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張學良政變的意義

一 張學良部下發動的「西安事變」，仿佛一個晴天霹靂。 事件仍處在變化之中，真相尚有諸多不明之處，不可輕易預判今後事態的發展。 想到這個重大事件給中國帶來的打擊，以及通過與中國相關的外部關係給世界造成的影響，我們不由感到戰慄。最先深刻感受到的一點，是此次事變雖為中國式突如其來的爆發性事件，但這絕非僅僅是「發展中」中國的突發事件，實乃現代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鮮明體現。如此來看待這個事件的發生，我們才能更痛切地感受到其重要性，並對事態發展抱以特別的關注。 此事發生在日中關係走向全面僵局之際，事變發起者以中國社會最受關注的蔣介石為對象，因此日本報紙一時有無數來自中國的報道，結果反而使讀者陷入無法判斷之境。 且按事件發展過程概述其要。 蔣介石前往太原參加關於綏遠問題的軍事會議，在當地給閻錫山下達指令，後到濟南和韓復榘會面，11月19日回到洛陽繼續考慮綏遠善後問題。伴隨著此事告一段落，蔣介石於12月4日偕張學良等人從洛陽到陝西西安，處理西北軍政上的重要問題。 傳聞12月12日，起事兵變的是常駐西安的舊東北軍萬福麟麾下第五十七軍第三十二師常恩澤部下，於是有觀點認為張學良本人是被上述計劃拉下水的。但從張的通電及其他情況來看，我認為這是張學良本人的計劃。相傳，當時和蔣介石同在西安的朱紹良、邵力子、朱家驊、（陳誠）、蔣鼎文、蔣方震、蔣作賓等人，以及錢大鈞、（陳調元）等中央派數位要人均被逮捕監禁（括號中的人員不確定）。 據說張學良在監禁蔣介石的同時發出通電，向南京政府提出八條要求。所傳的通電內容如下： 數年來，我軍從中央之命奔赴邊疆主要從事「剿匪」工作，為中國之安寧、人民福祉之增進而努力，但在此期間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拙政百出。首先失卻華北，眼見冀東、冀察獨立，更有綏遠效仿之。國民政府需發布對日宣言一掃外侮，然外交交涉卻自始至終軟弱屈節。不忍見於國家國民如今瀕臨危殆，我等以此契機否認蔣介石的現任國民政府，而斷然行使國家改造，驅逐外敵而收復東北四省及其他失地，誓為國家國民之幸福立於第一線。（天津13日發同盟通訊社電） 所謂八條要求在此難以詳述，但這個通電若真是取完全否定國民政府的立場，就沒有「要求」的餘地。但如後所述，在中國實際上是存在著提出要求的餘地的。要求中為人所知的是以下三點： （一）對日軍事宣戰。 （二）收復滿洲（東三省）失地。 （三）恢復容共政策。 國民政府面對西安事件的報告狼狽失措，從12日晚上到次日早上在南京相繼召開緊急中央常務委員會、中央政治會議，孫科、戴天仇、張群、張繼、何應欽、朱培德、程潛等在京要人悉數出席，做出如下決議： 行政院孔祥熙負責，軍事委員由五人增至七人，何應欽、程潛、李烈鈞、朱培德、唐生智、陳紹寬六位為常務委員會負責人，軍隊指揮由何應欽全權負責，剝奪張學良的本職及各兼職，其軍隊置於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之下。（《朝日新聞》13日上海特電） 剝奪張學良本職及各兼職的命令如下： 張學良12日之叛國通電，殊堪痛恨。查其奉職無狀，當此中央外侮緊急，「剿匪」將竣之際，身處軍事統帥之地位，且負「剿匪」重責者，竟謀反上級長官，實屬兇惡殘暴。故罷免張學良應本兼各職，所部軍隊歸軍事委員會指揮。 由此，可以想像國民政府痛憤至極之狀。 曾經對東北淪陷負有責任而遭鞭撻的張學良，如今則對迴避抗日戰爭的蔣介石發起了進攻。 二 這種非常手段，在舊中國軍閥中司空見慣。張學良也是一個有這種經驗的人。1929年，張作霖死後，張學良引誘眼中釘楊宇霆和常蔭槐並葬送之的事件，想來人們當記憶猶新。 但是，回顧過去蔣介石與張學良的密切關係，不禁多少有些感慨。張學良過去對蔣介石多有信賴。1929年年末，他不顧各方反對在東三省掛起青天白日旗，接著1930年閻錫山、馮玉祥等人起兵反蔣，擴大會議派在北平成立之際，張學良就像果敢與國民政府達成妥協時那樣，在穩健地觀望形勢之後，以疾風迅雷般的方式介入，武力調停決定了大勢。蔣擔任陸海空軍總司令，張學良獲得副司令官職，攜手共同立於統一中國的前線。看上去，蔣、張兩人的關係相當密切。但是，「九一八事變」以後張失去東三省的地盤，從奉天到錦州，再從錦州到北平，1933年熱河戰後達成《塘沽協定》，也因為蔣的原因張學良不得不一度下野出國。回國後被置於漢口，以「剿匪」副司令的身份「討伐」共產軍，去年又被移至西安，充任塞上最為艱苦的工作。盤踞東三省而擁有15萬東北軍的張學良，自此漸次失掉經濟地盤，而嘗到了流浪軍閥的悲哀。轉戰西北邊疆後，曾經以充實為耀的軍隊裝備亦損失得慘不忍睹，最近在與共產軍的戰鬥中兵力減少，正為飢餓和寒冷所困擾。加之將士想念東北故土，夢想收復失地，而瀰漫全國的抗日意識又明顯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此時此刻，應該停止和共產軍的內戰而一致應對日軍，這種主張使軍隊下層發生動搖，張學良軍逐漸喪失了戰意。我認為，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今年夏天以來不時傳出張學良軍態度可疑的消息，可以想像蔣介石這次赴西安意在採取果斷措施：在處理張學良麾下被「赤化」的部隊的同時，謀求陝西的中央一體化，任命中央直系的蔣鼎文為西北「剿匪」前敵司令，衛立煌為山西、陝西、寧夏、綏遠四省邊區總指揮。也有傳言說，張學良軍隊將移駐福建。懷念著曾經的東三省王之豪華夢，如今跌落為流浪軍閥的張學良要嘗試上演乾坤一擲的大戲，當然是完全可能的。對於他及其周圍的軍閥來說，抗日的旗號只不過是一個受歡迎的名目。這和以前西南軍的情形一樣。 至於蔣介石的命運，有一種觀點認為從張學良解決楊宇霆的做法來看，蔣可能已經被槍斃。而我認為，對於這個絕對有力的人質，張學良大概會與南京進行交易，故蔣介石大概依然活著。從前述張學良的通電和南京的通電以及決議來看，仿佛除了以戰鬥來解決之外別無他法。然而，我想這裡肯定有中國式的交易，仍會有幾多曲折。 三 不管怎麼說，失去蔣介石對南京政權將是一個重大打擊。 如今，蔣介石在南京政權的獨裁地位自不必說。他集軍權、黨權和財權於一身。 蔣介石能走上獨裁化道路的根本原因，我曾列舉以下四點。 （一）蔣介石政權得到了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特別是以上海為中心的浙江財閥的廣泛支持。 （二）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促使列強為穩定作為市場的中國而希望確立一個中央政權。 （三）蔣介石在掌握軍權的同時，利用、發展了封建社會中秘密會社這一特有的勢力，並致力於推行一種強力政治。 （四）一面把持著國民黨黨部，一面向部分民眾展示出民族運動旗手的表象。（見《日本國際年鑑》1936年版「時事問題」欄所載拙稿《蔣介石政權最近的動向》） 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譯者 南京政權實現了形式上的全國統一，近一兩年來發展尤其迅猛。自1934年11月共產軍撤離江西以來，南京政權借「圍剿」共產軍之名把手伸向貴州、雲南、四川，將土著軍閥盤踞多年的地盤收入中央的命令系統。特別是今年夏天，在與多年來仿佛一敵對國般的西南政權的抗爭中取得勝利，蔣介石下達威令，如今正欲進入憲法實施的憲政期。另一方面，作為南京政府經濟基盤的中國新興財閥雖然在全國範圍內擴大了支配網，但1934年以來的全國性經濟危機導致其瀕於整體性破敗。最大的原因是龐大的內債負擔，結果新興財閥捨棄了對南京政權的支配地位，通過與其勾結而開拓自身的出路。由此，與最近的國際形勢，特別是與以日本的關係惡化為契機構築起來的人民陣線派  相比，蔣介石在中國新興金融財閥中的地位上升，作為國民戰線的組織者正扮演著特別重要的角色。 國民戰線中領導人的作用特別重要，我們不用舉德國、義大利的例子也相當清楚。伴隨著中國半殖民地狀態的進一步惡化和對列強依存關係的不斷深化，此時，蔣介石的重要性越發上升。最近英美積極對南京政權的財政經濟施以援助，蔣介石作為南京政府代理人的地位對英美來說也就變得更加重要了。 如今甚至到了以蔣介石之名來命名南京政權的地步，足見蔣個人的力量已然成為政府的中流砥柱。但是，很難想像突然失去蔣介石便意味著南京政府即將遭到瓦解。因為如前所述，中國的新興金融財閥（不消說，這裡所謂的金融包括銀行、錢莊等機構，與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之金融資本性質不同）已經和南京政府勾結在一起，事到如今要放棄南京政府是不可能的。英美也極度擔心中國的「統一」出現破綻，此時不會中止對南京政府的援助。而南京政府面對這場大難越發意識到自己的無力，更迫切需要尋求英美的援助（據說在宋子文懇求下召開的英國銀行代表會議通過了支持國民政府的決議，13日上海電報）。毋庸置疑，通過這一事件南京政權對英美的依存會進一步加重。 如今，中國的社會特徵在具有半殖民地性質的同時還延續著諸多封建性關係。 南京政府若失去蔣介石，中國的軍備問題是其最大的難題。地方的掌權人大多帶有封建軍閥的性質。他們有自己的經濟地盤，針對中央曾露骨地構築起敵對國似的關係，並對南京政權的經濟地盤發起某種經濟上的內戰。湖南的何鍵、貴州的王家烈、雲南的龍雲、四川劉湘手下的弱小軍閥、廣東的陳濟棠、廣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之徒、山東的韓復榘、山西的閻錫山、綏遠的傅作義、冀察的宋哲元、冀東的殷汝耕等，其程度和勢力雖有差距，但都與南京處於經濟對立的狀態。南京政府通過政治上的統一，上述對立狀態已大部分消解，但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蔣介石如果沒落，這一點恐怕會遇到最大的阻礙。特別是最近很多軍閥以其封建性關係為基礎加強與帝國主義的勾結，這樣一來，與南京政府的對立關係將更加嚴重。 四 由上述觀點來看，張學良這次的企圖是否會成功，已經基本明確了。就是說，他如果想通過這場事變直接推翻南京政權，這個野心絕難實現。南京政府持續多年統一國家的旗號與列強壓迫下國家意識、民族意識的昂揚相輔相成，這一政策得到了民眾相當多的支持。當然，人民陣線派認為蔣介石主張先安內後攘外乃是騙人的（前浙江銀行副經理章乃器等在7月中旬發表的宣言），但西南問題的解決、幣制改革的成功作為蔣政權為國內統一而做出的努力，獲得了相當廣泛的支持，這是難以否認的。所以如果張學良的「抗日」只是作為實現自己軍閥野心而提出的幌子，那麼理所當然他會作為國內統一的破壞者、「漢奸」而遭到記恨。西南派就曾假託抗日的大旗，但在蔣介石國內統一的主張面前敗露了。 張學良此舉確實直接產生了使中國的人民陣線陷入分裂的危險。中國的人民陣線運動最近以「抗日」為目標迅速發展。人民陣線派充分知曉蔣介石是最危險的敵人，同時，隨著民族意識的不斷高漲，他們努力構建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廣泛的人民陣線，將國內統一問題也包攝在內。作為實際問題，現在若排除受國民黨影響的民眾，很難發展出強勁的民族運動。從這一點來看，不得不說若把張學良的事變僅視為與共產黨有所干係，那將產生把國民黨影響下的民眾與左翼分離開來的危險。 應為17日。——譯者 但是從共產軍的角度來看，似乎可以說這次事變是成功的。共產軍於1933年1月14日  發表宣言，責難蔣介石對日本的進攻不予抵抗，卻舉兵殺害同胞，並宣布與能接受所舉三個條件的任何軍隊合作。1935年夏天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強調殖民地的反殖民反帝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受此影響的中共中央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中提議建立國防政府，並提出與國民黨軍隊合作的倡議。不管現在軍閥張學良的意圖何在，在其軍隊內部出現共鳴於上述主張的人，從下層產生的壓力成為事變的原動力，恐怕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從過去的經驗來看，中國軍閥每一次爆發抗爭，共產軍都能擴大其勢力。通過這次事件，其退縮到西北的勢力必將擴大開來。 如果張學良要建立宣言所說的那種性質的政權，可能共產軍會像江西時期於1933年12月與福建人民政府簽署協議那樣，不惜與之合作。 南京政府與日本的關係方面，無論是日中交涉的僵局，還是綏遠問題，仿佛都因這次事變被擱置下來了。報紙很快就傳聞說，內蒙軍毫無障礙地奪回了百靈廟。華北地方的實權者們不管自願與否，在來自南京的壓力減少的同時，都會向日本靠近的。（附記：這一點因為南京政府讓步、事變迅速解決而未曾實現。奪回百靈廟屬虛報。） 而南京政府因本身的進一步弱化，在對日關係上不得不聽從日方的要求。 上述解釋有可能會造成下面這樣的預測，所有事態不是都對日本有利嘛。然而，事實上絕非如此。真正的問題存在於更為廣泛且更加深刻的地方。應該意識到，現在中國的抗日意識如此之深，就連曾經的東北大軍閥張學良也被捲入陣線之中。而中國的陣線一分為二之際，日本自身恐怕將與其中之一的人民陣線對峙吧。在此，「防共協定」的意義具有了明確的實踐性。 五 國民政府面對這一事件，就好像中國的統一和建設因此而受到挫折一樣，其言辭充滿了深深的怨恨。然而，事件的爆發絕非偶然，亦非突如其來。它不過是內在於中國社會的矛盾之一端的爆發而已。 現在，國民政府的「代言人們」說：「十年前，中國只有8000公里的鐵路，但現在（1935）已達1.3萬公里。1930年的貨物運輸能力是2050萬噸，而如今是3270萬噸。公路現有96345千米，眼下正在開設的則有16000千米。中國的航空公司在1935年運送旅客1萬人。農村的設施也在推進，合作社數量達到2.6萬個，其中1.2萬個為過去一年所設立。」 此外，還有貨幣改革上的「完全成功」，政治上國內統一的完成，等等。這些信息，也常在歐美得到廣泛宣傳，傳播者不僅是中國人，還包括西方各路宣傳家等。 然而也有中國人如是說： 全中國的主要經濟命脈（財政、金融、水陸交通等）是操在帝國主義者手裡。殖民地民族工業的發展是跟帝國主義底利益發生直接衝突的，因此，後者就利用種種經濟的和政治的力量來阻止民族工業發展。中國的關稅在表面上是獨立的，但是在事實上，還處處受帝國主義者底牽制，而不能成為幼稚的中國民族工業抵禦外資競爭的屏障。中國的大工廠大部分屬於外國資本，鐵、煤等重要原料悉數掌握在外商手中。農村的情況則是被置於封建壓榨之下，程度之深就連資本主義都沒有進入的餘地。銀行與工業分離，只追求土地、公債等投機利潤。火車、輪船、飛機等任由列國把持，與民族工業完全無關。交通成了列強傾銷貨物、從內地榨取人民血汗的利器。（孫冶方《中國社會經濟機構底性質》，載《中國農村》第2卷第11期） 如此狀態下，真正的「統一」有存在的可能嗎？ 《中央公論》12月號上有藤枝丈夫的文章強調指出，「統一的中國」離真實何等遙遠。然而，我們就中國是否真有統一無須贅言，張學良事變正是最為雄辯的事實。 （1936年12月13日） （附記：此文是在接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突然爆發消息的當天寫成的。那時關於事件的真相還沒有詳細報道。文中大膽預言了當時生死不明的蔣介石一定還活著等事。其後的事實證明，我的預言基本上全部中的。不過，我並不想將其作為八卦預言中的來誇耀，而是相信讀者會認可我做出預判的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