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南京政府論

一 南京政府的特質 以南京政府之名來稱呼中國的中央政府，似乎有損國民政府的尊嚴。正如所謂「中國有國民政府，而沒有南京政府」一樣。但是，我依然要使用這個詞，不僅因為該詞在歷史上最好地表現了國民政府的性質，也適合更好地表現國民政府現實的基礎。 以孫文為首的廣州時代之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則在孫中山去世後的1925年7月1日）及1927年1月1日遷往漢口的武漢政府，與現在的國民政府有本質上的不同。這裡所謂的南京政府，指1928年4月18日成立於南京並持續至今的國民政府（1937年12月，首都南京失守）。 國民政府將1936年10月10日作為革命紀念日而舉行辛亥革命25周年祭，藉此機會向內外宣示國家的統一。恰逢此時，國內最大的敵對勢力西南派被降服。蔣介石發表英文聲明，聲稱在經濟建設、行政功能、社會衛生、義務教育及財政改革等方面取得顯著成就，並發出豪言壯語，稱「余敢言，此八年之短期內，獲如此之成就，在中國歷史上實乃未曾有之現象」。眾所周知，此後在世界範圍內謳歌中國的統一和建設的聲浪驟起。在此期間，我們一方面為中國的統一和建設的實施而驚喜，但另一方面在仔細檢討其內容之後，從各種角度也注意到其內涵的危險性（參見日本國際協會太平洋問題調查部編《中國經濟建設批判》「太平洋問題」中的拙文《日中經濟提攜批判》，載《改造》1937年6月號）。 面對在一片謳歌南京政府得到進一步強化、國際國內信賴增強之際發生的「西安事變」，我曾提出疑問：「這難道不是內在於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統一』之中的基本矛盾的爆發嗎？」（見《中央公論》1937年1月號） 我感到，南京政府如今正面臨史無前例的困難，而且這並非指目前與日本抗爭的事實。實際上我們不能不說，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統治階層、國民資產階級政權的南京政府，已經到了不可避免地發生本質轉變的特別重大時期。 一般主流觀點認為，南京政府的危機僅僅是日本的攻擊造成的。眼下，這仿佛確鑿無誤，但未必是透視本質的觀點。如此說來，促進南京政府的統一和強化的，也確實是日本。正如一部分人士所言，其意義就在於日本迅疾地進入中國，結果導致全體國民對作為中國中央政府的南京政府的支持，由此促進了其統一。 日本的進攻，的確是一個重大的契機。但本質上，南京政府目前立場的艱難，其理由需要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更為根本之處去尋找。這些中國社會所具有的根本特徵，當然會作為南京政府的特徵而表現出來，並規定該政府的性質。 這一特性，一方面使南京政府「僅於八年中」就實現了史無前例的飛躍，但另一方面又使同一個南京政府「終於站在了最後的關頭」。 這裡，沒有一一闡明中國社會基本特性的時間，拙文的目的也不在此。我只想對作為這些特性在中國社會各方面之反映的官僚、軍閥、買辦的特徵如何決定了南京政府的本質這一問題，做些觀察。 在此意義上，若舉出南京政府眾多特性中的基本方面來看，則需要注意南京政府與國民黨、與地方實力政權（軍閥）、與浙江財閥、與列強這四種關係。以下，對每種關係做逐一考察。 二 南京政府與國民黨 不用說，國民政府乃是國民黨獨裁政權的統治機關。國民黨的性質決定了國民政府的性質。國民黨自地下秘密結社時代以來，直到革命目標達成一半而登上今日中國政治權力中樞地位為止，其名稱經歷了幾度變遷。 1894年，孫中山於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魯魯組建興中會。 1905年，秋天，孫中山於東京成立同盟會。 1911年，同盟會成為合法政黨。 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組建中華革命黨。 1919年，中華革命黨正式改為中國國民黨。 （也有視1921年為國民黨復興年的說法。） 當然，問題不在於名稱而在於內涵的變遷。從這一角度來說，變遷可以劃分為四個時期：從創始到1911年為第一期；1911年到1924年為第二期；1924年到1927年為第三期；1927年到1937年是第四期。目前則進入到第五期的最新發展階段。 國民黨意外獲得了前途有望的發展，其原因在於它以打破國內封建殘餘令人難以忍受的桎梏，並從外國帝國主義的重壓下解放中國為使命。而認識國民黨的關鍵，則在於理解以中國為目標的帝國主義戰爭之狂風暴雨成就了國民黨的迅速發展。1840年到1842年的鴉片戰爭，其結果是通過《南京條約》，香港被英國奪走。1858年的《天津條約》、1860年的《北京條約》則賦予英法兩國眾多特權。1890年代末，隨著世界資本主義的成熟，列強對中國的攻勢驟然加劇。1895年與日本的戰爭，又使中國失去了台灣。1898年膠州灣被德國奪取，威海衛被英國、旅順港被俄國霸占。問題不僅在於這些領土被剝奪，而且還要支付戰敗賠款並將關稅支配權等眾多特權和權益讓與外國。 而且，這期間國內的清政府徹底腐敗而完全喪失了抵抗外國進攻的能力。生死存亡的唯一路徑，就是首先打倒清政府。這成了中國革命的靈感、理論乃至真正推動力量的源泉。也正是在這裡，蘊含著國民黨1911年革命成功的秘訣以及此後全中國獲得迅速統一的秘密。然而，推翻清朝的統治只是達成目的的手段之一。為了達到中國自身解放的最終目的，國民黨所面對的困難要比推翻清政權多數倍，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們應該說，孫中山留下「革命尚未成功」的遺言，也是理所當然的。 國民黨原本是進步的民族資產階級政黨，這一本質規定必然會在革命的行進途中產生阻礙革命的作用。從1911年辛亥革命到1924年間令人驚愕的停滯不前，就充分反映了這一點。這個黨完全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之上，而且所倚重的不是自己的力量，而是軍閥性的武力。1924年國民黨改組，通過包容共產黨勢力而使革命獲得飛躍發展，並依靠這種力量得以實現北伐，但到了革命進而要求為自身解放徹底鬥爭的階段，國民黨面對要求土地問題之徹底解決的農民，要求與帝國主義資本不妥協鬥爭的工人，感到了難以實現階級上之聯合的矛盾。聯合戰線也僅僅維持了三年半的時間，終告崩潰。之後的1927年至1936年的十年間，國民黨為根絕工人、農民的政黨勢力，甚至傾注了全部精力。 以上具體分析的結果告訴我們，國民黨主要是作為官僚（鄉紳）階級、地主階級以及新興資產階級和軍閥的代表而存在的。這些要素經過十年來的統一過程而漸漸融合在一起也是事實。但眾所周知，這十年間蔣介石及其一黨獨裁的傾向漸趨成形。人們常說的蔣、宋家族在國民黨及其政府內部所占地位，可以由下面這個關係說明顯示出來。 孔祥熙（夫人是宋家長女宋靄玲），行政院院長、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行長、中央委員等。 孫中山（夫人是宋家次女宋慶齡），已故國民黨總理，其子孫科為立法院院長、中央委員。 宋慶齡，中央執行委員（候補）。 蔣中正（夫人是宋家三女宋美齡），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央委員等。 宋子文（宋家長子），中央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常任委員、中國銀行董事長等。 宋子良（宋家次子），中英庚款會監事、浚浦局局長、國華銀行總裁、中國建設銀行公司總裁、廣東財政廳廳長。 宋子安（宋家三男），原松江鹽運副使，現四明銀行理事。 有人統計（1934年，但至今無大變化），蔣介石、汪兆銘、宋子文、孔祥熙、孫科等15位高級黨員占據了181個官職，平均一人兼職12個以上。其中，蔣介石21個、汪兆銘12個、孫科13個、孔祥熙11個，而且多是非常重要的職務。如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立法院院長、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行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長等。 在中國，國民黨採取的是以黨治國的原則。但實際上，國民黨呈現為壟斷的、血緣和地緣性的、行會式的統治性質。維持和強化這種統治，以青幫為首的包括陳立夫、陳果夫兄弟率領的CC團或藍衣社等秘密會社，發揮著重要作用。 最近中國的抗日運動，在民族解放的層面上到了只能容許國民黨一黨獨斷的地步，在這一點上，1937年2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意義，儘管外部不知虛實，但仍然可以說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然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在日中戰爭初期並未實現。我相信，兩黨真正達成合作應該是在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實現本質轉變的時候。 三 南京政府與軍閥 「打倒軍閥」是國民黨的重要旗幟之一。但是，今日南京政府的統治可以視為一種軍閥政治。處於南京政府核心之蔣介石手下的地方省政府主席，基本上是大小不等的軍閥，即（隨著戰事的發展，下列名單有所變化，括號中的人名為新任者）河北省馮治安（鹿鍾麟）、察哈爾省劉汝明、綏遠省傅作義、江西省熊式輝、山東省韓復榘（槍斃）、湖北省黃紹竑（陳誠）、河南省商震、湖南省何鍵（張治中）、福建省陳儀、陝西省孫蔚如（蔣鼎文）、甘肅省朱紹良和賀耀祖（代理）、寧夏省馬鴻逵、貴州省薛岳（代理）、雲南省龍雲、廣西省黃旭初、四川省劉湘、青海省馬麟、新疆省李溶、西康省劉文輝，這些人均為赫赫有名的軍閥。 非軍人出身的只有安徽省劉尚清、山西省趙戴文、江蘇省陳果夫、浙江省朱家驊、廣東省吳鐵城等（趙戴文、吳鐵城亦有旅長、師長等經歷）。而且，安徽、江蘇、浙江等處在蔣介石直轄之下，本來就沒有配備軍閥的必要。山西處在閻錫山這一大軍閥之下，廣東軍事力量的代表余漢謀最近則被組合到蔣介石的直接統治之下（如今，除了貴州的吳鼎昌之外，全部為軍人）。 國民黨自「北伐」以來，內戰連年不斷。李蘆洲所著《國民政府的政績》仿佛以暴露南京政府為目的，敘述了南京政府統治之下的軍閥混戰狀態，其內亂時期如下： （一）北伐戰爭，1926年7月9日至1928年6月4日（1年零11個月）。 （二）寧漢戰爭，1927年10月20日至11月11日（20天）。 （三）蔣桂戰爭，1929年2月21日至12月末（10個月）。 （四）蔣馮戰爭，1929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20餘天）。 （五）蔣唐（生智）戰爭，1929年12月下旬至1930年1月15日（20餘天）。 （六）蔣馮閻戰爭，1930年5月中旬至10月上旬（4個月零20天）。 （七）蔣對石友三戰爭，1931年7月14日至8月1日（半個月）。 （八）膠東戰爭，1932年9月18日至10月下旬（1個月零10天）。 （九）四川戰爭，1932年10月3日至1933年9月5日（11個月）。 （十）寧閩戰爭，1933年12月下旬至1934年1月21日（1個月）。 （十一）蔣孫（殿英占領寧夏）戰爭，1934年1月下旬至4月初（2個月零15天）。 （十二）蔣對共產軍戰爭，自1930年12月蔣介石從南昌出發到1936年12月共耗時6年整。 這對中國來說，是國力的巨大浪費。具體的數字：「如果以1912年以來的17年間為北京政府時代，1928年至今（1934）6年間為南京政府時代，那麼前者的內亂次數是11次，後者則為12次。就是說，北京政府時期每年不到一次，而南京政府時期則是每年平均兩次戰亂。進而，如果比較一下內亂持續的時間，北京政府為885天，南京政府則為3028天。而此持續天數對政治統治天數的比率，前者只有7.1%，而後者卻遠遠超過了前者。南京政府自成立至今共6年，從1926年7月『北伐』算起也不足8年，內亂的延續天數卻超過了8年。」 進而根據該書統計，北京政府發行的內債是6億元，而南京政府自1927年至1934年則發行了13億元（參照後面的浙江財閥部分），平均每年達1.64億元，其每年發行的公債比北京政府高出四倍以上。北京時期的政務費和軍費的比率在1917年各為35.7%、74.3%，而1927年為11.8%、88.1%，1931年為7.78%、92.22%，軍費比率明顯增大。 該書最後批判道：「國民黨南京政府的軍費支出超過政務費支出十倍，所有收入都供給了禍害國家和人民的內亂。」這是符合事實的。 在以上軍閥混戰過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與列強的關係。軍閥混戰與列強大有關係，這在北京時期表現得最為露骨，南京政府時期的內戰中也依然如此，這是不容否定的事實。一方面列強中的某些國家積極援助與南京政府作對的軍閥，同時另一些國家則直接或間接地支持南京政府。最為奇妙的是，一個列強國家的政策同時支援南京政府和反南京政府。 人們常說，成為中國統一障礙的是地方在地軍閥。作為中國特殊的封建性之頑固的殘餘勢力，在地軍閥「以經濟上的國內戰爭」來對抗國民政府。其代表如下： （廣東）以聚集在廣州珠三角地區的廣東財閥和華僑經濟力量為背景，1933年1月以來提出「廣東設施三年計劃」而與中央對抗，直到實力人物陳濟棠1936年8月沒落為止。 （廣西）所謂大廣西軍閥的大本營，經濟上無法脫離廣東而獨立，故始終與廣東軍閥合作來對抗南京，最終以失敗告終，但至今依然是南京政府的一大死對頭。 （山西）自1911年以來，在所謂山西門羅主義名義下構築起獨立的封鎖經濟地盤，1933年以後則以「山西省政建設十年計劃」而努力於統制經濟體制的強化。 （河北、察哈爾）1935年12月成立的冀察政權名義上是南京政府的機關，實質上基本是二十九軍軍閥的獨立王國。 劉湘病逝時間應為1938年1月。——編者 （四川）劉湘政權因四川內部大小軍閥間的混戰而疲憊不堪，又由於共產軍的進入和財政上的崩潰，結果屈服於中央的控制，但正如今年春天所傳言的那樣，仿佛對南京政府另有圖謀（劉湘1937年12月突然病死  ）。 除此之外，山東和湖南等依然在某種程度上維持著軍閥統治體制。 1935年南京政府實現幣制的統一，這使地方軍閥的割據基礎遭到嚴重弱化，這是事實。這樣，南京政府所誇耀的統一形勢迅速擴展，而其原因之一則是作為反抗封建主義勢力的中國共產黨即蘇維埃運動的急速發展，造成了這些軍閥自身基礎的弱化，而不得不向核心的大軍閥國民黨靠攏。我們可以在1931年以後對蘇維埃政權的包圍戰，特別是1934年秋對共產軍的「圍剿」過程中，清楚地看到這期間情況的變化。原因之二在於，列強從自身利害出發也希望作為市場的中國獲得統一，期待著國民黨軍閥的結成和強化。 以上觀察可見，中國社會的封建性至今依然使軍閥的地方割據勢力得以殘存，同時也賦予了南京政府之國民黨以相當多的軍閥性格。以軍事委員會為基礎的蔣介石地位的絕對優勢，就體現在南京財政中軍費、債務費對文化費用的優勢上。 ［作者按：軍費及債務費在全部支出中所占比率如下（據1936年年度預算）。］ 四 南京政府與浙江財閥 南京政府與所謂浙江財閥的密切關係，是眾所周知的。但是，中國某種程度上的資本主義發展使浙江財閥本身有了本質上的變化，因此與南京政府的關係也產生了種種變動。 浙江財閥最初受到關注的是其地緣、行會的性格特徵。一般是綜合地指稱那些浙江省出身的上海實業家集團，與日本江州財閥、甲州財閥的意義相近，而沒有如三井、三菱財閥那樣高度資本主義壟斷形態的意義。 ［作者按：最早給出定義並公布於1929年「滿鐵」上海事務所的《浙江財閥》小冊子，其分類解釋如下：第一，浙江省出身而主要以上海為據點的金融業者及實業家的總稱（狹義解釋）；第二，主要以上海為據點的江蘇、浙江兩省出身的金融業者及實業家的總稱（略微廣義的解釋）；第三，不管其出生地在浙江還是廣東、上海，凡是以上海為據點從事活動的金融業者、實業家，包括財經界、政界的實力人物的總稱（廣義的解釋）。］ 一般可以說，成為中國近代性民族資本母體的，是晚清以來的官僚資本和伴隨外國資本的侵入而發達起來的買辦資本。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兩種資本逐漸融合構成了一個民族資本的形態。浙江財閥在發生的當初屬於買辦資本（廣義的），尤其以本土的銀行資本為根基。如今，成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核心的無疑是這個銀行資產階級，而浙江財閥本身對應於此，成為銀行資本的根基。 （作者按：上海市商會最重要的構成分子即銀行同業公會，根據1934年市商會會員名冊，21個公會代表中浙江出身的10人、江蘇9人、湖南1人、安徽1人。） 在中國一般的產業資本還未發達之際，為何獨有銀行資本得以勉強發展起來？關於這一點，王承志《中國金融資本論》認為：「這可以說是由於其虛偽的繁榮建築在公債及房地產的投機事業之上。」 而與南京政府的結合，尤其在公債關係上十分顯著。不斷受到財政崩潰威脅的南京政府從公債發行上找到出路，而浙江財閥接收政府發行的公債獲得法外的利潤，由此迅速膨脹起來。 南京政府與浙江財閥的關係如下： （一）公債。公債的發行與銀行發展的密切關係，在繼北京政府時期之後成立的南京政府那裡，得到了更加明顯的發展。隨著首都的南遷，公債投資市場由北京轉到上海，中國的主要銀行也大舉將總部移至上海。 南京政府自1927年至1935年的8年間，發行了約17億元的內債。而接收其內債的無疑是以上海為中心的近代性銀行及錢莊（中國、交通、浙江興業、鹽業、金城、大陸、中南、四行儲備會等大銀行所持公債最多）。 （二）政府貸款。在政府貸款上占有最重要地位的是中國銀行。中國銀行對政府機關的投資與其他相比的比率，1930年是48.93%。之後這個比率略有降低，但1934年依然占有41.91%。中央銀行對政府的放款好像也在增加。參照財政部報告中所反映的借入總額的增加以及未還款額來看，這樣的情況也十分清楚。 （三）浙江財閥的利潤。以上政治性投資占據了浙江系銀行資本利潤源泉的關鍵部分。自南京政府成立至1932年延期降息辦法實施，共發行19種公債和庫券，大部分公債為年利8分、庫券為月息7—8分。之後，公債年利6分、庫券月利5分。公債的其他好處，還在於其償還期限短。如前所述，1932年的延期降息辦法實施及1936年2月統一公債強制借還期限延長以前，公債為10年而庫券為5—10年償還。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擔保的安全性也有保證。擔保大體上是靠關稅，而且其管理上特別設立了國債基金保管委員會。值得注意的是，委員中有浙江財閥巨頭直接參加，同時還有英國人和法國人各一位作為海關的代表參與其中（參見山上金男《浙江財閥的基礎研究》，載《上海滿鐵》季刊2號，後有專著《浙江財閥論》，日本評論社出版）。 而且，這些銀行是公債特別是庫券的唯一發行銀行，由於這種與政府達成的特殊條件，其利潤大增。據說1929年、1930年前後政府的實際現金，其面額一般為四至六成。 從歷史沿革上來看，根據1928年8月發行的《上海總商會概況》，1919年以後總商會內部出現革新的空氣，結果「新學之士」田世澤、馮少山、方掓伯、袁履登、趙晉鄉等開始被選為商會董事。1919年，正是因五四及「六三」兩大事件而民眾運動飛躍發展的年份。當時，這些民族資本家還處在軍閥、官僚等封建勢力的壓迫之下，故站到了被壓迫階級的最前頭。從這些事實中，我們可以發現至國民革命為止的浙江財閥的進步意義。 然而，隨著勞動階級的迅速崛起，結果以1927年4月上海政變為契機，國民政府與這個新興勢力進入了漫長的抗爭時期。 這一點有誤，地位的變更帶來了兩者之間相當程度的本質變化。——譯者 1933年以後中國深刻的經濟危機，導致浙江財閥內部發生重大變化，即南京政府對浙江財閥的統制強化和編制重組。而1935年11月3日實施的幣制改革，則是決定性的一步。宋子文及孔祥熙成為浙江財閥絕對的中樞人物，而李銘、張公權等原本的核心人物則被迫下台。不過，這只是南京政府與浙江財閥之間主導關係的改變，並不意味著兩者的勾結關係有什麼本質變化  。 南京政府與浙江財閥這種勾結關係，是決定民族資產階級政權之南京政府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這次北方中國事變所顯示的上海市場的動搖，作為英法美各國意向的反映（如在倫敦為獲得借款而奔走的孔祥熙發給國民政府的防止戰爭的電報），以及南京政府對日態度的動搖不定，今後都會展現出重要的意義來。要之，浙江財閥的動向乃是決定南京政府方向的重要變量。 五 南京政府與列強 1925年至1927年中國大革命爆發之際，人們視此為「中國站起來了」的象徵，這強烈地震驚了列強各國。之後，國民革命戰線的分裂和內戰爆發使中國的統一進程暫時停頓下來，但是到了1936年下半年再次出現中國已然統一且資本主義獲得發展的論調。然而不待最近事態的證明，有識之士早已指出，這種觀察相當表面且十分危險。即使對被稱為南京政府一大成功的幣制改革，也可以有如下的批判： 作為經濟侵略之手段的殖民地貨幣權操縱，其重要性絕不亞於對領土的占領。……英美作為世界金融戰爭中的兩巨頭，看到日本武力進攻的成功而不甘沉默，早已發動了它們得意的優良武器——經濟力。美國以貨幣政策不斷施壓中國。不知何時，「美國通過貨幣政策正欲吞併中國的山河之際」，大英帝國卻恩威並施將中國貨幣組合到英鎊區內。這正是大唱成功凱歌的中國空前絕後的幣制改革。新貨幣不過是英國英鎊的戰利品而已。……中國的貨幣已經失去其獨立性，以至於如今充分具備了殖民地貨幣的功能。（馮和法《由半殖民地走向殖民地》） 中國到底是擺脫了所謂半殖民地狀態而正實現資本主義的發展呢，還是在迅速走向殖民地化？這的確是一個重大問題。當然，這個早該明確的問題確有不確定處，一個是人們沒有將中國本身的建設——資本主義之發展放到世界性關聯中，而是孤立地觀察所造成的謬誤；另一個則是各國列強所使用的殖民方法不同。 就前者而言，發展的速度與內涵應該一起成為焦點，在這一點上中國與其他列強相比差距甚大，那麼這種差距就可能成為殖民地化的指標。 就後者而言，世界經濟危機以來列強對殖民地、市場乃至資源的爭奪愈演愈烈。但是，實現這種欲求的手段未必只有原本的領土瓜分這一種途徑。 列強之間圍繞中國的角逐十分激烈，有的時候通過靠近南京強化其政府功能，有的時候則與其對抗。1931年之後日本實行激進的大陸政策，結果一時導致了驅逐其他列強的後果，並產生了列強與日本對抗的態勢。因此，南京政府暫時抓住這一對立的縫隙而獲得了發展的機會。而且，列強政策上的差異也成為重要原因之一，即與日本之勢力擴張的方法直接關聯到領土權相比，英法只是採取鐵路借款的間接方式，雖然這最終仍然關係到領土權問題。進而，同樣導致所謂的「經濟侵略」，但英美法等的信用貸款方法與直接的領土權問題沒有關聯。 以上情形，驅使南京政府為了和激進政策相對抗，更多情況下依賴於採取溫和政策的國家。 現今，列強各國對華政策的特徵如下。 日本：其大陸政策有著經濟、政治及軍事上的目的，甚至動用軍事手段。但同時，原本也存在著「日中經濟提攜」的要求。不用說，所謂的幣原外交絕非幣原個人偶爾的創意，或者什麼基於人道主義的東西。 英國：近來對南京政府表示出經濟援助上的積極性。幣制改革的效果尤其巨大。但是，以粵漢鐵路的建成為契機而積極參與南方中國的鐵路網建設，則顯示英國並不完全排除與領土權直接相關的行動。（這次北方中國事變發生後，英國答應孔祥熙提供廣梅鐵路及浦、信、襄鐵路貸款） 美國：其進入中國的時間落後於其他列強，至今這種狀況還沒有改變。美國試圖改變這種落後的狀況，其努力體現在「門戶開放」的主張上。南京政府成立後，美國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評價過高，結果對華政策上吃了苦頭而持消極態度。最近第三次美中金融協定的簽署，以及與孔祥熙達成英美共同借款2000萬英鎊的傳言，值得注意。 南京政府對列強的依賴關係內在於其存在本身，通過現有政策的持續推進絕不能自然而然地排除這種依賴關係，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六 結語 我相信，通過以上觀察可以大致闡明南京政府的本質特徵，只是我的論述可能過於分散。毋庸置疑，實際上這種種特徵乃是相互關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或者不如說，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在與世界接觸過程中所帶來的種種矛盾，就表現為南京政府的根本特徵。 然而，我們若視上述南京政府為一成不變的而對其加以規定的話，那明顯也是錯誤的。 有關中國的政治問題，最近在日本不斷出現新銳的評論，中西功對國民政府成立以來的中國政治，分如下三個階段加以觀察。 1928年至1931年為第一階段。這一時期國民政府為實現全國統一而與軍閥混戰，並將力量集結於遏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方面，實際上為向第二階段過渡做了準備。 1931年9月至1934年年底、1935年年初為第二階段。這一時期國民黨三次「圍剿」遭到完全的失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滿洲事變」爆發，而南京與西南的接近呈現出統治階層內部力量關係的劇變，在這種劇變基礎上各方勢力取得均衡，對紅軍展開了前所未有的第四次大規模的「圍剿」。而這一時期的終結，則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為標誌。 此後至今為第三階段。這一時期以下面的一系列事件為特徵，即紅軍西遷，與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相關聯，中國紅軍開始向西北大移動；統治階層中對日本地位的重視強化（北方中國、日中提攜的發展），進而蔣介石的統一獲得進展；南京獨裁論風靡一時；紅軍的新戰術——呼籲成立國防政府；等等。（《滿鐵調查月報》1936年5月號） 隨著中國抗日民族運動的展開，以1936年年底「西安事變」為契機迅速發展起來的所謂國共再次合作，才是中國最根本的變化。（參見拙稿《轉換期中國的基本問題》，載《中央公論》1936年7月號）這種變化如果繼續發展，南京政府必將發生本質的變化（之後的事態發展經過正顯示了這樣的方向）。 這次北方中國問題發生以來南京政府所表現的某種態度，正毫無保留地暴露出其特質。試圖最終解決抗日問題的國防會議，結果成了暴露南京政府軍閥性質的場所，這個馬拉松式的討論最終沒有達成任何具體的結論。「西安事變」發生以後，共產黨採取相當克制的態度，仿佛要努力維持民族陣線的統一均衡。而且，也可能有這樣的結局：南京政府為擺脫困境不惜再次於國共分裂中尋找自己的活路。 （193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