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隱士 · 我也曾是史達林主義者？[69]

我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間因為意共與史達林劃清界線腳步太慢而退黨的人其中之一。至於當史達林還在世，或史達林路線被意共奉為圭臬時我說了什麼？當年我不也曾是史達林主義者嗎？我多希望能回答說：「我不是」或「我是，但我並不知道那是怎麼回事」，或者，「我以為我是，其實根本不是」。這些回答沒有一句與事實完全吻合，又各有其真實性。我若想搞懂也讓別人搞懂我當時的想法（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這麼多年了，一個人會變，連帶他的回憶，對自己當年的回憶，也會跟著改變），最好先說：「是的，我曾經是史達林主義者」，然後再試著釐清這句話的涵義。 先撇開這個問題的主觀前提（在戰亂中一個既無政治經驗亦無政治概念的義大利年輕人是怎麼忽然發現自己是共產黨員的）和客觀前提（提到史達林就想到史達林格勒，扭轉希特勒節節推進的一面倒形勢，使鐵與火的暴風雪落向柏林的蘇俄）不談，不是說不重要，我們就算它是不言而喻吧，直接切入重點：對我們來說，對我來說，史達林是誰？（我最好先用單數人稱，再看看接下來由我的個人記憶中是否能找出一些適用於集體的考量。）一九四五年到五三年之間由盟軍大勝及冷戰中重整旗鼓的西方世界眼中的史達林是誰？本人幾乎從不露面而官方肖像一成不變，不時飄然降下如神諭般的講話，然後萬籟俱寂中一片歌頌、讚美上帝之聲揚起，不絕於耳，要如何建構他的面目？ 相隔千山萬水（幸好隔了千山萬水，這一點不是所有人都能了解）所能勾勒出的史達林不止一個：對許多「忠貞」、仍在等待革命號角吹響的共產黨員來說，史達林是這場革命勢在必行的保證人（事實正好相反，史達林其實傾向於防堵蘇聯勢力範圍之外的任何革命）。還有一個史達林，說無產階級應該拾起資產階級棄之不顧的民主自由旗幟，這也正是陶利亞蒂領導下的意共引為依恃的史達林策略，看起來倒是跟對抗軸心國的三強（或五強）結盟中受到肯定，同時肩負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歷史延續責任的形象相符……。這是我眼中的史達林嗎？但又如何解釋所有那些明擺著與之唱反調的形勢呢？我們來試述第一個推論：即便結構緊密，史達林主義對西方共產黨人士而言在一定範圍內有標準相當分歧的政治、文化、行動可能。史達林主義者有很多種，遊戲規則是主張某一路線者不能視此路線為其他路線的替代方案。 對我來說，史達林成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是自他與羅斯福、丘吉爾坐在雅爾達的藤椅上合照那一刻才開始的。之前種種，鬥爭托洛茨基，大規模肅反，都是「前朝事」，我不覺得與我有直接關聯。當然，在步步進逼的悲觀情勢中，莫斯科大審令人匪夷所思的自白無異又罩下一層陰霾（布達佩斯及布拉格審判期間同樣故事又重演，更是雪上加霜）。不過，在大戰的熾烈火焰照耀下，其他火光顯得如此渺小，為大熔爐所吞沒。連投入政治鬥爭在我們之前的人——一九三九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所受重創，也在接下來那幾年的歷史中得以平撫（只要不深究細節，反正義大利對此所知不多）。那段歷史始於對稱霸歐洲的納粹－法西斯不滿的反對運動，是我亟欲融入的歷史，還有在過去提早透露此歷史之將至的種種，也是我認同的對象。史達林似乎代表了共產主義成為洪流的那一刻，與原先湍急、毫無章法的竄流大不相同，一條匯集歷史潮流的大河。所以我可以這樣界定我的立場：我的親史達林與反史達林皆源自同一價值中心。正因為如此，對我及其他許多人來說，反史達林意識之崛起並不是一個轉變，而是個人信念的實現。 並不是說對我而言另一個歷史不存在，不願接受那個形象。我寧願被視為馬基雅維利論最憤世嫉俗的鼓吹者，也不願被看作那些說「史達林的罪行？誰不知道？我一點也不存疑」的人。沒錯，屠殺涉及層面之廣無人存疑（直至今日，每一次新的受害人統計數據出來，都會推翻前一次太過樂觀的調查結果），也沒有人知道政治審判中的荒誕自白是怎麼回事（或許是一種微妙的革命心理，基於此一心理，失寵、永無翻身之日的領導人甘為社會主義的發展自我污衊，即便寇斯特勒〔Arthur Koestler〕關於該論題曾寫過一本很精彩的書，但依然犯了太樂觀的毛病），不過有助於了解某些事——至少有助於了解許多尚不明所以之處——的線索並不是沒有。列入考慮或放棄都在你：這跟相信不相信不同。舉個例子，我是法朗克·文圖理（Franco Venturi）的朋友，他對發生在蘇俄那邊的事知道得不少，以哲學家的挖苦語氣描述給我聽。我不相信他嗎？我當然相信他。只是我這麼想，身為共產黨員，應該用不同於他的觀點來看這些事情，不以好或壞來下評斷。還有，除了導致我脫離行動行列，脫離組織、群眾，失去參與當時我最關心的某件事的機會之外，經驗的無法傳承，或者我們說經驗傳承的成效不彰，始終是歷史及社會體制中最教人灰心的事實之一，面對蒙蔽雙眼的一代無能為力，歷史進程的推動取決於不完全受意志操控的力量、未釐清及有所偏頗的信念、未經篩選的抉擇及不必要的需求。 現在我可以試著闡明我的裁決：史達林主義憑恃需求起家，一切已經註定。歷史半點不留情。只有當我理解到即便是最無可置喙的需求也有選擇的空間，而史達林的選擇大多禍及無辜時，所有史達林主義的辯解都不攻自破。 史達林主義有一個領域的消極性是我無法坐視不管的，那是我直接面對的工作領域。蘇維埃文學及藝術—自革命告一段落後—貧乏陰鬱，由粗糙、專橫的指示可知其官方美學。由於我不清楚蘇維埃領導制度的運作，所以並不能直接歸咎史達林（由他「簽署」的講話中看來，史達林比他的信徒還要開放）。我當時的理解是這樣的：那幾年在蘇聯，共產黨領導進駐文化與團體生活中，某些領域在確實具備共產主義創造力的領導人帶領下獲益，其他領域—像文學、藝術—在幾次喧騰一時的自殺、死亡事件後，為不學無術的鑽營小人所把持。總之，有些事我弄清楚了，但最重要的一點沒有：正是文化界中的史達林制度使得不學無術之徒占盡優勢，那是一個君主專制制度而非集體領導。 我以為要將那些無恥之徒擋在文化權力之外，得在自己的領域內完成一件由政治角度來看無懈可擊，並可作為新社會價值模式的實務及理論工作。為此，必須從個人視界中刪去許多東西：共產主義是一個窄口漏斗，得穿過它到另一邊去，發現無垠宇宙。所以我可以為我之前提出的「需求假設」加上這個附註：史達林主義有大手筆簡化的魄力與限制。看世界考慮的視點十分狹隘及粗略，為了彰顯自己的選擇，提出其他的可能及分歧，這麼一來許多原以為已被剔除的價值又起死回生。 在這背後我看到的是知識分子求實創造精神與無產階級要求革新之間不尋常的一致，俄國革命奇蹟正是因為這個模式而奏效。然而這個一致性（說不定是俄國革命及社會主義傳統天性，倒未必是列寧及布爾什維克黨人有意識推動的成果）只持續了短短几年，然後史達林剝奪了所有勞工要求的權利，讓知識分子在驚懼中度日，這我後來才知道。我這裡可以提出一個較適用整體的假設：史達林主義以整個社會體制將由知識分子治理的先覺計劃實現者之姿出現。其實是該計劃最無可挽回（或許不可避免）的敗筆。 關於這一點我個人要插一句話：我的烏托邦是建構一個非意識形態的世界。那幾年文藝圈內的意識形態氣氛自然比今天和緩，但是我的活動範圍內意識形態甚囂塵上。我老覺得每次史達林一說話，那些理論家就傻眼。這一點讓我得意萬分。我以為史達林一直是以常識在與意識形態相抗衡。我這個態度當年及後來都很為朋友所不諒解，卻有助於我在與極端意識形態化的固定辯友關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錯了，至少對史達林的看法是錯的。因為史達林並未超越意識形態，因為我的膚淺使我與最糟的思想體系認同，因為一國之君想法的公正不倚不算數，他是王，除了他以外又有誰能做到。所以我的一系列結論還要加上這個：史達林主義表面上是想依意識形態準則肯定實務的優先地位，實則是在強化意識形態，使恃強權而治的一切都意識形態化。 今天我才開始理解怎麼回事，我是說我和史達林，我和共產主義之間怎麼回事。革命的壯烈，紅色十月，列寧，對我始終是遙遠的幽靈，曇花一現，喚不回也不會重演。我是在史達林時期才因為義大利的歷史背景進入共產主義這個論題的，又經過努力才將蘇聯納入我的世界。關於人民民主，我早就知道那是一個牽強、人工、由外及由上強制執行的一個過渡階段。原以為蘇聯會不同，以為共產主義通過最艱巨的那幾年考驗後，會達到一種自然狀態，自發、平和、明智成熟。我將我對政治粗淺簡約的觀念投射到事實上，其最終目的是希望在承受所有的歪曲、不公、迫害之後，超越歷史，超越階級鬥爭，超越意識形態，超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以臻自然、平衡境界。 所以一九五二年我發表在《統一報》的《蘇聯旅記》中，幾乎只記載了對日常生活最細微的觀察，安心，踏實，無關時間，無關政治。不以崇高雄偉的角度來介紹蘇聯，我以為是創新。而我所犯的史達林主義錯誤正是這個：為保護我自己免受不認識、隱隱約約意識到但不願為之正名的事實的傷害，我以非官方語言為表面上寧靜、笑容可掬，實際殘忍、緊繃、暴虐的官方虛偽做了幫凶。史達林主義是一張甜美、良善的面具，掩飾進行中的歷史悲劇。 一九五六年平地一聲雷，所有假面及掩護撤去。許多那一刻認清事實的人日後重與共產主義革命根源會合。其他人則選擇較實際的路，認清現況試圖就現況進行改革，當中有人理性樂觀，有人畫地自限，做最壞的打算，對結果的相對性有心理準備。我既不屬於前者亦非後者：要論革命分子，我資質、信仰皆不足：至於改革派（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穩紮穩打的作風，我又覺得不足以讓我由差一點墜入深淵的暈眩中恢復。所以，我依然是這兩條不同道路上許多人的朋友，但我漸行漸遠，政治在我內心世界占據的空間愈來愈小。（政治於外在世界所占空間反而日益擴大。） 我的政治經驗或許始終就是那樣不上不下：覺得勢在必行，又在殘酷世界中對多樣性及相異性尋尋覓覓。所以我的結語是：如果我曾經是（就我自己的標準）史達林主義者，並非偶然。我身上是有一些那個時代的特質：我對任何唾手可得、快速、出自本能、即興、含混的事物沒有信心。我相信緩慢、平和、細水長流的力量，踏實，冷靜。我不相信缺乏自律精神、不自我建設、不努力就可以得到個人或集體的解放。如果有人覺得我這種思考模式是史達林式的思考模式，好吧，我也不避諱承認，就這方面來說，我仍是有點史達林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