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西安事變」之後的新形勢

一 去年12月12日張學良在西安發動的事變足以震驚世界。張學良坐擁西北15萬大軍，當時是「討伐」共產軍的負責人。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監禁了蔣介石——蔣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院長，乃事實上的中國獨裁頭目，所以這是一個大問題。當時萬一有什麼差錯，中國很可能會發生大混亂。 然而事件的結局也如眾所周知的那樣，已然告一段落。 南京政府多年打著「建設統一國家」的旗號，這與在列強壓迫下日益增強的民族國家意識的昂揚相符合，民眾支持南京政府此一政策的氛圍也相當濃厚，這是毫無疑問的。 今年夏天西南派的討蔣陣營也打出了「抗日」的大旗，但被南京的「統一」口號挫敗。對於張學良的這次企圖，一般認為中央的統一不至於受到根本的影響，但可能遭到破壞的看法很是強烈，因此憎恨張學良之行動的氣氛成為主流，而且各地方實力人士與張學良產生共鳴的不多。結果，「西安事變」只能以失敗告終，即南京政府在16日任命何應欽為討伐總司令，開始正式向張學良發出征討。與此同時，讓陝西出身的元老於右任宣撫西北軍民。 此外，英國人端納和宋子文等往返於西安、南京之間，為達成妥協努力斡旋。端納以個人身份擔任蔣介石顧問，他也曾是張學良的顧問，而宋子文與張學良亦關係密切，現任中國銀行董事長。 17日恢復自由的蔣鼎文從西安回到南京，把蔣介石親筆信交給何應欽、宋美齡。 宋子文19日從南京飛到洛陽，20日飛往西安，得到張學良的迎接，也見到了蔣介石。在協議的基礎上他於21日返回南京，又在22日陪同宋美齡夫人再次飛抵西安，結果局面迅速轉變。25日蔣介石夫婦乘飛機回到洛陽，次日抵達南京。而當事人張學良居然也來到南京，接受中央的處分。29日的中央常務會議、中央政治會議則做出以下三項決議。一是定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2月15日召開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討論張學良主張的政治意見並做出是否採納的決議。二是張學良交軍事委員會嚴懲。三是中止討伐軍的進攻。 軍事委員會的特別軍法會議31日宣布，判處張學良十年徒刑，剝奪公職五年。轉年1月4日經特赦免除其十年徒刑。（附記：關於公職剝奪雖沒有公布，但我認為應該撤銷了。） 為救出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與張學良達成的妥協條件，雖沒有正式公布，但我相信他們將努力滿足張學良提出的政治條件，此外東北軍有望維持現狀，而1000萬元的軍費也已確實交付給張學良軍和楊虎城軍。 二 張學良、楊虎城究竟是作為抗日人民陣線派的政治家自覺發起事變的，還是僅將之作為軍閥迂迴的手段而借用了「停止內戰，立即抗日」的旗號？對此兩種推測均有。也有說法認為，張學良聽從南京的旨意是被部下所逼而自己失去了立錐之地，故想乘機逃出。 但是，他對自己的政治立場的正確仍然有充分的信心。在軍法會審時，由宋子文陪同出庭的他明確地回應道：「對長官蔣介石及各位要人採取監禁的手段自然不對，但堅信自己所懷抱的政治意見出於至誠愛國，沒有什麼錯誤。」 我們已經看到，南京政府標榜國內統一與建設的口號獲得了民眾支持，此項運動的領導者蔣介石遭逮捕，則張學良被視為統一的破壞者而遭到指責。但是，若認為張學良之舉全然沒有得到民眾的支持，那也是誤判。 不容忽視的是，中國國內大多反對以武力討伐張學良。南京政府採取包圍的態勢卻沒有發起進攻，其原因在於不僅考慮到蔣介石的生命安全，還因為南京政府內部亦有不少人贊同張學良的政治主張。地方實力派中如廣西派就敢於表明支持張學良，此外宋哲元、韓復榘等亦明確反對內戰。當然這其中有複雜的動機，但需要了解，正因為有民眾支持西北派的主張，所以南京政府才這樣行動。據報道，目前北平的學生運動分為南京派和張學良派，正在進行抗爭。 釋放蔣介石，處分張學良，並不意味著「西安事變」的結束。現在不斷傳來西安重要事態的發展情況。因為楊虎城及張學良部下的將領不滿中央的處置而舉起了叛旗。最為重大的事態是，人們相信這些西北軍與共產軍達成了合作。 據傳在西安，共產軍的首領毛澤東、周恩來等在楊虎城的抗日戰線聯合軍事委員會總部參與了其最高方針的策劃，正在準備成立西安人民政府。 據說，中國共產軍已經占據咸陽、三原、富平、蒲城等西安外郭的幾個城市，其中先鋒部隊3000人已進入西安城。 很明顯，不論楊虎城還是共產軍當局都不希望與中央軍直接衝突。而在中央方面則將盡其全力承認陝西、甘肅兩省為舊東北軍及楊虎城軍的軍事管轄範圍。至於共產軍，恐怕會進一步與之合作以確立自己的地盤。 南京政府出於其國內及國際的立場，恐怕終究不能容忍目前張學良一派所提出的人民陣線要求。因為，那將成為對南京政府自身存在的否定。 中央目前在竭力懷柔、分化張學良部下的將領。據說王樹常已經離開，于學忠、王以哲仍在觀望。對於曾放出「若中央躊躇抗日，西北斷然單獨行動」豪言的楊虎城，中央將竭力收買，收買不成功則將發動對楊虎城軍和共產軍的「討伐」。而在將於2月15日舉行的三中全會上，當容易找到上述種種口實的。 三 現在不斷變化發展的西北問題，其重要性不在眼下運動的成敗本身，而在於當我們將其與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聯繫起來觀察的時候，就會發現問題的嚴重。 眾所周知，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浪潮自1931年9月的「滿洲事變」以來，以日本為首當其衝的對象而達到高潮。不消說，這就是抗日救國運動。 有論者將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839年至1842年的鴉片戰爭，經過1850年的太平天國運動到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共約60年。這一階段的排外運動是原始的、自發的民族解放運動。 第二階段是從1910年表面化的興中會排滿興漢運動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時期。這一階段的民族抗爭，可以稱為啟蒙的民族解放運動。 第三階段是世界大戰後為對抗國際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加強，於1929年5月30日在上海因勞資衝突而引起的五卅運動到1927年大革命的時期。這一階段的民族鬥爭，乃是普遍性的反帝民族解放運動。 第四階段始於1931年的「滿洲事變」。這一階段的民族解放運動，即所謂抗日救國運動。而目前的人民陣線運動則是這一抗日救國運動的最新階段。 事實顯示，現在中國的抗日人民陣線運動中共產黨乃是領導力量。 中國共產黨在「九一八事變」以後主張，對紅軍的攻擊乃是同胞相殘，應當立即停止而一致抗日，並提議建立抗日義勇軍。經過1932年的上海事件、1933年12月到1934年的福建事件等，民族統一戰線的勢頭逐漸上升。 1935年夏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大聲疾呼各國結成統一戰線，尤其強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統一戰線問題的重大。中國共產黨提議建立國防政府，並呼籲國民黨軍隊攜手合作，共同抗日。眾所周知，現在國民黨政府和軍隊中也有很多持「聯俄容共」主張的人。 伴隨著抗日風潮的高揚，不僅學生和工人，實業家、思想家、法學家、女性中間要求建立抗日人民陣線的力量也不斷增大，這是毋庸置疑的。去年7月中旬，浙江實業銀行前副經理章乃器、上海律師協會會長沈鈞儒、國難教育社代表陶行知、生活日報社社長鄒韜奮等聯名發表共同宣言，闡述人民陣線派的要求，尤其值得關注。 而且，1934年秋放棄江西瑞金這一中心地區後，歷經廣東、廣西、湖南、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甘肅各地而在西北集結的共產軍，以「西安事變」為契機再次登上中國政局的前台。 這些變化，必將成為打開中國政治新局面的契機。 誠如《大公報》主筆張季鸞所指出的那樣，中國的人民陣線運動因為張學良派的行動而面臨著一朝分裂的危險。（《朝日新聞》12月12日附晚報）國民黨迅速在國民戰線方面強化他們的陣營而與人民陣線形成對立的危險，也是存在的。但如此一來，恐將導致國民黨自身與民眾運動大勢相疏遠的後果，進而危及多年倡導的「國內統一」的實現。 四 現在世界上觀察中國有兩種對立的傾向。其一，將中國視為不曾改變的「東洋社會」，為紛亂和無序所支配，乃是土匪和軍閥、貪婪和迷信所統治的封建社會。其二，認為中國於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一路猛進，在國民黨的「統一」和「建設」政策的切實推行中，將有望成為國力充實的現代國家。 在前一種觀點之中，確實混雜著將中國置於不斷分裂的局面和混亂之下從而獲利的想法，或者有意分割中國、重新劃分勢力範圍的意圖。在後一種見解中，一方面存在著懼怕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趨勢而試圖退卻的心情，另一方面則關注中國統一市場的巨大價值，將其完全視作自己的利益之所在。這兩種感情心理，是交織在一起的。前一種見解並非完全出於惡意，同樣，後者也並非出於對中國的純粹善意。 「西安事變」爆發，第一類人就說：「看到了嗎？中國不就是這樣嗎？」第二類人則感到驚愕和深深的失望。然而此次事件並沒有發展為戰爭，亦沒有陷入大混亂，經過兩周的交涉、談判，以蔣介石回歸南京、張學良受到處罰而告一段落，這時，與第一類人的失望相反，以國民黨為首的第二類人則產生了狂喜。 不得不引起注意的是，在當前的日本，相信中國的統一和國家建設、讚揚國民政府基礎之堅固的評論家迅速增多，與此相關聯，日本的對華外交政策也出現了反思的趨勢。這在某種意義上可能帶來日中關係發展上的一個好的轉機，令人高興。 然而，我認為在判斷上述兩種見解哪一種正確之前，我們首先需要仔細觀察事態本身。就是說，要探討國民政府所謂「統一」和「建設」的內容。 國民政府將其視為中國重建之先決條件的全國統一，果真如外表所見的那樣堅固嗎？其所誇示的經濟建設或其他一般建設的實情，到底怎樣呢？這些僅根據國民政府列舉的數字和部分事例，很難做出判斷。我們要在仔細考察其建設情況的同時，將中國視為國際環境的一部分觀之。試舉一例：假設斷崖即將崩塌，看到崖下的某戶人家在改換屏障，塗抹牆壁，增加支柱，就讚嘆這家的房屋得到了改善，安全性增加了，那麼面對危險沒有比這個更可笑的了。 在此，我並非要揭露國民黨的全國統一和所謂建設究竟如何，只想喚起人們注意：基於此種認識冷靜地審視中國的現實才是最為重要的。這才是科學冷靜地判斷中國現實的第三種立場，與對中國的統一完全不抱同情的態度不同。 五 「西安事變」不是「發展中」中國的突發事件，而是內在於現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之鮮明體現。 在去年10月10日政府成立25周年紀念會上，蔣介石誇示8年來國民政府在統一和建設上的成果，豪言「今日之中國，軍閥和共產軍等反對勢力已不復存在」。但「西安事變」及其後的發展卻向內外如實顯示，實際的情況與此判斷相去甚遠。日中關係終究不能指望由政局表面上的變化，或單是外交政策上的轉變而實現根本的變革。 與之相比，最為根本的是要解決中國半殖民地性的地位問題。當中國自身真正解決了這個問題，並在如今中國民眾所期待的形式之下，日中關係真正得到調整的機會才會到來。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日本的所謂大陸政策的方向，在本質上是不相容的。然而，問題在於國民黨面對如此巨大的民族運動的驚濤駭浪，卻沒有引領、控制其波浪的力量。而最近不斷發展的事態稍有差錯，就可能有將國民黨政權掀翻在浪潮下的危險。 在此，我無意探討國民黨及國民政府能否以自己的力量解決中國問題的話題。但不得不說，至少現在國民政府的「統一」不過是一種假象，而「建設」的前途還相當渺茫。 始於去年9月而日本抱著強烈意願參與的日華南京會議，經過三個月的交涉之後如今處於全面決裂且不知未來何時會重啟會談的局面。 恕我直言，其最大的困難在於外交交涉的內容涉及國民政府無法解決的民族解放問題的領域，而日本外交當局又無法辨別其中的好壞，或者即使有所認識也不知如何是好。 有三大原因導致現在日本大陸政策的推進力度放緩或出現停滯。其一，內部的困難（主要是財政方面）；其二，中國與其他列強結成共同戰線，有導致日本被孤立的危險；其三，可能與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產生正面衝突。另一方面，國民政府也被逼到越來越困難的境地，原因之一是對列強依存關係的深化，二是國內民族運動的激化。此種情形下，國民政府依然緊緊抓住「統一」的旗號，而叫囂「必先安內」。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最近回國意在就任行政院院長的汪精衛的演說（1月19日於南京）值得注意。 從以上關係看，日中外交在不遠的將來打開死結也並非全無可能。但我想，那恐怕是表面上的，僅僅是暫時的。 （193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