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超 · 第二章 當時西域之情勢

超在京師，傭書有年，郁不得伸。會顯宗（明帝廟號）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台令史（東漢時設蘭台令史六人，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後坐事免官。顯宗十六年（民國紀元前一千九百三十三年），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假司馬，言權借使為司馬之官，即暫署之意），將兵別擊伊吾（今新疆之哈密）。戰於蒲頓海（今天山路南之巴爾庫勒），多斬首虜而還。此乃我國大冒險家，拋棄傭書之生涯，初發展其雄圖之日也。 定遠一生之功業，盡在西域。則欲敘其建功之歷史，不可不先知兩漢時西域之情勢。 漢時西域，以今地釋之，為新疆行省，中國西北一大部也。西倚蔥嶺，南憑崑崙，北負阿爾泰山，東界甘肅。山有天山、祁連之勝，川有伊犁、塔里木之大。其物產有哈密之瓜、和闐之玉；獸皮五金，尤充牣焉。昔雄才大略之漢武，慕其名馬，思與之交通，而張博望乃冒萬險以開拓之。博望當日，足跡所臨，至遠者，乃離長安一萬二千餘里，跋涉今之新疆、俄屬土耳其斯坦、印度之北部。斷匈奴之右臂，振漢族之威聲，鑿歐亞之孔道（當海道未通之時，歐州人之來中國者，皆自印度北行，經新疆者而入中國），辟萬里之新陸。此即超傭筆時，日夜所崇拜之人也。以為大丈夫得志於時，此事非異人任矣。 漢武之時，匈奴寖衰。元成間，以五單于（單于讀如善於，匈奴人猶言王也）爭立，南向稽顙，求為我國之藩屬以自庇。中國國威，震於域外，惟此時為盛。既而王莽篡立，輕蔑遠夷，貶易侯王，匈奴及西域皆怨。匈奴東結烏桓鮮卑之眾，西連西域諸國，頻犯北塞。光武既定天下，急修內治，不遑馳域外之觀也。因此匈奴益驕，烽火（古時交通不便，故於路上以泥作灶形，遇寇至，晝則在灶中出煙，夜則出火，以為告警呼救之記號。高麗未滅時，猶用烽火之法，西人稱為火電信）時及山陝邊鄙，為漢民患。未幾，匈奴內亂，分為南北。南匈奴通款內附，如元成間故事（謂西漢元帝成帝時也）。而北匈奴方負，固不服，竭力聯合西域，以重其勢。漢之河西郡縣，邊警日至，城門晝閉。於時漢與西域使命不通者，已越六十五年。張博望、傅介子已成之功業，至此盡付之流水。 使今之白種人，處東漢中葉之境，則舉國視為不可忍之事，而早已出發遠征之隊，收塞外之沙漠為殖民地矣。我國先民則有鑒於好大喜功之主，開疆拓土，專務虛榮，往往所得不償所失，故恆以闢地為大戒。當竇憲秉國，籌議邊事之日，袁安、任隗，皆上書切諫。其言曰：「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國之安也。」蓋當時以母國之財，供殖民之用，大失開邊之本義，宜庸庸者之難與圖始耳。《張騫傳》云：「騫之使烏孫（今之伊犁）也，天子使齎牛羊數萬，金幣值數千鉅萬，而後此求宛馬者（大宛在今新疆極西，漢武帝聞其國產良馬，使張騫往求之），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所齎操大仿博望侯時。從此可知前漢以闢地之故，舉文景兩朝太倉之積聚而盡空之，益以桑孔心計，厚斂於民，猶且不足，卒致元元（謂百姓也）愁嘆，海內騷然。倘使漢武得西域，移三輔之丁壯以實之，使之就新地以開發利源，邛杖蜀布，有無相通。人皆見闢地之利，則冒險之精神自生。而我先民，亦何讓於條頓（Tenton）、拉丁（Latin）民族哉（今英德美諸國皆條頓民族，法意葡西諸國皆拉丁民族）？是皆為帝王一人之虛榮心所誤，張騫、傅介子諸人，則何罪焉？ 當班超之時，漢廷諸人，主張不通西域者，袁安、任隗二人；主張通西域者，宋由、丁鴻、耿秉等十人。天子乃從多數，可竇憲之議。憲既歷試班超，以為可當一面也，乃遣從事郭恂，與超俱使西域。萬里窮荒，漢使一出玉門關，則步步如履荊棘，而超欣然受命，視此行為登仙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 【批評】 漢時，匈奴數為中國患。漢高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且有白登之圍。用陳平奇計，方能出險。至於文帝，匈奴之勢，益復猖狂。而漢廷諸臣，常舉高祖故事，以戒天子。蓋恐其出師疲中國，用意非不善也，然未免太示人以弱。久之匈奴益驕，和親無效。如非武帝主張用兵，破其庭而誅其君，則五胡之禍，已見於兩漢之間矣。武帝末年，雖有輪台之悔，論其功業，洵不在禹下者也。匈奴既衰，其種族之一部分，曰麥迦（Magyar）者，乃遊行至歐洲。裏海之東，窩瓦（Volgs）河流域之間，本有亞刺尼（Alam）、各斯（Goth）諸小國，匈奴滅之，而有其地。寖至多瑙河（Danube）之平原，遂流連而不忍去，因建國其地，曰匈牙利，今為歐洲強國之一。 由此觀之，漢武之攘匈奴，誠非得已，而其得計，則在先收伏西域諸國。當時，西域諸國，與漢則漢重，與匈奴則匈奴重。東漢時之情形亦然。班超窺此形勢，故以通西域自任。非平日留心大局，臨事安有把握。古時名人未得志以前之豫備，舊史家常不屑措意，即偶一書之，亦極疏略。是在善讀史者，體會得到，則一室之中，能自得師矣。 我國民族之無遠略，實坏於一二好大喜功之主。不以闢地為殖民之大計，而惟博重譯來朝之虛名。用兵塞外，居者有重斂之苦，行者受輿屍之傷。至其究竟，則於民間一無所補，以是人皆惡聞邊事。久之，乃成一視外國事與己絕不相干之觀念。此種觀念，雖在今日，猶未盡化除也。當宋元之間，有義大利人曰馬可波羅（Marco Polo）者，從陸路冒險至中國，入仕元廷，到處考察我國風俗。數年之後，從海道歸國，以其所見所聞，著一遊記（此書有英文譯本，名《Travels of Marco Polo》）。出版之後，人人爭讀。歐洲之人，乃傾其思想，謀來我國。數百年後，卒達其通商市利之願望矣。回思我國之初至印度者，前有法顯（著《佛國記》），後有玄奘（著《大唐西域記》），除得數卷之佛經外，於國民未嘗有絲毫之影響。獨明鄭和遊歷南洋群島，前後二十七年，閩粵之人，皆欣然隨往。然其人皆為饑寒所迫，以個人之冒險，散而至於海外各國，既無團體之結合，亦無公家之保護，以視殖民政策，倜乎遠矣。是皆為漢唐以來之君主所誤也。今雖大好河山，已各有主，然機會何常，惟在我國民之有準備耳。拔趙幟而樹漢幟，豈必無之事哉。 班超在洛陽做書記，做了好幾年，他的壯志，一直鬱郁不得伸。恰巧那時明帝問他的哥哥班固道：「你的兄弟在什麼地方？」班固回答說：「他為官家書寫，賺錢養活母親。」明帝便委任班超做蘭台令史（東漢時設置了六位蘭台令史，掌握朝廷往來公文、奏章以及印主文書），後來因事被罷免。顯宗十六年（明帝年號，民國紀元前一九三三年），竇固奉命出發攻擊匈奴，任命班超代理司馬（假司馬是說權且任命他為司馬，就是暫署的意思），率領一支軍隊去攻擊伊吾（今新疆的哈察），在蒲頓海（今天山南路的巴爾庫勒）和敵人開戰，大勝而回。這是我國大冒險家拋棄抄書生涯而發展雄圖大業的開始。 班超一生的功業，都在西域，那麼要敘述他建功立業的歷史，便不能不先明了兩漢時代西域的情形。 漢時的西域，就是現在的新疆，是中國西北部的一大片土地。西面倚著蔥嶺，南面臨近崑崙，北面是阿爾泰山，東面與甘肅相接。這裡有天山和祁連等大山，有伊犁河和塔里木河等河流。物產則有哈密的瓜，和田的玉，以及獸皮五金等，產量都十分豐富。從前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愛慕那裡的名馬，想和他們交換，於是張騫便冒著萬險，努力開拓道路。他當時足跡所至，最遠的竟離長安有一萬二千多里，經過了現在的新疆、俄屬土爾其斯坦和印度的北部。他切斷了匈奴的右臂，振興了漢族的聲威，打通了歐亞的通道（當海上道路未通的時候，歐洲人到中國來，都是從印度北行經新疆省而入中國），開闢了萬里新土地，真可謂勞苦功高了。這就是班超替人抄書的時候日夜崇拜的人物。他認為男子漢大丈夫就應當乘時建功立業，這不只是這些不凡之人的責任。 漢武帝時候，匈奴的勢力已漸漸地衰弱了。到元帝、成帝之時，匈奴因為內部五位單于爭位，糾紛不斷，便向西漢投誠，自願做西漢的藩屬，西漢的國威遠震於域外，以這時為最盛。後來王莽篡位，他輕視遠夷，不注意外交，以致匈奴和西域都心生怨念。於是匈奴東結烏桓鮮卑（部落名），西連西域諸國，常常侵犯北塞。當時光武帝因為天下初定，急於修整內治，無暇顧及域外的事情，因此匈奴越發驕悍，烽火（古時交通不便，所以在路上以泥做成灶形，遇到軍情的時候，白天便在灶中放出煙霧，夜晚就燃起大火，作為告警呼救的信號，西人稱為火電信）的警號，常常在邊境點燃，邊地人民受害不淺。不久，匈奴內亂，分為南北兩邦，南匈奴歸附中國，和元帝、成帝時一樣；北匈奴因為剛剛吃了敗仗，因此不服，於是竭力聯合西域，以增強自己的勢力。漢朝河西一帶邊境的郡縣，幾乎天天都有警告，甚至白天也得關閉城門。這個時候，漢族和西域不通使命已經有六十五年，博望侯、義陽侯傅介子之前成就的功業，至此便盡付流水了！ 假使現在的白種人，處於東漢中葉的境遇中，那麼全國都會看作是不能忍耐的事情，早就會派出遠征軍隊，收復塞外的沙漠，將其劃為自己的疆土了。當時一般人的意見，認為好大喜功的君主，開拓疆土，只講求虛榮，往往得到的還不如損失的多，因此大家都不贊成開闢疆土。到竇憲主持國政的時候，籌議邊事，袁安、任隗都上書切諫。他們說：「漢朝舊事，與南單于往來交流的花費，一年就有一億零九十多萬錢，跟西域則是七千四百八十萬。現在北匈奴的王庭更遠，花費也會加倍，這樣傾盡天下之力，不利於國家的安定。」因為當時用本國的財力，來供給殖民地所用，就大大失去了開發殖民地的意義，平庸無為的人們很難開創大業，也是理所當然的了。《張騫傳》中說：「張騫出使烏孫的時候，皇上派他帶著幾萬頭牛羊，價值幾千萬錢的金幣。在這以後求取大宛馬（大宛在今天新疆的最西邊，漢武帝聽說這個國家出產好馬，派遣張騫去求取）的人，道路上隨處可見。」求馬的隊伍中，多的有幾百人，少的有一百多人，帶的東西跟張騫大體相仿。由此可知西漢時期因為開通西域的緣故，使得整個文景兩朝國家的積蓄消耗殆盡，加上桑弘羊、孔僅的經濟措施，對人民徵收重稅，尚且不夠，最後導致百姓們的愁嘆、國內的動盪。倘若漢武帝得到西域，把京畿附近的壯丁遷移到這裡來，讓他們利用新地區的資源開拓發展，那麼邛竹杖、蜀錦這些東西，就可以互相流通了。人們都看得到開闢新土地有利的方面，那麼他們的冒險精神自然就被激發了。我國的先人，又怎麼會落後於條頓（Tenton）、拉丁（Latin）這兩個民族呢？這都是被帝王一個人的虛榮心耽誤了，跟張騫、傅介子等人有什麼關係呢？ 但是當時在朝議事的群臣中，反對通西域的不過袁、任二人； 主張通西域的卻有宋由、丁鴻、耿秉等十人。於是皇上便聽從多數人的意見，認可了竇憲的提議。竇憲已經考驗過班超，認為他可以獨擋一面，便派了一個從事名叫郭恂與班超一同出使西域。像這種萬里窮荒，漢使一出玉門關，便像走在荊棘叢中，艱苦萬狀，難以用言語形容，但是班超卻欣然領命，好像這次的長征是最快樂不過的事情。由此可見，當時他的意氣是何等的壯盛！ 【評論】 漢代的時候，匈奴多次成為中國的禍患。漢高祖的時候，朝中謀臣猛將很多，尚且發生了白登之圍，高祖採用了陳平的計謀，才脫了險。到了文帝的時候，匈奴更加猖狂，但漢朝的各位大臣經常拿高祖的事情來告誡皇上。他們是怕貿然出兵會消耗國家實力，用意是好的，但未免太示弱於人了。這樣時間長了匈奴氣勢更加驕慢，和親收不到效果。如果不是漢武帝主張對匈奴出兵，攻破王庭，殺了單于，那麼五胡亂華的禍患，就已經在兩漢時期出現了。漢武帝末年的時候雖然下罪己詔懺悔自己開拓西域的過失，但論起他在位期間所建立的功業，實在不在大禹之下啊。匈奴衰落以後，他們民族中的一部分叫作麥迦的，遷到了歐洲。在裏海東面，窩瓦河流域之間，本來有亞剌尼、各斯等小國，遷往歐洲的這些匈奴人來把這些小國滅了，占領了他們的土地，他們的領地因此一直延伸到了多瑙河平原。於是他們停留在這再沒有離開，並在這裡建立國家，叫作匈牙利，現在是歐洲強國之一。 由此來看，漢武帝出兵匈奴是非常不得已的。他們之所以能成功，在於先拉攏了西域諸國。那個時候，西域諸國，親近漢朝漢朝就厲害，親近匈奴匈奴就強大，東漢時期的形勢也差不多。班超看清了形勢，所以把連通西域作為自己的責任。如果不是平時就對局勢上心，事到臨頭哪會有把握？古代的名人沒有發跡以前所做的準備，以往的史學家常常不屑去寫，即使偶然間寫上一筆，也是非常粗略的。這樣對於善於讀史書的人來說，自然能夠體會得到，因此不出家門就可以自學了。 我國民族沒有了長遠的發展戰略，實際上是壞在一兩個好大喜功的君主手中。他們不以開疆拓土作為勢力擴張的重要大計和謀略，卻只是注重萬國來朝的虛名。至於在邊塞用兵，會使人民承受沉重的苛捐雜稅，使來往的人們生命安全受到威脅。到最後，興兵對百姓沒有一點好處，所以人們都不願聽到邊塞傳戰事。時間長了，人們就形成了外國的事跟自己毫不相關的觀念。這種觀念，即使在今天也還沒有消除。在宋元的時候，有位名叫馬可波羅的義大利人，從陸路一路冒險來到中國，在元朝宮廷做官，到處考察我國的風土民情。幾年後，他坐船回國，憑藉自己的見聞，寫成一部遊記（這本書有英文譯本，名為《馬可波羅遊記》）。這本書出版以後，人人爭相閱讀。歐洲人崇拜馬可波羅書中的思想，都想著到中國來。幾百年後，他們終於達成了通商的願望。回想我國那些剛到印度的人，前有法顯（著有《佛國記》），後有玄奘（著有《大唐西域記》），除了帶回幾卷佛經以外，對國人沒有一點兒影響。只有明代鄭和下西洋，前後二十七年，福建、廣東一帶的人，都爭相跟隨。但這些人都是被生活所逼進行的個人冒險，並且行蹤分散到海外各國，既沒有團體結合，也沒有國家的保護作後盾，這樣的殖民政策，遠遠不如歐洲啊。這都是被漢唐以來的君主延誤了啊。現在雖然大好河山已經各有主人，但機會變化多端，只要國民有所準備，拔旗易幟，又怎麼一定會是不可能之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