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防共」與中國的國際關係

一 「防共」問題的現實性 近期國際政治局勢的一大特徵，即成立「圍剿」共產主義的十字軍已在具體層面及現實意義上提上日程。其實資本主義國家對共產主義或實踐共產主義信仰的國家政權即蘇維埃同盟的聯合干涉，可追溯到1918年至1922年。這一時期，一方面，蘇聯在內部推行社會主義國家建設，於外交政策上踐行和平主義；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各國全盤捲入世界經濟恐慌，同時各國之間相互對立抗爭的關係進一步激化，因此資本主義諸國並未形成共同戰線採取積極行動。基於這兩個背景，表面上看國際局勢並未出現以「防共」為共同目標的聯合行動。 隨著義大利軍事法西斯專制政權的穩固，以及1933年德國納粹黨奪得政權，激進的法西斯政策不斷擴張，國際政壇痛感必須在歐洲聯合抗擊法西斯主義。其中法蘇簽署相互援助協議亦可視作共同對抗德國之舉。 在義大利侵略衣索比亞的過程中，各國的舉動有：以西班牙革命為舞台，德國、義大利對反動勢力的積極支持，以蘇聯為首的人民陣線派對西班牙政府的聲援等。通過這些事件，以德意為軸心包括歐洲其餘小國在內的反共反蘇共同戰線的輪廓漸趨凸顯。 遠東方面，日本數年來積極推進大陸政策，不斷分割肢解中國，同時蘇聯也忙於國內建設及軍備擴張，兩國之間的衝突一觸即發。 視「防共」問題等同於對蘇問題的謬論已屢見不鮮，我以為嚴格區分兩者過於機械化，皆因無法了解真實情況或由於聽了政府發表的詭論。問題的本質仍然在於政治性質。從國際政治來看，最終勢必將問題歸結於：對蘇=「防共戰線」。「防共」絕非抽象的意識形態，而是具有現實及政治深層意義的問題。 綜合世界範圍內的事件來看，我們往往把事件當作獨立的個體來看，其中也有地域性差距的緣故。現今我們可以正確解讀「日中防共協定」與「日德防共協定」之間的關係了，在此基礎上我們會發現，表面上看日中「防共」問題因日中南京交涉幾乎決裂、陷入停滯而歸於零，但實際上問題卻逐漸趨向極端，而極端化的具體情況及重要意義將在日後隨著事態的發展而漸漸趨於明了。 一般而言，以全球性問題的角度去剖析事件的本質，在此前提下就不難理解「防共」作為日中共同問題，在外交及政治層面上都是日中關係的核心。當然，日本勢力入侵華北後引發了種種事件，譬如共產軍遷往西北地區，以抗日為目標的民族主義人士及共產主義者之間相互融合，即便如此日本的出發點本質上仍是出於對蘇聯的顧慮。不僅僅只是共產主義的問題，中國早在1920年代初就開始了共產運動，1925年至1927年共產主義勢力是今日的數倍。顯然，現今中國的共產主義所產生的威力或危險性並不足以威脅到自恃強大的軍國主義日本。而軍事實力遠遜於日本的南京政府，則自稱「共產黨及共產軍已解決殆盡，無後患之憂」。 自去年秋天華北問題爆發以來，中國（國民黨政權）逐漸意識到「防共」必須是日中之間共同的問題。「冀東政府」最早樹起「防共」旗幟，儘管當時「防共」在冀東地區還尚未與任何具體事件產生直接關聯，但「冀東政府」一開始便自封為「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另外，宋哲元的冀察政權也打著以「防共」為中心的旗號。 日本政府將「共同防共」確立為對華政策的基本原則，即著名的「廣田三原則」：（一）取締排日言行；（二）調整日滿中關係；（三）（日滿中）三者「共同防共」，且以此問題為重中之重。前外相即廣田首相於本年1月21日召開的眾議院會議上，就這一「防共」問題做了如下說明： 中國今日面臨的最大困難即共產主義運動。如此影響東亞和平的因素隱藏於「赤化」運動之中。防止中國陷入「赤化」的危險境地，不僅是基於鄰邦中國的和平訴求，更應當視作各國共同的重大事件。 關於「共同防共」，廣田首相給出如此抽象的解釋，我以為這裡所說的「共產主義運動」並非單指中國國內的共產運動，實指以蘇維埃同盟為核心的紅色戰線，而且如廣田外相所言，「不僅是基於鄰邦中國的和平訴求，更應當視作各國共同的重大事件」，實際上暗指各國有必要組成共同戰線。（參見《圍繞中國問題的日蘇關係》）我認為，此文過度強調地理概念上的戰線是錯誤的論述，政治層面上的蘇維埃同盟才是真正的目標所在，這一根本性的內容如今已廣為人知。關於日本這一主張，中國方面（國民黨政權）最初並未理解「共同防共」所含意義並向日方詢問具體內容，而後自9月召開日中南京會議以來，南京政權堅守「防共問題終究是各國的國內問題」這一原則絕不退讓，以致交涉陷入僵局。 綜上所述，中國與日本未能在「防共」問題上達成共識，從國際政治角度來看，這也意味著現今中國直接拒絕與日本站在對蘇共同戰線上。不過，這也並非說南京政府會站在日本的反面即人民陣線一方。要剖析出這一層意義，需要比研究列強角逐中國更為嚴謹的探討。 二 「日德防共協定」與中國 「日德防共協定」在中國引起騷動始於11月17日，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The Baltimore Sun）的記者保羅·帕特森（Paul Patterson）於11月16日從日本赴上海，翌日便發表了「日德防共協定」已於10月下旬締結的報道。盛傳日德合作實質上是日德結成軍事同盟，因而在中國屢掀波瀾。此傳言大抵出自蘇聯或其同盟國，加之每次傳言皆為日德雙方政府矢口否認，故而世人亦不置信。儘管如此，此事仍然引起轟動。國民政府一方面周旋於日中「共同防共」問題，另一方面對「日德防共協定」及相關事件視而不見。即便是「日德防共協定」業已發表，恐怕國民政府都未能理解兩者之間存在的重要關聯。概因德國的海外貿易里中國市場所占比重頗大，且近年來德國大有超越日英美之勢，其又視航空及鐵路借款為重要的投資市場，因此德國政府儘量保持與中方友好。由此可以推斷，德國加入與日協定非可信之事。 本文暫且先探究中國輿論是如何看待「日德協定」締結一事的。 吾等第一須討論者，當為日德協定有無經濟的及政治的基礎之問題。在經濟上，日有需於德者，第一為利用德國之費雪爾式煤炭液化之權利（據日本報紙記載，「滿洲國」已以200萬日元買得此權利，同時允許投德國1000萬日元之資本於此種事業），以補充軍事上所必需之汽油，第二為購買「製造機器」之機器及空戰器械並坦克車，以謀軍隊機械化之迅速完成（此據上海《字林西報》19日之記載），第三為共同在遠東商戰上聯合對英；德有需於日者，第一為獲得重工業所需之油類，第二為推銷德國軍備重整約略完成後，德國所不需要之重工業產品，尤其軍火，第三亦為共同在遠東商戰上聯合對英。（《大公報》11月25日載《再論日德協定》） 此文隻字未提「日德協定」對中國的影響。 《中國日報》11月27日。此處引文未查到原文。——譯者 昨日吾等論及日德同盟之不必要，且以德國之立場言之，日德同盟於德而言並無甚益處，因而吾人曾寄希望於德國當局再三考慮。然不久後德國便發表了日德同盟締結之補充議定書全文。無疑日德協定將給予日本以實際之大益。謂日本無須犧牲軍事之益處並可得盟國之利益，以日德協定之名為侵略掩護之外衣，以令中國為長期蹂躪之地。然日德協定締結以來，利害攸關最大者實為我國。日本評論家末廣重雄曾論及日蘇關係，謂之「對蘇開戰之前先立盟國以防蘇聯之攻擊」，觀我國今日之勢，日本既已得盟國，則我當局亦當深思熟慮以慎重計劃建立盟友以制強敵。如不然，兩國相爭我國必為之所犧牲，所謂救亡存國皆為紙上談兵，其未來之利害關係莫若如吾等所云之不忍慘狀。 此文中有一個觀點值得注意，即因日本在大陸已有德國作為其盟友，那麼中國也需要一個強大的盟友。 《申報》11月28日時評。——譯者 就協定本文第二條看，日德兩國對於他們認為「受共產國際威脅」的國家，都要聯合給以相當的壓迫，使其加入反共集團。而日本外務省的聲明又特別注重中國，其中說「赤化的進行在遠東方面於中國為特甚，中國本部共產軍跋扈尤甚」。日本自國為要防制共產國際的威脅而講求對策，我們自無間言。但「赤禍」在中國早成強弩之末，絕不如日本外務省所言那樣嚴重。即使共黨在中國尚負隅反抗，而中國自身力量亦盡足應付而有餘，何庸日人代為過慮。日本此種聲明，不但漠視了中國的主權，簡直是別有作用的。 此觀點認為中國須保持始終如一的態度，因而中日交涉的主題無須涉及「共同防共」的內容。 倘若吾等以第三者的身份來看，關於日德雙方之間自由簽訂協定之事宜，自無反對之理由。但不可否認現今國際的關係乃是各國相互影響，從這點來看，日德兩國以此種方式結合而帶來的一切影響將如何影響國際關係，吾等都須加以重視。更何況如今我國被置於遠東問題的核心，即便「日德協定」是以共產國際或蘇聯為目標，然而事實上我國受其影響甚大。恐怕最終所受之害遠超乎想像。故而我國必須尤為重視。吾等深信，以吾等五年來所遭受之慘澹經歷以及國際形勢來看，這一結論具有必然性。 現今日德兩國內部的共產黨並不具備充足實力以擾亂全社會治安或推翻當前政權，不過是少數分子潛伏而已，所謂反共只需各國以自身力量即可應對，無須共同為之。吾等認為日德雙方所作「警察合作」之內容明顯是一種外交辭令，同時該協定的主要目的在於對內維護國內治安，對外謀求政治利益。甚至雙方極有可能在某個時期或某種形勢下採取軍事合作以「防衛」為藉口干涉第三國內政。 吾等斷言，日本以反共之名與德國締結合作協定仍然是出於貫徹推進大陸政策之意圖。究其本質，不過是日本為轉移世人視線掩蓋真實企圖，假借反蘇之名，實為沿襲或再次強調既有的侵華政策。日本為推進西進大陸政策而將勢力集中於華，最不想的便是與蘇聯輕易開戰。 吾等最關切的還是自身所受之影響。如前面所言，實際上日本尚未決意攻擊蘇聯，其目的仍然在於侵華，即便日本決意與蘇一戰，也是在日本率先完成侵華策略之後方有可能為之。吾等深信，今後德國將密切協助日本，即便德國在主觀上並不想行危害中國之事，但不可否認在客觀事實上必將給中國帶來危害。（《中華日報》11月28日社論） 此文深感中國目前的危機，但有忽略「防共」協定的世界性性質之嫌。 日德兩國締結同盟，定會帶來重大影響。（一）日德同盟可以促進日意兩國的接近。因為不久之前德意兩國曾訂立協定，以兩國合作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為目標，而日德同盟亦是以反抗第三國際為口號，其目的完全相同，此其一。日本深慮將來遠東大戰爆發以後，英國勢力將威脅日本，因而日本希望有一個盟國能夠牽制大不列顛的艦隊，使其無力東顧；而義大利與英國，正在地中海上發生正面衝突，此其二。（二）日德同盟足以促進日本大陸政策的積極推進。日本推行大陸政策所顧忌的，便是英蘇兩國；日德同盟成立以後，日意同盟再加以完成，那麼蘇聯在歐洲便會受德意兩國的掣肘，無暇東顧。同時英國的海軍，一方面受制於北海的德國，另一方面受阻於地中海的義大利，自然更難以過問東亞事件，日本便可為所欲為了。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即「日德反共協定」之中曾有「各國凡『受共產國際之威脅』者，日德兩國皆聯合向其施加壓力迫使其加入反共集團」。（《中央時事報》5卷47期論說） 此乃過分誇大日德同盟的現實意義。日德同盟的作用目前只是潛在性的，並不會立刻發揮如此之大的影響力。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密勒氏評論報》（The China Weekly Review）的《日德協定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的結論十分妥當： 這種結合的總體意義，眼下無法全部抑或準確地做出評價。然而，這一協定的締結將給東洋及全世界的未來命運帶來決定性影響。究其原因，在於世界強國將分裂成水火不容的兩大陣營。終有一日中國將不可避免地要在二者之間選擇其一。而中國做出何種選擇都勢必關係到其命運。（11月28日） 三 中國國際關係的新局面 繼「日德防共協定」之後，「日意協定」的發表對中國而言自然又是精神上的一記重錘。此協定通過確立日本在衣索比亞的經濟利益及義大利在「滿洲國」設置「領事館」之事宜，意在兩國相互承認日本於「滿洲國」與義大利於衣索比亞之新形勢。中國政權向來不承認「滿洲國」的成立，自然對此協定頗為不悅。 德國及義大利的舉動即使未給中國帶來直接壓力，但隨著當下中國與日本的對立關係加深，毋庸置疑德意之舉將成為中國的間接威脅。自「滿洲事變」以來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興起，現階段表現為抗日救國運動的熱潮，日後這一民族運動或完全與抗日人民陣線運動融為一體。如此一來，中國的民族運動最終將完全轉化為與日德意防共戰線的對立抗爭。不過，德意兩國在中國的既有利益亦迫使兩國並不想立刻陷入與中國的對立境地之中。 當然另一方面，中國人民陣線力量在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影響下未能形成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人民陣線。當前，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政權即國民政府，尚未形成迅速與蘇聯攜手合作的意向，終究只是周旋於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利用其相互對立制衡的關係謀求生存。如今，世界範圍內人民陣線與國民戰線的對立逐漸凸顯，且不久之後將會出現一批國家選擇中立，即獨立於兩大陣營之外。不過，所謂的立場中立，原本就沒有完全中立一說，究其本質不過是盡力避免自身捲入對立抗爭的旋渦之中罷了，英國、美國及法國等便是如此。就法國而言，在與德關係層面，法國選擇與蘇同盟且得到內閣及人民陣線派的擁護。但以國際政局的角度來看，法國未必稱得上是人民陣線派，隨著國民戰線派對蘇聯的進一步進攻，法國轉向中立的傾向越發明顯。 當前南京政府所期待的，是進一步密切靠近這個第三國家群體，並獲取其支持。 在南京政府成功完成貨幣制度改革後，英國積極開展對中國的經濟援助。美國亦通過所謂的「美中貨幣協定」以一種財政援助的方式向南京政府施以援手。自日德、日意協定締結以來，明顯可見法國在對華外交政策上積極自保、竭力中立。雖說英美步調一致，皆支持以南京政府財政為核心的政策，同時在華北共同對抗日本，但在華南地區英法卻沆瀣一氣。而且，法國在華南地區的頻繁活動，亦是經英國許可後才有的行徑。 近期各國在華活動越發活躍，就其表現而言： （英國）（一）自中國政府決定著手開發海南島之後，據聞宋子文與香港、廣東地區的中方銀行家及實業家多番交涉，同時亦向英系資本家尋求合作。傳宋子文此次南下意在籌劃以對英庚子賠款［的返還款］興建廣東全省的水利工程，以英國資本援助黃埔港灣建設為條件重啟爛尾的粵漢、廣九南鐵路的聯運建設，以及陳濟棠時期的廣東鋼鐵廠合併項目。（二）關於京贛鐵路（南京、南昌之間）建設的3000萬元借款於12月8日正式簽署。（三）英國政府出口信用保障局駐中方代表柯克派屈克（Kirkpatrick）已從倫敦出發。（英國出口信用保障局與駐英中國代表於10月初簽署了出口補償協議） （法國）（一）法國前空軍司令頓拿將軍於12月2日秘密前往香港，會見以香港總督為首的中方軍政要員，就海南島開發及軍事設施問題、梧桐島航空設施問題、英美法荷航線問題進行各方協商，且關於英中、法中航線問題以及其他燃料問題，在軍事上及商業上開展更為翔實的調查研究。以上皆與眼下宋子文視察西南各地以及菲律賓總統奎松的活動，有著某種重要的關聯。（《讀賣新聞》12月12日上海特電）（二）成都、重慶（523英里）的鐵路借款於12月16日正式簽署。（總經費5450萬元中2000萬元由川黔鐵路公司承擔，另外約3400萬元的借款由法國銀團籌得。） 由東南亞向雲南甚至四川延伸的鐵路建設並非法國帝國主義者多年的企圖，但過去法國帝國主義者曾計劃在東南亞的西南阻擋英國從緬甸的進攻，也意圖從此處將長江上游豐富的物資繞過受英國控制的上海直接運往法國屬地。日俄戰爭之後，法國失去強大的同盟國即俄國的響應，受英國制約被迫放棄此番計劃。［這期間的要聞可參考奧托·福蘭閣（Otto Franke）的著作《東亞大國》（Die Grossmächte in Ostasien），裡面有詳細的記載。尤其第二章有關直到1900年的「勢力範圍政策」部分。］ 1931年「滿洲事變」以來，各國在中國的擴張再起風雲。正如甲午戰爭爆發之後的十年間，各國勢力狂奔於全世界搶占地盤，當前它們則走上了重新瓜分中國版圖之路。 國民政權對外利用列強各國間激烈的對抗而獲取援助，對內則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但是真正的國內統一依然暗夜行路般道路漫長。遺憾的是，南京政府並不具備充分的實力以阻止中國的殖民地化。 最近張學良發起的「西安事變」對於「建設途中的中國」而言，並非一次偶然事件。其本質是中國內部矛盾的爆發，是中國在殖民地化進程中的一個顯著路標。（參見發表於《中央公論》1937年1月號的拙稿《張學良政變的意義》）雖然南京政權並不會因張學良此舉而垮台，但恐怕免不了元氣大傷。南京政權為了走出這一窘境更頻頻向英美求助，因而進一步加深了對英美法等國的依附。 對日關係方面，在內外因素影響下日本對大陸擴張已達到臨界點。（關於這一點，參見拙稿《中國的國際關係新局面》，載《新評論》12月號。我在此文中列舉了三點理由加以論證：第一，日本國內財政困難日趨擴大；第二，中國地區的主要競爭對手英美兩國的新攻勢；第三，中國民族主義反抗情緒的高漲。）我並不認為「西安事變」會迫使元氣大傷的南京政權再次軟化對日態度。但在日本勢力強大的華北，地方政權將會更加迎合日本。另一方面，我認為隨著事態發展，中國的民族感情不斷被刺激誘發，最終會將民族解放運動推向又一個新的高潮。 正如《大公報》主編張季鸞指出的，張學良此番軍閥式短視下之舉動反而將中國人民陣線運動置於分裂的險境。（《朝日新聞》12月12日附晚報）國民黨大概會掉頭轉向國民戰線陣營。不過，隨著中國共產黨勢力的增大，最終人民陣線亦會隨之擴大。如此一來，「防共協定」的意義就會凸顯出來，中國範圍內對抗人民陣線的「防共戰線」即將形成。 （1936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