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之悟 · 二十七

於是，我聽從指點去了街角的酒吧，進了門，吧檯後是個布爾喬亞老爹或更可能是凱維勒根[1]或是凱這個凱那個的，給了我冷冰冰的海軍陸戰隊兵佬的臉色，海得我暈頭轉向，我說：「干邑，先生。」他動作慢得要命。一個年輕的郵差走了進來，肩上掛著皮製的袋子，開始和他說話。我端著美妙的干邑找了張桌子坐下，剛抿了一口，便一陣哆嗦，想起了整個晚上我都在惦念著的東西。（除了軒尼詩、拿破崙和莫內，他們還有好些牌子，難怪那個為著他妄思妄想網裡的黑狗哭泣的老男爵溫斯頓·邱吉爾，總是在法國嘴裡叼著根雪茄畫畫。）店主眯起眼看我。用意明顯。我朝郵差走去，說：「內陸航空公司在城裡的辦事處在哪兒？」 「不知道。」（但用法語說的。） 「你是布雷斯特的郵差，連一個重要的辦事處在哪兒都不知道？」 「那兒有什麼重要的？」 （「嗯，首先，」我藉助靈異通感，對自己說一併回答他，「這是你能離開這兒的唯一途徑……迅速地。」）但我說出口的只是：「我的行李箱在那兒，我得把它取回來。」 「呀，我不知道在哪兒。你知道嗎，老闆？」 沒回答。 我說：「得。我自己去找。」然後喝完了干邑，郵差說道： 「我只是個facteur（郵差）。」 我用法語跟他說了些在天堂出版的話[2]，我堅持只用法語印在這兒。「Tu travaille avec la maille pi tu sais seulement pas s』qu』est une office d』importance?」[3] 「這份工我才做不久。」他用法語說。 我不想囉嗦什麼觀點了，但聽聽這個： 法國人拒絕承擔解釋的責任，這不是我的錯，或任何一個美國遊客甚至是愛國分子的錯——要求隱私是他們的權利，但胡說可被起訴，哦，培根先生和庫克先生[4]——如果事關公民福利或安全的喪失，胡說，或是欺騙，可以被起訴。 就像某個黑人遊客，比如說塞內加爾的凱恩老爹在第六大道和三十四街路口的人行道走上前來，問我哪條路是去時代廣場的南方旅館的，我相反指給他去鮑厄里[5]的路，在那兒他可能會（比如說）被巴斯克和印第安的劫匪給殺了，有個目擊者聽到我給這位無辜的非洲遊客指了錯誤方向，然後在法庭作證說他聽到的這些胡說的指點具有剝奪通行權或是社交權或是正確方向權的企圖。還是讓我們炸了所有不合作沒禮貌的分裂主義的鼠輩，戲弄人的和被戲弄的，以及其他什麼派別的。 不過酒吧老店主還是輕輕地告訴了我辦事處在哪兒，我謝過他走了。 * * * [1] Kervélégan（1748—1825），出生於布列塔尼的坎佩爾，曾參與過法國大革命。 [2] 艾倫·金斯堡的《嚎叫》的題獻中，稱凱魯亞克、尼爾·卡薩迪和威廉·巴勒斯的作品「在天堂出版」，指他們的作品不是為出版而寫作，而是在拓展語言、想像力和文學的疆域。 [3] 凱魯亞克仿擬若阿爾語——未受教育的法裔加拿大人說的加拿大法語，大意為：你在郵局工作，但你只是不知道什麼是重要的辦事處？ [4] Edward Coke（1552—1634），英國早期法理學家，對英國的普通法有深遠影響。 [5] Bowery，美國紐約曼哈頓區南部的一個地段，因酒吧、低級的犯罪和流浪漢而有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