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國史 · 第三章 查士丁尼大帝及其直接繼承者（518—610年）129

芝諾和阿那斯塔修斯的繼承者之對外政策和宗教政策是與他們的前任直接對立的，他們把關注的目光自東方轉向了西方。 518—578年，拜占庭帝國的皇位一直由下述人物占據：長者查士丁（Justin the Elder，518—527年在位），原為宮廷侍衛長（Count of the Excubitors注330），在阿那斯塔修斯死後，一次偶然機會被選為皇帝；他的著名外甥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527—565年在位）；查士丁尼的外甥查士丁二世，即幼者查士丁（Justin the Younger，565—578年在位）。查士丁和查士丁尼的名字與他們的斯拉夫血統緊密相關，常被許多學者視為歷史遺案，其斯拉夫出身的說法源自修道院長塞奧菲魯斯（Theophilus）所寫的皇帝查士丁尼的生平。據稱塞奧菲魯斯是查士丁尼的一位老師。這部生平記錄是17世紀由梵蒂岡圖書館的館員尼古拉斯·阿萊曼努斯出版的。「生平」提到了查士丁尼及其親屬的特別的名字，這些名字是他們在其家鄉所用的。據斯拉夫學高級權威的觀點，這些名字是斯拉夫人的名字。例如：查士丁尼的名字「尤普拉夫達」（Upravda）是斯拉夫語中「真理」「正義」之義。英國學者布賴斯（Bryce）在19世紀末（1883年）發現並研究了阿萊曼努斯所使用的手稿。他證明，該手稿寫於17世紀早期，其中提法純系傳說，沒有任何歷史價值。現在，關於查士丁尼是斯拉夫民族出身這一提法必須摒棄。注331查士丁和查士丁尼可能是伊利里亞人或阿爾巴尼亞人。查士丁尼出生於上馬其頓，距阿爾巴尼亞邊界上今日之烏斯庫布不遠處的一個村莊裡。一些學者認為查士丁尼的家族可上溯到達達尼亞（即上馬其頓）的羅馬移民後裔。注332據此，查士丁尼王朝的前三位皇帝是伊利里亞人或阿爾巴尼亞人，不過顯然，他們都已經羅馬化了。他們的民族語言是拉丁語。 懦弱而無子嗣的查士丁二世選定了一個軍隊指揮官、色雷斯人提庇留（Tiberius）為嗣子，封他為愷撒。當時，查士丁二世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說，該演說因它的誠摯和懺悔的語氣在當代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333由於該演說詞被書記員速記下來，至今仍保留了它的最初形式。查士丁二世死後，提庇留繼位，稱提庇留二世（578—582年在位）。提庇留二世死後，查士丁尼王朝即告結束，因為提庇留的繼承者是他的女婿莫里斯（Maurice，582—602年）。關於莫里斯的民族出身問題，史料眾說不一；有些史料說，他的家鄉及他的家族所在地是卡帕多細亞的城市阿拉比蘇斯（Arabissus）注334，而另一些人雖然也稱他為「卡帕多細亞人」，但認為他是位居拜占庭皇位的第一個希臘人。注335這種說法事實上並不自相矛盾，因為他很可能是出生於卡帕多細亞的希臘人後裔。注336另一種說法認為他是個羅馬人。注337J.A.庫拉科夫斯基認為他可能是亞美尼亞血統，因卡帕多細亞地方的居民多是亞美尼亞人。注338莫里斯是被色雷斯暴動者福卡斯（Phocas，602—610年在位）推翻的。福卡斯是這一時期的最後一個皇帝。130 查士丁一世 查士丁繼位後，背離了兩位前任的宗教政策，立即明確地站到卡爾西頓會議的支持者一邊，開始嚴酷鎮壓一性教派。他重新了同羅馬的和平關係建立起來，從而，自芝諾的《合一通諭》以來，東西方教會之間的不和就此結束。這一時期幾位皇帝的宗教政策是以正統教義為基礎的，於是，再度使拜占庭東方的各行省與帝國相分離，而在520年，查士丁的外甥查士丁尼——在他舅父執政的第一年，人們就感覺他非同一般——在其致教宗霍爾米斯達斯（Hormisdas）的信中，表達了一種有趣的溫和的暗示。他機智地向教宗建議，應對持不同宗教觀點的人取溫和態度：「您應該用耐心，而不是用鎮壓和血腥手段去勸導人們服從上帝，否則，將事與願違，我們贏得了人們的靈魂，卻失掉了許多人的肉體和他們的靈魂。因此，明智之舉是以溫和與寬厚的態度去糾正長期以來形成的謬誤。那種不遺餘力地為人們醫治舊疾而不使新的傷痛由此發生的醫生，才能真正受到讚揚。」注339最有趣的是，這一建議出自查士丁尼口中，因為後來，他本人並沒有時常奉行這一政策。131 首先，在查士丁與遙遠的阿比西尼亞的阿克蘇姆王國的關係中，出現了與上述觀念相悖的情況。阿比西尼亞國王在他對猶太人的保護者葉門國王的戰爭中，得到了查士丁和查士丁尼的有力支持，於是，他在阿拉比亞半島南端與曼德海峽相望的葉門得到了一個立足點，並在此地復興了基督教。起初，人們驚訝於這位頑固堅持卡爾西頓信條、並在國內積極反對一性教派的、信奉正統基督教的查士丁尼，居然會支持一位一性教派的阿比西尼亞國王。但是，在帝國的法定邊界之外，拜占庭皇帝是保護一切基督教的，而不問他是否與自己崇尚相同的教義。從對外政策的觀點看，拜占庭皇帝認為，基督教會取得的每一項成就，都是符合國家的基本政治或經濟利益的。 查士丁和阿比西尼亞王之間的和睦相處（rapprochement）對於後世產生了相當意外的影響。在14世紀的阿比西尼亞出現了一部最重要的阿比西尼亞文學作品《王者的榮耀》（Kebra Nagast），其中搜集了相當有趣的一些傳說。該書聲稱，阿比西尼亞的統治家族可上溯到所羅門和示巴女王注340時期；至今阿比西尼亞仍聲稱，統治他們的王朝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王朝。據《王者的榮耀》一書作者說，阿比西尼亞人是上帝的選民，是新的以色列；他們的王國比羅馬帝國還要高一層次。羅馬王查士丁與阿比西尼亞王卡勒布（Kaleb）應該在耶路撒冷會面，並在他們之間平分世界。這一極其有趣的傳說清楚地表明，查士丁時期在阿比西尼亞歷史編纂傳統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注341 查士丁尼與狄奧多拉的統治 查士丁的繼承者，他的外甥查士丁尼（527—565在位）是整個查士丁尼王朝統治時期的中心人物。他的名字與他的皇后狄奧多拉緊密相聯。她是拜占庭時期一個重要的天才女人。查士丁尼時期的歷史學家普羅柯比所寫的《秘史》以誇張手法描繪了狄奧多拉年輕時的墮落生活。當時，作為一個競技場飼熊人的女兒，狄奧多拉生活於道德敗壞的演藝環境中，成為隨意向許多男人獻媚邀寵的女人。造物主賜予她天生麗質，優雅、聰明、智慧。據一位歷史學家（迪爾）講：「她使得君士坦丁堡喜悅，神迷，並使之蒙受恥辱。」注342普羅柯比說，在街上遇到狄奧多拉的人都不敢接近她，擔心一接觸即玷污了自己的長袍。注343但我們對於所有那些涉及未來皇后的貶抑之詞都應該持懷疑的眼光，因為它們都出自普羅柯比之手。他的《秘史》之宗旨即是誣衊查士丁尼夫婦。經歷了早年的動盪生活後，狄奧多拉在首都銷聲匿跡了，在非洲居住了一些年。當她再度回到君士坦丁堡後，已經不再是早年的輕浮戲子了。當查士丁尼第一次見到狄奧多拉時，她已經離開了舞台，過著隱居生活。她的大部分時間從事毛紡手工，並熱衷於宗教問題的討論。她的美麗打動了查士丁尼，遂被查士丁尼帶回皇宮，授予她貴族頭銜，並很快與她成婚。查士丁尼登上皇位，她即成為皇后。狄奧多拉無愧於她的新的高貴地位。她一直是忠實的妻子，而且對於國事有相當的興趣。她有著相當敏銳的洞察力，曾對查士丁尼的所有決策產生深刻的影響。在532年的暴動中（這一事件將在下文探討），狄奧多拉扮演了最為重要的角色。由於她的冷靜和非凡的活力，防止了帝國陷入更進一步的混亂。從她的宗教信仰來說，她公開傾向於一性教派，因此成為她的游移不定的丈夫的直接反對者。查士丁尼在他的長期統治中一直堅持信奉正統教派，但他也對一性教派做了一些讓步。狄奧多拉比查士丁尼更理解信奉一性教派的各東方行省的重要性，這些省的確是帝國最有活力的部分。因此，她決意要同它們建立和平關係。狄奧多拉於548年因患癌症而先於她丈夫多年去世。注344133可上溯至6世紀，在拉文納聖維塔利教堂的著名鑲嵌畫中，出現了在侍婦們簇擁下的身披長袍的狄奧多拉像。與狄奧多拉同時代的、及其以後的教會史學家們十分挑剔地論及她的性格。儘管如此，東正教年曆的11月14日仍標明是正教國王查士丁尼及王后狄奧多拉的聖紀念日。注345她被葬於君士坦丁堡聖使徒教堂。132、133 查士丁尼的對外政策及其理想 查士丁尼的大量戰爭活動分為進攻和防禦兩大部分。對西歐的日耳曼人蠻族，他取攻勢；對東方的波斯人和北方的斯拉夫人他取守勢。 他把主要兵力用於西方，在那裡拜占庭的軍事行動獲得圓滿成功，汪達爾人、東哥特人，乃至於一些西哥特人被迫臣服於拜占庭皇帝，地中海幾乎成為拜占庭的內湖。查士丁尼亦在其敕令中自稱：「阿勒曼尼人、哥特人、汪達爾人、非洲人的皇帝弗拉維烏斯·查士丁尼（Flavius Justinian）。」但是，這種表面上的榮耀還有消極方面。拜占庭帝國取得成功的代價太過沉重，導致了拜占庭國家經濟上的全面崩潰。總之，由於全力用兵西方，東方和北方則暴露在波斯人、斯拉夫人和匈奴人的進攻之下。 查士丁尼認為，帝國的主要敵人是日耳曼人。因此，在6世紀，日耳曼人問題又在拜占庭帝國出現。只是與以前相反，5世紀是日耳曼人進攻帝國；到了6世紀，則是拜占庭帝國向日耳曼人施壓。 查士丁尼帶著他作為羅馬人和基督徒的皇帝的理想登上拜占庭皇位。基於自己是羅馬皇帝繼承者的信念，他夢想著恢復一個唯一的帝國，使它的疆域擴展到1—2世紀時期的羅馬疆界範圍。作為基督教統治者，他不能允許信奉阿利烏斯派的日耳曼人壓迫正教的人民大眾。作為羅馬皇帝的合法繼承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對於當時被蠻族人占領的西部歐洲有歷史的權利。日耳曼人諸王只不過是拜占庭皇帝的臣屬，是皇帝委託他們統治西方。法蘭克王克洛維已經從阿那斯塔修斯處接受了執政官頭銜，阿那斯塔修斯也曾正式承認了東哥特國王狄奧多里克。當他決心發起反哥特戰爭時，查士丁尼寫道：「哥特人以暴力攫取了朕屬義大利，並拒絕將它們歸還。」注346他一直認為自己是羅馬帝國疆界內的所有統治者的當然領主。作為基督教的皇帝，查士丁尼有責任在「不信者」（包括異教徒和異端）中間傳播真的信仰。在4世紀時由尤西比烏斯表達出的思想，在6世紀仍保持著活力。這就是查士丁尼之信念的基礎，他相信他的責任就是重建一個統一的羅馬帝國，「這個帝國」，用他在一則《新律》中的話來講：「原來曾伸展到兩個大洋的沿岸，羅馬人因不慎而失去了它。」注347從這一古老的原則出發，查士丁尼相信他的責任是在恢復了的帝國內、在分裂者和異端之間，建立唯一的基督教信仰。這一理想信念使得查士丁尼這個充滿野心的政治家和十字軍人注348夢想光復整個已知世界。134 然而，必須記住，查士丁尼皇帝對於羅馬帝國的古老領土的要求，也不完全是他個人的信念。在那些被蠻族侵占的行省中生活的人民大眾眼裡，這一要求是無可非議的。那些淪於阿利烏斯派統治下的各省居民把查士丁尼視為他們唯一的保護者。在汪達爾統治下的北非，情況尤其糟糕，因為這些汪達爾蠻人對當地的基督教正教居民進行了嚴酷的迫害，他們把許多市民及教士代表投入囚牢，並沒收了他們的許多財產。逃離非洲的避難者和流放者（其中包括許多正教的大主教）來到了君士坦丁堡，要求皇帝出兵進攻汪達爾人，並向他保證，民眾的大起義將隨之爆發。 同樣的情況亦在義大利發生。在那裡，儘管狄奧多里克長期實行宗教保護政策，十分重視羅馬文化，義大利當地居民仍然是敢怒而不敢言，並把他們的目光轉向君士坦丁堡，希望從君士坦丁堡得到幫助，把他們從新來者手中解放出來，並恢復正統的基督教信仰。 更重要的是，那些蠻族國王自己也支持皇帝的野心。他們一直表現出對帝國的深切敬意，以多種方式表白他們對皇帝的臣屬地位，並以種種手段渴望獲得羅馬貴族身份。他們還把拜占庭皇帝的頭像鍛壓在他們發行的貨幣上。法國學者迪爾說注349：「他們竟自願地重複西哥特首領的話，他說：『皇帝無疑是地上的神，任何人起而反對他都應該以自己的血來抵罪』注350。」135 然而，儘管非洲和義大利的狀況有利於查士丁尼，對汪達爾人和東哥特人的進攻仍然是十分困難的持久戰爭。 與汪達爾人、東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的戰爭。這些戰爭的結局。波斯人，斯拉夫人。——對汪達爾人的遠征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意味著要由海路向北非輸送一支大軍，而且，這支軍隊不得不對抗擁有一支強有力的艦隊的民族，他們早在5世紀中期就成功地襲擊了羅馬。此外，把主力軍轉運到西方必將在東方引起嚴重後果。帝國最危險的敵人波斯人，在東方一直不停地對君士坦丁堡發動戰爭。普羅柯比記錄了第一次討論進攻非洲問題的重要會議。注351大多數最忠實於皇帝的大臣，對這一行動能否成功表示懷疑，認為此舉很唐突。查士丁尼自己也開始動搖；最後，他克服了一時的軟弱，堅持原擬計劃。這一遠征計劃即最後確定。此時，波斯統治家族內部發生了一次變動，因此，532年，查士丁尼與波斯的新統治者簽訂了「永久和平」協議，其條件是甚為屈辱的：拜占庭皇帝必須向波斯王付一大筆年貢。但是這一和議卻使查士丁尼有可能在東方和南方的行動更為自由。查士丁尼於是任命天才的將軍貝利撒留（Berisarius）統率這支遠征埃及的大軍和艦隊，貝利撒留是查士丁尼在實施其軍事計劃時的最可靠助手。而且，在接受此次使命之前，他曾成功地鎮壓了國內危險的「尼卡」（Nika）起義，關於這一節，下文將加以介紹。 此時，汪達爾人和東哥特人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是危險的敵人。他們不適應南方的溫暖氣候，受到羅馬文明的影響，已經迅速失去了過去的活力和能量。這些日耳曼人信奉阿利烏斯派基督教，使他們與當地的羅馬民眾的關係甚為緊張。柏柏爾人的不斷起義也削弱了汪達爾人的力量。查士丁尼敏銳地觀察到這些，他以靈活的外交手段加深了汪達爾人內部的不和，同時，他十分肯定地認為，日耳曼人諸王國不會聯手反對他，因為，東哥特人與汪達爾人勢如水火，信奉正統基督教的法蘭克人也在不斷與東哥特人鬥爭，而遠在西班牙的西哥特人也不能成為戰爭的主要對手。所有這些都使查士丁尼覺得有希望各個擊破敵人。136 對汪達爾人的戰爭從533年延續到548年注352，其間有過數度平靜。貝利撒留以數次輝煌的勝利迅速降伏了整個汪達爾王國，因而，查士丁尼能夠勝利地宣告：「由於上帝的仁慈，他不僅給予我們非洲及他的全部行省，而且把汪達爾人占領羅馬時一度奪走的帝國權柄歸還給了我們。」注353皇帝認為戰爭結束了，遂把貝利撒留和大部分軍隊撤回君士坦丁堡。當地的原住民柏柏爾人立即掀起劇烈的暴動，留守部隊被迫捲入一場嚴峻的鬥爭。貝利撒留的繼承者所羅門（Solomon）被徹底擊敗，本人被殺。這場長期戰爭持續到548年，這時，由於外交家和天才將軍約翰·特羅格利塔（John Troglita）取得的一場決定性的勝利，使帝國的權力又得以恢復。他是帝國重新征服非洲的第三位英雄，他使非洲完全平靜達十四年之久。他的業績由當時的非洲詩人科利普斯（Corippus）在其歷史著作《約翰》（Iohannis）一書中記載下來。注354 這些征服戰爭的成功並沒有使查士丁尼的期望得到完全滿足，因為除了海勒立斯石柱注355附近的堅強堡壘塞普圖姆（Septum，今西班牙的休達城）外，北非的西部，即直達大西洋岸的地區，尚未歸屬帝國。然而，北非的大部分，以及科西嘉、撒丁尼亞和巴利阿利群島，皆成為拜占庭帝國的領土。查士丁尼花費了相當的精力致力於恢復這些征服島嶼上的秩序。即使在今天，大量的拜占庭防砦和堡壘的廢墟仍是這位皇帝為保衛他的領土而付出巨大努力的見證。 對東哥特人的戰爭更是耗費精力，從535年延續到554年，中間亦有些許和平。這場戰爭的前十三年與汪達爾戰爭同時進行。查士丁尼以干預東哥特人的內部鬥爭的方式，開始了戰爭行動。一支軍隊首先征服達爾馬提亞——當時，這一地區是東哥特王國的一部分；另一支軍隊則由貝利撒留率領由海路行軍，輕鬆地攻取了西西里島。後來，這支軍隊渡海至義大利，占領了那不勒斯和羅馬。此後不久，即540年，東哥特首都拉文納向貝利撒留打開了城門。不久，貝利撒留就帶著被俘的東哥特王離開義大利回到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則在自己的王銜「非洲的和汪達爾人的皇帝」之上，又加上了「哥特人的」修飾詞。義大利似乎已經完全被拜占庭帝國征服了。137 然而，此時，哥特人中間出現了一個精明強幹的國王托提拉（Totila），他是最後一個捍衛東哥特人之獨立的英雄。他迅速而果斷地扭轉了局面，他的軍隊進展十分迅速，乃至於貝利撒留被立即從波斯召回，派往義大利擔任最高指揮官以對付東哥特人的反攻。但是，貝利撒留也不能控制這一局面。拜占庭在義大利和海上諸島的征服地被東哥特人迅速奪回。不幸的羅馬城在羅馬人和東哥特人之間屢次易手，變成了一堆廢墟。當貝利撒留由於他的失敗而應召離開義大利後，他的後繼者、另一名優秀的拜占庭將軍納爾澤斯（Narses）數次展示出其偉大戰略天賦，一舉戰勝哥特人。托提拉的軍隊於522年在翁布里亞的布斯塔-伽羅盧姆（Busta Gallorum）被擊敗，托提拉逃離戰場，但未能逃生。注356「他的血染戰袍和寶石頭盔被交給納爾澤斯，納爾澤斯則把這些東西送至君士坦丁堡，置於皇帝腳下，以此證明，一直蔑視皇帝權力的人已經不復存在了。」注357到554年，經過二十年的毀滅性戰爭，義大利、達爾馬提亞和西西里與帝國重歸統一。同年，查士丁尼頒布的《國事詔書》（Pragmatic Sanction）把東哥特人奪去的土地歸還給義大利的土地貴族和教會，並恢復了他們以前的特權；詔書中也列出了一些意在使已經破產的民眾減輕負擔的措施。但是，對東哥特人的長期戰爭阻礙了義大利工商業的發展，而且，由於缺少勞動力，義大利的許多土地無人耕種，羅馬也一度成為毫無政治意義的第二等廢墟城市。然而，教宗仍然選擇它作為自己的駐節地。 查士丁尼的最後一次軍事行動是針對庇里牛斯半島上的西哥特人。他利用西哥特人內部發生篡權內戰之機，於550年向西班牙派出了海軍。儘管這支軍隊數量不大，但它卻取得了顯著成功。許多航海城市及堡砦被攻克，最後，查士丁尼從西哥特人手中奪得了半島的南端及迦太基、馬拉加及科爾多瓦等城市。因而，這塊領土事實上囊括了西至聖維森特角，東至迦太基的地區。注358在西班牙建立的這個帝國行省經過了一些變革，處於君士坦丁堡治下達七十年。但這個行省究竟是獨立省還是附屬於非洲總督，卻並不十分明確。注359近期在西班牙已經發現了一些教堂和其他拜占庭建築藝術的遺址，但價值不大。注360 138 所有這些進攻性戰爭使帝國的領土擴大了一倍。達爾馬提亞、義大利、北非的東部（今日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的一部分），西班牙的東南部、西西里、撒丁尼亞、科西嘉和巴利阿利群島成為帝國領土的一部分，地中海又一次成為事實上的羅馬內湖。帝國的邊界自海勒立斯石柱（即加德斯海峽）直達幼發拉底河。但是，即使取得了這一巨大的成功，查士丁尼的成就仍與他的期望相距甚遠。他並沒有能征服整個西部帝國。北非的西部、庇里牛斯半島、東哥特王國的北部、阿爾卑斯山以北（原雷蒂亞省和諾里克省）注361仍在他的勢力範圍之外。整個高盧省不僅完全獨立於拜占庭勢力之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戰勝了他，因為查士丁尼被迫把該省割讓給法蘭克王。而且，必須記住，皇帝的權力在廣闊的新征服區也並不穩固。帝國政府既沒有權威也沒有其他辦法使自己的地位更加鞏固，只能通過武力征服。因此，查士丁尼對外征服戰爭的輝煌勝利只是以後一系列嚴重政治經濟問題的開始。 查士丁尼的防禦性戰爭，卻遠遠不成功，而且有時候甚至是十分屈辱的。這些防禦性戰爭，指的是在東方與波斯的戰爭和在北方與斯拉夫人及匈奴人的戰爭。 6世紀的兩大強國拜占庭與波斯在東方邊界已經進行了數個世紀的流血戰爭。自「永久」和平協議之後，波斯國王、天才而精明的統治者庫斯魯·努什爾萬（Chosroes Nushirvan）看清了查士丁尼對西方的野心而充分利用了這一局面。注362庫斯魯充分意識到波斯帝國西部邊界諸省的重要利益，遂抓住了東哥特人求援時機，撕毀了「永久」和平協議，公開與拜占庭帝國對抗。注363一場血戰開始了。波斯人取得了明顯的勝利。貝利撒留從義大利被召回，但卻不能阻止庫斯魯的進兵。庫斯魯進入了敘利亞，搶劫和摧毀了安條克「這個既古老又重要的城市，羅馬人在東方占有的所有城市中最大、最富裕、人口最多、最美麗，而且各方面都最為繁榮的城市」注364。在其進軍期間，庫斯魯抵達了地中海沿岸。在北方，波斯人企圖強行挺進黑海，但在高加索拉齊卡省（今拉齊斯坦）的拉齊斯坦人那裡遇到了抵抗。當時，拉齊卡仍附屬於拜占庭。經歷了重重困難之後，查士丁尼才成功地購買了五年的和平，為此，他必須付大筆金錢。當時，庫斯魯也厭煩了無休止的對抗，於是，在561—562年，拜占庭帝國與波斯達成停戰五年的協議。歷史學家米南德（Menander）注365準確而詳盡地記載了這次談判及和約簽訂的細節。這項協議規定，皇帝必須付波斯人一大筆年金，同時，波斯王許諾，在波斯境內對基督徒實行宗教寬容政策，但有個苛刻的條件，即基督徒不得吸收新的皈依者。羅馬和波斯商人不管販賣什麼商品，只能在設有海關的一些指定地點通過。這一協議，對於拜占庭來說，最重要的一點是波斯人同意撤離黑海東南岸的拉齊卡地區，並把它歸還給羅馬人。換言之，波斯人未能在黑海沿岸取得可靠的據點；黑海仍由拜占庭帝國完全占有，這是一個具有重要政治經濟意義的事件。注366 139 在帝國北部巴爾幹半島上，防衛戰爭的性質大不相同。北方的蠻族保加利亞人和斯拉夫人早在阿那斯塔修斯時期就曾蹂躪了半島上的那些行省；在查士丁尼時代，在普羅柯比筆下，斯拉夫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Sclavenes」。普羅柯比稱之為匈奴人的大批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亞人遊牧民族，幾乎年年越過多瑙河，深入拜占庭行省，以火和劍毀滅一切。一方面，他們抵達首都君士坦丁堡近郊，並深入赫勒斯滂海；另一方面，他們穿越希臘半島，直抵科林斯地峽並向西直抵亞得里亞海沿岸。在查士丁尼統治時期，斯拉夫人開始明顯地向愛琴海沿岸移動。在他們極力進抵愛琴海沿岸的過程中，抵達了帝國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薩洛尼卡，這座城市及它周圍地區很快成為斯拉夫人在巴爾幹半島上的主要聚居地。帝國的軍隊對斯拉夫人的入侵進行了拚死的鬥爭，並時常把斯拉夫人驅趕回多瑙河北岸。但不是所有的斯拉夫人都能退回多瑙河北岸。查士丁尼的軍隊因忙於應付其他重要的戰爭，不可能對斯拉夫人在巴爾幹半島上每年一度的騷擾採取決定性行動。一些斯拉夫人於是留了下來。這一時期，巴爾幹半島上的斯拉夫人問題的出現應該予以重視，因為它在6世紀晚期和7世紀初勢必成為帝國最重要的問題之一。140 除了斯拉夫人以外，日耳曼人的一支格庇德人（Gepids）注367和匈奴人的一支戈特里古爾人（Kotrigurs）也由北方侵入巴爾幹半島。在558—559年冬天，戈特里古爾人在其首領查波爾汗（Zabergan）率領下進入色雷斯。由這裡，他們派一支部隊前去騷擾希臘，另一支侵入了色雷斯的刻爾松尼斯（Chersonese），第三支，包括騎兵，則在查波爾汗親自率領下向君士坦丁堡進軍。拜占庭的國土遭到蹂躪。君士坦丁堡陷入恐慌之中。遭到入侵的各行省教會把其財寶送至首都君士坦丁堡，或用船運至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小亞細亞一岸。查士丁尼召來了貝利撒留，要他在這一危機時刻拯救巴爾幹半島。戈特里古爾人雖然在所有三路軍進攻中都遭到失敗，但色雷斯、馬其頓和色薩利地區，卻由於這次入侵而在經濟上受到慘重打擊。注368 匈奴人的威脅不僅在巴爾幹半島上，而且在克里米亞偏僻的塔夫里斯半島面臨同樣的威脅。該半島位於黑海沿岸，構成帝國的一部分。這裡的兩個城市克爾松和博斯普魯斯以其在數個世紀的蠻族包圍中保留希臘文明而著稱。它們也在帝國和現今俄羅斯領土之間的貿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到了5世紀末，匈奴人已經占領了該半島的平原，並開始威脅那裡的拜占庭領地和在拜占庭保護下的、以多里（Dory）為中心的一小片哥特人聚居地。在匈奴人威脅的壓力下，查士丁尼建立並恢復了一些堡壘，並修建了長城，該長城的殘跡至今仍可見到，注369這是一種塔夫里斯防線（limes Tauricus），起到了有效的保護作用。注370 141 查士丁尼和狄奧多拉向外傳播基督教的熱情極高，甚至對於居住在埃及和阿比西尼亞（Abyssinia，即衣索比亞）之間的上尼羅河地區的非洲居民也不忽視，這些居民即遠在第一瀑布以遠的布來米人（Blemyes）和他們的南方鄰居諾貝達人（Nobade，即努比亞人）。由於狄奧多拉的聰明才智及其活動能力，諾貝達人和他們的國王西爾克（Silko）皈依了一性教派，而且，這位皈服基督教的國王與拜占庭聯手迫使布來米人接受了同一信仰。為了慶祝自己的勝利，西爾克在布來米人的一個聖殿里建立了一塊碑銘，柏里評價該銘文說：「這個小國之君說的大話似乎應出自阿提拉或帖木兒之口。」注371該銘文上寫：「我，西爾克，諾貝達和所有衣索比亞人的國王（βασιλἰσκος）。」注372 查士丁尼外交政策的意義。——縱觀查士丁尼的整個對外政策，我們必須說，他的無休止的、並沒有實現其全部計劃和願望的長期戰爭，對帝國的影響總的來說是災難性的。首先，這些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消耗了巨額金錢。普羅柯比在他的《秘史》中估計（可能有些誇張），阿那斯塔修斯留下的積蓄，在當時看來是相當巨大的財富，即價值32萬磅的黃金（相當6500萬或7000萬美元注373），卻由查士丁尼在極短的時期內（即他舅父查士丁當政時期）全部花光。注374據6世紀另一則史料，即敘利亞人以弗所的約翰披露：阿那斯塔修斯時期帝國的國庫積蓄在查士丁尼死後，直到查士丁二世時期才用完；注375然而，這一結論是不正確的。阿那斯塔修斯留下的資金肯定比普羅柯比欲使我們相信的數目要小，這筆錢在查士丁尼的事業中一定有極其重大的意義。但僅憑此項資金是遠遠不夠的。新的稅收比疲憊不堪的居民能夠承受而且付出的數目要大。皇帝以節約軍費來削減國家開支的企圖導致軍士數量的減少，這自然使得西部征服地十分不安全。142 從查士丁尼作為羅馬人的觀點來看，他的西征是可以理解的，也是自然的。但從帝國的實際利益來看，應該承認，這些西征活動是不必要的、有害的。6世紀東西方之間的鴻溝已經如此巨大，欲使兩者統一的願望本身就是時代的錯誤。真正的統一是不可能實現的。已經征服的諸省只能靠武力來維持，而帝國既無軍力，也無財力。查士丁尼沉湎於他的美好夢想中，沒有認識到東方邊境及東方諸省的重要性，而後者才是拜占庭帝國的根本利害所系。僅僅出於皇帝本人之願望的西征活動，不可能帶來長久性的結果；而且，恢復羅馬帝國的計劃也隨著查士丁尼之死而廢棄了，儘管它並沒有永遠被廢棄。與此同時，查士丁尼的整個對外政策在帝國內引起了特別嚴重的經濟危機。 查士丁尼和特里波尼安的立法工作 查士丁尼由於他的立法活動的徹底性，已經成為舉世矚目的歷史人物。查士丁尼認為，一個皇帝「不僅必須以軍事武裝使自己榮耀，而且必須以法律來裝備自己，由此，他才能在戰爭時代及和平時代都立於不敗之地；他不僅應該是克敵制勝的強者，而且應該是堅強的護法者。」注376此外，他相信，是上帝賜予帝王以制定和解釋法律的權力，因此，一位皇帝必須是立法者，他的權力來自上天。但是，很自然地，除了所有這些理論根據外，查士丁尼還有實際上的考慮，因為他十分清楚，他那個時代的羅馬法處於十分混亂的狀態。 在前基督教時期的羅馬帝國，帝國的立法權完全集中於皇帝手中，立法的唯一形式是皇帝的敕令，被稱為「法」和「法令」（leges），與之相對的所有創製於早期立法時的法令和由古典時期法學家所闡釋的律令被稱為「舊法」（jus vetus）或「古法」（jus autiquum）。自3世紀以後，法學迅速衰落。法律的頒布僅限於純粹的編纂，目的是為那些不能研究全部法學著作的法官提供一部由皇帝敕令和舉世聞名的古代法學家著作的摘編。但是，這類匯編都屬於個人行為，沒有得到官方認可，所以在實際執法時，法官必須參照所有的皇帝敕令和所有的古典法學作品，這是遠非任何一個人的能力所能勝任的。帝國當時沒有出版有關皇帝敕令的核心刊物。這些敕令散在於各種檔案中，在數量上年年增加，很難在實際生活中運用，尤其當新的敕令不斷取代舊的敕令時，更為困難。所有這些都說明編纂一部帝國敕令匯編是十分必要的。早在查士丁尼以前，人們就在這個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在查士丁尼的立法著作中，他極大地受益於早年的《格雷格利亞努斯法典》《赫爾墨吉尼烏斯法典》和《狄奧多西法典》。為了便於引用古典法規（jus vetus），狄奧多西二世時期曾與他的西方同代皇帝瓦倫提尼安三世一起頒布了一則敕令，該敕令只承認五位最著名的法學家的著作具有最高權威，其他法學作者則可以被忽略。當然，這只是該問題的暫時解決方法，尤其是在這五位選定的法學家著作中根本不易找到對某個特定案例的解決辦法，因為這些法學家的說法時常互相矛盾。而且，這些古代法學家的決斷在生活條件已經發生變化之時已經太過陳舊而無法執行。因而，制定一部涉及整個法律體制的官方修訂法典和對數世紀來法學發展進行總結極為必要。143 早期的法典只收集了一定時期內皇帝們的敕令，並沒有涉及法學作品。查士丁尼不僅開始著手編纂在他的時代以前的帝國敕令集，而且開始修訂古代法學作品。他的主要助手和實施整體方案的核心人物是特里波尼安（Tribonian）。 這項工作之進展速度是驚人的。528年2月，皇帝召集了一個由10位專家組成的編委會，其中有「皇帝立法工作的膀臂，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這些專家的組織者」特里波尼安，以及君士坦丁堡的法學教授塞奧菲盧斯（Theophirus）。注377該編委會的任務是，修訂三部較早的法典，從中刪除陳腐過時的東西，並把《狄奧多西法典》頒布之後出現的敕令進行系統整理。所有這些工作的成果匯合於一部法典集成中。早在529年4月，《查士丁尼法典》（Codex Justinianus）就正式頒布了，它被分為10卷，收集了自哈德良皇帝以來至查士丁尼時期的敕令；它成為帝國的唯一權威性法典，從而取代了以前的三部法典。儘管查士丁尼的法典編纂工作從舊法典中受益甚大，但修訂「舊法」工作卻是他的首創。530年，特里波尼安受命組織一個委員會，修訂所有古典法學家的作品，從中摘錄，淘汰所有過時的東西，剔除一切互相矛盾之處，最後，按一定順序把所搜集的資料整理排列。編委會閱讀和研究了大約2000冊書，計300萬行以上。這是一部巨著，用查士丁尼自己的話來說：「在他下令編書之前，『沒有任何人曾經期待或者想像過，這竟是人力所及之事』。」注378而且，編委會「刪除了所有『舊法』中之重複和多餘的內容」注379，三年內即告完成。這部於533年問世的巨著分為50卷，稱為《法學彙纂》，Digestum），或Pandects，Pandectae注380。這一著作立即成為帝國司法活動中可以直接採用的依據。注381 144 儘管查士丁尼的這部《法學彙纂》十分重要，但由於倉促編就，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方面有疏漏。其中有許多重複、互相矛盾和一些相當過時之處。此外，由於編委會被授權刪節、解釋和壓縮古代的文獻原本，最終成書有相當的專斷性，有時甚至肢解了古代文獻。該著作的致命缺陷是缺乏統一性。對於這一缺陷的質疑，發端於19世紀的一些著名法學家，他們對羅馬的古典法律評價過高，因而對查士丁尼《法學彙纂》的評價十分苛刻。然而，即使《法學彙纂》有上述缺陷，它仍有很大的實用價值。它也為後代保留了迄今為止已經失傳的一些古代羅馬法學著作中摘編的豐富資料。 在編纂《法學彙纂》期間，特里波尼安和他的兩個著名助手，君士坦丁堡法學教授塞奧菲盧斯和貝魯特（在敘利亞）的教授多羅西斯（Dorotheus）受命解決另一個問題。據查士丁尼說，「沒有人能承擔所有這些艱深知識的重負」，此處的「艱深知識」，即指《民法典》和《法學彙纂》。譬如，那些「站在法律的入口處，迫切想進入其神秘境界」的年輕人注382，不可能掌握這兩部巨著的所有內容，因此，有必要為他們編一種方便可用的手冊。這部原準備供學生使用的《民法手冊》於533年公布。它分為四冊，稱為《法學階梯》注383（Institutions, 或Institutio）。用查士丁尼的話來說，這部概要是要把「所有『舊法』的混濁水源導入一個清澈的湖泊中」。注384皇帝核准《法學階梯》的敕令就是致「迫切想要學習法學的年輕人（cupidae legum juventuti）」的。注385 145 在編纂《法學彙纂》和《法學階梯》期間，常規的立法活動並沒有停止。一方面頒布了許多新的法令，另一方面對許多事情重新審定。簡言之，529年出版的《民法典》看來在許多方面過時了，因此，534年著手進行新的修訂增補工作。這部修訂增補的12卷本法典問世，被稱為《法典修訂本》（Codex repetitae praelectionis）。該版本取締了529年的舊版，搜集了自哈德良至534年的法令。這部著作的問世，宣布了《法典》編纂工作的結束。而該法典的第一個版本後來則絕版。 534年以後頒布的敕令被稱為《新律》（Novellae Leges）。雖然《查士丁尼法典》《法學彙纂》《法學階梯》均以拉丁文寫成，但《新律》的大部分是以希臘文擬就的。這一事實表明查士丁尼這位緊隨羅馬傳統的皇帝對現實生活的需要做了一個重大讓步。在一則「新律」中，查士丁尼寫道：「朕寫這部敕令時沒有用拉丁母語，而是用了希臘口語，以便使它能易於為公眾理解。」注386查士丁尼企圖把所有的「新律」編輯成集，但他沒有成功，然而，在他統治時期，出現了一些非官方的「新律」匯集本。《新律》被視為查士丁尼立法工作的最後一部分，並成為他那個時代帝國內政史的重要資料。 查士丁尼認識到，《法典》《法學彙纂》《法理概要》和《新律》這四部法典應形成一部法學集叢。但在他統治時期，未能形成這樣的全集。只是在相當晚的時期，即在中世紀，自12世紀初開始，當羅馬法的研究在歐洲復興時，查士丁尼的所有立法著作才以《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而著稱於世。至今，它們仍被稱為《民法大全》。 查士丁尼法學著作龐大的體系及使用大多數民眾所不理解的拉丁文字，使得一些以希臘文解釋《法典》的注釋本和某些部分的摘要，以及從字面上對於《法學階梯》和《法學彙纂》加以解釋的作品大量出現。這些小冊子形式的希臘文法學集纂，是適應當時的需要，並出於應用上的考慮而編的，與其拉丁原文相對照，有許多錯誤和疏漏；即使如此，它們還是把原本拋到了幕後，並幾乎完全取代了它的地位。注387 146 為了與這部新的法律著作相協調，法學教育活動也發生了相應的改革，採用了新的學習課程設置。法學課程的學習期限定為五年。第一年的主要學習科目為《法學階梯》；第二、三、四年學習《法學彙纂》，最後，即第五年學習《法典》。關於這一新的課程設置，查士丁尼寫道：「當所有的法學秘密被揭示出來時，學生們就不會為任何東西所欺瞞，而且當學生們通讀了特里波尼安和其他人為我們編輯成集的著作以後，他們會成為傑出的律師和法官，成為最能幹的，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有所作為的人。」注388在致法學教授們的敕令中，查士丁尼寫道：「從現在起，在上帝的監護下，你們要教授學生法學知識，開闢我們所為之奠基的道路，這樣，他們將沿這條道路成為傑出的司法官員和政治家。而且你們將在所有時代都得到最高的榮耀。」注389在致學生的敕令中，皇帝寫道：「要以勤奮、刻苦的精神學習我們的這些律法，並對它們很好地融會貫通，這樣的良好願望將激發你們的能力，當你們的全部法律學習課程結束時，你們將有能力治理我們的帝國，我們帝國的疆域將取決於你們的責任。」注390但學校的教學本身僅限於單純地掌握所教授的教材，並在這些教材的基礎上進行解釋，而不得引用古典作家的原著來核實或重新解釋法學教材，只允許學生們對法典做文字上的翻譯和撰寫摘要及選段。 儘管該法典在死刑判決方面有明顯欠缺，在執法上也有許多弱點，但這部6世紀的巨型立法著作仍具有廣泛的、不朽的意義。查士丁尼的法典保存了羅馬法，而羅馬法為指導大多數現代社會的立法提供了基本的原則。迪爾曾說過：「查士丁尼的理想成就了人類進步最有價值的偉業。」注39112世紀，當西歐開始研究羅馬法，或者在通常情況下，如人們所說，當西歐開始承認羅馬法時，查士丁尼的民法典在許多地方成為真正的法律。I.A.波可洛夫斯基（I.A.Pokrovsky）教授曾說：「羅馬法得到了新生，並且第二次把世界聯繫起來。西歐的所有立法活動的發展，甚至那些現代的立法活動，都一直受到羅馬法的影響……羅馬立法的最有價值的內容被成段成章地引入當代法典中，並以這些當代法典的名義在發揮著作用。」注392 147 最近，在研究查士丁尼的立法著作方面，人們的觀點有了一個重要轉變。迄今為止，查士丁尼的法典，除了《新律》之外，它們都被認為最初是作為進一步理解羅馬法的輔助手段，也就是說，它們只具有輔助性的，而不具備第一位的重要性。人們並沒有研究這部《法典》本身，它也從來沒有被視為「獨立的」研究主題。從這一觀點出發，人們對查士丁尼，尤其是特里波尼安產生了疑義，認為他們採用刪節或擴充原法典內容的方式歪曲了古典法的原意。然而，現在人們所關注的，是查士丁尼的法典是否適應了他那個時代的需要，而且在多大程度上適應了這一需要。於是，人們公正地不再把古典法律條文的更改歸於編纂者的主觀意志，而是歸於他們欲使羅馬法適應6世紀羅馬帝國東部的實際生活條件的願望。這部法典在完成這一目標上的成就，必須結合當時的總的社會條件，希臘化思想和基督教對於法典編纂者無疑是有影響的，而且東方的生活習俗也必然反映在對古典羅馬法的更改中。因此，一些學者談到了查士丁尼立法著作的東方特點。當代法制史學科的問題是應該充分肯定和評價查士丁尼《民法典》、《法學彙纂》和《法理概要》中的拜占庭因素。注393查士丁尼的新法，作為通行立法的產物，自然是反映了當代生活狀況的變化和它的需要。 查士丁尼時代有三座法律學校十分繁榮。一座在君士坦丁堡，一座在羅馬，一座在貝魯特。其他學校都被取締了，因為皇帝擔心它們會成為異教繁衍的基地。551年，貝魯特城被一場可怕的地震、海嘯和大火摧毀，貝魯特的學校則遷至西頓，但此後不再那麼重要了。 在俄羅斯，當沙皇費多爾·阿列克賽耶維奇（Fedor Alekseievich，1676—1682）統治時期，確定了把查士丁尼《民法大全》譯為俄文的計劃。一位德國學者對此做了及時報道，稱此舉是「海勒立斯式的壯舉」（hoc opus Hercule dignum），但遺憾的是，這項計劃並沒有進行。注394 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148 作為羅馬皇帝的繼承者，查士丁尼認為，恢復羅馬帝國是他的職責；同時，他希望在帝國內確立唯一的法典和唯一的信仰。「一個國家、一部法典、一個教會」——這就是查士丁尼全部政治生涯中的簡明信條。他篤信絕對王權，強調在一個秩序完好的國家中，一切皆附屬於皇帝的權威。教會應該成為政府機構手中的有力武器，因此盡一切努力使教會服從自己。歷史學家們曾試圖分析查士丁尼教會政策的動機，有些人得出結論說，對於查士丁尼來說：「政治是第一位的，宗教只是國家的奴僕」；注395另一些人則認為，這個「君士坦丁大帝第二隻要涉及教會問題就會忘記他的直接的政治責任」。注396在查士丁尼成為教會主宰的欲望中，他不僅要親自控制教會的內部組織和教士的命運，甚至那些高級教士的命運；同時，他也確信，他的責任是為其臣民決定特別的教規。無論皇帝採取什麼宗教信仰，他的臣民都必須遵從。拜占庭皇帝有權力規範教士的生活，根據自己的判斷來決定高級教職階層的人選，並在教士的訴訟案中充當調節人和法律仲裁人。他保護修士、促進新教堂和修道院的興建，賜予教會和修道院種種特權，以表示他對教會的恩寵。他也花費了許多精力以圖在自己的臣民中建立統一的宗教信仰。他經常參加教義爭論，對有爭議的教義問題進行最後裁決。這種以皇帝的權力干預宗教和教會事務，乃至深入到個人宗教信仰的內心世界的深層領域的政策在歷史上被稱為「皇帝-教權主義」（Caesaropapism）。而查士丁尼就是這樣的皇帝-教權主義者的典型代表。注397在查士丁尼的觀念中，國家的統治者既是皇帝也是教宗；他把所有世俗的和教會的權力集於一身。而那些強調查士丁尼一切活動的政治意義的歷史學家強調，在查士丁尼的皇帝-教權主義中，其主要動機是希望保障自己的政治權力，加強統治力量，並為他因偶然機會而取得的王位尋找宗教上的支持。149 查士丁尼受過很好的宗教教育。他精通《聖經》，熱衷於參加宗教討論，並寫了許多宗教讚美詩。宗教爭端在他看來是十分危險的，從政治觀點上看尤其如此，因為它們威脅著帝國的統一。 儘管查士丁和查士丁尼之前的兩個皇帝芝諾和阿那斯塔修斯曾經遵循了與東方一性教派教徒保持和平的政策，並因此與羅馬教會決裂，但查士丁和查士丁尼卻毫不動搖地偏愛羅馬教會，並同它恢復了友好關係。這勢必導致東方各行省與帝國的分離，這是同查士丁尼的計劃不相容的，因為查士丁尼極其迫切地想在他的龐大帝國內建立統一的信仰。但是，要在東方和西方的教會，即在亞歷山大、安條克和羅馬教會間實現教會統一是不可能的。一位歷史學家講過：「查士丁尼的統治在其教會政策上是雙面的雅努斯神注398，它一面轉向西方，要求羅馬予以指導，另一面則轉向東方，在埃及和敘利亞修士中間尋找真理。注399」 查士丁尼的教會政策的基本目標在其統治初期是建立同羅馬的密切聯繫；因此，他曾以卡爾西頓會議的護衛者身份出現，該會議的決議曾受到東方各行省的強烈反對。在查士丁尼統治期間，羅馬教區享有最高教會的權威。在查士丁尼致羅馬主教的信中，就稱他為「教父」「羅馬之父」「使徒之父」「教父和牧首」等，於是，教父（pope）的頭銜，就被用來特指羅馬主教。在一封敕令中，這位皇帝稱羅馬主教為「所有神聖教會之首」（caput omniums sanctarum ecclesiarum）注400，而在他的一則「新律」中，特別提到「最受恩寵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教區，即新羅馬，應位於最神聖的使徒教區舊羅馬之次」。注401 查士丁尼開始同猶太人、異教徒和異端決裂。在異端派中包括摩尼教派、聶斯脫利派、一性教派、阿利烏斯派和其他不大重要的宗教教義理論的派別。阿利烏斯派當時在西方日耳曼人諸部族中傳播。在帝國各地殘存的異教殘餘勢力和異教徒們仍視雅典學園為他們的主要中心。猶太人和小股異端教派追隨者則主要集中於近東各行省。當然，得到最廣泛追隨者的是一性教派。在西方，與阿利烏斯派的鬥爭採取了軍事征服的形式，這種軍事征服以日耳曼諸王國完全地或部分地臣服於拜占庭而告結束。查士丁尼堅信，在帝國內部，有必要建立統一的信仰，因此，不可能對其他信仰和異端教派的領導取容忍態度，這些人在查士丁尼統治時期，遭到軍隊和行政權威的嚴酷鎮壓。150 雅典學園的關閉。——為了徹底根除異教殘餘，查士丁尼於529年關閉了位於雅典的著名哲學學園，認為它是衰朽的異教思想的最後堡壘。在5世紀狄奧多西二世時期君士坦丁堡學府的創建，已經預告了該學園的衰亡，學園的許多教授被流放，學園的財產被沒收。一位歷史學家寫道：「當聖本尼狄克（St.Bennedict）摧毀了義大利的最後一處國家聖殿、位於卡西諾山聖林中的阿波羅神殿的同一年，人們也見證了位於希臘的古典異教堡壘的毀滅。」注402從這一時期起，雅典完全喪失了其原來作為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降為不顯眼的二流城市。該校的一些哲學家欲遷居波斯，他們聽說，波斯王庫斯魯對哲學很感興趣。他們在波斯受到極好的禮遇，但是，異邦的生活對於這些希臘人來說甚難適應。在庫斯魯先同查士丁尼達成協議，使查士丁尼在協議中承諾他將不迫害這些哲學家，也不強迫他們改宗基督教信仰之後，決定讓他們回歸祖國。查士丁尼履行了諾言，這些異教哲學家在拜占庭帝國境內完全和平、安全的環境中度過了餘生。但查士丁尼未能徹底根除異教，異教仍在偏僻的地區繼續秘密地存在著。 猶太人和他們的宗教親族，即巴勒斯坦的撒馬利亞人注403，不能屈從於政府的迫害政策，發動了起義，但迅速被殘酷鎮壓。許多猶太會堂遭到毀滅，而在那些尚存的未被毀滅的會堂中，也禁止誦讀希伯來文的《舊約》，而需代之以70位學者譯的希臘文本（所謂七十子譯本）《聖經》。人們的政治權利被剝奪。聶斯脫利派也受到嚴酷鎮壓。 宗教問題及第五次全基督教主教會議。——當然，最為主要的是查士丁尼對一性教派的態度。首先，他與一性教派的關係有極大的政治意義，而特別涉及埃及、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等東方各行省的重要問題。其次，一性教派受到查士丁尼的妻子狄奧多拉的支持，而她對查士丁尼有強大的影響。一個當時的一性教派作者（以弗所的約翰）稱她為「滿腔熱情地愛基督的女子」，是「最具基督教精神的皇后，她受上帝派遣在困難時期保護受迫害者」注404。151 由於她的勸說，查士丁尼在其統治初期試圖同一性教派和平共處。他允許那些在查士丁統治時期及他自己統治早年遭到流放的主教回歸故里。他邀請許多一性教派教徒到首都，參加宗教和解會談。據一位目擊者講，在這個會議上，查士丁尼要求他們同其對手「為了正統基督教和虔誠人民的利益，完全心平氣和地」注405討論所有未決的問題。他把首都一處宮殿內的一些房間賜給500名一性教派修道士，說成是「給予隱修者的最大的絕好的獎賞」注406。535年，「一性教派的真正立法者」及其首領塞維魯（Severus）到達君士坦丁堡，並在那裡住了一年。注407「535年年初，帝國的首都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阿那斯塔修斯統治時期發生的那種情況。」注408君士坦丁堡牧首區已經交給了特拉布松主教安希姆斯（Athimus），他因其對一性教派的調和政策而著名。一性教派似乎已經取得了勝利。 然而，事態很快發生了變化，教宗阿伽佩圖斯（Agapetus）和一夥「不眠者」（極端正教派）注409到達君士坦丁堡後，即挑起了反對安希姆斯牧首的宗教調和政策的喧囂，查士丁尼不無遺憾地被迫改變了他的和解政策。安希姆斯被撤職，一位正統派的牧師梅納斯（Menas）接續了他的職位。有一則資料記載了此事發生之後皇帝與教宗之間的對話，查士丁尼對教宗說：「我可以迫使你接受我的意見，否則我會把你流放。」而阿伽佩圖斯回答：「我曾希望見到一位最好的基督徒皇帝查士丁尼，但我現在看到了一位戴克里先；無論如何，我不怕您的威脅。」注410皇帝之所以對教宗讓步，很可能是由於當時對東哥特人的戰爭在義大利剛剛開始，他需要得到西方人士的支持。 即使如此，查士丁尼並沒有放棄他同一性教派和解的進一步努力。這時，他提出了著名的「三章案」（The Three Chapters）問題。此案涉及三位5世紀的教會作家，即莫普蘇埃斯蒂亞的狄奧多爾（Theodore of Mopsuestia）、居魯士的狄奧多萊（Theodoret of Cyrus）和埃德薩的依巴斯（Ibas of Edessa）。一性教派對卡爾西頓會議的指責，是因為上述三位作家有聶斯脫利派信仰傾向，卻未在該次會議上受絕罰。羅馬主教和「不眠者」遇到了極為強大的對手。查士丁尼義憤填膺地宣稱，在上述問題上，一性教派是正確的，正教派必須贊同他們。他在6世紀40年代早期發了一則敕令，譴責了上述三位作者的作品，並威脅道：「任何企圖保護或贊同此三者的人都將受到絕罰。」注411 152 查士丁尼希望所有的教會人士對此敕令都承擔義務，要求所有的牧首和主教在該敕令上簽字。但這並不容易實現。西方教會擔心若自願簽署該協議，可能意味著侵犯了卡爾西頓會議的權威。一位著名的迦太基助祭寫道：「如果卡爾西頓會議的決議也要討論，那麼，尼西亞會議不是也可能受到同樣的威脅嗎？」注412除了上述疑問外，人們還提出，是否應該詛咒死人，因為這三位作者早在前一世紀都已經謝世。最後，一些西方教會的首腦達成這樣的意見，即，皇帝以該敕令侵犯了教職人士的良心。但是，在東方教會，人們並不贊成這種觀點，這裡的歷朝皇帝參與裁決宗教爭端問題已經在長期的實踐中得到認可。東方教會也引用《舊約·聖經》中約書亞王的故事，他不僅鎮壓了活著的奉偶像崇拜的教士，而且打開了在他統治時期之前已經去世的那些人的墳墓。在聖壇上焚燒了他們的遺骨（《列王記》下，23：16）。於是，東方教會樂於接受該敕令，並譴責「三章」的作者們，西方教會則不然。總之，查士丁尼的敕令沒有得到教會的普遍承認。 要勸說西方教會支持他，查士丁尼首先要取得羅馬教宗的允許。因此，當時的羅馬主教維吉利烏斯（Vigilius）被召至君士坦丁堡，在那裡滯留了七年之久。當他到達君士坦丁堡時，立即公開聲明他本人反對皇帝的敕令，並宣布將君士坦丁堡牧首除籍。但是，他漸漸屈服於查士丁尼和狄奧多拉的威壓。458年，維吉利烏斯發表了摒斥「三章」的聲明，即所謂的「宣判書」（Judicatum），從而與四位東方教會的牧首取得一致。這是狄奧多拉的最後勝利。她相信一性教派的最後勝利是不可抗拒的。她也於該年去世。在維吉利烏斯被邀請到君士坦丁堡之時，西歐的修士們不得不為「最英明的君主查士丁尼和狄奧多拉」不停地祈禱。注413 153 然而，西方教會並不贊成維吉利烏斯實行的妥協。非洲的大主教們在召集了一個主教會議後，竟至將維吉利烏斯處以絕罰。由於這些事件的影響，教宗的立場動搖了，他取締了已經公布的「宣判書」。查士丁尼決定求助於基督教主教公會議。這一會議於553年在君士坦丁堡召開。 第五次全基督教主教公會議所討論的問題比前幾次宗教會議更為簡單。它不必處理新的異端問題，而只須對第三、四次全基督教主教公會議提出的一些問題進行修正，其中一部分是涉及聶斯脫利教派思想的，而主要的則涉及一性教派信仰問題。皇帝極其渴望當時滯留在君士坦丁堡的教宗維吉利烏斯出席會議。但是，維吉利烏斯以種種理由予以迴避，而且，所有決議都是在他缺席的情況下達成的。會議討論了三位有爭議的作者的著作，並贊成皇帝的意見。會議的決議譴責並絕罰：「瀆神的前莫普蘇埃斯蒂亞主教狄奧多爾注414及他的那些瀆神的著作，以及狄奧多萊以瀆神的態度所寫的所有作品，及伊巴斯的那些瀆神的書信，和那些已經寫了，或正在寫東西為他們辯護的人（ad defensionem eorum）。」注415該會議的決議是被強制通過的，查士丁尼還制定了鎮壓及流放那些不同意摒斥「三章」作者的大主教的政策。教宗維吉利烏斯被流放至馬爾馬拉海上的一個小島上。最後，他同意簽署該會通過的詛咒性的決議，才被允許回到羅馬，途中於敘拉古去世。直到6世紀末，西方教會仍沒有接受553年基督教會議的決議，只是在大格列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時期，才宣布，「在有關『三章』討論的會議上，沒有任何東西違犯或以任何方式改變宗教問題」，注416於是，553年的宗教會議在整個西方被認可，與前4次基督教全體主教公會議具有同等地位。 查士丁尼想利用這場激烈的宗教鬥爭來調和一性教派與正統派的關係，但卻沒有出現他預想中的結局。一性教派並不滿足於對他們的讓步。在查士丁尼晚年，他顯然傾向於一性教派，反對他的主教均遭到流放。這時，一性教派竟然可能成為迫使所有人接受的國教。而這將帶來新的更為嚴峻的矛盾。但在此時，年邁的皇帝辭世了，帝國的宗教政策隨之又一次發生了變化。154 在總結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和教會政策時，人們要問，他是否成功地在帝國建立了一個統一的教會。當然，回答是否定的。正統教派與一性教派並沒有重歸統一。聶斯脫利派、摩尼教派和猶太教及異教在某種程度上依然存在。帝國並不存在宗教的統一。查士丁尼試圖實現宗教統一的目標應該說是失敗了。 但是，談及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我們也不應忽視他的傳教活動。作為一名基督教帝國的皇帝，他認為自己的責任是在自己的帝國範圍以外傳播基督教。多瑙河畔的赫魯利人（Heruli）注417和一些高加索人部族，以及北非和尼羅河中游地區的土著民族都是在查士丁尼時期皈依基督教的。注418 查士丁尼的內政 尼卡起義。——查士丁尼即位之時，帝國的內部生活處於無秩序和動亂之中。土地荒蕪，民有飢色，特別是在帝國首都以外的諸行省中。稅收也無常規。競技場諸黨派、大地主、被剝奪皇位繼承權的阿那斯塔修斯的親屬，以及分散的宗教團體，使帝國內部矛盾更加激化，造成極為嚴峻的局面。 查士丁尼登基之時，他非常清楚，帝國的內政需要進行廣泛的改革。他沒有退縮。關於這方面的材料，主要來源於他的《新律》和呂底亞的約翰所寫的論文《論羅馬國家的政治》以及查士丁尼的同時代人普羅柯比所著《秘史》等。近期，人們從草紙文獻中亦發現了更有價值的資料。 在查士丁尼統治之初，他目睹了首都一次可怕的起義，這次起義幾乎剝奪了他的皇位。在君士坦丁堡市中心的大競技場（Hippodrome），是熱衷於賽車競技活動的首都居民最喜歡的聚會地點。每個新登基的皇帝在加冕後，通常都應出現在競技場的皇帝包廂，即希臘語稱之為「座席」（Kathisma）的地方，接受民眾的第一次歡呼擁戴。競技馭手們身著綠、藍、白、紅四色馭服。自早年基督教會禁止角斗活動以來，賽車一直是競技場的熱門項目。組織良好的競技黨是以不同顏色的賽車手為核心而形成的。這些群體用自己的錢財來資助賽車手、馬匹和賽車，並時常與其他顏色的黨派競爭和相鬥。他們很快即以綠黨、藍黨、白黨、紅黨的名字相稱呼。競技場、賽馬和競技場各黨派是拜占庭帝國從羅馬帝國繼承而來的傳統，後來的文學傳說則把它們的起源歸於羅慕路斯和雷穆斯的神話時代。四個黨派所取的不同顏色名稱，其原來意義並不十分清楚。查士丁尼時期，即6世紀的資料認為，這些名稱與四種元素相對應，即地（綠）、水（藍）、風（白）和火（紅）。競技場的節日活動特別壯觀，觀眾的數量有時可達50 000人。155 競技場各黨派在拜占庭時期被稱為吉莫（demes），它後來發展為代表一定政治、社會或宗教傾向的政治黨派。競技場民眾的呼聲成為一種公眾輿論和民族訴求。Th.I.烏斯賓斯基曾說過：「由於當時沒有印刷術，競技場成為自由表達民眾輿論的唯一場所，這種輿論有時可把他們的意志強加於當局。」注419皇帝有時也被迫出現在競技場上，向民眾解釋他的行為。 6世紀時君士坦丁堡最有影響的競技黨是藍黨（Venetoi），它贊成基督教正統教義，故也被稱為「卡爾西頓黨」，或稱之為卡爾西頓會議的擁護者。另一黨是綠黨（Prasinoi），它支持一性教派。在阿那斯塔修斯時期，曾出現過一次反對這位一性教派皇帝所支持的綠黨的暴動。在一次可怕的衝擊和破壞後，正統教派的黨徒擁立了一個新皇帝，並沖向競技場。皇帝阿那斯塔修斯誠惶誠恐地出現在競技場，沒有戴皇冠，並讓傳令官向群眾宣布他隨時準備退位。民眾看到皇帝如此可憐，心生憐憫。於是他們安靜下來，一場起義平息了。但是，這一場面卻生動描述了競技場和首都民眾對帝國乃至於對皇帝本人的影響。由於查士丁和查士丁尼的繼位，正教派占了優勢，藍黨勝利了。然而狄奧多拉喜歡綠黨，因此，即使在皇室內部，也有分歧。 吉莫不僅代表政治和宗教傾向，也代表不同階級的利益，這一點似乎是肯定的。藍黨可以視為上層階級的代表，綠黨則代表下層階級。如果這一點確鑿無疑的話，156那麼，拜占庭的競技黨作為一個社會因素，有它的新的和極為重要的意義。注420 競技黨鬥爭的極為有趣的翻版也出現在6世紀東哥特王狄奧多里克統治下的羅馬城，這裡也有兩個對立的黨派，藍黨和綠黨在持續鬥爭，其中藍黨代表上層統治階級，綠黨代表下層民眾。注421 關於此問題的一個重要的新的提法最近得到了強調和討論。一位俄羅斯學者，已故的A.迪亞科諾夫指出，蘭鮑德（Rambaud）、馬諾也羅維奇及其他人犯有「方法上的錯誤」，他們沒有能辨別出吉莫和競技黨的不同，它們顯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必須區別對待。但是，迪亞科諾夫研究的目標不是解決這一問題而是重新提出問題，因此，該提法應在將來更專業化的著作中加以考慮。注422 532年君士坦丁堡起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反對查士丁尼的有三重勢力：王朝的、民眾的和宗教的。阿那斯塔修斯尚存的眾侄子認為，由於查士丁和隨後的查士丁尼的即位，使他們掌握皇權的權利受到了冒犯，在信奉一性教派信仰的綠黨支持下，他們欲廢黜查士丁尼。由於普遍的苦難而激起的反抗是針對高級官員的，特別是反對著名的法學家特里波尼安和大政區長卡帕多細亞的約翰（John of Cappadocia），他們因褻瀆法律和無恥的勒索及殘酷行為，在民間引起了普遍的不滿。最後，宗教的反抗勢力是來自一性教派信眾。他們在查士丁尼統治初年受到了極大的限制。所有這些一起引起了首都人民的暴動。而且，值得重視的是，藍黨和綠黨一度放棄了兩黨之間宗教上的對立，齊心協力地反對可憎的政府。皇帝派出了傳令官到競技場，同民眾進行談判，但沒有達成任何協議。注423起義迅速波及整個城市，最好的建築和藝術遺產遭到破壞或焚燒。大火也燒到了聖索菲亞教堂，即後來的聖索菲亞教堂的原址。起義者用以激勵自己的口號是「尼卡」，希臘語意為「勝利」、「克敵制勝」，這次起義因此被稱為「尼卡起義」。查士丁尼被迫同意罷免特里波尼安和卡帕多細亞的約翰，並親自到競技場面對群情激昂的民眾，宣布這一決定，但是仍不能平息眾怒。阿那斯塔修斯的一個侄子被宣布為皇帝。當查士丁尼及其廷臣謀士躲在宮中，已經準備逃跑時，狄奧多拉出現了。她所說的話被普羅柯比記錄下來：「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就不可能逃避死亡；但是對於一個曾經君臨天下的人，流亡是最不可忍受的——噢，陛下，如果您希望解救你自己，這並沒有困難；我們有足夠的金錢；那邊就是海，海上有船。但是，想一想，一旦你逃到一個安全的地點，你是否就不會求死而去求生了呢？我贊成一句老話：皇家的紫衣是最好的葬袍。」注424皇帝於是振作起來，任命貝利撒留去鎮壓這次已經持續了六天的叛亂。貝利撒留把起義者驅趕到競技場，把他們包圍起來，處死了三四萬人。起義被鎮壓了，阿那斯塔修斯的侄子被殺，查士丁尼再一次坐穩了寶座。注425 157 稅收和財政問題。——查士丁尼對內政策的最典型特點是他與大土地所有者之間的頑強鬥爭，目前這一點尚未得到完全的解釋。這一對立在《新律》和草紙文書中，以及普羅柯比的《秘史》中有所評介。普羅柯比雖然傾向於保護貴族，且在《秘史》中充斥著許多對於查士丁尼的荒謬指責——在他的眼中，查士丁尼是居於帝國寶座上的暴發戶——但是，他描述了一幅6世紀社會鬥爭的特別有趣的圖畫。帝國當局認為，它最危險的競爭者和敵人就是大土地所有者，他們在處理其龐大地產上的事務時完全無視中央的權力。查士丁尼有一則「新律」譴責了各行省中國家和私人土地所有權的分離情況，將其歸罪於地方巨頭的放縱無度，隨後，他向卡帕多細亞省的總督指示道：「朕得悉在各行省中竟有如此之大的弊端，乃至上級政府中幾乎無一人可以促其改正。朕甚至羞於談及大地主產業上的管理者多麼不合體統地被保鏢們簇擁著到處招搖過市，他們擁有那麼多的一群屬民，而且多麼無恥地掠奪一切……國家的財富，包括所有的馬匹，幾乎全部成為個人的私有，它們被盜取、被掠奪，但沒有一個人能直言諫阻，因為人們的嘴都被黃金塞住了。」注426顯然，卡帕多細亞的巨頭們在他們的行省中有著完全的權威，他們甚至豢養自己的軍隊、武士和保鏢，同時掠奪私人的乃至國家的土地。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該「新律」簽發於尼卡起義四年以後。查士丁尼時期關於埃及的類似資料也見於草紙文書中。一位著名的埃及大地主家庭的成員阿庇翁（Apions）在6世紀於埃及許多地區擁有龐大地產。幾乎全部農村都是屬於他的產業。他的家法幾乎就是法律。他有自己的秘書和管家，大群工人，他自己的估稅員和收稅使及司庫，警察，甚至他自己的郵政系統。這類巨頭均有他們自己的監獄，養著自己的軍隊。注427大地產也同樣集中於教會和修道院中。158 查士丁尼針對這些大地產主進行了無情的鬥爭。他干涉遺產繼承問題，強制性地、有時是不擇手段地要求他們向皇帝饋贈，或以某些假證為根據抄沒其財產，或煽動宗教方面的訟案剝奪教會地產，以種種手段有意識地、堅持不懈地摧毀大地產。特別大規模的剝奪大地產的活動發生於532年的起義之後。然而，查士丁尼沒有能完全摧毀大地主制，大地主勢力在以後的各個時期仍是帝國生活中久盛不衰的現象。159 查士丁尼看到並認識到，是貪污、盜竊、巧取豪奪等行政統治的種種弊端，導致如此嚴重的貧窮和破壞，並且勢必引起帝國內部的動亂。他十分清楚，帝國內部的此種狀況對於社會穩定、城市財政、農業等有著極壞的影響，而且，這種財政上的混亂勢必導致帝國生活中的混亂。他急切想糾正這一現狀。他還相信進行新的重大改革是皇帝的責任和義務，也是對上帝感恩的行為，因為上帝賜予了皇帝所有的恩寵。但是，作為絕對皇權理論的堅定不移的代表，查士丁尼認為擁有一個經過改造且完全服從皇權的官僚集團和實現中央集權的統治是改革帝國現狀的唯一手段。 查士丁尼首先將他的注意力轉向帝國的財政方面，此時帝國的財政正受著特別嚴重的威脅。諸多軍事行動需要巨額資金，但是，捐稅進入國庫卻遇到越來越多的困難。這一事實使皇帝警醒，因此，他在一則「新律」中寫道：「考慮到大量的戰爭支出」，他的臣民們「必須向政府自願地、全部地繳納稅款。」注428因此，一方面，他向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挑戰，另一方面，他聲稱自己是納稅人抵制官吏們巧取豪奪的保護人。 535年的兩則重要的「新律」對於研究查士丁尼改革至關重要。它們包含了行政改革的原則基礎和對於行政官員新職責的規定。其中一則「新律」命令統治者：「要以父輩的感情對待所有的忠實臣民，保護臣民去抵制壓迫；他們應該拒絕受賄，在實行司法審判和行政決策時公平合理；他們應該鎮壓犯罪，保護無辜者，依法懲治犯罪等。總之，對待臣民要似父親對待自己的孩子那樣。」注429官員們要「在保證自己的手處處乾淨（不受賄）」的同時，特別關注政府的收入，「增加國家的財富，且盡一切努力保證國家利益」注430。考慮到對非洲和對汪達爾人的戰爭，以及即將進行的新的軍事行動，「新律」說：「應該上交政府的捐稅必須完全地、自願地在規定的日期內交齊。因此，如果你們能通情達理地面對這些官員，幫助他們順利地為朕徵稅並及時上交，那麼，朕將讚揚這些官員的熱情和你們的睿智；從而在治者和被治者之間處處保持美好的和平的協調一致。」注431行政官員們必須發重誓，忠於職守，與此同時，他們必須保證在其管轄的行省內完成稅收任務。大主教們則應該監視官員們的行為表現。那些被揭發犯罪者將從嚴懲處，而那些忠於職守者則將得到升遷的機會。在查士丁尼的觀念中，行政官員和行政納稅人的職責是如此單純：前者必須忠誠，後者必須自願地、全部地、定期地完稅。在以後的敕令中，查士丁尼時常提到他用以推行行政改革的這些原則。160 但是，帝國的諸行省統治情況並不完全相類似。有些行省，尤其是那些國界沿線的行省，居住著不安分的民族，需要更強有力的統治。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過分強調了行省的分割，建立了一支龐大的官僚隊伍，實行了嚴格的軍政分權制。而查士丁尼時期，在某種程度上說，已經結束了上述體制，回到了戴克里先改革之前的行政體制上去。查士丁尼採用了（尤其在東方）把若干小的行省合併為大省的方法，而在小亞細亞的一些行省中，由於軍、政官員間時常不和，竟至發生衝突，查士丁尼下令將軍政權力集中於一位官長之手，稱其為統領（praetor）。皇帝查士丁尼對埃及，尤其是負責向君士坦丁堡供應穀物的亞歷山大地區格外關注。據一則「新律」披露，埃及的貿易組織和向首都運糧的活動處於極度的混亂中。注432為了重新規範這一帝國政治生活中極為重要的活動，查士丁尼授權一位行政官員奧古斯塔利斯（vir spectabilis Augustalis）對於埃及兩省注433，尤其是亞歷山大這個人口眾多、不安定的城市實行軍事管制。但是，在各行省集中領地和權力的企圖，在查士丁尼時期並沒有制度化。 查士丁尼在東方一些行省貫徹其軍政合權思想同時，在西方則繼續實行軍政分權的舊制，尤其在後征服的義大利和北非兩大政區。 查士丁尼希望他的大量應急法令能夠糾正政體內的一切缺欠，並「以其英明的舉措給帝國帶來一個新的繁榮時期」注434。但是，結果非他所願。他的所有那些敕令都不可能改變人的本性。從他後期的「新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叛亂、侵奪和毀滅的事件持續不斷。因而必須不斷地反覆重申皇帝的敕令以使民眾意識到這些法令的存在，而在另一些省，有時則有必要實行軍法管制。161 有時，當急需資金時，查士丁尼也使用他在法令中禁止使用的措施。他以高價出賣官職，違背自己的承諾加征新稅，儘管他在「新律」中清楚地說明民眾對此新稅是無力負擔的。由於財政困難的壓力，他使用了貨幣貶值的方法，發行劣質貨幣；但是，人民的態度變得令人恐懼，他幾乎立即被迫廢棄了這種政策。注435他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充實國庫。正如6世紀一位詩人科利普斯所說：「國庫如同人體的胃供應著人體的所有器官。」注436征課捐稅的手段之嚴酷達到了極限，在疲憊的民眾中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一位當時的作家評價道：「對於納稅人來說，外國侵略的到來也比國庫官員的到來好對付一些。」注437由於農村居民不堪政府的壓迫紛紛逃離，村莊變得窮困不堪，人煙稀少。土地顆粒無收，許多地區發生了暴動。 查士丁尼意識到帝國日漸衰落，恢復經濟是拯救它的唯一途徑，於是，他使用了最危險的手段恢復經濟。他削減了軍隊的數量，並時常停發軍餉。但是，主要由僱傭兵組成的軍隊常掀起暴動反對這一措施，並向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實施報復。軍隊的減少還伴隨著其他嚴重的後果：邊境處於無人保護的境地，蠻族可自由出入拜占庭國界進行破壞性騷擾。查士丁尼修建的邊防設施也無力維護。由於政府無力武裝抵抗蠻族，查士丁尼不得不對蠻族賄賂，這些賄賂構成新的大宗支出。據法國學者迪爾的意見，這形成了惡性循環。貨幣的短缺迫使軍隊削減，軍人的缺乏則需要有更多的錢去同敵人媾和。注438 除了這一切災難外，又有經常的饑荒、瘟疫和地震——這些災難減少了人口，增加了對政府救濟的需求——查士丁尼統治末期的帝國的確悲慘至極了。在所有天災中，542年的毀滅性瘟疫尤其應該予以關注。它起源於埃及邊境上的佩魯西亞。關於人們提到它發生於衣索比亞之說難以確定，因為有一種古代的傳統疑惑，認為瘟疫通常發生於衣索比亞。如同修昔底德在寫作「伯羅奔尼撒戰爭」開頭時，先考察了雅典的瘟疫一樣，在君士坦丁堡目睹了這場瘟疫之發生的歷史學家普羅柯比也詳盡描述了這種致命疾病的症狀及其後果。這場瘟疫自埃及傳至巴勒斯坦和敘利亞，次年到達君士坦丁堡，然後傳遍小亞細亞並穿越美索不達米亞進入波斯。它還渡海進入義大利和西西里。瘟疫在君士坦丁堡持續了4個月，死亡率相當高；城市和鄉村都被廢棄，農業中止了，到處是飢餓、恐慌，加之大批人逃出感染區，使帝國陷於一片混亂。所有的宮廷活動都停止了。皇帝本人也感染了瘟疫，但未危及生命。注439唯一有助於了解這種悲慘史實的是查士丁二世的第一則「新律」，他說，「國庫負債纍纍，達到極端貧窮」，而且，「軍隊極端缺乏給養，帝國很容易遭到蠻族的進攻和騷擾」注440。162 因此，查士丁尼在行政改革方面的嘗試完全失敗了。在財政上，帝國處於崩潰的邊緣。皇帝的內外政策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他在西方進行的大規模軍事行動，需要大量金錢支出，使得東方崩潰，留給他的後人諸多困難。如同他在早期「新律」中所強調的，他一心想在帝國建立秩序，提高行政機構的道德水準，但是，這些良好的願望卻由於他作為羅馬皇帝繼承人的責任感而進行的軍事行動而毀滅了。 查士丁尼統治時期的商業 查士丁尼的統治在拜占庭商貿史上留下了清晰痕跡。在基督教時期，同異教時期的羅馬帝國一樣，主要是同東方國家進行貿易。最稀有的珍貴商品來自遙遠的國度——中國和印度。早期中世紀的西歐，正處於新的日耳曼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其中有些國家被查士丁尼的將軍所征服——其經濟發展處於極其不利的境地。東羅馬帝國則由於它的首都有著優越的地理位置，因其特殊的地理環境所使然，成為東西方交通的中介地，並一直保持著這種地位，直到十字軍時期。163 但是，拜占庭帝國與遠東諸民族的商業關係並不是直接的；這裡的中介使者是薩珊朝的波斯帝國，它在同拜占庭商人的中轉貿易活動中獲得巨額利潤。當時，近東有兩條主要的商路，一條是陸路，一條是海路。陸路的商隊路線自中國西境出發，途經蘇格迪亞納（Sogdiana，今布哈拉）抵波斯邊境，在這裡由中國商人把貨物轉給波斯人，波斯人則把它們運至拜占庭邊境的海關。海路運輸有以下幾種方式：中國商人用船隻把他們的貨物運至位於印度半島南端的塔普羅班內島（Taprobane，即錫蘭，今斯里蘭卡）。在此地，中國商品卸船後，主要轉上波斯貨船，經印度洋、波斯灣、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口，然後沿幼發拉底河上行將這些貨物運達拜占庭設於河上的海關。因此，拜占庭與東方的貿易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帝國同波斯的關係，而且，由於拜占庭時常發生與波斯的戰爭和衝突，帝國與東方的貿易關係亦經常中斷，損失甚大。東方貿易的主要物品是中國生絲，其生產過程中國人嚴格保密。鑒於生絲的生產過程中有許多困難，因此，生絲的價格以及在拜占庭市場上急需的絲織品價格時常漲至驚人的程度。除了中國生絲之外，中國和印度還向西方出口芳香劑、香料、棉花、珠寶及其他拜占庭帝國特別需要的物品。查士丁尼對於拜占庭對波斯經濟上的依賴關係十分不滿，遂決心尋找直接通往中國和印度的商路，從而擺脫波斯人勢力的影響。 印度洋航海者科斯馬。——在查士丁尼時期，有一部重要的著作問世，此即6世紀中期印度洋航海者科斯馬（Cosmas Indicopleusters注441）撰寫的：《基督教地誌》（Christian Topography）或《世界地誌》（Cosmography）。 這部著作因其囊括了紅海地區和印度洋的地理狀況及拜占庭與中、印的貿易關係等資料而頗有價值。165 科斯馬生於埃及，很可能是在亞歷山大城。他從青年時期即開始從商，但他對家鄉的商業條件極不滿意，遂進行了數次遠程航行。其間，他到過紅海沿岸、西奈半島、衣索比亞（阿比西尼亞），並很可能遠抵錫蘭。他是信奉聶斯脫利教派的基督徒，晚年成為一名修士，他的希臘語綽號「印度洋航海者」在他的著作的很早的版本中就已經出現。 《基督教地誌》的基本目標，是向基督徒證明大地不是球形的，而是如同摩西聖殿的約櫃那樣是一個矩形盒子，整個宇宙形同一般常見的猶太教聖殿，從而否定了托勒密的體系。但是，這部著作的巨大歷史意義在於所揭示的有關地理及商貿的信息。作者有意識地向他的讀者提供了他所使用的資料，並給予了透徹的評估。他把自己作為目擊者所做的觀察同那些從其他目擊者處獲得的資料及道聽途說的「事實」相區分。根據親身經歷，他描述了阿克蘇姆城（在所謂阿克蘇姆王國內）的阿比西尼亞國王的宮廷，並準確地記載了努比亞和紅海沿岸的數個重要碑銘。他也談到了印度和非洲的動物，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記載了有關塔普羅班內（錫蘭）島的極有價值的資料，說明了該島在早期中世紀商業中的重要地位。據此，6世紀時的錫蘭是世界性的貿易中心，它一方面聯繫中國，另一方面聯繫東非、波斯，並通過波斯聯繫拜占庭。用科斯馬的話來說：「這個島，由於它地處中心位置，經常有來自印度各地及波斯、衣索比亞的船隻。」注442在該島上常住的波斯基督教徒是信奉聶斯脫利派基督教的，並有他們自己的教會和修士。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拜占庭與印度之間幾乎完全沒有直接貿易關係，但自君士坦丁大帝時期以降，拜占庭貨幣就出現在印度市場上，這顯然不是由拜占庭商人，而是由中介者波斯商人和阿比西尼亞人（阿克蘇姆人）帶去的。印製著4、5、6世紀拜占庭皇帝的名字（包括阿卡第、狄奧多西、馬西安、利奧一世、芝諾、阿那斯塔修斯一世、查士丁一世）的貨幣，在南北印度都可見到注443。在6世紀的國際經濟生活中，拜占庭帝國充當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乃至於如科斯馬所說：「從大地的這一端至那一端，所有的國家都以羅馬貨幣（即拜占庭金幣諾米斯馬［nomisma］及索里達［sdidus］注444）從事貿易和交換。這種貨幣受到了各個國家人民的重視，沒有任何其他國家擁有類似貨幣。」注445 166 科斯馬講了一個特別有趣的故事，表明拜占庭金幣（諾米斯馬）在印度受到特別的重視： 錫蘭國王曾經在一次會見儀式上，接見了一位拜占庭商人索帕特魯斯（Sopatrus）和一些波斯商人，接受了他們的朝拜，賜座後，與之會談。他詢問他們：「你們的國家國勢如何？諸事遂順否？」他們回答說：「一切遂順。」然後，在談話中，國王問道：「你們兩國的國王哪個更偉大、更有權力？」一個年長的波斯人搶過話頭，答道：「我國的國王更有權力、更偉大而且更富有，而且他是名副其實的王中之王，無論他想要做什麼，都能辦得到。」但是，索帕特魯斯卻保持了沉默。於是，錫蘭王問他：「羅馬人，難道你沒有什麼可說的嗎？」「既然他已經講了這樣的話，我還能說什麼呢？」索帕特魯斯回答，「但是，如果您願意探其究竟，您這裡已經有兩個國王了，只要您考察一下，您自然知道他們兩個何者更偉大、更有權力。」國王聞此言後頗為困惑，說：「你怎麼能說我這裡有兩個國王呢？」「當然有，」索帕特魯斯回答，「兩個國王的貨幣——一個是諾米斯馬，羅馬人的貨幣，另一個是德拉克馬，即另一個國王的貨幣。陛下只須檢驗一下錢幣上的頭像，自然知道真情……」國王察看了一下兩枚貨幣，說：「羅馬人當然是富裕、有力、聰明的人民。」於是，他下令給予索帕特魯斯以極大的榮耀，讓他騎著大象在城市街道上巡遊，以鼓聲伴行，十分隆重。這一故事是索帕特魯斯本人及其隨從向我們講述的，這些隨從是由阿杜爾（Adule）隨同他來到錫蘭的；而且，當他們講述此事時，波斯人也為這件事的發生而深感懊悔。注446 科斯馬的著作除了歷史地理方面的價值外，亦有極大的藝術價值，他的文字間飾有大量的圖片（微型畫），其中一些圖片有可能出自他的手筆。6世紀的原稿抄本今已無存，但後來的《基督教地誌》手抄本包含了其原有的微型圖的仿製品。因此，成為早期拜占庭，特別是亞歷山大藝術史上的珍貴資料。如N.P.康達可夫所說：「除了拉文納的鑲嵌壁畫外，科斯馬著作中的微型畫比當時任何其他的藝術遺產更具有查士丁尼時代的拜占庭藝術的特點，或者說，是他統治時期最輝煌的藝術成果。」注447 167 科斯馬的著作後來被譯為斯拉夫文字，在斯拉夫民族中間廣泛傳布。科斯馬的《基督教地誌》有多種俄文譯本，上面還附有印度洋航海者科斯馬的畫像及許多圖片和微型畫，它們在古代俄羅斯藝術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注448 拜占庭的商業保護政策。——查士丁尼確立了使拜占庭商業擺脫對波斯的依賴這一目標，包括了通過紅海建立起同印度的直接聯繫。紅海的東北角（位於阿卡巴灣內）是由拜占庭港口艾拉（Ayla）所控制的，在這裡，印度商品可從陸路通過巴勒斯坦和敘利亞到達地中海。另一個港口克利斯馬（Clysma，靠近現蘇伊士運河）則位於紅海的西北岸。在阿卡巴灣入口處的一個小島，尤塔巴（Iotabe，今蒂朗）島上，接近西奈半島南端處，於查士丁尼統治期間建立了一處海關以接納過往船隻。注449但是，拜占庭在紅海上的船隻數量太少，不足以維持正常貿易。這迫使查士丁尼與阿克蘇姆王國的基督教國家衣索比亞建立密切聯繫，勸告他們在印度購買生絲，然後把它轉賣給拜占庭帝國。他顯然希望他們充當拜占庭帝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中介人，像波斯人在當時所做的那樣。但是，皇帝的這些一廂情願的企圖沒有成功，因為阿比西尼亞商人不能與印度的波斯人勢力相競爭，購買絲綢的壟斷權仍在波斯商人手中。最終，查士丁尼未能開闢與東方進行直接貿易的新途徑。在和平時期，波斯仍是這項最重要貿易的中介人，並一直獲得巨大利益。168 這時，一個機遇幫助查士丁尼解決了帝國絲綢貿易中的極其重要的難題。有某人或某幾個人注450成功地避開了中國檢查者的監視，從塞林達（Serinda）偷了一些蠶籽到拜占庭，這成為希臘人開創一個新產業的基礎。蠶種迅速繁殖，大片的桑樹種植也出現了，許多絲綢織造坊注451迅速建立起來。其中最重要的絲織工坊位於君士坦丁堡；其他則見於敘利亞城市貝魯特、蒂雷和安條克，後來在希臘，主要在是底比斯出現。在埃及的亞歷山大也有一處絲織工坊，因為埃及的服裝亦在君士坦丁堡出售。注452絲綢產業成為國家壟斷的產業，並使政府獲得大筆收入，然而，這並不足以改善帝國處於危機中的財政狀況。拜占庭絲織品被運往西歐各地，裝飾著西方君主的宮廷和富商的宅邸。這導致了查士丁尼時期商貿活動的巨大變化，並使他的繼承者查士丁二世能向一位訪問拜占庭宮廷的突厥使者展示這項正處於全面發展中的產業。注453 查士丁尼修建了許多防砦和防護嚴密的邊防設施，實施其保護帝國免遭敵人襲擊的龐大計劃。在幾年之內，他在北非、多瑙河和幼發拉底河岸、亞美尼亞山區及遙遠的克里米亞半島上的帝國邊界建立了幾乎連綿不斷的堡壘（castella），恢復並擴充了羅馬帝國早期創立的龐大防衛系統。用普羅柯比的話來說，查士丁尼以這項建築活動「拯救了帝國」。注454普羅柯比在《論建築》一書中寫道：「如果我們將查士丁尼皇帝在這裡建立的防砦之數量向那些住在遙遠國度的人描述，而他們卻沒有機會親自驗證我的記載，我相信，這些防砦數量之多，在他們來看，一定是荒唐無稽，完全不可信的。」注455甚至在今天，沿著原拜占庭邊境線上保留的大量防砦的廢墟仍使當代旅遊者吃驚。查士丁尼不僅建築了邊界防砦，作為基督教皇帝，他還建立了許多教堂建築，其中，無與倫比的君士坦丁堡聖索菲亞大教堂成為拜占庭藝術中劃時代的標誌。關於聖索菲亞大教堂，將在本節的下一部分介紹。查士丁尼很可能將他的建築活動範圍伸展到遙遠的克里米亞山區，在這裡的哥特人主要集聚中心多里建立了一個大教堂。曾經有一片刻有查士丁尼名字的銘文殘片在那裡出土。注456 169 查士丁尼的直接繼承者 當強大的查士丁尼的形象在歷史舞台上消失之時，他精心製造的、一度使帝國保持平衡的統治體系亦土崩瓦解了。柏里說道：「他去世後，各種傳聞被釋放出來，分裂的因素開始全力發揮作用；人為製造的體系崩潰了；帝國的性質發生了迅速的、明顯的變化；雖然在查士丁尼忙亂的統治時期之重要事件中人們傾向於忽視這些變化，但它肯定經歷了長時間的發展演變過程。」注457565年至610年是拜占庭歷史上最為灰暗無華的時期，混亂、貧窮和瘟疫席捲了整個帝國。查士丁二世時期的一位史學家、以弗所的約翰甚至認為，世界末日即將來臨。注458芬利則認為：「歷史上也許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其社會竟處於如此全面的道德衰敗中。」注459然而，這一時期的事件，則表明這一悲觀的描述多少有些言過其實，因此，應予以糾正。 查士丁尼的繼承者依次是：幼者查士丁二世（Justin the Younger，565—578年在位）、提庇留二世（Tiberius II，578—582年在位）、莫里斯（Maurice，582—602年在位）和福卡斯（Phocas，602—610年在位）。在這四位統治者中，最傑出的是精力充沛的戰士和能幹的領袖莫里斯。查士丁二世的意志堅強的妻子索菲亞（Sophia）極像查士丁尼的皇后狄奧多拉，對帝國事務發揮了很大的影響。這一時期，帝國對外事務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對波斯戰爭，與巴爾幹半島上的斯拉夫人和阿瓦爾人以及征服義大利的倫巴德人的鬥爭。在帝國內政方面，皇帝們的頑固正教宗教政策及兩個總督區的建立有極其重要的意義。170 波斯戰爭 查士丁尼於562年同波斯人簽訂的五十年和平協議被查士丁二世撕毀了，因為他拒絕繼續付規定的年貢。對波斯的共同敵意使拜占庭帝國和突厥人之間發展起了重要的關係，突厥人是在此前不久出現於西亞和黑海沿岸的。他們占據了波斯和中國之間的土地，並把波斯視為自己的主要敵人。突厥使者越過了高加索山脈，長途跋涉到達君士坦丁堡，在那裡，他們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拜占庭和突厥人開始制定一項建立反波斯的攻守同盟的試探性計劃。突厥使者向拜占庭提出了能使拜占庭擺脫波斯人的制約，由他們在同中國的絲綢貿易中充當中介的重要建議——這正是查士丁尼曾經迫切想得到的，只不過查士丁尼試圖在阿比西尼亞人幫助下通過南部海路達此目的，而突厥人則考慮到了北方的陸路。然而，這次談判沒有達成反波斯共同行動的真正聯盟，因為在6世紀60年代末，拜占庭帝國更關心西方的發展，特別關心的是處於倫巴德人進攻下的義大利。此外，查士丁也認為突厥人的軍事力量並不那麼充足。 羅馬人突厥人之間的短暫的交誼導致拜占庭和波斯的關係緊張化。注460在查士丁、提庇留及莫里斯時期，對波斯戰爭幾乎連續不斷。在查士丁二世時期，拜占庭對波斯戰爭的形勢十分不利，不得不放棄包圍尼西比斯堡壘的軍事行動；來自多瑙河彼岸的阿瓦爾人侵入了拜占庭屬巴爾幹，而達拉城，一個重要的設防邊境重鎮，經過六個月的包圍後也淪入波斯人之手。這一損失是如此深刻地刺激了意志薄弱的查士丁二世，他開始精神錯亂。這時，皇后索菲亞以支付45 000金幣的代價取得了休戰一年的和約（574年）。注46112世紀的一部敘利亞編年史，自然是根據早期的資料所編，它評價道：「當聽到達拉淪陷的消息時……皇帝絕望了，他下令關閉商店，停止商貿活動。」注462 提庇留和莫里斯時期的波斯戰爭對於拜占庭帝國是較為成功的，這一方面是由於莫里斯較為英明能幹，同時，由於波斯發生了爭奪王位的鬥爭，也有助於莫里斯在對波斯戰爭中據有優勢。注463莫里斯達成的和約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在這個協議中，波斯屬亞美尼亞和美索不達米亞東部的地區，以及達拉城，都被移交給拜占庭；拜占庭每年必納的屈辱的年貢也就此取消了；最後，帝國擺脫了波斯人的威脅，能夠將其注意力集中於西方事務中，特別是可能對付斯拉夫人和阿瓦爾人在巴爾幹半島上的不斷攻擊。注464對波斯的另一場戰爭是在福卡斯時期開始的，但是，對於這次戰爭的討論則應另當別論了，因為儘管它對於拜占庭帝國來說至關重要，但是直到席哈克略統治時期，這場戰爭才告結束。171 斯拉夫人和阿瓦爾人 查士丁尼去世後，巴爾幹半島發生了極其重要的事件，但令人遺憾的是，目前對於這些事件的認識，均因資料記載的瑣碎受到限制而難以深入。在查士丁尼統治時期，斯拉夫人時常攻擊巴爾幹半島諸行省，曾深入到半島南部很遠處，而且經常對北方的薩洛尼卡構成威脅。查士丁尼去世後，這些騷擾仍在繼續。因此，有許多斯拉夫人開始定居於拜占庭各省中，並逐漸占據了半島。這些斯拉夫人在入侵時得到了阿瓦爾人的幫助。阿瓦爾人是一支源出於突厥人的民族，當時居住在潘諾尼亞地區。斯拉夫人和阿瓦爾人威脅著首都和馬爾馬拉海沿岸以及愛琴海，並深入到希臘半島，遠至伯羅奔尼撒。關於這些入侵的消息傳到了埃及，那裡的尼基烏（Nikju）主教約翰曾在7世紀福卡斯皇帝統治時期寫道：「據說，這一時期的蠻族諸王依靠野蠻人、外族人及伊利里亞人毀滅了基督教城市，把城中的居民擄為俘虜，沒有哪個城市可以逃脫，只有薩洛尼卡例外；因為該城的城牆堅固，而且由於有上帝的幫助，這些民族不能占領它。」注465有一位19世紀的德國學者曾經提出一個理論（下文詳加闡述），認為在6世紀末，希臘人已經被斯拉夫人全部消滅。關於斯拉夫人定居於巴爾幹半島的問題研究，主要根據殉道者底米特里（Demetrius）的著作，他是半島上主要的斯拉夫居住中心薩洛尼卡市的保護聖使徒。注466 172 到了6世紀末7世紀初，拜占庭軍隊已經不能阻止斯拉夫人和阿瓦爾人的持續南下，這導致巴爾幹半島的民族成分發生了深刻變化。巴爾幹半島已經逐漸被斯拉夫移民所占領。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作家們對北方諸部族的情況知之甚少，他們分不清何者為斯拉夫人，何者為阿瓦爾人，因為他們是聯合進攻帝國的。 查士丁尼去世後，義大利已經無力抵抗敵人的進攻，日漸被一支新的日耳曼蠻族所征服，即在查士丁尼摧毀了哥特人王國後僅數年光景就出現於義大利半島上的倫巴德人。6世紀中期，倫巴德人與阿瓦爾人結盟，摧毀了多瑙河中游的野蠻部族格庇德人的王國。後來，可能是害怕他們自己的同盟者，他們在其國王阿爾博因（Alboin）率領下，帶著妻子兒女離開潘諾尼亞進入義大利。倫巴德人中有多個不同部族，其中薩克森人的數量特別大。流行的傳統觀點指責查士丁尼軍中的前將軍及義大利的年邁統治者納爾澤斯（Narses）曾邀請倫巴德人進入他的統治區。但這一指責應該被認為是沒有根據的。自查士丁二世繼位後，納爾澤斯就因年邁退休，而且不久後死於羅馬。 568年，倫巴德人進入了北義大利。這是一支野蠻部族，信奉阿利烏斯派基督教。他們所經之處，均被夷為平地。他們迅速地征服了北義大利，這一地區則開始被稱為倫巴底。拜占庭統治者沒有相應的手段抵抗他們，躲在拉文納城牆內，倫巴德人未加理會，徑直南下。大群倫巴德人幾乎散布於整個義大利半島，輕而易舉地占領了那些不設防的城市。他們到達了南義大利後，迅速占領了貝內文托。雖然他們沒有能攻占羅馬，但他們卻從北、東、南三個方向包圍了羅馬行省。他們切斷了拉文納與羅馬之間的一切聯繫。這樣，羅馬不可能指望從拉文納獲得援軍，更不可能從更遠的君士坦丁堡統治者那裡獲得援軍，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們當時正在經歷東羅馬歷史上最困難、最混亂的時期。倫巴德人迅速在義大利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日耳曼人王國。提庇留，乃至莫里斯更熱心於試圖與法蘭克王希爾德貝爾特二世（570—595年在位）結盟，以勸誘他們與義大利的倫巴德人為敵。但這一努力最終失敗了。他們互換過一些使團，希爾德貝爾特也曾數次派軍隊到義大利，但只是為了收復法蘭克王國古時的占領地，而不是為了幫助莫里斯。一個半世紀之後，法蘭克諸王在教宗而不是拜占庭皇帝的召喚下，最後摧毀了義大利的倫巴德王國。注467經受了倫巴德人不止一次圍困的羅馬城，順從其命運的安排，在羅馬教宗那裡找到了保護者，羅馬教宗在形勢逼迫下，不僅關注著羅馬人民的精神生活，而且組織了這一城市對倫巴德人的抵抗。就在這同一時期，即6世紀末，羅馬教會產生了它最傑出的領袖人物、偉大的教宗格列高利一世。他早年曾是駐君士坦丁堡的教宗使者（apocrisiarius）,在那裡居住了六年，居然沒有掌握最基本的希臘語。注468但是，儘管有語言上的不足，他仍十分了解君士坦丁堡的生活和政治。173 倫巴德人對義大利的征服清楚地表明了查士丁尼對西方外交政策的軟弱無力。在西方，帝國沒有掌握足夠的軍隊來保護已經被征服的東哥特王國。它也為義大利逐漸脫離拜占庭帝國並削弱帝國在義大利的政治權威準備了條件。 宗教問題 查士丁尼的繼承者偏愛正教，如在查士丁二世時期那樣，一性教派曾一度受到相當殘酷的鎮壓。在莫里斯和福卡斯統治期間，拜占庭帝國與羅馬教會間的關係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格列高利反對君士坦丁堡牧首採用「普世教會」的稱呼。而且，在一封致莫里斯的信中，格列高利指責君士坦丁堡牧首、「迅捷者」約翰太驕傲自大，他說： 我被迫大聲疾呼，並說：噢！聖殿！噢！人品！而今，當整個歐洲淪於蠻族勢力之下，當城鎮被破壞、軍營被摧毀、各行省人煙滅絕，當農民不再種地，當偶像崇拜者猖獗，滿足於屠殺那些真信者的時代——那些本應該躺在地上和塵埃中痛哭流涕的教士，卻企圖以新的褻瀆神聖的頭銜來為他們自己的名字增加虛榮。我最虔誠的主啊，面對此情此景，難道我是在保護我自己的權利嗎？難道我是在發泄我自己獨有的憤怒嗎？不，我是在捍衛全能的上帝和普世教會的利益。但他注469卻應該受到譴責，他的作為是有瀆於神聖的普世教會的，他自高自大、他貪圖取得獨樹一幟的稱號，他還想以這種特殊的稱呼凌駕於您的帝國的尊榮之上。注470 174 這位羅馬主教沒有得到期待中的讓步，他曾一度停止向君士坦丁堡派駐使節。當602年君士坦丁堡發生了反對莫里斯的起義時，教宗格列高利給新皇帝福卡斯寫了一封信，使用了一些這個占據拜占庭皇帝寶座的愚蠢暴君根本不配的語言： 光榮屬於最高的神……願天歡喜，願地快樂（《聖詩舊約·詩篇》，96：11）。注471讓迄今為止極端苦惱的公眾嗚呼您的壯舉吧！……讓每一個在虔誠的皇帝治下的人最大限度地恢復其自由吧！因為羅馬皇帝不同於其他民族的君王，那些君王是奴隸們的領主，而羅馬國家的皇帝們卻是自由人的領主。注472 福卡斯顯然十分高興，因為隨後他就禁止君士坦丁堡牧首領有「普世的」頭銜，並宣布：「接受聖使徒彼得聖位的主教是所有教會的領袖。」注473 於是，一方面，福卡斯在處理外交內政的全部政策中遭到慘敗，引起其臣民的抱怨和憤怒；另一方面，他與羅馬的關係卻以他對羅馬教宗的服從為前提，在他統治的整個時期都維持著和平、友好。為了紀念這些友好關係，拉文納總督在羅馬議會廣場豎立了一個石柱，上有頌揚福卡斯的銘文，這一遺蹟至今仍在。 總督區的形成和610年革命 與倫巴德人的征服相關，義大利的行政管理方面發生了改變，與此同時，在北非的行政統治方面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種變化奠定了帝國的新的行省統治模式，即所謂「軍區」（Themes）制的基礎。 拜占庭在義大利的政權沒能對倫巴德人進行相應的抵抗，致使倫巴德人輕而易舉地占領了義大利半島的三分之二。因此，面對巨大的危險，拜占庭政府決定把對義大利的行政管理權置於軍事首領之手。拜占庭在義大利的統治是以軍事總指揮——總督（exarch）為核心，由他從其首府拉文納指導所有行政官員的活動。拉文納總督區的形成可上溯到6世紀末莫里斯皇帝時期，但這種行政司法權與軍事權的合併並不意味著直接取締行政官員。行政官員仍與軍事管理者同時存在，只是在軍事總督監督下工作。後來，行政官員才似乎完全被軍事官員所取代。總督作為皇帝權力的代表，在他的轄區行使皇帝所鍾愛的皇帝教權主義原則。這一政策表現在諸如作為最高權威對總督區內的宗教事務進行干預或仲裁這類法令中。總督的權力是無限的，他被賜予皇家的榮耀。建於拉文納的總督宮殿被視為是神聖的，並稱作「聖宮」（Sacrum Palatium），這一稱呼通常只用於皇帝的居處。而且，總督在任何時候進入羅馬城，都受到恭迎聖駕的禮儀：元老院、修士和市民在城外隆重地迎接他。軍事事務、整個行政統治、司法和財政事務——所有這些都處於總督的全面控制下。注474 175 拉文納總督區的興起是由於倫巴德人在義大利的入侵，與此相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北非，由於非洲摩爾人（這些摩爾人在資料中有時被稱為毛魯西人-柏柏爾人）經常發動抵抗拜占庭占領軍的大規模起義，構成了對拜占庭統治的威脅，促使拜占庭在前汪達爾人王國所在地建立了非洲總督區。非洲總督區（也時常被稱為迦太基總督區）的開端，也可上溯到6世紀末莫里斯皇帝統治時期。非洲總督區的建立原則與它在拉文納的先行者相同，也得到了拉文納總督那樣的無限權力。注475 自然，只是由於特別需要，才迫使皇帝不得不委任像總督這樣擁有無限權力的官員。儘管它的出現適應了一定的客觀需要，但它很可能成為皇帝最危險的競爭者。北非總督的確舉起了討伐福卡斯的旗幟，總督之子將於610年成為皇帝。在非洲，總督們是由莫里斯慎重地選任的，他們在治理這塊土地時表現得相當老到和充滿活力，他們成功地抵抗了當地土著的進攻，保護了這片土地。而另一方面，拉文納的總督卻沒能克服倫巴德人的威脅。 按照法國學者迪爾注476的說法，這兩個總督區可視為軍區（行省或區域）組織的起源，而這種行省制度的改革開始於7世紀，逐漸被推廣於帝國全境。它的顯著特點是使軍區逐漸凌駕於行政權力之上。倫巴德人和摩爾人的進攻在6世紀末導致帝國西部和南部的重要變化，而波斯和阿拉伯人的進攻後來導致帝國在東方採用相同的措施，斯拉夫人和保加爾人（Bulgars）注477的侵襲則導致巴爾幹半島上的同樣的改革。176 福卡斯對阿瓦爾人和波斯人外交政策的失敗，以及他用來維持自己的地位而採取的唯一的血腥恐怖的極端手段，最終導致非洲總督席哈克略（Heraclius）的起義。埃及迅速地投入這一起義中，在非洲總督之子（也叫席哈克略）的指揮下，非洲艦隊向首都航行，首都人民推翻了福卡斯，站到席哈克略一方。福卡斯被捕後遭到殺害。席哈克略（那個非洲總督的兒子）登上了拜占庭皇帝寶座，從此開始了一個新的王朝。 希臘的斯拉夫人問題 19世紀早期的學者們對於6世紀下半期斯拉夫人侵入巴爾幹半島的資料進行研究後，提出了一個結論性意見，即6世紀的希臘已經完全斯拉夫化了，這一意見引起了學者們的熱烈爭論。 19世紀20年代，當希臘人舉起革命旗幟反對土耳其人統治時，整個歐洲瀰漫著一種對希臘人深刻同情的情緒。當這些自由戰士以其英勇的抗爭，成功地維護了民族的獨立，並在歐洲各強國幫助下創立了一個獨立的希臘王國時，當熱情的歐洲社會把這些英雄視為古希臘人的子孫，並承認他們繼承了列奧尼達（Leonidas）、埃帕米農達（Epaminondas）及菲洛皮門（Phiopoemen）注478的品質時——從一個德意志小鎮上發出了震驚歐洲的呼聲，它宣稱，在新建立的希臘王國的居民們的血管中流動的血液，沒有一滴來自真正的古希臘人；全歐洲援助神聖的希臘人子孫的事業的高尚動力基於一個錯誤的認識；古代希臘人的因素很久以前就消失了，並早已被一種新的、完全不同的種族因素，主要是來自斯拉夫人和阿爾巴尼亞人的因素所取代。這個敢於公開地、大膽地提出這一理論，徹底動搖了當時歐洲人信念的人物，就是法爾梅賴耶（Fallmerayer），當時，他是德國一所大學裡通史講座教授。 法爾梅賴耶在他的《中世紀莫里亞半島史》（1830年）的第一卷中，寫道：177 歐洲的希臘民族已經完全滅絕了。其自然的美麗、崇高的精神、傳統習俗的樸素無華、藝術上的創造力，它的種族、城市、鄉村，它的石柱和神殿的輝煌，乃至這個民族的名稱本身，都已經從希臘大陸上消失了。兩重廢墟和兩個新的不同人種的沉積層，掩埋了古希臘人的墳墓。注479希臘精神的不朽傑作和一些在希臘本土的古典遺址，現在只能證實很久以前這裡曾有一個被稱為「希臘人」的民族。而且，倘若不是為了這些廢墟、墳丘和墳墓，倘若不是因為這些遺址、不是由於這裡居民的悲慘命運——在此時，被激發出人類同情心的歐洲人對於這些居民傾注了他們的全部同情、傾慕、眼淚和辯才——我們就會說，只是一種空幻的夢想，一種無生命力的想像，一種純系非本質的表面現象產生了他們靈魂深處的東西。因為，在現代希臘的基督教人群的血管中，沒有一滴血來自真正的古希臘人，一股可怕的颶風曾經使希臘半島自伊斯特拉到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最遠角落布滿了屬於偉大的斯拉夫民族的新部族。西徐亞的斯拉夫人、伊利里亞阿爾諾特人，北方土地的子民，塞爾維亞人和保加爾人的血親、達爾馬提亞人和莫斯科人——所有這些人，我們現在稱之為希臘人，而且令他們驚訝的是，我們把他們的宗系上溯到伯里克利和菲洛皮門時期……這些有著斯拉夫人的面部特徵、彎彎的眼睫毛及阿爾巴尼亞山區牧民那種鮮明特徵的人民，當然不是那喀索斯（Narcissus）、亞西比德（Alcibiades）及安提諾烏斯（Antinous）的血統後代；只有那些浪漫主義的熱情想像者才仍然夢想著古希臘人與他們的索福克勒斯和柏拉圖會在今天復生。注480 法爾梅賴耶的理論主要是根據6世紀晚期的教會歷史學家埃瓦格留斯的作品中所提供的資料。埃瓦格留斯寫道：「阿瓦爾人兩次入侵至『長城』邊，攻克了興吉都努（貝爾格勒）、安奇阿盧斯和整個希臘，以及其他城鎮和防砦，以火和劍毀滅了一切，與此同時，其軍隊的大部則在東方作戰。」注481由於埃瓦格留斯在其著作中提到了「整個希臘」，成為法爾梅賴耶稱在伯羅奔尼撒半島希臘民族已經滅絕的根據。此處埃瓦格留斯所提的「阿瓦爾人」並沒有使法爾梅賴耶感到困惑，因為在那個時期，阿瓦爾人是同斯拉夫人聯合起來攻擊拜占庭帝國的。這次被法爾梅賴耶認定是589年發生的入侵其實並沒有徹底滅絕希臘人。對希臘人的最後打擊如法爾梅賴耶所想像的那樣，是746年來自義大利的瘟疫傳入希臘。關於這一點，可見10世紀皇帝作家君士坦丁·波菲羅傑尼圖斯的著名引文，他在敘述了這場可怕的瘟疫後評價道：「整個地區斯拉夫化，成為蠻人的土地。」注482法爾梅賴耶估計，皇帝君士坦丁·科普洛尼姆斯（Constantine Copronymus）去世的那一年（775年），可以認為是希臘這片土地再次陷於荒無人煙境地的最後年代，在這一時期，希臘的土地逐漸被斯拉夫人和他們建立的新城鎮、新村莊所充斥。注483 178 在後來的著作中，法爾梅賴耶沒有任何根據地把自己的理論使用於整個阿提卡半島。在《莫里亞半島史》第二卷中，他提出了一個新的阿爾巴尼亞化的理論，按照這一說法，居住在希臘的希臘-斯拉夫人在約1325—1360年已經被阿爾巴尼亞移民消滅並取代，因此，19世紀的希臘人革命，事實上是阿爾巴尼亞人的事業。 法爾梅賴耶的第一個激烈的反對者就是德意志歷史學家卡·霍普夫。他全面地研究了希臘的斯拉夫人問題，於1867年出版了《自中世紀初至當代的希臘史》（History of Greec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Middle Ages to our own Times）。但是，由於霍普夫不惜一切代價地企圖貶低希臘歷史中斯拉夫因素的重要意義，從而使自己走入了另一個極端。以他的觀點看，斯拉夫人移居希臘的情況只發生於750年到807年之間；而在750年之前根本沒有斯拉夫移民。霍普夫還指出，法爾梅賴耶關於阿提卡的斯拉夫化的意見是以錯誤的文獻資料為根據的。注484 然而，關於這一題目的大量的、常常相互矛盾、缺乏連續性的文獻，畢竟提供了足夠的根據，使我們能推斷出，自6世紀末以來，在希臘有相當大規模的斯拉夫人移民運動，但它並沒有導致希臘半島的完全斯拉夫化，也沒有導致希臘人的完全滅絕。此外，在整個中世紀至15世紀的各種史料中，都提到斯拉夫人出現在希臘、主要是出現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情況注485。關於斯拉夫人深入巴爾幹半島的最重要資料是上文提到的聖底米特里的《編年史》（Acta）。法爾梅賴耶和霍普夫都沒有使用這一資料，事實上，直到如今，該作品仍沒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注486 179 學者們時常討論法爾梅賴耶理論的起源。他的觀點並不新穎。關於希臘的斯拉夫人影響問題，早在法爾梅賴耶之前就已經有人提到，然而他是第一個公開地、決斷性地表達這一判斷的人。1913年，一位俄羅斯學者以充分的論據證明，法爾梅賴耶理論的真正創始人是科皮塔爾（Kopitar），他是19世紀維也納的斯拉夫學研究者。他在其作品中提到了自己關於斯拉夫因素在新希臘民族形成中之重要作用的想法。當然，他沒有詳細地闡述這一思想，而且他也沒有以非科學的自相矛盾的東西引起轟動。注487彼得洛夫斯基說道：「法爾梅賴耶的理論之極端性，在當前，經過人們對有關問題的透徹研究之後，已經被證明是不成立的，但這一理論本身，由於作者生動地自圓其說地闡述，還是應該引起那些完全地，或不完全地反對這一理論的歷史學者們的注意。」注488毫無疑問，這一理論雖然有一些十分明顯的誇大事實，但它在歷史科學領域的確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它把學術研究的注意力引向了一個最重要的，同時又是最模糊不清的問題，即斯拉夫人於中世紀進入希臘的問題。當我們注意到，這一著作出自一個首先把其注意力放在中世紀整個巴爾幹半島和希臘的種族成分變化這一問題上的作者時，法爾梅賴耶的作品就有了更普遍的歷史意義。目前，在蘇維埃俄國，關於斯拉夫人在巴爾幹半島的早期入侵和定居的觀點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在當代俄國雜誌，如《歷史雜誌》《古代歷史通訊》中，出現了一些論述上述題目的文章。法爾梅賴耶深為俄羅斯歷史學者們所歡迎，他們認為，法爾梅賴耶的工作還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在蘇維埃俄國，現代大斯拉夫運動看來比一百年前的類似運動，即在本書第一章提及的那次運動更強有力。 文獻、學術和藝術 518年至610年，帝國在學術和文學的多個方面留下了豐富的遺產，反映了查士丁尼多方面的活動，這些活動甚至令他的同代人震驚。查士丁尼皇帝本人就致力於在教義和讚美詩作品方面的文學創作活動。莫里斯也表現出在文學上的鑑賞力，他不僅贊助並鼓勵文學活動，而且經常在夜晚用很多時間討論或考慮詩歌或歷史方面的問題。注489這一時期產生了許多歷史學家，查士丁尼的事業為他們提供了豐富的資料。180 查士丁尼時期的傑出歷史學家是凱撒里亞的普羅柯比，他留下了有關這一時期歷史的完整充實的畫面。普羅柯比因受過法學教育，被任命為著名將軍貝利撒留的顧問和秘書，他隨同貝利撒留參與了對汪達爾人、哥特人及波斯人的戰爭。他不僅是傑出的歷史家,而且是傑出的作家。作為歷史學家，他占據著獲取各種文獻和第一手資料的相當優越的地位。他與貝利撒留的親密關係，使他能看到在辦公室和檔案庫中保存的所有檔案資料；而他因積極參與歷次征戰，對國家的極端熟悉，使他能夠通過個人的觀察和來自同代人的資料獲得相當有價值的鮮活的資料。 在寫作風格和表達方式上，普羅柯比經常模仿古典的歷史學家，特別是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寫作手法。然而，儘管他一向依賴於古代歷史學家的老派希臘語言，儘管他的表達方式有某些矯揉造作，普羅柯比的寫作風格還是嚴謹、流暢、生動的。他寫了三部主要著作。其中最長的一部是《歷史八卷》，描述了查士丁尼與波斯人、汪達爾人和哥特人的戰爭，同時記載了帝國政治生活中的許多其他方面。作者以略帶褒揚的口氣談論皇帝，但以大量的事例表達了他對這位皇帝的憎惡情感。這本書可以視為查士丁尼時代的通史。普羅柯比的第二部著作《論建築》，是對皇帝的十足的讚詞，很可能是在皇帝的命令下寫的，其主要目的是記載並描述查士丁尼在他的巨大帝國內建立的無數建築。儘管此書中有些華而不實的誇張和過分的讚美之詞，它卻含有豐富的地理、地誌和財政方面的資料，因此，是關於帝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方面的有價值的資料。普羅柯比的第三部作品《秘史》（Anecdonta）則與其他兩部完全不同。它是對查士丁尼及其妻子專制統治的惡意誹謗，其中，作者不僅對皇帝夫婦予以惡言攻擊，而且攻擊貝利撒留和他的妻子。在此書中，查士丁尼被說成是在當時的帝國內發生的一切不幸事件的始作俑者。這一著作與其他兩部作品的相互矛盾之處如此引人注目，乃至一些學者開始懷疑《秘史》的真實性，人們認為，這三部著作完全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幾乎是不大可能的。只是通過對《秘史》與屬於查士丁尼時代的其他資料的仔細比較研究，才確定這部著作確是普羅柯比的真正作品。只要恰如其分地使用，此著作可作為6世紀拜占庭帝國內政史的特別有價值的資料。因此，普羅柯比的所有這些著作，儘管誇大了查士丁尼行為的美和丑，還是為人們進一步了解這一時代的生活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當代記載。不僅如此，斯拉夫歷史學者和斯拉夫古典學者在普羅柯比的著作中還找到了有關斯拉夫人生活和信仰的重要資料。同時，德國學者也從此書的許多事件中搜集到了有關德意志早期的歷史資料。181 歷史學家、大主教彼得是查士丁尼和普羅柯比的同時代人。彼得是一位傑出的律師和外交家，曾經多次作為使節被派往波斯帝國和東哥特宮廷進行外交活動。在東哥特宮廷，他曾被囚禁三年整，他的作品有《歷史》（或《羅馬帝國史》），如果人們可以通過現存的大量殘篇判斷的話，該書敘述了自「後三頭」時期到背教者朱利安時期的事件。還有一篇論文，題為《論國家政體》（Katastasis,即《禮儀手冊》），其中一部分收於10世紀君士坦丁·波菲羅傑尼圖斯時期的著名作品《宮廷禮儀手冊》中。 自普羅柯比以後，至7世紀早期，一系列歷史著作先後問世，每一個歷史學家都去續寫他們前人的著作。 普羅柯比的續作者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著名律師、小亞細亞的阿加西阿斯（Agathias），他曾寫了一些短詩和警句，還有一部多少有些仿寫痕跡的《論查士丁尼的統治》，它包含了自552年到558年的歷史事件。阿加西阿斯之後，所謂「保護者」米南德在莫里斯皇帝統治時期寫了一部《歷史》。該書是阿加西阿斯著作的續篇，記述了558—582年（即莫里斯皇帝即位這一年）發生的歷史事件。此書只有一些片斷至今猶存，但根據這些片斷（特別是從歷史學和人種學的角度來看），足以證實此書中資料的重要性；這些片斷提供了足夠的證據，能夠說明米南德是一位比阿加西阿斯更優秀的歷史學家。米南德著作的續寫者，是塞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Theophylact Simocate）。此人是埃及人，生活於席哈克略時代，並據有帝國秘書的位置。他寫了一部關於自然科學的著作和一封書信集，還有一部關於莫里斯時期（582—602年在位）的歷史。塞奧菲拉克特的寫作風格在其採用諷喻的手法和矯揉造作的語言方面遠遠超過了他的直接前輩們。克倫巴赫曾說過：「與普羅柯比和阿加西阿斯相比，塞奧菲拉克特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頂點。貝利撒留時期的歷史學者儘管很誇張，但還是樸實自然的；詩人阿加西阿斯則在表達其思想方面使用了大量詩一樣的華麗辭藻；但是他們兩人在感染力方面卻都不能與塞奧菲拉克特相比，塞奧菲拉克特在每一個轉折時期，都以新的、牽強附會的想像、諷喻、格言和神話傳說使讀者驚詫不已。」注490儘管如此，塞奧菲拉克特的作品還是記載了莫里斯時期歷史的特別重要的資料，而且，作者也提供了關於6世紀末巴爾幹半島上的波斯人和斯拉夫人情況的特別重要的史料。182 查士丁尼派往薩拉森人和阿比西尼亞人處的使者諾諾蘇斯（Nonnosus）寫了他這次遠行的筆記。由於時間的流逝，該筆記只留下了一些殘篇，被收在大主教佛提烏（Photius）的著作中；但即使是這樣一個片斷，也提供了他所訪問的那些國家的自然狀況和民族風情的極好資料。佛提烏也保存了拜占庭的狄奧凡尼注491所寫的歷史著作的片斷。狄奧凡尼是6世紀末期的作者，在他的作品中可能包括了自查士丁尼到莫里斯統治早期這一時期的歷史。這一片斷十分重要，因為它包含有關於蠶絲業被引進拜占庭的證據，也包括有關突厥人的一些最早的資料。另一部對於5—6世紀教會史特別有價值的是敘利亞的埃瓦格留斯的作品，他逝於6世紀末。他的六卷本的《基督教會史》是為索克拉特斯、索佐門和狄奧多萊的歷史作品所寫的續篇。它記載了自431年以弗所宗教會議之後至593年的歷史事件。該書除了記載宗教事件外，還含有當時其他世俗事務的一些重要資料。 呂底亞的約翰（John the Lydian）曾以其受過優良的教育而馳名，查士丁尼曾對他十分重視，竟然命他寫一篇讚美皇帝的頌詞。除了其他作品外，約翰留下了一篇論文《論羅馬國家的統治》，此文還沒有得到足夠的研究和評價。它包含有關於帝國內部結構的許多重要事實，可以成為普羅柯比《秘史》的重要補充資料。注492 我們已經討論過了「印度洋航行者」科斯馬所寫的《基督教地誌學》的重要意義，他航行所至的區域之廣大是與查士丁尼的擴張計劃有密切關係的。地理學方面的著作還有一部關於查士丁尼時代東羅馬帝國的統計勘測資料，它出自語法學家希羅克利斯（Hierocles）的筆下，題為《希羅克利斯旅遊指南》（A Fellow-Traveler of Hierocles）。作者並沒有把他的考察範圍僅限於宗教方面，而是考察了帝國的政治地理，包括64個省和912個城市。我們不能確定此番考察只是希羅克利斯本人自發的行為還是受到了某個上級權力機構的指派。但無論如何，在希羅克利斯的枯燥的考察中，含有極好的資料，它可用來確定查士丁尼統治初期帝國的政治地位。注493希羅克利斯的記載是後來的君士坦丁·波菲羅傑尼圖斯研究地理問題的主要資料。183 除了上述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之外，6世紀也有它的編年史家。查士丁尼時代與古典文學仍有密切聯繫，因此，枯燥乏味的編年史在這一時期還只是極少的例外，但它們在晚期拜占庭時期有極大的發展。 處於歷史學家和編年史家之間的是米利都的赫西基烏斯（Hesychius of Miletus），從各方面的可能來看，他生活於查士丁尼時代。他的著作僅有若干片斷保留於佛提烏和10世紀的辭書作者蘇伊達斯（Suidas）的作品中。根據這些片斷來看，赫西基烏斯以一種編年體寫了一部包含自古亞述時期到阿那斯塔修斯去世（518年）這個期間的世界史。此書現存大部分殘篇，其中涉及拜占庭的早期歷史，甚至上溯到君士坦丁大帝之前。赫西基烏斯也是記載查士丁和查士丁尼早期統治的一部歷史書的作者。此書在寫作風格和構思上與上述著作大不相同，包含有對作者同時代的許多事件的描述。赫西基烏斯的第三部著作是含有許多學科領域的著名希臘語作者的人物詞典。由於他的書沒有收入基督教作者的情況，一些學者肯定，赫西基烏斯很可能是異教徒；然而，此種意見沒有被普遍接受。注494 6世紀的真正編年史家是沒有受過教育的安條克的敘利亞人約翰·馬拉拉斯（John Malalas）。他寫了一部記載整個世界歷史的希臘文編年史，根據僅存的手稿判斷，這部書記載了自埃及歷史的神話時代到查士丁尼統治末年的事件。但很可能也記載了後來一個時期的歷史。注495該編年史是基督教徒所寫，其寫作目的是為基督教辯護，非常明顯地暴露了作者的君主政治傾向。該編年史內容混雜，既有傳說也有事實；既有重要史實，也有微不足道的小事。它顯然不是為受過教育的讀者所寫，而是為教俗民眾所寫，為了他們，作者記載了許多各種各樣的奇聞逸事。「該著作對於民眾來說是完整意義上的歷史讀物。」注496該書的風格值得特別注意，因為這是第一部以希臘口語寫作的重要著作，這種通俗的希臘民間口語，把希臘語與拉丁語及東方的口語相混合，在東方甚為流行。由於該編年史適合於民眾的口味和心理狀態，因而對拜占庭、東方及斯拉夫編年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馬拉拉斯作品的大量斯拉夫文片段和它們的譯本對於恢復其編年史的希臘文本的原貌有著重要的意義。注497 184 除了大量的以希臘文撰寫的著作外，這一時期（518—610年）還有以弗所的約翰（John of Ephesus）所寫的敘利亞語著作。此人於6世紀後期（可能是586年）去世。注498約翰出生於上美索不達米亞，是堅定的一性教派信徒。他曾在君士坦丁堡和小亞細亞度過他一生中的許多歲月，在小亞時，他曾主持以弗所教區；他還同查士丁尼及狄奧多拉有過個別交往。他是《東方聖徒傳》（或者是《關於東方聖徒的生活方式》）一書的作者，也寫了一部《基督教會史》（敘利亞文），該書記載了自朱利烏斯·愷撒至585年的歷史。這部《基督教會史》只有最重要的和最原始的那個部分，即記載521年到585年歷史的部分，得以存續下來。這作品保存了這一歷史時期的特別重要的資料。敘利亞的約翰所寫的這本《基督教會史》是以一位一性教派信徒的眼光所寫，因此它不僅揭示了許多有關一性教派教義基礎的教義基礎，還揭示了它的民族和文化背景。據一位專門研究敘利亞的約翰作品的作者評價：約翰的《基督教會史》，「通過揭示一性教派鬥爭的文化基礎而揭示了基督教與異教鬥爭的最後狀況」。它「對於研究拜占庭帝國6世紀的政治和文化基礎，特別在確定東方因素對這種政治文化影響的程度方面，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在他的記載中，作者深入到帝國生活的所有詳情細節中，從而為深入了解這一時期的生活方式、習俗及考古工作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注499」。185 持續發生於整個6世紀的一性教派爭論問題在教義學及辯論學領域導致了重要的文學活動。即使是查士丁尼也不能置身於這些文學爭論之外。在一性教派方面，以希臘語寫的作品並沒有保留下來。我們可以從其反對派的作品中發現一些引文或在敘利亞及阿拉伯的文學作品中保留下來的譯文。正統宗教方面的作者，有查士丁和查士丁尼時代的拜占庭人萊昂提烏斯（Leontius）。他留下了一些反對聶斯脫利派、一性教派及其他異端派的著作。關於這位教義學家及辯論家的生活情況，資料奇缺。注500他是查士丁時代一個重要的新思潮的典型代表,此即，柏拉圖思想對於教父們的影響已經讓位於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注501 6世紀東方修道主義和隱修主義的發展在禁欲主義、神秘主義及聖徒文學著作方面留下了痕跡。約翰·克里馬庫斯（John Climacus）長期隱居於西奈山上，寫了一部著名的作品《天梯》（Scala Paradisi）注502。該書共30章，或30個階梯，其中，作者描述了由精神上的禁慾到道德上的完善需經過的諸階段。此書在拜占庭修士們中間成為最流行的讀物，指導著他們達到禁慾和完美。但是，《天梯》一書不僅流行於東方帝國，它還有敘利亞文、現代希臘文、拉丁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和斯拉夫文等多種文字的譯本。其中一些手稿中包含許多有趣的插圖（微型畫），描述了教會和修道院的生活。注503 在談到6世紀的聖徒傳記作品時，必須把斯奇索城的西里爾（Cyril of Scythopolis）置於首位。他是一個巴勒斯坦人，曾在著名的巴勒斯坦聖薩瓦斯修道院度過其晚年。西里爾打算編輯一部系統描寫修道院中的聖徒「生平」的全集，但沒能完成這一計劃。很可能是由於他英年早逝。但他的一些作品已經保留下來，其中有優西米烏斯（Euthymius）的生平和聖薩瓦斯（St.Sabas）的生平，此外還有一些較短的聖徒傳記。由於他記敘事件的準確，以及作者對修道生活的深刻理解，加之其文風的樸實無華，因此，西里爾的全部現存作品都可作為早期拜占庭文獻史上的重要資料。注504約翰·莫斯庫斯（John Moschus）也是一個巴勒斯坦人，他生活於6世紀末和7世紀初，出版了著名希臘文著作《精神的牧場》（Pratum Spirituale），該著作是以他對巴勒斯坦、埃及、西奈山、敘利亞、小亞細亞及地中海、愛琴海諸島上的許多修道院的遊歷中取得的切身體驗為基礎而寫的。該著作包括了作者遊歷各處的感受，並涉及關於修道院和修道士們生活的多方面資料。在某些方面，《精神的牧場》一書對於研究文明史有極重要的意義。此書後來在拜占庭帝國和其他地方，包括俄羅斯，成為人們喜愛閱讀的一本書。186 這一歷史時期在詩歌文學方面也有許多代表人物。十分肯定的是，以教會歌曲著稱的頌歌作者羅曼努斯（Romanus the Melode）創作活動的頂峰是在查士丁尼時代。同一時期的宮廷侍衛長保羅完成了他的兩部詩作，（用希臘語韻律）描述了聖索菲亞教堂和它的美麗的聖壇。他的這兩部作品在藝術史上極其重要注505，也受到前面提到過的同時代歷史學家阿加西阿斯注506的讚揚。最後，北非的科利普斯（Corippus of North Africa，他後來定居於君士坦丁堡），一個不大有詩才的人，以拉丁韻律詩體寫了兩部著作。其中之一《約翰尼斯》（Johannese）是紀念和頌揚拜占庭將軍約翰·特羅戈利塔（John Troglita）的著作，他鎮壓了北非土著反抗帝國統治的起義，其中記載了北非地理和人種學，以及非洲戰爭的重要資料。科利普斯所敘述的史實有時比普羅柯比的記載更為可靠。科利普斯的第二部著作《讚歌》（或《查士丁頌》）以誇張的筆調描述了幼者查士丁二世之登基以及他統治時期的最早事件；他也記載了許多有關6世紀拜占庭宮廷禮儀方面的重要史實。 草紙文書中提到了一個叫狄奧斯庫魯（Dioscorus）的人，他於6世紀生活於上埃及的一個小村莊阿芙羅狄托。他是科普特人，似乎接受過很好的普通教育，而且在法學方面受過深入訓練；他也樂於實現其文學方面的抱負。儘管他搜集了大量的契約文件和其他草紙文書，構成社會和行政史方面十分珍貴的資料，但他的詩對希臘化詩歌文學的發展卻毫無貢獻；這些詩只能是非專業性的習作，其中「滿是明顯的錯誤，在語法和韻律方面也是如此」。據H.貝爾講，他至少讀了足夠多的希臘文學作品，但卻寫出了令人詛咒的韻詩。注507J.馬斯佩羅（J.Maspero）稱狄奧斯庫魯是埃及的最後一個詩人，也是尼羅河流域最後一個希臘化文學的代表人物。注508 187 查士丁尼統治時期雅典異教學園的關閉可能對這一時期的文學和教育活動沒有產生很嚴重的損害，因為這個學園早已經失去了它存在的意義。它在一個基督教帝國中已經不再重要。古典文學的財富已經逐漸地，常常是在表面上滲入基督教文學的作品中。狄奧多西二世組建的君士坦丁堡大學在查士丁尼時代仍然活躍。法學方面的新作品表明在這一時期法學研究的重要性。但是，這種研究，只局限於正規地掌握法學文獻的翻譯技巧以及寫出簡明的短文和摘要。關於查士丁尼去世後法學制度的發展情況，我們沒有準確的資料信息。雖然莫里斯皇帝表現出在學術上的極大興趣，他的繼承者福卡斯卻顯然停止了君士坦丁堡高等學府的學術活動。注509 在藝術領域，查士丁尼時代堪稱是拜占庭藝術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在建築活動方面創建了卓越非凡的豐碑——聖索菲亞大教堂。注510 聖索菲亞，整個東方都稱之為大教堂，是在查士丁尼的指令下，於聖索菲亞（聖智）小教堂的原址上所建，該小教堂在尼卡起義期間（532年）被焚毀。據後來的記載說，為了使這座聖殿成為輝煌無比的建築，查士丁尼命令各省的省督們以當地最好的古代遺物來裝飾首都。大量的色彩繽紛、花紋迥異的大理石從最富礦產地運至首都。金銀珠寶和象牙也被運來裝點聖殿，使之更輝煌壯觀。 皇帝挑選了兩位最天才的建築師安提米烏斯（Anthemius）和伊西多爾（Isidore）來實施這一雄偉的計劃。他們兩人都是小亞細亞人，安提米烏斯是特拉勒斯人，伊西多爾是米利都人。他們熱情地著手從事其偉業，並熟練地指導著10,000名工人從事建築。皇帝親自視察這項工程，以濃厚的興趣關注著它的進程，並提出建議，鼓舞工人的勞動熱情。在五年之內，這一建築完工了。537年的聖誕節，皇帝親自出席了聖索菲亞大教堂的竣工典禮。後來的資料記載，皇帝為他自己的成就而傾倒，在進入這座聖殿時說：「光榮屬於上帝，他相信我能成就這番壯舉！所羅門啊，我戰勝了你。」注511在竣工儀式上，群眾得到了皇帝賜與的諸多恩典，首都也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188 從外觀看，聖索菲亞大教堂很是簡樸，因為它完全是磚牆，無法做任何修飾。甚至那著名的穹頂，從外部看也有些笨重。在現代，聖索菲亞已經被其周圍的土耳其式房屋所埋沒。為了要完整地評價這一聖殿之壯麗輝煌，人們必須從其內部觀察。 在早年，這一聖殿有一個寬大的庭院，即正院（atrium），被柱廊所環繞，正中是一個美麗的大理石噴泉。正方形院落與聖殿相連的第一道入口，是一條環形遊廊（大迴廊），遊廊內有五座門與聖殿的內廊相通。由內廊進入聖殿有九座大銅門；中間一座最寬大最高的皇門是供皇帝出入的大門。聖殿本身的建築是依照「穹頂式教堂」的模式而建的，其平面是一極大的長方形，中央部分有一宏偉的中殿，中殿頂部築了一個巨大的穹頂，穹頂周長為31米，其頂端拔地而起50米。它的建成是非常不容易的。在穹頂的基部有40扇高大的窗戶，以使充分的光線灑遍整個殿堂。中殿兩側建立了兩層拱頂，飾之以華麗的石柱。地板與石柱都是由彩色大理石築成，在牆壁的許多部分也使用了這種大理石。精美的鑲嵌畫（土耳其人統治時期曾被覆蓋）曾經使參觀者眼花繚亂。在朝拜者眼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穹窿內的巨大十字架在眾星烘托下閃著耀眼的光。甚至在今天，人們仍可透過土耳其人在穹窿下部的塗蓋層注512，看到生有雙翼的高大天使。 對於聖索菲亞教堂的建築者來講，最大的困難是建立一個巨型的透光良好的穹頂，即使現代建築家們也未能超越這一成就。建築者雖然完成了這一使命，但是，這個著名的穹頂並沒有能維持很久；甚至在查士丁尼時期，它就坍塌了，並且在查士丁尼統治末期以不甚大膽的方針重新修築。查士丁尼的同時代人以一種不亞於其後代的，甚至現代人的激情談論聖索菲亞大教堂。14世紀的俄羅斯朝聖者諾夫哥羅德的史蒂芬在其《君士坦丁堡遊記》（Travels to Tsargrad）注513中說：「至於聖索菲亞大教堂，即『聖智教堂』是遠非人類的頭腦可以想像，可以描述的。」注514儘管這座教堂經歷了多次反覆的強烈地震，卻仍然堅固地屹立至今。1453年，它被改為清真寺。斯特拉齊格夫斯基（Strzygowski）曾經講過：「在構思上，這座教堂（聖索菲亞）純粹是亞美尼亞風格的。」注515 189 隨著時間的流逝，關於聖索菲亞之建立的真實故事變成了一種帶有大量神跡細節的傳奇式故事文學。這些傳奇故事由拜占庭帝國傳入南斯拉夫和俄羅斯的，乃至傳入伊斯蘭教和阿拉伯的及土耳其的文學作品中。斯拉夫的和阿拉伯的傳奇文本對於人們研究各民族之間文學方面的相互影響的歷史注516有著重要意義。 查士丁尼在首都建立的第二所著名教堂是聖使徒教堂。該教堂原是君士坦丁皇帝或者是康斯坦提烏斯時期所建。但是到了6世紀，它已經完全破敗不堪了。查士丁尼推倒了該教堂，以更大、更壯麗的規模給予重建。這是一座十字形平面的教堂，有四個相同的殿室，四個穹頂簇擁著一個中心穹頂。這座教堂的建築師也是特拉勒斯的安提米烏斯和幼者伊西多爾。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後，此教堂被摧毀。在此教堂的原址為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建立了清真寺。從威尼斯的聖馬可教堂那裡，可以較清楚地看到當年君士坦丁堡這座聖使徒教堂的形象，聖馬可教堂就是按照它的模式建立的。它的模式也為以弗所的聖約翰教堂和法國佩利格的聖弗隆教堂（St.Front）所模仿。以弗所的主教尼古拉·梅薩利特（Nicholas Mesarites）曾在13世紀初對聖使徒教堂已經喪失的美麗鑲嵌畫進行過描述，並且A.海森柏格（A.Heisenberg）也對這些藝術品進行了透徹的研究。注517聖使徒教堂是人所共知的自君士坦丁大帝以來至11世紀止的歷代拜占庭皇帝的墓葬地。 在東方的敘利亞，在西方的帕倫佐、伊斯特里亞，特別是在拉文納，都可見到君士坦丁堡之建築風格的影響。 現在，聖索菲亞教堂可以因其穹頂，因其石柱上的雕飾，因其牆面和地面的彩色大理石，而且尤其因其建築技術的精湛而令人神往；但不久以前，人們卻看不到這一著名聖殿內的精美鑲嵌畫，因為它們在土耳其時期被塗蓋了。然而，後來，由於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領導下的近代土耳其共和國的開放政策，聖索菲亞大教堂的歷史新時期開始了。最重要的是該建築開始向外國建築家和學者們開放。1931年，土耳其政府頒布了一項法令，授權美國的拜占庭研究所揭去聖索菲亞教堂內壁畫的覆蓋物並保存這些藝術品。該研究所所長托馬斯·懷特莫爾教授被允准使這些鑲嵌畫重現天日，1933年，這項工程自前廊開始啟動。1934年12月，穆斯塔法·凱末爾宣布，該教堂已經不再是清真寺，它將作為拜占庭藝術的遺蹟和博物館而受到保護。而且，由於懷特莫爾的不倦的、計劃周密的工作，聖索菲亞教堂的奇妙鑲嵌畫逐漸重現了它們往日的光艷華麗。懷特莫爾於1950年去世後，這項工作由保爾·A.安德伍德（Paul A.Underwood）教授接續。190 在西歐的北義大利城市拉文納，保存著拜占庭鑲嵌畫的優秀作品。1500年以前的拉文納是亞得里亞海岸的一個富饒的城市。在整個5世紀，它是最後幾代西羅馬皇帝的避難處；6世紀時，它成為東哥特王國的首都；最後，自6世紀中期到8世紀中期，它是查士丁尼自東哥特人手中奪取的拜占庭屬義大利的中心。它是拜占庭的總督（vicery 或exarch）駐節地。這最後一個時期，是拉文納的光輝時期，此時，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藝術的活動都得到了迅速發展，形成滾滾激流。 拉文納的藝術遺產與三位歷史人物有密切關係：其一，是狄奧多西大帝之女兒，西帝瓦倫提尼安的母親加拉·普拉西狄亞（Galla Plsscidia）；其二是東哥特國王狄奧多里克；其三是查士丁尼。在此，我們且不談加拉·普拉西狄亞和狄奧多里克時期的早期遺址，而只簡要地講述一下查士丁尼時期拉文納的藝術遺址。 查士丁尼在其長期統治中，始終對在龐大帝國各處修建民用和宗教建築的不朽豐碑十分感興趣。在征服拉文納後，查士丁尼完成了那些在東哥特時期已經開始建築的教堂。從藝術角度看這些教堂，有兩座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即聖維塔利教堂（St.Vitale）和克拉斯（Classis，拉文納的港口）的聖阿波里納利教堂（St.Apollinare）。這些教堂的主要藝術價值在於它們的鑲嵌畫。191 距拉文納城約三英里處，荒涼的沼澤地，即中世紀該城的富饒貿易港口所在地，聳立著外觀簡陋的克拉斯的聖阿波里納利教堂，其外形是典型的古代基督教教堂。在該教堂的一側，是一個後來建造的圓形鐘樓。教堂內有三個殿堂。教堂四壁，鑲著一些飾以浮雕的石棺，裡面埋葬著拉文納最著名的一些大主教的遺骨。在穹頂的下部，可見到6世紀的鑲嵌畫。畫上是拉文納的聖保護使徒聖阿波里納利高舉雙手的立像，他的周圍，在一片和平寧靜的風景畫面上，環繞著一群羊羔；在阿波里納利的上方，在巨大的綴滿星斗的藍天圓形浮雕上，一個寶石十字架閃著光。這所教堂里的其他鑲嵌畫則是晚些時候的作品。注518 拉文納的聖維塔利教堂是研究查士丁尼時期藝術成就的最有價值的資料。在這座教堂里，6世紀的鑲嵌畫幾乎全都被保存下來了。穹形教堂聖維塔利教堂的內部牆壁上，自上至下都覆蓋著美妙的浮雕和鑲嵌裝飾。該教堂後殿的半圓形殿堂因其兩側的鑲嵌畫而特別著名。其中一幅是在大主教、教士和廷臣環繞下的查士丁尼；另一幅是他的妻子狄奧多拉和她的侍婦們。這兩幅畫上的人物服飾因其燦爛奪目而令人傾倒。拉文納，這座有時被稱為「義大利-拜占庭的龐培城」或「西拜占庭」注519的城市為研究5—6世紀的早期拜占庭藝術提供了最有價值的資料。 查士丁尼的建築活動並不僅僅局限於建築堡壘和教堂。他還建築了許多修道院、宮殿、橋樑、蓄水池、引水渠、浴池和醫院。在拜占庭的邊遠行省中，查士丁尼的名字是同西奈山上的聖凱瑟琳修道院的建築活動相聯繫的。在該教堂的後殿拱壁上，是一幅耶穌變容的鑲嵌畫，據推算是6世紀的作品。注520 查士丁尼時期的一些極其重要的絲織物和紡織品亦保留至今。注521儘管在教會的影響下，雕塑作品總的來說是處於衰落狀態，但仍出現了大量的特別精美的象牙雕刻品，尤其見於一些雙聯記事板和192執政官使用的雙聯板注522中，這些記事板多屬於5世紀初至541年查士丁尼取締執政官制這一時期的遺物。 在查士丁尼時代，所有的作家、聖索菲亞教堂及聖使徒教堂的建築者都是北非人或亞洲人，希臘化的東方仍然繼續滋養著拜占庭帝國的文化藝術生活。 概觀查士丁尼之長期的、多變而複雜的統治，可以看出，就他所計劃的主要方面而言，他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很顯然，由查士丁尼的信念，即「羅馬皇帝有義務收復帝國失去的土地」所激發的對西方的輝煌的軍事征伐事業最後沒有成功。這些戰爭絕對不符合帝國的真正利益，它的真正利益主要是在東方；因此，這些戰爭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國家的衰落。國家資源的貧乏導致軍隊的削減，使得查士丁尼不可能在其新征服的省區鞏固自己的統治。這一結局在他的後繼者統治時期變得更為明顯。皇帝的宗教政策也是失敗的，因為它後來未能帶來宗教的統一，而僅僅使東方以一性教派為主體的各行省更加混亂。查士丁尼在其行政改革上遭到最徹底的失敗，這些改革始於皇帝真誠的願望，可由於地方官的巧取豪奪和沉重的稅收，卻導致農村的凋敝和人口的減少。 然而，查士丁尼有兩項成就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並且完全符合他的「大帝」之稱號，此兩項成就即他的「民法法典」和聖索菲亞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