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國史 · 第八章 尼西亞帝國 （1204—1261年）506

拜占庭領土上形成的新國家 第四次十字軍的目標是攻擊和掠奪君士坦丁堡，這導致了拜占庭帝國的瓦解，在其原有領土上形成了許多國家，有法蘭克人的，也有希臘人的。法蘭克人的國家，保持了歐洲的封建制結構。法蘭克人建立的國家有：拉丁帝國，或君士坦丁堡帝國，塞薩洛尼卡（薩洛尼卡）王國，伯羅奔尼撒（莫里亞）的阿凱亞公國，以及中希臘的雅典或底比斯公國。威尼斯人的勢力伸展到拜占庭屬愛琴海和愛奧尼亞海域的島嶼，克里特島以及許多沿海及內陸地區。與這些在東方帝國支離破碎的土地上建立的拉丁人國家同時存在的，還有三個獨立的希臘人中心；小亞細亞的尼西亞帝國和特拉布松帝國以及北希臘的伊庇魯斯君主國。佛蘭德伯爵鮑德溫成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色雷斯大部分土地的主人；蒙斐拉侯爵博尼法斯成為薩洛尼卡的國王，該王國的勢力延及馬其頓和色薩利；香普利特的威廉，後來是維拉杜安的喬弗里成為伯羅奔尼撒（莫里亞）的君王，而奧松·德拉羅舍（Othon de la Roche）則採用了公爵（sire）的頭銜，占據了雅典和底比斯；他的希臘臣民稱他為Megaskyr，即「偉大的領主」。在三個希臘人國家裡，是以下幾位君王在統治：在尼西亞（比提尼亞）是狄奧多爾·拉斯卡利斯；在特拉布松，是阿列克修斯一世科穆寧；在伊庇魯斯君主國，是邁克爾一世安吉列·杜卡斯·科穆寧。此外，還有兩個「異族的國度」，在其精力充沛的國王卡洛揚和約翰·亞琛二世統治下的第二保加利亞帝國和小亞伊科尼姆的羅姆蘇丹國，在1204年之後出現於拜占庭帝國廢墟上的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中表現得特別活躍，保加利亞國家尤其如此。 整個13世紀，在這些以各種形式結盟的國家之間不斷地發生著鬥爭和分化，希臘人與新來者法蘭克人、與突厥人和保加利亞人相鬥；希臘人與希臘人相鬥，以民族內部分化的方式，將一些新的分離因素引進本來已經相當無組織無秩序的國家生活中；法蘭克人與保加利亞人相鬥，等等。所有這些軍事衝突之後都出現了各種短暫的國際間的聯盟和相互諒解，這種聯盟和諒解很容易達成，也很容易破裂。507 自1204年的災難之後，在哪裡形成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和文化的中心，並在哪裡形成並加強統一秩序的思想就成為特別重要的問題。在複雜混亂的環境下，依照西方的模式在東方建立起來的封建國家及追逐私人利潤的人們建立起來的商業據點，引起了更大的混亂和瓦解；它們既不能建立新的秩序，也無力控制它們在第四次十字軍後繼承的遺產。一位歷史學家說，「所有這些建立在東方的西方人領地毫無創造力，而且是破壞性的」，「因此，它們自己在內耗；而東方因素仍然主導著東方的發展」注1502。 尼西亞帝國的開端與拉斯卡利斯家族 在尼西亞帝國，希臘民族統一的觀念和拜占庭國家重建的觀念得以形成和強化，正是從這個帝國內，出現了一位領袖邁克爾·巴列奧洛格（Michael Plaeologus），他於1261年奪回了君士坦丁堡，並恢復了拜占庭帝國——儘管它與原來的帝國相比，規模已經大大縮小了。人們曾一度以為，恢復希臘帝國的任務應該由另一個希臘人中心，伊庇魯斯君主國承擔；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伊庇魯斯的君主們被迫屈從於日益重要的尼西亞帝國,放棄了在基督教東方的領導地位。第三個希臘人中心特拉布松帝國位於太遙遠的地方，以至於不可能承擔領導希臘人統一的事業；因此，特拉布松的歷史在政治、文化和經濟方面有其自己的特殊意義，值得對它進行特別的研究。 尼西亞帝國（「一個流亡帝國」）的建立者是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30歲左右，由於他的妻子安娜、前任皇帝阿列克修斯三世的女兒與安吉列家族建立了聯繫，經由阿列克修斯三世與科穆寧家族有了親屬關係。拉斯卡利斯家族的源起以及狄奧多勒家鄉的名稱無人知曉。在阿列克修斯三世時期，他曾經指揮過軍隊，與十字軍人進行了積極的鬥爭。注1503從各方面跡象看，他被君士坦丁堡教會人士視為阿列克修斯·杜卡斯·摩爾祖弗魯斯（Mourtzouphlos）逃跑後，直至十字軍人占領首都君士坦丁堡期間可能繼承皇統的人，但是他卻逃到了小亞細亞。許多拜占庭的政務和軍事貴族、一些著名的教會人士和不肯困於外國勢力枷鎖下的逃難者，為了逃脫十字軍的入侵也在小亞細亞尋求庇護所。但是，君士坦丁堡的最後一任牧首約翰·卡瑪特魯斯（John Camaterus）卻離開首都逃往保加利亞王國，拒絕接受狄奧多勒的邀請到尼西亞去。曾在拉丁人入侵之前被免職流放的雅典城大主教邁克爾·阿克米那圖斯，曾為一個叫歐波恩（Euboean）的教士寫了推薦信，請狄奧多勒關照此人。他寫道，這位歐波恩曾經秘密地到過尼西亞，他更樂於在一個流亡的希臘人（羅馬人）宮廷里生活，而不願意留在自己的家鄉受到外族人的壓迫；在同一封信中，邁克爾強調了，如果這位歐波恩能夠在尼西亞找到自己的庇護所，則會深刻地影響到全體希臘人，使他們「將狄奧多勒視為唯一的世界解放者」，即整個羅曼尼亞的解放者。注1504 508 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於1204到1222年間在位，他死後，繼位者是他的女婿，即其女兒伊琳娜的丈夫約翰三世杜卡斯·瓦塔澤斯（John III Ducas Vatatzes，1222—1254年）注1505，他是尼西亞帝國最天才且最有能力的皇帝。在他去世後，皇位先後由他的兒子狄奧多勒二世（1254—1258年在位）和孫子約翰四世（1258—1261年在位）占據，而後者繼位時還僅是個孩子。後來，約翰四世被君士坦丁堡的光復者邁克爾·巴列奧洛格廢黜。 比提尼亞的新國家處境非常危險：在東方，它受到強大的伊科尼姆蘇丹國的威脅，後者占領了整個小亞細亞腹地，其南部占據著地中海的沿海部分地區，在北方則占據了黑海沿岸的部分地區；在西方它受到拉丁帝國的壓力，後者的主要目標就是摧毀這個新興的尼西亞帝國。如此複雜而艱巨的任務落在了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肩上，他在位的前四年並沒有稱帝，而是稱王（despot）。他的國家裡充斥著內亂的因素；在一些地區出現了一些割據的統治者；狄奧多勒甚至進不了尼西亞城。 與此同時，在君士坦丁堡定居的拉丁騎士於1204年就決定要征服小亞細亞，並獲成功。希臘人幾乎已經完全失去了對整個小亞細亞的控制。維拉杜安說道：「這個國家的人民投入了法蘭克人的懷抱並開始向他們納貢。」注1506在此危急時刻，傳來了拉丁帝國的皇帝鮑德溫被保加利亞人俘虜的消息。509 自1196年以後，居於保加利亞王位的國王是卡洛揚，在安吉列朝統治時期他曾經是拜占庭的可怕敵人。拉丁國家在巴爾幹半島上的建立使複雜的局面更加複雜。很顯然，十字軍人必然向保加利亞人提及巴爾幹半島的歸屬問題。他們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起來，因為十字軍人已經無禮地拒絕了卡洛揚提出的建立友好關係的主張，並讓卡洛揚明白，他永遠不可能與拉丁帝國的皇帝平起平坐，而是必須像奴隸仰視主人那樣敬畏拉丁皇帝；拉丁人還警告卡洛揚，如果他膽敢不敬畏拉丁皇帝，十字軍人將以武力征服保加利亞，並使它重新回到當年附庸國的地位。注1507 就在拉丁人如此激怒了保加利亞國王的同時，他們也因侮辱希臘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儀式而刺激了色雷斯和馬其頓的希臘人。希臘與卡洛揚國王秘商，企圖在巴爾幹半島上發起一次有利於保加利亞人的起義。注1508眾所周知，前君士坦丁堡牧首約翰·卡瑪特魯斯曾經居住在保加利亞，可以想像在1204—1205年的拜占庭-保加利亞聯盟形成一事中他充當了重要角色。注1509據烏斯賓斯基，這個同盟「結束了卡洛揚的舉棋不定，確定了他日後的行動目標。於是，以東方正教和希臘-保加利亞人民的保護者身份出現，抵制拉丁人大公教會的統治地位，同時恢復在拜占庭業已被削弱的皇權，就成了卡洛揚反對十字軍人的主要動機」注1510。保加利亞王對拜占庭皇冠已經垂涎欲滴了。 希臘-保加利亞人起義在巴爾幹半島的爆發，迫使十字軍從小亞細亞調回征伐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的軍隊。在1205年4月15日發生的亞得里亞堡戰役中，卡洛揚在庫曼人（即波洛伏齊人）騎兵的支持下，取得了對於十字軍的決定性勝利。在這次戰役中，西方「騎士之花」受到了沉重的打擊。拉丁皇帝鮑德溫本人則被保加利亞人俘虜，下落不明；很顯然，在保加利亞王的命令之下，鮑德溫以某種方式被殺害了。注1511鮑德溫的下落不明，他的兄弟亨利在此期間被選為拉丁帝國的攝政。此前八百餘年，即在378年，另一位羅馬皇帝瓦倫斯在與哥特人的戰爭中死於亞得里亞堡。510 威尼斯的老總督恩利克·丹多羅也參與了這次戰鬥，並在深夜成功地將殘餘部隊撤離，此後不久，就去世了，後被葬於聖索菲亞大教堂。據流傳下來的多數史料記載，他的屍體一直在這座教堂內，直到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征服，其時，蘇丹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將這位威尼斯英雄的屍骨毀掉。注1512 亞得里亞堡的失敗使十字軍陷入危機。這場戰役在拉丁帝國的政治生涯剛剛開始時就給了它以沉重打擊，敗壞了它的命運。格爾澤斷言，「法蘭克人對羅曼尼亞的統治止於此日」注1513，而且事實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國的命運完全掌握在保加利亞王的手中」注1514。 亞得里亞堡戰役的勝利對於保加利亞王國和尼西亞帝國都有重要的意義，馬其頓與色雷斯地區的希臘人並沒有形成民族的中心，他們也未能預見到尼西亞帝國必將成為民族運動的中心，卻認為他們有可能與保加利亞人達成諒解並以反抗拉丁人為其共同事業。對於卡洛揚來說，這一事件為實現他的野心，即在敵對的法蘭克人王國的土地上，在巴爾幹半島上建立一個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希臘-斯拉夫人的國家提供了最好的機會。但是，如同V.G.瓦西列夫斯基所寫：「斯拉夫統治者不可能在創造一個代表希臘-斯拉夫世界的事業中充當一個皇帝的世界性角色。卡洛揚在巴爾幹半島上建立一個以君士坦丁堡為都城的希臘-保加利亞王國的野心只是一個幻想。」注1515 與此同時，一旦巴爾幹的希臘人愛國者認識到尼西亞的君主可能將他們從拉丁征服者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並成為他們民族的希望和未來的代言人時，在非常時期建立的、曾獲得亞得里亞堡戰役勝利的希臘-保加利亞友好聯盟便迅速地瓦解了。在巴爾幹半島上明顯出現了反保加利亞人的傾向，對此，保加利亞國王發動了無情的破壞性戰爭。根據當時的史料記載，卡洛揚對於當年瓦西里二世對保加利亞人的冒犯進行了報復。當年瓦西里二世曾被稱為「保加利亞人的屠殺者」，卡洛揚則自豪地稱自己是「羅馬人的屠殺者」（Romaioctonus,Romaioktonos）。希臘人給他取了一個綽號為「約翰狗」（希臘語發音為Skyloioannes）注1516;在他的一封信中，拉丁皇帝稱他為「希臘人的大克星」（magnus populator Graaciae）。注1517 511 一位保加利亞歷史學家說：「這裡顯然表現出了純粹的保加利亞民族傾向，它決定了卡洛揚反對希臘人因素的帝國政策，而希臘人因素是保加利亞民族獨立的死敵，即使在保加利亞人與色雷斯的希臘人城市結盟抵抗拉丁帝國時也是如此。」注1518 約翰在色雷斯和馬其頓的流血征伐最後以失敗告終。在他圍攻薩洛尼卡時（1207年）突然暴亡。在殉道者聖底米特里的傳說中插入了一個希臘故事，說約翰之死是由於他與希臘正教會為敵，因此被薩洛尼卡城的聖保護使徒擊斃。這一傳說可見於許多希臘文和斯拉夫文版本中，在羅斯的古代編年史中也有如此記載。於是，保加利亞王不可能利用亞得里亞堡戰後對他十分有利的形勢。尼克夫說，他自己則「作為保加利亞歷史上僅有的一位最偉大的外交家而在歷史舞台上消失了」注1519。 但是，另一方面，亞得里亞堡戰役沉重打擊了法蘭克人在君士坦丁堡的統治，拯救了尼西亞帝國，使其免於滅亡的命運，有了新生的希望。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擺脫了西方鄰居的威脅，開始積極地組建自己的國家。最為重要的是當狄奧多勒成功在尼西亞穩固落腳之時，就提出了稱帝而不是稱王的問題。由於法蘭克入侵者退回保加利亞後，君士坦丁堡希臘教會的牧首拒絕去尼西亞赴任，一位新的牧首邁克爾·奧托雷阿努斯（Michael Autoreanus）於1208年在尼西亞當選；他以尼西亞為自己的駐節地，並於同年，即1208年，為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加冕。注15201208年的事件對於尼西亞國家日後的歷史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尼西亞從此成為帝國和教會的中心。就在拉丁帝國的陰影之下，出現了第二個帝國，這個帝國逐漸兼併了小亞細亞的相當數量的領地，吸引了歐洲希臘人的注意力，燃起了他們的希望。大約於1220年，在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和威尼斯駐君士坦丁堡的代表（podestá）之間達成的一則協議中，顯然為威尼斯人所知曉的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的正式稱呼是「狄奧多勒，基督神佑的虔誠皇帝和羅馬人的至聖統治者，科穆寧·拉斯卡利斯」注1521。新的帝國的建立導致它與君士坦丁堡帝國關係的緊張化；兩個同時建立於拜占庭帝國土地上的帝國不可能和睦友好地共處。512 距離君士坦丁堡約40英里的尼西亞，成為這個新興帝國的首都。它位於五六條道路的交匯處，這使它有著特別的政治重要性。在拜占庭的歷史上，尼西亞因承辦了兩次普世基督教主教公會議而聲名卓著。該城的居民以其堅固的城牆、塔樓和建於中世紀的城門而自豪。這些遺蹟至今仍完好地保存著。在第一次十字軍以前不久，尼西亞曾被塞爾柱突厥人占領，後來奪回此城的十字軍又被迫、極不情願地把它歸還給阿列克修斯·科穆寧。至今已經蹤跡全無的宏偉宮殿、無數教堂和修道院曾經裝飾著中世紀的尼西亞。注152212世紀的一位阿拉伯旅行家阿爾-哈拉維（al-Harawy， 或 al-Herewy）在談到尼西亞並回憶起第一次十字軍時，這樣寫道：「在這座城市的教堂內，人們可以看到彌賽亞的形象和坐在寶座上戴著寶冠的教父們。教堂特別莊嚴肅穆。」注152313世紀的拜占庭與西方歷史學家曾記載了尼西亞的地域廣闊和財富充裕。注152413世紀的一位作家尼斯福魯斯·布萊米底斯在他的一首詩中談到尼西亞，說：「尼西亞，一座有著寬闊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牆防堅固的城市，以其城內的所有而自豪，是皇帝所關注的最突出的標誌。」注1525在13、14世紀的文學作品中還保留下來了兩篇關於尼西亞城的頌詞。其中一篇的作者是皇帝狄奧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致尼西亞的頌詞：「你超越了所有那些自羅馬國家多次被外族軍隊瓜分並毀滅以來所奠基、建設的城市……而且只有你最堅固。」注1526第二首頌詞是14世紀一位著名的國務活動家、外交家和政治家、政府官員、神學家、占星學家、詩人及藝術家狄奧多勒·梅托希特斯（Theodore Metochites）所寫的，注1527他的名字與著名的君士坦丁堡霍拉修道院（今日之卡利耶清真寺）內的鑲嵌壁畫有著密切關係，至今它們仍受到很好的保護。513 在當今土耳其的不起眼的小城伊斯尼克（Isnik，尼西亞城的誤稱），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發現的中世紀歷史遺蹟中，除了城牆，人們還可以提到一個相當小的聖母升天教堂。這座教堂大約建於9世紀之前，有著十分精美的鑲嵌畫，對於研究拜占庭藝術史十分重要。注1528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尼西亞遭到轟炸，幾乎無一所建築物能夠倖免。聖母升天教堂受損害尤其嚴重，只有穹頂下的西拱和教堂前廳南部得以殘留。尼西亞城的另一所著名教堂——聖索菲亞大教堂也都破敗不堪了。注1529 有一部保留下來的重要文獻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的帝國觀念。該文獻被稱為《訓諭》（Silentium，Σελέ ντιον，σιλέντιου），專指拜占庭時期大齋期開始時，皇帝們在宮廷上對貴族眾臣們的講演。但是，此處所提到的這則訓諭則被認為是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在1208年加冕稱帝之後致群臣的講演。注1530該演說詞是由他的同時代人，特別著名的歷史學家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所寫，當君士坦丁堡被拉丁人攻陷後,他在尼西亞找到了安全的避難處。這篇用韻律體文字寫成的講演稿表明，拉斯卡利斯與任何一位拜占庭皇帝一樣，也認為他的權力來自上帝。「朕的地位是羅馬世界帝國之父——天父所確立的；上帝的意志決定了我的權力……」上帝已經因狄奧多勒的熱誠而允許其「塗聖油並擁有大衛的權力」。帝國的統一也意味著教會的統一，於是，狄奧多勒在其訓諭結束時聲明，「只能有一個牧人和一群羊」。注1531事實上，這篇講演並非出於狄奧多勒本人的筆下，但它卻反映了尼西亞帝國出身高貴、受過最好教育的人們中間占主導地位的觀念，這種觀念在結合了安吉列朝和科穆寧朝兩家血統的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於尼西亞成為「羅馬皇帝」，並意識到他是在承繼拜占庭皇帝的大統後，已經有了牢固的基礎。514 拉斯卡利斯朝的外交政策和拜占庭帝國的光復 自拉丁人在亞得里亞堡戰敗之後，狄奧多勒的處境暫時有所好轉。但繼鮑德溫之後而坐上君士坦丁堡皇位的鮑德溫的兄弟亨利，是個精力充沛才華橫溢的領袖和統治者。在他於聖索菲亞教堂加冕後，多少改變了對保加利亞人的敵對態度，而且，他一直企圖將尼西亞帝國併入拉丁帝國之內，因而重新視狄奧多勒為主要敵手。尼西亞皇帝不能以武力阻止拉丁人的進攻。但是，保加利亞人對於拉丁人的威脅和塞爾柱人對於狄奧多勒的威脅迫使拉丁人與狄奧多勒達成諒解，簽訂了和約，條件是狄奧多勒毀掉幾座要塞。注1532 塞爾柱突厥人 狄奧多勒與占領了小亞細亞大部分地區的塞爾柱人蘇丹的戰爭，對於新興的尼西亞帝國意義重大。對於伊科尼姆或羅姆的塞爾柱人蘇丹國家來說,一個新興的尼西亞帝國的出現是特別令其擔憂的，因為它阻止了突厥人進一步向西推進到愛琴海岸。除了這個原因導致兩國關係緊張外，還有一個因素，即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的岳父阿列克修斯三世安吉列已經逃到了蘇丹那裡，哀求蘇丹幫助他恢復自己失去的皇位。蘇丹也趁機向狄奧多勒發出威脅，要他放棄皇位，蘇丹的真實目的是自己想吞併整個小亞細亞。對抗開始了，尤其在安條克邁恩德河上的卡里亞地方衝突更為激烈。狄奧多勒的主力有800名勇敢的西方僱傭兵，在與突厥人的鬥爭中，異常勇猛，給敵人以重創，他們也幾乎全部戰死。由於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的勇敢和意志堅強，他重新控制了局面。在隨後的戰事中，蘇丹被殺，很可能是狄奧多勒所為。一則當時的資料記載，蘇丹「像一座高塔一樣倒下了」，即從他騎著的那匹馬上摔下去。注1533在這場戰鬥中，投奔了突厥人的拜占庭前朝皇帝阿列克修斯三世被捕，後被軟禁於尼西亞的一座修道院中，並逝於此。515 這次戰爭似乎沒有給狄奧多勒帶來大的領土變化。注1534但是，尼西亞的希臘基督教宗帝戰勝穆斯林在道義上的勝利卻是異常巨大的：它表明，新建的尼西亞帝國恢復了拜占庭原有的對伊斯蘭教進行鬥爭的傳統，使小亞細亞及歐洲地區的希臘人都十分振奮、勇氣倍增，他們第一次從尼西亞帝國身上看到了希臘民族未來實現統一的核心力量。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寫了一篇長長的、極其誇張的頌詞歌頌狄奧多勒的勝利。注1535尼西塔斯的兄弟邁克爾·阿克米那圖斯，即前任雅典城的大主教，從他後半生的居留地切奧斯（Ceos）島寄給狄奧多勒一封賀信，他希望狄奧多勒承繼君士坦丁大帝時期在上帝最初選定的地點，即君士坦丁堡，所建立的拜占庭帝國的皇位。注1536 拉丁帝國 除了希臘人歡呼狄奧多勒的勝利，懼怕狄奧多勒的西方僱傭軍的拉丁皇帝亨利也對這一勝利感到滿意，儘管初看起來有點奇怪；因為這些騎士僱傭軍幾乎都在對突厥人的戰鬥中犧牲了，在亨利看來，這一勝利實際上是削弱了尼西亞的皇帝。當時的一位歷史學家記載道，亨利宣稱：「拉斯卡利斯已經被擊敗了，但他還沒有敗亡。」注1537但是，亨利錯了，此戰之後不久，狄奧多勒就在自己麾下重新集合了相當數量的法蘭克人和希臘人。注1538 狄奧多勒對於突厥人的勝利使他能夠對亨利公開對抗。此時，狄奧多勒的直接目標是以他已經擁有的一支相當規模的艦隊進攻君士坦丁堡。亨利於1212年在帕加馬寫了一封特別重要的信件（格蘭認為它是一個特別重要的證據注1539）致「所有那些能夠看到這封信的朋友」（universis amicis suis ad quos tenor presentium prevenerit）。這封信表明，亨利認為狄奧多勒是一個十分危險的敵手。他寫道：「拉斯卡利斯是首要的最大的敵人，他占據著聖喬治海峽（Brachium Sancti-Georgii ）注1540對岸的土地，直到突厥人占領地。他自立為皇帝，時常在海峽對岸威脅著我們……拉斯卡利斯集合了相當大的一支艦隊，欲占領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城在悲哀地發抖，許多人因我們（從小亞細亞）退回君士坦丁堡而絕望，於是，我的許多臣民在計劃越過海峽；而且，有許多人倒向拉斯卡利斯，向他承諾將幫助他反抗我……所有的希臘人開始蠢蠢欲動，並向拉斯卡利斯允諾，如果他將來要攻擊君士坦丁堡，他們將支持他的行動。」這封信在最後呼籲拉丁人支持亨利，「為取得完全的勝利並守住我們的帝國，我們需要大批拉丁人，我們將把已經占領的和即將獲得的土地賜予這些拉丁人；因為，如我們所知，我們不僅要奪取土地，而且必須守護住這些土地」注1541。從這封信可明顯看出，亨利已經對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的敵對行為十分警醒，而且，他的新臣民們的精神正在動搖。516 然而，尼西亞企圖收復拜占庭帝國原來的首都的早期嘗試卻是不成功的；尼西亞帝國還不夠強大，而且也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成功是在亨利一邊，他深入了小亞細亞腹地很遠的地方。在最近出版的，而且明顯寫於1213年的一封信中，亨利簡明地敘述了他對於希臘人的勝利，「那些希臘人竟如此地侮辱和冒犯羅馬的教會，他們認為所有羅馬教會的子民，即忠實於拉丁人的人們都是走狗；由於他們侮辱了我們的信仰，我們一般地也稱希臘人為狗。」注1542 兩個皇帝之間達成的和平協議明確地劃定了兩個帝國在小亞細亞的邊境：小亞細亞半島北部保留在拉丁帝國手中。換一句話說，這一協議並沒有考慮到拉丁帝國在小亞細亞的一些不十分重要的領土兼併，自從此協議簽訂以後，拉丁人在小亞細亞的占領地與這一帝國在1204年分割拜占庭領土時的占領地沒有多大的不同。注1543 517 1216年，天才而精力充沛的亨利英年早逝。他甚至被希臘人羨慕和熱愛著，一位14世紀的拜占庭編年史家說，亨利是一個真正的「阿瑞斯」。注154412世紀的歷史學家也高度地評價了亨利個人的品行和活動。格蘭宣稱：「亨利成了拉丁帝國的真正奠基人。他的政府機構成為法蘭克人在希臘領土上的占領地的基礎。」注1545A.伽得內爾說：「亨利的去世，顯然是拉丁人的災難，——對於希臘人可能也同樣是災難——因為他的恩威並用的政策，可能比任何其他政策更能修復東方與西方之間的鴻溝。」注1546亨利之死，使尼西亞帝國失去了最危險的敵人。亨利的繼承者既沒有天才也缺乏精力。 1222年，尼西亞帝國的奠基者狄奧多勒去世。狄奧多勒一世拉斯卡利斯在小亞細亞創建了一個希臘人中心，建立了國家，並引起了歐洲希臘人對它的注意。他已經為他的後繼者奠定了一個基礎，使他們能夠建立一個幅員廣闊的國家。邁克爾·阿克米那圖斯在寫給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的頌歌中寫道：「被蠻族的入侵者擲出君士坦丁堡城牆，來到亞洲一岸的首都以其萎縮的陰影被您接受，從而得到了您的指引和保護。……您應該永遠被稱為君士坦丁堡城的新建城者和使其再次住滿人群的人……在世界災難中遇難的人們在您的國家裡找到了安定的避風港，他們只嚮往著您並稱您為救世主和世界解放者……我以為，除了不久前的瓦西里——保加利亞人的屠殺者和更早一些的席哈克略之外，沒有一位曾經統治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堪與您相比。」注1547 約翰三世杜卡斯·瓦塔澤斯（1222—1254年） 狄奧多勒一世拉斯卡利斯死後，約翰三世杜卡斯·瓦塔澤斯，即狄奧多勒一世的女兒伊琳娜的夫婿繼承了尼西亞的王位，並在1222—1254年統治著尼西亞帝國。注1548儘管其先人為尼西亞帝國的發展奠定了一些基礎，但其內部的情況卻迫切要求有一位能夠殺伐決斷且精力充沛的人。這個人就是約翰·瓦塔澤斯。518 當時，有四個國家企圖控制東方地區：尼西亞帝國、拉丁帝國、伊庇魯斯帝國和約翰·亞琛二世的保加利亞王國。因此，約翰·瓦塔澤斯的對外政策既要進行戰爭，同時又要與一個或另一個國家建立友好同盟關係。幸運的是，巴爾幹半島上的三個國家從來沒有決定性的統一行動，相反，它們卻在實行相互敵對、相互削弱的政策，或者只能有短暫的聯合。因而，這種複雜的國際關係，並沒有讓約翰·瓦塔澤斯感到棘手。 伊庇魯斯君主國及其與尼西亞帝國的關係 伊庇魯斯君主國的歷史對於尼西亞帝國的最終命運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伊庇魯斯是第二個希臘人中心，在一定條件下，它應該能夠團結希臘半島西部的希臘愛國者，並由此可能產生恢復拜占庭帝國的思想。但兩個希臘國家伊庇魯斯和尼西亞卻不可能在對抗中達到令人滿意的和解並實現希臘的統一，因此，不可避免地，雙方要為恢復拜占庭而競爭。 1204年，伊庇魯斯君主國的奠基者是邁克爾一世安吉列。伊庇魯斯的安吉列家族與科穆寧和杜卡斯家族有親屬關係，因此，伊庇魯斯統治者的稱號有時伴有長長的王朝名稱：「安吉列·科穆寧·杜卡斯」。起初，伊庇魯斯君主國的邊界由最北部的都拉索一直向南伸展到科林斯灣；換言之，它占據著古代伊庇魯斯、阿卡納尼亞和埃托利亞的領土。阿爾塔城是這個新國家的首都。 13世紀伊庇魯斯君主國的歷史並沒有得到深入研究，其資料也不完全；因此，許多問題仍處於值得質疑或模糊不清的狀態下。納烏帕克特城（Naupactus，即Lepanto［勒頒多］）的主教約翰·阿坡卡庫斯（Apokaukos）的信函披露了當時的許多情況，這些信件於19世紀末由V.G.瓦西列夫斯基整理出版。注1549 在內部政策方面，伊庇魯斯君主國與它在1204年之前，作為拜占庭的一個行省已經習慣了的制度沒有什麼不同。國家的名稱改變了，但是，這裡人民的生活仍未擺脫拜占庭制度的影響。伊庇魯斯君主國處於拉丁人與斯拉夫人國家的包圍之中，在東方是薩洛尼卡封建王國，其北方是保加利亞王國，西方是威脅著伊庇魯斯海岸的威尼斯人占領地，由此，這個君主國必須發展一支強大的軍隊，以在必要時對付來自外部的敵人。周圍的群山和該國偏僻的地理環境，也為它反抗外來之敵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國君邁克爾認為自己是完全獨立的君主，絕不承認任何像尼西亞的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之流的人會高於自己或者成為自己的領袖。國家教會也是完全獨立的，邁克爾一世命令主教需由伊庇魯斯都主教授予聖職。519 伊庇魯斯王國的基本目標是在希臘半島的西部保持古希臘的傳統,以避免被其鄰國法蘭克人和保加利亞人同化。其更廣泛的目標，即遠遠超出其本身的利益的目標，則是在以後出現和發展起來的。 在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統治時期，尼西亞帝國似乎與伊庇魯斯國家並沒有什麼衝突。而當約翰·瓦塔澤斯登上皇位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當時，被殺害的邁克爾的兄弟狄奧多勒占據著伊庇魯斯國家的王位。他立志要戰勝保加利亞人和拉丁人，以擴大自己的疆土。 在其兄弟在位期間，新君主狄奧多勒·安吉列曾經在尼西亞宮廷內作為人質。當時，尚在世的邁克爾一世曾請求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讓他的兄弟回到伊庇魯斯，幫助他治理伊庇魯斯，尼西亞帝國的皇帝答應了邁克爾的要求，但在此前要求狄奧多勒·安吉列向他宣誓效忠，承認尼西亞皇帝及其繼承者是伊庇魯斯的君主。後來，當狄奧多勒·安吉列成為伊庇魯斯君主之後，他並沒有遵守承諾；而且，當他感覺到對抗尼西亞帝國將有利於自己時，就公開採取了敵對態度。 狄奧多勒所採取的第一個引人注目的行動，就是逮捕了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法國奧塞爾（Auxerre）伯爵彼得·德庫爾特奈（Peter de Courtenay）。當拉丁皇帝亨利去世後（1216年），貴族們選舉了亨利的妹夫、彼得·德庫爾特奈為新的拉丁皇帝，他的妻子是鮑德溫和亨利的妹妹約蘭德（Yolande）。彼得與他的妻子是在法國時被當選的。接到了被選為拉丁皇帝的消息之後，彼得就與妻子一起取道羅馬赴君士坦丁堡上任。羅馬教宗霍諾留三世在羅馬的聖羅倫佐·福瑞·勒穆拉教堂（San Lorenso Fuori le Mura），而不是在聖彼得大教堂，給彼得加冕稱帝,目的是強調東方的羅馬（羅曼尼亞）皇帝與西方的皇帝是不同的,如果一位東方皇帝的加冕禮在聖彼得大教堂——查理大帝和奧托一世加冕的場所——舉行，就會引起混亂。注1550彼得在義大利派他的妻子約蘭德先行由海路去君士坦丁堡，他自己則率軍隊沿亞德里亞海岸航行，在都拉基烏姆附近的岸邊登陸，希望能從陸路到達君士坦丁堡。但是，狄奧多勒·安吉列卻在伊庇魯斯山區伏擊了他，打敗並俘獲了彼得軍隊的大部。據一則史料記載，這位拉丁皇帝死於戰場上；但另一則史料則說，彼得被狄奧多勒逮捕，死於希臘戰俘營中。注1551V.G.瓦西列夫斯基說，「狄奧多勒的」這一「舉動完全是希臘-拜占庭式的」注1552。此舉在西方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編年史家們以最黑暗的筆調記載狄奧多勒的野蠻殘酷。注1553彼得·德庫爾特奈的命運，與第一位拉丁皇帝鮑德溫一樣，成為歷史之謎；從各方面的可能性來判斷，彼得是死在獄中。與此同時，已經到達君士坦丁堡的、彼得的寡妻約蘭德則在君士坦丁堡坐了兩年（1217—1219年）寶座，直到她去世。彼得·德庫爾特奈之死，無疑是伊庇魯斯，即西部的希臘化中心對來到巴爾幹半島的拉丁征服者的第一次攻擊。520 但是，狄奧多勒·安吉列的反拉丁政策並沒有從此停止。此後不久，又出現了薩洛尼卡王國的問題，該國國王蒙斐拉的博尼法斯在1207年與保加爾人的一次戰鬥中死去。隨之，王國發生內亂。拉丁皇帝亨利在位期間，他還能夠保護薩洛尼卡王國抵抗其極具威脅性的近鄰保加利亞和伊庇魯斯。而在亨利和拉丁帝國的新皇帝彼得·德庫爾特奈死後，薩洛尼卡王國就無法抵抗伊庇魯斯的狄奧多勒的侵略了。 狄奧多勒對其近鄰薩洛尼卡的拉丁王國發動了戰爭，贏得了勝利，並於1222年毫不費力地占領了薩洛尼卡——前拜占庭帝國的第二大重要城市、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國的第一個采邑。「因此，這個倫巴德人建立的短命的拉丁王國——第四次十字軍建立的第一個占領地，就這樣可恥地覆滅了。」注1554狄奧多勒占領了薩洛尼卡，並將他的領土疆域自亞得里亞海伸展到愛琴海之後，認為自己有權取得羅馬皇帝的稱號。這就是說，他拒絕承認剛剛登上尼西亞帝國皇位（1222年）的約翰·瓦塔澤斯。伊庇魯斯的狄奧多勒認為，他自己是光榮的安吉列家族、科穆寧家族和杜卡斯家族的當然代表，比約翰·瓦塔澤斯更有資格繼承帝位，而這位瓦塔澤斯之所以能登上皇位，只因為他是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的女婿。521 隨後出現的問題是，應該由誰在薩洛尼卡為狄奧多勒加冕。薩洛尼卡的都主教拒絕接受這一榮耀，因為他不願意侵犯當時住在尼西亞並為約翰·瓦塔澤斯加冕的希臘牧首的權力。因此，狄奧多勒轉向另一位大主教，獨立於尼西亞希臘正教牧首區之外、享有教區自治權（autocephalous注1555）的奧赫里德（Ochrida，或Achrisa）及「全保加利亞」大主教底米特里·科瑪特努斯。此人的作品，特別是他的信件，對於這一時期的歷史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底米特里·科瑪特努斯給狄奧多勒舉行了加冕塗油禮，於是，狄奧多勒「穿上了紫袍並開始穿紅靴子」注1556，這是希臘王室的特別標誌。在底米特里·科瑪特努斯的一封信中提到，伊庇魯斯的狄奧多勒加冕和塗油儀式的舉行，是「經過了西方（即指薩洛尼卡西方的伊庇魯斯領土）全體元老院成員、修士和所有的大部隊的讚許」的。注1557另一則史料證實，加冕和塗油儀式是在「居住於西方的」全體主教的讚許下進行的。注1558最後，狄奧多勒自己以拜占庭皇帝的全稱「奉天承運羅馬皇帝及君主狄奧多勒，杜卡斯」簽發了敕令（《金璽詔書》［chrysobulls］）。注1559 關於上述事件的另外一些最新的重要信息見於以上提到的納烏帕克圖斯大主教約翰·阿坡考庫斯的信件。在這位大主教的信中，如V.G.瓦西列夫斯基所寫：「我們第一次得知希臘修士們特別是希臘的主教們在伊庇魯斯人的行動中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狄奧多勒·安吉列被奉為羅馬皇帝是經過慎重考慮的；薩洛尼卡被狄奧多勒奪取，是不利於尼西亞帝國的；這時，君士坦丁堡成為狄奧多勒實現其野心的最近的目標，而且勢在必得；在當時的演說、人心所向及書信作品中，都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即狄奧多勒勢必進入聖索菲亞教堂占據正教宗帝的位置，而這個位置恰被拉丁入侵者非法地占據了。實現這一目標並不是可望不可即的夢想；顯然，從薩洛尼卡進攻君士坦丁堡遠比從尼西亞發動進攻要容易得多。」注1560 522 狄奧多勒之由大主教底米特里·科瑪特奈斯行加冕和塗油禮成為薩洛尼卡帝國皇帝，一定引起了薩洛尼卡和尼西亞之間的政治分裂和西方的希臘主教們與尼西亞帝國的主教們之間的宗教分裂，因為尼西亞主教是以「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自稱的。 在薩洛尼卡的拉丁王國滅亡後的相當一個長時期內，一些西方君主在提到蒙斐拉的家族時，仍然使用薩洛尼卡國王的頭銜。他們是薩洛尼卡王國的「名義上的君主」，而在1261年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國滅亡後，在西歐也同樣出現了一些「名義上的」拉丁皇帝。 於是，自1222年注1561以後，即當薩洛尼卡帝國成立並拒絕承認尼西亞帝國之時，在基督教的東方出現了三個帝國：薩洛尼卡及尼西亞兩個希臘帝國和君士坦丁堡的、一年年衰弱下去的拉丁帝國。注156213世紀的歷史就涉及這三個帝國之間的關係，而保加利亞王國的約翰·亞琛二世在這三方關係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薩洛尼卡與尼西亞 兩位希臘皇帝，即約翰·瓦塔澤斯與狄奧多勒·安吉列有著一個共同的敵人，就是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但是，兩位希臘君主對於拉丁皇帝的態度並不能達成共識，他們兩人都想不惜一切代價用自己的力量占領君士坦丁堡。他們都以為，恢復拜占庭帝國的事業非自己莫屬。因此，他們必須獨自與拉丁帝國鬥爭。結果是兩個希臘君主的分裂。 尼西亞與伊庇魯斯兩大帝國之崛起的消息傳到西歐，引起人們對於拉丁帝國的關注。教宗霍諾留三世致法國太后路易九世之母布朗什（Branch）的信中，提到了羅曼尼亞的強大帝國，以及「那裡正在創立著一個新的法蘭西」的事實，警告這位皇太后，「法國（在東方的）勢力已經被削弱，而且因它的敵手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而繼續衰弱下去，因此，除非給予拉丁皇帝以迅速的援助，否則，拉丁人恐怕會遭遇到不可挽救的人力及資源上的損失」。霍諾留三世進而提出，應向法國國王求助，請他援助拉丁皇帝。注1563 523 約翰·瓦塔澤斯一登上王位，很快戰勝了小亞細亞的拉丁人；然後，以尼西亞帝國已經掌握的一支艦隊占領了愛琴海上的開俄斯、萊斯博斯、薩莫斯和其他一些島嶼，此後，他又接受了亞得里亞堡居民要求將他們從拉丁人枷鎖下解放出來的籲請，對歐洲採取了敵對行動。他向亞得里亞堡派出了一支軍隊，似乎不費一槍一彈就占領了這個重要的戰略據點。對於約翰·瓦塔澤斯來說，占領亞得里亞堡就是打開了通向君士坦丁堡的大門。作為兩位競爭者之一的瓦塔澤斯似乎距離他所珍愛的目標已經不遠了。 與此同時，狄奧多勒·安吉列從薩洛尼卡出發，占領了色雷斯的大部分；然後於1225年達到了亞得里亞堡城外，迫使瓦塔澤斯的軍隊撤離此城。失去亞得里亞堡，對於約翰·瓦塔澤斯的計劃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同時，狄奧多勒奪取了另外一些據點，使他的軍隊抵達君士坦丁堡城下。拉丁人處境危險。薩洛尼卡的皇帝幾乎已經成為拜占庭帝國的真正恢復者了。他的領土差不多已經從亞得里亞海岸伸展到了黑海。 但是，此時狄奧多勒不得不放棄他與拉丁人鬥爭中即將獲勝的希望，因為他受到了來自北方的強敵保加利亞的約翰·亞琛二世的強大壓力，後者同樣意在奪取君士坦丁堡。 沙皇注1564約翰·亞琛二世統治下的保加利亞在基督教東方扮演的角色 約翰·亞琛二世（1218—1241年在位），亞琛家族的最偉大的人，是約翰·亞琛一世的兒子。著名歷史學者吉來切克（Jireček）曾經說過：「雖然他自己不是征服者，但他把其王國的領土擴張到此前幾世紀從沒有人達到過，其後者也無法再度獲得的區域；然而當他接手這個王國時，它卻正處於混亂無序當中。」注1565由於亞琛對宗教事務的寬容態度，他本身的富有教養，以及他的仁慈寬厚，使他不僅在保加利亞人中間，甚至在希臘人中間也留下了極好的名聲。一位13世紀的希臘歷史學家喬治·阿克羅波利塔是這樣寫到亞琛的：「所有的人都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快樂的人，因為他從來不用寶劍鎮壓他的臣民，也從來不像他以前的保加利亞諸王那樣屠殺羅馬人。因此，他不僅受到保加利亞人愛戴，也受到羅馬人和其他民族民眾的愛戴。」注1566 524 在拜占庭歷史上，約翰·亞琛二世是大保加利亞王國思想的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它認為該王國似乎能夠把整個巴爾幹半島的正教居民囊括在內，而且要將其首都建於帝都注1567（君士坦丁堡）。毫無疑問，這一計劃是與兩個希臘帝國的實際利益相牴觸的，自然要引起各方勢力之間的敵對。但是，事件的發展似乎有利於保加利亞沙皇實現他的計劃。 在羅伯特·德庫爾特奈死後（1228年），拉丁帝國的皇位原應傳給他的兄弟鮑德溫二世，一個11歲的男孩。這樣，就產生了攝政的問題。有人建議由約翰·亞琛擔任攝政，他是鮑德溫的親戚；而且，為了加強兩個國家的友誼，人們建議鮑德溫與亞琛的女兒聯姻。亞琛十分清楚預想中的協議之有利可圖，他並企望無須流血即占領君士坦丁堡。於是，亞琛接受了這一建議並向鮑德溫承諾，他將幫助鮑德溫解放被他的敵人占領的土地，特別是被伊庇魯斯的狄奧多勒所占領的土地。但是，拉丁騎士和教職人士頑固地抵制選擇一位拉丁帝國的死敵來擔任攝政者，他們堅持要選擇一位法國人，即耶路撒冷的「名義上的國王」布里恩的約翰（John of Brienne），當時這位國王正在西歐，是一位80歲的老人。於是，亞琛奪取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次機會就以失敗告終。 占領了亞得里亞堡之後，薩洛尼卡皇帝、伊庇魯斯的狄奧多勒就成了巴爾幹半島上的主角，他與亞琛達成了一項協議。但是，他們的友好關係並沒有維持很久。有關亞琛要成為君士坦丁堡攝政的計劃引起了狄奧多勒的懷疑。他背叛了與亞琛的同盟，重新對保加爾人採取了敵對態度。1230年雙方在亞得里亞堡和菲利波利斯城之間一個被稱為克洛克提尼扎（Clocotinitza）的地方進行了決戰，此地即今日的塞米提耶（Semidje）。得到庫曼人騎兵大力支持的約翰·亞琛獲得全勝。注1568狄奧多勒·安吉列被俘。最初他受到了善待，但後來他陰謀殺害亞琛，陰謀暴露後，眼睛被刺瞎。 1230年克洛克提尼扎戰役是13世紀基督教東方歷史的轉折點。它毀滅了西方的希臘帝國和西方的希臘人中心，該中心似乎已經準備光復拜占庭帝國。短命的西方帝國（1222—1230年）事實上已經不再存續，而曾淪為戰俘的曼紐爾，即狄奧多勒·安吉列的兄弟，成為薩洛尼卡的統治者。一些歷史學家認為，他不再稱為皇帝，而是親王（Despot）。但這一點值得懷疑：他仍然以適合於皇帝的高貴身份使用紅墨水簽署敕令，而且在文件上仍然自稱為皇帝。注1569在13世紀的後期歷史中，國土互相分離的薩洛尼卡和伊庇魯斯在巴爾幹半島不再有任何重要作用。此後，為奪取君士坦丁堡的鬥爭仍在繼續，不是在三個競爭者之間，而是在兩個競爭者，即瓦塔澤斯和約翰·亞琛之間進行。525 戰勝了伊庇魯斯的狄奧多勒之後，保加利亞沙皇不費一兵一卒就占領了亞得里亞堡和整個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直到都拉基烏姆城（都拉索）。薩洛尼卡、色薩利和伊庇魯斯仍然控制在希臘人手中。 保加利亞沙皇在保加利亞特爾諾沃的四十殉道者教堂里的一個白色大理石柱子上的一段銘文中，以不容冒犯的口氣寫道：「我，約翰·亞琛，忠實於基督上帝的保加利亞沙皇和絕對君主，老沙皇亞琛之子……發動了一場進攻羅曼尼亞的戰爭，打敗了希臘人軍隊，而且，我已經俘獲了希臘皇帝狄奧多勒·科穆寧和他的所有波雅爾（即貴族）們，占領了自亞得里亞堡到都拉索的所有城市、希臘的領土及阿爾巴尼亞和塞爾維亞的領土。拉丁人（法蘭克人）只保存了帝都周圍的城市，但即使他們，也成了朕所掌握的臣民，因為他們沒有國王，只有我是他們的國王，他們得感謝我使他們能繼續生存。」注1570在亞琛授予拉古薩商人的一份關於在其領土上自由經商的特許狀中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全部奧斯曼土耳其人歐洲屬地，除了伊斯坦堡之外，幾乎包括全部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都處於亞琛的勢力控制之下。注1571 希臘-保加利亞人同盟。——隨後，約翰·亞琛因得不到君士坦丁堡攝政的地位而惱怒，遂出面組織了東方的東正教同盟，包括亞琛本人、尼西亞帝國的約翰·瓦塔澤斯和薩洛尼卡的曼紐爾。這一新的同盟是直接對付拉丁人的。顯然，這一同盟是不利於巴爾幹半島上保加利亞人的危險步驟。因此，如V.G.瓦西列夫斯基正確地指出的那樣，這一聯盟的靈魂亞琛「促成薩洛尼卡的曼紐爾和尼西亞皇帝之間、歐洲和亞洲的希臘人之間的友好諒解，為尼西亞主人將其影響擴及原來屬於拜占庭帝國的薩洛尼卡甚至是亞琛的領土上開闢了道路。正教的東方帝國的復興部分地也是由於這一親善關係的建立。」注1572 526 被重重包圍的拉丁帝國首都又一次處於危險地位，當時的人們對此是深有體會的。反拉丁帝國同盟的目標就是完全摧毀拉丁帝國的統治，將拉丁人從君士坦丁堡趕出去，然後在同盟者之間分配他們的領地。1235年，亞琛和瓦塔澤斯的軍隊從水陸兩方面包圍了君士坦丁堡，但後來被迫無果而撤。警覺的教宗格列高利九世在寫給西方君主要求幫助君士坦丁堡皇帝的信中宣稱：「瓦塔澤斯和亞琛，這伙分裂者，最近簽署了一項忤逆的合約，以大批希臘軍隊侵犯了我們親愛的基督的兒子、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土地。」注1573末代拉丁皇帝鮑德溫二世大失所望，離開了君士坦丁堡去歐洲施行，乞求歐洲各國君主以金錢和人力援助他的帝國。 君士坦丁堡暫時擺脫了危險。停止進攻的一個原因是東正教同盟中的一方約翰·亞琛逐漸撤離了戰場，他意識到，尼西亞帝國遠比垂死的衰弱的拉丁帝國更危險。因此，保加利亞國王改變了政策，開始保護拉丁帝國的皇帝。與這個政治聯盟同步進行的是，亞琛採取了與教宗和解的步驟，他向教宗表示了他對羅馬大公教會的忠誠，並請求教宗派一位使者來談判。13世紀最後二十五年間形成的希臘—保加利亞的短期同盟就這樣結束了。 約翰·瓦塔澤斯與霍亨斯陶芬朝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同盟 約翰·瓦塔澤斯時代有一個重要問題，即兩個相距甚遠的統治者（即尼西亞皇帝和西方皇帝霍亨斯陶芬朝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之間的友好關係。 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中世紀最著名的一位德意志國王，他統治時期曾把德意志與西西里王國聯合到一起。西西里王國在皇帝亨利四世時期，即在12世紀末期曾經極大地威脅著拜占庭的安全。弗里德里希曾經在西西里的南部巴勒莫度過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這裡，曾經居住過希臘人，後來是阿拉伯人最後是諾曼人；他能講一口漂亮的義大利語、希臘語和阿拉伯語，而且，很可能，至少在他年青時，他的德語講得極差。他不像他的同代人那樣重視宗教問題。在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等東方學者（他們中間的大多數聚集在弗里德里希的西西里宮廷）的影響下，他變得專注於科學和哲學。他還在那不勒斯建立了大學，在薩萊諾贊助了一所醫藥學校，這所學校在中世紀非常著名。簡言之，在思想和受教育程度方面，弗里德里希極大地超出了他的同時代人，他們並不總是能理解他。弗里德里希二世統治時期，可以被定位為「文藝復興的序幕」。19世紀中葉，一位法國歷史學者寫道：弗里德里希「推動了文藝復興運動，促成了中世紀的滅亡和近代歷史的開始。」注1574他是「一個有創造力的傑出天才人物」注1575。若干年以前，一位德意志歷史學家說道：「以其知識的廣博性而言，他是一位居於皇位上的真正的文藝復興運動的天才，同時他也是一位天才的皇帝。」注1576作為一位歷史學者們長期熱心研究的對象，弗里德里希皇帝在許多方面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注1577 527 弗里德里希繼承了皇權無限，皇帝蒙上帝許可獲得統治世俗世界之最高權威的理念，他頑固地反對教宗權、反對教宗權高於國王權力的教義。教宗與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鬥爭是十分激烈的；皇帝曾經三次被開除教籍。長期鬥爭使他筋疲力盡。在這場鬥爭中，教宗無視任何精神上的目標，全力以赴地對付自己的私敵，他們決心消滅弗里德里希這個「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毒蛇」。 在弗里德里希身上，具有這樣的性格特點：政治的計劃和目標總是超出宗教的目標。弗里德里希對於教宗的敵意擴展到所有教宗所支持的事物。因此，在對待東方拉丁帝國的政策方面，弗里德里希與約翰·瓦塔澤斯是完全一致的，因教廷把拉丁帝國視為促使東西方教會合併的手段。弗里德里希對於拉丁帝國的敵意是因為他從這個帝國的存在中，看到了教宗勢力及其影響的因素；約翰·瓦塔澤斯則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教宗的作用，他認為，教宗拒絕承認當時入駐尼西亞的君士坦丁堡正教牧首的地位，對於他本人占領君士坦丁堡的目標製造了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於是，在13世紀40年代，兩個皇帝之間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弗里德里希毫不猶豫地與「希臘人，即教宗和拉丁帝國的死敵成為盟友」。注1578 528 早一些時候，伊庇魯斯的狄奧多勒·安吉列也曾經與西方皇帝有過友好的通信交往，甚至接受過他的經濟資助，對此，教宗格列高利九世曾同時詛咒弗里德里希和伊庇魯斯的君主，將他們開除教籍。很明顯，在弗里德里希的政治聯盟中，宗教問題，不管它是正教還是公教注1579，都不具有重要性。 但是，在對於教宗的敵意對抗方面，弗里德里希和約翰·瓦塔澤斯所追求的目標是不一致的。前者希望教宗放棄他對世俗權力的要求；後者希望達成某種妥協，以使西方教會承認東方的教會組織，從而使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教會失去其存在的理由。於是，約翰·瓦塔澤斯希望拉丁帝國迅速消失。教宗對於他的這兩個突然結成同盟的敵手也持不同態度。在弗里德里希身上，他看到的是一個不服從教會的孩子，侵犯了「基督的牧人」及聖彼得的繼承人的特權，而這從教宗的立場來說是不可剝奪的特權。而在教宗眼裡，約翰·瓦塔澤斯是一個分裂主義者，他阻止了教宗去實現他重新恢復教會聯合的美夢。兩個同盟者達成了妥協，弗里德里希答應瓦塔澤斯幫助他從拉丁人手中解放君士坦丁堡，將它歸還給其合法的皇帝；而在尼西亞皇帝瓦塔澤斯那裡，則承諾承認這位西方皇帝的宗主權，並致力於恢復兩個教會的聯合。當然，這裡很難看出雙方的承諾究竟有多少誠意。 弗里德里希與約翰·瓦塔澤斯的關係是如此密切，以至於在13世紀40年代，希臘軍隊甚至在弗里德里希的義大利軍隊中作戰。而且，在約翰·瓦塔澤斯的第一個妻子狄奧多勒一世拉斯卡利斯的女兒伊琳娜死後，兩位反對教宗的皇帝之間的聯繫更加密切。失去妻子的皇帝瓦塔澤斯聲稱，他「不能忍受自己的孤獨」注1580，遂娶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女兒、霍亨斯陶芬朝的康斯坦絲，她在加入希臘正教會時只有十一二歲，在正教會取的教名是安娜。有一首由尼古拉斯·伊林尼科斯（Nicolaus Irenikos[Eirenikos]）所寫的長詩提到在尼西亞舉行的這場婚禮，頭兩行是這樣寫的： 常春藤輕柔地環繞著可愛的柏樹；529 皇后就是那柏樹，我的皇帝就是那常春藤。注1581 康斯坦絲-安娜晚於她的丈夫許多年後去世，在她孀居的這些年間，經歷了各種危難和變遷。她逝於西班牙的瓦倫西亞，在那裡的一座聖約翰醫院騎士團的小教堂里，仍然存放著這位前尼西亞的皇后的棺木。上面的銘文是：「這裡長眠著康斯坦絲夫人，希臘的皇后。」注1582 弗里德里希的宗教思想也反映在他與約翰·瓦塔澤斯的通信中。一些學者曾根據他的宗教思想將其與發動英國宗教改革的國王亨利八世相比較。注1583其中的一封信中表明，他不僅被瓦塔澤斯的個人魅力所折服，而且為他支持皇權統治之原則的熱情所折服：「我們，生活在世俗世界的所有國王和君主們，特別狂熱地追隨正統的宗教和信仰，對大主教們懷有敵意，且特別反對教會的最高首領。」然後，這位皇帝痛斥了西方修士們的放肆和特權，呼籲道：「噢！幸福的亞洲！噢！快樂的東方國君！他們從來不必懼怕其臣民的武裝，也不必懼怕教權的干預。」注1584儘管弗里德里希是正宗的公教會信徒，但他顯然對東方的正教會更有好感；在他致瓦塔澤斯的一封信（該信現有希臘文和拉丁文兩種文本）中，有這樣的句子：「啊，這個所謂的最高使徒（此處指教宗，拉丁文sacredotum princeps，希臘文ἀρχιερεύς）天天在陛下的所有羅馬臣民（拉丁語此處為Graecos）面前詛咒陛下的名字，無恥地稱最正統的羅馬人是異端，而恰是從這些羅馬人那裡，基督教的信仰發展到了世界的最邊緣……」注1585在另一封致伊庇魯斯君主的信中，弗里德里希寫道：「我們只希望保護我們自己的權利，也保護我們友好親近的鄰邦的權利，他們對基督的純潔忠誠的愛，使我們聯合起來，特別是希臘人，我們的好友……[教宗竟稱]這些最虔誠最正統的希臘人是最不虔誠的異端。」注1586 530 弗里德里希與瓦塔澤斯的友好往來一直持續到弗里德里希去世，儘管在晚年，弗里德里希曾經對尼西亞與羅馬教廷間的談判和互換使者的行為感到擔憂。由於這個原因，弗里德里希在致瓦塔澤斯的信中，「像一個居於父親身份者指責兒子的行為」那樣責備瓦塔澤斯，「居然不徵求父輩的意見而向教宗派出了使者」。弗里德里希不無諷刺意味地進而寫道：在涉及東方事務時，「朕若沒有得到你的建議，情願什麼事情也不做，因為對於你的鄰國，你了解得更多，遠勝於朕。」注1587弗里德里希警告瓦塔澤斯，羅馬大主教們「並不是基督的傳教士的領袖，而是吞噬基督教民眾的貪婪的狼和野獸」。注1588 弗里德里希皇帝去世後，特別是他的私生子曼弗雷德（Manfred）成為西西里國王后，尼西亞帝國與神聖羅馬帝國的關係發生了變化，曼弗雷德成為尼西亞帝國的敵人。簡言之，在瓦塔澤斯死後，即1254年之後「弗里德里希曾經夢想過的聯盟不復存在，只餘下了它的記憶」注1589。 我們不能說，兩個皇帝之間的聯盟帶來了什麼重要的後果；但卻可以認為，約翰·瓦塔澤斯依託於西方皇帝的友好支持，一定更有希望最後實現其光復君士坦丁堡的大業。 蒙古人的入侵和小亞細亞諸統治者反對蒙古人的聯盟 13世紀40—50年代,在東方出現了蒙古人，即韃靼人（拜占庭資料中稱之為Tahars,Tatard，Atars）入侵的危險。著名的鐵木真汗（他曾經號稱成吉思汗，即大汗）的一支後裔族人巴圖（Batu，Baty）部落衝進了今日俄羅斯的歐洲部分，以其不可抵抗的破壞性的屠殺，於1240年占領了基輔，隨後越過喀爾巴阡山到達了波希米亞，後來被迫撤回俄羅斯草原。與此同時，另一支蒙古大軍向俄羅斯草原的南方行進，征服了整個亞美尼亞及埃爾祖魯姆注1590（Erzerum）並進入小亞細亞，威脅著羅姆蘇丹國即伊科尼姆和軟弱的特拉布松帝國。來自蒙古人威脅的共同壓力使小亞細亞的幾個國家，即羅姆蘇丹國、尼西亞帝國和特拉布松帝國結成盟友。塞爾柱人和特拉布松帝國的軍隊被蒙古人打敗了。此後，伊科尼姆蘇丹被迫向蒙古人納年貢，每年為蒙古人進貢馬匹、獵狗等以求得安寧。特拉布松帝國的皇帝也明白自己無法對抗蒙古人，遂與蒙古人迅速達成和約，答應向蒙古人納貢，成為蒙古人的附庸。對於塞爾柱人和尼西亞帝國來說，幸運的是蒙古人忙於從事其他軍事活動，將他們大屠殺的注意力放在西方，使得尼西亞皇帝能對巴爾幹半島採取決定性措施。531 從以上的聯盟之形成可以明顯看出，在13世紀，基督徒與異教徒之間並不因其信仰不同而妨礙他們之間的聯合；信守正教信條的尼西亞皇帝和特拉布松的皇帝在共同的危險面前就與伊科尼姆的穆斯林蘇丹建立了友好的合作關係。 一位13世紀的西方歷史學家、巴黎的馬休記載了與韃靼人入侵有關的兩個故事，表明當時在歐洲盛傳著一些謠言。注1591在兩個故事中，馬休都提到1248年有兩個蒙古使者被派至教廷，受到了教宗英諾森四世的熱烈歡迎，教宗同其他任何一位公教會的成員一樣，希望蒙古人能夠接受基督教。但是，在第一個版本中，馬休也談到了當時的人們懷疑蒙古王公致教宗的信中，有關於對約翰·瓦塔澤斯（文獻中作Battacium）「一個希臘人，弗里德里希的女婿，教廷的製造分裂的、不馴服的兒子」 發動戰爭的建議，「而且，教宗對於這一建議並非不感興趣」。而馬休在其《盎格魯編年史》中提到，教宗指示蒙古使臣向其國王通報，如果他接受了基督教，他就應當帶著他的全部軍隊去進攻約翰·瓦塔澤斯，「一個希臘人，弗里德里希的女婿，教會分裂主義者，他反對教宗和拉丁皇帝鮑德溫，在那之後又支持曾經起而反對教廷的弗里德里希」。但是，韃靼人使者不喜歡鼓勵「基督徒內部的相互憎恨」，於是通過他們的譯員回答教宗，他們無權將這樣的條件強加於他們的君主，他們擔心，其君主若聽到這樣的消息會非常憤怒。 當然，上述兩種說法，特別是反映了13世紀歐洲流言的第二個說法，並沒有任何歷史價值，注1592人們也不應該如米勒那樣將這一記載視為歷史事實。米勒在引用上述第二種說法時這樣寫道：「這些異教使者在給予聖父關於上述基督教的教訓之後，回到了他們自己那未開化的蒙昧國家。」注1593但是，這裡特別重要的是要強調這一事實，約翰·瓦塔澤斯的政治影響和他的重要性已經被廣泛地承認和讚許，乃至於成為教宗與蒙古使者之間談判的話題——至少在西方作者筆下是如此。使者們受到教宗英諾森四世的極大尊重和重視，他給蒙古人的「英明君主和貴族們以及韃靼軍隊中的所有王公們及爵爺們」寫了一封長信，信中督促他們皈依基督教。注1594當然，在這封信中教宗並沒有提到約翰·瓦塔澤斯的名字。與此同時，瓦塔澤斯擺脫了蒙古人自東方入侵的危險，集中自己的全部精力處理巴爾幹半島的問題並取得了輝煌的勝利。532 約翰·瓦塔澤斯對外政策的重要意義 約翰·亞琛於1241年死後，第二保加利亞王國的輝煌時期就結束了，亞琛的軟弱而沒有經驗的繼承者們不可能維持他所征服的土地。隨著他的去世，第二保加利亞王國在巴爾幹半島上建立一個以君士坦丁堡為核心的強大的希臘-斯拉夫帝國的企圖也隨之破滅。對於10世紀的西梅恩和13世紀的亞琛、卡洛揚及約翰二世來說，這一計劃是不可能實現的太過龐大的目標。而這一目標的最後一次嘗試，是斯拉夫人，即塞爾維亞人在14世紀以更大的規模所策劃和組織的。 約翰·瓦塔澤斯利用保加利亞王國瓦解之機，率領軍隊穿過了歐洲海岸，幾個月內就從保加利亞人手中奪取了馬其頓和色雷斯等被亞琛所占領的所有領地。瓦塔澤斯還將他的軍隊推進到薩洛尼卡城，當時的薩洛尼卡正陷入內亂，瓦塔澤斯沒有費更多的力氣就占領了這個城市。薩洛尼卡城市國家從此不復存在。當年，瓦塔澤斯奪取了色雷斯地區數座當時仍被拉丁人所控制的城市。尼西亞皇帝向君士坦丁堡城靠近了。伊庇魯斯的君主屈從了尼西亞皇帝的宗主權。瓦塔澤斯渴望實現進逼博斯普魯斯海峽一岸的目標，已經沒有競爭者了。 在瓦塔澤斯統治時期結束時，他的領地，包括直接的領有和納降的附屬國在內，已經從黑海伸展到亞得里亞海岸。除了希臘腹地和伯羅奔尼撒半島外，只有君士坦丁堡還沒有被希臘人帝國光復。533 1254年，約翰·瓦塔澤斯執政33年後去世，享年62歲。所有的資料幾乎都讚揚他。他的兒子、繼承人狄奧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在一首頌歌中寫道：「他統一了被那些外來的暴君、那些拉丁人、波斯人、保加爾人、斯基泰人和其他民族的暴君分割得七零八落的奧索尼亞（Ausonian）的土地，懲罰了強盜，保護了他的領土……他使得我們的國家能夠抵制外來的敵人。」注1595拜占庭的歷史學家們異口同聲地讚揚約翰·瓦塔澤斯的功績。注1596即使在歷史學家的記載中多少有些誇張之詞，但約翰·瓦塔澤斯必須被認為是一位天才有為的政治家，是拜占庭帝國之復興的主要奠基者。 有趣的是，約翰·瓦塔澤斯是如此被人們所愛戴和高度評價，他死之後不久，民間傳說中將他譽為聖徒；在與他有關的回憶錄中出現了神跡的顯示，《仁慈者聖約翰之一生》（The Life of St.John the Merciful）一書也問世了，這是民眾中常見的一種封聖方式。那些紀念約翰·瓦塔澤斯的作品並沒有得到希臘正教會的承認，供奉他的神龕只限於小亞細亞的呂底亞城境內的馬格尼西亞這一有限區域內，因為他就被葬於此。我們不能將這本傳記與7世紀的聖徒「仁慈者約翰」的傳記相混淆。這種事情經常發生。而且，學者們對於這本書究竟於何時何地成書還沒有統一意見。即使在今天，馬格尼西亞及其周圍的教職人士和民眾仍然於每年的11月4日在本地教堂集會，紀念當年這位「仁慈者約翰皇帝」。注1597正教會的教歷在11月4日這天標著：「約翰·杜卡斯·瓦塔澤斯日」。注1598 瓦塔澤斯的外交活動特別重要，因為他逐漸消滅了那些妄圖恢復帝國之偉業的人物，如薩洛尼卡、伊庇魯斯和保加利亞的統治者，收復了大片土地，事實上已經意味著帝國的恢復。這一任務主要是約翰·瓦塔澤斯完成的，而在1261年，邁克爾·巴列奧洛格只是受益於這位最優秀的尼西亞皇帝的能力和頑強毅力所獲得的成果。約翰·瓦塔澤斯的後人稱他為「希臘人之父」。注1599 534 狄奧多勒與約翰·拉斯卡利斯及拜占庭帝國的重生 尼西亞帝國的最後幾位統治者是約翰·瓦塔澤斯的兒孫，狄奧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1254—1258年）和約翰四世拉斯卡利斯（1258—1261年）。狄奧多勒33歲那一年，「按照傳統，坐在盾牌上」，注1600在貴族和軍隊的擁戴下，被宣布為皇帝。 狄奧多勒儘管身體很虛弱，但在他稱帝之前，卻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學習和文學活動中。他的聰明睿智的父親為了培養教育他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狄奧多勒的學業是在當朝最偉大的學者尼斯福魯斯·布萊米底斯（Hicephorus Blemmydes）和喬治·阿克羅波利塔（George Acropolita）的精心指導下完成的。 在狄奧多勒二世登上帝位之時，他像他的父親一樣表現出了過人的政治活動能力，這使得他有時候竟然忘卻了自己的學業，特別是放鬆了對他最喜愛的哲學問題的探索。他十分清楚對外關係的重要性，因而，將他的主要精力用於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狄奧多勒寫道：「我有一個真理，一個目標，一個願望，即集中主的羊群，保護他們免受虎視眈眈的狼群的侵害。」注1601狄奧多勒相信希臘人需要依賴於他們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賴於外族同盟者或外族僱傭軍，因此，他可能是唯一關注軍隊的「希臘化」問題的「拜占庭」皇帝，而不是像其他皇帝那樣，循規蹈矩地使用外國僱傭軍。注1602 1258年，年輕的皇帝英年早逝（36歲），在臨死之前，將自己的皇袍換作了修士的道袍。他將瓦塔澤斯所征服的土地完全傳給了自己的繼承者。這一好學的、受過哲學化教育的皇帝一生都堅定地相信，歷史將給予他客觀的評價。他在自己的一封信中說道：「歷史的評判必將由我們的後人做出。」注1603專門記載狄奧多勒二世時期歷史的歷史學家，亦不無誇張地說：「狄奧多勒過早地去世，否則的話，希臘主義可以期望在這位皇帝的統治下有更好的時光，他窮盡畢生精力，以期望將希臘帝國建立在更堅實的基礎上。」注1604但是，狄奧多勒的野心只能是一種理論。事實上，代表著不同民族的僱傭軍已經在尼西亞帝國的日常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狄奧多勒時期尤其如此。注1605 535 在對外活動方面，狄奧多勒進行了兩次對保加利亞的艱苦征伐。當保加利亞沙皇邁克爾·亞琛聽到瓦塔澤斯去世的消息時，立即趁機恢復在瓦塔澤斯時期失去的領地，當時人們擔心，瓦塔澤斯的所有歐洲征服地將會重歸保加利亞所有。儘管經歷了許多困難和自己手下將軍們的背叛及膽怯，狄奧多勒的兩次對保加利亞戰爭還是獲得了勝利，而且，由於羅斯大公，即邁克爾·亞琛的岳父羅斯提斯拉夫的介入，雙方簽訂了和議。保加利亞和希臘人維持了他們原來的邊界，但保加利亞的一個防砦居然割讓給了狄奧多勒。注1606 狄奧多勒與伊庇魯斯王國的關係與伊庇魯斯君主之子與狄奧多勒之女訂婚之事有關，這導致狄奧多勒得到了都拉基烏姆這個位於亞得里亞海域的重要海港和位於保加利亞和伊庇魯斯邊界上的塞爾維亞防砦。都拉基烏姆「是尼西亞帝國的西出口，而對於伊庇魯斯諸君主們來說，則更是一根骨刺」注1607。 在小亞細亞，塞爾柱突厥人受到了蒙古人的嚴重威脅，蒙古人成功地將塞爾柱蘇丹變成自己的臣屬。當時的局勢比較微妙且複雜。由於狄奧多勒曾經在蘇丹與蒙古人的鬥爭中支持了蘇丹，儘管並非決定性的支持，使蘇丹「變得像一頭羞澀的鹿」注1608一樣在狄奧多勒的宮廷中接受保護。但是，尼西亞帝國與蒙古帝國之間避免了鬥爭，一位蒙古使者被派到了尼西亞狄奧多勒的王宮。接待儀式可能是在馬格尼西亞宮進行，場面十分壯觀豪華；狄奧多勒的主要想法是想給韃靼人一個下馬威，其實，他還是懼怕這些韃靼人的。皇帝坐在高高的王座上，手持寶劍，接見了使者。拜占庭歷史學家詳細地記錄了這次接待儀式。注1609 一位近代歷史學家這樣評價狄奧多勒：「簡言之，他極端神經質，是當代精神病學專家從事研究的一個很有趣的素材」，他「不到四年的短期統治，並不能使他在自己的歷史時代留下深刻的痕跡」注1610。後來有人說，「狄奧多勒時期，人們才特別感受到何為『開明的專制』」。注1611當然，狄奧多勒的統治時期過於暫短，人們還很難因此確定他的統治之重要意義。但在尼西亞的歷史上，由於他成功地繼承了他父親的對外政策並且由於他本人淵博的學問，他一直受到後人的尊重。536 狄奧多勒的獨子和繼承人，當時還不滿八歲的約翰四世（1258—1261年在位），即使有其父王指定的攝政喬治·穆扎倫（George Muzalon）的協助，仍然難以處理好帝國的複雜事務。約翰·瓦塔澤斯的親戚，一個野心勃勃而又精明狡猾的邁克爾·巴列奧洛格，「一個從不安分的陰謀家和一個聲名狼藉的偽君子，但卻是一個能幹的官員」注1612，此時就充當了重要角色。他雖然身居要職，官位顯赫，卻因經常被瓦塔澤斯和狄奧多勒二世懷疑施陰謀、搞政變而試圖懲罰，他數次逃脫，甚至一度逃至伊科尼姆的蘇丹宮中。「亂世出英雄」，巴列奧洛格精明地利用了「亂世」，於1259年被加冕為帝。 尼西亞帝國所屬巴爾幹半島占領地上的外部威脅來自伊庇魯斯君主國的國王，他成功地組成了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反尼西亞同盟，其中有西西里王曼弗雷德（伊庇魯斯君主的親戚、德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私生子）和阿凱亞公爵威廉·維拉杜安。邁克爾·巴列奧洛格取得了對這個同盟的幾次軍事勝利，決定性的戰役是在1259年發生於西馬其頓地區的佩拉戈尼亞（Pelagonia）平原上，此地距離卡斯托利亞（Castoria）城不遠。在邁克爾的軍隊中參戰的除了希臘人外，還有突厥人、庫曼人、斯拉夫人等。佩拉戈尼亞戰役，或者說是卡斯托利亞戰役以伊庇魯斯同盟軍的徹底失敗而告終。阿凱亞公爵在這次戰役中被俘。裝備精良的西方騎士在輕裝的比提尼亞人、斯拉夫人和東方帝國軍隊的攻擊下落荒而逃。「或許，這是突厥人第一次在希臘人軍隊中與希臘人在希臘的土地上作戰。」注1613一位當時的歷史學家喬治·阿克羅波利塔是如此評價這一事件的，他說：「在皇帝的指揮下，我們的軍隊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勝利，其聲威遠播地球的每一個角落；這樣輝煌的勝利即使在人類歷史上也是罕見的。」注1614在保留至今的一部邁克爾·巴列奧洛格的傳記中，也提到這次戰役，說：「隨同他們（羅馬國家的叛逆者，即伊庇魯斯君主及其臣僚們）及以阿凱亞公爵為首的同盟者一起被我擊潰的還有誰呢？有阿勒曼尼人、西西里人和義大利人，他們來自亞庇基亞人和布倫杜修的土地阿普利亞，來自比提尼亞、埃維厄和伯羅奔尼撒。」注1615 卡斯托利亞戰役對於拜占庭帝國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伊庇魯斯君主的領地只剩下該君主本來占據的伊庇魯斯世襲領地。拉丁皇帝無法依賴敗北的阿凱亞公國，而且，拉丁帝國此時處於軟弱無能的鮑德溫二世的統治下。537 與此同時，為了保證攻擊君士坦丁堡的最後成功，邁克爾·巴列奧洛格與熱那亞人簽訂了和約。熱那亞人與威尼斯人在商業利益上的對抗遍及東地中海的每一處。自從第四次十字軍及拉丁帝國建立之後，威尼斯人在東地中海的拉丁人占領地獲得了相當可觀的特殊商業利益，熱那亞人卻不想對這一既成事實讓步。邁克爾非常清楚這一點，遂與熱那亞人進行談判；儘管熱那亞人知道，與分裂者希臘人的談判會引起教宗和整個西方世界的憤怒，但他們更迫切地想把他們的威尼斯對手從東方趕出去，遂與邁克爾簽訂了和約。 1261年3月，在水神殿（Nymphaeum），邁克爾與熱那亞人簽訂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條約，給予熱那亞人在東中海與威尼斯人一樣的商業特權。這是一次真正的針對威尼斯人的攻守同盟。注1616熱那亞人獲得了在帝國所有行省（包括現有的和將來會占有的）進行自由貿易的永久性特權。特別重要的是關於君士坦丁堡和克里特島及埃維厄島上之特權的承諾，邁克爾同意，「如果由於上帝的恩賜」，他奪回了上述領地，這則協議也將在上述地區有效；士麥拿——作為一個專門從事商業活動的、有著一個良好的港口並擁有所有物品的城市，則指派給熱那亞人全權管理；協議允許熱那亞人在開俄斯島和萊斯博斯島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建立商站和教堂；黑海將對所有其他外國商人關閉，除非他是邁克爾的忠實臣民熱那亞人和比薩人。在熱那亞人方面，他們承諾，將保證給予拜占庭帝國的臣民以自由貿易的權利，用艦隊支持邁克爾，但前提是，這支艦隊不會用來對付教宗和熱那亞人的朋友。熱那亞人的艦隊在邁克爾光復君士坦丁堡的計劃中是至關重要的。在君士坦丁堡被邁克爾的軍隊攻克之前不久，熱那亞批准了這項協議。這件事對於熱那亞人是一次輝煌的勝利，自從薩拉丁在敘利亞獲得了勝利之後，熱那亞人曾經遭到慘重的損失。此時在熱那亞的經濟史上掀開新的一頁。「13世紀殖民生活的繁榮與12世紀殖民生活的中斷和試探性的舉措形成了明顯的對比。顯然，這是廣泛的實踐和良好的組織形式，尤其是令人驚異的貿易活動發展所致。」注1617 538 1261年7月25日，邁克爾的軍隊不費吹灰之力就奪取了君士坦丁堡。此時，邁克爾在小亞細亞，獲悉君士坦丁堡被攻克的消息，他立即出發，於8月初進入君士坦丁堡，受到市民的熱烈歡迎；此後不久，他就在聖索菲亞大教堂進行了第二次加冕。鮑德溫二世逃到了埃維厄（內格羅彭特）。拉丁教會的大主教和其主要的教職人士及時地在君士坦丁堡被攻克之前逃離了該城。在邁克爾的命令下，不幸的約翰四世拉斯卡利斯被刺瞎了雙眼。邁克爾·巴列奧洛格由於成功地利用了尼西亞諸帝所創造的有利局面，成為拜占庭帝國的恢復者、巴列奧洛格王朝的奠基人邁克爾八世。首都則由尼西亞遷回君士坦丁堡。 逃亡的拉丁皇帝鮑德溫由埃維厄到達底比斯和雅典。在雅典城，「那不朽的岩石上，上演了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國之短劇中令人同情的最後一幕。當時，鮑德溫由比雷埃夫斯港駛向蒙內姆巴西亞（Monemvasia）；他拋下了莫里亞半島上的大批貴族，逃往歐洲，乞求歐洲人幫助他恢復失去的東西，開始扮演一個流亡皇帝的悲劇角色。」注1618 於是，用一個德國歷史學家格萊雷戈維烏斯的評斷來說，這個拉丁帝國，「一個西歐十字軍騎士、威尼斯人的貿易政策和教宗至上思想的製造物，在經歷了五十七年的卑微生存之後被徹底摧毀，除留下一片混亂外，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這一畸形的拉丁人騎士的封建國家是歷史上最沒有價值的現象。德國的詭辯主義哲學家稱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而在這裡，則只剩下了荒唐。」注1619另一位德國歷史學家則說：「拉丁人的恥辱屬於歷史的過去。」注1620 但在西方史料中，幾乎沒有例外地只述及了邁克爾攻克君士坦丁堡，趕走了法蘭克人，不像在希臘史料中，表達出來極其歡欣鼓舞的情緒。如喬治·阿克羅波利塔寫道：「由於這一事實，所有的羅馬人都因此歡樂，帶著難以形容的喜悅和振奮之情，無人不是如此。」注1621另一方面，在巴列奧洛格手下的一位高官、一個教師、荷馬史詩的評註者瑟納赫里姆（Senakherim）筆下，卻出現了不和諧音，他在君士坦丁堡被希臘人攻克之後說：「我聽到了什麼啊!這件事竟然到了今天我們的時代才發生？我們做了些什麼事？要活到今天來目睹這樣的災難？以後，無人可以期望能看到什麼好事，因為羅馬人又走進了這座城市!」注1622 539 簡言之，多數學者以否定的態度看待拉丁人在占領君士坦丁堡期間的作為。的確，考慮到首都被十字軍人所占領，無數的珍寶被散落到歐洲各處，以及拉丁人對正教會的壓抑這些情況，當時的希臘作者及多數當代學者的敵對態度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近來，出現了試圖為拉丁人解脫罪責的聲音。一個天才的亞美尼亞學者E.H.斯威福特（Swift）就講述了拉丁人對於著名的非凡建築聖索菲亞「大教堂」的態度。 1907年，E.M.安東尼亞德斯（E.M.Antoniades），一部詳盡描述聖索菲亞大教堂專著的希臘作家寫道：「拉丁人占領的五十七年是聖索菲亞大教堂有史以來境遇最差的而且是最危險的時期，只是在1261年希臘人收復了這個大教堂之後，它才得到保護。」注1623斯威福特教授則對此提出了質疑。他相信，從一些史料的記載和考古學發掘的印證中，以及從這一建築目前的情況來看，上述指責是不成立的。1204年曾經發生過多次地震，都曾經對這所建築造成破壞，在十字軍占領它之前，它已經十分脆弱。十字軍發現這所教堂處於特別危險的狀態，就立即採取措施來加固這座他們新征服的教堂，以多種方式來維修它，特別是在牆外建立了支柱。因此，斯威福特的結論是：「拉丁人並不像有些人所塗抹的那麼黑，相反……事實上他們成為希臘著名建築天才修築的這一最偉大豐碑的拯救者。」注1624斯威福特的觀察對於研究這座建築的歷史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十分可能的是，十字軍的確為保護這座非凡的建築做出了值得嘉許的貢獻。但是，無情的事實是，他們又的確劫掠了聖索菲亞大教堂。 基督教會與尼西亞帝國和拉丁帝國的關係 1204年十字軍占領君士坦丁堡是違背教宗英諾森三世的意願的。但是，拉丁帝國建立之後，教宗清楚地看到，儘管東方發生的這一既成事實不那麼令人愉快，但它畢竟首先承認教宗的權威，無論如何，它將為進一步加強羅馬公教會和教宗的權力開闢了廣闊的道路。這一時期教會的主要問題是適應基督教東方發生的政治變化而建立東方和西方教會的互動關係。在十字軍於拜占庭領土上建立的拉丁統治區內，必須使羅馬公教紮下根來。教宗的首要任務是在拉丁人占領地上組建羅馬公教會，然後整頓羅馬公教會與世俗勢力和當地希臘教俗人士的關係。其第二項任務則是在宗教上使希臘人占領區成為羅馬教廷的臣民，這些希臘人占領區自1204年以後一直保持著獨立，其最高首領則是尼西亞帝國。一言以蔽之，與希臘人的聯合問題成為13世紀一切教會關係的關鍵。540 自拉丁帝國在政治上出現之後，教宗的地位十分複雜微妙。按照威尼斯人與十字軍人達成的協議，如果拉丁帝國的皇帝是由法蘭克人選舉的話，那麼，拉丁大主教則應從威尼斯的教職人士當中選出。當時，並沒有考慮到羅馬教廷的利益，在該協議中既沒有提到教宗應該參與選舉拉丁教會的主教，也沒有提到任何一筆教會收入應該進入教宗財庫。 在第一位拉丁皇帝鮑德溫致教宗的信中，敘述了十字軍的「奇蹟般的勝利」，君士坦丁堡的被占領，希臘人的「無法無天」，他們「使上帝都感覺噁心」，並提到了他希望在將來繼續參與攻取聖地的十字軍，注1625等等；但是，他並沒有提到主教的選舉問題。而且，當聖索菲亞教堂的一批新的由威尼斯人組成的教職人士團選舉了一位威尼斯貴族托馬斯·莫洛西尼為主教時，教宗儘管一開始宣布這一選舉不合乎教會法規，但也被迫認可這一既成事實，「主動地」承認了這一選舉有效。 教廷與仍然生活在拉丁占領區內的希臘教職人士的關係也很微妙。據說，許多主教和多數下層教職人士維持了原職。在這一問題上，教宗採納了寬容政策，允許在希臘人占多數的教區給希臘主教們授聖職，給予他們特許權，維持希臘教會的禮儀，例如，允許他們在聖餐禮上使用有酵的麵包。然而，教宗還是派出使節到巴爾幹半島和小亞細亞試圖勸說希臘教職人士加入他們的教會。541 1204年，一個教宗使節第一次企圖說服希臘教職人士承認教宗作為基督教會的權威；談判在君士坦丁堡的聖索菲亞大教堂進行，但是沒有任何結果。注1626談判中的一個重要角色是尼古拉斯·梅薩利特（Nicolas Mesarites），即後來的以弗所主教，他的個人情況和生平活動，是由A.海森伯格首先加以評述說明的。1205—1206年，談判繼續進行。奧特朗托的尼古拉斯（Nicolas of Otranto）、南義大利卡索勒（Casole）修道院院長參與了這次談判，並充當翻譯。他與當時南義大利的整個教會一樣，持有正教信仰，但承認教宗的權威，主張聯合。尼古拉斯·奧特朗托留下了許多詩歌和散文作品，幾乎都未曾公布過，如海森伯格所評述的，這些東西應該被看作是特殊的專著。注16271206年，在十字軍到達之前逃往保加利亞的君士坦丁堡牧首約翰·卡瑪特魯斯去世之後，希臘教職人士的地位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在拉丁皇帝亨利的特許下，拉丁帝國統治下的希臘教職人士向教宗英諾森三世請求准許他們選舉新的主教，前提是他們必須承認教宗的最高統治地位。但是，希臘人既不屈服於教宗的權威，也不想對這種權力讓步。因此，君士坦丁堡的爭論沒有任何結果，同年，即1206年，拉丁人服從於他們的牧首托馬斯·莫洛西尼，而希臘人則服從於他們自己的牧首尼古拉斯·梅薩利特。拉丁帝國的希臘人開始轉向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注16281208年，一位新的正教牧首邁克爾·奧托雷阿努斯（Michael Autoreanus）在尼西亞當選，就是他主持了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的加冕禮。這不僅對於尼西亞國家是一個偉大的時刻，而且對於拉丁帝國的希臘人也是一個偉大的時刻。 1214年的談判是在君士坦丁堡和小亞細亞舉行的，紅衣主教佩拉吉烏斯和他們的代理人，以及尼古拉斯·梅薩利特都參加了這次談判，但談判毫無結果地破裂了。當時，尼古拉斯·梅薩利特是以弗所大教區的主教，其頭銜是全亞細亞總主教。他對於佩拉吉烏斯在君士坦丁與他會見時的傲慢態度表示了極大的不滿。注1629從拉丁教職人士在東方的影響來看，教宗英諾森三世在其任期的最後階段，取得了輝煌的勝利：1215年召開的、被西方教職人士們認可為全基督教主教公會議的拉特蘭會議上，宣布了教宗為所有東方拉丁教會，即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安條克等地的拉丁教會的主教們的最高首腦，即是說，從這一時期開始，這些主教得服從羅馬教廷的權威。542 但是，英諾森三世對於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將組織一次他已經承諾的十字軍的問題完全失望了。世俗的、政治的和外交上的種種利害關係，迫使拉丁皇帝完全放棄了組織一次新的進軍聖地的十字軍的計劃，因而，英諾森開始在西方組織一次新的十字軍，而不再依賴君士坦丁堡。 教宗對於東方教會對羅馬教廷表現的離心離德的態度很失望；為了取得完全的勝利，教會的聯合，即，使服從於希臘教會的人群在精神上服從於羅馬，是十分必要的。 尼西亞帝國有著它自己的主教，他以尼西亞為其駐節地。但是，尼西亞人民認為君士坦丁堡主教座遷到尼西亞是「外來者及其附屬物」注1630，希望它終將遷回君士坦丁堡原來的故地。第一個尼西亞統治者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作為一個君主或皇帝的地位沒有得到英諾森三世的認可，在他的信中，僅稱呼「尊貴的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nobili viro Theodoro Lascari）」。注1631在這封致拉斯卡利斯的信中，教宗英諾森三世儘管不贊同十字軍人攻取君士坦丁堡的暴行，但是，卻仍然提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拉丁人是作為上帝的一個工具來懲罰希臘人的，因為他們不肯接受羅馬教廷的權威，因此，他會願意地看到希臘人成為羅馬聖教和拉丁皇帝的順民。 尼西亞帝國教會關係的要點在於試圖爭取實現東西方教會談判和諒解的方法及途徑。在尼西亞帝國內，有如以弗所主教尼西拉斯·梅薩利特，他傾向與同羅馬教會實現交流和諒解；但是，希臘人民卻無論如何不肯接受這樣的聯合。約翰三世·瓦塔澤斯似乎特別熱衷於促成這一聯合，但他也只能接受當時的特定政治局勢的影響。首先，原耶路撒冷國王「勇者」布里昂的約翰出山時感到了震驚，當時，他很年輕；這位約翰先是作為君士坦丁堡的鮑德溫二世的攝政，後來則與鮑德溫二世共同稱帝。受到教宗支持的約翰有可能對尼西亞帝國採取侵略性措施。因此，瓦塔澤斯努力使教宗轉移其對拉丁帝國利益的關注。543 1232年，五位方濟各會（小兄弟會）的修士從突厥人的戰俘營中逃脫來到尼西亞，與牧首哲曼努斯談判關於教會的聯合問題。約翰·瓦塔澤斯善待了他們，並請他們帶上希臘教會牧首寫給教宗格列高利九世的一封信。信中，牧首向教宗表示要考慮教會的聯合問題。注1632格列高利九世愉悅地接受了這一建議，並於1234年派了一些使者去尼西亞談判。會議先是在尼西亞召開，後來轉移到尼姆菲爾（Nymphaeum）。在這場爭論中，尼斯福魯斯·布萊米底斯起了主導作用。注1633人們對1234年會議的討論過程十分清楚，因為關於這次會議有一份極詳細的官方報告。注1634談判最後失敗了，教宗的使節迫於希臘人的咒罵，不得不撤離，希臘人喊道：「你們是異端。我們發現了你們是異端，是被開除教籍者，所以我們像對待異端者和被除籍者一樣遠離你們!」羅馬公教會的使者們也對希臘人喊道：「你們才是異端!」注1635 在1245年的里昂會議上，格列高利的後繼者教宗英諾森四世宣布，他深深為「羅曼尼亞教會，即希臘教會的分裂而苦惱，就在我們這個時代，僅僅是幾年前的事情，希臘教會傲慢而愚蠢地離開了她的母親的懷抱，似乎是在離開她的繼母一樣絕無留戀」。注1636魯凱爾（Luchaire）因此寫道：「兩個國家、兩種宗教和兩個民族，總是深深地互相分離，互相憎恨、互不信任。」注1637約翰·瓦塔澤斯與霍亨斯陶芬朝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聯盟，使得尼西亞帝國與教宗之間的關係更趨緊張，儘管弗里德里希統治後期，尼西亞帝國與羅馬之間重新開始談判，並且互派使節。544 但是，弗里德里希死後，在約翰·瓦塔澤斯統治後期，似乎出現了有利於東西方教會聯合的決定性的契機。尼西亞皇帝提出了他的談判條件——將君士坦丁堡還給他，恢復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建制，拉丁皇帝和拉丁教職人士撤離——英諾森四世對這些條件表示認同。為了恢復基督教會的統一，教宗已經準備犧牲十字軍創立的國家。為了收回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瓦塔澤斯也準備犧牲希臘教會的獨立。雙方都決定放棄各自傳統的政策。但是，這一協議並未付諸實施。在1253年尼西亞牧首寫給羅馬教宗英諾森四世的一封極其重要的信件中，談到了給予使節以全權與教宗談判教會聯合問題。注1638但是，1254年約翰·瓦塔澤斯與教宗英諾森四世的去世，使他們之間達成的關於東西方基督教會聯合的最為重要的協議，從此成為一紙具文，再不可能實現。 瓦塔澤斯的兒子狄奧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繼承皇位後，表示他作為皇帝應該指導宗教政策，參與教會事務，主持宗教會議。因此，他並不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自主的牧首。布萊米底斯作為牧首候選人的地位因而被取締了，阿瑟尼烏斯（Arsenius）在三天之內由一位俗人一下子提升為牧首。注1639在狄奧多勒二世統治時期，尼西亞帝國與教宗的關係是與皇帝的政治追求有著密切關係的；如同他的父親一樣，同羅馬的聯合對於狄奧多勒來說，只是收復君士坦丁堡的一個步驟。 與此相關的是，1256年，教宗亞歷山大四世派出了一位義大利奧爾維耶托（Orvieto）地方的主教到尼西亞再次開始進行關於教會聯合問題的談判，這個談判一度因瓦塔澤斯之死中斷。注1640教宗的這一突然決定似乎沒有特別的原因。但是，通過對一些新的文獻的研究，人們發現，重開談判的建議是由尼西亞皇帝而不是由教宗最先提出的。注16411256年，狄奧多勒向教宗派出兩位貴族，請求亞歷山大四世重新開始談判，並派使節去尼西亞。亞歷山大四世因皇帝的這一建議而興奮異常。雙方都希望儘可能快地促成此事。教宗的使節、奧爾維耶托的君士坦丁準備在10天內啟程。有趣的是，已故皇帝約翰·瓦塔澤斯向教宗提出的談判條件，也被奉為新一輪談判的基礎。注1642使節們已經準備好了官方的和秘密的指令。使節們被賦予一些特別的權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有權召集一次宗教會議，作為教宗代表主持這個會議，並按照自己的願望起草會議文件。545 這一組織得如此周密和富有希望的教宗使團也完全失敗了；奧爾維耶托主教甚至沒有得到皇帝的接待，因為皇帝改變了主意。在教宗使節奔赴尼西亞的路上，在馬其頓，使節接到命令，讓他離開皇帝的領土，並禁止他再前進一步。注1643當時，狄奧多勒二世正在進行對保加利亞人的戰爭，而且在政治方面也十分成功，他認為，自己已經不需要教宗的支持。他的最後目標——攻取君士坦丁堡——似乎已經完全實現了，不需要再費力去恢復教會聯合的談判，也就是說，不需要再放棄希臘教會的獨立。 1258年，狄奧多勒二世去世，邁克爾·巴列奧洛格於1259年僭取了尼西亞的皇位，他受到了來自西方的反尼西亞同盟的威脅。教宗的支持在這時又成為必要，邁克爾顯然也向教宗亞歷山大四世派出了使節。但是，教宗對此毫無熱情，也不想乘人之危。注1644最終，邁克爾成功地奪取了君士坦丁堡，並沒有依靠來自教宗領的任何支持。 尼西亞帝國保持了正教的教會和正教的牧首領，並使它在君士坦丁堡復位。在尼西亞帝國統治時期，教會聯合的計劃並沒有取得成功。546 尼西亞帝國的社會和經濟狀況 尼西亞帝國的皇帝們一直關注其國內的人民生活問題。經濟與財富是他們十分重要的目標。在這方面，約翰·瓦塔澤斯特別值得注意；他的多方面的積極的外交活動並沒有阻止他對於自己國家內部的經濟財富問題給予足夠的關注。他鼓勵人們從事農業生產、經營葡萄園和從事畜牧業活動。據當時資料記載，「短期內，所有的倉庫都堆滿了各種水果；道路、街道、牲畜欄和圍場擠滿了牲畜和禽類」注1645。當時發生在尼西亞的鄰國羅姆蘇丹國的饑荒迫使當地的突厥人成群地湧進尼西亞帝國以高價購買生活必需品。突厥人的黃金、白銀和東方產品、珠寶及其他奢侈品大量傾入尼西亞的希臘人手中，充實了皇帝的財庫。瓦塔澤斯以減稅的方式，成功地積累了帝國的經濟實力。在饑荒的年代，國家從產糧區大批徵調穀物分發給民眾。由於掌握著巨量金錢，瓦塔澤斯在全國各地興建了城堡及醫院、救濟院、濟貧院等。注1646約翰·瓦塔澤斯擔心，「鑒於他的家中已經應有盡有，人們將不會再去伸手救濟貧窮簡樸的人，因此，羅馬國家應該盡力避免發生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注1647 瓦塔澤斯自己就是一個大地主，他的許多貴族也占有相當數量的土地，依靠其地產上的收入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注1648這些土地似乎是由皇帝賜予其臣僚貴族們的，其性質頗似西方的恩地制（beneficium）或拜占庭的普洛尼亞（pronoia）制，即是說，由皇帝或者由皇帝的大臣們以皇帝的名義賜給為國家服役的臣屬，前提是他們向國家提供軍事義務。也許，大土地所有者有時候會對瓦塔澤斯的統治不滿而不再對他盡忠。在瓦塔澤斯統治後期，發生了皇帝沒收一些可動產和不動產的事件，這一重要現象反映出皇帝與大土地所有者之間的矛盾注1649，但沒有什麼史料可資證明。近期一些歷史學家甚至因此判斷，可能確實發生了貴族反對瓦塔澤斯的暴亂。注1650從社會觀點看，瓦塔澤斯可以被認為是農民和城市階層的保護者；他首先致力於提高他們的財力使其富裕；這種情形可能引起了土地貴族的不滿，於是導致了皇帝對於他們實行報復性的嚴厲政策。547 當狄奧多勒二世登上皇位之際，被其父殺害的官僚貴族們期望這位新皇帝能使他們恢復當年的財富和聲望。注1651但是，他們的期望沒有達到。狄奧多勒的政策是削弱貴族的影響，他顯然採取了嚴厲的手段對付許多貴族成員；當時的一位作者列出了狄奧多勒二世統治時期受到迫害的高級官員的名單。注1652在狄奧多勒二世統治下，貴族們受到打擊，一些出身低微的人圍繞在皇帝身邊；由於他們從狄奧多勒手中得到了現有的一切，因此而成為他手中的馴服工具。注1653狄奧多勒死後，在他的兒子（當時只是一個孩子）統治時期，貴族們重新加強了他們的影響。 由於狄奧多勒的軍事行動，帝國的稅收增加了。在致尼斯福魯斯·布萊米底斯的信中，狄奧多勒解釋了他實行這一政策的原因是由於其軍事行動的需要，尼斯福魯斯曾經指責這位皇帝對百姓橫徵暴斂。注1654 尼西亞皇帝也特別重視與其他國家發展商業關係，特別是同威尼斯。1219年8月，狄奧多勒一世拉斯卡利斯與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使團簽訂了商業同盟條約，確保威尼斯商人享有在「尼西亞帝國所屬各處海陸口岸免於納稅的自由貿易權」（per totum Imperium meum et sine aliqua inquisitione）。注1655 按照這一條約，威尼斯人自西方舶來的商品在與通過整個伊科尼姆蘇丹國土運抵尼西亞的東方商品的競爭中順利勝出。東方商品和來自義大利的商品都是市場上的熱賣品，花費了民眾的大量的金錢。鑒於此，約翰·瓦塔澤斯痛下決心，寧可使貴族們放棄其尊貴的社會地位，禁止他的臣民購買進口產品、穿進口布料，而要他們「滿足於穿用那些在羅馬的土地上生產，羅馬人能夠以他們的手工勞動製作的布料」注1656。但是，這種保護地方生產的法規執行了多長時間，卻不為人知；可能它很快就被人淡忘了。548 尼西亞帝國與威尼斯人的友好關係沒有維持很長時間，在瓦塔澤斯統治時期，聖馬克共和國是敵視尼西亞帝國的。當時，瓦塔澤斯與前屬拜占庭帝國的羅得島總督萊昂·伽巴拉斯（Leon Gabalas）之間有些矛盾，伽巴拉斯在1204年以後很快就自命為「基克拉蒂斯群島之領主」，甚至自稱「愷撒」。當瓦塔澤斯向他發難時，萊昂不能以自己的軍隊保護羅得島，遂與威尼斯人訂立了攻守同盟，後者於是單方面破壞了與瓦塔澤斯訂立的和約。在1234年由萊昂·伽巴拉斯與威尼斯人簽訂的重要的條約中，威尼斯人獲得了大量的商業特權，萊昂·伽巴拉斯自稱為「羅得與基克拉蒂斯群島的領主——愷撒利奧·伽瓦拉」（dominus Rhodes et Cicladum insularum Ksserus Leo Gavalla）。注1657瓦塔澤斯派軍征服了羅得島，於是該島成為尼西亞皇帝的占領地。注1658 恰在尼西亞帝國奪取君士坦丁堡之前，熱那亞人取得了優於其競爭對手威尼斯人的地位，1261年，邁克爾·巴列奧洛格簽訂了尼姆菲爾條約。按照這一條約，熱那亞人取得了在利凡特地區經商的優勢地位。在拜占庭帝國復國以後，邁克爾·巴列奧洛格與熱那亞人繼續保持著友好關係。 教育、學術、文學和藝術 自1204年帝國淪陷，其領土被分割為數個拉丁和希臘人的領地之後，尼西亞帝國不僅成為希臘人未來的政治聯合的中心，而且成為積極活躍的文化活動的溫床。如賽普勒斯的喬治所指出的那樣，在13世紀的後半期，尼西亞「因擁有眾多學者」和「令人驚異的為學術界所珍愛的資料」而被稱為「古典時期的雅典」注1659。也許，可以因此順理成章地回想到，在中世紀西歐，巴黎也被稱為「一個新雅典」和「科學之城」。但是，當賽普勒斯的喬治來到尼西亞之後，卻對尼西亞城作為他所期望的學術之城應有的氛圍而感到大失所望。在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的一部著作中，他說道：科林斯因音樂而聞名，色薩利以紡織業著稱，菲拉得爾菲亞因製鞋業馳名，尼西亞則因哲學而譽滿天下。注1660拉斯卡利斯家族的所有君主，除了最後一個幼童約翰四世之外，都是文學和教育事業的真正傾慕者，而且都十分清楚地認識到，精神文化是一個強大國家的基礎之一。儘管尼西亞帝國在其早期面臨著內憂外患，但首任皇帝狄奧多勒一世仍然十分關心學術的發展。他將許多學者，特別是來自那些被法蘭克人占領或威脅著的地區的學者，請到他的宮廷。例如，收到邀請的學者有：雅典大主教邁克爾·阿科米那圖斯，他曾經在拉丁人入侵之前自雅典逃到切奧斯島，但他沒有接受皇帝的邀請，因為他年事已高，且身體狀況較差。然而，邁克爾的兄弟，歷史學家尼斯塔斯·阿科米那圖斯在君士坦丁堡被法蘭克人占領後退隱至尼西亞。他在拉斯卡利斯的宮中享受著悠閒安逸的生活，並在此最後完成了自己的歷史著作，寫了一篇宗教方面的論文「論正教的財富」。狄奧多勒的繼承者，著名的約翰三世杜卡斯·瓦塔澤斯，儘管其軍事征伐活動頻繁，外交工作繁忙，還是用許多時間去滿足帝國在文化上的需要。他在自己居住的城市裡建立了許多圖書館，特別是藝術和科學技術類圖書館，有時，他派一些年輕人去學校幫助國家的教育事業。在他的時代，出現了13世紀最傑出的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即著名學者、作家和教師尼斯福魯斯·布萊米底斯。在他的學生中，有身居皇位的天才作家、瓦塔澤斯的繼承者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和著名的歷史學家、政治家喬治·阿克羅波利塔。與他的父親一樣，狄奧多勒對圖書館也有濃厚的興趣；他搜集了許多書籍，將其分發到不同的圖書館中，他甚至允許讀者將圖書帶回家裡閱讀。注1661 549 如同在科穆寧時期一樣，除了極少數的例外，13世紀的有教養的人群使用矯揉造作的希臘文言（school-Greek）寫作。這種語言與那些在文學上得不到認可的口語大相徑庭。古典作者和希臘教父們的寫作模式，是中世紀有教養的希臘人，尤其是13世紀的希臘人生活和思維方式的主要禁錮。 在尼西亞帝國的文化生活中，最傑出的人物無疑是尼斯福魯斯·布萊米底斯。除了那些各類文體的著作外，布萊米底斯還留下了兩部特別重要的自傳，於1896年由德國學者A.海森伯格分別整理出版。它們不僅描述了作者的生活，而且記錄了作者所生活時代的人物和事件。550 布萊米底斯於12世紀末期出生於君士坦丁堡。拉丁人占領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後，幼年的布萊米底斯與他的雙親遷移至小亞細亞，居住於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所統治的地區。布萊米底斯在小亞細亞時接受了初等教育。後來，布萊米底斯曾經在許多城市裡生活，接觸了許多教師，逐漸掌握了詩歌、修辭學、邏輯學、哲學、自然科學、藥學、算術學、幾何學、物理學和占星學等多方面知識。隨後，他進入修道院，而且第一次全身心地學習和研究《聖經》與教父學著作。在瓦塔澤斯統治時期，尼西亞牧首哲曼努斯深愛布萊米底斯，將其留在宮廷內，使他熟悉並了解教會的廣泛利益。但布萊米底斯更喜歡孤獨的生活，他謝絕了牧首的勸說，放棄了宮廷生活，隱居在拉特羅斯（Latros）山修道院中，這所修道院位於米利都城附近的卡利亞，因其院規嚴格而著稱。布萊米底斯在此醉心於精神生活。在瓦塔澤斯和牧首致力於同教宗使者談判教會聯合問題時，布萊米底斯離開了修道院，當時，他是正教傳統的堅定維護者；最後，他出家修道，在一所修道院中安身，致力於科學著作的寫作，並建立了一所學校，成為哲學教師。在皇帝委託布萊米底斯輔導的眾多青年人中，有後來的歷史學家、政治家喬治·阿克羅波利塔。極其重視帝國學術和藝術活動的瓦塔澤斯皇帝，曾派遣布萊米底斯進行一次學術旅行，在色雷斯、馬其頓、色薩利、阿索斯山和其他地區遊學，購買珍貴的《聖經》和其他著作的手稿，並且要求如果不能購買，就閱讀它們，並做筆記和摘錄。布萊米底斯順利完成了使命，並以新的知識充實了自己的思想，這些新的知識曾使他的同時代人震驚不已。皇帝還把自己的兒子和繼承人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託付於他，由他指導和教誨，這位皇子後來成為傑出的統治者和一代作家。後來，當布萊米底斯建立了自己的修道院後，就退隱於此。他參與了他那個時代的宗教爭論，差一點被選為牧首，他將其大部分精力用於文學研究工作，一直活到邁克爾·巴列奧洛格重建拜占庭帝國之後，大約於1272年，他在自己的修道院中安詳辭世。布萊米底斯受到了同時代人給予他的最高讚譽。注1662 布萊米底斯的許多著作都得以保存至今，他的兩部自傳記載了作者個人的生活及他那個時代的宗教、政治和社會史方面的大量資料；事實上，他的第二部自傳是關於13世紀拜占庭歷史的最重要的資料。布萊米底斯還創作了大量神學作品，涉及神學教義、論辯術、禁欲主義、注釋、禮拜儀式、宗教詩歌、布道詞和聖者生平等。他的「讚美詩選」是為教會儀式所做，後成為希臘教會晚禱儀式上的重要部分，又先後為南斯拉夫人的教會和俄羅斯教會所採用。布萊米底斯的世俗作品也相當重要。他的政治論文《論王道》（Βασιλικὸς ἀνδριάς）是寫給他的學生、皇帝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的。文中描述了一個他理想中的統治者，他將成為各類高貴的智者所遵循的榜樣；這位理想中的君主是一個完人，身上閃爍的光芒遠超過著名的伯里克利；狄奧多勒皇帝必須一生仿效這個榜樣。依布萊米底斯之見，統治者是「應上帝之命統治臣服於他的民眾，並將他們帶往極樂世界的最高長官」。皇帝作為其臣民的「支柱和靠山」，必須關心其臣民的幸福，不應該（向其臣民）發怒，必須避開諂媚阿諛小人，必須關注軍隊和海軍的建設。在和平期間，他必須做好應付戰爭的準備，因為強大的武器就是最好的防禦力量；他還需要關注國家的內部結構、宗教問題，以及正義。在結尾處，布萊米底斯說：「願皇帝陛下悅然接受我的諫言，願他能夠從更明智的人那裡接受更好的忠告，並將其印在自己的靈魂深處。」注1663他描述這位理想統治者的全部出發點是基於這樣的論斷：「首先，皇帝必須控制自己，然後才能統治民眾。」注1664但是，布萊米底斯使用了哪些資料卻不是很清楚。551 學者們對於布萊米底斯這篇論文的意義認識不一。一位專門記載布萊米底斯的生活及其著作的作者說：「布萊米底斯的這部著作有著特別重要的價值，主要是由於它完美地表達了當時希臘人民的訴求。」注1665他們失去了君士坦丁堡，逃到尼西亞避難，夢想著有一位經驗豐富的、精明強幹的、英明的君主，將外來侵略者趕出博斯普魯斯海峽，讓他們能夠回到自己的故都。布萊米底斯心中的理想的君主形象即是這樣。 與此相反，另一位學者Th.烏斯賓斯基卻這樣評價布萊米底斯的著作：「布萊米底斯根本不了解當代人的需要；他生活在夢幻世界中，完全超出了現實世界。他並不理解當代的生活和時代的需要。布萊米底斯的抽象國王是英明的，但他缺乏人類的感情和血性。他生活在與現實生活和日常人際關係相隔離的環境中，因此他的建議和忠告並不能適應現實生活的需要。……中世紀的希臘人之悲劇在於他們（的激情）被一種懷古的情緒所削弱；他們沒有創造力，他們的真正生活被書本掩蓋了。通過布萊米底斯的政治論文，我們可以想像，他就是這類人。」注1666 552 顯然，古典傳統和宗教的感情對於布萊米底斯的影響很大。在他的生活中，布萊米底斯也曾多次與帝國和皇帝有過密切的聯繫，因此，也許他並非總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裡，完全不了解罪惡的世俗世界」。注1667在他的修辭考究的論文的字裡行間，人們可以想像到與狄奧多勒二世的個性相似的歷史真實的痕跡。極具可能性的是，在布萊米底斯寫作他的《論王道》一文時，狄奧多勒二世的真實形象浮現在他的眼前，然而，他理想中的統治者的真實形象，被他埋沒在華麗的辭藻和博學的古典學識中。注1668 布萊米底斯的哲學著作主要以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為基礎，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物理學摘要》和《邏輯學摘要》，《邏輯學摘要》尤為著名。在布萊米底斯去世後，他的《邏輯學摘要》在整個拜占庭帝國廣為人知，並逐漸成為東西方教授哲學的基礎著作和最受歡迎的哲學教科書。布萊米底斯之傳記的編纂者A.海森伯格認為，這兩部書「確實讓其作者的名字流芳百世」。注1669 此外，對於理解13世紀拜占庭哲學運動，闡明拜占庭對西歐思想發展的潛在影響，布萊米底斯的《邏輯學》和《物理學》也極其重要。另外，布萊米底斯與狄奧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之間的一些信件同樣提供了當時歷史和文化狀況的許多信息。布萊米底斯留給後人的豐富多彩的文學遺產，還有兩部以教科書式的小型地理學著作：《地球史》和《地理概論》，以及一些世俗風格的詩歌等。注1670儘管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的事實，即布萊米底斯的著作中所表現出的思想並沒有開闢新的道路，但是，他仍然是尼西亞帝國在其艱難時期的傑出人物，並且當仁不讓地在拜占庭文學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553 在布萊米底斯的學生當中，有兩位最為出名，即喬治·阿克羅波利塔和皇帝狄奧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喬治·阿克羅波利塔出生於君士坦丁堡，在其青年時代，即約翰·瓦塔澤斯統治時期，就到了尼西亞。他與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一起在尼斯福魯斯·布萊米底斯指導下接受了極好的教育。後來，他竟然成為狄奧多勒的老師。他曾經獲得很高的官職，但是在軍事生涯中失敗了。他曾伴隨邁克爾·巴列奧洛格到達君士坦丁堡，在皇帝的指令下專門從事外交活動，並在1274年的里昂宗教會議上達成了與西方教會合併的協議，儘管他曾經為反對這一合併而鬥爭。阿克羅波利塔死於13世紀90年代。 阿克羅波利塔的主要文學著作，敘述了自十字軍奪取君士坦丁堡到拜占庭帝國光復（1203—1261年）時期的歷史，是一部重要史料。這部著作可以被稱為尼西亞帝國時期的專門史，可以作為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著作的續集。阿克羅波利塔是他所描述的那些事件的同時代人，並以自己的官宦身份參與其中。阿克羅波利塔以清晰的語言準確地描述了他那個時代的歷史。在阿克羅波利塔的其他短篇作品中，有一篇為約翰·瓦塔澤斯的葬禮所寫的感情激昂、措辭華麗的演說詞。 與布萊米底斯的名字有密切聯繫的人物還有尼西亞皇帝狄奧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喬治·阿克羅波利塔是狄奧多勒的正式老師，而布萊米底斯對於這位未來的皇帝卻有著極深刻的影響，皇帝狄奧多勒在致布萊米底斯的信中稱他為自己的先生，對他充滿著敬意。注1671布萊米底斯和阿克羅波利塔都成功地在這位年輕學生的父親約翰·瓦塔澤斯在位時，使自己熱愛文學事業的思想滲透於這個學生的靈魂中。19世紀末一位義大利學者費斯塔出版的狄奧多勒通信集，對於我們了解這個重要人物的情況提供了許多新鮮資料。狄奧多勒學習了教、俗希臘作者的許多作品，開始熟悉了解許多不同的學科，但他的注意力主要是在哲學，特別是亞里士多德哲學的研究上。他受到了希臘主義及古典文學的訓練，在他的一封信中，他以優美的語句描述了他在參觀古典時期帕加蒙城遺址及廢墟時產生的深刻印象。注1672這封信從內容到形式都似乎是出自於一位義大利人文主義者之手。554 狄奧多勒像他的父親一樣熱衷於教育事業，對學術問題特別有興趣。在他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一些完成學業後受到皇帝考核的學生。狄奧多勒寫道：「人生最大的歡樂莫過於園丁看到他的草坪中盛開著各色鮮花；或者，他可以鑑賞他的哪些花更美麗更茂盛，或者，他可以從同樣的角度，想像他如何在某一時刻享受著令人陶醉的美麗果實……儘管我出於一個指揮官的職責，在我的頭腦中充斥著暴亂、戰爭、壓力、反抗、狡詐、變化和威脅等種種壓力時，竭力壓抑著自己想要放鬆一下的情緒，然而，我卻從未使我的注意力離開精神生活的嫵媚草坪。」注1673 狄奧多勒二世周圍集中著一群受過教育的文人和學者，他自己也熱衷於科學、藝術、音樂、詩歌和有關學科。他開辦了許多學校，在他的一封信中，討論到學校的組織、課程設置和教育目標。注1674 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寫過一些關於哲學、宗教問題的論文，還有一些讚頌詞和上文提到過的大量書信文件（不止200件），這些書信都是他致當時各界的著名人物，特別是致他的導師尼斯福魯斯·布萊米底斯和喬治·阿克羅波利塔的。在狄奧多勒的作品中，還應該注意到他對於自然科學和數學方面的廣泛知識。對於狄奧多勒的那些已經出版的或者尚未出版的注1675文學遺產進行更深入細緻的研究，無疑將有助於評價這個「在東方堪與他的同時代人弗里德里希皇帝相提並論的」歷史人物，也將有助於更深入地理解13世紀東方基督教社會對於文化的興趣所在。注1676 12世紀後半期，即尼西亞帝國和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國的前期，是兩位天才的兄弟學者梅薩利特家族（Mesaritai）的約翰和尼古拉斯文學活動的盛期，他們的活動直到20世紀初期由於A.海森伯格的工作才為世人所知曉。因此，在克倫巴赫的著名《拜占庭文獻史》中沒有提及此兩人的名字。尼古拉斯·梅薩利特在他的兄長去世時所發表的葬禮演說表明，約翰·梅薩利特受到過很好的教育，在科穆寧朝最後兩代君主統治期間擔任官職，後來，在安吉列朝統治時期成為《聖經·詩篇》的注釋教授。他還寫了一部關於《詩篇》的評註本，該本的原件在1204年法蘭克人攻克君士坦丁堡時被毀。約翰在拉丁帝國早期積極參加了與教宗駐君士坦丁堡使節的爭論，堅定地維護正教的立場。他死於1207年。注1677 555 約翰的兄弟尼古拉斯，也曾經在安吉列時期在宮廷任職，並且贊成其兄長對於教宗的態度。在兄長去世後，尼古拉斯來到尼西亞，受到尼西亞牧首的熱情接待，後來出任了以弗所的大主教。晚些時候，他充當了尼西亞和教宗為尋求宗教上的和解而舉行的談判首席代表，並且留下了一部詳細的記錄。尼古拉斯的一些著作，儘管遠遠不是他的全部著作，已經獲得出版。 特別有趣的是尼古拉斯·梅薩利特對於君士坦丁堡的聖使徒教堂及其美麗的鑲嵌壁畫的描述。注1678這座聖使徒教堂的內部裝潢遠不似聖索菲亞大教堂那麼奢侈豪華，但它是拜占庭皇帝們的葬身之所，也是威尼斯的聖馬克大教堂、以弗所的聖約翰大教堂和法國佩利格（Périgueux）的聖弗隆（Front）大教堂的原型。眾所周知，聖使徒教堂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毀滅了，在其原址建起了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清真寺。由於該重要古址被破壞，尼古拉斯根據他的親身經歷所做的描述於是就特別重要了。作為第一位研究了與尼古拉斯·梅薩利特有關的學術圈子的學者A.海森伯格認為，尼古拉斯的作品，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揭示尼西亞帝國起源的新線索，是記錄那個時代信息的重要資料。「無論是誰，只要他有勇氣整理和編輯梅薩利特的著作，都將是極大的貢獻；這一任務並不容易，但是特別有價值，而且值得受到人們的感謝。」注1679 我們不能說梅薩利特兄弟是傑出的天才，但是他們屬於那些受過教育、熱愛讀書的人群，其中一些人生活在安靜的修道院裡，另一些人在尼西亞宮廷中，是他們推動著13世紀的文化事業，為拜占庭帝國國家精神和政治的新生鋪平了道路，而正是這種新生導致了1261年拜占庭的復國。556 這一時期的拜占庭編年史的作者只有一位代表人物喬爾（Joel），他可能在13世紀寫了一部簡短的世界編年史，但此書沒有多大的歷史價值或文學價值。該書涵蓋了自亞當起至1204年拉丁人占領君士坦丁堡這一時期的歷史。 上述所有著作都以因循守舊的古典式的、刻意描述的和矯揉造作的文字寫成，這種文字已經遠離了群眾的口頭語言。但13世紀也有一些典型的文學作品是用口語和民間韻律寫成，這些作品代表了重要的文學新潮流。 尼古拉斯·伊林尼科斯注1680（Nicolas Eirenikos）在約翰·瓦塔澤斯與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女兒成親的婚禮慶典上發表的結婚祝詞（nuptial poem）是用民間（political）韻律格式寫成的，它採用了宮廷慶典詩的風格，與狄奧多勒·普洛德羅姆斯所寫的新婚祝詞風格極其一致。尼古拉斯·伊林尼科斯的詩向我們介紹了拜占庭宮廷盛大慶典的新的信息，因此有歷史和文化方面的價值。注1681克倫巴赫認為，此詩與近代希臘的婚禮詩歌相似，因此，作者是直接從當時的民間詩歌中汲取了這類詩歌的精華。但我對這種看法是不能苟同的。注1682 在十字軍時期，特別是在第四次十字軍以後，在東羅馬帝國的領地上建立了許多拉丁的封建領地，出現了一些以民間語言寫的史詩作品，描述一些傳奇故事，它們以神奇的筆調，主要描寫了愛情和騎士冒險故事。在十字軍以前的拜占庭史詩文學方面的一部著作，即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的傳奇故事特別著名。注1683 十字軍時代在拜占庭創立了更複雜的文學形式。法蘭克征服者將西方確定的封建主義模式帶到了東方，自然也使他們的新臣民了解了西方的12世紀騎士文學作品普羅旺斯的冒險傳奇（romans d』aventures）和其他作品，很快在希臘土地上的拉丁人宮廷廣泛傳播。中世紀的法國傳奇故事在德國、義大利和英國已經證明了它的普世性，當然也一定能在希臘紮根，而且，13世紀初希臘的社會條件似乎更適合於它。於是，就提出了一個問題，這一時期拜占庭的傳奇敘事詩是否僅僅模仿西方的模式呢？或者說，它完全是拜占庭生活條件下的產物，只是這種條件與西方相似，因此，這類傳奇故事只是部分地受到了西方的影響呢？柏里認為：「可能希臘人熟悉了西方浪漫傳奇，才促使他們寫出吸納西方思想的作品，這同《賀拉斯歌集》（Odes of Horace）,或維吉爾的《田園》（Eclogue）及《埃涅阿斯》（Aenieid）被認為是受到了它們的希臘原型影響所發生的過程是一樣的。」注1684學者們在這個問題上根據對文學資料的研究提出了各種不同的意見。但這些作品通常是匿名作者所寫，有的寫作年代難以準確判斷，其風格、韻律及文學、歷史內容也不同。557 有一部匿名傳奇詩《貝爾山德羅和赫利山查》（Berthandros and Chrysantza），其出現時間大約可定在13世紀，是拜占庭傳奇文學的一個代表作品。其內容有一些被後人可能在15世紀修改過的痕跡。注1685 這部傳奇史詩的大致情節如下：有一位皇帝羅德菲洛斯，他有兩個兒子，菲拉爾莫斯（Philarmos）與貝爾山德羅。他的小兒子貝爾山德羅以英俊勇武著稱，不堪忍受父親的迫害，離開自己的祖國去異國他鄉碰運氣。他行陸路進入了土耳其，然後進入亞美尼亞（即小亞美尼亞，亦稱乞里奇亞），到達了塔爾蘇斯；在塔爾蘇斯附近的一條小溪旁，他看到水裡有一顆星星在閃亮。這顆星把貝爾山德羅帶到了一個怪異事件百出的神奇城堡——「愛之堡」（Ἐρωτόκαστρον）。在這座城堡里，他從兩個雕像上的銘文中，得知自己命中注定要與「大安條克國偉大國王的美麗女兒」赫利山查發生一段愛情。注1686他於是決定要看一看「『愛之堡』中所有悽苦的及甜蜜的美人」注1687，貝爾山德羅在「愛之堡」的領主，「愛的國王——他戴著皇冠，手持一個巨大的權杖和一支金箭」注1688——邀請下，走近了他的御座。聽完了貝爾山德羅對自己的生活的陳述之後，國王讓他在40位姑娘中選出一個最美麗的，送給她一枚用「鋼鐵、黃金和黃水晶的絲絞製成的魔杖」。注1689然後，在故事中，對選美場面的描述恰像巴黎人的審美方式，且反映了為皇帝選擇最美的新娘的著名拜占庭習俗。當貝爾山德羅將魔杖交給最美麗的姑娘時，他周圍的一切，包括國王及40個姑娘就突然間「像夢幻」一樣消失了。注1690貝爾山德羅離開了城堡，五天後，到達了安條克城外，他看到了安條克國王帶著廷臣和獵鷹正在出獵。安條克的領主給了他一個臣屬的位置。突然，貝爾山德羅認出了國王的女兒赫利山查正是「愛之堡」內接受他所贈魔杖的姑娘。這一對年輕人之間立即燃起了愛的火花，他們不顧東方習俗中對於閨房生活的嚴格限制，於夜間在皇室花園中幽會。但是，這次幽會的結局對於貝爾山德羅來說真是糟透了：黎明時分，皇宮衛隊發現了這對年輕人，他們捉住了貝爾山德羅，將他投入監獄。赫利山查於是說服她的忠實女僕去說明，貝爾山德羅在花園中是為了會見這位女僕。赫利山查的父親聞此言，遂饒恕了貝爾山德羅，並且，在赫利山查的秘密許可下，貝爾山德羅與這位女僕舉行了形式上的婚禮。貝爾山德羅與赫利山查的秘密關係於是維持下來。10個月以後，這對戀人、那位女僕和一些忠實的僕人逃離了安條克；在渡過一條湍急的河流時，這位女僕和那些僕人喪生。這對戀人絕處逢生，來到了海岸，遇見了貝爾山德羅的父親羅德菲洛斯派出來尋找他的小兒子貝爾山德羅的希臘艦隊；因為他所寵愛的長子已經死去。船員們認出了貝爾山德羅，遂立即將他和赫利山查迎接上船，回到了首都。對於重見自己的兒子已經感到絕望的皇帝羅德菲洛斯，興高采烈地迎接了這對年輕人。該傳奇故事的結尾描述了貝爾山德羅和赫利山查的莊嚴婚禮，主教主持了儀式，將皇冠戴在貝爾山德羅的頭上。558 學者們對於這個匿名作者寫的傳奇故事的評論，反映了他們對於十字軍時期拜占庭傳奇故事的一般看法。一些學者認為，是一部已經失傳的或尚不為人知的法國騎士傳奇構成了《貝爾山德羅和赫利山查》這部傳奇故事的基礎；在「愛之堡」（希臘語稱之為Erotocastron）中，他們看到了法國普羅旺斯史詩中的「愛之堡」（Chateau d』amour）的影子。在羅德菲洛斯和貝爾山德羅的名字中，他們看到了人們通常所見的西方名字魯道爾夫（Rodolph）和貝特朗德（Bertrand）的希臘化的讀音；注1691甚至有人認為，「貝爾山德羅和赫利山查」的故事，充其量不過是一部著名的14世紀生活在百年戰爭期間的法國騎士貝特朗德·迪蓋斯克蘭（Bertrand du Guesclin）之傳奇故事的希臘文翻版。注1692克倫巴赫傾向於認為，在中世紀發現的希臘民間詩歌如「愛之堡」「埃羅斯（Eros）」及其他作品中，其原型都可以歸於西歐的資料。他寫道，貝爾山德羅和赫利山查的故事無疑是希臘人寫的，但卻是在長期以來已經對法蘭克文化十分熟悉的土地上寫的。最主要的是，該故事情節是來自法蘭克人的還是來自希臘-東方的資料，仍無法確定，只有待該傳奇的真正原版發掘出來之後才會有定論。注1693柏里認為，貝爾山德羅和赫利山查的傳奇，從其結構、描述和思想來看，從頭到尾都是希臘式的，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將其歸因於西方的影響。在法蘭克人和希臘人的土地上，存在著文化的平行發展現象。正如12世紀法國的傳奇故事皆以大量的史詩為前導一樣，13、14世紀的希臘傳奇故事也有其史詩的背景。在上述兩個地域，傳奇故事之主題的產生，都直接地或間接地受到了希臘化世界的影響：在法國，主要是受到拉丁文學，特別是奧維德詩歌的影響；在希臘，則受到了在那裡從來沒有泯滅的文學傳統的影響……當西方的騎士在東方定居時，希臘人由於他們的體驗，已經擁有了為騎士傳奇所需要的所有思想、資料和形式。因此，12世紀的法國文學對於希臘，並沒有如在德國那樣，產生那樣巨大的影響。西方的傳奇文學在有著與西方相似的原創性的主題、構思和奇妙素材的人民中間並不顯得那麼新鮮。當然，在十字軍期間，來自法國文學的一些影響，通過兩種文學在基督教西方的聯繫和融合，這一事實卻不容否定。但是，總的說來，法國和拜占庭傳奇文學有著一個共同的希臘化的基礎，它們是沿著平行的道路、互相獨立地同時發展的。注1694如同迪爾所說，貝爾山德羅和赫利山查的傳奇故事始終是純粹的拜占庭的，而且，希臘文明給予征服者法蘭克男爵們的東西似乎遠比從他們手中接受的東西要多得多。注1695另一則「愛情故事」《卡利馬庫斯（Callimachos）和赫利索羅葉（Chrysorroë）》是以民間韻律格式寫成，也應是13世紀的作品。注1696 559 近年來，人們已經開始關注巴爾幹半島西部與伊庇魯斯君主國，與這個在拜占庭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第二個希臘人中心的歷史相關的13世紀著名人物。其中有納烏帕克圖斯（納烏帕克圖斯城，義大利語為勒頒多）大主教約翰·阿波考庫斯（John Apocaucus）；科西拉（Corcyra，科西拉島，義大利語稱之為科孚［Corfù］）都主教喬治·巴爾達內斯（Bardanes）；和奧赫利德城（位於馬其頓西部，該城於13世紀前半期臣屬於伊庇魯斯君主國）都主教底米特里·科瑪特努斯（Demetrius Chomatenos）等。560 1897年，當克倫巴赫寫作他的《拜占庭文獻史》時，還僅僅能提到納烏帕克圖斯參加了反對拉丁人的論爭，也可能是一份當時保存在牛津大學尚未發表的信件的作者。注1697但是，自從V.G.瓦西列夫斯基以彼得堡的一份手稿為依據，出版了約翰的信件集，而且，法國學者佩特利底斯（Pétridès）以牛津手稿為基礎出版了約翰的一部分作品之後，學者們於是能夠了解這位作者的傳奇人生。注1698喬治·納烏帕克圖斯的手稿文獻的全部出版，還遠遠沒有完成。 約翰·阿波考庫斯，納烏帕克圖斯的大主教，死於13世紀30年代，曾經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可能是在青年時代，他曾經在君士坦丁堡生活。後來，他成為納烏帕克圖斯都主教，積極參加了伊庇魯斯的政治、公共的及宗教的生活。約翰似乎是生活在獨立的伊庇魯斯和該王國臨時征服地區生活的希臘正教教職人士中的愛國者的領袖，而且，也許是一個政治領袖；他還在伊庇魯斯君主們與正教的最高權威、希臘牧首進行的鬥爭中，支持了伊庇魯斯的君主們，而伊庇魯斯君主的競爭者尼西亞君主則支持牧首。注1699E.A.切爾努索夫（Chernousov）寫道，約翰不是一個「遠離塵世、禁閉在自己的密室中、僅僅關心宗教事務的憂鬱修士。相反，從他的思想方法和性格，他對『自我』的揭示，以及從事文學活動的方式來看，可以看出，在某種程度上，他具有後來義大利人文主義者的特徵。」注1700在阿波考庫斯的作品中可以明顯看出他對寫作的興趣和熱情，這使他寫出了大量的信件；可以看出他對大自然的熱愛和對古典文學的態度，對於古典文學活動中的代表性人物，如荷馬、阿里斯托芬、歐里庇得斯、修昔底德、亞里士多德和其他人物，他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這些古典作品，和《聖經》一道，是他進行分析和比較的豐富源泉。目前出版的他的作品有40多種，包括信件、各種教理方面的著作和警句寓言等。注1701與他通信的人物有伊庇魯斯君主狄奧多勒·科穆寧和著名的雅典城都主教邁克爾·阿克米納圖斯。由於約翰·阿波考庫斯的信件沒有能全部出版，因此，對於他作為一個作家和政治家身份的更全面確定的評價還有待於將來。注1702 561 對於伊庇魯斯君主國統治時期第二個傑出人物、科西拉都主教喬治·巴爾達內斯，長期以來一直有誤解。16世紀末，《基督教會年代紀》的作者巴羅尼烏斯紅衣主教根據喬治致皇帝弗里德里希和曼紐爾·杜卡斯的信件，推斷巴爾達內斯是12世紀的人。因為他們以為這些信件是喬治致弗里德里希一世和曼紐爾一世科穆寧的。注1703後來的學者們發現，喬治所寫的一些著名信件中所論爭的問題，與12世紀發生的事件並不一致，就得出了一個結論，認為有兩個科西拉的喬治，一位生活在12世紀，另一位生活在13世紀。這一錯誤被克倫巴赫於1897年出版的《拜占庭文獻史》所接受。注1704但是，在1885年，這一問題就被V.G.瓦西列夫斯基最後解決了，他無可辯駁地證實了歷史上只有一個科西拉都主教喬治，他生活於13世紀；而且，他的信中所指的兩位皇帝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和薩洛尼卡的君主曼紐爾，後者是薩洛尼卡皇帝狄奧多勒·杜卡斯·安吉列的兄弟，而安吉列曾經被保加利亞人逮捕。由此，喬治·巴爾達內斯應該生活於13世紀。注1705 喬治可能是出生在雅典，先是邁克爾·阿克羅波利塔的學生，後來成為他的朋友和與他通信的筆友，這些書信揭示了許多他本人生平的信息。喬治曾經在尼西亞的宮廷生活了一個時期，後來回到了西方，被約翰·納烏帕克圖斯任命為科西拉都主教。伊庇魯斯君主狄奧多勒·安吉列特別寵信喬治。喬治的那些重要信件保留了下來，邁克爾·阿克羅波利塔在讀到這些信件時能夠感覺到這些信件之文風的優雅和闡述問題的清楚明了；然而，這並不足以阻止邁克爾在他的信件中對喬治進行教誨並糾正其文中的一些敗筆。注1706除了這些信件外，喬治還寫了一些反對拉丁人的辯論文章和一些長短句詩歌。562 13世紀前半期著名的希臘教職人員和修道士、奧克利達的大主教底米特里·科瑪特努斯，由納烏帕克圖斯的約翰加授聖職，後者還為薩洛尼卡的伊庇魯斯皇帝狄奧多勒舉行了加冕儀式。納烏帕克圖斯留下了150餘篇作品、書信，其中討論了許多立法和宗教問題，也有許多教規方面的訓詞、對來信的回覆、司法判決、會議決議等。這些作品對於研究拜占庭法制史，特別是教會法的歷史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它們還提供了13世紀前半期伊庇魯斯、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拉丁國家的教會歷史、民風民俗和國際關係的重要信息和資料。 納烏帕克圖斯都主教約翰·阿波考庫斯，科西拉大主教喬治·巴爾達內斯和奧克利達大主教底米特里·科瑪特努斯是伊庇魯斯帝國君主國和短命的薩洛尼卡帝國文化運動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注1707 在拜占庭藝術發展方面，在拜占庭領地上建立的數個法蘭克人公國使得許多藝術家離開君士坦丁堡和薩洛尼卡，到當時強大的塞爾維亞王國去尋找新的發展陣地，或者與那些已經在威尼斯定居的藝術家合流；「當時出現了一次畫匠的『大流散』（diaspora注1708）。這些拜占庭藝術的傳播者給斯拉夫畫派以方向，遲至今日，我們才開始理解它的全部成就的意義。」注1709但是，藝術的傳統在拜占庭並沒有泯滅，巴列奧洛格王朝時代的藝術復興，在一定程度上歸因於13世紀保留下來的早期傳統和成就。 尼西亞帝國時期的文學運動在拜占庭文化史上有著偉大的意義。在尼西亞皇帝的宮廷內形成的中心成為文化活動的搖籃，它面對政治上的分裂、嚴酷的國際鬥爭和帝國內部的矛盾，保存、挽救，並繼承發展了科穆寧王朝時期的第一次希臘文化復興的成就，使得後來在巴列奧洛格王朝時期第二次希臘文化復興的出現成為可能。尼西亞帝國成了聯結兩次希臘文化復興的橋樑。563 13世紀，在巴爾幹半島西部，即伊庇魯斯領土上形成的文化中心是聯繫基督教東方世界與西歐，特別是義大利的文化運動之間的紐帶。13世紀在霍亨斯陶芬朝弗里德里希二世統治下的義大利文化運動的興起，即「文藝復興運動的序幕」，雖然至今還沒有得到深入的研究，但已經受到了普遍的重視、討論和傳播。但是，同一世紀尼西亞帝國文化運動的興起，特別是被忽視的伊庇魯斯國家的文化運動，卻還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事實上，發生在義大利、尼西亞和伊庇魯斯這三個地區的文化運動，是大體同步平行發展的，而且或許它們之間有過相互影響。甚至，只要看一看13世紀伊庇魯斯文化的興起，就不會認為它僅僅屬於地方性的個別現象，它必定應被置於13世紀歐洲文化發展的整體歷史之中。 拜占庭的封建制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封建主義被認為是中世紀西歐的特有現象，因而，將這一地區的歷史與其他地區的歷史分別加以研究。注1710人們甚至假定，封建制度的表現形式在所有的西方國家，本質上都是相似的。人們甚至忽視了這一事實，即，封建制度的建立，在西方的各個國家都有其個性的東西。然而，近來，封建主義這一名詞被推而廣之；學者們開始注意到，封建化的過程可以在世界的不同地區和歷史的不同階段看到。比較歷史學的方法消滅了長期占統治地位的重要的歷史偏見，即通常被稱為封建主義的這一複雜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現象只屬於中世紀的西歐。因此，目前，封建主義這一名詞的使用有了兩重含義，一是廣義的，另一種是狹義的。中世紀西歐的封建主義只是封建主義的一種形式，而且是封建主義的狹義的使用方式；而在廣義的範圍內，封建主義是一個文化的發展階段，而且，據許多歷史學家和社會史學家的論斷，這是所有民族在其歷史發展中的必經階段。毫無疑問，封建主義的過程並非在每一個地區都達到它完全的發展形態；例如，有時候，它的過程僅限於社會發展的範圍內，而不具備政治上的意義。無論如何，將這一問題的研究範圍從西歐中世紀的局限性中推及世界，就使得學者們能夠發現在古埃及、在阿拉伯哈里發國家、在日本、在太平洋諸島，以及在古代俄羅斯存在的封建主義形式。在每一個國家，只要條件具備，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封建制度就可能存在；然則，它卻不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現象。564 俄羅斯學者P.文諾格拉多夫（P.Vinogradov）給封建制度下的一個簡潔而準確的定義是：「封建主義是以政治關係的領地方面和領地關係的政治方面為標誌的。」注1711顯然，這一概念忽略了經濟方面。後來，學者們提出並開始重視經濟方面，現在，則成為必須考慮的因素。 關於西歐封建制度的起源問題，有過許多不同的意見，有些意見甚至是互相對立互相矛盾的。有些學者將它歸因於古代和中世紀轉型時期已經存在的日耳曼因素及羅馬因素；一些人相信它是加洛林王朝立法的結果；還有一些試圖將此複雜的結構歸因於幾乎無人知道的古代日耳曼生活的社會條件，特別是人們想像中的古日耳曼「馬爾克」（March）的社會條件。所有這些理論目前還只有歷史上的意義，它們只是深刻地描述了學者們要把對於諸如「封建主義」這樣複雜的歷史現象的理論解釋建立在真正的學術基礎上所付出的有時是超凡的勞動。 西歐封建制度的許多典型特徵，可以通過羅馬帝國在其前三個世紀中的社會條件來解釋。那時出現的一些因素後來成為封建主義的組成部分。「賜地」（precarium）或「恩地制」（beneficium）、庇護制以及豁免權等，在羅馬帝國時期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恩地制」原指一種暫時性的財產，有時是由占有者終生享有的。因此，在一定條件下、供一時（經常是終生）占有的授予地，也通常被稱為「恩地」（beneficia）；在上述條件中，居首位的通常是占有土地者提供軍役服務，因此，恩地制通常意味著是以服軍役為前提的臨時性賜地。後來，當西歐封建制度基本形成以後，恩地演化為封地（feodum-fief），即在一定條件下被授予的有繼承權的土地。封建主義（feudalism）一詞就來源於封地（feodum）這個詞，但該詞的詞源則還沒有弄清楚。庇護制（patronage），即將自己置於一個更有力的人保護之下的習俗，從羅馬時期一直傳續到中世紀，而在封建時期開始有一拉丁化的名稱，即侍從（commendatio）,有時則用德語來表達，即mundium。最後一項，即豁免權（immunitas）,在羅馬時期就普遍存在，在封建時期，特指給予一些個人以一定的國家權利；這些人經常可以免於為國家服役，政府官員也被禁止進入這類獲得豁免權的領地。565 在羅馬帝國的西部，隨著中央政權的衰落，上述三個在一個特定時期相互獨立的因素逐漸集中到一個人身上；獲得這些權利的人，即土地所有主，再向下分配恩地，獲得侍從（附庸），並行使豁免權。換言之，土地所有主成了宗主。這一過程既發生在俗界，也發生在教會中；在各個不同的國家是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的。 拜占庭的封建制問題還沒有被人們很好地研究；深入進行研究仍然有必要，而且人們必須慎於下結論。但是，目前至少有可能談到拜占庭的封建主義和封建化過程問題，而在不久之前，若談及「拜占庭封建主義」卻顯得立論不足了。 鑒於拜占庭帝國是羅馬帝國的延續，因此，可以說，類似恩地制、庇護制和豁免權等現象當然可以在拜占庭的內部生活中看到。問題在於這些現象在帝國的東方各行省不同的條件下發展到什麼程度，採取了什麼形式。 在東方，希臘語詞kharistikion與拉丁語beneficium（恩地）是相對應的，希臘語詞kharistikarios則與beneficiarius（承恩者）相對應，後者是指獲得了土地，而以服軍役為交換條件的人。但是，在拜占庭，特別是在10世紀早期，將土地作為恩地分配的情況通常用於修道院，這類土地既分配給俗人，也分給修士。有可能的是，這種拜占庭的恩地與破壞聖像時期相聯繫，當時，帝國反對修士的鬥爭導致了修道院土地的還俗，使皇帝有了豐富的土地資源可用於恩賜。從各方面推測，可以認為，這種情況就是導致原義並不專指授予寺院土地的名詞kharistikion失去了其本來意義而專門用來指授賜修道院土地。研究拜占庭內部生活的一個權威人士P.V.貝佐布拉佐夫寫道：「kharistikion制的特點是,一個修道院的所有者，不管他可能是什麼人（皇帝、主教或個人），將該修道院授予某人終生管理，此人即獲得kharistikarios（承恩者）的頭銜。該承恩者將收取修道院的全部歲入，並有責任維持修道士們的生活，維修修道院建築，簡言之，即管理修道院的全部經濟活動。顯然，其餘的歲入收穫當屬於承恩者。」注1712另一位俄羅斯著名的拜占庭學者Th.烏斯賓斯基坦率地指出，「kharistikion」制度，作為授賜修道院和教會土地的一種體制，是先在教會內部發展起來的，與那些在俗界存在的處理土地財產權力的習俗和法規完全一致。注1713如果上述對教產恩地的定義，特別是烏斯賓斯基的定義，可以接受，那麼一定能肯定，羅馬過去的所有類似制度都已經消亡。但這一結論是錯誤的。所謂的kharistikion制度是古代羅馬的賜地—恩地制的殘存，它之所以具有了不同的意義只是由於帝國東半部的特殊情況所使然。566 在異教羅馬時期，軍事地主就已經存在，它的特別表現是帝國邊界附近的土地都被賜予軍人作為世襲的財產。但是受賜的特別條件是，占有土地者必須保衛帝國的邊疆，並將這項義務傳給他們的後人。這一措施的開端通常認為是羅馬帝國的皇帝塞維魯·亞歷山大統治時期，即3世紀前半期，當時他將從敵人手中奪回的邊境上的土地都賜給了邊境上的士兵（limitaner）和他們的首領，條件是，他們必須世代相襲為國家服軍役，這與獲得土地的公民的義務沒有什麼不同。儘管一些學者斷言，這種邊界領地（agri limitanei）與後來的恩地或采邑（feodum）注1714並沒有什麼聯繫，但還是有不少著名的歷史學家不無理由地發現了中世紀恩地制的根源就在於前基督教時期羅馬帝國的土地分配製度。注1715被納入6世紀《查士丁尼法典》中的一則於5世紀前半期狄奧多西二世皇帝頒發的《新律》聲稱，帝國的東西兩部都實行這樣的原則，即前線士兵，或稱邊防兵（limitanei milites）作為占有土地的前提，必須遵照古法（sicut antiquitus statutum est）為國家服兵役。注1716 7世紀初開始，在波斯人、阿拉伯人、阿瓦爾人、斯拉夫人和保加爾人入侵的威脅下——這些民族經常成功地占有帝國重要的和富饒的邊境行省，政府在整個帝國範圍內加強了軍事組織；因此，可以說，它將邊境的組織形式用到內陸的行省中。但是，從7世紀到9世紀拜占庭經常遭受到的嚴重軍事失敗，特別是破壞聖像時期的內部矛盾和為爭奪皇位而進行的鬥爭，顯然破壞了組織良好的軍事土地所有制；大土地主，即所謂「權勢者」或豪紳，趁機反對國家法令，購買軍事地產。因此，當10世紀馬其頓王朝的皇帝們頒布著名的《新律》保護農民利益，抵制「權勢者階級」的兼併傾向時，他們也同時在保護軍事領地。羅曼努斯·雷卡平、君士坦丁·波菲羅傑尼圖斯、羅曼努斯二世和尼斯福魯斯·福卡斯的《新律》都是以恢復軍事領地的穩固和不受侵犯為目的的，特別是要保證這樣的軍事領地不要落到那些不服軍役的人手上；換言之，這些《新律》基本上是重申上述狄奧多西二世時期頒布的，而後為《查士丁尼法典》所承續的那則法令。曾經認為斯拉夫對拜占庭的影響是拜占庭內部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的Th.烏斯賓斯基，這樣評述軍事領地：「如果人們發現，在10世紀時一些農村公社的痕跡出現在軍事領地的組織中，這顯然表明，這種結構是斯拉夫因素的影響而非羅馬的起源，但是，它的最初表現一定歸於斯拉夫民族在小亞細亞定居時期。」注1717但是，這位著名俄羅斯史學家的假定並不能被證實。拜占庭的軍事領地制在某種程度上說一直延續到拜占庭的末日；至少，從11世紀—14世紀的立法文獻中可見，10世紀的皇帝們所確立的原則一直被認為有效，儘管在事實上並非如此。567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如一些零星資料和模糊不清的事實所能夠說明的是，在拜占庭，顯然人們沒有接受任何一個專門的詞彙來特指皇家的恩賜，可能只有kharistikion這個詞是例外；但是，人們還沒有從這個角度來研究這個詞的用法，因此，人們使用這個詞時可能只是一個假設，而且它是一個相當誇張的假設。在11世紀以後，開始有一個專門指代皇家恩賜的詞彙出現在拜占庭的資料中；這個詞彙原來只是與kharistikion交替使用，但後來開始特別用於皇家的恩賜，即pronia（普洛尼亞）。 一些學者曾經錯誤地將這一詞彙的來源歸於德語詞Frohne（意為農役，即強制性的勞役）；因為他們先是在塞爾維亞文獻中，而不是在拜占庭的文獻中發現該詞的，他們甚至認為，塞爾維亞人在他們還是哥特人的鄰居時就借用了這個詞。注1718自不待說，普洛尼亞一詞是希臘詞彙，意為「深思、照料」，在基督教會中，意為神意（providence）。但是，當這個詞被用來特指皇家恩賜地產時，並沒有因此而失去它原來的含意，因此，在後來無法確定的歷史時期內，拜占庭文獻中出現的pronoia一詞同時含有上述兩種意義；同樣，在西方，封建社會的詞彙beneficium也沒有失去它原來所具有的「恩賜、恩准」的含義。568 那些請求獲得或得到了一所修道院作為恩地（kharistikion）的人，就有義務照料這塊地產，用希臘語講，就是獲得這塊地的監護權（take pronoia of it）。因此，接受這樣一片領地的人，有時不僅被稱為承恩者（kharistikarios）,而且是供養人（pronoctes）。在此人照料該領地期間，這塊領地就被稱為普洛尼亞。據Th.烏斯賓斯基的論點，在拜占庭，普洛尼亞一詞「意指將一塊有居民的土地，或者是另一種吸納年貢的產業賜予某位官員，作為（受地者）服役的報酬或者是由該產業提供一定的義務為條件」注1719。這裡特別指的是軍事義務。普洛尼亞並不是一塊無條件繼承的世襲產業；占有普洛尼亞者不得出售、轉讓或者放棄這塊領地。換言之，普洛尼亞與前基督教時期羅馬帝國皇帝們所賜予的軍事領地是一個性質。「普洛尼亞」是由皇帝親自賜予或者以他們的大臣們的名義賜予的產業。 早在10世紀，就出現了普洛尼亞這個名詞，意指一塊以軍事服役為條件的領地。普洛尼亞一詞的特殊用法完全確定只是在11世紀後半期的文獻中才開始出現。這一現象並不能證明普洛尼亞的這一意義在早些時候不存在。早期文獻的進一步出版和由這一特別角度對早期文獻的研究可以確定，普洛尼亞一詞的特殊意義的出現早於11世紀。在科穆寧時期，授予臣屬以普洛尼亞的體制已經是一件普遍現象。伴隨十字軍和西歐對拜占庭的影響，特別是在偏愛拉丁人的皇帝曼紐爾一世（1143—1180年在位）統治時期，以希臘文形式出現的西歐封建社會的專有詞彙在拜占庭逐漸出現，如lizios一詞，就同中世紀拉丁詞彙ligius相對應，指一位附庸，即一塊采邑的持有者。值得關注的是，當第四次十字軍，即西歐領主們開始在東方占領地定居時，他們發現當地的土地占有情況與西方十分相似，很容易採取他們自己的封建形式。在一份13世紀初的文獻中，拜占庭皇帝的賜地被稱為「采邑」（fiefs）（de toto feudo,quod et Manuel quondam defunctus Imperator dedit patri meo）注1720。同一時期的另一篇文獻證實，西方征服者對於被征服者繼續按照原來的方式管理，從他們那裡的征伐的稅役與他們在希臘皇帝統治下所承受的分量完全一樣（debemus in suo statu tenere,nihil ab aliquo amplius exigentes，quam quod facere consueverant temporibus graecorum imperatorum）。注1721關於拜占庭領土上封建關係研究方面的更多的資料見於《莫里亞編年史》中，此書包括了關於這一問題研究的豐富資料。普洛尼亞制度在整個中世紀的拜占庭都存在，一直到帝國的滅亡。569 對於拜占庭帝國普洛尼亞制度的研究，以及有關恩地和軍事服役份地的研究，值得我們特別關注，而且有可能獲得最重要的成果，注1722它的意義不僅在於可以使人們更好地、更正確地全面了解拜占庭的土地經營情況和其內部生活，而且有助於將它同其他國家，包括西方國家、斯拉夫國家和伊斯蘭國家，及後來的奧斯曼帝國進行生動而有益的比較。 Pronoia一詞在塞爾維亞文獻中經常出現。在俄羅斯歷史上，pronoia有時可以與俄羅斯的kormlenie（供養地）相比。這是古代羅斯的傳統：古羅斯貴族被賜予城鎮或行省作為kormlenie，通常是一塊土地，作為服軍役的報酬；這些貴族於是有機會從地方居民那裡獲得食物（korm）、禮品和費稅，並對當地進行司法及行政的管理，但是俄羅斯的kormlenie並不意味著占有這塊土地，而僅在於使某一城鎮或行省的管理者有權享受這一領地上的歲貢。因此，拜占庭的pronoia與莫斯科公國的pomestye更為相似，這種pomestye是一臨時占有的領地，條件是占有者提供軍役義務，後來，這種制度就迅速有了等級制的特點。 羅馬的庇護制（patrocinium）或者是西歐類型的侍從-附庸（commendatio-mundium）模式在拜占庭也很普遍。狄奧多西和查士丁尼的法典中都有相當一些敕令涉及這類問題，自4世紀以後,接受庇護者（在法典中稱之為patrocinium）受到了嚴重的懲罰，因為窮人將他們自己置於其富裕而有勢力的鄰居們的庇護之下，希望以此方式逃避國家的各種義務，特別是沉重的稅收，對於此，國家是不能認可的。在查士丁尼的法典和後來皇帝們的立法中，有一個希臘語詞能夠與拉丁語詞patrocinium相對應，此即prostasia，意為「代表某人利益，庇護者，保護者」，而不論它以什麼形式出現，都是國家所禁止的。儘管中央政府採取了禁止性的措施，大土地所有主（權勢者）仍然繼續著他們獲利甚好的庇護制或是prostasia，在國家的納稅人群之間設立了一派中間勢力，皇帝的權威不能克服這種罪惡。羅曼努斯·雷卡平於922年簽發的《新律》禁止「權勢者」從窮人手中接受任何財產，提到了富裕者壓迫窮人的各種方式，其中就有prostasia,即庇護制。570 拜占庭也有過豁免制度，被稱為exkuseia或exkusseia（ἐξκουσσεία），這僅僅是拉丁語詞exkusatio（動詞為excusare）的希臘語動詞ἐκουσεύειν，或ἐκουσσεσθαι的簡化形式，其意義是相同的。對這種豁免制度特別重視的學者們發現，最早出現的頒賜豁免權的帝國文獻（即黃金詔書）是在11世紀中期（1045年），因此人們不能從這一制度中看到距此太久遠的羅馬時期豁免制度的殘餘因素，於是試圖從其他方面解釋它的起源。有一個學者，即N.蘇沃洛夫把拜占庭豁免制度，即exkouseia的起源推至西方的傳統習俗，它以日耳曼形式傳入拜占庭。按照他的意見，「在晚期拜占庭的豁免制與羅馬法中的豁免制度中找不到任何歷史的聯繫。即使我們假設日耳曼人的豁免權有著羅馬的根源，但它進入拜占庭帝國時，已經帶有了法蘭克的形式」。注1723另一位專門研究exkuseia（豁免）問題的學者P.雅科文科（P.Yakovenko）不同意上述意見；他認為，這種豁免制度獨立地產生並發展於拜占庭，他還拒絕承認拜占庭的豁免權與羅馬時期的豁免權有任何聯繫，因為在此兩種體系中存在著明顯的差別。「exkuseia體制的起源是由於羅馬國家體制的退化引起的拜占庭內部政治的無序。與此同時，公法與私法原則的混淆也有一定的影響。由於這些原因，exkuseia制的核心產生了；國家官員被禁止進入得到特許權的領地，接受豁免權的人也獲得了在此領地上徵收國家歲入的權力。」注1724 571 在羅馬的立法文獻中，拉丁語immunitas 和exkuseia在意義上是一致的，一些著名的法學家試圖在此二者之間找到一些確定的區別，卻沒有最後的結果。注1725 在狄奧多西和查士丁尼的法典中，有一些嚴厲的條款禁止稅收方面的豁免權，其中談及豁免權時用的是immunitates或動詞形式excusare。 拜占庭時期的文獻在涉及賜予豁免權（exkuseias）問題時，認為多數受益者是修道院。據這些條例，拜占庭皇帝以豁免證書形式賜予受益人的特權，主要涉及禁止皇帝的官員進入有特權的領地，這些地區享有免稅權和司法權等；換言之，在這裡，是以西方封建模式出現的真正的中世紀豁免權。 人們通常認為，最早賜予上述豁免權的皇帝詔書出現於11世紀中期。但這並不足以證明，在此以前沒有頒賜過豁免權，尤其是傳至今日的11—12世紀這類文獻的表達方式和風格表明，豁免權的概念在當時已經相當普遍，而且確定無疑、眾所周知，不需要任何解釋。但這還不是全部理由。9世紀晚期到10世紀的馬其頓王朝的皇帝們賜予阿索斯山修士們的特許狀中，已經包含了豁免權的所有相關因素。瓦西里皇帝（867—886年在位）頒布的一則特許狀，保護所有那些「選擇了在阿索斯山的修道生活」的修士們免於受到軍事指揮官、帝國官員、市民個人和農民的干擾，以「使任何人不得進入阿索斯山的聖處，打擾這些修士們」注1726。這一特許狀在瓦西里的兒子智者利奧六世時期（886—912年在位）得到了重申。另一則重申這則「早期統治者」批准的特許狀的文件是10世紀前半期由羅曼努斯一世雷卡平（919—944年在位）簽署的。注1727在劃分阿索斯山地界的其他現存的10世紀文獻中，也都提到此前歷代皇帝們的特許狀；這些特許狀是在7世紀和8世紀早期由君士坦丁四世（668—685年在位）、受劓刑者查士丁尼二世（685—695年、705—711年在位）和第一位恢復聖像崇拜的女皇伊琳娜（797—802年在位）和她的兒子君士坦丁六世（780—797年在位）頒布的。注1728當然，人們不可能確切說明這些文獻包含哪些內容，但是根據阿索斯修士們對於土地劃分問題的爭議來看，可以假定，這些文件也提到了豁免權。注1729 572 刻在一則銘文中的、皇帝查士丁尼二世於688年9月頒布的敕令，可以視為早期「豁免權」的實例。在這則敕令中，查士丁尼二世將薩洛尼卡的一塊鹽田賜予聖德米特里教堂，使它「從此以後直到永遠」成為教堂的財產，它將被免除以前的任何義務。在他的敕令中，查士丁尼二世坦率地說明了他賜予這塊鹽田的目的，是要使這塊鹽田上的全部收益用於教堂照明、僧侶的日用支出、維護教堂建築的必要花費和僧侶們的所有其他需要。注1730 享有特權的修道院往往被稱為修道院公爵領（monastery-princedoms）注1731,它們是在查士丁尼大帝（527—565年在位）時期發展起來的，這些修道院的豁免權可能與4世紀時君士坦丁皇帝和他的繼承者賜予基督教僧侶的特權有關。注1732事實上，所有這些零星文獻中所涉及的豁免權問題，都完全是涉及修道院生活的。但是，許多早期的特許文獻業已丟失，而且，關於拜占庭豁免權的問題所做的相關研究，尤其是它在11世紀以前的歷史情況，非常之少。許多拜占庭資料，包括歷史、年代紀、聖徒生活等，都已經出版，卻很少有人從豁免權的角度對之進行研究。如果這些現成的文獻得到了充分研究，那麼，也會出現一些新的、更重要的、涉及拜占庭世俗人士的豁免權方面的資料。也許可以因此確定，拜占庭豁免權的起源可上溯至羅馬的豁免權制度，並且是基督教帝國從異教羅馬帝國那些承接下來的複雜的社會遺產的一部分。注1733 關於拜占庭帝國的庇護制（prostasia）和豁免權（exkuseia）問題的進一步研究，對於更好地理解拜占庭的內部生活和其鄰國阿拉伯帝國和斯拉夫國家的內部歷史，特別是古代羅斯國家的內部歷史也是特別重要的。N.帕弗洛夫—西爾萬斯基（Pavlov-Silvansky）對於古羅斯國家的封建制進行了重要研究，將西方的庇護制與俄羅斯的zakladnichestvo（抵押）相比較，並將西方的豁免權與俄羅斯的bayar samosud（俄羅斯貴族享有的司法權）進行對比，然而，如果該作者能夠使用拜占庭的資料而不是只把自己局限於對西方資料的分析，這一成果會有更大的價值。573 大土地所有主（他們在羅馬帝國時期被稱為latifundia）的存在也是拜占庭帝國社會結構中的一個特點。有勢力的行省中的巨富們有時對於中央政權極具威脅性，乃至於帝國中央政府不得不採取嚴厲的措施對付他們，但時常是不成功的。 在這方面，積極地反對大土地所有主的查士丁尼大帝統治時期，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普羅柯比的《秘史》和查士丁尼的《新律》披露了關於此問題的重要資料；帶有偏見地、片面地編撰的6世紀作品《秘史》顯然反映了大地主的思想和他們的利益，但只要使用得當，它仍然是反映當時拜占庭內部生活的一部最有價值的資料。《秘史》和查士丁尼的《新律》揭示了拜占庭皇帝反對以大地主為基礎的貴族階層的鬥爭，這場鬥爭不僅反映了6世紀的情況，而且持續到此後很久。查士丁尼的一則針對卡帕多細亞省督的《新律》，譴責了這一地區各行省的國有和私有地產主們在地方富豪的肆意盤剝下所遭遇的無助狀態，其中有如下的重要內容：「朕聞得各行省中官員的濫用職權達到如此登峰造極的程度，乃至於其上層機關的任何人亦無法糾正之。朕甚至羞於提及那些被保鏢所簇擁著到處招搖過市的大地產的莊頭們是多麼無恥至極，他們正在如何被大批下等人所追隨，在無恥地掠奪一切。」接著，在列舉了一些私人地產後，《新律》繼續闡述：「國家財產已經盡入私囊，因為它們被掠奪、被侵吞，甚至包括所有那些馬匹，而且，竟然沒有一個人會站出來講公道話，因為所有的人被他們用黃金堵住了嘴。」注1734從這些論述來看，卡帕多細亞的大地主們對於所在行省有著完全的支配權，而且他們擁兵自重，或者其他武裝人員或保鏢等，控制著私人和國家的土地。關於查士丁尼時代埃及的相似情況，也可以在草紙文獻中發現。一個著名的大土地貴族阿比安家族在6世紀埃及的許多地方占有巨量的地產。整片的無數村莊都是他的私產。他的住宅幾乎就是皇宮。他有自己的秘書、看門人、成群的奴僕、自己的估稅員和徵稅人、自己的司庫、自己的保安，甚至自己的郵政。許多這樣的大地主私設監獄並養著自己的軍隊。注1735 為了對付大地主，查士丁尼進行了無情的鬥爭。他以多種方式有意識地、持續不斷地摧毀大地產。但是他沒有完全成功，大地產直到帝國後期仍然保持著它的活力。574 一方面，查士丁尼是世俗大地產的確切無疑的敵人，另一方面，他卻致力於保護和增加教會和修道院的財產。在拜占庭帝國，查士丁尼時代是教會和修道院大地產形成的最重要時期，這些享有豁免權的大地產形成了諸如修道院公爵領或修道院采邑等封建的中心。根據一位歷史學家的意見，它們在拜占庭的地位，相當於西歐的公爵領和伯爵領。注1736但是，西歐封建領地的特點首先是，它們是不穩定的、軟弱的且有時是與中央集權相分離的。從封建的角度看，拜占庭修道院的大領地，是由反封建的因素創立和管理的，管理修道院的住持（igumens）擁有全部的權力，實際上是他們自己領地上的君主或獨裁者。也許這就是拜占庭封建制的一個最典型的特點。 在拜占庭教會和修道院的大地產形成過程中，7世紀是最為重要的時期。自從阿拉伯人占領了修道主義特別繁榮的巴勒斯坦和埃及之後，相當一部分修道士逃到了帝國的內地；舊的修道院擠滿了避難者，新的修道院也建立起來。因此，7世紀後半期和8世紀早期可以認為是修道院大地產發展的鼎盛時期。修道院享有種種特權，削弱了國家財政；隨著大批強壯男丁進入修道院從而免於服軍役，又削弱了帝國的軍事力量。國家對此是不能容忍的。瓦西列夫斯基說：「沒有任何疑義，我們可以推斷，早在破壞聖像運動之前，東方教會在占有土地的規模上與西方教會相比已經毫不遜色。法蘭克國王們早就開始抱怨說，他們的國庫已經衰竭，他們的財富都轉移到了主教們和修士們手中；到7世紀末，法蘭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經屬於教會。我們相信，在同一時期的拜占庭帝國，許多情況與在法蘭克國家是一樣的。」注1737 可以設想，以破壞聖像政策著稱的伊蘇里亞諸帝所進行的鬥爭不僅僅是針對聖像本身，也是針對修道院的地產或修道院的封建制的鬥爭。注1738在破壞聖像時期，拜占庭修道院的土地被無情地沒收，那些並非是由於宗教的動機，而是為了免於擔負各類國家規定義務而進入修道院的僧侶們以及那些附屬於修道院地產的人，因此而被迫承擔他們對國家的責任。575 但是，隨著破壞聖像運動的結束，以及馬其頓王朝的皇帝登上皇位，情況發生了變化。修道院的數量再次迅速增長，所掌握的土地數量也迅速地增長。破壞聖像的皇帝們暫時中斷的，在教會和修道院中發生的封建化的過程又開始以一種無法估量的方向發展，甚至有時危及了中央政府的權力。法國學者查爾斯·迪爾在寫到這一時期時說：「（對小地產的）掠奪在繼續；大土地貴族的勢力一直在增長；封建主義一直在發展。在9世紀，這種危機已經特別嚴重。」注1739 在帝國的政治生活中，6世紀末的總督與西歐的封建領主、公爵、伯爵等有極其相似之處。這些總督在皇帝莫里斯統治時期（582—602年）是兩片大領地，即北非的迦太基總督區和拉文納總督區的統治者。總督們（exarchs）首先是軍事指揮官，後來逐漸地在他們手上集中了行政和司法權，並對總督區裡的教會事務有了最終決定權。無論何時，只要總督進入羅馬城，人們總是像迎接帝王一樣地迎接他們。總督們進入羅馬城的典禮後來成為迎接法蘭克國王和德意志皇帝所參照的模式。例如，774年查理大帝進入羅馬城時，就是按照當年迎接總督的儀規進行的。在整個中世紀，羅馬城都按照這一模式迎接帝王們。注1740因而，毫不奇怪，576迦太基和拉文納的總督們一次又一次揭竿而起，向皇帝的寶座挑戰。7世紀初非洲總督席哈克略的起義，導致了拜占庭帝國以這位總督的兒子（也叫席哈克略）為帝的新王朝的建立。 與此相關的是莫里斯皇帝統治時期，這兩位幾乎是完全獨立的總督受命在莫里斯死前數年病重期間為他草擬遺囑。這一遺囑顯然在莫里斯生前無人知曉，是在席哈克略時期被發現和披露出來的。遺囑中，莫里斯將帝國分給自己的兒子們：他指定將君士坦丁堡和東方各行省分給他的長子；羅馬、義大利和地中海上諸島給他的幼子們。注1741這一遺囑沒有得到實行，因為602年發生了革命，莫里斯皇帝被推翻；但這一遺囑顯然是一次典型的封邦建國的企圖，這種分封行為在西方所謂「封建時期」（appanage）的墨洛溫王朝和加洛林王朝以及古羅斯都是經常發生的。 新的行省制度，用拜占庭的詞彙說，即「軍區」（theme）制的形成過程，它的組織結構也可以用作從事封建比較的資料。在7世紀，由於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保加利亞人、斯拉夫人的威脅，拜占庭實行了一種新的行省組織，在一些大的區域內指定一位軍事首領，使他逐漸取得對於行政事務的最高控制權。後來，這些行省總督在9—10世紀時就逐漸將他們的權力和職銜在家族內一代一代傳續；他們於是成為自己管理的行省中世襲的統治者，擺脫了皇權的控制。注1742他們的地位相當於西方同時代的世襲公爵和伯爵們。 在小亞細亞的東方前線上與阿拉伯人幾乎不間斷的戰爭導致了所謂「邊境武士」（akritai）的出現。Akrites（複數形式為akritai）在拜占庭時期用於指代帝國邊防線上的保護者，它來自希臘語詞彙akra，即「邊境」。這些邊境武士有時相對於中央政府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因此有理由將他們與西歐封建時期的邊地侯（margraves）們（意為邊境上注1743的統治者）相比，也有理由將他們與俄羅斯歷史上烏克蘭（ukraina，意即邊境）的哥薩克相比。在這些邊境地區，戰事連綿不斷，毫無「安定」可言，用一位法國歷史學家A.蘭姆鮑德（Rambaud）的話來說：「人們感覺到遠離拜占庭帝國，而且人們甚至不是生活在一位英明的君主管理下的行省，但是在西方那樣混亂無序的封建狀態下。」注1744英國歷史學家J.B.柏里說，在東方與薩拉森人（阿拉伯人）進行的不間斷的鬥爭，促進了一類新的戰士（kavallarios,即騎士，德語稱Ritter）的出現，「他們心中充滿了冒險精神，習慣於不受皇帝和軍事領袖之權威的束縛……在10世紀，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占有著大片的領地，更像是西歐那樣的封建男爵，而不像羅馬的軍官」注1745。小亞細亞著名的福卡斯家族、斯克萊魯斯家族、馬雷努斯家族、菲羅卡爾家族都是小亞細亞大地主的典型代表，他們占有大片的地產，不僅是帝國社會中的特殊階層，而且由於他們能夠在自己的周圍集結自己的軍隊，成為統治者家族的嚴重政治威脅，馬其頓時期的瓦西里二世（976—1025年在位），與他們進行了不妥協的、堅持不懈的鬥爭。馬其頓朝諸帝頒布的保護小土地所有主的諸多《新律》再一次表明，從國家的角度看，大地產的發展對國家有何等嚴重的威脅。577 11世紀的艱難時期的特徵是小亞細亞那些依仗軍事力量的大土地所有主與中央政府的鬥爭。鬥爭的結局是1081年，大土地所有主的代表人物阿列克修斯·科穆寧奪取了皇位，建立了一個持續時間較長（1081—1185年）的王朝。但是，阿列克修斯被迫承認特拉布松是一個幾乎完全獨立的國家。並且在他統治時期，他採取了嚴厲的措施反對教俗界的大土地所有主。反對大土地占有者的尖銳鬥爭發生在科穆寧朝的最後一代皇帝安德羅尼卡一世（1182—1185年在位）時期。但是，在安吉列王朝時期，大地產的勢力又取得了優勢。 隨著十字軍時期的到來，西方十字軍人和其他西方人士出現了。開始，他們只是路過拜占庭的領地；後來，特別由於曼紐爾皇帝的親拉丁政策，他們大批定居，深入到拜占庭社會和經濟生活的所有領域。最後，在第四次十字軍之後，他們占領了拜占庭的大部分領土。到這一時期，拜占庭的封建化過程已經取得了確定的形式。西方人發現，在帝國的所有方面，沒有任何東西會令他們感到新奇。 大批重要的、可用來研究十字軍時期拉丁人占領地的封建制情況的資料，可見於這些國家編纂的法典中。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所謂《耶路撒冷法典》（Assises of Jerusalem）或曰《聖墓文獻》（Letters of the Holy Sepulchre）。這一文獻，據後來的耶路撒冷文獻確認，出現於耶路撒冷王國的第一位統治者戈弗雷時期。當然，這裡並不涉及關於該法典的諸多不同版本的複雜的爭議性問題，以及所有涉及原法典和後來的《耶路撒冷法典》之間關係問題的討論。該法典，無論起源如何，都是純粹的13世紀的法典，而且，「《耶路撒冷法典》是以第一次十字軍人帶到東方的11世紀的封建法典為基礎的」注1746。該法典不僅有助於更好地理解與地方條件有關的基督教東方的封建關係，而且有助於全面理解封建制度問題。一位專門研究耶路撒冷王國制度的法國歷史學家迦斯東·多迪寫道：「《最高法庭法》（Assises de la Haute Cour，該法規是《法典》中涉及拉丁王公與他們的附庸之間關係的那部分）代表了最古老、最純粹的法國封建制的表述方式」；現存文獻的編輯者們「為我們留下了完整的關於封建領地制的記載，它遠勝於中世紀留給我們的任何東西」。人們必須到《耶路撒冷法典》中來「研究封建制度的真正特點」。注1747最近，一位美國歷史學者約翰·L.拉蒙特寫了一部關於晚期拉丁帝國封建王權的著作，其中他強調了同樣的思想，他寫道：「《最高法庭法》基本上是法國的封建法律，而且，如果封建制度僅僅意味著土地貴族之間的關係的話，那麼，耶路撒冷的封建制度就是西方十字軍人自他們的家鄉帶來的純粹的西方封建制度。它一旦建立，就一直保持下來。在西方影響封建主義的因素在緩慢發展的東方影響很有限。因此，前人所強調的是正確的，即，在耶路撒冷的封建制度中，我們能夠找到幾乎是典型的封建主義形式。11—12世紀的西方制度被移植到半開化的土地上，並且保持到此後的歷史時期，而在這個時期，西方已經大部分放棄了這種制度。」注1748因而，基督教東方出人意外地為學者們留下一部封建時期的法典，它確立了一種制度，西歐在這個制度下曾經度過了一個很長的時段。578 第四次十字軍之後，《耶路撒冷法典》被十字軍人所征服的莫里亞公國所接受，也被其他建立在拜占庭領土上的拉丁占領區，包括賽普勒斯所接受；在賽普勒斯，這部法典被譯成希臘文。安條克的法典可以被認為是上述《耶路撒冷法典》的一個精妙的補充，它曾經給予安條克拉丁公國以正確的立法思想。安條克法典的原件已經遺失，現存著一部亞美尼亞的翻譯本，19世紀時這部亞美尼亞文的法典被譯成現代法語。因而，這些法國-東方版的法典對於研究西歐的封建歷史，對於研究拉丁和希臘-拜占庭東方的歷史，甚至對於研究奧斯曼法典的歷史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579 對於拜占庭封建制的研究剛剛開始。1879年，一位俄羅斯歷史學者V.瓦西列夫斯基在討論到「普洛尼亞」制度時，下了這樣的結論，即，只是在科穆寧和安吉列時代，人們才可能注意到，在拜占庭有一種「真正的封建秩序的胚胎，但還不是發達的制度」注1749。事實上，瓦西列夫斯基從來沒有對拜占庭的封建制度進行專門的研究。他甚至不能想像在11世紀末以前，科穆寧登基的時候，拜占庭會存在任何封建化的過程。當然，西歐社會出現的組織嚴密的封建等級制度製造出了一系列封建領主、陪臣和附庸，這種制度在拜占庭從來沒有出現過。「但是，」如夏爾·迪爾所正確評價的那樣，「在拜占庭帝國，這種強大的行省貴族已經產生了同西方中世紀國家一樣的結果；特別是在國家的中央政權被削弱之後，它們成為最危險的混亂及無序的根源。」注1750 所謂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封建化的過程，在拜占庭的整個歷史上都可以觀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