分化作用而使抵抗陷入崩潰。 究竟哪一方正確呢？在確定之前，我們需要對問題加以更為精密的規定。第一，中國所說的長期抗戰指的是以怎樣的形式維持長期的戰鬥？他們大概漠然地認為，在現有的統一國家機構和經濟機構之上，有可能維持現代化的戰鬥行為。然而戰爭爆發以來逐漸顯示，這種戰鬥行為的實施面臨著很多的困難。很明顯，中國脆弱的經濟建設現狀沒有足以支撐戰爭進行的軍需品生產及維持一般經濟的能力。戰爭導致的武力破壞及遭受到的被日本封鎖的狀態，使支撐戰爭行為的直接或間接的經濟能力逐漸喪失。人們開始重新討論對日抗戰究竟應該採取陣地戰還是游擊戰，這也是眼前所見到的現實狀況使然。如今在中國，政府正拚命致力於維持為了戰爭的軍需品生產和拯救戰時財政不至於破產。他們不斷呼籲金融機構和工業生產向內地轉移。以政府系統的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轉移漢口為代表，包括其他重要的商業銀行，其總部也根據政府的命令逐漸轉向內地。但是，工業方面只有兩三家開始行動，其他則感到了實際的困難。轉移需要大量的經費，而且由於原材料供應和銷售市場的關係，很難簡單移動。 通曉中國經濟情況的高木陸郎氏、土屋計左右氏（參見《中國經濟的走向》，載《文藝春秋》10月號）、吉田政治氏（參見《戰時的中國金融工商業界》，載《寶石》雜誌10月11日號別冊）各位，一致認為中國沒有支撐長期抗戰的經濟能力。 我們也覺得，中國已然達到了維持其統一和財政經濟機構而繼續戰爭的極限。然而，儘管如此，我認為中國的長期抗爭還將繼續。 當然，在此種情況下戰鬥將以移動戰為主。毛澤東曾強調運動戰的有利，說就是日本即使占領中國一萬萬至二萬萬人口的區域也不要緊。即： 此處採用《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文版的文字，見《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5頁。——譯者 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後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禦工事的陣地戰。這並不是說要放棄一切重要的軍事地點，對於這些地點，只要有利，就應配置陣地戰。但是轉換全局的戰略方針，必然是運動戰。陣地戰雖也必需，但是屬於輔助性質的第二種的方針。（《改造》雜誌6月號所載與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國共產黨的對日政策》） 本來，中國為了維持這種意義上的長期抗戰，需要以國內統一為必不可少的條件，並且必須是全國規模的真正統一。而眼下，這個問題與國共兩黨合作的緊密程度相關。 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國民黨政權於內部乃至對外都有一些薄弱方面，我在別的場合分析南京政府的時候指出過（如軍閥政權的性質、國民黨指導精神的小市民性、與浙江財閥的勾結攀扯、對列強的依賴等）。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由於對抗日本攻勢的需要而迅速聯手合作的國共兩黨，其關係因與日本的戰爭而在全國抗日民族感情上得到鞏固，並達到了更趨緊密的狀態。加之日本以外的各國（除了德國、義大利），從對抗日本的意義上講也支持國共兩黨這種以合作為基礎的態勢。而且如後所述，如果上述列國拋棄了中國，那麼來自蘇聯的絕對支持就成為必要，由此來看我認為國共這種合作關係並不是隨戰爭困難的增大就會馬上遭到瓦解的。 毋庸置疑，當中國難以繼續現代化的戰爭而不得不進入上述以游擊戰為中心的長期抗戰之際，的確可能會面臨統一戰線分裂的危機。但是，我感覺下面這種推測已經越來越少，即國共分裂後將導致共產黨單獨向內地轉移這一事態的發生。中國舉全力維持這場抗戰，致使國民意識得到強化而統一意識不斷提高，乃是確實無疑的。 三 列強對日中事變的態度與此次戰爭的未來走向大有關係，以下略做管窺。 列國對中國的支援與對日本的反感成正比而正越發顯著地表露出來。事件爆發後的情況大致如下。 （一）盧溝橋事變爆發之際，各國的態度暫時呈觀望的態勢。至7月16日為止，美國國務卿發表聲明稱「武裝衝突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各國的權利義務，不應以實力來推動政策的實施」，7月21日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在回答下院質詢時只說：「英國目前在倫敦進行的日英會談，其報告稱判斷中國的時局為時尚早。」這種消極的態度理由有二：一是形勢的發展難以預測，二是問題局限於北方中國，各國的經濟利益相對較少。譬如英國，其對華投資9.6億美元中的7.3億美元在上海，其餘大部分在香港。 （二）8月13日，戰火波及上海，事情發生了急速的變化。不用說，這裡聚集著各國的投資，貿易額亦占全中國的六成，有各國僑民居住於此。但是，當初各國認為可以與日本達成妥協。英美法聯合提出的《上海中立案》，就是其表現。 （三）8月25日，第三艦隊司令長官長谷川中將發表聲明，阻斷一部分中國船隻的航行（至9月6日則擴大到全中國海岸線），至此英美的對日態度迅速惡化。8月26日英國大使遭到飛機射殺，日本軍機襲擊上海附近各停車場，進而9月19日長谷川司令對南京各大使館、領事館發布因空襲而撤離南京的勸告，由此各國對日態度進一步惡化。 疑誤。應為9月12日。——編者 （四）9月13日  ，國際聯盟大會召開，中國正式對日中事變提出申訴照會。此案委託給1933年於大會內設置的二十三國委員會處理，該委員會於9月27日通過對日本空襲行為的責難決議（28日大會五十二國代表一致贊成通過）。 （五）10月6日，羅斯福總統在芝加哥的演說中對「侵略國」加以抨擊，稱「美國不可能以單純的單邊立場和中立而置身於世界性混亂之外」。 歐美輿論最終導致九國條約的啟動。11月3日，開始在布魯塞爾召開九國條約會議，試圖提出解決日中問題的某種具體方案。 然而，列國的對華援助自然有其確定的限度。他們絕不會在外交上無視自己的利益打算而發起行動，對今日的中國釋放出善意當然有其充分的理由。他們擔心日本對中國市場的壟斷，感到無論如何也要對此加以掣肘。而中國近年來的統一和建設，在某種程度上給列國以可能達到其目的的印象。 毋庸置疑，世界輿論對中國抱以同情並非源自人道主義，但必須思考的是利害關係的相互依存，再加上道德上的理由，會使其相互之間的結合變得十分強固，而且此刻利害關係隱藏在背後，道德方面的要素會堂而皇之地提到檯面上來。這時，便具有了將「善意的第三者」捲入其中的推動力。 然而，列強及其追隨者世界各國，如果看到日軍以強大的武力而得上海於手中，並且中國出現經濟全面崩潰的現象，那時它們的態度自然會發生重大的變化。 這種情況，就是一般中國人也完全心知肚明的。例如，某報紙的評論就這樣說道：「最重要的是不能忘了國際關係。這種關係完全是以利害相關為出發點的。至少在20世紀的外交詞典里，是難以找到『感情』或『道德』等字眼兒的。如果我們能夠弄清楚各國之間的利害關係並巧妙地加以利用，就可以得到相互的幫助和利益。被人欺負而留下負擔，這樣的事情是絕對不能做的。這才是外交戰上確保勝利的唯一道路。」今天的中國懂得列強的「好意」和「援助」是怎樣性質的東西，加以利用時也會有相當的手腕。 目前，日本在中國問題上處於孤立狀態，其外交上的最大原因在於英蘇兩國採取了統一步調。英國為了維護自身在南方中國的經濟利益，目前正與日本處於武力衝突隨時可能爆發的狀況中，它們手中握有各種援助中國的手段。 可是，在中國軍隊從上海戰線撤退並難保南京安全，而以前面所述的形式轉入長期抵抗的情況下，英國是否會繼續堅持現在的積極態度，就難說了。到那時，英國恐怕會出面扮演調停者的角色，總而言之英國就是這樣的國家。 四 當中國失去上海戰線，現代化武器被摧毀，兵力大量喪失，且遭到經濟危機之際（可以想像這兩者是同時發生的），南京政權會遇到分裂的危機，這恐怕是確實無疑的。不僅浙江財閥不希望戰爭再打下去，國際資本的對華援助也將於此見底。 但是，中國內部的統一併沒有破裂，可以想像他們會如前述那樣轉入長期抗戰。金融機構和工業設施的內地轉移有多大的成功仍可質疑，但終歸在努力以內地為根據地嘗試著長期的抵抗。 如果國民政府放棄上海南京戰線而轉移內地，那麼抗日戰線內部的國共兩黨比重就會發生變化。最後，也可能以與蘇聯保持聯繫的西部中國為根據地。 也有觀點認為，中國封建性社會的殘餘反而使地方的自給自足成為可能。 假如以這樣的狀態進入長期抗戰，中國也可能對日宣戰，沒收日本所有的經濟利益，而另一方面向構成舊中國的全體民族（鮮、滿、蒙等）呼籲團結。但其效果如何很可質疑，而外蒙的動向非常值得關注。 如果中國進入長期抗戰的態勢，必將與蘇聯密切接觸。沒有蘇聯的支援，中國的長期抗戰將難以為繼。蘇中兩國的接近，在第一階段上首先是以對共產第八路軍的改編為槓桿。接下來，可能是外蒙紅軍的參戰。不用說，蘇聯與外蒙之間有軍事上相互援助的條約，蘇聯如今並不想主動與日本挑起戰端，因此不管中國方面如何期待，蘇聯恐怕都會控制外蒙紅軍的出動。不過，長期抗戰繼續下去的話也有形勢變化的擔憂。從中國方面來說，原則上外蒙依然是其構成的一部分，而且目前內蒙發生的重大變化給外蒙及蘇聯增加了很多困擾，故驅使外蒙方面參加到抗日戰線中來的情況，在將來也不能斷言就不會發生。當然，即使如此也並不意味著立刻會導致日蘇戰爭。假如兩國或某一方不希望開戰的話，戰鬥僅局限於內、外蒙也是可能的。但毫無疑問，這將導致日蘇戰爭的危機。 五 日中事變爆發以來，我們所聽到的是兩種聲音。一方面是日本國內的政府發布和新聞等一貫的勝利報道及樂觀展望；另一方面則是完全相反的、不利於日本的報道和滿帶反感的國外輿論。 當然，我們沒必要擔心國外的錯誤見解，但對於會產生什麼結果還是需要認真考慮的。如果將這些簡單歸結為各國對日本的妒忌和中國方面巧妙宣傳的結果，很明顯那將是錯誤的。 對於日本實力的估計往往與事實不符。例如，弗雷德·阿特蘭女史的《日本的泥腿》（Freda Utley，Japan's Feet of Clay，1936）一書，明顯陷入了過低評價日本社會經濟實力的錯誤泥潭。尤漢和撻檸合著的《日本如果發動戰爭》（E. Yohan and O. Tanin，When Japan Goes to War，1936），其結論就難以符合日中開戰的事實。至少，對日本戰爭能力之局限的幾點評價，就有出入。 美國著名評論家貝弗最近考察日中兩國的形勢，回國後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日本帝國主義的代價》（「The Price of Japanese Imperialism」，Foreign Affairs，Oct. 1937）一文，結論如下：「如果日本擁有英美那樣的資源，是會成功的。然而它並不擁有，所以不可能成功。如果是在征服技術比較簡單的百年以前，也許會成功。假如等到百年之後其資源得到集中開發，也會成功吧。日本至今為止並未成功，今後亦難。其物質的社會整體條件不允許它成功。日本的手伸得太長，遠遠超出了其實力。因而必將失敗。」 這裡明顯可以看到，美國的評論家大多是感性的，而且作為外交評論家的通病，常有拘泥眼前現象而下結論之嫌。不過我們也有必要知道，這是外國對日本現行的大陸政策最為普通的批判。 要對今日事態做出正確的判斷，實在困難。但是，以冷靜的態度下正確判斷，正是我們的任務。 即使中國的長期抗戰不會出現上述形態，但總之這是日本未來幾年不能迴避的現實課題。 中國已然形成統一的趨勢，此乃嚴峻的事實。這是大炮和炸彈也難以摧毀的。當然另一方面，基於中國社會的根本性質，今後地方出現分離現象也是可能的。本來，中國的統一始於旨在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國主義時代，這使其統一的事業變得尤為困難。而中國的資本主義化則更為艱難。因為，國際資本對半殖民地的高壓，是不允許其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的。 我們感到，中國的統一將朝向非資本主義化方向發展，其可能性正在急劇增大。 （193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