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國史 · 第二章 自君士坦丁大帝時代至查士丁尼的帝國43
君士坦丁和基督教
羅馬帝國在4世紀經歷的文化和宗教危機是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古代異教文化注87同基督教（它在4世紀初君士坦丁統治時期得到了官方承認，並在4世紀末由狄奧多西大帝宣布為國教）發生了衝突。看起來，上述兩個處於衝突中的、代表著完全對立觀念的因素，似乎永遠不會有調和的基礎。但是，基督教和異教希臘文化確實逐漸交融，形成了基督教-希臘-東方文化，後被稱為拜占庭文化，它的中心就在羅馬帝國的新都——君士坦丁堡。
在帝國發生的諸多變化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是君士坦丁大帝。在他統治時期，基督教第一次取得官方認可而且為其此後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從此以後，古老的異教帝國逐漸變成基督教帝國。
一些在其歷史發展早期皈依基督教的民族或國家，鑒於它們過去的歷史還沒有形成牢固的傳統，僅有一些模糊的、原始的習俗和管理形式，宗教的改變在人民生活中因而不曾引起巨大危機。但在4世紀的羅馬帝國則不是這種情況。它已具有一種古典的世界性的文化，發展了當時頗為完善的政府機構。它有偉大的歷史和深邃的思想體系——這一思想已與人民結為一體。然而這個帝國在4世紀變成了基督教國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內，帝國的過去被否定了，有時是完全的否定，這勢必會引起特別尖銳且難以渡過的危機。顯然，古老的異教世界，至少是在其宗教領域內，已不再能適應羅馬國家的需要。新的需要和新的願望出現了，只有基督教能滿足這種需要。
當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刻與恰在此時充當領袖角色的某個歷史人物相聯繫時，就會出現記載此人功績的完整的文學作品，以頌揚他在此特定時期的重要貢獻，並試圖深入其精神生活的深處。4世紀的這樣一個重要人物就是君士坦丁大帝。44
君士坦丁生於納伊蘇斯城（Naissus，今尼什［Nish］）。從其父親康斯坦提烏斯·克洛盧斯家系（Constantine Chlorus）看，君士坦丁可能屬於伊利里亞的家族。其母親海倫（Helena）是基督徒，後被奉為聖海倫。她曾經去巴勒斯坦朝聖。據傳說，她此行發現了基督殉難的真十字架。注88305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和馬克西米安（Maximian）根據原訂的協議放棄帝位，退隱為民。迦勒里烏斯（Galerius）成為東方的奧古斯都，君士坦丁之父康斯坦提烏斯（Constantius）則領西方奧古斯都頭銜。次年，康斯坦提烏斯逝於不列顛，他的軍團擁立其子君士坦丁繼任奧古斯都。這時，羅馬帝國發生了叛亂。起義群眾和軍隊驅逐了迦勒里烏斯，擁立已放棄帝位的馬克西米安的兒子馬克森提烏斯（Maxentius）為奧古斯都。年邁的馬克西米安與其子恢復帝號並共同治理國家。隨後是一個時期的內戰。其間，馬克西米安與迦勒里烏斯皆故世。這時，君士坦丁與一個新的奧古斯都利基尼烏斯（Licinius）結盟，於312年在羅馬城附近的一次決戰中打敗馬克森提烏斯。馬克森提烏斯企圖逃離敵軍追擊時，溺死於台伯河（在台伯河上的米爾維安橋［Milvian］附近的薩克拉布拉［Saxa Rubra］）。兩位得勝的皇帝——君士坦丁和利基尼烏斯於米蘭會晤，據歷史傳說，他們在此頒布了著名的《米蘭敕令》。兩位皇帝間的和平關係沒有維持多久，鬥爭迅速開始，最後以君士坦丁的全面勝利而告終。324年，利基尼烏斯被殺，君士坦丁成為羅馬帝國的唯一統治者。
君士坦丁統治時期，對後來的歷史進程有著最大影響的兩件事是官方承認基督教及把首都從台伯河岸遷到博斯普魯斯海峽，即從古羅馬遷至「新羅馬」君士坦丁堡。學者們在研究基督教在君士坦丁時期的地位時，特別注意到兩個問題，即君士坦丁之「皈依」基督教和《米蘭敕令》。
君士坦丁之改宗基督教45
歷史學家和神學家們主要對君士坦丁之「皈依」基督教的原因深感興趣：君士坦丁為什麼偏愛基督教？他的態度，是否應被視為其政治上遠見卓識的一種表現？他是僅把基督教視為其實現政治目標的手段，還是由於其內心信仰而採納了基督教？或者，歸根結底，他的「改宗」是否既由於政治野心的影響，也有其對基督教的心靈上的理解？
解決這一問題的主要困難在於歷史資料中提供的情況互相矛盾。基督教主教尤西比烏斯（Eusibius）所描寫的君士坦丁同異教作家佐西姆斯（Zosimus）筆下的君士坦丁沒有絲毫共同之處。歷史學家們因此有充分理由根據他們自己的成見來回答這一錯綜複雜的問題。法國歷史學家布瓦西耶（Boissier）在其《異教的衰落》一書中寫道：
遺憾的是，當我們研究那些在歷史中充當了領導角色的大人物，並試圖研究其生活和記載他們的行為時，我們很少滿足於最自然的解釋。因為這些人物有著非凡人物的名望，我們就不打算相信他們的行為與其他凡夫俗子相同。我們去探究他們最簡單的行為背後的隱秘原因；我們認為他們有周密的考慮、深邃的思想和他們從未夢想過的背信棄義。所有這些在對君士坦丁其人的研究上都應驗了。一種偏見成為流行看法，即這位精明的政治家企圖愚弄我們；他越是熱衷於宗教事務，並宣稱他本人是真正的信仰者，我們就越是企圖證明他完全不關心宗教事務，他是懷疑基督真理的人。他在事實上並不關心任何宗教而只是偏愛那種最有助於他自己的宗教。注89
長期以來，著名的德國歷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注90（Jacob Burkhardt）在其天才著作《君士坦丁大帝時代》（The Time of Constanfine the Great）一書中所表達的觀點，即關於君士坦丁是不信基督教者這一斷言對史學界有很大影響。他筆下的君士坦丁是為野心和強烈的權勢欲所左右的天才政治家，是為了實現其世界目標而不惜犧牲一切的人。布克哈特寫道：「人們時常企圖深入君士坦丁的宗教觀念中，然後描繪在其宗教信仰中可能發現的變化。所有這些都是徒勞的。因為，論及這位天才人物（其野心和對權力的渴望無時不在困擾著他的生活），不可能存在他是基督徒還是異教徒，是信教還是不信教者這樣的疑問。這種人就其本質來說是不信教者（unreligiös）……即便他曾有瞬息時間停下來考慮他自己的真正宗教信仰，也一定是迫不得已的。」這位「極端的利己主義者」在認識到基督教勢必成為世界性勢力之後，即由此觀念出發而恰當地利用了它。按布克哈特的說法，君士坦丁偉大業績的成功恰恰基於這一認識。而且，君士坦丁給予基督教的特權也同給予異教的特權完全一樣。要從這位捉摸不定的人物的行為中尋找任何規律性完全是徒勞的，這裡只有偶然性。君士坦丁「這個身著皇袍的利己主義者，只做那些，或允許做那些可以增加他個人權力的事情」。布克哈特以尤西比烏斯的《君士坦丁傳》為其主要資料，卻忽視了一個事實，即此書的記載並不可靠。注91這裡所簡要介紹的布克哈特的論斷，不承認君士坦丁皇帝有任何宗教感情。46
德國神學家阿道夫·哈納克（Adolph Harnack）以不同的資料為依據，在其《基督教在1—3世紀的發展》（The Expansioi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注92一書中，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在研究了帝國各行省的基督教狀況後，認為當時基督徒的實際數量不能確定，並得出結論：儘管在4世紀初，基督徒在帝國的實際數量很多且具有很大影響，但他們在群眾中並不占優勢。然而他又進一步指明：
人數的多少與其實際影響並不總是成正比；一個小團體往往產生很大的影響——如果它的成員大部分來自領導階層；而一大群人也可能只產生小的影響——如果其成員來自下等階級，或主要來自農村。基督教是一個城鎮的宗教；城鎮越大，基督徒的數量越大（即使是相對而言）。這就使基督教有著特別的優勢。而且，基督教在當時已深入農村，遍及許多行省；如同我們在小亞細亞大多數行省所見，而在亞美尼亞、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北非（包括其鄉鎮）也不例外。
哈納克依據基督教傳播的廣泛程度把帝國所有行省分為四類。據此，他分析了各類地區基督教的狀況，指出，4世紀初，基督教會的中心在小亞細亞。眾所周知，在歷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逃往」高盧事件發生之前數年，他曾作為人質居留在戴克里先設於尼科米底（Nicomedia）的行宮中。他對於亞洲的印象在高盧變得深刻了，體現為他在政治上的深思熟慮，這使他做出了決定性的結論：他可以通過支持強有力的教會和主教而受益。如果有人問，若沒有君士坦丁，基督教會是否能夠取得勝利？這樣提問是愚蠢的。因為，還會有另一個君士坦丁或其他某人出現。況且，早在君士坦丁出現之前，基督教已在小亞細亞取得勝利，在其他行省也必將如此。歷史並不需要特別的啟示，也不需要天國的神聖大軍帶來業已存在的事實。它只需要一位敏銳而有力、對宗教狀況又有極大興趣的政治家。此人就是君士坦丁。他只是在清楚地認識到並牢牢地抓住必然出現的機遇這一點上是一個天才。注93 47
顯然，哈納克只把君士坦丁視為天才的政治家。事實上，即使人們只是粗略地估計一下當時基督徒的數量也是不可能的。然而，許多近代最優秀的學者都承認，在當時的帝國與社會，異教思想仍是主導的因素，基督徒則必定處於少數。根據V.博洛托夫（V.Bolotov）教授的統計：「至君士坦丁時期，基督徒有可能只占帝國全部人口的1/10；甚至不足1/10。任何認為當時基督徒數量超過全部人口1/10的說法都是不可靠的。」注94他的這一統計，與其他一些學者的估計是一致的。目前，學者們似乎一致同意，君士坦丁時期基督徒仍然處於少數。如果這一點成立，那麼，關於君士坦丁對基督教的態度出於純政治目的的這一看法就必須放棄了。因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絕不可能依賴於那些只占帝國人口1/10，又沒有參與當時政治事務的群眾來實現自己廣泛的政治謀略。
《羅馬和羅馬人史》（History of Rome and of the Roman People）的作者迪律伊（Duruy）在誇大君士坦丁的作用這一點上多少受到了布克哈特的影響。他認為，在宗教上，「君士坦丁是虔誠而冷靜的有神論者」。根據他的意見，君士坦丁「很早就意識到基督教在其基本教義方面是同他的一神教信仰相一致的」。注95但是，儘管如此，迪律伊繼續寫道，政治的考慮對於君士坦丁來說還是最為重要的：
同波拿巴企圖使教會與法國革命相妥協一樣，君士坦丁也力圖使古老的宗教同新的宗教和平共處，同時偏愛後者。他理解世界發展的方式，助其發展而不急於求成。由於這位皇帝的榮耀，他無愧於在他自己的凱旋門上嵌刻的、自詡的稱號「和平的保衛者」（quietis custos）……我們已努力深入到君士坦丁的思想深處，並在此發現他之所以接受基督教是由於統治策略而非宗教信仰。注96
然而，迪律伊在其他方面強調：「尤西比烏斯所描寫的君士坦丁常在天地萬物之間看到他人所不曾注意的事物。」注97 48
1913年，在紀念所謂《米蘭敕令》頒布16個世紀的活動中出版了大批著作，其中有E.施瓦茨（E.Schwatz）所寫的《君士坦丁大帝與基督教會》（ Kaiser Constantin und die Christliche Kirche）和F.多爾格（F.Dölger）所編的《論文集》（Geammelte Studien）。施瓦茨指出：「君士坦丁具有一個世界主宰者的非凡洞察力。他很清楚，為了建立自己計劃中的世界帝國，與教會結盟是至關重要的。他也有勇氣有能力違背一切皇權主義的傳統來實現這一聯合。」注98在多爾格主編的《論文集》中，E.克雷布斯（E.Krebs）寫道，君士坦丁對於基督教所採取的一切步驟，僅僅是促使教會勝利的第二位因素；其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基督教會本身的超自然的力量。注99
許多學者對這一問題的意見是大相徑庭的。P.巴蒂福爾（P.Batiffol）為君士坦丁辯解，認為他的改宗是虔誠的，注100而在研究君士坦丁時期的錢幣學領域享有盛名的學者J.莫里斯（J.Maurice）則在近期試圖證實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時神跡的存在。注101布瓦西耶指出，對於政治家君士坦丁來說，把他自己交給當時占帝國人口少數且毫無政治影響的基督徒，無疑會是一種冒險。因此，既然君士坦丁沒有因政治理由改變自己的信仰，那麼，必須承認，他這樣做是出於信仰。注102F.洛特傾向於贊成君士坦丁改宗是出於信仰。注103S.施泰因則堅持這是出於政治理由。他說，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最重要的一條，是他把基督教會引進國家機構中。他還推斷，君士坦丁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國教會的影響。注104H.格雷古瓦寫道，政策，尤其是對外政策，總是優先於宗教。注105A.皮加尼奧爾（A.Piganiol）說，君士坦丁是不懂基督教的基督徒。注106
但是，通常來說，與君士坦丁在312年戰勝馬克森提烏斯有關的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事件，不能被認為是他真的改宗基督教；他實際上是在去世那一年才接受基督教信仰。在他統治的整個時期，君士坦丁一直保有「大祭師」（pontifex maximus）的稱呼；他一直稱星期日為太陽日（dies solis）；而「戰無不勝的太陽」（sol invictus）在當時通常是指波斯的神密特拉，對密特拉神的崇拜遍及整個羅馬帝國的東西方。有一段時期，這種對太陽神的崇拜是對基督教的嚴重挑戰。顯然，君士坦丁是太陽神崇拜的支持者，這種崇拜在他自己的家族中傳世。從各方面的可能性來看，他的「戰無不勝的太陽」是阿波羅神。莫里斯曾注意到，這種太陽宗教使君士坦丁在帝國贏得了大批群眾。注107 49
近來，一些歷史學家進行了一次有意義的嘗試以說明君士坦丁只是延續了其他羅馬皇帝所實行的政策，而不是唯一的基督教鬥士。據格雷古瓦說，利基尼烏斯在君士坦丁之前即開始對基督教實行容忍政策。德國史學家舍內貝克對格雷古瓦的論點表示懷疑：他認為馬克森提烏斯在他所管轄的那部分帝國是基督教的鬥士，而且為君士坦丁樹立了可仿效的榜樣。注108
即使君士坦丁確實對基督教頗為了解，他的政治謀略也必然地影響到他對基督教的態度，而基督教在許多方面會有助於他。他明白，基督教必將成為帝國各民族間的主要聯繫因素。「他需要通過教會的統一而鞏固帝國的統一。」注109
關於君士坦丁之改宗基督教的事件，通常與君士坦丁和馬克森提烏斯交戰期間，天空中出現一枚閃光十字架這一著名故事相聯繫；於是一次神跡即構成了君士坦丁「皈依」的一個原因。然而，敘述這一神跡的史料在歷史學家中引起了許多爭議。關於這次神跡的記載最早見於君士坦丁同時代的基督教徒拉克坦提烏斯（Lactantius）的作品，他在其著作《基督教迫害者之覆滅》（De mortibus persecutorum）中談到了君士坦丁在夢中接到一個警告，要他在其護甲上刻上基督聖符（coeles te signum Dei）的標記注110。但拉克坦提烏斯並沒有提到傳說中君士坦丁所看到的天象。
君士坦丁的另一個同時代人愷撒里亞的尤西比烏斯在兩部著作中寫到君士坦丁對馬克森提烏斯的勝利。在其早期作品《基督教會史》中，尤西比烏斯只提到，當君士坦丁出發去解羅馬之圍時，「向上帝及聖子耶穌基督、人類的救世主祈禱」，注111顯然，他在此處未提及君士坦丁的夢或其護甲上的聖符。另一部著作《君士坦丁傳》寫於君士坦丁戰勝馬克森提烏斯的二十五年之後，且通常被認為（也許是錯誤地認為）是尤西比烏斯所寫的。該書提到，君士坦丁大帝本人講到，當他向馬克森提烏斯進攻當中，看到在落日之上有一閃光的十字架，上有「以此致勝」（τούτω νίκα）的字樣，並發誓這是千真萬確的。他和他的軍團戰士都被這一天象所震驚。次日夜，基督在夢中來到君士坦丁面前，帶著同樣的聖物，並讓君士坦丁製作一枚同樣的十字架，帶著它向他的敵人進攻。天剛破曉，君士坦丁即向他的親兵們宣布了這一奇妙的夢境，然後，召集工匠藝人，向他們描述了自己所見之物的輪廓，令匠人們著手製造軍旗，注112此即著名的拉巴魯（labarum）。注113拉巴魯是一形如長槍的長柄十字架，其橫軸上是一條絲綢，上面以金縷刺繡並以寶石嵌就君士坦丁及其二子的肖像；在十字架頂端有一個金環，環內為基督名字的縮寫字母。注114自君士坦丁以後，拉巴魯成為拜占庭帝國的旗幟。至於君士坦丁進軍途中幽靈的出現和上帝派來援助君士坦丁的天兵天將的敘述則可見於其他作者的作品。在這方面的資料記載甚為混雜而且互相矛盾，不可能從歷史角度予以恰當評論。有的作者走得更遠，以至於說，神跡的發生並非在君士坦丁對馬克森提烏斯的進軍途中，而是發生於君士坦丁自高盧出發以前。50
所謂《米蘭敕令》
在君士坦丁統治時期，基督教的存在和發展得到了官方的許可。第一個有利於基督教的法令是311年由迦勒里烏斯頒布的，他也曾經是最殘忍的基督教迫害者之一。這一敕令寬恕了基督徒過去對於政府欲使他們回到異教傳統中的諸項指令的頑強反抗，宣布他們存在的合法性。敕令宣布：「基督徒仍可以存在，也可以設立他們的集會場所，但不得因此而做有悖於良好秩序的事情。因此，為了報答朕的這一恩惠，他們必將為朕的國家，即他們自己國家的長治久安向他們的上帝祈禱。」注115 51
兩年以後，當君士坦丁戰勝了馬克森提烏斯並與利基尼烏斯媾和之後，與利基尼烏斯在米蘭會晤，在此地，他們頒發了十分重要的，但被錯誤地稱為是《米蘭敕令》的文件。該文件的原文已經失傳，但利基尼烏斯發給尼科米底政區長的拉丁文復件卻被拉克坦提烏斯保留在其著作中。另一拉丁原文的希臘文譯本由尤西比烏斯在其《基督教會史》一書中引用。
依照這一文件，基督徒和信仰其他宗教的人被給予充分的自由去追隨他們所選擇的任何信仰。所有針對基督徒的迫害手段也被廢止。
從現在起，那些希望履行基督的崇拜儀式的每一個人，皆可以自由地、無條件地去履行該崇拜而不受任何干擾。對於這些決定，我們注116認為最好是以充分的方式向爾卿（即比西尼亞的省長）解釋清楚，即爾卿應該知道，我們已經慷慨地、毫無保留地給予了所謂基督徒實行其崇拜的權力。而且，當爾卿留意到，我們已給予所謂的基督徒該項恩準時，爾卿亦應理解我們同樣公開慷慨地恩准其他人自由實行他們自己的崇拜，這於我們時代之平和是相適宜的；每個人都有自由實行他所選擇的崇拜儀式，因為我們並不願意貶抑任何一種崇拜儀式的榮耀。注117
該文件亦命令，原來從基督徒手中沒收的私人房舍和教堂必須無保留地全部歸還原主。
1891年，德國學者O.希克提出了沒有人頒發過所謂《米蘭敕令》的觀點。他指出，唯一出現過的敕令是311年由迦勒里烏斯頒布的《容忍敕令》。注118但多數歷史學家長期以來不承認這一觀點。1913年，竟有許多國家隆重地舉行紀念《米蘭敕令》頒布1600周年的慶祝活動，並有大量論及此問題的著作問世。然而，事實上，以上引述的利基尼烏斯於313年在尼科米底頒布的敕令，是對迦勒里烏斯311年敕令的認可，而迦勒里烏斯的文件顯然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貫徹。313年3月，由君士坦丁和利基尼烏斯在米蘭頒布的文件並不是敕令，而是致小亞細亞及整個東方各行省省督的信，用以解釋並指教他們應如何對待基督徒。注119 52
根據這一敕令，我們的結論是，君士坦丁和利基尼烏斯給予基督教與其他宗教，包括異教信仰者，以同樣權利。但若認為基督教在君士坦丁時期就獲得了勝利，卻屬為時過早。對於君士坦丁來說，基督教似乎是可以與異教共存的。他所採取措施的重要意義在於，他不僅允許基督教存在而且事實上將它置於政府的保護之下。這在早期基督教的歷史上是特別重要的一刻。然而，尼科米底敕諭並沒有為某些史學家製造如下理論提供論據，注120該理論認為，在君士坦丁時期，基督教已被置於其他宗教之上，其他宗教則只是得到寬容，因此《米蘭敕令》宣布的不僅是對基督教的容忍，而是基督教的至高無上。注121但是，如果論及《米蘭敕令》究竟是使基督教取得了至尊權利還是獲得了與其他宗教平等的權利這一問題時，結論一定更傾向於後者。然而，尼科米底敕諭的意義是重大的。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說：「事實上，不需要任何不必要的誇張，『米蘭敕令』無疑有極大的重要性。因為這則敕諭結束了基督教在帝國統治範圍內的非法地位，並頒布了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如是，就使異教從其唯一國家宗教的地位降至與其他宗教同等的地位。」注122
君士坦丁對教會的態度
君士坦丁不僅使基督教作為一種特定的宗教學說與其他宗教享有同等權利，而且也使基督教教士們得到了與異教祭師們同樣的全部特權。他們被免於納國稅，免於公務，而且免於擔任可能影響他們行使宗教義務的公職（即享有豁免權）。任何人都可以向教會捐獻財產，因而教會取得了遺產權。如是，隨著宗教自由宣言的頒行，基督教社團被承認為合法社團；從法制觀念上看，基督教被置於一個全新的位置上。53
主教法庭得到了極為重要的特權。任何人都有權在被訴訟方同意的條件下，把民事訟案提交主教法庭，即使對於該訟案的審理過程已由民事法庭開始進行。到君士坦丁統治末期，主教法庭的權限更為擴大：（1）主教的判決應視為終審判決，訟案中所涉及的任何年齡的人必須接受；（2）任何民事訴訟案件在審理的任何階段都可轉交主教法庭審理，而無視被訴訟方是否反對；（3）主教法庭的判決世俗法庭必須執行。這些司法特權提高了主教們在社會上的威信，但同時，也加重了他們的負擔，出現了許多矛盾糾紛。由於對主教的判決進行上訴被視為非法，而主教的判決卻並不總是正確的，因而，敗訴一方總是抱怨，憤慨不已。此外，這一附加的職責，又給主教們的生活帶來過多的世俗利益。
教會也由於從國家資源中獲得地產、錢財及穀物的饋贈而在物質上日益富有，基督徒不可能再被迫參與異教的節日。同時，基督教的影響使國家在對罪犯的懲罰上有所緩和。
君士坦丁的名字還與那些在他的廣闊帝國各處建立的無數教堂聯繫在一起。據說羅馬的聖彼得教堂和拉特蘭教堂是他所建。他對巴勒斯坦特別有興趣。據說他的母親海倫就是在那裡發現了真十字架。在耶路撒冷，基督安葬之處，聖墓教堂巍然聳立；在奧利弗山上，君士坦丁建立了耶穌升天教堂；在伯利恆城，建立了聖誕教堂。在新都君士坦丁堡及其城郊，也建立了許多教堂，其中最著名的是使徒教堂和聖伊琳娜教堂。聖索菲亞教堂亦可能是在君士坦丁時期奠基，在他的後繼者康斯坦提烏斯（Constantius）時期完成。在君士坦丁統治時期的其他地區，如安條克、尼科米底和北非，也興建了許多教堂。注123
自君士坦丁之後，在帝國內發展起了三個重要的基督教中心：早期基督教的羅馬，位於義大利，但仍存在對異教的同情並在一定時期內持續著異教的傳統；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在東方基督徒心目中迅速成為第二羅馬；最後，是基督教的耶路撒冷。自皇帝提圖斯於公元70年摧毀了耶路撒冷並在其領土上建立羅馬的殖民地（埃利亞-卡匹多利納城）以後，到2世紀皇帝哈德良統治時期，古老的耶路撒冷已失去其重要性，儘管它曾是基督教會的誕生地和最早的使徒傳道中心。在君士坦丁時期，基督教的耶路撒冷獲得了新生。在行政上，該省的首府是愷撒里亞而不是埃利亞。這一時期在此三個中心興建的教堂成為基督教會在塵世間獲得勝利的標誌。這個教會迅速成為國家教會。塵世王國的新思想和基督教之「彼世」王國及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的概念形成直接對立。注124 54
阿利烏斯派教義和尼西亞會議
由於4世紀早期出現的新形勢，基督教會經歷了一個十分活躍的時期，特別表現在教義領域。在4世紀，教義問題不是像3世紀那樣只涉及個別人，如德爾圖良和奧利金注125等，而是涉及了整個派別，即由大群的、組織嚴密的個人組成的團體。
在4世紀，宗教會議的召集成為常事，而且，這些會議被認為是解決宗教爭端的唯一有效手段。但在這一運動中，教會與國家關係這一新的因素出現了，這對後來的教權與俗權之關係極其重要。自君士坦丁大帝以來，國家介入了宗教爭端並按自己的意願支配它們。顯然，在許多時候，國家的利益並不總是與教會利益相一致的。
許多世紀以來，東方的文化中心是埃及城市亞歷山大，在這裡，知識活動如一股巨流傾瀉而下。自然，新的教義運動也源於亞歷山大城。按照A.斯帕斯基（A.Spassky）教授的說法：「成為東方神學發展的中心，並在基督教世界裡獲得了哲學教會這一聲望」的亞歷山大教會，「從不厭倦於研究高深的宗教和科學問題」注126。雖然亞歷山大的地方教會監督阿利烏斯（Arius）的名字成為君士坦丁時期最重要的「異端」教義的稱呼，但這一派教義卻是3世紀後半期源自敘利亞的安條克，當時最有學問的人盧西安（Lucian）曾在此地建立了一個神學注釋學校。該學校如A.哈納克所說：「是阿利烏斯教義的溫床，其領袖盧西安是阿利烏斯以前的阿利烏斯。」注127 55
阿利烏斯提出了上帝之子是被造者（created being）的理論。這一理論構成阿利烏斯異端的基礎。在遠離埃及的地方，愷撒里亞的主教尤西比烏斯和尼科米底主教尤西比烏斯，都支持阿利烏斯的觀點。敵對情緒日益高漲。儘管阿利烏斯的弟子們竭盡全力保護他，阿利烏斯仍被亞歷山大主教亞歷山大逐出教會。地方當局欲安撫教會內部人士這一騷亂的努力也沒有成功。
君士坦丁打敗利基尼烏斯並成為唯一的皇帝後，立即於324年到達尼科米底，在此地，他聽取了阿利烏斯的弟子們和他的反對者兩方的抱怨意見。由於君士坦丁首先考慮到的是在帝國內部維持宗教和平，而沒有意識到該教義爭端的全部重要性，於是，他寫信給大主教亞歷山大和阿利烏斯，敦促他們達成諒解。他還舉例說明，哲學家們也曾有過爭論，但他們都能和平共處。他在信中還指示道，對於亞歷山大和阿利烏斯來說，達成諒解不應該有困難，因為他們雙方都相信上帝和耶穌基督。「因此，讓我重新享有平靜的、不受煩擾的日日夜夜，那麼，永遠的歡愉和恢復平靜的喜悅，將成為我日後生活的一部分。」君士坦丁在信中如是說。注128
科爾多瓦（西班牙）主教奧西烏斯（Hosius）（君士坦丁對他十分尊敬）前往亞歷山大城送這封信。他送交了這封信後，徹底地調查了這一事件始末，回到皇帝身邊時向皇帝解釋了阿利烏斯運動的全部意義。只到此時，君士坦丁才決定召集一次宗教會議。
第一次基督教主教公會議在皇帝詔令下於比提尼亞城市尼西亞召開。與會者的準確數字不詳，尼西亞派的教父們時常被估計為318人。注129其中多數是東方的主教。年邁的羅馬主教派了兩個地方教會監督作為他的代表出席會議。在會議上的諸項議程中，最為重要的是阿利烏斯派的爭論。皇帝主持會議，有時甚至領導會議的討論。
尼西亞會議的決議未保留下來。至於會議進程中是否有任何文字記錄也值得懷疑。關於該次會議的情況，人們主要是從那些與會者的作品及歷史學家的記載中得知。注130阿利烏斯的最激烈最幹練的對手是亞歷山大教會的副主教亞大納西（Athanasius）。經過激烈的辯論之後，會議摒棄了阿利烏斯派異端，在接受了一些修改和補充意見後，採納了與阿利烏斯派教義相對的信條，即耶穌基督被承認是上帝之子。不是被造的，與聖父同體。注131許多阿利烏斯派主教簽字表示認同。他們中間最頑固者，包括阿利烏斯本人，被判流刑和監禁。一個研究阿利烏斯教派的最權威人士寫道：「阿利烏斯教派曾以勃勃生機開始了它的偉業，而且幾年之內它在東方的優勢似乎無可匹敵。但是，它的勢力在尼西亞會議召開之際衰竭了，在基督教世界的一致責難下萎靡不振……當會議閉幕時，阿利烏斯教派看來已被無望地粉碎了。」注132會議的莊嚴宣言向所有的基督教團體通告了教會內部的和諧與一致。君士坦丁寫道：「惡魔將不再有任何力量來對抗我們，因為所有那些他曾心懷叵測地設計出來毀滅我們的伎倆已從根本上被剷除了。聖靈的光輝在上帝的指令下驅散了所有那些紛爭、分裂和騷亂，即造成不和諧的致命毒劑。」注133 56
但現實並沒有實踐君士坦丁的願望。尼西亞會議通過摒棄阿利烏斯教的舉動，不僅未能使阿利烏斯派爭端終止，反而引起了許多新的類似的運動和混亂。君士坦丁本人對阿利烏斯派的態度也逐漸出現了明顯的轉變，開始傾向於它。在尼西亞會議幾年之後，阿利烏斯及其最堅定的弟子從流放地被召回。注134但阿利烏斯的突然辭世使他未能恢復其活動。那些支持尼西亞信條的領袖則取代了阿利烏斯派人士而被判刑；並且尼西亞信經從未被正式重申或被正式摒棄，它逐漸被有意忘卻或部分被其他教義所取代。
人們很難解釋強烈反對尼西亞會議的緣起及君士坦丁態度發生改變的原因。也許在諸如宮廷影響，家庭的密切關係等各種解釋中，下述觀點應引起重視。當君士坦丁最初試圖解決阿利烏斯問題時，他並不了解東方的宗教狀況，在東方，對阿利烏斯派的同情占優勢；君士坦丁皇帝曾在西方接受教育，受到其西方導師們，如科爾多瓦主教奧西烏斯之類的影響，因此，他決定支持尼西亞信經。這是符合當時他自己的觀點的，但並不符合東方狀況。後來，當君士坦丁意識到尼西亞決議是與大多數教會的精神相左並與東方大眾的願望相衝突時，遂採取了對阿利烏斯教義更有利的態度。在君士坦丁統治的晚年，阿利烏斯教派甚至深入宮廷，在帝國東部逐年穩固。尼西亞信經的追隨者被剝奪其教職並判流放。但由於資料狀況不盡人意，阿利烏斯派在這一歷史時期的優勢還不夠清晰。注135 57
君士坦丁直到晚年仍是一位異教徒。只是在臨終前，他才接受了尼科米底主教、一個阿利烏斯派信徒尤西比烏斯施予的洗禮；但A.斯帕斯基指出，君士坦丁在臨死時指示，把著名的阿利烏斯的反對者亞大納西從流放地召回。注136君士坦丁還使他的諸子成為基督徒。
君士坦丁堡的奠基
君士坦丁統治時期僅次於承認基督教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歐洲一岸，即進入普羅蓬蒂斯海（馬爾馬拉海）的入口處，原麥加拉人注137殖民地拜占庭（Βυζάντιον）的舊址，建立了首都。
早在君士坦丁以前，古代人就已完全意識到坐落於歐洲交界處、控制著兩海（黑海和地中海）通路的拜占庭在戰略上和商業上的優勢。它也接近光輝的古典文化的主要發源地。根據史料判斷，早在公元前7世紀前半期，麥加拉人就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南端的亞洲一岸，即與後來建立的君士坦丁堡相對的地方，建立了一個殖民地，叫卡爾西頓。幾年後，另一部分麥加拉人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南端的歐洲一岸建立了另一個殖民地拜占庭，其名稱源自麥加拉遠征軍的司令拜扎斯（Βύζας）。拜占庭較於卡爾西頓的優勢，古人也十分了解。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iv，144）寫道，波斯將軍邁加比佐斯注138在到達拜占庭時，稱卡爾西頓的居民是瞎子。因為他們在為自己的城市選擇城址時，選擇了兩個之間較差的一個，卻忽視了後來拜占庭奠基於其上的那個較好的地點。後來的作家及其作品，包括斯特拉波（vii，6,約320年）及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編年史》xii,63），把邁加比佐斯的這一斷言略為改頭換面地歸於希臘德爾斐的阿波羅神諭注139，神諭在答覆麥加拉人所提出的在哪裡建城的問題時，回答道，他們應在「瞎子」的土地對面定居。在希波戰爭期間和馬其頓的腓利普時代，拜占庭曾發揮了重要作用。公元前2世紀的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阿透徹地分析了拜占庭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他在論述希臘和黑海沿岸諸城貿易關係的重要性時寫道，沒有拜占庭居民的許可，任何一隻商船也不可能進入或離開黑海，因此，拜占庭人控制了黑海沿岸所有那些不可缺少的產品。注140 58
自羅馬取消共和後，皇帝們不止一次想把首都由共和意識控制下的羅馬遷至東方。據羅馬歷史學家蘇埃托尼烏斯（I，79）記載，朱利烏斯·愷撒企圖從羅馬遷都到亞歷山大城或伊利翁（原特洛伊）。在基督教紀元的前幾個世紀，皇帝們也時常在對外擴張的軍事行動中或巡遊整個帝國時長期離開羅馬。2世紀末，拜占庭曾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塞普提米烏斯·塞維魯（Septimius Severus）在打敗了他的對手，即拜占庭支持的佩塞尼烏斯·尼格爾（Pescennius Niger）後，對該城進行了可怕的劫掠，幾乎使之徹底毀滅。與此同時，東方吸引著皇帝們。戴克里克（284—305年在位）更樂於住在小亞細亞城市尼科米底，並以許多輝煌的新建築美化了這個城市。
當君士坦丁決定創建一個新的首都時，並沒有立即選擇君士坦丁堡。至少，他一度考慮過他的出生地納伊蘇斯（尼什）、薩迪卡（索菲亞）和塞薩洛尼卡（今薩洛尼卡）。他的注意力曾特別地轉向埃涅阿斯注141的城市特洛伊。據傳說，是埃涅阿斯曾在義大利的拉丁姆為羅馬國家奠基。君士坦丁大帝曾親自出發去歷史名城特洛伊，親自劃定了擬建城市的城區疆界。據5世紀的基督教作家索佐門（Sozomen）記載，當特洛伊城門竣工之際，上帝在一天夜裡向君士坦丁託夢，要他為自己的首都另選城址。此後，君士坦丁選定了拜占庭。甚至在一個世紀之後，當旅行者航行至特洛伊近海時，還可以見到君士坦丁開始進行的未完成建築。注142
當時的拜占庭尚未完全從塞普提米烏斯·塞維魯造成的嚴重打擊中恢復元氣，僅僅還是一個村莊，只占有伸入馬爾馬拉海的岬角之一部分。323年，君士坦丁決定興建新都，325年，主要建築的營建工程開始進行。注143據基督教傳說，當君士坦丁皇帝手持長矛圈定城界時，其廷臣為預期劃定的首都範圍而震驚，遂問：「我們的主啊，您還要走多久？」皇帝答：「我將繼續前行，直至在我前面的引路者停止。」注144這就是說有某種神力在引導著他。為了建都，皇帝從各地徵調勞力與建築材料。羅馬、雅典、亞歷山大、以弗所及安條克的異教遺物皆用於美化新都。有40 000名哥特士兵，即所謂「同盟軍」（foederati），參加了營建工程。為了吸引大批居民，皇帝賜予新都以許多商業和金融特權。330年春，新都的營建工作進展順利，君士坦丁認為已可以正式啟用為新都了。330年5月11日，新都正式啟用，隨之而來的是持續40天的慶祝活動。是年，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於異教的拜占庭城址上屹立。注145
雖然人們難以估計君士坦丁時期這一新都的規模，但肯定遠遠大於原拜占庭城的範圍。關於4世紀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人們也沒有準確的記載，僅能估計到它可能多於20萬人。注146為了抵抗來自陸地的敵人，君士坦丁修建了由金角灣到馬爾馬拉海的城牆。
幾年之後，古代的拜占庭已成為一個世界帝國的都城，被稱為「君士坦丁之城」，即「君士坦丁堡」。首都採用了羅馬的市政體制，被劃為14個區（即政區），其中的兩個區位於城牆之外。但君士坦丁時期的遺蹟幾乎無一留存至今。然而，可上溯至君士坦丁時期的聖伊林娜教堂（它在查士丁尼大帝及利奧三世時期曾兩次重建）仍然存在。著名的取自德爾斐注147（公元前5世紀）的小蛇柱——原為紀念普拉提亞戰役而建——被君士坦丁移至新都，置於競技場內，現雖有破損，但依然存在。60
君士坦丁以其天才的洞察力認識到君士坦丁堡的地理位置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的優勢。在政治上，君士坦丁堡或通常所稱的「新羅馬」，在抵禦外敵方面有特別的優勢。海上進攻是不可能的，在陸地上則有城牆防衛。在經濟上，君士坦丁堡控制了與愛琴海和地中海的全部貿易，因而必然會成為歐洲與亞洲的貿易中介地。最後，在文化上，君士坦丁堡的最大優勢是靠近希臘化文化的最重要的中心，這種希臘化的文化在基督教的影響下，發展成為新的「基督教-希臘-羅馬」或「拜占庭」的文化。Th.I.烏斯賓斯基寫道：
為新都選擇城址、建設君士坦丁堡，並創建了一個世界歷史名城，是君士坦丁的政治和統治天才的不可磨滅的成就之一。君士坦丁對世界的貢獻並不在於他的宗教容忍敕令，即使他沒有那樣做，他的直接繼承者也會被迫承認基督教的勝利地位，而這種歷史的延緩對基督教毫無損害。但是，由於君士坦丁永久地把世界的首都遷至君士坦丁堡，他就拯救了古代文化並為基督教的傳播創造了一個有利的環境。注148
君士坦丁大帝時期之後，君士坦丁堡即成為帝國的政治、宗教、經濟和文化中心。注149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
君士坦丁與戴克里先的改革是以建立嚴格的中央集權制，採用龐雜的官僚政治，行政與軍事權力明確分離為特徵的。這些改革並非是別出心裁的新東西，早在奧古斯都時期，羅馬帝國就傾向於中央集權。隨著羅馬逐漸吞併了在數個世紀內發展起高度發達的文化和古老統治形式的希臘化東方（在托勒密的埃及尤其如此）為新的領地，羅馬人遂逐漸從這些新征服地吸取了現存的傳統及希臘化的觀念。在馬其頓的亞歷山大的帝國廢墟上建立起來的那些國家：阿塔利斯的波加蒙，塞琉古朝的敘利亞和托勒密朝的埃及，以其無限的神權君主制為典型特點。這種制度在埃及表現出更穩定、更絕對的形式。對於埃及的民眾來說，這塊土地的征服者奧古斯都和他的繼承者與此前的托勒密諸王一樣，仍然是絕對的神佑君主。這同羅馬的元首制注150概念截然對立，這種元首制是羅馬共和政治和新發展起來的統治形式之間採取妥協的一種嘗試。然而，希臘化東方的政治影響逐漸改變了羅馬元首們最初的權力範圍，這些元首很快表現出他們更偏愛東方及東方關於皇權的概念。蘇埃托尼烏斯曾提到第一世紀的皇帝卡利古拉準備接受皇冠（diadem）。注151據史料記載，3世紀前半期的皇帝埃拉加巴盧斯（Elagabalus）已經秘密地戴上了皇冠；注152而眾所周知的是，3世紀後半期的奧勒良是第一個公開戴上皇冠的皇帝，同時，銘文和貨幣上均稱他為「神」和「主」（Dues Aurelianus，Imperator Deus et Dominus Aurelianus Augustus）。注153正是奧勒良在羅馬帝國確立了專制的統治形式。61
在托勒密埃及的基礎上，後來又在薩珊波斯的影響下，羅馬皇權發展到4世紀時幾乎臻於完善。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都希望對帝國的專制組織施加影響，為達此目的，他們只是簡單地以羅馬（尤其是自奧勒良以後）已經了解的在希臘化的東方占主導地位的習俗和做法為模式改變了羅馬的體制。
3世紀的危機和軍事混亂極大地干擾和瓦解了帝國的內部結構。奧勒良曾經一度恢復了帝國統一，而且，由於這一成功，當時的文獻和銘文都賦予奧勒良以「帝國光復者」（Restitutor Orbis）的稱號。但是，在他去世之後又是一段動盪時期。隨後是戴克里先為他自己樹立了以正式的規範的途徑指導整個帝國組織結構的目標。但事實上，他只完成了一次偉大的行政改革。無論如何，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使帝國的內部結構發生了如此重大的變化，因此，他們可以被視為在東方的強烈影響下創建新型君主制的真正奠基人。62
曾在尼科米底度過許多時光並從總體來說更偏愛東方的戴克里先吸納了東方君主政體中的許多特質。他是真正的專制者，皇帝-神君（emperor-god）。東方的奢華和繁瑣宮廷禮儀被引入他的宮廷。他的臣僕在被允准面聖時，必須先跪拜於地，然後才敢抬眼看他們的君主。與皇帝有關的一切均被視為神聖——他的話語、他的宮廷及他的財富；他本人則是一位聖人。他的宮廷（後來被君士坦丁遷至君士坦丁堡）聚斂了大量金錢，成為無數陰謀詭計的中心，這些陰謀詭計在拜占庭後來的生活中導致嚴重的混亂。於是，與東方君主制密切相關的專制政體由戴克里先明確地建立起來並成為拜占庭帝國統治結構最顯著的標誌之一。
為了把這一容納了諸多民族的龐大帝國組織起來，戴克里先採用了由四人權力構成的「四頭」體制（即四帝共治）。國家的統治權力由兩個擁有同等權力的奧古斯都分擔。其中一個在帝國東部，一個在帝國西部；但是，兩個人都必須為一個羅馬國家的利益工作。帝國仍保持統一；然而，兩個奧古斯都的任命，卻表明即使在那個時代，政府也已意識到希臘東方和拉丁西方之間的區別，因此，對於這兩個部分的統治不可能由一人承擔。每個奧古斯都由一位愷撒輔佐，這位愷撒在奧古斯都去世或退位之後，升為奧古斯都，並選一位新的愷撒。這樣，就創造了一種人為的王朝體系，以避免因各種競爭者的野心而導致陰謀和衝突。這一制度也意味著，羅馬軍團在選舉新皇帝時的決定性作用被剝奪了。最早的兩個奧古斯都是戴克里先和馬克西米安，他們的愷撒是迦勒里烏斯和康斯坦提烏斯·克洛盧斯（君士坦丁大帝之父）。戴克里先統治亞洲各行省和埃及，首府設在尼科米底；馬克西米安管轄義大利、非洲和西班牙，首府設在米蘭（Mediolanum）；迦勒里烏斯治理巴爾幹半島及臨近的多瑙河諸省，其中心在薩瓦河上的西爾米烏姆（Sirmium，靠近現米特羅維察［Mitrovitz］）注154；而康斯坦提烏斯·克洛盧斯管理高盧和不列顛，中心地在奧古斯塔·特里維洛盧姆（Augusta Trevirorum，今特里爾或特里夫斯）和埃布拉庫姆（Eburacum今約克）。這四位統治者被視為一個唯一帝國的統治者，一切政令皆以四個人名義簽發。儘管從原則上講，兩個奧古斯都有同等權力，但戴克里先作為皇帝有絕對的優勢。愷撒們則是兩個奧古斯都的臣屬。經過一段時期後，奧古斯都必須放棄其頭銜並將其傳給愷撒們。事實上，戴克里先和馬克西米安也的確於305年放棄了奧古斯都頭銜，隱退為民，迦勒里烏斯和康斯坦提烏斯·克洛盧斯則成為奧古斯都。但是隨之而來的騷亂結束了人為的四頭政治，到4世紀初期，四頭政治已不復存在。63
帝國行省統治的巨大變化也始於戴克里先。在他統治時期，元老院行省與帝國行省之間的區別消失了，所有行省都直接依附於皇帝。以前，行省數量較少，而其管轄地則很大，行省總督們手中握有極大的權力。這種情況曾給中央政府製造了許多危機，暴亂時常發生。這些大省的總督在其軍團支持下，常常是危險的皇位覬覦者。戴克里先為擺脫這些大行省的政治威脅，決定把它們劃為較小的單位。在他繼位時存在的57個省被劃為96個新省，也許更多。而且，這些行省皆由那些只擁有行政權力的省督管轄。由於史料中提供的信息有限，戴克里先創建的較小行省的確切數字不詳。對於這一時期帝國行省結構的主要資料是所謂《職銜錄》（Notitia dignitatum），這是一部關於宮廷、行政及軍事官員的官名錄，也含有各行省的名稱。據學者們的研究，這份未標明日期的文件應是5世紀前半期的文件，因此含有戴克里先的繼承者在各行省統治中引進的一些變化。《職銜錄》中列出了120個行省。其他的行省名錄——毫無疑問在更早些的文獻中——列出的行省數量較少。注155在戴克里先時期也有相當一些小的鄰近新省組合為一個叫作州（diocese）的單位，同樣由一位只擁有單純行政權力的官員管轄。帝國當時有13個州，其管轄範圍接近舊時的行省。4世紀時，所有的州又進而組合為四個（有時三個）大的聯合體（大區，prefectures），置於大區長官（praetorian prefects，此乃當時最為重要的官職）的管轄下。自君士坦丁剝奪了他們的軍事職權注156後，他們就成為整個行政統治機構的首腦，不僅控制著州長，也控制著省督們。到了4世紀末，為了行政統治的目的，整個帝國分為四個大部分（大區）：（1）高盧：包括不列顛、高盧、西班牙和非洲西北角；（2）義大利：含非洲、義大利、阿爾卑斯山及多瑙河之間各行省以及巴爾幹半島的西北角；（3）伊利里亞：為最小的大區，含達契亞、馬其頓及希臘諸省；注157（4）東方政區：包括亞洲領土，及其北方位於歐洲大陸的色雷斯和其南部的埃及。64
由於這方面資料的匱乏，戴克里先改革的許多細節尚不得而知。然而，應該強調的是，戴克里先為了保證他的權力足以應付行省可能出現的複雜情況，而把軍事和行政權力嚴格分割；從他的時代以後，各行省的省督只擁有司法和行政權。戴克里先的行省改革對義大利有特別的影響，她由帝國的首要地區降為普通行省。這一行政改革導致大量新官員的產生和下級官員嚴格服從上級的複雜的官僚制度。君士坦丁大帝則在某些方面進一步發展和擴大了自戴克里先開始的重組帝國的措施。
因此，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改革的主要特徵是，確立了絕對的君主權力和嚴格的軍政分權制，而後者導致一個龐雜的官僚體系的產生。在拜占庭時期，前者，即由此出現的君主專制體系得以保持；而後者，則由於軍政權力不斷合併的傾向，經歷了極大的變化。在拜占庭帝國，保持了大量的官員及各種頭銜。這種官僚體系延續到拜占庭帝國的最後時期，但在高官顯貴的名稱及職能方面則發生了許多變化，其中許多名稱由拉丁文變為希臘文；許多官員被貶抑至徒有虛名或僅表示其身份等級；大量新的官員和顯貴則在隨之而來的時期內出現。65
4世紀，帝國歷史中一則極為重要的事件是蠻族，即日耳曼人（哥特人）的逐漸移入。關於這一問題的詳細考察見於本書對4世紀的綜合情況的討論之後。
君士坦丁大帝於337年去世。他得到了少有的、深刻的、來自許多不同方面的讚揚。據4世紀的歷史學家歐特羅庇厄斯（Eutropius）記載，羅馬元老院把君士坦丁列於眾神榜中；注158歷史尊其為「偉大者」，教會宣稱他是聖者，等同於早期基督教的使徒（Isoapostolic）。近代歷史學家們則願意把他與俄羅斯的彼得大帝注159和法國的拿破崙相比。注160
愷撒里亞的尤西比烏斯寫了他的「君士坦丁頌」以讚美基督教在擊潰了撒旦的造物（邪惡的諸神）、摧毀了異教國家的鬥爭中的凱旋：
唯一上帝的概念已經詔示於全人類了。與此同時，唯一的世界帝國即羅馬帝國，興起並繁榮昌盛。在此同一時期，由於上帝的指令，兩株受上帝護佑的幼苗，即羅馬帝國和基督徒的虔誠教義一同萌發出來以利人類……兩股強大的力量出於同一個起點，由唯一的統治者和唯一的基督教信仰所支配，征服並降順了所有那些敵對勢力。注161
自君士坦丁大帝到6世紀早期的皇帝和社會
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後，他的三個兒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康斯坦提烏斯（Constantius）和康斯坦斯（Constans）同領奧古斯都銜，分割了帝國的統治權。很快，三個統治者之間發生了鬥爭，在這場鬥爭中，三兄弟中有兩兄弟被殺。君士坦丁逝於340年，康斯坦斯逝於十年以後，於是康斯坦提烏斯成為帝國唯一的主宰，其統治一直延續到361年。他沒有子嗣，在其兄弟們相繼去世後，他煞費苦心地考慮皇位的繼承問題。此前他對自己所有的親族成員曾實行了捕殺政策，只有他的兩個堂兄弟伽盧斯（Gallus）和朱利安（Julian）幸免於難，但他們被逐出了首都。為了保住自己家族的皇位，康斯坦斯烏斯還是指定伽盧斯為愷撒。後來伽盧斯引起皇帝的懷疑，於354年被暗殺。66
在此情況下，伽盧斯的兄弟朱利安被召進康斯坦提烏斯宮廷，355年，被指定為愷撒，並與康斯坦提烏斯之妹成婚。朱利安的去世，結束了君士坦丁王朝。在他的短暫統治（361—363年）之後，是他的繼承人、原宮廷侍衛長約維安（Jovian）同樣短時期的統治（363—364年），他是由軍隊擁立為奧古斯都的。在約維安去世後，皇位的新人選是瓦倫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Ⅰ，364—375年在位），他登基後，立即被士兵們脅迫指定他的兄弟瓦倫斯（Valens）為奧古斯都和「共治者」（364—378年）。瓦倫提尼安管轄帝國的西部，帝國的東半部則由瓦倫斯治理。瓦倫提尼安在西方的繼承人是他的兒子格拉提安（Gratian，375—383年在位），而與此同時，軍隊擁立了格拉提安的異母兄弟、4歲的瓦倫提尼安二世為奧古斯都（375—392年在位）。瓦倫斯去世後，格拉提安指定狄奧多西（Theodosius）登上奧古斯都的尊位，責成他統治帝國的西半部和伊利里亞的大部。狄奧多西原出身於帝國的西端（西班牙），是狄奧多西家族的第一個皇帝，該家族直到450年幼者狄奧多西去世前，一直占據皇位。
狄奧多西去世後，他的兒子阿卡第（Arcadius）和霍諾留（Honorius）分治帝國；阿卡第居東，霍諾留居西。依其前人的慣例，4世紀，當瓦倫斯與瓦倫提尼安一世共治、狄奧多西和格拉提安及瓦倫提尼安二世共治時，權力的分割並沒有破壞帝國的統一；同樣，在阿卡第與霍諾留共治時，國家的統一仍一如既往，只是在一個國家內有兩名統治者。當時的人們正確地認識到這一問題。5世紀的歷史學家、《反異教史》（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一書的作者奧羅修斯（Orosius）寫道：「阿卡第和霍諾留開始治理共同的帝國，只是分配了他們的座席。」注162
在395—518年期間，統治帝國東方的諸帝中，前二位是狄奧多西大帝的後人：其子阿卡第（395—408年在位），與一個日耳曼（法蘭克人）的首領之女歐多克西婭（Eudoxia）成婚；阿卡第的兒子幼者狄奧多西（408—450年在位），他的妻子阿特奈斯（Athenais）是一位雅典哲學家之女，受洗後取教名為歐多西婭（Eudocia）。狄奧多西二世去世後，其姐招色雷斯的馬西安為婿，馬西安遂承繼帝位（450—457年）。於是，在450年，西班牙的狄奧多西王朝的男性血統繼承結束。馬西安去世後，生於色雷斯或「伊利里亞的達契亞」，即生於伊利里亞大政區的一個軍團將校利奧一世（457—747年在位），被選為皇帝。利奧一世之女阿里阿德涅（Ariadne）與伊蘇里亞的芝諾（Zeno）成婚，生子利奧，利奧則在其外祖父去世後，成為皇帝（474年），時年六歲。但他在幾個月後死去，即在他已指定了自己的父親，出身於小亞陶魯斯山區的山民伊蘇里亞蠻族部落的芝諾為「共治帝」之後。這個利奧即歷史上所稱的小皇帝利奧二世。他的父親芝諾於474—491年在位。芝諾死後，其妻阿里阿德涅又召納年邁的宮廷侍衛官（silentiary注163）、伊利里亞（今阿爾巴尼亞）都拉基烏姆（今都拉索）人阿那斯塔修斯（Anastasius）為婿。491年，阿那斯塔修斯宣布即帝位，即阿那斯塔修斯一世，在位至518年。67
上述皇帝年表說明，自君士坦丁大帝逝後至518年，君士坦丁堡的皇位首先屬於君士坦丁的達達尼亞王朝注164，或更確切地說是君士坦丁之父的王朝，他父親可能來自巴爾幹半島某羅馬化的蠻族部落；其後，是一些羅馬人——約維安和瓦倫提尼安一世的家族；隨後，是西班牙的狄奧多西王朝的三個成員，再次，則是偶然出現的屬於許多不同種族的皇帝，其中有：色雷斯人、一個伊蘇里亞人和一個伊利里亞（也許是一個阿爾巴亞）人。在這整個時期，皇位從未被一個希臘人所占據。
康斯坦提烏斯（337—361年在位）
君士坦丁大帝的諸子在其父去世後共同治理帝國。分享了帝國統治權的三兄弟之間的敵對情緒由於當時帝國必須同波斯人和日耳曼人進行艱苦鬥爭而進一步複雜化。三兄弟不僅政治觀點不盡一致，宗教觀點也不相同。君士坦丁和康斯坦斯是尼西亞信經的強硬派，而康斯坦提烏斯則繼續發展了其父在晚年的宗教政策，公開支持阿利烏斯派。在持續的內戰中，君士坦丁被殺，幾年後，康斯坦斯也被殺。康斯坦提烏斯遂成為帝國的唯一統治者。
作為阿利烏斯派的堅定信徒，康斯坦提烏斯一直實行阿利烏斯派的政策，反對異教。在康斯坦提烏斯的一則敕令中宣布：要「令所有異教不復存在，令不潔的祭祀犧牲得以根除」注165。但在當時，君士坦丁堡城外的異教寺廟仍然存在。數年後，皇帝頒布的一道敕令命令關閉所有神廟，禁止人們入內，禁止所有城鄉居民供奉犧牲，並以死刑和籍沒財產相威脅。另一敕令指出，任何供奉犧牲或尊崇異教諸神的人，均將被處以死刑。注166在康斯坦提烏斯希望慶祝他登基20周年時，第一次到達羅馬，他視察了那些被信奉異教的元老們保護下來的無數古蹟，下令將被異教視為羅馬舊時所有偉業之化身的勝利女神祭壇（Altar of Victory）遷出元老院。這一行為對異教徒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為他們預感其末日即將來臨。在康斯坦提烏斯時期，教士們的豁免權得以擴大；主教們被免於接受世俗審判。68
儘管針對異教的一些政策十分苛刻，但異教不僅仍與基督教共存，有時甚至能從政府當局得到某些庇護。因此，康斯坦提烏斯在羅馬並沒有解散男女祭師們，在一項法令中，他甚至下令為非洲選一位祭師（sacerdo）。直到其去世時，康斯坦提烏斯依然保留著「大祭師」的稱號。然而，總的來說，異教在他的統治時期經歷了許多挫折，與此同時，基督教的阿利烏斯派卻有所發展。
康斯坦提烏斯執行的頑固的阿利烏斯派政策導致他同尼西亞派，特別是同著名的尼西亞派首領亞歷山大的亞大納西發生了嚴重衝突。康斯坦提烏斯逝於361年，尼西亞派和異教徒都不可能誠摯地哀悼他們的皇帝之去世。由於皇位將由一位公開的堅定異教徒朱利安繼承，異教徒們歡欣鼓舞。基督教方面對於康斯坦提烏斯之死所持態度則通過聖·哲羅姆（St.Jerome）注167之口表達出來，他說：「我主甦醒了，控制了風暴，野獸死了，和平恢復了。」注168康斯坦提烏斯在征伐波斯途中逝於乞里奇亞（Cilicia）注169，但他的遺體被送回君士坦丁堡，新皇帝朱利安出席了在使徒教堂為他舉行的盛大葬禮，該教堂據稱是君士坦丁大帝所建。元老院把這位已故皇帝列於眾神榜中。
背教者朱利安（361—363年在位）
康斯坦提烏斯的繼承者朱利安的名字，是同在帝國內復興異教的最後努力緊密相連的。朱利安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長期以來，他吸引了許多學者和作家的注意力，圍繞他的文學作品數不勝數。保留至今的朱利安本人的作品也為後人評價他的哲學思想和行為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此領域內的研究者的主要目的，曾經是要理解和闡釋這個如此堅定地相信他的行為正確和成功的狂熱的「希臘人」（Hellen），這個在4世紀後半期開始復興異教並使它成為帝國宗教生活基礎的人。69
朱利安很早失去雙親，他的母親在他出生後幾個月就去世了，他的父親去世時他只有六歲。他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對他最有影響的導師和生活中的嚮導是馬爾多尼奧斯（Mardonius），此人是希臘文學家和哲學家，曾給朱利安的母親教授荷馬和赫西俄德的著作。而在馬爾多尼奧斯向朱利安教授古典文學巨匠的作品時，一位基督教教士，可能是尤西比烏斯，引導他學習了《聖經》。尤西比烏斯曾先後任尼科米底和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是虔誠的阿利烏斯派信徒。因此，一位歷史學家說注170，朱利安同時接受了兩種不同的教育，它們雖伴隨他的左右，但互不干擾。朱利安在青年早期接受了基督教洗禮。後來，他回憶此事時，稱之為一場試圖忘卻的噩夢。
朱利安的早年生活是在莫大的恐懼和憂慮中度過的。康斯坦提烏斯視他為潛在的王位覬覦者並懷疑他圖謀篡位，因此，時而把他放逐至遠離首都的行省，時而召他回都城置於自己的監視之下。朱利安了解他的家族成員被謀殺的所有真相，即他們都是在康斯坦提烏斯命令下被殺，因此他時常擔心死亡。康斯坦提烏斯曾令他在卡帕多細亞居住許多年，在此地，他在陪伴著他的老馬爾多尼奧斯的指導下，繼續學習古典作品，同時，他也在此地熟知了聖經和福音書。後來，康斯坦提烏斯先是把朱利安轉移至君士坦丁堡，後來又把他轉移至尼科米底，在這個時期，朱利安繼續學習並首次展現了他對異教思想的強烈偏好。
當時最偉大的修辭學家利巴尼奧斯（Libanius）在尼科米底任教。他是希臘化文化的真正領導者，他拒絕學習拉丁語，對之不屑一顧。他貶斥基督教，致力於解決希臘化的所有問題。他對異教的熱情是無止境的。他的文學作品在尼科米底特別普及。當康斯坦提烏斯決定派朱利安去尼科米底時，他預料到利巴尼奧斯熱情的作品可能會在朱利安這個青年學生思想意識中產生強烈的影響。因此，他禁止朱利安去聽這位著名修辭學家的課。表面上，朱利安並沒有違背這則聖旨，但他學習了利巴尼奧斯的作品。與曾經聽過這位鼓舞人心的教師講課的人討論他的講義，並模仿他的文風和語氣，以至於後來人們稱他為利巴尼奧斯的學生。在尼科米底時，朱利安也熱情地學習了玄妙的新柏拉圖主義。這一理論目的在於通過符咒召集死人和鬼神（theurgy）來預測將來。著名哲學家、以弗所的馬克西姆斯（Maximus of Ephesus）在這方面對朱利安影響甚大。70
當朱利安從其兄長伽盧斯之死（由於康斯坦提烏斯之命，伽盧斯被殺）的恐怖時期倖存下來後，他被召至米蘭行宮，受到赦免，後被流放至雅典。雅典這座因其偉大歷史而著稱的城市，當時只不過是一個寧靜的行省小鎮；作為其光輝歷史的遺物，還保留著一座異教學院。朱利安居留雅典，對他是至關重要的。在他晚年的一封信中，「以極為歡愉的心情回憶了阿提卡的演講……雅典的園林和城郊。它的香桃木，以及蘇格拉底居住過的簡陋房舍」注171。許多史學家認為，在朱利安留居雅典期間，曾被一位埃琉西斯教派注172的祭師帶入了祭奠埃琉西斯的古典儀式中，布瓦西埃認為，這是一種接受新的皈依者的洗禮注173。然而有些學者對於朱利安皈依埃琉西斯派表示懷疑。注174
355年，康斯坦提烏斯指定朱利安為愷撒，把自己的妹妹海倫嫁給他，並派他統領軍隊去高盧，增援那裡的遠征軍。這支軍隊與節節進逼的日耳曼人進行著長期而艱難的鬥爭，這些日耳曼人正在蹂躪羅馬土地、劫掠城市、屠殺人民。朱利安非常成功地完成了解救高盧的使命，並在阿根托拉杜姆（Argentoratum，今斯特拉斯堡）附近打敗了日耳曼人。朱利安在高盧的主要行宮位於盧特提亞-巴黎希奧盧姆（Lutetia Parisiorum，後稱巴黎）。當時，它是位於塞納河一個島上的小城市，一直被稱為La Cité （城，拉丁語civitas），以數架木橋與塞納河兩岸銜接。在塞納河左側，已經有許多房舍和園林，可能是在康斯坦提烏斯·克洛盧斯時期建立的宮殿；其遺址至今仍可在巴黎的克呂尼博物館附近見到。朱利安選擇了這處宮室作為其駐地。他熱愛盧特提亞，在他的一部後期作品中，回憶了他的「可愛的盧特提亞」的冬天。注175
朱利安成功地把日耳曼人趕過萊茵河，他寫道：「當我還是愷撒時，三次渡過萊茵河；我把被扣在萊茵河彼岸作為俘虜的兩萬多人索要回來……現在，承蒙眾神的護佑，我收復了所有的城鎮，而當那時，我已光復了近40個。」注176朱利安在他的士兵中間受到極大的尊敬和愛戴。
康斯坦提烏斯以懷疑和嫉妒的心情關注朱利安的勝利，當他進行對波斯的遠征時，要求朱利安從高盧給他派一支援軍。高盧士兵起義反抗這一命令。他們把朱利安用盾牌舉起來，擁戴他為奧古斯都。新的奧古斯都要求康斯坦提烏斯承認這一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但遭到拒絕。一場內戰似乎不可避免。恰在此時，康斯坦提烏斯去世。361年，朱利安被承認是全帝國的皇帝。康斯坦提烏斯的追隨者和寵臣被處以極刑，新皇帝對他們進行了迫害。71
朱利安早已是一個熱情的異教追隨者，但他在康斯坦提烏斯去世之前，一直被迫隱匿自己的宗教信仰，直到他成為帝國的主宰後，才開始實現他復興其熱愛的宗教之神聖夢想。在即位之後的幾星期內，朱利安就頒布了與他所珍愛的這一計劃有關的敕令。歷史學家阿米亞努斯·馬爾切利努斯描述了這一時期：
儘管在很早的童年時期，朱利安就傾向於對眾神的崇拜，而且隨著他的成長，逐漸變得依戀於眾神，然而由於許多方面的憂慮，使他在參與同這一問題有關的活動時，儘可能保密。但是，一旦他的恐懼結束後，他發現自己有了隨心所欲的權力，於是，他表現出了他的秘密思想傾向，並以公開的積極的敕令，命令開放異教神廟，並為崇拜眾神而在神廟內供獻犧牲。注177
這一敕令並不出乎人們意料，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朱利安對異教的態度。異教徒歡悅無比；對於他們來說，異教的恢復不僅意味著他們有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同時也是宗教上的勝利。
朱利安即位時，君士坦丁堡城中沒有一座異教神廟，而且，鑒於短期內不可能在此建立諸多神廟，朱利安極有可能在主會堂實行他的供奉儀式，該主會堂原是為人們散步和舉行會議所用，自君士坦丁大帝之後，這裡被飾以勝利女神像。據教會史家索佐門記載，在此會堂中曾發生這樣一件事，一位盲老人由一孩童引路走到這位皇帝面前，當眾稱他是瀆神者、不信者和背教者，朱利安回答說：「你是個瞎子，而你的神，一個加利利人注178，不會治好你的眼睛。」但這個老人回答說：「感謝上帝使我成為瞎子，使我不必看到你對神的不敬。」朱利安對此大膽的議論不予理會，而繼續供奉犧牲。注179
朱利安清楚意識到，欲恢復異教原有的純物資形式已不可能；為了創造一個足可以同基督教會競爭的組織結構，有必要在許多方面改變羅馬異教的表現形式。於是，皇帝決定借用基督教組織的一些因素，而對於這些東西，他堪稱行家裡手。他按照基督教會教階制的原則組織了異教的祭師隊伍；異教神廟內部也依照基督教教堂的模式來安排；異教徒們必須討論和閱讀古希臘哲人們的玄義（類似基督教會的布道）；唱詩也被用於異教儀式中；對於異教的祭師們，也要求他們遵守生活的戒律；他還以開除教籍和進行懲罰的手段要求人們服從清規戒律。換句話說，朱利安為了復興和改造已恢復的異教，竟然到他所深惡痛絕的宗教中尋找依據。72
在萬神廟中供奉的牲畜數量之大，甚至導致異教徒對此舉的懷疑，且出現了不少笑柄。皇帝親自參加供奉犧牲的活動，甚至不嫌棄與此行為有關的最卑下的勞動。據利巴尼奧斯記載，皇帝圍著神壇轉來轉去，點火、操刀、宰殺飛禽，他甚至對於禽鳥的內臟構造了如指掌。注180由於大量禽獸用於犧牲祭奠，一首曾用來諷刺另一位皇帝、哲學家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注181的小詩又開始流傳：「小白牛向馬可愷撒問候！如果你取勝，那將是我們的末日。」注182
異教的這一勝利必然強烈地動搖基督教的地位。但起初，似乎對基督教沒有什麼嚴重的威脅。朱利安邀請了各個宗教派別的領袖及其教眾進宮，向他們宣布，內部紛爭已結束，每個人都可以追隨他們已選擇的宗教而不受任何阻擾和恫嚇。因此，朱利安獨立統治的第一個舉動，就是宣布實行宗教寬容政策。有時候，基督徒可以在朱利安面前進行他們的爭論。隨後，朱利安則以馬可·奧勒留的口氣說道：「聽我說，阿勒曼尼人和法蘭克人也曾聽命於我。」注183朱利安即位後不久，即頒布敕令召回了在康斯坦提烏斯時期被罰以流放的大主教們，而不問其宗教傾向如何；同時，還歸還了他們被沒收的財產。
這些從流放處回來的宗教領袖分屬於不同的宗教派別，其觀點是不可調和的，他們也不可能和平共處相安無事，而是立刻被卷進嚴肅的宗教鬥爭。朱利安顯然估計到了這一發展趨勢。儘管他似乎給了所有的人以宗教自由，但朱利安十分了解基督徒的心理，並感覺到隨後勢必發生爭執；一個分裂的基督教會不會成為異教的嚴重威脅。與此同時，朱利安給予那些必將放棄基督教的人以極大的特權。因此這類背教事件頻頻發生。聖·哲羅姆稱朱利安的這一政策是「溫柔的鎮壓，他吸引群眾，而不是迫使群眾加入供奉犧牲者的行列」注184。73
與此同時，基督徒開始逐漸地被解除了行政和軍事職務，其位置被異教徒所取代。君士坦丁大帝的著名旗幟拉巴魯，即軍隊所使用的軍旗被取締了，士兵們盾牌上的閃光十字架被異教的象徵符號所取代。
但是，對基督教最沉重的打擊還是朱利安對學校的改革。他的第一道敕令是關於帝國大城市內教授的任職，教授的候選者必須由城市提出，每一當選者均須由皇帝批准。這樣，皇帝就可以拒絕批准任何一位他不喜歡的人。此前，教授的任命是屬於城市的司法權限。而更重要的是他的第二道敕令，此敕令保留在朱利安的書信集中。該敕令指出：「所有那些從事教學的人，無論如何必然是品行端正的人，而且，在其靈魂深處，不得隱藏與國家精神不一致的東西。」注185這一敕令以「國家精神」這一措辭來表示皇帝本人的異教傾向。在此敕令中，朱利安宣稱，那些講解荷馬、赫西俄德、德摩斯提尼、希羅多德及其他經典作家作品的人，居然不信仰這些作家所信仰的多神教，是荒唐可笑的：
我給予他們這種選擇，或是不再講授那些他們不認為是令人稱羨的作品；或者，如果他們希望去教，則首先要真正使他們的學生相信，他們所曾講解並指責的任何一位如荷馬、赫西俄德這樣的作者並非犯有不信神、愚昧之罪及崇拜眾神的錯誤。因為，既然他們因講授這些作者的作品而得到報酬，維持生計，那麼，他們就等於承認，他們是最無恥的貪戀錢財者，而且，為了幾個德拉（drachmae），注186他們可以忍受一切。的確，迄今為止，有許多人被指控不去眾神廟朝拜，而且，來自各方面的威脅恐嚇是人們隱瞞其對眾神的真正信仰的原因。但是，既然眾神已賜予我們自由，那麼在我看來，那些欲教授其不認之為真理的東西則是荒唐至極了。但是，如果他們相信，他們是講授那些智者思想的人，而且正是由於這些智者他們才能坐在先知的位置上，那麼，首先應確定他們對待眾神是虔誠的。然而，如果他們認為這些作者在敬仰最崇高的眾神方面是錯誤的，那麼，讓他們去基督教的教堂中去解釋《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吧……這就是關於宗教和世俗教師的法令……然而，這可能是醫治這些人（甚至如同治病一樣）違反其本人意願的恰當的治療手段，儘管，我們對於所有犯這種病的人以寬容和恩惠。因為我認為，我們應該教育，而不是懲罰那些狂人。注18774
朱利安的朋友和其軍中的戰友阿米亞努斯·馬爾切利努斯簡要地解釋了這一敕令：「[朱利安]禁止信奉基督教的修辭學者教書，除非他們轉而崇拜眾神。」注188換言之，即除非他們成為異教徒。根據當時一些基督教作者的作品，有些人認為朱利安還頒布了第二道敕令，不僅禁止基督徒在公共學校中教書，甚至禁止他們在此類學校就學。聖奧古斯丁寫道：「朱利安禁止基督徒教授和學習文藝（liberales litteras），難道不是迫害教會嗎？」注189但第二道敕令的原文沒有保留下來，有可能這則敕令從未頒行過，尤其是在第一道敕令禁止基督徒教課，也就間接地禁止了基督徒接受教育之後。自上述有關教育的法令頒布後，基督徒只能把他們的子女送到由異教徒任教的語法和修辭學校學習，然而，大多數基督徒避免這樣做，因為他們擔心在接受異教徒之教育一二代後，基督徒的青年一代又將變成異教徒。另外，如果基督徒不接受普通教育，他們在文化上勢必居於異教徒之下。因此，朱利安的敕令，儘管只有一個，對基督徒卻特別重要，因為它極大地威脅著基督徒的未來。吉本相當確切地評價道：「基督徒被直接地禁止教書，也間接地被禁止學習，因為在道義上他們不可能進入異教學校。」注190
絕大多數基督徒語法學家和修辭學家寧可放棄其教學生涯也不皈依異教。而且，即使在異教徒中，對朱利安的敕令也有不同態度。異教作家阿米亞努斯·馬爾切利努斯在論及此事時寫道：「但是，朱利安之禁止修辭和語法學家教育基督徒，這是殘酷的行為，而且它應該被埋葬在永久的沉默中。」注191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徒對這一敕令做何反應。其中一些人只是天真地因皇帝使那些虔誠者難於學習異教作家的作品而慶幸。為了取代異教文學的地位，當時的基督教作家，尤其是阿波里納利烏斯（Apollinarius）父子，即大小阿波里納利烏斯，建議為學校創作出他們自己的新文學教材。為此目標，他們把《詩篇》譯成類似品達（Pindar）注192的頌歌體詩文的形式；摩西《五經》譯為六韻詩；《福音書》被改寫為類似柏拉圖式的對話形式。這些倉促創作的文學作品，不可能擁有任何真正的藝術價值，無一件能保存下來。朱利安死後，他的敕令即無足輕重了，這些應景之作迅速地消亡了。75
362年夏，朱利安巡視東方諸省，在安條克停留。那裡的群眾，用朱利安的話講，「都選擇了無神論」，即都選擇了基督教注193。由於基督徒占絕大多數，因此，為迎接皇帝到達安條克而舉行的官方歡迎儀式，使人感覺到（有時則表現出）相當冷淡，甚至是仇恨。朱利安在安條克的巡視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使他相信恢復異教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在敘利亞的這個首府城市中，人們絲毫不為來訪皇帝的宗教寬容政策所感動。朱利安在其諷刺性的作品《大鬍子皇帝的仇視者》注194中講述了他視察安條克的經歷。在一個重要的異教節日裡，朱利安期望在安條克郊區達佛涅的阿波羅神廟中，會看見一大群百姓、用於犧牲的畜群、用於祭奠的酒、裊裊的香菸及其他異教節日中的供奉物。但是，當他進入神廟時，卻驚訝地看到，那裡只有一個祭師，抱著一隻供獻祭的鵝。在朱利安的記載中，他講道：
在你所推算的第十個月（羅爾斯,我想你是這樣稱謂它），有一個由你的祖先為紀念這位神明[陽光、太陽神、阿波羅]而確立的節日，而且，滿懷熱情地拜謁達佛涅是你的職責。於是，我匆匆離開宙斯·卡西奧斯神廟，想像著只有在達佛涅，我可以看到你的財富和公眾的精神狀態。而且，我恰像一個人在夢中看到幻象一樣，在自己的頭腦中想像著應該出現的儀程，有用作犧牲的牲畜、奠酒、頌神的唱詩團、香菸和圍繞著神廟殿堂的年輕人，他們帶著神聖的情感，穿著白色衣服。但是，當我抵達神廟時，我看到那兒沒有香菸繚繞，根本不如想像中那樣，亦沒有一頭牲畜用於犧牲。我一度惶惑不解，還以為我們在神廟外面，而你在那兒等待我的信息，對我表示崇敬，因為我是最高祭師。注195但是，當我開始詢問該城市欲以什麼東西在一年一度的節日中用作奉獻太陽神的犧牲時，祭師回答：「我從我自己家中帶來了一隻鵝用以奉獻神明，但這座城市並未為這一節日做任何準備。」注196
安條克就是這樣，沒有慶祝這個異教節日。同樣的情況亦有發生，這引起了朱利安對基督徒的仇恨。在達佛涅神廟突然失火時，他的仇恨更強烈了。自然，基督徒被懷疑是神廟縱火者。朱利安被這次火災激怒，遂下令關閉安條克的主教堂以示對基督徒的懲罰。教堂內的財物立即被搶走，聖殿被褻瀆。許多其他城市也仿而效之。形勢發展極為嚴重。反過來，基督徒也破壞異教眾神像。一些基督徒首領殉難。完全的無政府狀態威脅著帝國。76
363年春，朱利安離開安條克，開始對波斯的征伐，其間，他被一長矛刺中，受了致命傷。他被抬回營帳之後，很快就去世了。誰也不知道是什麼人給了他致命的一擊，後來，關於這一事故的各種傳說流傳開來。雖然，其中有一則傳聞說，皇帝是被基督徒刺殺的；然而，基督教的歷史學家記載了下述傳說：「皇帝從（自己的傷口）上接了一捧血拋向空中，驚呼：『啊！加利利人（基督徒），你們贏了！』。」注197
他的將領和密友在皇帝營帳中，圍繞在垂危的皇帝身邊，朱利安留下了自己的遺言。這段遺言保留於阿米亞努斯·馬爾切利努斯的作品中（XXV，3，15—20）。當皇帝帶著哲學家的平靜走向死神時，他為自己的生活和行為做了辯解，他感到自己的力量正在衰竭，表示希望有一位有道明君取代他的位置。然而，他沒有指定身後的繼承者。他注意到自己周圍的人正在哭泣，他則仍以尚未泯滅的權威指責他們，說，為一位即將與天空和群星合為一體的皇帝悲泣是一種恥辱。363年6月26日午夜，他辭世了，享年32歲。著名的修辭學家利巴尼奧斯認為，朱利安之死可與蘇格拉底之死相提並論。注198
軍隊擁戴宮廷侍衛長約維安（Jovian），一個尼西亞派基督徒繼承皇位。迫於波斯王的壓力，約維安簽署了和約，波斯取得了底格里斯河東岸數省。朱利安之死得到了基督徒的歡呼。基督教作家稱這位皇帝為「龍」「尼布甲尼撒」「希律」和怪獸（monster）。注199但他仍被葬於聖使徒教堂中的一口紫紅色石棺中。
朱利安遺留下來許多著作，這使後人有機會更細緻地了解他。朱利安宗教信仰的核心是太陽崇拜，這是在對光明之神密特拉注200的崇拜及沒落的柏拉圖主義影響下而創立的。早在其幼年時代，朱利安就熱愛自然，特別是天空。在他那篇主要反映他的宗教哲學觀點的論文「太陽之王」注201中，他寫道，從孩提時代，就特別期望這一神聖星體的光芒深入他的靈魂。他不僅渴望在白天凝視太陽，而且在晴朗的夜晚，他也會放下一切，仰望美麗的夜空。在他陷入沉思時，他會聽不到別人對自己說話，有時還意識不到自己究竟在做什麼。據朱利安自己寫得相當晦澀難懂的有關他的宗教理論的文章看，他的宗教哲學思想可簡化為一種信仰，即相信以三個太陽的形式出現的三個世界。第一個太陽為至尊的太陽，是萬物的思想，是精神理性的整體；它是絕對真理的實體，最高原則的王國和第一本原。可見世界及可見的太陽，即物質世界，僅僅是第一世界的反映，但卻不是直接的反映。在這兩個世界之間，即精神上的及物質上的世界之間，有一知識的世界，亦有著它自己的太陽。於是，三個太陽就這樣組成精神的（或可感知的），知識的和物質的世界。知識世界是精神的或理性世界的反映，同時又是物質世界所效法的榜樣，因此物質世界僅僅是反映物的影像，是絕對模式的次一級的產物。至尊的太陽是人類所不可及的。物質的世界則是絕對物質，是不能神化的。因此，朱利安把他所有的注意力集中於居中的知識的太陽上。他稱之為「太陽之王」並崇拜它。77
儘管朱利安懷有恢復異教的熱情，但是，他也明白恢復異教有很大的困難。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我需要很多人幫助我復興那些在邪惡時代衰落的東西。」注202但是，朱利安不理解，衰落的異教不可能再一次興起。因為它已死亡了。他的行為勢必要失敗。布瓦西埃說：「他的計劃只能遭到毀滅，而世界不會從它的毀滅中失去什麼。」注203格夫肯（Geffcken）寫道：「這一熱情的親希臘者，一半是東方的，一半是『前拜占庭的』。」注204另一傳記作家寫道：「朱利安皇帝似乎是地平線上閃爍的幽靈，那顆希臘之星已消失在地平線下，但對他來說，希臘仍是文明的聖地和母親，他以赤子的熱誠，稱希臘為他的唯一的真正故鄉。」注205 78
4世紀末期的教會和國家
狄奧多西大帝和基督教的勝利。——在朱利安的繼承者、虔誠的尼西亞信經追隨者約維安統治時期（363—364年），基督教恢復了其往日的地位。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對異教的新的鎮壓。當約維安繼位時，異教徒的這種恐懼被事實證明是沒有理由的。約維安意在建立朱利安以前帝國已有的社會秩序。他宣布實行完全的宗教寬容政策。他允許異教徒重新開放其神廟，並繼續供奉祭品，儘管他堅持尼西亞信經。他並沒有對其他宗教派別實行強制性的禁令。被驅逐的不同基督教派別均被免於懲罰而回到家鄉。君士坦丁大帝設計的軍旗（拉巴魯）在軍隊中又出現了。約維安只在位幾個月，但他在宗教領域中的活動在其同代人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世紀的基督教史學家，一位阿利烏斯派基督徒菲利斯托爾吉烏斯（Philistorgius）評價道：「約維安皇帝使教堂恢復了其原來的用途，把他們從背教者朱利安強加於他們的受迫害的炮烙中解救出來。」注206
364年2月，約維安突然去世。他的兩個兄弟瓦倫提尼安一世（364—375年在位）和瓦倫斯（364—378年在位）成為繼承者，分別統治帝國：瓦倫提尼安成為帝國西半部的統治者，瓦倫斯則受權治理帝國東半部。兩兄弟在宗教觀點上有很大分歧。瓦倫提尼安信奉尼西亞信經，瓦倫斯則是一個阿利烏斯派基督徒。但是，瓦倫提尼安的尼西亞派主張並沒有導致他對其他信條的不容忍，在他統治期間，宗教自由更有保障，而且比過去更徹底。在其統治初期，瓦倫提尼安頒布了一則敕令，允許每一個人，「有崇拜他自己想崇拜的任何神明的自由」注207。異教受到完全的寬容。然而，瓦倫提尼安以一系列措施表現出他是一個信奉基督教的皇帝；其中之一，是他恢復了君士坦丁大帝賜予基督教教士的一切特權。瓦倫斯則執行完全不同的政策。當他宣布自己是一個阿利烏斯派基督徒之時，他就對所有其他基督教派的教義採取排斥態度，然而，儘管他的鎮壓措施並不嚴厲，亦不系統，帝國東部的人民卻在其統治時期經歷了巨大的恐懼和憂慮。79
在外交事務方面，兩兄弟被迫同日耳曼人進行嚴峻的鬥爭。瓦倫斯在其征伐哥特人期間過早去世。西方的瓦倫提尼安的皇位則由其子格拉提安（375—383年在位）和幼子瓦倫提尼安二世（375—395年在位）繼承。在瓦倫斯去世（378年）後，格拉提安指定狄奧多西為東方的和伊利里亞地區的奧古斯都。
儘管年幼懦弱的瓦倫提尼安二世是阿利烏斯派教義追隨者，但他在帝國內政方面沒起過重要作用，而格拉提安和狄奧多西的統治則相當堅決地放棄了宗教寬容政策，而表現出對尼西亞信經的絕對尊奉傾向。在這方面最為重要者是東方的統治者、號稱「大帝」的狄奧多西（379—395年在位）的政策，他的名字正是同基督教的勝利相聯繫的。他對他所選定的教義之堅定不移的傾向，使他對異教傳統不留任何容忍餘地。
狄奧多西家族之興起是在4世紀的後半期，是他的父親（也叫狄奧多西）奮鬥的結果，他在瓦倫提尼安一世統治時期曾是西方最傑出的軍事統帥。當狄奧多西皇帝被指定為享有至尊地位的奧古斯都之前，他對基督教思想不甚有興趣；但當他即位之後第二年，他就在薩洛尼卡接受了該城市的尼西亞派主教阿斯科利烏斯（Ascholius）的洗禮。
狄奧多西必須面對兩個難題：（1）在一個被不同的宗教派別搞得支離破碎的帝國內建立統一；（2）保護帝國抵抗日耳曼蠻族，即在狄奧多西時期威脅著帝國生存的哥特人的不斷進攻。
在瓦倫斯統治時期，阿利烏斯派占有優勢地位。自瓦倫斯去世後，特別在狄奧多西當選前帝位空缺的短暫時期，宗教爭端又一次激化，有時還帶有極為原始的形式。這些擾亂人心的運動在君士坦丁堡表現得特別明顯。對於教義的爭論已超出了教職人士的範圍，被社會的所有階層所關注，甚至為街頭巷尾的群眾所討論。自4世紀中期以後，關於聖子之「性」的問題在各處教堂、禮拜堂、皇宮、修士的草棚中或廣場上、市場內，都引起了熱烈的爭論。尼斯主教格列高利不無諷刺地描寫了4世紀後半期盛極一時的辯論情景，「街頭巷尾、市場、廣場、十字路口到處都擠滿了那些正在談論這一難以理解的事物的人群。當我問我該付多少奧布里（oboli）注208時，他們卻用哲學化的『受生』或『不被生』來回答我；當我想知道麵包的價格時，一個人回答曰：『父比子大』；當我詢問，我的浴池是否已經備好，一人說：『聖子不是任何東西所造』。」注209 80
到狄奧多西繼位之時，情況有了變化。狄奧多西一到君士坦丁堡，就要求阿利烏斯派大主教放棄阿利烏斯教派信念，接受尼西亞信經。然而，大主教拒絕這樣做，而且情願離開首都，遷至城外。在城外，他繼續主持阿利烏斯派的集會，但君士坦丁堡內的所有教會則都皈依了尼西亞派。
狄奧多西亦得面對如何確立他與異端和異教的關係問題。甚至在君士坦丁時期，大公教（即普世的）教會（ecclesia catholica）已面臨異端問題。狄奧多西統治時期，大公教信徒與異端的區別通過立法而嚴格界定：大公教信徒是一個嚴格奉行尼西亞信經者，而那些追承其他宗教信條的人，則是異端（haeretici）。但異教（pagani）則被認為是另一範疇的問題。
自狄奧多西公開宣布他是尼西亞派之後，就開始了與異教和異端的長期頑強的鬥爭，隨著時間的推移，對他們的懲罰也越來越重。他於380年的法令中規定，只有那些相信《福音書》和《使徒書信》中所宣傳的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信眾，可稱其為大公教信徒；而其他那些堅持「臭名昭著的異端教義」的「瘋狂的人們」無權稱他們的集會場所為教堂，而且應受嚴厲懲罰。注210據一位歷史學家講，狄奧多西的這一法令清楚地表明，狄奧多西「是第一個由於他自己的原因而不是由於教會的原因為他的臣民強行規定基督教信仰原則的皇帝」注211。狄奧多西還頒布了一系列其他法令，絕對禁止異端舉行任何形式的集會，不管是公開的還是私下的，只有尼西亞信條的追隨者有權舉行集會。而這一派將接管首都及帝國全境的所有教堂。異端信徒的世俗權利也大大被剝奪了，特別在有關饋贈及遺產問題上。
由於狄奧多西帶有那樣的宗教偏見，他急於在基督教會內建立和平和一致。為此，他於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開了一次宗教會議，只有東方教會的教職人員參加了。這次會議以第二次基督教主教全會著稱。在所有的普世基督教會議中，這次會議的資料是最為欠缺的，會議的議程尚屬未知。它在一段時期內不被承認是一次普世基督教會議；只是在451年，即此次會議之後的一次普世基督教會議上，它才被正式承認為普世的會議。在第二次普世基督教會議上，討論的主要宗教問題是馬基頓尼（Macedonius）的異端問題，他是一個「溫和的阿利烏斯派」（Semi-Arians）注212，企圖證明聖靈（道）為被造。會議摒棄了馬基頓尼異端，也批駁了許多以阿利烏斯派思想為基礎的其他異端；重申了尼西亞信經中關於聖父和聖子的信條，並加入關於聖父來自聖靈（道）的內容；並且採納了聖靈與聖父和聖子同性的說教。由於這次會議的資料欠缺，一些西歐學者質疑於這次君士坦丁堡會議的信條。除了基督教對教義理解的分歧外，這一信條對於所有基督教派來說，不僅是居統治地位的信條而且是正式的信條。有些學者亦認為這一新的信條不是，也不可能是第二次普世會議的成果，它是偽造的；另一些學者亦試圖證明這一信條或是在這次會議之前，或是在這次會議之後產生的。然而，大多數學者，特別是俄羅斯教會史學家們，同意這一君士坦丁堡信條的確是由參加第二次普世會議的教父們起草的。然而它只是在卡爾西頓會議上正統教義取得勝利後才廣為普及。81
第二次普世會議也規定了君士坦丁堡牧首（patriarch）與羅馬主教（bishop）的地位的排序。注213該會議的第三條法規宣布：「君士坦丁堡主教應位於羅馬主教之次，因為君士坦丁堡是新羅馬。」這是歸於君士坦丁堡是帝國的首都這一政治上的領先地位。古老的東方各大教區牧首則反對君士坦丁堡牧首地位的上升。
君士坦丁堡大教區當時由神學家、納西昂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主持工作。在狄奧多西統治前期，他在首都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由於他不能使出席宗教會議的眾多意見分歧的教派取得一致，遂退位離席，離開君士坦丁堡。他的位置被奈克塔利烏斯（Nectarius）所取代。此人庸俗至極，神學造詣極差，但知道如何取悅於皇帝。奈克塔利烏斯成為會議的主持者。會議於381年夏閉幕。
狄奧多西對於大多數教職人士，即大公教派（尼西亞派）教士的態度相當慷慨。他保留並擴大了他的前任皇帝賜予主教和教士們的一些特權，即有關個人責任、法庭責任及類似方面的特權。然而，他注意到不使這些特權與政府的利益相衝突。於是，狄奧多西頒布了一則向教會徵收附加稅（extraordinaria munera）注214的法令,而且教堂可以作為受當局迫害的罪犯的避難所這一特權亦由於常被濫用而受到極大限制。特別是，那些對政府負有債務者不得在教堂中尋求庇護以逃避索債者，教士也不得藏匿他們。注215 82
狄奧多西的目標是成為帝國教會的唯一仲裁人。總的來講，他實現了這一目標。然而，有一次，他與西方教著名領袖米蘭主教安布羅斯（Ambrose）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在教會和國家的關係問題上，狄奧多西和安布羅斯有著針鋒相對的觀點：狄奧多西主張國家的權力居於教會之上，安布羅斯則主張教會不能服從世俗權力。
他們的衝突由於在薩洛尼卡發生的大屠殺而爆發。在這個富裕而人口眾多的大城市中，駐紮著大批日耳曼人士兵，其首領既無知又無能，從不阻止士兵的暴虐行為。市民們被日耳曼人的暴行所激怒，終於揭竿而起，殺了一些日耳曼人指揮官和一些士兵。盛怒之下的狄奧多西偏袒那些在其宮廷居於高位的日耳曼人，以血腥的屠殺責罰薩洛尼卡市民，婦孺皆不予赦免。皇帝的命令由日耳曼人執行了。這一劣跡絕不能任之不受處罰。安布羅斯遂把狄奧多西逐出教會。狄奧多西雖擁有權力，卻被迫公開承認他的罪孽，並卑屈地接受了安布羅斯對他的責罰，安布羅斯禁止他在悔罪期間穿皇袍。
狄奧多西在同異端的無情鬥爭中，對異教亦採取了決定性的步驟。他公布了一系列法令禁止供奉犧牲祭神，禁止用動物內臟占卜，禁止參觀神廟。事實上，這導致許多異教神廟被關閉，其中一些當時已為政府所徵用，另一些也幾乎完全被毀壞，神廟中的所有那些豐富的藝術珍寶被狂熱的基督教徒搶劫一空。仍然作為亞歷山大城之異教崇拜中心的、供奉塞拉庇斯神（Serapis）注216的著名神廟塞拉帕姆遭到的破壞尤為顯著。狄奧多西的最後一則反異教法頒布於392年。它完全禁止供奉犧牲、燃燒香燭、懸掛花圈、使用美酒及占卜等活動。它也宣布，所有那些不服從者，將被判欺君瀆神，因而將受嚴厲的懲罰。這一法令稱古老的宗教為「異教迷信」（gentilicia superstitio）注217 83
有一位歷史學家稱392年的法令為「異教的輓歌」注218。這是狄奧多西在東方反異教的最後一個步驟。
在帝國西部，在格拉提安、瓦倫提尼安二世和狄奧多西反異教鬥爭中一個相當著名的事件，是由一件從羅馬元老院中移走勝利女神祭壇的事件而發生的注219。在君士坦丁統治時期，這一祭壇已被移出，但被背教者朱利安恢復。元老們（其半數為異教徒）認為這一強制性的將祭壇移走意味著昔日偉大的羅馬之最後衰落。著名的異教演說家西馬庫斯（Symmacus）被派往皇帝處請願，請求恢復元老院中的這一雕像。Th.I.烏斯賓斯基稱此請願為「垂死的異教之最後的哀歌，它膽怯而悲切地哀求小皇帝（瓦倫提尼安二世）對這一信仰大發慈悲，他的祖先由於這一信仰而得到榮譽，羅馬由於這一信仰而偉大」注220。但是西馬庫斯此行沒有成功。393年，舉行了最後一次奧林匹克競技活動，而古典文化的其他遺產，如菲迪亞斯注221的雕塑作品宙斯像則從奧林匹亞遷至君士坦丁堡。
因此，狄奧多西的宗教政策與其前任皇帝有很大的區別，那些皇帝（如朱利安）雖然偏愛某一派基督教或異教，卻仍對其他教派團體實行一種相當程度的寬容政策；從法律上講（de jure），仍維持著宗教信仰的平等。但是，狄奧多西則視尼西亞信經為唯一合法的信條，他對基督教會的所有其他教派實行了絕對的禁止，對於異教亦是如此。狄奧多西是相信其權威應高於教會和臣民的宗教生活的皇帝之一。他一生的目標就是創造一個唯一的尼西亞派教會；但是，儘管他付出了努力，卻並未成功。宗教爭端問題遠沒有停止，而是迅速發展、升級，使5世紀的宗教生活更為動盪、鬥爭更激烈。對於異教，狄奧多西則取得了完全的勝利。由於異教徒被剝奪了公開承認其信仰的機會，異教作為一個有組織的團體已不復存在。當然，帝國仍有異教徒；但只有個別家庭或個別人秘密地懷念其垂死的宗教信仰值得留戀的過去。然而，位於雅典的異教學院，尚未受到狄奧多西任何法令的影響；它繼續從事在學生中傳播古典文學知識的事業。
4世紀的日耳曼人（哥特人）問題。——4世紀末期，哥特人問題成為帝國最尖銳的問題。哥特人於基督教時代之初即占據了波羅的海南岸，可能是於2世紀後半期，向南遷徙至今日南俄羅斯地區，原因尚屬未知。他們一直抵達黑海沿岸，定居於頓河和多瑙河下游之間的地區。德涅斯特河（Dniester）將哥特人分為兩個部族：東哥特人（亦被稱為Ostrogoths 或Ostgoths）和西哥特人（Visigoths）。與當時所有其他日耳曼人部族一樣，哥特人處於野蠻時代。在他們的新領地上，他們發現自己所在的文化環境極為優越。在黑海北岸，早於基督教時代以前很久就布滿了無數富裕的希臘人殖民地。他們的文化水平甚高。如考古發掘所證實，這些影響遠抵北方很遠之處。而且，甚至直到基督教時代之早期世紀，仍可感覺到他們的影響。當哥特人遷移至黑海北岸時，克里米亞正處於富裕而文明的博斯普魯斯王國統治之下。通過與這些古老的希臘人殖民地和博斯普魯斯王國的聯繫，哥特人開始熟悉並了解了古典時期的文化；同時，由於在巴爾幹半島上不斷接近羅馬帝國，他們逐漸接觸了更先進的文明。由於這些文明的影響，當這些哥特人後來出現在西歐時，在文化上已優於其他所有日耳曼部族，而後者在西方開始其歷史時還仍然處於完全的蒙昧狀態。84
在3世紀，繼哥特人向南抵黑海附近定居以後，即沿著兩條路線進行遷徙：一方面，他們向海洋發展，以便有可能利用海洋進攻沿海城市；另一方面，在西南方向，哥特人抵達了羅馬帝國的多瑙河邊境，並開始與帝國發生接觸。
哥特人先是占領了黑海北岸，然後於3世紀侵入克里米亞和博斯普魯斯王國之大部。在3世紀後半期，他們使用博斯普魯斯王國的艦隊從事一些海盜襲擊，多次掠奪高加索和小亞細亞的富庶海岸。他們沿著黑海海峽，進入馬爾馬拉海（普羅蓬蒂斯），並穿過赫勒斯滂（達達尼爾）海峽進入愛琴海（Arehipelago）。在進行這些侵襲時，他們掠奪了拜占庭、赫里索波利斯（面對拜占庭的小亞一岸城市，今土耳其斯庫台［Scutari］）、西齊庫斯（Cyzicus）、尼科米底和愛琴海諸島。哥特人海盜甚至到達更遠處：他們進攻以弗所和薩洛尼卡，而當他們抵達希臘沿海時，他們蹂躪了阿爾戈斯、科林斯，甚至可能抵達雅典。然而，幸運的是，雅典古典藝術之無價寶藏得以幸免於難，未遭毀壞。克里特、羅得島，甚至遙遠的賽普勒斯島都多次體驗哥特人襲擊之苦。然而，在所有這些海上遠征活動中，哥持人只滿足於掠奪。隨後，哥特人艦隊回到他們自己處於黑海北岸的家鄉。有些海盜團伙在外國海岸受到懲處或被羅馬軍隊所截獲。85
更嚴重的問題是哥特人與帝國在陸地上的關係。他們利用帝國在3世紀的危機和無政府狀態，於該世紀前半期開始渡過多瑙河，進入帝國領土。皇帝戈爾狄安（Gordian）被迫向哥特人繳納歲貢。但這樣並不能使哥特人滿足，不久以後，哥特人又進入羅馬領土並搶劫馬其頓和色雷斯地區。皇帝德西阿斯（Decius）進軍討伐之，但於251年在與哥特人戰爭中敗北。269年，克勞狄（Claudius）在納伊蘇斯（尼什）附近擊敗哥特人，所俘獲的大批戰俘，有些人被安置於軍隊，而另一些人則被遷至人煙罕至的羅馬諸行省中作為隸農（coloni）定居。由於這次對哥特人的勝利，克勞狄被冠以「哥特庫斯」注222（Gothicus）的稱號。但是曾一度復興帝國的奧勒良（Aurelian，270—275年在位），卻被迫把達契亞讓給了蠻族，而把該地的居民移至莫西亞注223。4世紀，史料中經常出現羅馬軍中服役的哥特人的記載。據歷史學家約達尼斯（Jordanes）記載，在馬克西米安統治時期，有一支哥特人部隊曾忠實地為羅馬人服役。注224眾所周知，君士坦丁大帝軍中的哥特人在他與利基尼烏斯的鬥爭中幫助了君士坦丁大帝。在君士坦丁時期，西哥特人曾允諾為皇帝裝備40 000名士兵。在朱利安的軍隊中，也有一支哥特人軍團。
3世紀，基督教開始在哥特人中間傳播。很可能是在哥特人的無數次海上侵襲活動中於小亞捕獲的基督教戰俘把基督教傳到哥特人中間。哥特人基督徒甚至派出代表，即他們的主教塞奧菲盧斯（Theophilus）出席了第一次普世基督教全會，他還是尼西亞信經的簽名者之一。4世紀，多瑙河哥特人真正的啟蒙者是烏爾斐拉（Vulfila），有些人認為他是希臘人後裔，但出生於哥特人的土地上。他曾在君士坦丁堡居住若干年，後來在此地接受了一位阿利烏斯派主教授予的主教聖職。當他回到哥特人中間時，曾按照阿利烏斯派教義傳播了幾年基督教。為了在他的人民中間傳播《福音書》，他仿照一些希臘字母發明了哥特字母，並把《福音書》譯成哥特語。阿利烏斯派基督教在哥特人中間的傳播對於哥特人後來的歷史有重大意義，因為當他們在羅馬帝國領土上定居時，是這一宗教信仰上的差別阻礙了他們與崇尚尼西亞信經的當地人民實現融合。而克里米亞的哥特人則一直是希臘正教徒。86
376年，由於匈奴人自亞洲入侵，結束了哥特人與羅馬帝國間的和平關係。匈奴人是蒙古人種的野蠻部落。注225在西行途中，他們擊敗了東哥特人，隨著不斷西行，他們抵達了西哥特人占領的地區。匈奴人對西哥特人這個邊境國家全力進攻，野蠻屠殺，甚至禍及婦女和兒童。哥特人無力抵抗，遂被迫越過邊境進入羅馬帝國領土。史料記載，哥特人站在多瑙河北岸，大聲悲號，苦苦哀求羅馬當局允許他們過河。這些蠻族民眾要求定居於色雷斯和莫西亞地區，耕種這裡的土地，並向帝國承諾將為軍隊提供士兵，同羅馬皇帝的臣民一樣奉守皇帝的所有法令。地方官派出使者到皇帝那裡申述哥特人的情況。羅馬大多數高級官員和將軍傾向於接受哥特人，因為他們看到了政府這樣做會大有益處。首先，他們認為，這是復興農耕區和軍隊的良策。其次，這些新的臣民將保護帝國，而各行省的本地居民可以付貨幣稅以免除軍役，這將增加政府的收入。接受哥特人入境的這派人取勝了。這些蠻族被正式允許渡過多瑙河。正如菲斯泰爾·德·庫朗熱（Fustel de Coulange）所說：「就這樣，四五十萬蠻族，其中有一半可能從軍，被允准進入帝國領土。」注226 即使上述數字是一種誇張提法，事實上，遷居於莫西亞的哥特人數量的確很大。開始，這些蠻族過著和平的生活，但是，由於將軍們和文官們挪用貪污了一部分用於這些居民安家之需的資金，哥特人逐漸不滿和憤怒起來。這些高級官員不僅剋扣給予哥特人的食品，而且虐待哥特男人，欺侮其妻兒。許多哥特人被迫乘船渡海到小亞定居。哥特人的抱怨和不滿沒有引起政府的關注，最後，這些蠻人終於起而暴動。他們得到了匈奴人和阿蘭人的幫助，一路攻擊進入色雷斯，並進軍君士坦丁堡。當時，瓦倫斯皇帝正在同波斯交戰。當哥特人造反的消息傳來時，他立刻離開安條克迅速回到君士坦丁堡。雙方軍隊在378年於亞得里亞堡附近進行了一場決戰，瓦倫斯在戰鬥中被殺，羅馬軍隊徹底失敗。87
通向首都的道路顯然向哥特人開放了，哥特人穿越巴爾幹半島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但是，他們顯然沒有一項進攻帝國的全面計劃。瓦倫斯的繼承者狄奧多西，在他自己的哥特人軍隊幫助下打敗了哥特人，阻止了他們在帝國內的侵襲。當一群哥特人與帝國進行鬥爭時，另一些哥特人卻樂於在帝國軍中服役，與他們本部族的人民作戰。5世紀的異教歷史學家佐西姆斯在狄奧多西取勝之後，記載道：「由於曾駐在色雷斯的蠻族被消滅，色雷斯恢復了和平。」注227哥特人在亞得里亞堡的勝利並未幫助他們在帝國的任一行省中定居。
此後，哥特人開始以一種和平的方式影響帝國的生活。狄奧多西完全理解，他不可能在帝國內以暴力來控制蠻人，於是他決定實行與哥特人保持和平關係的政策，即在哥特人中間傳播羅馬文化的一些因素，吸收他們進入羅馬軍隊。這一期間，其職責在於保護帝國，逐漸地，就其大部分來講，變為日耳曼人軍隊，他們為了保衛帝國常常必須與其本民族同胞進行鬥爭。哥特人不僅影響到高級軍官，而且波及帝國行政管轄之地。許多十分重要的官職掌握於日耳曼人手中。狄奧多西在實行其寵信日耳曼人的政策時，沒有認識到，日耳曼化的自由發展可能威脅帝國的生存。他在把帝國防衛任務交給日耳曼人方面表現出特別的不明智：在這一時期，哥特人吸收了帝國的戰爭藝術、羅馬的戰術和作戰方法，迅速成為一支強大的軍隊，隨時可以同帝國相抗衡。地方上的希臘-羅馬居民被迫退向後方，不安地目睹著日耳曼人勢力的增長。一個反日耳曼人運動逐漸興起，導致帝國生活出現了的嚴重危機。
狄奧多西於395年逝於米蘭；他的遺體經過防腐處理運至君士坦丁堡，葬於使徒教堂大殿內。由於他在對異教鬥爭中於基督教的偉大貢獻，狄奧多西被尊為「大帝」。他的兩個過於年輕懦弱的兒子阿卡第和霍諾留被擁立為帝國皇帝，阿卡第成為帝國東部的皇帝，而霍諾留治理西半部。88
狄奧多西並沒有成功地解決他那個時代的主要問題。第二屆普世基督教會議由於宣布了尼西亞信經為基督教的主要形式，沒有能實現教會統一。阿利烏斯派以多種表現方式繼續存在，而且在它的進一步發展中導致了新的宗教運動，這一新的運動在5世紀時不僅影響到帝國的宗教利益，而且，影響到與之有關的帝國的社會生活。在帝國的東方行省敘利亞和埃及尤其如此，在這兩個省內，新的宗教運動導致的後果尤其引人注目。事實上，狄奧多西在他的晚年也從其原來強硬的尼西亞派立場後退了。他被迫向當時在軍隊中占絕對優勢的阿利烏斯派日耳曼人讓步。於是，哥特人不僅在行政和軍事領域，而且在宗教領域日漸有極大的影響。日耳曼人的主要中心是首都君士坦丁堡、巴爾幹半島和小亞細亞。東方各省，即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埃及並沒有強烈地感受到哥特人勢力的影響。於是，由於宗教和民族的原因，羅馬地方居民的不滿越來越強。簡言之，狄奧多西沒有能解決他統治時期的兩個主要問題：創造一個統一正統的教會和建立同蠻族的和平關係。這兩個極為複雜的問題留給了他的繼承者。
5世紀的民族和宗教問題。——這一時期因遇到的主要民族和宗教問題相交集的方式而具有特別的重要性。民族問題既涉及帝國內的不同民族間的衝突也涉及帝國與外來入侵的野蠻部族所進行的鬥爭。
希臘文化似乎一直應該是聯繫帝國東部各民族的主要力量，但事實並非如此。早在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及其後繼者時期，希臘文化的影響就遠抵幼發拉底河和埃及。亞歷山大本人認為殖民方式是傳播希臘文化的最好方式，據說，他自己就在東方建立了不止70個城市。他的繼承者繼續實行他的殖民化政策。希臘文化的傳播在某種程度上發展到北起亞美尼亞、南達紅海、東至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地區。但希臘文化並沒有達到這些行省之外。希臘文化的主要中心是埃及的亞歷山大。而且所有地中海沿岸地區，即小亞細亞、敘利亞和埃及等地，希臘文化皆占主導地位；而在這三個地區中，小亞細亞可能是希臘化程度最高的；它的海岸曾在相當一個時期布滿了希臘人的殖民地，它們的影響逐漸地，雖然並不那麼容易地深入小亞腹地。89
在敘利亞，希臘文化只達到上層受過教育的階層，其希臘化影響很弱。這裡的廣大群眾，並不通曉希臘語，還在講他們自己的民族語言，即敘利亞語和阿拉伯語。一位著名的東方學者寫道：「即使在安條克這樣的世界性城市中，普通百姓仍在講亞拉姆語（即敘利亞語），因此，人們可以不受置疑地設想，在敘利亞行省內，希臘語並不是有教養階層的語言，而只是那些從事特殊研究者的語言。」注2285世紀的《敘利亞羅馬法學手冊》是一明顯的證據，它證明了敘利亞語在東方的廣泛應用。注229現存的這本手冊的最古老的敘利亞文手抄本是6世紀早期，即查士丁尼以前的抄本。這本敘利亞文所寫的書，可能是在北部敘利亞寫成，是從希臘文翻譯的。希臘原文版本尚未發現，但從現存資料分析，它可能寫於5世紀的70年代。無論如何，敘利亞文譯本幾乎是在希臘原本問世後緊接著出現的。除了這個敘利亞語文本外，還有該法學手冊的阿拉伯語和亞美尼亞語文本，這表明，該手冊很可能源出於教會，因為它相當詳盡地分析了關於婚姻和繼承法的條款，並且大膽地提出了教職人士的特權問題。它非常廣泛地多方面論及東方（即自亞美尼亞到埃及諸省）生活中的問題，而且，該法律手冊版本眾多，以及13、14世紀許多敘利亞阿拉伯文著作都引用該手冊的內容，這一事實表明，在東方，此種敘利亞民族語言一直居主導地位。後來，當查士丁尼的立法正式頒行於整個帝國時，由於他的法典對於東方諸省來說太過龐大，太難於理解，所以在實際使用這部法典時，東方人仍使用《敘利亞法律手冊》代替《查士丁尼法典》。7世紀，隨著阿拉伯人征服東方各省，這本《敘利亞法律手冊》甚至在阿拉伯統治區也被廣泛使用。這本法律手冊早在5世紀前半期就被譯成敘利亞文這一事實清楚地表明，此地廣大群眾顯然不熟悉希臘語和拉丁語，而是強烈地依賴於他們本地的敘利亞語言。90
在埃及也是如此。除了距離最近的世界文化中心亞歷山大以外，希臘文化只是在上層中、在該行省的社會宗教生活之名流人物中間傳播。廣大群眾繼續說他們的埃及民族語言（柯普特語）。
中央統治機構發現很難處理東方各省的事務，不僅是因為這裡混雜的民族成分，而且由於敘利亞和埃及以及小亞細亞相當一些行省的大多數人頑固地堅持阿利烏斯派信仰，而且有次一級的各個支派。5世紀，由於這些行省宗教生活的重要新發展，原來複雜的民族問題變得更為複雜。
在東方帝國的西部諸省，即巴爾幹半島、首都、小亞細亞西部，這一時期的重要問題是哥特人的勢力已威脅帝國的生存。而當5世紀中期，政府對此問題做了有利於政府的解決之後，似乎有一段時期兇殘的伊蘇里亞人在首都占據了同哥特人一樣的地位。在東方，與波斯的戰爭仍在繼續，同時，在巴爾幹半島北部，保加利亞人——其民族源於匈奴人（突厥人）注230——和斯拉夫人開始了他們的破壞性的進攻。
阿卡第（395—408年在位）
阿卡第繼位時只有17歲。他既沒有經驗，也沒有與他的至尊地位相應的意志力，而且，他很快發現自己完全被一些寵臣所控制，他們總是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和他們所代表的派系的利益出發處理國家大事。最有影響的一個寵臣是魯菲努斯（Rufinus）。奧多西在位期間被指定為阿卡第的導師。魯菲努斯不久被暗殺，兩年之後，閹臣歐特羅庇厄斯（Eutropius）對皇帝施加了最大的影響。這一新寵之飛黃騰達主要是由於他安排了阿卡第與歐多克希婭的婚事，她是在羅馬軍中服役的一個法蘭克人軍官的女兒。阿卡第的弟弟霍諾留曾由他父親安排在天才的統帥斯提利科（Stilicho）輔佐之下，他是一標準的羅馬化的日耳曼蠻人，在他同他自己的人民進行的鬥爭中，為帝國做出了重大貢獻。91
哥特人問題的解決。——阿卡第時代政府的要患是哥特人問題。早先定居於巴爾幹半島北部的西哥特人，此時是在一位新的野心勃勃的首領阿拉里克·巴爾達（Alaric Balta）的統治下。在阿卡第統治早期，阿拉里克率部眾向莫西亞、色雷斯、馬其頓出發，甚至威脅到首都。魯菲努斯的外交排解改變了阿拉里克進攻君士坦丁堡的原定計劃。哥特人的注意力開始轉向希臘。阿拉里克穿過色薩利，取道溫泉關進入中希臘。
這一時期，希臘的居民幾乎純粹是希臘人，總的來說，這與波桑尼亞斯（Pausanias）和普魯塔克所了解的差不多。據格雷戈羅維烏斯記載，希臘先祖的古代語言、宗教、習俗和法典在城鎮和鄉村幾乎保持不變。除了基督教正式被宣布為占主導地位的宗教，對眾神的崇拜已為國家所詛咒和禁止並必將滅亡外，古典的希臘仍然帶有異教的精神和藝術的烙印，其主要原因是古典遺蹟的存留。注231
哥特人大軍席捲希臘之時，搶劫和毀滅了維奧蒂亞和阿提卡。雅典的海港比雷埃夫斯港落入哥特人之手；值得慶幸的是，他們放過了雅典。5世紀的異教歷史學家佐西姆斯敘述了關於阿拉里克進攻雅典的傳說：當阿拉里克以他的軍隊包圍了雅典城牆時，看到身穿胄甲的女神雅典娜·普洛瑪科斯注232和特洛伊英雄阿喀琉斯站在城牆前。阿拉里克為這一神跡所震驚，遂放棄了進攻雅典的打算。注233伯羅奔尼撒半島在哥特人進攻中受害最大，因為西哥特人掠奪了科林斯、阿爾戈斯、斯巴達及其他一些城市。斯提利科承擔了保衛希臘的任務，帶著他的軍隊進入了科林斯地峽上的科林斯灣，從而切斷了阿拉里克由中希臘退兵的後路。於是，阿拉里克費盡心機，克服重重困難進軍北方，進入伊庇魯斯。皇帝阿卡第竟恬不知恥地賜予這個蹂躪了帝國希臘諸省的人以「伊利里亞軍事長官」（Magister mulitum per Illyricum）的榮譽頭銜。此後，阿拉里克不再威脅東部，而把他的主要注意力轉向義大利。
除了在巴爾幹半島和希臘的威脅外，自狄奧多西大帝以來，哥特人的主要影響在首都表現得特別明顯，在這裡，最重要的軍事職位和許多重要的行政職務皆在日耳曼人之手。92
當阿卡第登上皇位時，首都最有影響的集團是日耳曼人集團，其首腦人物是帝國軍隊中一位著名的將軍、哥特人蓋伊納斯（Gaïnas）。在他周圍，聚集著哥特民族出身的士兵和地方上親日耳曼人運動的代表。這一集團的弱點是，大多數哥特人都是阿利烏斯派信徒。在阿卡第統治早期，第二大勢力是強大的閹人寵臣歐特羅庇厄斯的黨徒。他得到各類阿諛奉承者的支持。而他們對他的興趣僅僅是由於他能幫助他們實現個人的貪慾。蓋伊納斯和歐特羅庇厄斯不能友好相處，因為他們都在爭權奪利。除了這兩派之外，史學家們還提到了第三派，他們既恨日耳曼人，也恨歐特羅庇厄斯，其成員有元老、廷臣及大部分修士。這一派代表著民族的和宗教的觀念，反對日益增長的外來蠻族的影響。自然，這一派拒絕支持粗俗的掌權者歐特羅庇厄斯。該派別的主要領導者是首都市長奧勒良。注234
當時的許多人意識到日耳曼人掌權的威脅，最後，政府也意識到這點。保留下來的一份文件，生動地描述了某些社會集團對日耳曼人問題的反應。此文件即希奈修斯（Synesius）所寫的「論皇權」（「The Emperor’s Power」），有時被譯為「王者的職權」（［「Concering the office of King」］）的奏章，該奏章是向阿卡第呈遞，甚至是向他宣讀的。希奈修斯是北非昔蘭尼加人，一位皈依基督教的有教養的新柏拉圖主義者。399年，他由北非出發赴君士坦丁堡請求皇帝減免昔蘭尼加城的賦稅。後來，當他回歸故里後，被選為北非托勒密城的主教。在他居留君士坦丁堡的三年內，逐漸清楚地看到日耳曼人對帝國的威脅，並撰寫了上述奏章。據一位歷史學家講，該奏章應被稱為以奧勒良為首的民族派的反日耳曼人宣言。注235希奈修斯這樣提醒皇帝：
沒有任何理由使武裝的（蠻人）掌權並成為公民的統治者。於是，手無寸鐵的人不得不在軍事衝突中同富有戰鬥經驗的人作戰。當務之急，是把那些（外族人）調離指揮崗位，並剝奪其元老資格；因為，古代羅馬人所視之為最高榮譽的元老稱號，由於外族人的影響而變得聲譽掃地。在這件事情上，同在其他許多事情上一樣，我為我們的愚蠢而震驚。在每個多少殷實的家庭中，我們皆可看到斯基泰（哥特）人奴隸；他們是廚師、侍僕；同樣，那些背著小椅子在街頭徘徊、為那些樂於在露天就坐休息的人準備座席的人，也是斯基泰人。但是，那些同樣長著淺色頭髮的人卻梳著優卑亞（Euboic）髮型；那在私人生活中只當奴僕角色的人竟是我們政治生活中的統治者，這難道不令人驚詫無比嗎？皇帝應該清理我們的軍隊，恰似我們把穀殼和其他雜質從一公升小麥中清除掉一樣，否則，若是雜種發芽勢必危及良種。您的父王由於特別的慈悲，曾仁厚地接納了他們（蠻人），賜予他們同盟者的地位，授予他們政治權利和榮譽，並慷慨地賞賜他們土地。但是，這些蠻人並不認為這些高尚的舉動是先帝的仁厚；卻把它們理解為我們軟弱的表現，這使他們更為傲慢不可一世。您必須增加我們民族的後備軍數量，從而強化我們的軍隊，增強我們的勇氣，完成在帝國內尚需完成的事業。在對待這些蠻人的問題上必須強硬。或是使他們像古代的美塞尼亞人一樣去耕種土地——這些美塞尼亞人曾放下武器成為拉凱戴蒙人注236的奴隸而耕作——或是讓他們原路回去，向住在（多瑙）河對岸的那些人聲明，羅馬人不再對他們施仁政，他們是在一位高貴的年輕人統治之下。注237 93
因此，面對日耳曼人對政府的威脅，希奈修斯的主張是，把哥特人逐出軍隊，建立一支羅馬國民組成的軍隊，並安置哥特人去耕種土地。如果哥特人不願意接受這一安排，希奈修斯建議，羅馬人應把哥特人從羅馬領土上清除出去，讓他們回到他們原來所居住的多瑙河彼岸。
在帝國軍隊中最有影響的將領，即哥特人蓋伊納斯不能容忍寵臣歐特羅庇厄斯的絕對影響，而此恰好就出現了一個付諸行動的機會。當時，弗里吉亞的哥特人——他們是由狄奧多西大帝安置在這個小亞的行省的——發動了起義，在其首領特里比吉爾德（Tribigild）領導下蹂躪了這一地區。蓋伊納斯被派去鎮壓這一危險的起義，該起義後來被證實是他的秘密盟友發動的。蓋伊納斯與特里比吉爾德相勾結，故意使派往鎮壓起義的帝國軍隊失利，然後，這兩個哥特人控制了局勢。隨後，他們向皇帝提出，必須把歐特羅庇厄斯罷官，交由他們處理。阿卡第的妻子歐克多西婭和奧勒良派對於歐特羅庇厄斯也十分不滿。於是，在日耳曼人的壓力下，阿卡第被迫屈服，把歐特羅庇厄斯判了流刑（399年）。但這並沒有令勝利的哥特人滿意。他們強迫皇帝把歐特羅庇厄斯押解回首都審判，並處以極刑。如願後，蓋伊納斯又要求皇帝允許信奉阿利烏斯派基督教的哥特人使用首都內的一個教堂做禮拜，但遭到君士坦丁堡牧首、（「金口」［the Golden-Mouthed］）約翰·赫里索斯頓（John Chrysostom）的強烈反對。當蓋伊納斯了解到不僅整個首都，而且帝國的絕大多數人皆與主教取同一立場時，就沒有堅持這一要求。94
哥特人在首都得到強有力的落腳點之後，開始成為帝國命運的主宰。阿卡第和首都居民亦完全意識到這一局勢的危險性。但是，蓋伊納斯雖然取得了成功，卻無力保持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支配地位。當他離開首都時，城市立即爆發了起義。許多哥特人被殺。他已不再能回到首都。這使阿卡第受到鼓舞，遂派出忠於自己的異教哥特人弗拉維塔（Fravita）在蓋伊納斯試圖由海上進入小亞細亞時擊敗了他。蓋伊納斯企圖在色雷斯尋找藏身之處，但卻落入匈奴人手中。匈奴王殺了他，把他的首級作為禮物送給阿卡第。於是，哥特人的威脅亦由於另一個日耳曼人弗拉維塔之力而被擺脫了，弗拉維塔則由於為帝國立此大功而被指定為帝國執政官。5世紀初，哥特人的問題以有利於帝國的方式解決了。後來，哥特人努力恢復他們原有的勢力，但已無關緊要。
約翰·赫里索斯頓。——在複雜的日耳曼人問題背景下，促生了一位重要的人物，君士坦丁堡牧首約翰·赫里索斯頓（John Chrysostom）。注238他生於安條克，師從著名的修辭學家利巴尼奧斯，意欲選擇世俗職業。後來他拋棄了這一想法，接受了基督教洗禮，此後，完全獻身於安條克的傳教事業，在此地，他擔任了11年教會監督。自君士坦丁堡牧首奈克塔利烏斯（Nectarius）去世後，歐特羅庇厄斯選定了這位名揚四海的安條克傳教士作為牧首。約翰害怕安條克人民因熱愛他們的傳教者而阻止其離任，遂秘密地離開了安條克，前往首都。儘管亞歷山大主教塞奧菲盧斯（Theophilus）費盡心機，約翰還是於396年被授予主教職並任職於首都教區。於是，牧首的寶座就由這個具有非凡演說才能、理論與實際行為一貫相符的理想主義者和嚴格道德準則的倡導者所據有。由於約翰無情地反對過度奢侈，且堅定捍衛尼西亞信經，故而樹敵甚多。他的一個最危險的敵人是皇后歐克多西婭，她愛奢華，圖享受。約翰在其演說中公開抨擊了她。他在布道時，注239竟把皇后比作耶洗別（Jezebel）和希羅底（Herodias）。注240他強烈地反對把首都的一個大教堂讓給哥特人作為他們的禮拜堂，他對阿利烏斯派基督教的這一敵視態度也使他面臨許多敵人。當然，後來哥特人服從了皇帝的拒絕令，繼續使用設在首都城門外的教堂。約翰對信奉正教的哥特人十分重視。他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劃給他們一座教堂，時常前去視察，並經常通過翻譯與他們舉行會談。95
約翰執著的宗教思想、不肯與任何人妥協的態度和他對奢糜之風的尖銳批評，使他的敵對者越來越多。皇帝本人也很快受到那些反對這位主教的人的影響，公開地表示反對約翰。這一公開對抗致使約翰退隱小亞細亞，但首都在其熱愛的主教離任後起了騷動，迫使皇帝把約翰從流放地召回。然而，國家與牧首的和平並沒有維持多久，為皇后雕像舉行的落成典禮又使約翰有了新的機會發表激烈的演說，並在演說中責備了皇后的墮落。於是，他又一次被貶，他的追隨者「約翰派」也受到嚴酷迫害。最後，404年，約翰被流放至卡帕多細亞的城市庫庫蘇斯（Cucusus），他經過漫長而艱難的旅程，才到達這個被他稱為「世間最荒涼的地方」。注241三年以後，他在被送往黑海東岸遙遠的流放地時，在旅途中辭世，從此結束了中世紀早期東方教會最卓越的一個領袖的一生。羅馬教宗和西方皇帝霍諾留都努力干預和阻止對約翰和「約翰黨」的迫害，但沒有成功。96
約翰留下了豐富的文學遺產，包括他對時代社會和宗教生活的生動描寫。作為個人，他是極少數敢於公開地反對握有重權的蓋伊納斯之流的阿利烏斯派主張的人，而且，他的忠貞不渝的信念捍衛了使徒教會的理想。他曾被稱為人類社會曾有過的具有最美好道德情操的典型之一。「他對罪孽毫不留情而對犯罪者又充滿仁愛。」注242
阿卡第408年去世，當時，他的妻子歐克多西婭已離世，他的兒子和王位繼承人狄奧多西僅僅七歲。
幼者狄奧多西二世（408—450年在位）
據一些史料記載，阿卡第留下了遺囑，指定波斯王耶茲迪格德一世（Yezdegerd I）注243作為他的幼年繼承者的監護人，因為他擔心君士坦丁堡的寵臣會篡奪狄奧多西的王位。波斯王忠實地完成了這一重任，並通過他自己的一名親信保護狄奧多西，反對廷臣的陰謀。許多學者否定這一故事的可靠性，但沒有多少實質性的理由；因為同樣的事件在其他歷史時期亦有發生，似乎沒有足夠的理由否定它。注244
兩大帝國間的友好關係，是基督教在耶茲迪格德一世統治時期的波斯受到不尋常的厚待之根源。波斯的歷史記載中，稱耶茲迪格德一世為「背教者」「壞人」，羅馬和基督徒的朋友，祆教祭司（Magi）的迫害者，這反映了祆教徒和貴族的觀點。但是，在基督教資料中，則讚揚他的仁慈、溫和、慷慨，有時還說他甚至準備皈依基督教。無論如何，事實上，耶茲迪格德一世與君士坦丁大帝同樣意識到了他的帝國內的基督徒對於他的政治目標是多麼重要。409年，他曾允許基督教公開舉行其禮拜儀式，並恢復了他們的教堂。一些史學家稱他的法令是亞述基督教會的《米蘭敕令》。注245 97
410年，在塞琉西亞召開了一次會議，在會上組建了波斯的基督教會。塞琉西亞（泰西封）主教被選為教會首腦。他被賜予「卡托利科斯」（Catholicos）注246的稱號，並將駐于波斯帝國的首都。與會者發表了以下聲明：「我們完全一致地向我們仁慈的主祈求，使戰無不勝的英明的王中之王耶茲迪格德福壽綿長，萬歲，萬萬歲！」注247但是基督徒並沒有長期享有完全的自由。在耶茲迪格德統治晚年，對基督徒的迫害重新開始了。
狄奧多西二世不是一個天才的政治家，他也沒有特別的興趣處理國家大事。在漫長的統治時期，他一直怠於處理政務，過著孤獨的隱居生活。他用大多數時間從事書法活動，以其美輪美奐的手書抄寫許多古代手稿。注248但是，在狄奧多西身邊有著許多精明強幹的人，他們對這一時期帝國內部生活中許多重大事件貢獻卓著，使狄奧多西時期因此而享有盛譽，以至於史學家們不再將狄奧多西視為一個軟弱、不走運的皇帝。在狄奧多西統治時期最有影響力的人是他的姐姐普爾喀麗婭（Pulcheria）。就是她安排了狄奧多西同雅典哲學家之女，一個有很高文化修養和文學天才的女子雅典娜（受洗後取名歐多西婭）結婚。歐多西婭寫了一些作品，主要論及宗教問題，但也反映了一些當代政治事件。
在狄奧多西二世時期，帝國東半部的外部鬥爭遠比帝國西半部順利。在東方和邊境，沒有必要進行連續不斷的征伐，而在西方，則由於日耳曼人的遷徙經歷了十分嚴重的危機。對於羅馬人來說，最可怕的震動是西哥特人首領阿拉里克進入原異教羅馬的首都羅馬城。此後不久，在西歐和北非的羅馬領土上建立了他們最早的一批王國。帝國的東半部曾一度受到匈奴人的威脅，他們進攻拜占庭領土並幾乎進軍至君士坦丁堡城牆下，皇帝被迫付給他們大筆金錢，割讓多瑙河以南的土地，此後方建立起友好的關係。後來君士坦丁堡派出了以馬克西敏（Maximin）為首的使團去潘諾尼亞。他的朋友普利斯庫斯（Priscus）隨行，曾為這一使團的活動寫了特別重要而全面的記錄，描述了阿提拉的宮廷和匈奴人的許多風俗習慣。這一記載因其不但描寫了匈奴人，而且描寫了被匈奴人征服的多瑙河中游地區的斯拉夫人的情況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注249 98
神學爭端和第三次基督教全會。——前兩次基督教全會明確地解決了耶穌基督既是神也是人的問題。但是，對於那些苦苦思考耶穌基督之神性和人性的結合如何發生這一問題的、喜歡追根究底的神學家來說，這一決議並不令人滿意。4世紀末，安條克即產生了基督的兩性沒有完全結合的理論。後來，這一理論試圖證實基督在與神性結合之前和之後，均有完全獨立的人性。當這一理論還只局限於寥寥數人的小範圍之內時，它並未引起教會內部的任何騷動。但是，當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職位傳於這派理論的頑固追隨者，安條克的教會長老聶斯脫利（Nestorius）時，由於他把安條克派的這種理論強加於整個教會，而使局勢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在聶斯脫利就位伊始致皇帝的著名演說中說：「我的陛下，請賜予我一片清除了異端的土地，我將還報您以天國。幫助我消滅異端吧，我將幫助您打敗波斯人。」注250這裡的「異端」，指的是所有那些不同意聶斯脫利關於耶穌基督的獨立人性之觀點的人。聶斯脫利稱聖母不是「神的母親」，而是「基督的母親」、「一個人的母親」。
聶斯脫利對於他的反對者所施的迫害在教會引起了軒然大波。亞歷山大牧首西里爾（Cyril）特彆強烈地反對他，羅馬教宗塞萊斯廷（Celestine）則在羅馬召集的宗教會議上摒棄了這一新的異端教義。狄奧多西為了結束教會的這些爭端，於431年在以弗所召集了第三次基督教全會，這次會議摒棄了聶斯脫利派教義。聶斯脫利被流放至埃及，在此地結束了他的餘生。
對聶斯脫利派理論的摒棄並沒有能完全消滅它，在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還有許多追隨者。於是皇帝命令這些行省統治者對聶斯脫利派追隨者採取強硬措施。聶斯脫利派教義的主要中心是埃德薩，這裡是傳播安條克教派思想的著名學校所在地。489年，即在芝諾統治時期，這一學校被毀，其中的教師和學生被逐出埃德薩。他們到了波斯，在尼西比斯建立了新的學校。波斯王欣然接納並對他們提供庇護。他認為他們是拜占庭帝國的敵人，他打算在適當的時機利用他們為自己的利益服務。波斯的聶斯脫利派或敘利亞—迦勒底派基督教會的首領被稱為卡托利科斯（Catholicos）。基督教的聶斯脫利派教義，通過波斯廣泛地傳播至中亞並在印度找到了相當多的追隨者。99
以弗所會議之後，在拜占庭教會內，特別是在亞歷山大，出現了反對聶斯脫利派教會的新的運動。由於亞歷山大西里爾的後人相信耶穌基督身上的神性高於人性，於是，他們的結論是，基督身上的人性已完全被神性所吸收；因此，耶穌基督只有一個神性。這一新的理論稱「一性」（monophysites）或「一性派教義」，其追隨者則為「一性教徒」。注251由於狂熱的一性教徒、亞歷山大的主教狄奧斯庫魯（Dioscorus）和君士坦丁堡修道院院長優迪克斯（Eutyches）這兩個強硬的一性派成員的推動，一性派發展迅速。皇帝站在狄奧斯庫魯一邊，認為此人是亞歷山大西里爾思想的擁護者。這派新的教義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和羅馬教宗「偉大」的利奧的反對。於是，狄奧斯庫魯敦促皇帝於449年在以弗所召集了宗教會議，此即著名的「強盜會議」。以會議主持人狄奧斯庫魯為首的亞歷山大一性派信徒迫使那些不同意他們意見的與會者承認優迪克斯的教義（一性教派）為正統，並譴責這一新教義的反對者。皇帝批准了此次會議的決議，正式承認這次會議為普世的基督教會議。自然，這一會議未能建立教會內部的和諧。隨之而來的是劇烈的動盪時期。此間，狄奧多西二世辭世，給他的繼承人留下了懸而未決的一性派問題，這個問題在拜占庭歷史上占相當重要的地位。
除了激烈而重要的宗教事件外，在狄奧多西時代還有一些涉及帝國內部生活的事件，成為這一時代具有重要性的歷史標誌。
君士坦丁堡的高等學府注252。——君士坦丁堡高等學府的組建和《狄奧多西法典》的制定是狄奧多西統治時期發生的兩個重大事件。100
5世紀以前，著名的哲學學園的故鄉雅典，一直是羅馬帝國「異教」教育的中心。許多希臘的修辭學和哲學教授，即以辯論家著稱者，從帝國的各個地區來到雅典，有的是來展示他們的知識和口才，有的則希望在教學領域謀求一個好的職位。這些教師的工資一部分來自帝國財務部門，一部分來自各個城市財庫。在雅典做指導教師或講課的收入均高於其他城市。4世紀末年基督教的勝利給予雅典學園以沉重打擊，而且，哥特人於4世紀末的劫掠性入侵也極大地影響了那裡的文化生活。甚至在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離開這裡以後，雅典學園也未能恢復原有狀況；哲學家的數量在極大地減少。而對雅典異教學園最為沉重的打擊則是由於君士坦丁堡高等學府，或君士坦丁堡大學的建立。
當君士坦丁堡成為帝國首都之後，許多修辭學家和哲學家來到這所新城。因此，早在狄奧多西二世以前，這裡已有一座高等學府。教師和學者們從非洲、敘利亞及其他地方被請到君士坦丁堡。聖希羅尼姆斯（Hieronymus）注253在其《編年史》（360—362年）中寫道：「最有學問的語法學家埃萬修斯（Euanthius）逝於君士坦丁堡，於是卡利修斯（Carisius）從非洲被請來接替他的位置。」注254據一位研究中世紀君士坦丁堡高等學府的近代學者說：「在狄奧多西二世時期，該學府不是初建，而是重新組建。注255」425年，狄奧多西頒布了有關組建一所高等學府的敕令。注256學府將設31位教授職位，講授語法、修辭、法學和哲學。其中將有3位修辭學家（oratores）和10位語法學家用拉丁語授課。而由另外5位修辭學家或辯證法學家（sofistae）及10位語法學家用希臘語授課。此外，該法令還為哲學家提供一個席位，為法學家提供兩個席位。在拉丁語仍是帝國的官方語之時，在學府里設置希臘語教授席位表明，皇帝已開始看到，在帝國的新都君士坦丁堡，希臘語作為帝國東方多數人使用並了解的語言，有其不可忽視的權利。希臘語的修辭學家也比拉丁語的修辭學家多兩名。新的學府有著獨立的校舍和教室、講演堂。教授不允許在家裡私下輔導任何人，他們必須全力以赴地在學府內授課。他們從帝國財政部門得到固定薪金，而且可以升至很高的級別。君士坦丁堡的這一教育中心成為雅典異教學園的危險競爭者，而雅典學園則日漸衰落下去。在拜占庭後來的歷史中，狄奧多西二世所建的高等學府一直是帝國最優秀的文化勢力聚合的中心。101
《狄奧多西法典》。——自狄奧多西二世統治時期開始，有了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羅馬皇帝們的法令匯編。長期以來，帝國一直需要這樣一部法令匯編，因為無數分散的法令易於被人遺忘或丟失，因而，引起當時司法執行中的混亂，給法官們造成了許多困難。當時有兩部較早的敕令集：《格雷格利亞努斯法典》（Codex Gregorianus）和《赫爾墨吉尼烏斯法典》（Codex Hermogenianus），可能是據其作者格雷格利亞努斯及赫爾墨吉尼烏斯而得名。但關於這兩位作者，人們所知甚少。其中第一部敕令集可回溯到戴克里先時期，可能包括了自哈德良至戴克里先時期的敕令。第二部敕令全集則包括了4世紀後期到4世紀60年代的敕令。這兩部法典均已失傳，只能通過尚存的殘卷得知它們的存在。
狄奧多西的計劃是，以前兩部早期法典為模式頒布一個法令匯編。它將包括自君士坦丁大帝至狄奧多西二世時期的基督教皇帝們的敕令。由皇帝指派的編委會經過八年的工作，用拉丁文編出了所謂《狄奧多西法典》。它於438年在帝國東部頒布，此後不久，即被引入帝國西部。狄奧多西的法典分為16卷，每卷分為若干條款（tituli）。各卷分別論述政府統治的某些方面，如官制、軍事、宗教生活等。在每一條款下的敕令依其頒布的年代順序排列。在此法典頒布之後發布的敕令被稱為「新律」（leges novellae）。注257
狄奧多西的法典有偉大的歷史意義。首先，它是有關4—5世紀帝國內政史的最有價值的資料。由於它也包括了基督教成為國教時期的敕令，因而可以認為，這部法令集在某種意義上概括了基督教這一新教在司法領域貫徹了何種目標和它為司法實踐帶來的變化。其次，這一法典同前兩部早期法典一起，構成了查士丁尼後來的立法活動的堅實基礎。最後，狄奧多西的法典在日耳曼人遷徙期間被引入西部帝國，與兩部早期法令集、後來的新律和帝國時期羅馬的少數其他法律文獻（如蓋尤斯的《法學階梯》）一起，對蠻族的立法發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巨大影響。著名的、為西哥特人統治下的羅馬臣民所定的《西哥特羅馬法》（Lex Romana Visigothorum）只不過是《狄奧多西法典》和上述其他資料的刪節本。所以《西哥特羅馬法》也被稱為《阿拉里克節選本》（Breviarium Alaricianum），此即由西哥特王阿拉里克二世在6世紀初頒布的節選本。這是《狄奧多西法典》對蠻族立法的直接影響的例證。但是更常見的是通過這部西哥特法典而產生的間接影響。在中世紀早期，包括查理曼時代，西歐立法亦受到這一《節選本》的影響，成為羅馬法在西歐的主要資料。這清楚地表明，羅馬法在蠻族遷徙時期就已經影響了西歐而不是通過《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法典》在西歐之傳播要晚得多，約在12世紀前後。這一事實有時被學者們所忽視，甚至像菲斯泰爾·德·庫朗熱這樣著名的歷史學家也說：「科學證明，查士丁尼的法律集在高盧的影響後來持續到中世紀。」注258《狄奧多西法典》的影響更為深遠，因為《阿拉里克節選本》顯然在保加利亞的歷史中發揮了某種作用。至少，這是克羅埃西亞學者博吉希奇（Bogišič）的意見，他的論點後來被保加利亞學者鮑布切夫（Bobchev）所發展和證實，他認為，《阿拉里克節選本》是被教皇尼古拉一世送給保加利亞王鮑里斯的，是在鮑里斯866年請求教皇賜予保加利亞《宇宙法典》（leges Mundanae）之後。為答覆這一要求，教皇在其「致保加利亞執政官的回信」（Responsa papae Nicolai ad cosolta Bulganerum）中聲稱，他將送給保加利亞人一部「羅馬人的不朽法典」（venerandae Romanorum leges）。博吉希奇和鮑布切夫認為，此即《阿拉里克節選本》。注259即使如此，這一法典在古代保加利亞人中的價值也不能過於誇大。因為，幾年之後，鮑里斯即與羅馬教廷決裂，並向君士坦丁堡靠攏。但是，僅就教皇送《節選本》這一事實本身，即可說明在9世紀該節本在歐洲生活中的重要性。所有上述例證顯然說明了《狄奧多西法典》的偉大深遠的影響。注260 102、103
君士坦丁堡的城牆。——君士坦丁堡城牆的建築亦是狄奧多西時期的重要事件。君士坦丁大帝曾在新都周圍建築了城牆。到狄奧多西二世時期，該城市的擴展已遠遠超出了城牆的範圍。因此有必要採取新的手段來防護城市，抵抗敵人的進攻。羅馬城於410年被阿拉里克攻克的命運，對於君士坦丁堡是一個嚴重警告，君士坦丁堡於5世紀上半期也受到匈奴人侵擾的威脅。
這一極其困難的問題由狄奧多西宮廷中一些有才幹的人著手解決了。城牆修築分兩期完成。在狄奧多西幼年時期，當時的攝政、禁衛長官安提米烏斯（Anthemius）於413年修築了一道築有數座塔樓的城牆。該城牆自馬爾馬拉海延伸至金角灣，屹立於當年君士坦丁大帝的城牆以西。這堵曾經保護了首都免遭匈奴人進攻的安提米烏斯新城牆，至今仍殘存於馬爾馬拉海以北至拜占庭皇宮的廢墟之間，該皇宮即眾所周知的泰克福爾·塞雷宮（Telcfour Serai）。一次強烈的地震摧毀了該城牆，於是，大政區長君士坦丁重修了城牆，並在其外圍築了另一道城牆及許多塔樓，牆外環以很深的護城壕，並注滿了水。於是，在陸地上，君士坦丁堡有了三道防線：兩道由台地隔離開的城牆和外牆周圍的深溝。在君士坦丁堡市長居魯士（Cyrus）任期內，又在沿海修築了新的城牆。在這些城牆上的兩篇銘文（一篇希臘文，一篇拉丁文）中談到了狄奧多西的建築活動，該銘文被斷定是修築城牆時的銘文，至今仍清晰可見。此外，居魯士時期，在首都街道實行了夜間照明。注261
狄奧多西二世逝於450年。儘管他軟弱，缺乏一個政治家的能力，但他的長期統治對此後的歷史卻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尤其從文化角度來看。狄奧多西由於幸運地選擇了可信的官員，因而成就了偉大的業績。君士坦丁堡的高等學府和《狄奧多西法典》一直是5世紀早期文化運動的傑出成就。在這一時期修築的城牆，使得君士坦丁堡在許多世紀內難以被拜占庭的敵人攻破。N.H.貝恩斯評價道：「從某種意義上講，君士坦丁堡的城牆對於東部帝國，就意味著槍和炮，由於缺乏這些，西方的帝國才毀滅了。」注262 104
馬西安（450—457年在位），利奧一世（457—474年在位）和阿斯帕爾
狄奧多西死後沒有留下繼承人。他的上了年紀的姐姐普爾喀麗婭同意做馬西安（一個色雷斯人）名義上的妻子，隨後，馬西安稱帝。馬西安是個很有能力的謙和的士兵，他之所以能繼承皇位只是由於當時頗有影響的將軍、阿蘭人阿斯帕爾的懇求。
在4世紀末和5世紀初成為國家真正威脅的哥特人問題在阿卡第時期已獲得有利於政府的解決。然而，拜占庭軍隊中的哥特人在帝國內部仍是一股勢力，儘管其影響力已大大減弱，而且在5世紀中期，蠻族人阿斯帕爾在哥特人支持下，試圖再次恢復哥特人以往之勢力。他也曾一度成功，兩個皇帝馬西安和利奧一世，都是由於阿斯帕爾的努力而被擁立為帝的，而阿斯帕爾的阿利烏斯派信仰是他自己未能登上皇位的唯一障礙。於是，首都再次公開表示了對阿斯帕爾、他的家庭和蠻族在軍隊中影響的普遍不滿，有兩個事件加深了哥特人與首都市民的對立。利奧所發動的對汪達爾人的出海征伐，耗費了大量錢財和精力，卻遭到了完全的失敗。人們指責阿斯帕爾是叛徒，因為他曾反對這次遠征——這是很自然的，因為這次戰爭的目的是要擊潰汪達爾人，即日耳曼人。當時，阿斯帕爾已經從利奧那裡為自己的兒子謀取了愷撒的爵位，即帝國的最高爵位。皇帝決定擺脫日耳曼人的控制，於是，他在駐紮於首都的好戰的伊蘇里亞人幫助下處死了阿斯帕爾和他的一些家人，給日耳曼人在君士坦丁堡宮廷中的勢力以致命打擊。由於這些屠殺行為，利奧一世從他的同時代人那裡得到「劊子手」（Makelles）的稱號，但是歷史學家Th.I.烏斯賓斯基卻肯定，僅依此事件而給予利奧一世「偉人」稱謂是可以的，因為這件事是使軍隊實現民族化，動搖蠻族軍隊優勢地位的重要步驟。注263 105
經常構成帝國最大威脅的匈奴人在馬西安時期從多瑙河中游進入帝國西部各省，後來他們在那裡進行了著名的卡塔勞溫戰役（Catalaunian battle）。此後不久，阿提拉去世。他的巨大帝國瓦解了，匈奴人對拜占庭帝國的威脅在馬西安時期消除了。
第四次基督教全體會議。——馬西安即位時，面臨著他的前任皇帝未能解決的教會內部事務極為複雜的局面。這時，一性派已成為勝利者。馬西安因傾向於前兩次基督教全會的立場，不能容忍這一勝利；於是，他於451年在卡爾西頓召集了第四次基督教全體會議。事實證明，這次會議對於以後的歷史都具有重大影響。出席這次會議的使節甚多，且有羅馬教宗派來的代表。
這次會議譴責了以弗所「強盜會議」的決議，罷免了狄奧斯庫魯，擬定了一個完全否定一性派教義且與羅馬教宗觀點完全一致的宗教信條。會議認為「唯一的、同一基督兼有人神兩性。兩性不可混淆，不可改變，不可離散」。肯定了前幾次基督教全體會議的主要教義，成為正統教會宗教教義的基礎。
卡爾西頓宗教會議的決議在拜占庭歷史上也有巨大的政治意義。拜占庭統治者由於在5世紀公開反對一性派，使東方行省，即敘利亞與埃及疏遠了帝國，因這裡的大部分人都是一性派信徒。即使在451年的宗教會議譴責了一性派之後，一性派仍堅持他們的宗教信條是正宗，不願意做任何妥協。埃及教會還取消了在宗教儀式中使用希臘語的傳統，開始使用埃及的民族語（柯普特語）做禮拜。在耶路撒冷、亞歷山大和安條克，由於被帝國強制推行此次宗教會議的決議而引起的宗教騷亂，則帶有嚴重的民族起義的性質。這些騷亂由於軍政當局的血腥屠殺才被鎮壓下去。然而，鎮壓並沒有解決這一時期的根本問題。在複雜的、越來越尖銳的宗教爭端的背景下，清晰可辨的是明顯的民族矛盾，在敘利亞和埃及尤其如此。埃及和敘利亞的地方居民漸漸地確信他們渴望脫離拜占庭帝國。東方各行省的宗教騷亂及這些地區民族成分的混雜，為7世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先後征服這些富庶、文明發達地區提供了便利。106
卡爾西頓宗教會議的法規第28條引起的皇帝與羅馬教宗之間的爭執，也是十分重要的。雖然該條款沒有被羅馬教宗所承認，但它在東方帝國卻被普遍接受。它提出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和羅馬教宗的位次關係問題，該問題早在第二次基督教全會的第3條款中已有決議，根據上述決議，卡爾西頓宗教會議第28條給予「新羅馬最神聖的宗座與其所駐城市相應的特權，這座城市由於教宗和元老院而享有殊榮且與舊都羅馬城同樣受到尊重，因而，在宗教事務上也應與羅馬同等重要，但位於羅馬教宗之次。」注264此外，該條款亦給予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為本都、亞細亞、色雷斯等幾個多民族混居的行省授主教職的權力。Th.I.烏斯賓斯基說：「這一決議足以使人想到，這三個名稱包含了所有在東方、在南俄羅斯和巴爾幹半島上基督教傳播的地區，以及所有那些東方傳教士事實上已在相應地區獲得的教區。至少，這就是後來捍衛君士坦丁堡牧首之權益的希臘聖典學者們的意見。總之，這就是法規第28條的世界性意義。」注265因此，馬西安和利奧一世都是嚴格的信奉正統教義的皇帝。
芝諾（474—491年在位），奧多阿克和東哥特人狄奧多里克
利奧一世去世（474年）後，皇位傳給了他六歲的外孫利奧，小利奧在同年把皇位交於他的父親芝諾後去世。注266芝諾在他的兒子死後，成為唯一的皇帝（474—491年在位）。他的繼位標誌著一支新的蠻族勢力在宮廷中排擠了日耳曼人勢力，此即伊蘇里亞人的勢力，芝諾是這一極其野蠻的民族之一員。當時，伊蘇里亞人在首都占有了最好的地位和最重要的官職。芝諾很快意識到即使在他自己人中間，有人也在陰謀反對他，於是他在平息山區伊蘇里亞人的叛亂時表現得十分果斷。他命令這裡的居民拆除他們的大部分防砦。然而，在芝諾一生中，帝國內部伊蘇里亞人的優勢地位卻一直存在。107
芝諾統治時期，義大利還發生了極其重要的事件。5世紀後半期，日耳曼人的軍隊首領之勢力有了極大的發展，他們的意願幾乎可以決定西方羅馬皇帝的廢立。476年，這些蠻族人首領之一奧多阿克（Odovacar）廢黜了最後一個皇帝、年輕的羅慕洛·奧古斯都，他自己成為義大利的統治者。為了使自己在義大利的統治更加穩固，奧多阿克從羅馬元老院派出了使團，向芝諾承諾義大利不需要另一個皇帝，芝諾可以成為整個帝國的皇帝。同時，奧多阿克請求芝諾賜予他羅馬貴族的爵位，並責成他來管理義大利。這一要求得到批准。奧多阿克成為皇帝合法指派的義大利統治者。過去，人們認為476年是西方羅馬帝國滅亡的年份。但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在5世紀時，並不存在一個獨立的西羅馬帝國。如同過去一樣，這個時期只有一個羅馬帝國，由兩個皇帝治理，一個在西部，另一個在東部。在476年，帝國只有一個皇帝，即東部帝國的統治者芝諾。
成為義大利的統治者之後，奧多阿克採取了明顯的獨立態度。芝諾也完全意識到這一點。鑒於他不能公開地反對奧多阿克，他決定利用東哥特人。自從阿提拉的匈奴帝國瓦解後，東哥特部族一直留在潘諾尼亞。在其國王狄奧多里克的領導下，頻繁地侵擾巴爾幹半島，甚至威脅到帝國的首都。芝諾成功地誘使狄奧多里克把注意力轉向義大利那些富庶的行省，從而達到了一箭雙鵰的目的：一方面，他擺脫了北方鄰國的威脅，同時，又利用外部勢力解決了他與討厭的義大利統治者之間的矛盾。無論如何，對於芝諾來說，狄奧多里克留在義大利總要比他留在巴爾幹半島少一些威脅。
狄奧多里克轉向義大利後，打敗了奧多阿克，控制了其首府拉文納。在芝諾死後，狄奧多里克在義大利建立了東哥特王國，定都拉文納。於是，巴爾幹半島完全擺脫了東哥特人的威脅。
合一通諭。——芝諾統治時期的主要問題是宗教問題，經常引發諸多騷亂。在埃及和敘利亞，以及巴勒斯坦和小亞細亞的某些地區，人們頑固地堅持一性派信條。芝諾的兩位前任皇帝所實行的正統宗教政策在東方很不得人心。教會領袖也完全意識到這一嚴峻形勢。後來，傾向於卡爾西頓決議的君士坦丁堡牧首阿卡第和亞歷山大牧首彼得·孟古斯（Peter Mongus）特別急切想找到使教會瀕臨分裂的各派相互妥協的途徑。他們向芝諾提出建議，也欲嘗試以某種雙方都能接受的妥協方案達到相互諒解。芝諾接受了這一建議，並於482年頒布了《合一通諭》（Henoticon）注267，致亞歷山大牧首管區的那些教會。在這一法令中，他在涉及耶穌基督的兩性，即其人性和神性的結合問題時，極力避免談及任何對正教教義或一性派教義的不敬。《合一通諭》充分肯定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基督教全體會議上提出的、而在第三次基督教全會上得到承認的宗教基礎：宣布將聶斯脫利和優迪克斯及其從人逐出教會，並指出：「耶穌基督按神性而言與天父有相同的本質，按人性而言與我們有相同的本質。」然而，《合一通諭》顯然避免使用「一性」或「兩性」的措辭，也不提卡爾西頓宗教會議關於基督的兩性結合的說法。在《合一通諭》中只有一處提到卡爾西頓宗教會議，是用這樣的措辭：「於是，朕在此詛咒所有那些曾經堅持、正在堅持或在任何時候，無論它是卡爾西頓會議或任何其他宗教會議上堅持任何其他不同信條的人。」注268 108
起初，《合一通諭》似乎改善了亞歷山大城的局勢，但終究沒有能使正教派或一性派都滿足。正教派不甘心向一性派讓步；一性派則考慮到《合一通諭》措辭混亂，認為讓步不夠。於是在拜占庭帝國的宗教生活中產生了新的矛盾。教派的數量也增加了。有一部分教士擁護和解的想法因而支持《合一通諭》，而正教派和一性派運動的極端分子不願意做任何妥協。那些堅定的正教徒被稱為「不眠者」（Akoimetoi）注269，因為在這些人的修道院中，宗教儀式晝夜不停地進行，因此，他們須把其成員分為三班；一性派的極端派稱為「無首腦派」（Akephaloi），因為他們不承認已接受《合一通諭》的亞歷山大教會牧首是他們的首領。羅馬教宗也反對《合一通諭》，他分析了對《合一通諭》不滿的東方教士的抱怨，然後研究了《合一通諭》，決定在羅馬舉行的一次宗教會議上譴責君士坦丁堡牧首阿卡修斯（Acacius），並將他破門。阿卡修斯則在其祈禱時不再提教宗的名字以示報復。這實際上是東西方教會間第一次真正的分歧；這一狀態持續到518年查士丁一世繼位之時。注270於是，以5世紀日耳曼人諸王國在西方的建立為標誌的帝國東、西兩部分的政治裂痕。在芝諾統治時期又因宗教上的糾紛而擴大了。109
阿那斯塔修斯一世（491—518年在位）
伊蘇里亞人問題的解決，波斯戰爭。保加利亞和斯拉夫人的侵襲，長城，與西方的關係。——芝諾死後，其寡妻阿里阿德涅選擇了年邁的阿那斯塔修斯為她的丈夫。阿那斯塔修斯出生於都拉基烏姆，在宮廷中擔任一極小的官職——宮廷侍衛官（silentiarius）注271，只是在他簽署了一份不採取任何宗教改革政策的書面保證後才得以加冕為帝，這一提議是由堅定的卡爾西頓派、君士坦丁堡牧首提出的。
阿那斯塔修斯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解決伊蘇里亞人問題，因為他們在芝諾統治期間已取得了相當的權利。他們享有特殊地位，激怒了首都人民。當阿那斯塔修斯得悉他們自芝諾死後一直在陰謀反對新任皇帝時，遂採取了緊急行動。一些重要崗位撤換了伊蘇里亞人，沒收他們的財產，把他們逐出首都，之後經過長達六年艱苦的鬥爭，伊蘇里亞人才在他們的故鄉伊蘇里亞被制伏。許多人遷徙到色雷斯。阿那斯塔修斯的偉大貢獻就在於他徹底地解決了伊蘇里亞人問題。
在對外事務上，除了同波斯進行的曠日持久而又毫無益處的戰爭外，多瑙河前線的局勢對此後的歷史有很大的影響。自東哥特人離開此地遷往義大利後，在阿那斯塔修斯統治時期，保加利亞人、蓋塔人、斯基泰人在帝國北方邊境經常進行侵擾。5世紀侵襲拜占庭領土邊境地區的保加利亞人，是匈奴人（突厥人）的一支。芝諾統治時期的史料，在涉及拜占庭帝國北方東哥特人的遷徙時，第一次提到巴爾幹半島上的保加利亞人。
至於蓋塔人和斯基泰人這兩個含混不清的稱呼的提出，是由於當時的編年史家還不太了解帝國北方民族的大致構成，因此，這兩個稱呼很可能是概括的稱呼。歷史學家們認為他們可能包括一些斯拉夫部族。7世紀早期的拜占庭歷史學家塞奧菲拉克特（Theophylact），則直接指出蓋塔人即斯拉夫人。注272那麼，就在阿那斯塔修斯統治時期，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亞人開始了對巴爾幹半島的侵擾。據一則史料，「一支蓋塔人的騎兵」蹂躪了馬其頓、塞薩利、伊庇魯斯，甚至遠抵溫泉關。注273有些學者甚至提出斯拉夫人在更早時期已進入巴爾幹半島。例如俄羅斯學者德里諾夫（Drinov）即以其對巴爾幹半島上的人名和地理名稱的研究為根據，把斯拉夫人移居巴爾幹半島的開端定於2世紀後期。注274 110
阿那斯塔修斯時期，保加利亞人和斯拉夫人的侵擾在當時沒有造成巨大影響，因為這些蠻族匪幫在搶劫了拜占庭民眾後,即回到他們的出發地。然而，這些侵擾是6世紀查士丁尼時期斯拉夫人大規模侵入巴爾幹半島的前奏。
為保衛首都免遭北方民族的侵擾，阿那斯塔修斯在色雷斯地區君士坦丁堡西方約40英里處修築了所謂「長城」。該城牆自馬爾馬拉海伸展到黑海，「使這座城市，」據一則史料說，「不再是一個半島而成為事實上的島嶼。」注275然而，這一長城並沒有達到初建時所定的目標。由於施工倉促，加之地震造成的裂縫，使它不能成為阻止敵人接近君士坦丁堡的真正屏障。現在土耳其人幾乎在同一地點修築的防衛系統卡達雅防線，十分接近阿那斯塔修斯城牆舊址。其殘跡現今仍可見到。
在阿那斯塔修斯時期，西歐發生了更重大的變化。狄奧多里克成了義大利國王；而在更遠的西北方，克洛維早在阿那斯塔修斯即位之前已建立強盛的法蘭克王國。這些王國均屹立於原來屬於羅馬皇帝，即當時的拜占庭皇帝的疆土上。自然，遙遠的法蘭克王國不可能獨立於君士坦丁堡的權力之外；況且，在被征服民族的眼中，新來者只有得到來自博斯普魯斯海岸的正式認可才有真正的權威。因此，當哥特人擁立狄奧多里克為義大利國王時，據一位當代編史家稱，雖然「沒有等到帝國新任君主（阿那斯塔修斯）的指定」注276，狄奧多里克還是請求阿那斯塔修斯賜予他後來由奧多阿克還給芝諾的帝國權力的標誌。經過長期的談判，並數次向君士坦丁派遣使團的活動，阿那斯塔修斯承認了狄奧多里克是義大利的統治者，於是狄奧多里克的統治在義大利人民眼中合法化。注277然而，哥特人的阿利烏斯派信仰，成為哥特人和義大利居民之間建立進一步友好聯繫的障礙。111
至於法蘭克王克洛維，阿那斯塔修斯送給他一張令狀，授予他執政官頭銜，克洛維感激涕零地接受了。注278當然，這僅僅是名譽執政官頭銜，並不包括在這一地位所行使的責權。然而，這對於克洛維卻是至關重要的。高盧地區的羅馬人只認可東方的皇帝是最高權力的持有者，只有他才能將所有其他權力恩賜於人。阿那斯塔修斯授以克洛維執政官的證書，向高盧民眾證實了克洛維統治的合法性，使克洛維具有了理論上仍是羅馬帝國之一部分的行省總督身份。
拜占庭皇帝與日耳曼王國的這些關係清楚地表明，在5世紀晚期和6世紀早期，關於一個帝國的觀念仍然很強。
阿那斯塔修斯的宗教政策、維塔利安叛亂和內政改革。——阿那斯塔修斯雖然向君士坦丁堡牧首保證不實施任何宗教上的變革。但是，他的宗教政策仍是有利於一性派的；不久以後，他又公開站在一性派方面。這一舉動在埃及和敘利亞這些一性派廣泛傳播的地區受到熱烈歡迎。但在首都，皇帝的一性派思想卻引起了極大混亂。而且當阿那斯塔修斯仿效安條克教會的做法下令在歌頌「三聖」的祈禱文（神聖·神聖·神聖的我主上帝）中加上「為吾等犧牲」的頌詞（即神聖的上帝，神聖的強有力的上帝，神聖的不朽的上帝，為吾等犧牲，受吾等尊崇）時，在君士坦丁堡發生了巨大的騷亂，幾乎導致皇帝退位。
阿那斯塔修斯的宗教政策引起了維塔利安（Vitalian）在色雷斯的起義。維塔利安率領著一支由匈奴人、保加利亞人（也許還有斯拉夫人）組成的大軍，在一支艦隊的掩護下，向首都進發；他的目標是政治性的，即他希望廢黜皇帝。但是他卻對世人說，他的起兵是為了捍衛受壓制的正統教會。經過長期而艱苦的戰鬥，起義最後被鎮壓。但這次起義仍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Th.I.烏斯賓斯基曾評論道：「維塔利安通過三次率領他的成分混雜的軍隊接近君士坦丁堡，又從政府那裡攫取了巨量錢財的舉動，向蠻族揭示了帝國的弱點和君士坦丁堡的富裕，並教給了他們有關水陸聯合作戰的戰術。」注279 112
阿那斯塔修斯的內政尚沒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和相應的評價，但無疑是激進的，並且對帝國重要的經濟和財政問題產生了很大影響。
阿那斯塔修斯的一項十分重要的財政改革就是取消了人們憎惡的「金銀稅」（chrysargyrorn），這是一種用金銀完稅的項目（拉丁文稱之為lustralis collatio，或用其全稱lustralis auri argentire collatio）注280，這種稅遠溯於4世紀早期，徵稅對象是帝國所有手工業和專門職業者，甚至於奴僕、乞丐和妓女。農民的工具和牲畜，如馬、騾、驢和犬等可能也得交這種稅。貧困階層尤其因「金銀稅」的負擔而叫苦不迭。原則上，該稅應該每五年只征一次，而實際上，該稅的徵稅日期卻由當局隨意決定，而且是突如其來的，而且這種稅的頻繁徵收經常逼得百姓走投無路。注281儘管此稅的徵收使國庫擁有巨額收入，阿那斯塔修斯仍決定取締它，並公開焚燒了一切有關該稅收的文件。民眾欣然於這項稅收的廢除；一個6世紀的歷史學家說：「人們需要修昔底德那樣善於辭令的人和更為高雅的東西來描述人對皇帝的感激之情。」注282一則6世紀的敘利亞文資料描述了埃德薩人在迎接廢除金銀稅的敕令到來時的歡悅：
整個城市沸騰了，城中老少民眾皆身穿白袍，手持燃燒的長燭和滿盛燃香的香爐，唱著讚美上帝和歌頌皇帝的聖歌和頌詞，來到聖塞爾吉烏斯和聖西門教堂，在此進行感恩聖餐。然後，他們回到城市，舉行了整整一星期的節日喜慶活動，並決定他們將年年慶祝這一節日。城裡所有的工匠沉浸在喜悅之中，到大教堂的庭院和所有的城市門廊中舉行露天宴會。
以「金銀稅」名義在埃德薩徵集的黃金數是每四年140磅。注283這一稅項的取消使教會特別滿意，因為它包含了妓女的收入，這無疑是承認了這一社會弊病的合法性。注284 113
自然，「金銀稅」的廢除使國庫失去了一筆可觀的歲入，但這一損失很快就因採用新稅而得到補償。此即「黃金稅」（chrysoteleia），或「以黃金完稅」，即以現金完稅而不是實物稅。這顯然是阿那斯塔修斯用於維持軍隊開支的土地稅。這對於貧困階層來說仍是沉重的負擔，因此，看起來，整個財政改革是一種更經常的稅務攤派而不是真正地減免稅收。注285也許，在阿那斯塔修斯時期最重要的財政改革，是在他所信賴的大政區長、敘利亞的馬里努斯（Marinus）建議下所採取的、取消由城市共和體（庫里亞）負責徵集市政稅的體制；阿那斯塔修斯指定一些稱為vindices的稅官來徵收市政稅。這些管理者可能由大政區長任命。儘管這項新的徵稅體制相當可觀地增加了國庫歲入，但在後來的統治時期還是發生了變化。在阿那斯塔修斯統治下，土地貧瘠狀況變得比以往更為嚴重。額外的稅收負擔施於那些無力的納稅人和貧瘠土地。豐產地的所有者於是有責任向政府納全稅。這一附加稅，希臘語稱為epibole（ἐπιβολή），即「增加」、「附加」的意思。這是可回溯至托勒密朝埃及的十分古老的制度。這種制度在查士丁尼大帝統治時期以相當肯定的形式確立下來。注286阿那斯塔修斯也頒行敕令強調，任何一個在同一地方居住滿三十年的自由租地農，都得成為「科洛尼」（colonas）注287，即附屬於土地的人，但他不失去自己的自由人身份和擁有財產的權利。
阿那斯塔修斯一世時期還以大規模的貨幣改革著稱。在498年，他開始發行大銅幣弗里斯（follis）及它的小附幣。新的幣制很受歡迎，在較窮的市民中尤其如此。因為一直處於流通領域的銅幣質地甚差，且沒有標明幣值。新的貨幣由君士坦丁堡、尼科米底和安條克的三個制幣廠鍛制，由阿那斯塔修斯管理。阿那斯塔修斯採用的大銅幣直到大約7世紀後半期一直是帝國的標準流通貨幣。注288 114
在他的人性化改革中，阿那斯塔修斯頒布了禁止在競技場舉行人獸搏鬥表演的敕令。
儘管阿那斯塔修斯時常恩准對一些行省和城市，特別是在帝國東部由於對波斯戰爭而遭破壞的行省城市減免稅收，儘管他進行了包括長城、引水渠和亞歷山大城的燈塔及其他一些建築工程的興建，但到他的統治末年，政府仍有相當雄厚的黃金貯備。據史學家普羅柯比估計（或許有些誇張），這筆財富有32萬磅黃金，約相當於今6 500萬到7 000萬美元。注289阿那斯塔修斯時期的經濟狀況對於他的第二個繼承者查士丁尼的大規模活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阿那斯塔修斯時代是查士丁尼時代輝煌的序幕。
小結
自阿卡第至阿那斯塔修斯時期（395—518年）的主要問題是民族和宗教問題，以及那些總是與宗教運動密切相關的政治事件。4世紀晚期，日耳曼人（更確切地說是哥特人）的強權，在首都變得越來越強，以至於威脅到整個國家。這一問題由於哥特人的阿利烏斯派信仰而更進一步複雜化，它所帶來的威脅在5世紀初阿卡第統治時期減弱了，而到5世紀中期，當它極為無力地爆發時，被利奧一世完全掃除了。在5世紀末，出現了來自北方的東哥特人的新威脅，芝諾把這種威脅成功地引向義大利。於是帝國東半部的日耳曼人問題得到了有利於政府的處理。
5世紀後半期，帝國的東部也成功地解決了不那麼尖銳和典型的民族問題，即伊蘇里亞人的權勢問題。保加利亞人和斯拉夫人在這一時期僅僅開始騷擾帝國的邊界，還不可能預見這些北方人將註定在拜占庭帝國的歷史中充當重要角色。阿那斯塔修斯時期僅僅可以被視為巴爾幹半島上的斯拉夫人時代的開始。115
這一時期的宗教問題分為兩個階段，至芝諾時期以前為「正教」時期，在芝諾和阿那斯塔修斯時期為一性派時期。芝諾對一性派的偏愛態度和阿那斯塔修斯對一性派的明顯同情不僅從教義觀點上，而且從政治觀點上看都是很重要的。到5世紀末，帝國的西半部儘管在原則上還承認帝國的統一，但在事實上已脫離君士坦丁堡。在高盧、在西班牙、在北非，新的蠻族王國已經建立；義大利實際上是由蠻族首領統治，而且在5世紀末，東哥特王國在義大利已經建立。這種局面說明了東方各行省——埃及、巴勒斯坦及敘利亞——為什麼對於羅馬帝國的東半部注290變得特別重要。芝諾和阿那斯塔修斯的偉大功績恰在於他們了解到帝國的重心已經轉移，並且意識到東方各省的重要性，因而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尋找使東方各省與首都緊密聯繫的途徑。鑒於這些東方行省，特別是埃及和敘利亞，普遍地尊崇一性派教義，因此對於帝國來說，唯一的途徑是不惜一切代價與一性派妥協。芝諾頒布那道迴避主要問題，著意混淆視聽的《合一通諭》，即源於此。這是同一性派達成諒解的最初步驟之一。當這一企圖未能達到預期效果時，阿那斯塔修斯就決定採用明確的一性派政策。這兩位皇帝與他們的前任諸帝相比，都是有政治遠見的統治者。他們的一性派政策受到了首都、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的多數行省、海上諸島和巴勒斯坦一些地區有著廣泛群眾基礎的正教運動的對抗。正教也受到羅馬教宗的支持，由於《合一通諭》的頒布，羅馬教宗與君士坦丁堡斷絕了一切關係。政治和宗教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是阿那斯塔修斯統治時期國內宗教騷亂的根源。他未能在生前使帝國實現預期的和平與統一。他的繼承者則把帝國引向另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而且，東方諸行省的分離在這一時期之後期已初露端倪。
總之，這一時期充斥了被完全不同的目標和願望激勵著的各個不同民族的相互鬥爭：日耳曼人和伊蘇里亞人企望獲得政治上的優勢，而埃及的柯普特人和敘利亞人則關心他們宗教教義的勝利。116
文學、學術、教育和藝術
從4世紀到6世紀初，文學、學術和教育的發展與基督教和古代異教世界及其偉大文化之間建立密切聯繫相關。3世紀和4世紀的基督教護教者針對一個基督徒是否允許使用異教資料的爭論，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一方面，一些護教者在希臘文化中找到了有價值的東西，認為它與基督教是一致的；另一些人則否認異教古典文化對於基督徒有任何意義，並摒棄它。而在熱烈的宗教和哲學爭論的中心亞歷山大，占優勢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態度，在那裡，關於古典異教文化與基督教的相容性的討論似乎要把這兩種看來互不相容的因素融合到一起。例如，2世紀晚期的作者亞歷山大的克雷芒（Clement of Alexandria）就說過：「哲學，作為一個嚮導，準備了那些被基督稱為完美的東西。」注291然而，在基督教時代前三個世紀內的爭論，並沒有解決異教文化和基督教的關係。
但是，世界在發展，異教的社會逐漸皈依了基督教，4世紀，基督教受到了特彆強大的推動。這一方面是由於政府的保護，另一方面，則是大量的被稱為「異端」的人。他們喚醒了知識界的爭論，掀起了熱烈的討論，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問題。與此同時，基督教逐漸吸收了許多異教文化的因素，因此，如克倫巴赫所說：「基督教的論題不知不覺地披上了異教的外衣。」注292由於教義和詩歌領域內的偉大作家的作品，4世紀和5世紀的基督教文學更加豐富了，與此同時，異教思想的代表人物繼續發展著異教的傳統。
在羅馬帝國的廣闊疆域內，即在7世紀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征服之前保持著的帝國疆界內，四五世紀的基督教東方地區有幾個風格各異的著名學術中心，其有代表性的學者的巨大影響遠遠越出其本土城市和行省的界限之外。在小亞細亞的卡帕多細亞，4世紀有三位著名的「卡帕多細亞人」：大瓦西里（Basil the Great），他的朋友、神學家格列高利及瓦西里的兄弟、尼斯的格列高利（Goregory of Nyssa）。敘利亞的重要文化中心是沿海的安條克城和貝魯特城；貝魯特城因其在法學領域的研究而特別馳名，其光輝時期大約自公元200年起至551年。注293在巴勒斯坦，當時的耶路撒冷尚未從提圖斯統治時期的破壞中完全恢復。注294因此，它在4—5世紀的文化生活中沒有充當重要角色。但是，愷撒里亞和4世紀末以前的巴勒斯坦南部城市加沙與其著名的修辭學家和詩人學派的繁榮，為這一時期貢獻了文學和思想的寶庫。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埃及的城市亞歷山大，它始終是在整個亞洲東方注295有著廣泛而深刻影響的文化中心。註定要在查士丁尼時代有著輝煌前途的新城君士坦丁堡，此時則僅僅開始出現文學活動的痕跡。在君士坦丁堡，官方對拉丁語（在某種意義上是脫離了社會實際生活的語言）的保護特別明顯。這一時期對於整個文化和文學運動具有某種重要性的是東方帝國位於其西部的另兩個中心：薩洛尼卡和雅典，而雅典和它的異教學園，後來因其勝利的競爭者君士坦丁堡高等學府的興起而失去了光輝。117
通過拜占庭帝國東部和西部各行省文化發展的比較，可揭示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在歐洲的希臘，雖有其古老的人民，但其精神活動和創造性與亞洲及非洲各省的發展相比卻是微不足道的，儘管事實上這些行省的大部分，如克倫巴赫所說，只在亞歷山大大帝之後才被「發現」和殖民化。克倫巴赫還憑藉「我們多數人喜愛的現代數字表達方式」斷言，拜占庭的歐洲諸省在這一時期的文化活動中只占全部文化創作活動的十分之一。注296事實上，這一時期的大多數作者來自亞洲和非洲，而在這些地方，自君士坦丁堡奠基以後，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是希臘人。教父文學在4世紀和5世紀早期進入其發展的光輝時代。
卡帕多細亞的大瓦西里和納齊昂的格列高利在雅典和亞歷山大最好的修辭學校中接受過令人羨慕的教育。但遺憾的是，關於瓦西里的兄弟、三人之中最偉大的思想家、尼斯的格列高利的早期受教育情況已沒有確切的資料存在。他們都精通古典文學，並代表了所謂的「新亞歷山大運動」。這一運動雖然使用著哲學思想的成果，在研究宗教教義時堅持理性的立場，並拒絕採納所謂的「亞歷山大」學派的極端的神秘主義-寓言性的運動，但他們一直沒有放棄教會的傳統。這3位作者除了留下那些豐富的神學著作（他們頑強地反對阿利烏斯派，捍衛正教教義）外，還留下了大量演說稿和書信。這些演說稿和書信是這一時期最豐富的文化資料之一部分，但人們還沒有從歷史的觀點對它們加以透徹的研究。納齊昂的格列高利也留下了一些詩，它們主要涉及神學方面、教義方面和喻世方面，但也有某種歷史意義。他的長詩《關於他自己的生活》（About His Own Life）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可在整個文學領域占有很高的地位。憑藉他們的才華，這三位作者成為其城市的唯一代表。「當這三位著名的天才人物逝去時，卡帕多細亞黯然無光了，正是這三個人使它名揚四海。」注297 118
敘利亞的文化中心安條克產生了與亞歷山大學派相對立的運動。這一運動堅持《聖經》文字上的原意，而不加以任何人為的詮釋。這一運動是諸如利巴尼奧斯的學生、安條克的寵兒約翰·赫里索斯頓（「金口約翰」）這樣一批活動家領導的。約翰受過完整的古典教育，兼備非凡的文法和修辭能力，他的大量著作構成了世界偉大文學寶庫中的一部分。後代人為他的天才的魅力和高尚情操所傾倒，後來，歷代的文學運動都借鑑他的著作中的思想、想像和表達方式，以作為取之不盡的源泉。他的名氣如此之大，以至於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把許多匿名作者的作品歸於他名下。但是，確實屬於他的那些著作、布道詞和演說詞以及200餘封書信，主要是在他流放期間寫成的，它們為我們提供了了解帝國內部生活的特別寶貴的資料。注298後人對他的態度以14世紀的拜占庭作者尼斯福魯斯·卡利斯圖斯（Nicephorus Callistus）最為典型，他寫道：「我曾讀過他寫的上千首布道詞，它們流溢出無以言表的馨香。從青年時代起，我就熱愛他，傾聽他的聲音就如那聲音來自於上帝。而且，我所知，我所為，都是屬於他的。」注299
巴勒斯坦城市愷撒里亞，產生了「基督教會史之父」尤西比烏斯，他生活於3世紀後半期到4世紀早期，大約於340年去世。前文曾提到他是記載了君士坦丁大帝生平的主要作者。尤西比烏斯生活於兩個重大歷史時期的過渡期：一方面，他目睹了戴克里先及其繼承者對基督徒的嚴酷迫害，並由於他的基督教信仰而身受其害；另一方面，自迦勒里烏斯的敕令之後，他經歷了基督教在君士坦丁統治下逐漸勝利的時期，並參與了阿利烏斯派爭端，有時還傾向於阿利烏斯派。後來，他成為君士坦丁皇帝最忠實、最親密的朋友之一。尤西比烏斯寫了許多神學和歷史著作。在《福音之準備》（Εὐαγγελικὴ προπαρασκενή，Praeparatio evangelica）這部巨著中，他針對異教徒對基督教的宗教攻擊進行反駁，為基督徒辯護。在《福音之實證》（Εὺαγγελικὴ ἀπόδειξις，Demonstration evangelica）一書中，他論述了《摩西法典》僅具有世俗方面的意義，《舊約》中之預言已由耶穌實現了。他在《聖經》評註方面的著作及其他一些著作都在同時代的神學領域中占有重要地位。這些著作也含有一些後來散佚的古代作品之摘要。119
對於本章涉及的內容，尤西比烏斯的歷史著作更為重要。《編年史》（Chronicle）一書顯然寫於戴克里先的迫害以前，其中有對迦勒底人、亞述人、希伯來人、埃及人、希臘人和羅馬人之歷史的簡要敘述，其主要部分列出了最重要的歷史事件發生的年表。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此書只存留了一部亞美尼亞文譯本和聖哲羅姆著作中的拉丁文節錄，其原本的形式和內容的準確結構沒有能保留至今。而且現存的兩個譯本均不是譯自希臘文原本，而是譯自尤西比烏斯逝後不久出現的《編年史》的節本。
尤西比烏斯的傑出的歷史著作是《基督教會史》，共計10卷，包括了自基督時代至君士坦丁戰勝利基尼烏斯時期。根據他自己的說明，他寫此書的目的不是敘述戰爭和紀念將軍們的勝利，而是要「以不朽的文字記載為了靈魂的和平而進行的最平和的戰爭，並弘揚那些為真理而不是為國家、為敬神而不是為最親愛的朋友而從事勇敢業績的人」注300。在尤西比烏斯筆下，教會的歷史成為殉道者和屠殺者的歷史，並伴有許多恐怖和罪孽。由於該書的豐富文獻基礎，這部歷史可以被確認為基督教時代前3個世紀中最重要的資料。此外，尤西比烏斯的重要性也在於他是第一個寫出一部基督教會史、並從所有可能的方面論述了這一論題的人。他的這部成名作品《基督教會史》成為後來許多教會歷史學家寫作的依據，並時常被仿而效之。早在4世紀初，魯菲努斯（Rufinus）的拉丁文譯本就使它傳遍西方。注301 120
《君士坦丁傳》是尤西比烏斯晚年的作品（如果此書確為他所寫的話），該書曾在學術界引起各種不同的解釋和評價。人們並不把此書列入歷史著作類，而是將它列入頌詞之類。書中的君士坦丁被視為神命皇帝，有先見之明，是註定要引導人民走向自由的新摩西。按照尤西比烏斯的解釋，君士坦丁的三個兒子就象徵著聖三位一體，而君士坦丁本人就是基督徒的真正保護人，這些基督徒實現了他們過去夢寐以求的最高理想。為了保持其著作內容的一致性，尤西比烏斯沒有觸及這一時代的陰暗面，沒有提示他那個時代的邪惡現象，只是一味地歌頌和炫耀他的英雄。然而，只要恰當地使用這一作品，人們還是可以相當透徹地了解君士坦丁時期。而且，此書的寫作特別採用了官方文件，這些文件很可能是在該書初稿問世以後插入的。注302儘管尤西比烏斯不具備非凡的文學才能，但他還是應該被視為中世紀早期最偉大的基督教學者，一個極大地影響了中世紀基督教文學的作者。
許多歷史學家承續了尤西比烏斯開創的事業：君士坦丁堡的索克拉底斯（Socrates）將其《基督教會史》續寫至439年；出生於巴勒斯坦城市加沙附近的索佐門是另一部《基督教會史》的作者，該書下限也到439年；基魯斯主教狄奧多萊（Theodoret of Cyrus），一個安條克人，寫了一部同樣性質的歷史，包括自尼西亞會議至428年期間的事件；最後，阿利烏斯派的菲洛斯托爾吉烏斯（Philostorogius）從其阿利烏斯派觀點出發，記載了425年以前的歷史。
這一時期的埃及有著最為活躍並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尤其在其發達的文化中心亞歷山大城。
4世紀末期和5世紀早期文學生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是昔蘭尼加的希奈修斯（Synesius）。他是一個相當古老的異教家族的後代，在亞歷山大受過教育，後來受到了新柏拉圖主義哲學的神秘主義影響，由柏拉圖主義者轉變為基督徒，他娶了一位基督徒女子，晚年成為托勒密的主教。儘管如此，希奈修斯可能總被人們認為是一個異教徒而不像基督徒。他赴君士坦丁堡的使命及他的「論王權」演說，表明他對政治的關心。他原不是一位歷史學家，但他在156封書信中留下了特別重要的歷史資料，這些信件也反映了他在哲學和修辭學方面的出色才能，成為拜占庭中世紀的一種典型風格。他那些以古典詩歌的風格和韻律寫成的頌詞看來是哲學和基督教觀點的獨特的混合體。這位主教-哲學家覺得對於他來說如此寶貴的古典文化已逐漸走向末日。注303 121
在同阿利烏斯派的尖銳而長期的鬥爭中，出現了一位傑出的人物，即堅定的尼西亞派信徒亞歷山大主教亞大納西，他留下了大量著作，專門論述4世紀的神學爭端。他還寫了一部《聖安東尼傳》，此人為東方修道主義的創建者之一，在書中，他描繪了禁慾生活的典型畫面。埃及修道主義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海倫那城的帕拉第烏斯（Palladius of Helenopolis），也是5世紀的人。他生於小亞細亞，但由於他在埃及修道院世界中旅居大約十年而十分熟悉埃及修道院生活。在亞歷山大的亞大納西影響下，帕拉第烏斯再一次展示了修道生活的理想，並在其歷史著作中採用了傳說中的資料。亞歷山大主教、聶斯脫利派的無情敵人西里爾也生活於這一時期。他在顛沛流離而又勤奮的一生中，寫了大量的書信及訓誡詞。這些訓誡詞是後來的希臘主教們時常銘記於心的。他也留下了許多教義爭論和《聖經》注釋方面的論文，它們是5世紀基督教會史的主要資料之一。他自己承認，他在修辭學方面所受的教育很不夠，因此他不能以自己文風的古雅純正而自豪。
這一時期另一位特別重要的人物是女性哲學家伊帕蒂婭（Hypatia），她在5世紀早期被亞歷山大城狂熱的基督教暴民殺害。她是一個美貌絕倫、才華出眾的女子，從她的父親——著名的亞歷山大數學家——那裡，她熟悉了數學和古典哲學。作為一位教師，她的傑出表現贏得了廣泛的尊敬。在她的學生中，有昔蘭尼加的希奈修斯這樣偉大的文學家，希奈修斯曾在他的許多書信中提到伊帕蒂婭的名字。還有一則史料，講述了她是怎樣「身穿長袍，時常在城內巡行，向那些熱情的聽眾解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或其他哲學家的思想」注304。122
希臘文學在埃及一直繁榮到451年，即卡爾西頓會議摒棄一性派教義之時。由於該派教義屬於埃及的正式宗教，因此，卡爾西頓會議之後，埃及教會取締了希臘語，代之以柯普特語。此後發展起來的柯普特文學甚至比希臘文學更為重要，因為那些已失傳的希臘語原版著作目前僅以其柯普特語的翻譯本流傳至今。
這一時期的宗教頌詞文學十分發達。頌詞作者們逐漸放棄了他們原來模仿古典詩韻的做法，發展了自己的格律形式。這些格律十分原始並一度被認為僅僅是散文，在相當近的時期，這些格律甚至還受到不公正的非議。它們是以各種形式的藏頭韻和尾韻為標誌的。令人遺憾的是，人們對4—5世紀的宗教頌歌所知甚少，因而對於它們逐漸發展的歷史也很模糊不清。然而，它們顯然是充滿活力的。當神學家格列高利在他的多數詩歌頌詞中仿效古韻律時，頌歌作者羅曼努斯（Romanus，他的作品出現在6世紀早期阿那斯塔修斯一世時期）卻使用了新的格律，並使用了藏頭韻和尾韻。
學者們長期以來曾就羅曼努斯是生活於6世紀還是8世紀爭論不休。他的簡略「生平」則提到，他是在皇帝阿那斯塔修斯統治時期到達君士坦丁堡的，但長期以來無法判斷這位阿那斯塔修斯是阿那斯塔修斯一世（491—518年在位）還是阿那斯塔修斯二世（713—716年在位）。然而，學術界通過對羅曼努斯作品的長期研究，確定他指的是前者。注305頌歌作者羅曼努斯有時候被稱為拜占庭時期最偉大的詩人,是「韻律的品達」注306「最偉大的宗教天才」「現代希臘的但丁」。注307他寫了大量華麗的讚美詩，其中就有著名的基督教讚美詩「聖母今日帶來了超驗的實體」（Supersubstantial）。注308羅曼努斯生於敘利亞，他寫作的盛期極有可能是在查士丁尼統治時期。因為，據他的《生平》一書中說，當他在阿那斯塔修斯統治時期從敘利亞來到君士坦丁堡時，他僅是個年輕的助祭，在君士坦丁堡，他奇蹟般地從上天獲得了寫作讚美詩的才能。6世紀出現的羅曼努斯的精美作品似乎表現出，5世紀的宗教詩歌已達到發展的較高階段；遺憾的是，可證實這一點的資料尚不充分。但是，若沒有教會詩歌在早些時候的發展為基礎，像羅曼努斯這樣一位非凡的詩人在6世紀出現，的確是難以想像的；同樣遺憾的是，由於羅曼努斯的多數讚美詩仍未出版，注309也難以對他進行恰當的評價。123
以拉丁文寫作的拉克坦提烏斯（Lactantius）是4世紀早期的北非基督教作家。由於他是《基督教迫害者之覆滅》（De mortibus persecturum）一書的作者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此書記錄了所謂《米蘭敕令》注310發布之前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時代的歷史。
這一時期有許多著名的基督教文化作者，但異教文學也並不落後。在異教文學的代表人物中，有許多重要的天才人物，其中之一就是帕夫拉戈尼亞的迪米斯提烏斯（Themistius of Paphlagonia），他是4世紀後半期的人。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學校做過哲學教育的指導，宮廷發言人，也是一位受到基督徒和異教徒同等尊敬的元老。他寫了一部大型的《亞里士多德著作節選集》，他試圖在此書中解析這位希臘哲學家的複雜思想。他也寫了大約40篇演說詞，這些演說詞提供了這一時期的重要事件和他的私生活的豐富資料。4世紀異教教師中最偉大的是安條克的利巴尼奧斯，他對其同代人的影響超過了當時任何人。在他的學生中，有約翰·赫里索斯頓、瓦西里和納西昂的格列高利，年輕的朱利安皇帝在其即位之前曾以極大的熱情修過他的課程。利巴尼奧斯的65篇公開演講詞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它們提供了當時帝國內部生活的豐富資料。他的信件集也相當重要，這些信件內容之豐富、氣質之非凡，堪與昔蘭尼加的希奈修斯的信件相媲美。124
朱利安皇帝是4世紀文化生活中一個相當出色的人物，儘管他的生命很短暫，但他明顯表現出了在文學各個領域的才能。他的演說，如他「致太陽神」的申訴，反映了他對哲學和宗教的朦朧思考；他的書信；他的「斥基督徒」（目前僅保留了其片斷）；他的諷刺作品《大鬍子皇帝的仇視者》（Misopogon）注311是針對安條克人寫的，作為傳記資料非常重要。所有這些都說明，朱利安是一個天才的作家、歷史學家、思想家、諷刺作家和倫理學家。他的作品所反映的現實生活之深度是必須加以強調的。然而，這位年輕皇帝的英年早逝，使他的非凡天賦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機會。
4—5世紀的異教文學在純歷史領域也有許多代表者。其中最為重要的是4世紀用拉丁文寫了著名的羅馬諸帝傳記集的作者，其書名為《奧古斯都列傳》（Scri 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對於該書作者身份的認定，以及對於此書的歷史價值的認定曾引起了各種爭論，並產生了許多文學作品。注312但是，在1923年，一位英國作者寫道：「寫作《奧古斯都列傳》所投入的時間和工作……是巨大的，而論其對歷史研究進程的實際作用，卻是毫無意義的。」注313N.貝恩斯最近做了一個十分有意思的努力，企圖證實這部《奧古斯都列傳》的寫作是朱利安皇帝的授意，其目的很明顯，即宣傳朱利安，宣傳他的全部統治和宗教政策。注314這一觀點並沒有被學者們所接受。注315
色雷斯的普利斯庫斯（Priscus）是5世紀的歷史學家，也是帝國赴匈奴使團的成員，是另一個有傑出貢獻的人。他的《拜占庭史》（現只存有殘卷）及他關於匈奴人生活習俗的記載都相當有趣且頗有價值。事實上，普利斯庫斯的作品也是6世紀的拉丁文歷史學家卡西奧多魯斯（Cassiodorus）和約達尼斯記載阿提拉和匈奴人歷史所依據的主要資料。生活於5世紀和6世紀早期的佐西姆斯寫了《新歷史》（The New History），記載了410年阿拉里克包圍羅馬之前的歷史。作為一個熱忱的舊教教徒，他解釋道，羅馬帝國的衰落是因為諸神被羅馬人摒棄而憤怒，他還特別譴責了君士坦丁大帝。他對朱利安的評價非常之高，據一位近代作者講：「佐西姆斯不僅是羅馬衰落時期的歷史學家，而且是他所捍衛和讚美的共和國的理論家；他是5世紀唯一的『共和派』。」注316 125
阿米亞努斯·馬爾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是出生於安條克的敘利亞人，於4世紀末寫了他的《羅馬史》（Res Gestae），這是一部用拉丁文寫就的羅馬帝國史。他意欲將此書寫成塔西佗《歷史》的續編。該書記載了自涅爾瓦（Nerva）即位到瓦倫斯去世時期（96—378年）的歷史。該書只有最後18卷保留下來，涵蓋353—378年的歷史，作者由他隨同朱利安遠征波斯的艱苦的軍事生活之體驗中受益匪淺，留下了關於當時歷史的第一手資料。儘管他直到去世前都不是基督教徒，但他對基督教表現出了極大的容忍力。他的歷史作品是研究朱利安和瓦倫斯時期的重要資料，也是研究哥特人和早期匈奴人歷史的重要資料。他的文學天賦受到近代學者的高度評價。施泰因稱他是塔西佗和但丁之間最偉大的文學天才，注317貝恩斯稱他是羅馬最後一位偉大歷史學家。注318
雅典這座衰落中的古典思想的城市，是5世紀新柏拉圖主義的傑出代表、君士坦丁堡的普羅克洛斯（Proclus）的家鄉，他有很長一段時間在雅典教書和寫作。此地也是狄奧多西二世的皇后歐多西婭·雅典娜的出生地，歐多西婭也頗有文學天賦，並寫過幾部作品。
這一時期的西歐文化，是以聖奧古斯丁的重要著作為其傑出代表的，還有其他一些天才的詩歌和散文作家的作品，在此處暫且不予討論。
首都遷至君士坦丁堡後，在4—5世紀，拉丁文仍然是官方語言。在狄奧多西法典中收入的所有皇帝敕諭及後來5世紀和6世紀早期公布的敕令都使用拉丁語。但在狄奧多西二世時期，君士坦丁堡高等學校的全部課程中，拉丁語的優勢地位則處於衰落之中，人們顯然更樂於使用希臘語，首先因為，這是在帝國東部廣泛使用的口語。在雅典的異教學校中，希臘傳統也占統治地位。126
4—6世紀是各種因素逐漸融合發展出一種被稱作拜占庭的或東方基督教的新藝術的時期。隨著歷史科學更深入地探究了這一藝術的根源，可以看出東方藝術及其傳統在拜占庭藝術發展中的優勢地位越來越明顯了。到了19世紀末，德國學者提出了「羅馬帝國的藝術」的理論，認為，羅馬帝國的藝術在帝國的前兩個世紀中於西方發展，取代了處於衰落中的東方希臘化文化的地位，因此，它為4—5世紀的基督教藝術奠定了基礎。目前，這一理論已被摒棄。自從1900年，D.V．阿伊那洛夫（Aïnalov）的著名作品《拜占庭藝術的希臘化源泉》（Hellenistic Origin of Byzantine Art）問世，及1901年奧地利學者J．斯特拉齊格夫斯基（Strzygowski）的傑出著作《東方還是羅馬》（Orient or Rome）一書出版之後，拜占庭藝術的起源問題已經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出現；人們認為在東方基督教藝術發展中的主要角色當然是歸於東方，問題在於須確定如何理解「東方」一詞及東方的影響。不倦的學者斯特拉齊格夫斯基在其大量的同類作品中強調了古代東方對拜占庭藝術的巨大影響。起初，他在君士坦丁堡尋找這一影響的中心；後來他轉向埃及、小亞細亞和敘利亞，竟至遠及東方和北方，越過兩河地區，進入伊朗高原和阿爾泰-伊朗的群山之中及亞美尼亞，尋找這些主要影響的根源。他認為：「希臘是屬於古典藝術的，而伊朗是屬於新的基督教世界。」注319他也援引印度和中國的新疆地區對此問題做進一步的說明。現代歷史科學雖然承認他在探索拜占庭藝術起源問題上的偉大貢獻，但對於他最現代的假說仍持很大的保留意見。注320
4世紀是拜占庭藝術史上最重要的時期。在羅馬帝國境內，基督教信仰的新地位，即先是被承認為合法宗教，後來成為國家宗教，促進了基督教的迅速發展。基督教的、希臘化的和東方的三種因素在4世紀匯合，從中產生了所謂的東方基督教藝術。
由於君士坦丁堡被定為帝國的政治中心，它也逐漸成了文化和藝術的中心。但這並不是立即發生的。「君士坦丁堡並不曾存在過現成的文化來抵制或控制外來力量的影響；她首先要平衡和同化新的影響，而這是至少要有一百年時間才會完成的使命。」注321
敘利亞、安條克、埃及（以亞歷山大為首）及小亞細亞的藝術生活顯示出更多的古典傳統的痕跡，在東方基督教藝術的形成中，產生了極為強大有益的影響。敘利亞的建築藝術在4—6世紀一直繁榮。耶路撒冷、伯利恆及拿撒勒的莊嚴華麗的教堂，早在君士坦丁大帝時期就建立起來了。安條克和敘利亞的教堂尤為壯麗輝煌。「安條克，作為一種燦爛文化的中心，自然在敘利亞的基督教藝術中居於主導地位。」注322遺憾的是，長期以來，關於安條克藝術的資料甚為欠缺，只是在近期，人們對這一藝術之美及其重要意義才有了較深的了解。注323M．德沃格（M.de Vogue）於1860年和1861年挖掘了位於敘利亞中部的那些「死城」的遺址，為人們揭示了4—6世紀基督教建築樣式的概念。5世紀末期一座最典型的建築物是坐落於安條克和阿勒頗之間的著名的聖西門·斯蒂利特（Kalat Seman）注324修道院，它那莊嚴的遺址至今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注325約旦河東側姆沙塔的著名石柱中楣，現存於柏林弗里德里希皇家博物館，顯然也是4、5或6世紀的作品。注3265世紀初期的代表性建築是埃及的一處華美教堂，它是阿卡第皇帝在一個著名的埃及聖徒梅納斯（Menas）墓上所建。只是近期C．M．考夫曼（C．M．Kaufmann）才挖掘和考察了它的遺址。注327在鑲嵌畫、畫像及絲織畫（早期基督教時代的絲織畫像）及相應領域，同樣存在一些拜占庭早期的重要作品。
5世紀修建的君士坦丁堡的城牆至今仍存。金門（Porta Aurea）是皇帝正式進入君士坦丁堡的城門，建於4世紀末或5世紀初；它以建築的壯麗而馳名於世，至今尚存。
君士坦丁時期修建的教堂有君士坦丁堡的聖伊琳娜教堂和使徒教堂。聖索菲亞教堂可能是君士坦丁時期奠基而落成於其子康斯坦提烏斯時期。這些教堂於6世紀為查士丁尼所重建。5世紀建於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另一座教堂斯圖迪恩的聖約翰教堂，如今是米爾-阿克爾清真寺。
早期拜占庭藝術的遺產也在帝國西部地區被保存下來。其中有薩洛尼卡的一些教堂，戴克里先在達爾馬提亞的斯帕拉托的行宮（4世紀早期）；羅馬的聖瑪利亞古教堂中的一些繪畫（顯然是5世紀末以來的作品）；注328拉文納的加拉·普拉奇迪陵和正教洗禮堂（5世紀）；還有北非的一些遺址。
4、5世紀的藝術史，應視為查士丁尼大帝時代的準備階段，在查士丁尼時代，「君士坦丁堡的自我意識已充分覺醒，並賦予自身發展的動力」，這一時期已被公正地譽為拜占庭藝術的第一個黃金時代。注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