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東亞的戰爭危機

一 在此，我要探討的課題是「東亞戰爭的危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該如何避免」。 美國著名評論家裴斐（Nathaniel Peffer）的論點，剛好可用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從對其相關論述的介紹和批判開始吧。（Nathaniel Peffer，Must We Fight in Asia？，1935） 裴斐從理論上論述了現今世界範圍內列強在經濟上的角逐如何激烈，且最終將不可避免地走向戰爭。他說「遠東是當今世界上唯一尚有割取餘地的廣大地域」，因此必將成為列強展開最為激烈競爭的地方。僅就這點而言，我認為是正確的見解。 他認為：「解決遠東紛爭的關鍵在於中國。作為決勝點的對於中國的『占領』或『統治』之太平洋問題，是非常複雜的。但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於對中國問題的最終處理。不僅是菲律賓、英屬馬來亞、荷屬東印度，就連西伯利亞都與中國的命運緊密相連。能否征服中國將決定對東亞的統治，前提是中國可以被征服。」在此，裴斐得出了列強之間必然走向戰爭的結論。 他認為，遠東地區的基本對立在日美之間。美國的核心政策是「對遠東地區尤其中國的經濟掠奪，絕不允許他國奪得先機」。而日本的膨脹式發展，只能依靠強力來阻擋。 中國的命運掌握在與自己的利害無關的他國手中。如果說現今的中國之所以能同1900年時一樣在列強各國的攻擊下仍以獨立國家的形態得以苟延殘喘，原因就在於角逐中國的列強各國之間的相互制衡。換言之，尚未有哪個國家敢於充當出頭之鳥而獨奪霸權。就眼下的具體形勢而言，日本對是否要最終全面推進自身的計劃仍躊躇不前。如果日本強行推進既有的政策，實際上中國是沒有抵抗能力的，因此只有出現第三國干涉的情形，中國才可能獲救。 他進而感慨：「戰爭的危機原本可以避免，未必會如今日這般一觸即發。」他認為，歐洲大戰後召開凡爾賽和會之際，各國本應充分審視世界和平。暫且拋開歷史與傳統上的感情對立、人種等問題錯綜複雜的歐洲不論，僅就亞洲而言，諸如此類的矛盾及對立問題只存在於日中兩國關係之中，他國之間並不多見，因此解決起來並不困難。簡言之，歐美列強全部撤出中國，然後國與國之間還原為最單純的貿易關係。如此一來，倘若僅有日本對中國露出侵略的態度，則必將陷入孤立之境。然而，歐美各國向來對自己手上的獵取之物緊抓不放，且越抓越緊。第二次機會，是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當時英美僅以日本贏得的份額過多為由而訴諸審判，卻絲毫不肯放棄自身所獲。只是放棄了一些諸如郵政權等微不足道的權益和約定未來的關稅自主條約等，而治外法權、內河航運權，抑或駐兵權等重要事項，卻一個不肯放棄。這正好給了日本以藉口和自信。另一方面，中國對《凡爾賽條約》極為不滿，因而迅速向俄國靠攏。可以說華盛頓會議是導致俄中親近的直接原因。中國欲以一己之力（迫於民族運動的壓力）將日本勢力從滿洲剷除掉。日本反而加大反擊，以滿洲為據點追擊中國。而歐美各國一直力圖維護本國的在華既得權益，深知倘若日本被驅逐出滿洲，最終自己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因此，在此形勢下，實際上歐美各國勢必選擇支持日本而非援手中國。 時至今日已成難解之局，裴斐不禁長嘆： 誘發遠東戰爭的諸多要素（經濟的膨脹、民族的崛起、帝國主義的對立）早已蓄勢暗涌，且逐年擴大。如今再不加以遏止，據以往歷史諸多先例之鑑，只怕是戰火再起而重蹈覆轍。悲慘的結局恐怕不遠矣。 二 當然，我們無法悉數贊成裴斐的觀點。歐美人普遍對於日本突如其來的決堤泄洪之力頗為震驚，而認識不到這股力量也有它的界限。這篇文章是裴斐在此情形下所作，特別是他基於理想論式的假設論點，實在不得要領。 其次，我認為忽略中國自身的力量不談也是一個誤區。中國所具有的力量並非國民政府在國際政局上所顯示的，而是中國民族運動所具有的潛在力量。 此外，將日美戰爭視為一種必然也不正確。對華盛頓和華爾街而言，單純地過度誇大與日關係的緊張將帶來經濟利益。的確，華盛頓政府主張建造更多軍艦和飛機的政策得到了眾多的支持。 再次，維克特·亞克霍多夫（Victor Yakhontoff）也認為日美關係如一般所理解的那樣，「美國在中國的利益關係甚少，因此與其冒捲入戰爭的風險，不如從遠東脫身而退」。並且強調此事的解決並非輕而易舉，對於日美之間的對立關係十分重視。（Victor Yakhontoff，Eyes on Japan，1936） 美國國務卿亨利·劉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於1932年1月7日發表著名的宣言，即美國政府不承認滿洲事實上發生之變化的合法性，凡中日兩國政府或其代表所簽訂的任何條約或協定，足以損及美國及其人民在華條約上之權利的，包括損及中國主權獨立或領土施政完整性的，或違反「門戶開放」政策的，美國政府均不予承認。這與1915年5月13日國務卿布萊恩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後立即發出的公告，簡直如出一轍。 如果從列強逐鹿中國的角度來看，不得不說日英關係其實也暗含著同樣尖銳的對立問題。日英兩國在中國無論貿易戰還是投資戰，都呈現出相互抗衡之勢。日本在世界範圍內迅猛的經濟擴張，不僅嚴重威脅到他國在華利益，而且令多年來一直竭力在中國開拓地盤的英國——這個老牌大國也瞠目結舌。不過，面對日本的攻勢，英國也絕不會拱手相讓，坐以待斃。近年來英國對華南的政策，顯得十分活躍。究其原因，一是受日本華北政策的進展所刺激；二是為增強華中政策的穩固性；三是共產黨的勢力退出華南使英國大為安心。 可以明顯地觀察到，英國最近啟動了新的攻勢。他們著眼於通過支援財政窘迫的南京政府而幫助其實現政治上的統一，從而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毋庸置疑，鐵路、礦山、大工廠等諸如此類的大型設施建設，勢必需要統一的中央政權提供方便。且英國在經濟層面上的活動，隨著南京政府的幣制改革取得短暫成功而步入正軌。國民政府關於經濟建設的近期計劃中，就包含著為英國經濟利益著想的部分，這乃是眾人皆知的。 顯然，英國的在華活動與日本大陸政策的執行勢必水火不容。其實，兩國之間並非僅有中國一個問題。隨著日本南進政策的實施，在澳大利亞、荷屬東印度問題上，日英之間的利益衝突最為尖銳。同樣，美國的太平洋政策也並不會因菲律賓的獨立而有任何實質上的變化，我們清楚地認識到這一事實後，亦會明白日美海軍在太平洋地區的對立只會愈演愈烈。 太平洋上點綴著兩顆「珍珠」。一顆是夏威夷的珍珠灣。在這裡，美國可謂是日夜兼程、披星戴月地趕建大型軍事要塞。去年夏天，我參加太平洋會議，歸途中順道去了夏威夷，時值美國聯合艦隊在其附近進行大型軍事演習。南國之夜，海面上艦艇悉數並排，探照燈發射的信號閃爍如星，依稀可見夜空中飛機與信號的相互交匯。此情此景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太平洋上的另一顆「珍珠」，即有「東方明珠」之稱的香港。這個以夜景聞名於世的海港，自鴉片戰爭以後便成為英國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的根據地。放眼望去，湛藍如洗而美麗動人的小島上，山地里卻遍布著用黏土夯實的要塞通道。另外，報紙上亦報道說英國在此擴建了高射炮台。 三 綜上所述，我們可見在列強的角逐中暗藏著戰爭的危機。但其實，最為根本的危機一直存在於日後的日蘇關係之中。 眼下，倒不如說真正的戰爭危機將隨著日蘇關係的急劇惡化而一觸即發，原本日漸尖銳化的日英、日美關係則自行緩解。屆時，英美或將自行加入討伐蘇聯的戰爭。 有一種說法認為，日本對蘇聯之戰是整個亞洲大陸的霸權之爭，因而十分重要。如果從中國的民族運動這一角度來看，的確如此。 日本向世界聲言將「剿滅」中國的共產運動。所謂「廣田三原則」，即「日華防共協議」的提議，可視為廣義層面上日本對蘇聯戰爭的籌謀。顯然，把去年11月的「日德防共協定」僅當作單純的意識形態防衛，乃是一種錯誤的認知。 現今，日本已進入備戰體制。一直以來，日本內部的各種鬥爭多數不會陷於旋渦之中糾纏不清。且不說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根本對立，即便在軍部與金融資本之間、軍部內部、金融資本內部，對立抗爭也從未停止。因此，日本對外訴諸戰爭之前，必先努力清除這些對立抗爭以儘量減少內部摩擦，自「滿洲事變」以來日本國內爆發的各種流血事件皆可認為是此策略下的有意謀劃。當然，日本政府在意識形態方面對民眾的誘導亦籌劃完畢，譬如國內屢次爆發的愛國運動以及「國體明徵」論。現在，日本政府以備戰體制之名，在財政、經濟等廣泛領域裡強行對經濟體制進行改編。而且，國家對重要產業的統一編制是此次改編的重心。此外，較之日本國內，在滿洲境內的改編則推行得更為迅速。事實上，軍事裝備也正從日本境內遷移到滿洲的中心區域，同時國家也集中實施了對煤炭、煉鋼、石油等能源領域的管理。出於滿洲經濟戰時體制的需要，如今第二個「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正在制訂之中。我們試看日本自「滿洲事變」以來軍事預算急速增長的軌跡。 日本軍事預算 四 至此，人們已然不會再否認戰爭危機的存在。不過，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阻止這種幾乎以加速度的方式愈演愈烈、一觸即發的戰爭危機。 很遺憾，眼下並未發現足以阻止戰爭爆發的「主觀」力量，但同時我覺得尚有可以阻止戰爭爆發的客觀條件。 「今後數年日本將傾全力籌備以應戰爭之需」，雖說如此，倘若在這幾年的籌備期，敵國也籌得更為強大的軍備，如此一來戰爭勢必陷入下一個備戰期。的確，日本的假想敵極有可能與日本一起陷入備戰競賽的惡性循環。日本在軍事上的弱點體現為軍事技術水平的薄弱，原因在於國內重工業水平普遍較低，而愈加嚴峻的經濟困境亦會阻礙備戰體制的推行。 不過，我認為能夠阻止戰爭爆發，或者說日本在推行大陸戰爭中最大的客觀障礙在於其對華政策實施上的困境。 如今，日本在對華關係上遭遇到「抗日人民陣線」這一巨大的民族運動。而與此民族運動的對峙，要遠比與國民政府的外交交涉困難得多。 從「滿洲事變」到1935年年末冀察政權的建立，其間日本對大陸政策的推行甚為迅猛，但到1936年下半年因受到抵制而出現明顯的下滑，如今已完全進入一種停滯狀態。這種摩擦，的確存在於中國以抗日為號召的民族運動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自去年12月爆發「西安事變」以來，中國政局出現了顯著的變化。據傳，近來國民政府與共產黨之間頻頻開展秘密合作。從國民黨的立場來看，眼下的確時局動盪、事態不明，但對於普遍的抗日要求又不能置之不理，可謂進退兩難。 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與日本一樣置身其中的強敵英美兩國在中國民族運動高漲的浪潮下，將通過與國民政府的巧妙合作來阻止日本的對華擴張。眼下的現實情況，其種種跡象亦可佐證這一論點。如此，日本的既有大陸政策將逐漸變形、緩和，最終演變成「日中經濟合作」的形態。若真如此，那麼戰爭的危機便可暫時緩和下來。當然，即便如此，我們也深知最根本的危機並不會因此而煙消雲散。 （193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