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轉折期中國的基本問題
一
1911年的革命，人們曾認為可以使中國快速走上民主主義、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但是，由於遭遇到獲得帝國主義支持的、殘存的封建和官僚勢力的反攻，中國沒能實現發展，反而陷入了停頓。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運動，基於俄國革命直接影響下的無產階級解放運動而以被壓迫民族的解放為目標，具有非比尋常的熱度，甚至給人以中國民眾即將從雙重枷鎖中解放出來的感覺。當時，將中國的革命運動視作無產階級革命的看法相當普遍。人們相信，唯有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將中國民眾從封建的、帝國主義的支配（在中國，兩者的結合形成核心的統治勢力）下解放出來。然而，即使這是最終的真理，但眼下的問題則要由中國無產階級運動是否有實現的能力來決定。總之，事實是1927年夏之後國民黨與共產黨分裂，成為互不相容的敵人，彼此持續抗爭。
在此期間，國民黨政權即國民政府在與軍閥連年鬥爭的最後，於1936年夏征服了西南派，12月控制了舊西北、舊東北軍的反抗，而基本上具備了全國統一的形態。雖然，以冀察政權的特殊立場為代表，包括廣西、山東、山西及四川等地還殘留著很多未能完全中央化的部分，但是基本上具備了統一的態勢，這不能不說是南京政權的顯著成功。
若說國民政府的這項成功緣何獲得，第一是中國民族運動的興起，而國民政府與這一發展態勢取得了一致；第二是國民政府獲得了列強的善意援助。對於以上兩點，我們需要分別說明。尤其是第二點，一言以蔽之，即一方面列強不希望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繼續蓬勃發展；另一方面國民政府要履行自己的政權所肩負的使命，必須成為能夠控制國內各種勢力的角色。在這一點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立場是根本對立的。而列強各國，不用說乃是國民黨的援助者。此外，列強內部的矛盾相剋及其給中國之壓力的不均衡，也使國民黨有利用其內部矛盾而趁機發展的餘地。
我認為，中國目前正處於一個重大的轉換時期。與中國是否完成了其所謂的統一或者取得了「建設」之初步成果的問題相比，要點還在別一方面。
就是說，中國現在正處於民主主義即民族革命的過程中，其再次實現民族陣線的統一或陣線是否正在形成之中，這才是最大的核心問題。如果得以實現，中國的民族革命會迅速發展，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很快就會完成。
在這個意義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嶄新關係的意味就非常深遠而且重要。
二
中華蘇維埃政府以江西東南部為中心建立起來，其勢力最大之際，占據了中國大陸六分之一至七分之一的廣大地域，據稱其人口總數有3600萬至8000萬。
亞洪托夫在其著作《中華蘇維埃》中對將來的預期有如下描述：「毫無疑問，南京政府或者蘇維埃中國的其他敵人，在獲得外國援助的情況下會使其與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延續下去。但即便如此，根據中華蘇維埃時至今日的發展判斷，上述援助一旦停止，中國不日就會全部或基本上變為『共產區』。」
然而，情形卻沒有像亞洪托夫所預想的那樣發展。1934年1月末，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會召開之後，7月蕭克、10月主力軍先後開始了向西部的大遷移。朱、毛主力在1935年夏的7月中旬同徐向前在四川西部會合，駐留湖南多年的賀龍軍隊和蕭克軍隊均打算向西遷移到四川、西康。這些軍隊最終又北上遷移到了甘肅、陝西地區。據說去年夏天以後到10月期間，在甘肅南部地區，毛澤東、徐海東、朱德、徐向前、賀龍、蕭克等各部隊取得了聯絡。不消說，中國紅軍至此失去了蘇區，在率軍長途跋涉中亦失掉了很多精銳有力的部隊，勢力大為減弱。
紅軍陷入窘迫的原因主要是受到國民黨軍隊的武力「討伐」。與此同時，紅軍與城市及工業地帶沒有接觸而不得不依存農村，這一點也可以看作明顯地制約紅軍發展的一大原因。
正如前面提到的，在如今中國正發生轉變之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嶄新關係比中國的統一乃至建設的事實更為重要。
這一新關係的變化，我們從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方面更容易得到理解。中國共產黨自1925年以來作為中國政局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得到快速發展，其分期大體如下：
（第一期）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時期；
（第二期）1928年至1931年，農村蘇維埃建設時期；
（第三期）1932年至1935年，此乃向最近之策略轉變的過渡期；
（第四期）1935年以後，貫徹抗日政策的時期，其特徵是更為徹底地貫徹了與國民黨接近的政策。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六大確定了黨的兩大核心任務——「將帝國主義驅逐出去以達成中國的真正統一，通過民主主義的方式徹底推翻地主階級的土地私有制……，實行土地革命，中國的農民將徹底摧毀土地制度中的所有半封建束縛」。反帝及土地革命這兩大使命，在中國共產黨的活動中乃是相互統一的。
然而事實上，根據現實的情況，兩個目標的比重有變化。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時期，反帝國主義運動先行，之後主要力量集中於土地革命。1931年以江西瑞金為首都成立的中華蘇維埃政府，就稱自己為反帝國主義政權。「滿洲事變」之後，隨著中國抗日民族情緒的昂揚，其主力傾注於反帝方面，特別是1936年伴隨著紅軍在北方的集結，其態度更加明了。現在反帝運動的特徵，不消說，是將全部重心放在了抗日上面。
三
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變之後，中國共產黨於4月26日發布對日宣戰通電，呼籲：「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聯合全國工農兵及一切勞苦群眾，在蘇維埃紅旗之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徹底爭得中國民族真正的獨立與解放！」當時還要求「在白區各地，自動武裝起來，推翻反動的國民黨在全國的統治」。表面上，打倒國民黨是中國民族解放不可或缺的條件。
1932年9月18日和1933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再次強調同樣的旨趣。但在1月15日的宣言中，明確表達了「只要政府軍停止對蘇維埃區域的進攻，在這一條件下，紅軍與政府當局合作」之意，並提議組織武裝義勇軍。
1934年4月5日，中共中央在《告全國民眾書》中提出「全國民眾自動武裝起來，在民眾的自己的政府指揮之下，對日本以及一切帝國主義進行民族革命，擁護蘇聯，獲得中國民族的獨立和解放」。與此相關，5月3日《對日作戰宣言》以及宋慶齡、何香凝女士聯名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發表。其中具體的辦法如下所示有6項：
（一）全體海陸空軍總動員，對日作戰；
（二）全體人民總動員；
（三）全體人民總武裝；
（四）立即設法解決抗日經費；
（五）成立工農兵學商代表選舉出來的全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
（六）聯合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敵人。
接著在7月15日，以中華蘇維埃政府之名發表《中國工農紅軍北上宣言》。紅軍的一部分作為北上抗日先鋒隊已經離開蘇區。然而，當時紅軍在江西正經受著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圍剿」，眼下的主要目的則是如何擊退南京政府的「討伐」，抗日不過是次要的任務。
但是1935年8月1日，中華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聯名發表《抗日救國宣言》之後，上述關係為之一變。抗日成為第一目標，而對國民黨的政策則從屬之。在此，一般的排外集中於抗日，中國共產黨欲將自己所有其他綱領的解決全部置於抗日問題的解決過程之中。這一轉變，與中國的現實狀況（國民黨政權統一的推進，列強對華活動的深入複雜化導致的相互對立激化，紅軍面臨的困難等）相照應，自不待言。同時也遵從了同年夏天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基於世界形勢所做出的決議。在此，中國欲團結全國各黨派，形成以抗日為目標的反帝統一戰線，並提倡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合軍。
這事實上，乃是與國民黨合作的一種提案。
四
中共此後越來越明了地開始實行這一政策。明確顯示這一態度的文獻有：1936年6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中國國民黨二中全會全體執監委員諸公書，8月10日毛澤東致章乃器等四人的書信，8月2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國民黨書，12月19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議召集和平會議的通電，1937年2月1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通電［最後一項有重要提議：（一）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的指導；（二）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三）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除此之外，應該注意埃德加·斯諾、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兩位美國記者的毛澤東會見記（譯文載《改造》6月號）。
會見記中毛澤東對抗日統一戰線中民族主義立場的強調，值得注意。在此，引用其一部分。毛澤東說：
第一，我們的統一戰線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正向中國侵略。但是我們要求英、美、法、蘇等國同情中國的抗日運動，至少不反對。在這個基點上我們願意與這些國家建立友誼的關係。
第二，我們的統一戰線是民族的。這就是說包括全民族一切黨派及一切階級，只除開漢奸在外。有人說，共產黨提倡人民陣線，這是不對的。共產黨提倡的是民族陣線，這種民族陣線比起法國或西班牙的人民陣線來，範圍廣大得多。因此，這個抗日的民族陣線之主要政綱，應該包括以下各項：
國內的和平統一。
（一）對日抗戰；
（二）人民的民族自由；
（三）南京政府轉變為真正的國防政府，容納各黨各派，罷免親日派；
（四）國家制度改變為基於普選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
（五）改善人民生活；
（六）發展工商業；
（七）聯合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
而對於「外面傳說共產黨現在的政策是向國民黨屈服、投降和悔過。於此，你有何意見」這一提問，毛澤東回答說：
共產黨願意改變蘇維埃和紅軍的名義，取消與國民黨的對立，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沒有疑義的，共產黨的這種步驟，是對國民黨一個大的讓步。但這種讓步是必要的，因為這種讓步是建立在一個更大更重要的原則上面，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和緊急性。
此一轉變對了解共產黨歷來與國民黨固執鬥爭的人來說，實在有一種果敢決絕之飛躍的印象。
五
然而，國民黨會按照共產黨的要求，「終結十年來的舊政策，轉為新的民族革命和民主主義革命」嗎？
針對前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通電，我們可以從2月21日通過的三中全會「根絕赤禍」決議文中一窺國民黨方面的回答：
今者共產黨人於窮蹙邊隅之際，倡輸城受命之說。本黨以博愛為懷，絕不斷人自新之路，惟是鑒往思來，不容再誤。非彼等精誠悔禍，服從三民主義，恪守國法、嚴守軍令，束身為中華民國良善之國民，則中央為保持國家之治安，維護全國人民之生命財產計，不能置萬億人永久之利害於不顧，而姑息少數巧言「暴行」之徒，以貽民族無窮之隱憂。
以目前最低限度之辦法言之：
第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可許主義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
第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府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
第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之三民主義絕對不能相容。即與吾國人民生命和社會生活亦極端相悖，故鬚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
第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為種種對立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仇，故必出於奪取民眾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為之盪析，故鬚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
毛澤東在前述記者談話中說道：「國民黨政策的轉變誠然目前還不滿人意，但是業已開始了他的轉變，三中全會的決議，可以看作這種轉變開始的證據。」
這個決議雖然名為「根絕赤禍」，但很明顯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了共產黨方面的要求。「西安事變」之後國民政府對共產軍的「討伐」事實上已經停止，不難想像這意味著兩者之間產生了新的政治關係。
冷靜觀察上述事實可以看出，共產黨方面受到外部施加的壓力（南京政府的武力「討伐」）所迫有要打開局面的意思，這雖然是事實，但最重要的還是受到民族命運的動向所支配。國內統一與抗日需要並行而不能分開，這種主張的形成也是鑒於自1934年12月以來「福建人民政府」的立場、西南派的「抗日主張」、張學良事變等得到的教訓。
對於國民黨而言，情況也是如此。伴隨著追求自身解放的民族運動的昂揚，國民黨一路走來，它強調首先解決國內統一這個先決條件，在國家處於非常之際對內以極大的犧牲謀求國民的團結，對外主張「到了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時刻」，將毅然「決心做出最後的犧牲」。其國內統一的主張曾獲得國民廣泛而深入的支持。然而，謀求自身徹底解放的民族運動實現了其進一步的自然而然的發展，這時候國民政府亦遭遇到自身進一步陷入窘境的危險。之前快馬加鞭的騎手，如今恐怕到了自己無法駕馭所騎的奔騰之馬的地步。至少，在抗日意識激越昂揚的現在，國民黨已很難去壓制已表明對自己做出很大讓步且是抗日最徹底之主張者的共產黨了。
目前中國各種狀況的根本變化，均是由帝國主義對半殖民地中國的壓力變得不均衡引起的。
直截了當地說，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滿洲事變」之後日本實行了急進的大陸政策，導致所有帝國主義的壓力出現不均質、不均衡狀態。
中國國民黨利用這種情況推進其國內統一，而且獲得了日本之外其他列強的具體援助或善意的輿論支持。這是在帝國主義進攻下獲得的暫時安定。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這裡也找到了其民族解放運動的活路，同時致力於在民族運動中強化自己掌控的勢力範圍。
在此，我們可以發現轉換期中國特異的面貌。
六
如前所述，中國統一的初步達成，共產黨對國民黨政策的轉變乃是一個強有力的動因。今後決定兩者關係的應該是統一的強化和構成其實質內容的建設，特別是經濟建設的實際內涵。
與國民政府的統一之成功相關聯，其近年所實現的經濟建設成就因符合時宜的宣傳工作，而在世界上逐漸得到廣泛的評價。如今，中國在實現了統一的同時通過經濟建設即產業開發的推行而出現作為現代國家復興的希望。
然而，迄今為止的實際成果還遠遠不夠充分，而存在的問題卻與將來的發展息息相關。一般來說，評判中國經濟建設的尺度大致有以下幾點。
第一，建設的速度。現在處於半殖民地狀態的中國為擺脫其不利地位，最為需要的是迅速獲得建設的成果。如果其速度明顯落後於列強，中國的建設和這些國家的差距就將成為陷中國於殖民地狀態的殖民地化指標。
第二，建設的內容。以往常常聽到這樣的非難之聲，即經濟建設只是為了中國的銀行家、產業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為了蔣某及其一黨獨裁權力的強化。
第三，建設事業與外國的關係。有人懷疑中國的經濟建設不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主要是為了外國在中國的利益而進行的。不容忽視，在南京政權推進的統一和經濟建設的事實之中，始終有形影相隨的與列強利害關係的一致性。例如，航空線路的發展伴隨著外國航空公司的利益，公路的延長與外國汽車公司的利益相合，鐵路的發展亦與外國火車車輛公司的利益相伴。而且，帝國主義時代的這些經濟利害關係必然伴隨著政治勢力的滲透。
七
國共兩黨新的政治關係的產生，恐怕不會發展到像1925年至1927年時那樣親密合作的程度。因為，共產黨做出這一戰術轉變絕不意味著要放棄其蘇維埃階段的各項綱領，那是不可想像的。而國民黨推行其國內統一與建設的綱領，可能試圖通過加重「國防」的要素，來強化自己的政權。而且，國民黨自身的權力一旦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與強化，那時恐將再次向共產黨發起攻擊。不必說，共產黨不可能只通過讓步和妥協來實現保衛自身地位的目的。
國民政府指導下展開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工作，在自身的霸權地位確立之前，是一定要爭奪民族運動的領導權的。近來，中國的托派受到南京政府的動員而公然攻擊共產黨，就是一個例證。例如，《文化建設》3月號上張滌非的《從馬克思主義立場檢討中國共產黨的最近政策》一文，即其代表。文章強調：「中國共產黨已非無產階級的政黨，而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一個分派而已。已非社會主義者，而是狹隘的愛國主義者。已非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巴枯寧主義者。」
據外電傳，蔣介石根據國民黨顧問的國內思想統一案，決定在全國開展「精神建設運動」。據說工作重心放在對青年的思想統一上，並召集全國各大學的教授懇談，以下面三點為中心形成方案：
（一）通過三民主義再解釋建立新國家思想；
（二）確立抗日救亡工作的統一思想和學生運動的指導方針；
（三）強化國難教育特別是適用於經濟建設的技術教育。
在此，我們可以看出其真實的意義在於努力奪取國內民族運動的指導權。
國民黨在南京政府確立以來，基本上將三民主義棄之不顧，至少在實踐領域並未將其作為問題。然而，最近在憲法草案、三中全會的宣言以及經濟建設計劃案中，三民主義又被重新拾起。與此同時，共產黨方面也再次提起這個過去曾全面批判的主義。毛澤東在前述給章乃器等人的信中說：「我們希望國民黨員恢復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精神，重振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與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全力貫徹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這表明，民族主義受到了重視。
共產黨此時需要政策的一大轉變，國民黨也需要三民主義的「修訂版」。
（193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