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隱士 · 一九五六年的夏天[70]

一九五六年的那個夏天高潮迭起，生機勃勃。在莫斯科舉行的二十大結束，赫魯曉夫宛如國際共產主義新紀元的勇士，那是察覺冰霜消解的第一批跡象。我們這些頑強的共產黨人士，本就對那次批判之大勢所趨，不日將至有十足把握。二十四年過去了，閱歷不可謂不豐，今天回想起來，我清楚知道歷史不是一出簡單、喜劇收場的輕歌劇，而是一段崎嶇難行、走不快的路，常常缺少明確方向或意義。 言歸正傳。那幾天我的感受自然不是這些。當我得知赫魯曉夫在報告中批判史達林罪行時，初時的震驚過後隨之而起的是一種解脫感。這是當時我所有同志的反應。你問我說我們中間，在黨內，是否有人感到挫折或屈辱，沒有，就我所知，沒有。我試著儘量精確描述我當時的感覺，跟其他人應該相去無幾：對我來說莫斯科批判史達林，為史實作見證，意味著社會主義的實現。多年來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連看在我們眼裡都死氣沉沉，行高壓政策，嚴苛不知變通，酷虐，不講人性，這些賬都算在「戒嚴」、革命鬥爭的頭上。而當赫魯曉夫先在中央委員會，後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中揭發史達林時，我們想的是：和平將至，現在社會主義要開花結果了，我們原先心裡的一股悶氣，那深藏心底的焦慮，頓時無影無蹤。 波蘭的史達林派系被取而代之，哥穆爾卡重獲自由。在匈牙利，黨的革新更完全且徹底。坐在先前史達林老一輩擁護者位子上的是曾經嘗過牢獄之苦、被解除一切職務的共產黨員。我們看到的一切都肯定了我們的希望，是切實革新、是歷史成果的轉捩點。 我當時以為，在那次重生與重建之後，各地對社會主義的信仰都將更為堅定。至於義大利，我想曾經因為我們所參與的那個制度兇殘、悲烈的天性而對共產黨敬而遠之的人將會走近，將與我們並肩作戰，分享我們對人類、對平等所懷有的理想。 我當時是都靈聯合委員會的一員，在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工作，我在都靈、米蘭、羅馬來往的都是意共知識分子。那幾個月的激昂開創氣氛中，領導階層及知識分子與基層黨員的會面情況之熱烈可以說自抗戰、光復以來所未見。無止境的討論，通宵達旦開會、辯論。意氣風發的政治熱情。 那年夏天盧卡奇來訪義大利。他在匈牙利不僅是民族的榮光，且重新成為民族的旗幟。我跟切薩雷·卡瑟斯去拜望他，這次義大利之旅由卡瑟斯作陪。盧卡奇肯定了我們對重生的共產主義的寄望。差不多就在那幾天，對我們意共黨員來說更重要的另一個肯定是：《新論題》雜誌上陶利亞蒂的訪談。我還清楚記得在《統一報》第一版讀到這篇訪問時的感受，以知識分子的求實，外交官的機敏，還有，總算露面的真誠，他說出了我期待已久的話。那天早上我人在羅馬。我跟保羅·斯皮里亞諾（Paolo Spriano）約在博格瑟山莊碰面。我們沿著公園裡的小路信步走去，一直走到馬紐利亞大道邊的池塘附近，遇到隆哥（Luigi Longo）。他把木頭小艇的繩索交給跟他一起的一個小孩，我們三個人熱血澎湃地談論發生的事。我記得隆哥跟我們敘述許多年前，當他以意共青年黨書記身份訪問莫斯科的所見所聞。他說那裡死氣沉沉，不僅是一般老百姓，就連黨員也沒有任何自由。簡而言之，他也覺得心裡的一塊巨石落了地。 你問我：既然大家，包括知識分子、領導階層及黨員，心口都壓著一塊石頭，為什麼之前就沒有人想到過要將之除掉呢？為什麼要等莫斯科，等赫魯曉夫，等中央委員會的信號呢？又為什麼，在大好的情勢下，就在一九五六那一年，會有那樣的結局呢？好。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強卡爾洛·帕耶塔（Giancarlo Pajetta）在蘇共二十大結束後的一場記者招待會上恰好回答了你這個問題。你當時問他的問題與你現在問我的大同小異。他回答你說在革命與事實之間，一個革命分子會先選擇革命。我個人並不相信事情如他所說，也不認為那個答案是合理的，不過那個時候，二十四年前，我們的觀點接近如此。當時的意共都是精神分裂病患者。沒錯，就是這個字眼。我們一半已經是，或希望是事實的見證人，是為弱者及被欺壓者伸張正義的復仇者，對抗一切強暴，維護正義：另一半以信仰之名，振振有辭為所犯錯誤、橫行逆施、黨暴政、史達林辯解，精神分裂，雙重人格。我清楚記得那幾次到社會主義國家旅行，我渾身不自在，格格不入，如芒刺在背：當火車載我回到義大利，越過邊境時我又自問：在這裡，在義大利，這個義大利，除了獻身共產黨外，我還能做什麼？這就是為什麼緊張情勢稍緩及史達林主義的終結，讓我們放下了心中一塊石頭：因為我們的道德形象，我們分裂的人格，終於可以重組，革命與事實終於協調一致。這在當時，是我們許多人的夢想與希望。 維多里尼那段時間也重回黨懷抱。他早已退黨，轉而支持激進黨，自由社會黨，而當時他重新向共產黨靠攏。他還計劃要去布達佩斯，想為修正、為革新貢獻己力。都靈的革新派人士契勒斯特·內卡維勒已被冷凍好一段時間，聯合委員會是由一名老史達林黨員安東尼奧·羅阿西歐主持。不過我們想，他讓位的時間也到了。新聞滿天飛。我們日復一日等待，等待百花齊放的那一天。 那幾個月中，我為《不設防城市》雙周刊寫了短篇《安的列斯群島風雨後的寧靜》。這幾天我又找出重讀，我認為它仍饒富意義，至少記錄了當時的一種心境，以及一個失之交臂的良機。那些事件使我疏遠了政治，我的意思是說政治在我心中所盤踞的空間較之前要小得多。自那時起，我再也不認為政治是全面的，同時開始質疑。今天，我認為政治對社會透過其他管道所透露的訊息反應太慢，而且政治常常會有違法及欺瞞之舉。 我們將革新的希望都寄托在焦爾焦·阿門多拉（Giorgio Amendola）身上。他繼彼得·賽可亞（Pietro Secchia）接下黨組織的領導棒子。他說，賽可亞被解除職務的那天就是我們的二十大。我以為阿門多拉是意共理想人選，結果令人失望。或許我對阿門多拉這個人並不了解，不過他絕不是懂得詮釋我們當時想法的新意共。對我，對我們許多人來說的那份內心煎熬，對他而言是自然現象。阿門多拉本人作風嚴謹，但同時又有政治人物的狡詐。那一刻，狡詐占了上風。 那天晚上，當紅軍入侵匈牙利，紅軍坦克開上布達佩斯街頭的消息傳來時，我人在都靈，跟阿門多拉在負責都靈《統一報》的盧奇亞諾·巴爾卡（Luciano Barca）家吃晚飯。阿門多拉在他的一本書中也提到這件事。他到都靈來看我和其他埃伊納烏迪出版社的朋友，為了「安撫我們」，因為他察覺到反對聲音正在逼近，而我們的表現也極度不耐。對我來說那是決定性的一晚。阿門多拉正在講話，當時《統一報》的總編強尼·羅卡（Gianni Rocca）打電話給巴爾卡。他聲音哽咽，跟我們說：紅軍正向布達佩斯推進，城內已打起巷戰。我看著阿門多拉，我們三個人呆若木雞。阿門多拉喃喃道：「陶利亞蒂說過，歷史上某些時刻必須選擇，或站在這邊，或站在那邊。共產主義跟宗教一樣，要等上幾個世紀才會有所改變。再說匈牙利正走向險境……」於是我知道，意共百花齊放的日子還早，早得很…… 一個月之後意共召開八大。安東尼奧·焦利蒂發表演說，抨擊匈共的封閉作風。在冰冷靜默中，他的聲音喑啞。陶利亞蒂坐在主席台旁邊刻意擺出在處理信件的樣子。焦利蒂宣布退黨，跟他同進退的人不少。我不願意在那特別的艱難時刻離黨，不過心意已定。我是五七年夏天悄悄離開的。許多同志跟我一樣，任憑黨證過期，有些人則被開除黨籍。托馬索·克亞雷提（Tommaso Chiaretti）負責的《不設防城市》雙周刊工作小組遭集體除名。被除名的還有布魯諾·科爾比（Bruno Corbi）。退黨的包括富里歐·迪亞茲（Furio Diaz）、法畢利茲歐·歐諾佛利（Fabrizio Onofri）、納塔里諾·撒培紐（Natalino Sapegno）。 如果五六年意共處理方式有所不同，其「合法性」早在二十四年前就會被承認。義大利的歷史不知將有多大的變化？自然，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能是義大利歷史肯定大為不同。但當時沒有任何領導人有勇氣這麼做。這一點，陶利亞蒂要負絕大部分責任。他自「薩雷諾轉向」[71]以來，始終緊抓兩個原則不放：意共以改革為重的政策，以及效忠蘇聯。那份忠誠與他的改革方案並行不悖。若當時與蘇聯決裂，意共的政策很可能，或者說應該在內政上更有分量。將會面臨誰來取代左派的難題。顯然意共領導階層不願意走上那條路。 而那一次就這麼收尾了。十二年後，面對紅軍入侵布拉格，立場有所改變，意共指責入侵行為，但仍未與蘇聯決裂。今天面對波蘭危機，我認為意共又向前跨了一步，而且這一次立場正確。這個長征走了二十四年。坦白說我不知道那班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迷途的公車是否還能走回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