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南京政府與中國共產黨

一 要了解南京政府實際上是什麼性質的政權，需要先認識中國現在的性質。如果不這樣做，只是從表面上觀察國民政府即南京政府的組織構成等，最終將無法認識現實。 （作者按：南京政府並非正式的名稱。當然，理應稱為國民政府。然而，這個稱呼除了首都設在南京的事實之外，還恰好觸及了現在國民政府的本質。這個稱呼，與人們甚至稱國民政府為蔣介石政權相比，應該更合適。） 南京政府為國民黨的政府，這乃是事實。然而眾所周知，國民黨過去由已故總理孫中山及其同志建立，以將中國從殖民地狀態解放出來為目標。當時，首要的目標是打倒成為障礙、全然腐朽、對外敵沒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清政府。 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而清政權崩塌，但革命的成果沒有歸到民主主義人士手裡，政權長期握在北方官僚政治家的手中。 孫中山1925年3月留下「革命尚未成功」的遺言，結束了60年波瀾壯闊的生涯。 之後舉行的國民革命軍北伐，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由蔣介石率領，1926年7月從廣東出發的北伐軍，8月末攻陷武昌，年末至翌年春季席捲長江一帶，3月占領南京、上海，4月18日蔣介石政權，即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由蔣介石一手建立的南京政府，最終合併武漢政府，以1928年4月的二次北伐告一段落為基礎。 在南京政府統治之下統一獲得了切實的進展，曾是南京政府最大敵人的廣東政權也於去年即1936年夏屈服。10月10日首義25周年紀念活動，在武漢盛大舉行。普通國民就像中國已經完成了統一，走上發展資本主義、進行經濟建設的軌道一般而歡欣鼓舞。 然而，這能說是孫中山意義上的革命已經完成了嗎？絕非如此。少數認識不足的人士除外，面對這種現狀，特別抱有善意的也認為這是向著既定的方向不斷前進，但前途看起來尚且遙遠。最冷峻的批評者則強調，與南京政府表面上的成功相反，中國在不斷從半殖民地走向殖民地狀態。就是說，「中國全境的經濟命脈、財政、金融、水陸交通等悉數為列強所操縱。殖民地民族工業的發展與列強的利益發生直接衝突時，列強利用經濟和政治上的種種力量阻撓民族工業的發展。中國的關稅表面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受列強牽製成為一種協定關稅，終究不能發揮保護幼稚的民族工業的作用。中國的大工廠大部分都屬於外國資本，鐵、煤炭等重要原料悉數掌握在外國資本手裡」。這是絕無誇張的事實。 對於被稱為南京政府一大成功的1935年幣制改革，將之視作英國對日本大陸政策的急速推行感到焦躁而採取的對抗政策的結果，這種看法的理由也頗為充分。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以來，看上去美國與其關係最為密切，美國將中國作為自己的市場，最願意中國實現統一穩定，因而援助國民政府的態度也最積極。但由於美國在中國的勢力並不大，且與其國內政策又有矛盾，所以未能積極的推動，動員了巨額資本的白銀政策，結果讓中國苦不堪言，在金融方面征服中國之前，反遭到英國的反手一擊。「新貨幣是英鎊的戰利品。中國的貨幣已經失去其獨立性，以至於現在完全具備了殖民地性的作用。」某位中國人的觀點，也難說是誇張。 南京政府雖然依靠表面的統一而獲得了國際地位的上升，但本質上還處在半殖民地的地位，不僅如此，還有進一步殖民地化的風險。認識到中國中央政府的這種性質，是絕對必要的。 現在列強圍繞中國的角逐日趨激烈。列強的對立矛盾，有時對於南京政府也並非無益。但不能否認的事實是，根本上列強勢力正在以種種形式不斷地介入中國。 二 國民革命的迅速發展，不消說得益於孫中山採取的容共政策。孫中山最初試圖通過與各國資本協同合作，以實現中國的產業開發而擺脫半殖民地地位。看到俄國革命的經驗，對其的信任逐漸加深，最後形成了著名的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了聯俄、聯共與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北伐軍超乎尋常的快速發展，就是其必然的結果。 廣東政府於1926年11月11日決議轉往武昌，成立武漢政府。對於左翼激進的發展，向來立於國民革命頭陣的國民資產階級陣營感到不安和不滿，也是極其自然的。 湖北和湖南兩省中，左翼工人、農民以及其他組織迅速成長起來。國民革命軍中的軍事勢力配置，也使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資產階級陣營感到不安。慧眼的蔣介石把自己的作戰中心轉移到江西，奪取了長江沿岸最重要的經濟中心——上海。於是，南京政府就建立在與上海的密切關係之上。 自1927年4月成立以來，南京政府已經超過10年，其性質也多少發生過一些變化，但根本上的改變並沒有。 南京政府最大的特徵，要言之，即軍閥政府。這又可歸結為：與浙江財閥的經濟勢力相結合，且受到外國勢力的強烈影響。 最後一點已經談過，接下來考察另外兩點。南京政府是作為軍閥政府發展起來的，這一點毋庸置疑。蔣介石的上海政變以及將共產黨排除出武漢政府後，國民黨成了以民族資本家和地主的結合為核心的組織，它分裂為幾個相互抗爭的集團，在集團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軍閥。一段時間裡，最有優勢的為李宗仁、白崇禧等的廣西軍閥，掌握著南京政府的實權。他們攻打支持武漢派的最大軍閥唐生智，也占領了武漢。國民黨左派汪精衛在廣東派軍閥之雄張發奎的支持下，曾一度獲得廣東政權。而當這些軍閥的抗爭沒有妥協餘地之時，一度下野赴日的蔣介石回國，再次成為南京政府的代表人物。 軍閥戰爭一直持續，幾乎沒停過。在長江中游、廣東以及廣西站穩腳跟的廣西派，與以長江下游及上海、浙江為地盤而支持南京政府的蔣介石一派之間的鬥爭最終發展成戰爭（1929年1月至12月），結果以廣西派失敗而告終。之後，還有蔣介石與馮玉祥之戰（1929年11月至12月）、與唐生智之戰（1929年9月至1930年1月）。 張發奎還對南京政府發起過武力行動（1929年9月至1930年1月），其行動代表著國民黨左派對南京政府的武力反抗。 1930年5月到10月發生了軍閥混戰中規模最大的戰爭，即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聯合軍之戰。結果，是南京方面靠著張學良的干預獲得了勝利。 1931年春以來，廣東派和廣西派諸將領結成反蔣協定，5月28日宣布在廣東成立第二國民政府。7月21日廣東發出討蔣宣言。與此相關聯，北方有石友三採取行動。此種形勢因「滿洲事變」的發生而得到緩解。 1933年12月到1934年1月，有針對「福建獨立運動」的戰爭發生。 然而對於國民政府來說，最為困難、時間最長的戰鬥是從1930年12月一直持續到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之時的對於共產軍的「討伐」戰。 結果導致南京政府始終是以軍閥為中心的政府，財政上積累了很多內債，而不得不依靠浙江財閥。 時至今日，地方軍閥割據還未得到完全清算。這在南京政府的地方政治上也明顯體現出來。看一下地方省政府的主席基本上是大小軍閥，這一點就很清楚了。 ［作者按：河北省：馮治安；察哈爾省：劉汝明；綏遠省：傅作義；江西省：熊式輝；山東省：韓復榘；湖北省：黃紹竑；河南省：商震；湖南省：何鍵；福建省：陳儀；陝西省：孫蔚如；甘肅省：朱紹良、賀耀祖（代理）；寧夏省：馬鴻逵；貴州省：薛岳（代理）；雲南省：龍雲；廣西省：黃旭初；四川省：劉湘；青海省：馬麟；新疆省：李溶；西康省：劉文輝等，均是軍閥，非軍人出身的不過兩三人。］ 南京政府財政中的軍務費以及軍事行動直接導致的結果——債務費所占的比例如下： 三 我們來看一下南京政府與浙江財閥的關係。作為南京政府支柱的浙江財閥，其作用眾所周知。隨著中國資本主義某種程度上的發展和南京政府統一的推進，與此相關聯的浙江財閥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 （作者按：浙江財閥之名，如日本的江州財閥、甲州財閥，一開始是因為以上海為中心活躍的中國新興資本家中浙江出身者眾多而得此稱呼的，但現在多用於廣義上的中國新興資本家整體。） 浙江財閥的基礎是銀行、金融高利貸資本。在國民革命軍的發展中，廣東財閥（廣東經濟勢力，此外還有不少華僑資本）發揮了重要作用。南京政府成立及之後北伐的持續行進中，與蔣介石有密切關係的浙江財閥貢獻巨大。他們為了擺脫內亂之苦，需要援助打著克服內亂的旗號，且擁有武力的南京政府。而南京政府要整頓地方軍閥也需要財政援助。如裁兵公債、編遣庫券（1930年9月）等就具有這樣的性質，它們實際上成了南京政府進行內戰的經費。 不斷受到財政崩潰威脅的南京政府，通過浙江財閥承借內債而打開血路。同時，浙江財閥通過將國內產業資金全都用於土地投機和內債承借而獲得非法利益，兩者形成了密不可分的依存關係。 1931年年末南京政府的公債未償還額為9.18億元，1935年年末增加到12.69億元。1936年2月國民政府突然宣布以統一公債置換舊債，發行了3.6億元的復興公債。當時現存國債為14.6億元，未償還債總額達到18億元。 這些公債由以中國銀行為代表的浙江財閥各銀行、錢莊承借，這種情況下政府的實收金額不過公債面額的六成左右，但是本金利息的支付按面額進行，這對浙江財閥來說有莫大的利益。然而另一方面，浙江財閥作為高利貸者，其不完備的發展導致本身的發展不健全，加深了對南京財政的依存。1932年以來中國嚴重的危機給浙江財閥以打擊，南京政府對浙江財閥實行了統制強化和編制更改。宋子文、孔祥熙等浙江財閥中對南京財政有支配性力量的人物，乘機成為浙江財閥的統治中樞，奪取了原來浙江系銀行資本的領導者王座。眾所周知，宋子文、孔祥熙等與蔣介石的關係不單是政治上的結合，還有親緣上的關係。 南京政府和浙江財閥的這種膠合黏著關係，決定了其作為民族資本家政權的性質。 四 如上所述，看上去以蔣介石為中心的獨裁傾向不斷發展，南京政府的地位也仿佛不斷得到強化。但是，去年12月12日張學良在西安發動事變之後，突然出現於中國政界的現象，幾乎是一般人所意想不到的。外有列強（日本除外）的善意援助，內有浙江財閥的全力支持，普遍認為完全擁有作為軍閥政權優勢的南京政府，卻意外地暴露出其脆弱的一面。具體而言，這主要是指事變之後快速發展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相互靠攏的事實。 我們在看待這個事實的時候應該注意的是，比起對共產黨做內部性分析來，更應該從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運動方面來理解。 多年來作為最難相容、關係最為惡劣的敵人鬥爭過來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竟然要相互合作，這一事實並非靠雙方或某一方的努力就能實現的，還需要在根本上有更大的力量推動。 而促成其合作發展的是1931年以來抗日民族運動的潮流。數年來受國民黨攻擊的共產軍和因日本的進攻而遭受壓迫的國民黨政權，兩者的現實狀況也促成了其相互的接近，這亦是事實吧。但是，這次合作得以實現更是因為中國在向著一定的方向變化，受其影響兩者才再次匯聚到了同一方向上來。在這個意義上，抗日民族運動的潮流才是根本的原動力。 僅看中國共產黨的實際力量，其實並沒有那麼壯大。30萬曾經在江西開闢了根據地的紅軍，經過長途遷移及與南京政府的不斷鬥爭，現在只剩下四五萬的主力部隊。當然，得以保存下來的久經磨鍊的幹部，也是其強大有力之處。中國共產黨未能充分擴大自己的勢力，正如他們所言，原因在於僅僅依靠農村而沒能在城市站住腳跟。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共產黨在城市裡的確沒有足夠的勢力。因此，他們目前的強項只能說實際上是在所謂人民陣線中的指導力量方面。 （作者按：去年夏天從甘肅東南部集結到陝西的共產軍總兵力，有朱德、徐向前、羅炳輝軍隊約2萬人，賀龍、蕭克軍隊約1萬人，毛澤東、徐海東軍隊2萬人，共計約5萬人。） 中國共產黨同時進行打倒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的土地革命，並將之作為核心任務。而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國民黨都被視為中共所面對的敵人。然而，1931年「滿洲事變」發生以後，中共的重點主要放在反帝問題上，而且從普遍的反帝逐漸將焦點集中在反日抗日上面。 1933年1月14日共產黨發表宣言，宣布同所有接受以下三個條件的軍隊合作：（一）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地區；（二）保障人民的權利；（三）武裝起來，為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而戰。 1934年7月15日，已經準備撤出江西的紅軍將其轉移稱為北上抗日，發表《中國工農紅軍北上宣言》並組織「北上抗日先鋒隊」。 基於1935年夏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決議，中華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及中共中央委員會聯名發表《新方略》。主張以民族運動為基調、以「救亡」為目標，囊括全中國所有的黨派，建立統一戰線。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及之後出現的人民陣線派要求，乍看起來很是唐突，但實際上乃是在有上述準備和前提下突然閃現於政治舞台的。 1937年2月中國共產黨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通電中，做出了如下重要提議。（一）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和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二）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三）在全國範圍內停止顛覆國民政府的方針；（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 國民黨對於共產黨的這一提議，在第五次三中全會上以「根絕赤禍」之決議做出回應，並聲稱是共產黨完全屈服了。但是人們逐漸了解到，它們兩者之間實際上達成了某種諒解。 從1930年11月開始持續進行的對共產軍的「圍剿」，到此中止。據說，南京政府方面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張沖和共產黨方面的書記處書記周恩來進行了種種交涉。 南京政府與共產黨的妥協雖然不情不願，但不得不做的原因實際上不外乎人民反對內戰的要求，乃至主張抗日統一戰線的民族運動發展所使然。 在分析南京政府時，我們剛才觀察了其作為國民資產階級政權的特性。我相信，南京政府的本質確實如上所述。但現在必須注意，其特性也在迅速變化。不能忽視，廣泛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浪潮在塑造著南京政府，或者說滲透到了其支持階層。南京政府的母體——國民黨的下層黨員、年輕的官僚群體、青年士官階層之中，乃至廣泛的知識分子階層，追求民族陣線的意願正在迅猛增長。他們之中，攻擊共產黨的想法已經全然消失了。此外，還有日中關係的緊迫，特別是在日中武力衝突的背景下，兩者以日本為鬥爭目標相互靠攏的快速發展，實在是不足為奇的。 觀察這次「盧溝橋事變」的爆發，共產軍指揮部直接由毛澤東、朱德聯名致電蔣介石，表示準備開往前線，成為抗日戰線的一翼。蔣介石亦對此表示謝意。據說，現在共產黨方面的代表周恩來，共產軍代表葉劍英正在南京。 有消息說，最近紅軍被改編為第八路軍，任命朱德為軍長，彭德懷為副軍長。 與此相關，有關中國的國際政局中蘇聯的動向值得注意。如8月21日締結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確實給予共產黨和南京政府之間的關係以重要影響。在這個意義上，中蘇軍事秘密協定等尤其需要引起注意。 南京政府今後是遵循其本質而行動，還是因民族運動和國際政局的外部壓力而變化，不久就會明朗。而且，不能不說這也將給東亞的政局變化以重大的影響。 （193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