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國史 · 第一章 拜占庭歷史研究的回顧3
西歐學者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是與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學緊密相連的。而拜占庭文獻在義大利幾乎無人知曉，人們也似乎沒有發現有樂於了解它的明顯跡象。這種忽視中世紀希臘文學的態度，由於人們為尋找希臘文手稿對東方的頻繁訪問，以及對希臘語言的全面研究而逐漸地發生了變化。但是，在14、15世紀，對於拜占庭文獻的興趣還僅僅是偶然的，比起對古典世界的興趣來，則相形見絀了。
然而，到了16世紀，對拜占庭的歷史和文獻的興趣，有了較顯著的改變。在這個世紀裡，拜占庭作家的許多著作（儘管重要性不盡相同，也未經精心選擇）在歐洲的各個地區出版了：在德意志由希羅尼姆斯·沃爾夫（Hieronymus Wolf）、在荷蘭由慕爾西烏斯（Meursius）、在義大利是由兩名希臘人——阿萊曼努斯（Alemannus）和阿拉提烏斯（Allatius）出版的。
法蘭西的貢獻
對拜占庭時期的真正科學的研究是17世紀於法蘭西開始的。在路易十四的光輝時期（這一時期法蘭西文學成了全歐洲的典範），拜占庭學識在法蘭西得到了高度重視，國王、大臣、主教和民間的個人，競相建立圖書館和收集原稿，學者們得到各種優待，受到重視。
17世紀早期，路易十三就將教會助祭阿迦佩圖斯（Deacon Agapetus）給查士丁尼的教言由希臘原文譯成法文。紅衣主教馬扎林（Mazarin）是一個書籍愛好者和孜孜不倦的史料原稿的收集者，他建立了一個收藏了許多希臘著作的豐富的圖書館。他死後，這一收藏轉歸巴黎的王室圖書館（今天的國家圖書館），該圖書館是16世紀由弗蘭西斯一世建立的；路易十四的著名大臣科爾貝（Colbert）也是王室圖書館的館長，他不僅持續為圖書館增添文學寶藏，而且去國外收集手稿。18世紀，法蘭西國王將科爾貝個人的豐富藏品收在王室圖書館中，其中有大量希臘文原稿。紅衣主教黎塞留為了以令人滿意的式樣出版著名作者的著作而在巴黎創建了王室印刷所（盧弗爾印刷所）。這個印刷所使用的所謂的「王室希臘文」字體，以美觀著稱。1648年，在路易十四和科爾貝庇護下的這家王室印刷所，出版了第一部拜占庭歷史學家著作集。到1711年，已出版了這一套選集的對開本共34卷。這一編輯工作在當時是一個偉大的成就，即使在今天也沒有哪一版本能完全替代它。當第一卷在法蘭西出版時，法國的編輯兼學者萊比（Labbé，Labbaeus）對所有的拜占庭史愛好者發出了倡議，他強調了拜占庭這個東方希臘帝國歷史的重要性，指出，它的「歷史事件之多是這樣令人驚訝，它的多樣性是這樣有吸引力，持續時間之長是這樣值得關注」。他要求歐洲學者們搜尋並發表湮沒在圖書館塵埃中的歷史文獻，並承諾，這些人將得到「比金石更不朽的聲望」，注5以此來鼓舞所有的合作者。4
杜康之。——著名的杜康之（Du Cange，1610—1688年）是法國17世紀第一流的學者，他的為數眾多的各類著作，至今還保持著活力和重要意義。杜康之是歷史學家、語言學家、考古學家、古錢學家和藝術編輯，是這些領域的精通者，是永不疲倦的、嚴格的學者。他於1610年生於法國的亞眠，後來被父親送到耶穌會士學院。在奧爾良和巴黎做了若干年律師之後，他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城市，結了婚，成了10個孩子的父親。1668年，由於黑死病蔓延，他離開亞眠，定居巴黎，直至1688年10月23日去世。令人驚奇的是，他在45歲之前沒有發表過任何東西，在亞眠以外幾乎無人知道他的名字。但在其一生的後33年，他卻完成了自己的巨著。他的學術著作之多，若非他親手寫的原稿仍然保留至今，是難以令人置信的。他的傳記作者寫道：「18世紀的這位學者是在一條前所未有的全神貫注的道路上撰述的：『他結婚50年，又是多子女家庭的父親。為何竟能如此讀書、如此思考、如此著述呢？』」注6杜康之在拜占庭史方面的傑作是《法蘭克諸王統治下的君士坦丁堡》（Histoire de l』empire de Constantinople sous les empereurs français），該書在杜康之去世前經過修訂，但該修訂版直到19世紀才出版；《拜占庭家族》（De families byzantinis），包括了豐富的家譜資料；以及《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 Christiana），含有至1453年為止的詳細而精確的君士坦丁堡方誌資料。後兩部著作，後在同一部書《拜占庭歷史的註解與補證》（Historia Byzantina duplici commentario illustrata）中出版。在杜康之去世前三個月，他發表了兩卷本（對開本）《中世紀希臘文詞典》（Glossarium ad scriptores mediae et infimae graecitatis），按照俄羅斯拜占庭學者V.G.瓦西列夫斯基（V.G.Vasilievsky）所說：「這部著作是無可比擬的巨著，編輯這樣一部書說不定需要動用一群專業學者。」注7直到今天，這部詞典仍然是所有從事拜占庭史及一般中世紀研究的學者們必不可少的資料。除了這些創造性的著作之外，杜康之還發表了許多著名拜占庭歷史學家著作的標準版本。這些版本因為有了地道的專業注釋而特別重要。杜康之的另一部巨著《中世紀拉丁文詞典》（Glossarium ad scriptores mediae et infimae latinitatis）對於拜占庭學研究者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杜康之健康狀況一直良好，但1688年6月突然病倒，同年10月去世，終年79歲。臨終之際，家屬及朋友都在身邊。他被葬在聖熱萬教堂。他的墓穴已無蹤跡,但現在巴黎的一條狹窄而偏僻的街道仍叫「杜康之街」注8。5
其他法國著作家。——杜康之不是法國拜占庭研究領域的唯一著作家。就在同一時代，馬比榮（Mabillon，1632—1707年）寫下了他不朽的著作《古文書學》（De re diplomatica），創立了全新的資料文獻及敕書的學問。18世紀早期，蒙弗孔（Montfauson，1655—1741年）所寫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希臘古文書學》（Greek Paleography）問世，至今仍然不失其價值。這一時期也出版了在巴黎居住和寫作的拉古薩的本篤派修士班都里（Banduri, 1670—1743）的多卷本著作。他於1711年發表了《東方帝國》（Imperium Orientale）一書，其中包含拜占庭時期的歷史地理學、歷史地誌學和考古學方面的豐富資料。幾乎與此著作同時，是多明我派修士勒坤（Le Quien，1661—1733年）所進行的深入研究，他的《基督教東方》（Orient christianus）一書，是特別著重於研究基督教東派教會的豐富的歷史資料集。注9因而，直到18世紀中葉，法國毋庸置疑地成了研究拜占庭的領導中心，這一時期的許多法文著作一直頗有價值。6
18世紀和拿破崙一世的時代
18世紀，法國的情況有了變化。「理性時代」的特徵，表現為對過去的否定，對宗教的懷疑，對教權與君主專制的激烈批評。這時再也找不到對拜占庭帝國感興趣的事物了。中世紀的歷史，被人們想像為「野蠻的、不文明」時期的歷史，是黑暗和愚昧的根源。18世紀一些最先進的思想家沒有對這一時期進行任何研究，就對中世紀希臘史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伏爾泰批評了羅馬歷史上的帝政時代後，進一步指出：「這裡有另一部歷史，比塔西佗時代以來的羅馬歷史更為荒謬；這就是拜占庭的歷史。這是一部毫無價值的集合，除了雄辯術和神跡奇事外，它一無所有。它是人類智慧的一大恥辱。」注10嚴肅的歷史學家孟德斯鳩寫道，從7世紀早期「開始的希臘帝國的歷史，只有一系列的造反、暴動、背叛，余者一無所有」注11。英國歷史學家吉本的著作，也受到18世紀思潮的極大影響。這種對拜占庭歷史否定和貶抑的態度在18世紀後半期發展起來，中經法國大革命時期，一直延續到19世紀早期。例如，著名的德國哲學家黑格爾（1770—1831年），在他的《歷史哲學講義》中寫道：「拜占庭帝國在內部被各種欲望弄得昏天黑地，在外部則受到野蠻人的壓迫，而對這些野蠻人，皇帝只能進行軟弱無力的抵抗。這片領土總是處於不安全的情況下。整個帝國呈現出一幅愚蠢的令人作嘔的面貌；可恥的，甚至瘋狂的貪慾壓抑著一切高尚的思想，皇帝因將軍們的策劃或廷臣們的陰謀而被廢黜；皇帝被他們自己的妻子或兒子暗殺、毒害；女人們沉溺於貪慾及各種可憎的行為。這就是歷史給我們描述的一幅情景；直到大約15世紀中葉（1453年），這個東方帝國的腐朽大廈才終於被強大的土耳其人大軍摧毀。」注12政治家們把拜占庭作為一個無能的樣板來引證。例如，拿破崙一世在「百日王朝」時，於1815年6月對議會的講話中說道：「幫助我挽救我們的國家吧，……我們不要仿效拜占庭帝國的模式，它受各處的野蠻人所壓迫，成了後代的笑柄，因為在攻城槌擊破城門時，它卻沉湎於無謂的內爭。」注13 7
到19世紀中葉，這種對中世紀學的態度在學術界才發生了變化。在革命時期的風暴和拿破崙戰爭之後，歐洲人對中世紀有了不同程度的重視，恢復了研究這一「野蠻的、不文明」時期的興趣。拜占庭歷史又一次成為熱心學者們研究的對象。
孟德斯鳩。——18世紀前半期「理性時代」著名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鳩（Montersquieu,1689—1755年），寫了他的《羅馬盛衰原因論》，於1743年出版。這部作品的第一部分，簡潔、風趣和生動地敘述了始自羅馬建城時期的羅馬帝國的發展，最後四章專門敘述拜占庭時期，到1453年土耳其占領君士坦丁堡為止。這部作品，當然是在18世紀思想的影響下寫的，顯而易見，孟德斯鳩堅持了對這一時期歷史的正確認識；他認為拜占庭歷史是羅馬歷史的延續。正如他所說，他只是從6世紀後半期開始，方稱羅馬帝國為「希臘帝國」。他對這個帝國的歷史，抱著很苛刻的態度。他堅持認為，拜占庭帝國的社會結構、宗教生活以及作戰方法，是有相當多的組織上的缺陷的；他還認為，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樣腐敗的制度，怎麼能夠一直延續到15世紀中葉。這個問題看來對作者有相當的重要性，在最後一章他專門說明了帝國延續生存的原因，解釋了諸多因素。他指出，在與後來勝利的阿拉伯人的鬥爭中，「希臘火」的發明，君士坦丁堡的商業繁榮，野蠻人在多瑙河地區的定居（他們保護著帝國反抗新的侵略），這些就是這一東方帝國得以長期生存的主要原因。他寫道：「就這樣，當帝國由於貧弱的政權機構而衰敗下來時，都得到了不尋常的外因的幫助。」受到土耳其人威脅的最後的帕列奧洛格王朝使孟德斯鳩想起了萊茵河，「像小溪一樣流入大洋就消失了」。
儘管孟德斯鳩的主要興趣不在拜占庭的歷史上，儘管他完全像他的同代人一樣不屑於研究中世紀學，但他確實留下了發人深省的記錄，甚至人們今天讀起它來，還會感到頗有興味。現代的一個研究孟德斯鳩的學者、法國的A.索雷爾（A.Sorel），稱孟德斯鳩撰寫的拜占庭史的各章是「大師級的敘述和標準的解釋」注14。8
吉本。——18世紀也產生了英國的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on,1737—1794年），他是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吉本出生於1737年4月27日，曾在威斯敏斯特及家庭教師的關懷下，接受了初級教育。1752年，他考取了牛津的馬德林學院。不久以後，他到了瑞士的洛桑，受到一個加爾文教徒注15的指導。在這裡居住的五年中，他用大多數時間來學習法語，讀古典文學作品和重要的歷史學及哲學著作。這次長期僑居生活，在年輕的吉本思想深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瑞士成了他的第二故鄉。正如他後來所寫的：「當時，我已不再是英國人，從16歲至21歲這一多變的青年時期，我的思想感情、生活習慣、主觀見解，都帶上了外國人的特色；對英國的淡漠不清的記憶幾乎全部從記憶中抹掉了；我對自己的民族語言也很不熟悉，而且，在離鄉背井的情況下我似乎已經心甘情願地接受了無法改變的命運安排。」在洛桑，吉本「滿意地見到了這一時期最非凡的人物——詩人、歷史學家、哲學家」伏爾泰。注16
回到倫敦，吉本發表了他於1761年用法文寫的第一部著作《文獻研究隨筆》（Essai sur l』étude de la litérature），該書在法國和荷蘭受到了熱烈歡迎，但在英國則受到冷遇。此後的兩年半時間，吉本是同在英法七年戰爭中組織起來的漢普郡民兵一起度過的。1763年，他途經巴黎回到他熱愛的洛桑。就在這年，他週遊了整個義大利，訪問了佛羅倫薩、羅馬、那不勒斯、威尼斯和其他義大利城市。吉本在羅馬的訪問，對於他以後的生活特別重要，因為這次訪問喚起了他寫一部「不朽之城」的歷史的想法。「就是在羅馬，」他寫道，「在1764年10月15日，當我置身於卡皮托丘的廢墟中，獨自冥想，聽到托缽僧們在朱庇特神殿上唱著晚禱詞時，編寫羅馬城衰亡史的想法，首次湧上了我的心頭。」注17吉本的原計劃只是寫羅馬這座城市；後來，這一計劃發展為寫一部完整的羅馬帝國史，包括西方帝國和東方帝國，寫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9
第二次回到倫敦後，吉本開始積極為預期工作收集材料。這部歷史的第一卷，由奧古斯都時期開始，出版於1776年。它即刻獲得了成功。幾天之內第一版就銷售一空。據吉本說，他的「書被放在每張書桌，甚至每一張梳妝檯上」注18。在繼此之後的各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吉本自己的宗教觀點與18世紀的精神是頗為一致的。這就引起了一陣猛烈的、主要是來自義大利天主教徒的抗議。
吉本一直有一個心愿，要在洛桑，他青年時代的學校度過他的晚年；終於，在第二次訪問洛桑以後20年，吉本擁有了足以獨立生活的財產。他回到了他喜愛的城市，在這裡完成了他計劃中的歷史著作。他是這樣描述完成這部多年著作的時刻的：
1787年6月27日這一天，或更確切地說，在這天夜裡，11時到12時之間，我在花園中的避暑室里寫了最後一頁的最後幾行。我擱下筆，在樹冠遮蓋的陽台迴廊上漫步，從這裡可以眺望到村野田園，湖光山色。空氣是溫馨的，天空是寧靜的，月亮的銀輝灑在湖面上，整個大自然萬籟俱寂。我掩飾不住首次如釋重負的喜悅之情，也許從此我還會一舉成名。但是這種自豪感很快消失了，一種很自然的憂慮，在我的頭腦蔓延。我想，我已經永久地與一個多年愜意的伴侶告別了，並且，無論我的這部歷史作品將來的命運如何，作為歷史學家的生命卻一定是短促而不安定的。注19
法國革命事變的衝擊，迫使吉本回到英國，1794年1月，他在英國去世。
吉本是少數在文學界和歷史學界同時享有顯著地位的作家之一。他的文風優雅華美，使得同時代一位歷史學家把他與修昔底德和塔西佗相比。注20吉本留下了一本出色的自傳，英國出版家伯克貝克·希爾（Birkbeck Hill）評介說：「它是這樣簡潔，以至於燃兩支蠟燭的工夫就可讀完；它的內容是這樣有趣，而且在思想的轉折及寫作風格上是這樣引人入勝，以至於可以讀兩遍三遍，仍與讀頭一遍一樣興味無窮。」
由於吉本受所處時代的思想影響，他在自己寫作的歷史中堅持這一觀點：「我敘述了野蠻狀態和宗教信仰的勝利。」換句話說，吉本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從第二世紀開始就是倒退運動。當然，今天看來，吉本描述基督教的章節也幾乎沒有什麼歷史的重要性。10
許多因素影響到現代人對吉本的評價。因為自他的時代，歷史資料更加豐富了，歷史的疑難問題也發生了變化，對歷史資料的考證更有批判性，對各類史料的相互關係也有了更清楚的解釋，並且新的學科，例如古錢學、銘文學、印章學和紙草學，都已被全部納入歷史學的研究範圍。此外，吉本對希臘語並不精通。關於518年以前，即到阿那斯塔修斯一世去世以前的史料，吉本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的是他的一個優秀的前輩、法國學者提耶蒙特（Tillemont）於1692年出版於布魯塞爾的馳名一時的著作《帝政史》（Histoire des Empereures）的資料。因此，吉本對這一時期歷史的研究比他的歷史著作中描述的其他各個時期的部分更為詳細而準確。
對於以後的時期，即東羅馬或拜占庭時期的敘述，吉本並不十分成功。這一方面是歸因於這樣的事實，即他沒有機會接觸到最基本的資料；另一方面，則歸因於他受到他那個時代思潮的強烈影響，這種思潮對於研究拜占庭史是不利的。對於這一點，英國史學家弗里曼（Freeman）寫道：
現在，儘管吉本在他的涉及拜占庭歷史的各章中比別處表現出更卓越的分類和概括的才能，儘管他運用了生動的描寫和更引人入勝的含蓄的寫作手法，但是他的寫作手法顯然不能喚起人們對於他所描述的人群或時代的重視，或是吸引許多人更細緻地研究它們。他的無與倫比的諷刺和貶抑的才能始終在起作用；他是那樣樂於表現任何時代或任何個人的可笑而脆弱方面的逸事，他也不能熱情地讚揚任何人或事。幾乎這樣寫的任何歷史，都最先在讀者的想像中留下可輕視的一面。也許任何歷史都不能毫無損害地通過這樣嚴峻的檢驗；在所有歷史中，拜占庭史是最無力經受這樣的檢驗的。注21
拜占庭歷史被這樣處理，顯而易見是不正確的。所有皇帝的個人歷史和家庭事件，從席哈克略的兒子到伊薩克·安吉列時期的歷史都被壓縮在一章中。J.B.柏里評論道：「這種敘述主題的方法，是與作者對拜占庭即東羅馬帝國的輕視態度相一致的。」注22吉本對席哈克略帝國之後的內政史的解釋，不僅是膚淺的，而且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無論如何，吉本受到了他的時代資料條件的限制，當時，拜占庭破壞聖像時期或10—11世紀時期的社會史還沒有得到研究和解釋。儘管吉本的著作有這些公認的缺點和空白，但它仍是很重要的，值得花費時間一讀。11
《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的第一版六卷本，於1776—1788年在倫敦出版，以後又多次再版。19世紀末，英國拜占庭學家J.B.柏里出版了這部作品的新版，補充了極有價值的注釋，對許多問題做了新的重要的補充，並且加了一個很好的索引。柏里的補充材料中，包含有吉本之後歷史研究的成果。吉本的著作被翻譯成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語言。在柏里的新版問世之前，著名歷史學家、政治家基佐（Guizot）的法文譯本於1828年在巴黎出版（13卷），該書因其批判性的和史實性的注釋而具有特別的價值。涅維多姆斯基（Nevedomsky）的俄文譯本於1883—1886年亦在莫斯科出版。注23
勒博。——18世紀法國著作家們表現出來的對拜占庭的輕視態度，並沒有阻止法國人夏爾·勒博（Charles Lebeau）極其詳細地記錄拜占庭的歷史事件。注24他不大懂希臘語，因此不得不依賴基本史料的拉丁文譯本，而未能有鑑別地使用它們。他給自己的這部匯編命名為《始於君士坦丁大帝的晚期帝國史》（Histoire du Bas-Empire en commençant à Constantin le Grand）注25，長期以來，這一名稱被認為是對拜占庭帝國普遍輕視態度的象徵。儘管該書在1757—1786年出版了21卷，卻仍沒有完成。後來補充了六卷，但這部完成的著作在今天並不太重要。19世紀有兩個研究東方文化的學者修訂和補充了這部著作，一個是亞美尼亞的歷史專家M.德·聖-馬丁，另一個是喬治亞歷史專家M.布羅塞特。聖-馬丁寫道：「這不僅是我們發表的勒博著作的新版，而且是一部新書，它的重要性是任何一個關心歷史研究進步的人都無可非議的。」注26這一新版（1824—1836年巴黎）《拜占庭帝國史》（Histoire du Bas-Empire）現代可能還有一些價值，因為它從東方，主要是亞美尼亞的史料中得到了大量的充實。12
努加來。——1799年，一個法國作家努加來（P.J.B.Nougaret）出版了書名相當長的五卷本歷史著作，它的縮略標題是《君士坦丁堡或拜占庭帝國的奇聞逸事，從它的建立者君士坦丁統治起，到穆罕默德二世對君士坦丁堡的占領，至我們今天的時代……；有命運變遷的最驚人的史實和最特別的變革》注27。這部書僅僅是從許多著作中摘錄的匯編，特別是從李博的《拜占庭帝國史》中摘錄的，並沒有什麼歷史價值。在序言中，努加來表達了那個時代的政治憂慮；他預見，「一個大的災禍將出現在我們的眼前，它會使第二羅馬落到韃靼人……它們現在叫俄羅斯人……手中……自土耳其人和俄羅斯人可怕的反法聯盟建立以來，人們現在經常這樣談論君士坦丁堡。」注28
1811年努加來把這五卷書壓縮為單卷本出版，標題是《拜占庭帝國史的優勢，從君士坦丁大帝到穆罕默德二世占領君士坦丁堡期間最奇妙而有趣的敘述》，他把這本書獻給對青年的教育。作者寫道：「這些災難性的流血情景，這些如此值得追憶的事件，將引起我們的青年讀者最有益的思索。看到墮落和犯罪經常給人們帶來災難，他們將認識到道德的寶貴，他們將為生活在一個極樂時代而祈福——這一時代只是通過歷史知道『革命』的概念；他們將能夠珍惜在一個寬宏大量的君主（他的臣民的恩主）統治下的國家所安享的幸福。」注29
魯瓦約。——J.C.魯瓦約（Royou）在拿破崙時期是一個新聞工作者，在五人執政內閣時期，成為一名律師，復辟時期是一個戲劇檢查官。他寫了一部九卷本的《君士坦丁時代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晚期帝國史》（Histoire du Bas-Empire depuis Constantin jusqu』à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en 1453）（簡稱《晚期帝國史》）。魯瓦約認為，許多法文版的現存歷史著作都需要修訂，特別是那些有關「拜占庭帝國」的作品，包括勒博的著作，雖然有較高的質量，但難以閱讀。在他看來，勒博忘記了「歷史絕不是描述世界上發生的所有事情，而是要記錄那些重要的事件；那些沒有教益或沒有趣味的必須毫不猶豫地捨去」。他相信「通過研究各帝國衰落的原因，可以找出制止或至少延緩它們將來衰落的手段。……最後，我們可以有幸觀察到君士坦丁堡在某種程度上是羅馬帝國的影子。直到它存在的最後一刻，其景象仍是迷人的。」注30魯瓦約頗多奇聞逸事的歷史，既不依靠原始史料，也不附以任何參考文獻。上述引文清楚地暗示了這部作品的價值。13
魯瓦約的著作之後不久，出現了驚人的多產的法國著作家塞居爾伯爵（M.le Comte de Segur）的《晚期帝國史》（The History of the Bas-Empire）。他對拜占庭歷史的整個時期的研究並沒有歷史價值，但是，它在法國讀者中頗孚眾望，並發行了好幾版。注31
19世紀中葉迄今
直到19世紀中葉，關於拜占庭歷史的重要的綜合性著作才開始出現。
芬利。——英國歷史學家喬治·芬利（George Finlay）的著作《羅馬人征服至現代的希臘史（公元前146—公元1864年）》（A History of Greece from the Conquest by the Romans to the Present Time，B.C.146—A.D.1864）（簡稱《希臘史》），極大地推動了對拜占庭史的研究。像吉本一樣，芬利留下了一部自傳，非常清楚地表現出他的有趣的生活中影響到他創作的因素。1799年，他出生於英格蘭，並在這裡接受了初級教育。後來，他選擇律師作為他將來的職業，遂去德國的哥廷根完成了羅馬法的學習。當年輕的芬利離開他的叔父時，叔父對他說：「好吧，喬治，我希望你將努力學習羅馬法，但我想，我們再見面之前你會訪問希臘人。」注32這一預言被證實了。
這一時期爆發的希臘革命引起了整個歐洲的注意。芬利不再孜孜不倦地研習羅馬法，而是開始廣泛地閱讀希臘史，學習希臘的語言。1823年他決定訪問希臘，了解希臘人民的生活。他也希望親自去判斷希臘人革命成功的希望如何。1823—1824年，他在希臘訪問期間，多次見到參加希臘民族解放運動，後來在那裡過早去世的拜倫勳爵。1827年，在短期赴英之後，芬利又回到希臘，參加了由戈登將軍組成的遠征隊，去解雅典城之圍。芬利認為，凱波第斯特利亞伯爵做希臘總統，歐洲三個大國對希臘的保護，保證了希臘人民進入和平進步的時期。芬利是一個「親希臘者」，他毫不懷疑地深信這個新國家的未來。這種熱愛希臘的激情，使他決心永遠以希臘作為自己的家鄉，並傾其所有購買和經營了一塊地產。也就在這時，他開始考慮寫一部希臘革命史；為此，他開始研究這個國家的歷史。不久，他寫出了一套關於希臘歷史的叢書，1844年，他的《羅馬人統治下的希臘》（Greece under the Romans）出版，涵蓋公元前146年到公元717年的歷史。十年以後，他出版了《716—1453年拜占庭及希臘帝國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and Greek Empires from 716 to 1453）。緊接著，又出版了兩部近代和現代希臘史著作。後來，他仔細校對了所有的著作，準備出一個新版本，但未及完成，他就於1875年1月在雅典去世。他的綜合性著作《羅馬人征服至現代的希臘史（公元前146—1864年）》由H.F.托澤於1877年出版，共七卷，編者在第一卷開頭添加了芬利的自傳。這一版本在今天仍有價值。14
芬利認為，外國征服希臘20個世紀的歷史，記錄了這個達到古代世界文明頂點的國家的墮落和災難。但是，它的民族特徵卻沒有消亡，其民族的雄心壯志也沒有滅絕。它的人民經歷了許多變遷以後仍保有建立獨立國家的生命力，歷史學家對此絕不能忽視。芬利注意到，長時期受奴役的希臘，其國勢並不是一貫地走向衰退。在羅馬人及後來的土耳其人統治下，希臘人只是一個龐大帝國的無關緊要的一部分。他們並不好戰的特點使得他們在政治上沒有多少重要性，在皇帝或蘇丹的領土內發生的多次重大變革，在希臘沒有發生直接的影響。所以羅馬通史也好，奧斯曼帝國史也好，都不是希臘史的一部分。在拜占庭皇帝統治下，情況則不同了，此時希臘人與帝國的政府是一致的。在這些不同的時期，這個國家的政治狀況的不同，要求歷史學家有區別地解釋它的特徵。注33
芬利把希臘人的歷史作為一個獨立民族的歷史分成六個時期：（1）羅馬統治時期，斷限到8世紀早期伊蘇里亞王朝利奧即位，他的統治賦予君士坦丁堡以新的特徵。（2）第二時期，是新體制下的東羅馬帝國的歷史，習慣上被稱為拜占庭帝國。這個由反對聖像派皇帝恢復、改造和活躍起來的專制主義帝國的記錄，成為君主政體的歷史中最值得注意的有益的教訓。在這一時期希臘人的歷史與拜占庭帝國的編年史是一致的，於是，拜占庭帝國史構成了希臘國家史的一部分，即自716年伊蘇里亞王朝的利奧即位到1204年十字軍占領君士坦丁堡這一時期，是拜占庭歷史時期。（3）東羅馬帝國被十字軍毀滅以後，希臘史分成了幾條渠道分別發展。流亡的羅馬-希臘人從君士坦丁堡逃到亞洲，在尼西亞建立了他們的首都；他們用原來的名字和原來的形式，在一些行省中延續著帝國的統治。不到六十年時間，他們就重新占領了君士坦丁堡；雖然他們建立的政府保留了羅馬帝國的驕傲稱號，但它只不過是拜占庭國家的可憐的摹擬。芬利稱第三個時期為君士坦丁堡的希臘帝國時期，它殘存到奧斯曼土耳其人於1453年攻下君士坦丁堡為止。（4）與上述帝國存在的同時，十字軍攻占了拜占庭帝國的大部分，與威尼斯人劃分了他們的占領區，建立了羅馬的拉丁帝國，並在希臘建立了諸封建公國。拉丁人的統治標誌著希臘在東方的影響將結束，使希臘民族的財富和人數迅速減少。這一時期自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占，至1566年奧斯曼土耳其人占領納克索斯（Naxos）為止。（5）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占領，使新希臘國家在拜占庭帝國的東部行省得以建立，稱為特拉布松（Trebizond）帝國。它代表著希臘歷史中一段奇怪的插曲。這一帝國的政府酷似喬治亞和亞美尼亞的君主制，更帶有亞洲習俗而不是歐洲習俗的印記。然而，在兩個半世紀中，它的重要性是建立在帝國地位和財富資源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其政治力量和希臘文明的基礎上。它對希臘的命運沒有多大影響。1461年它的被征服也沒有引起同情。（6）第六個時期，是在外國統治下的希臘的最後一個時期，自1453年至1821年，包括奧斯曼人的統治及1685—1715年威尼斯共和國對伯羅奔尼撒半島的短期占領。注34 15
芬利對拜占庭歷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雖然他所劃分的希臘歷史的各個時期，像任何框架式的分期一樣，是容易引起爭論的處理方式。但他的劃分仍無可非議地最先注意到拜占庭國家內政史的法律、社會、經濟方面。當然，這還算不上是系統深刻且有獨創性的研究，但在許多問題上，這種研究還是相當必要的。芬利對內政史的描寫，大部分是從全面觀察出發，並與最近發生的歷史事件做類比。他的非凡的貢獻就是提出了有關拜占庭帝國內政史的許多重要問題。儘管芬利研究拜占庭史只是作為撰寫現代希臘歷史的準備，他的著作在如今還是值得注意的。16
英國歷史學家弗里曼1855年對芬利的著作做了評價。他談到，芬利的深入而有獨創精神的研究，對專業知識的綜合全面了解，首先是他的獨立大膽的探索精神，使他的著作能夠在他那個時代偉大的歷史學學者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其著作的廣闊及寫作的難度來看，芬利的著述可以被視為吉本以來英國出現的最偉大的歷史著作。芬利在他所記敘的這個國家的領土上和它的人民中間度過了他的一生。大概沒有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曾這樣直接地以當代世界的事件作為其材料的來源。與其說芬利是一個職業學者，莫如說他更是觀察力敏銳的政治經濟和法律的研究者，他深刻地考察了他所居住的這塊土地上的狀況，並將他所看到事物的原因追溯到兩千年以前。注35他的作品之優點及其缺陷都歸因於作者從事創作的環境。弗里曼斷定，無論是一般的學者還是一般的政治家所寫的著作，都不及這個唯一的思想家所寫的著作這樣富有天才和獨創性；為了解釋他在自己的時代所看到的問題，他學習、運用、記錄了兩千年的歷史。弗里曼確實明確地提出了芬利的特點：試圖用遺存至今的古代資料來解釋與過去類似的現象。注36
佩帕里哥普洛。——大約19世紀中葉，對拜占庭史感興趣的人們把注意力轉到K.佩帕里哥普洛（Paparrigopoulo）的著作上。他是一個嚴肅的希臘學者，雅典大學的教授，一生致力於研究希臘歷史。早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他就發表了一些簡明有趣的歷史作品，例如，1843年在雅典出版的《幾個斯拉夫部落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定居》（On the Settlement of Some Slav Tribes in the Peloponnesus）。但這僅僅是他的更龐大的著作的預演。他一生的主要事業就是為他的人民撰寫歷史。1860—1877年在雅典出版的五卷本《從遠古到當代的希臘人民史》（History of the Greek People from the Most Ancient Times to Recent Years），是他30年努力工作的成果。這部書發行了許多版，最近的版本是卡羅里茲（Karolides）編校的，於1925年在雅典出版。這部書記載了1832年以前的希臘人民史。這一相當龐大的著作是用現代希臘文撰寫的，但它未能廣泛發行。後來，佩帕里哥普洛決定把他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概括在一卷書里，即1879年出版於巴黎的法文著作《希臘文明史》（Histoire de la civilization hellénique）。在去世前，佩帕里哥普洛還想用希臘文寫一部同樣性質的著作，但未能如願。他去世後，該書以《希臘人民史的最有教益的成果》為標題出版（雅典，1899年）。它列出了在五卷本歷史中經過部分修訂的詳細闡述的史料摘要和提綱。這一著作的最後四卷是有關拜占庭歷史的。17
儘管佩帕里哥普洛的著作帶有極強烈的偏見，但他的著作仍然值得重視。作者從一個強烈的希臘愛國者的純民族主義的觀點出發看待歷史。對於一切重要的現象，他都注意到希臘的根源，而認為羅馬的影響只是偶然的、表面的。他尤其關注他特別鍾愛的時期，即反對聖像崇拜者的皇帝們統治的時期。他並不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制在這一時期的宗教外衣上，而是從這個運動中看見了一個來自希臘精神最深處的實現真正社會改革的嘗試。他極力主張：「除了基本的宗教教義之外，從社會變革的立場來看，8世紀的希臘改革比近期的西歐改革更深遠，更成體系。使我們感到驚訝的是，他們所提倡的原則和理論竟創立於8世紀。」注37但是，這些改革對於拜占庭社會來說，則太激進、太大膽了；因此破壞聖像時期之後出現了一個反動時期。這就解釋了馬其頓王朝遵循一種保守政策的原因。在整個中世紀，希臘精神保持了它的重要性。1204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是內因引起的，帝國首都只是在十字軍人的野蠻攻擊下才遭到淪陷。即使1204年的悲慘事件給了「拜占庭的希臘主義」以沉重打擊，但「現代希臘主義」卻從此迅速發揮了主導作用，再直接傳到19世紀的近代希臘人。因而，佩帕里哥普洛認為，希臘文化以一種形式或另一種形式連續興旺於整個拜占庭時期。這位希臘學者的著作當然反映了一個希臘愛國者的熱情，儘管如此，他的大作《希臘人民史》和法文版的《希臘文明史》仍是很有價值的著作。佩帕里哥普洛的主要貢獻是，指出了「破壞聖像」運動的重要地位和複雜性。他的著作因為缺少索引和參考材料不容易被引用，考證史實和結論非常困難而且不便。18
霍普夫。——德國教授卡爾·霍普夫（Carl Hopf ，1832—1873年）是19世紀獻身於拜占庭史研究領域的不知疲倦的嚴肅學者。霍普夫出生於威斯特伐里亞，是一個中學教師的兒子。幼年時，他就在外語學習方面表現出驚人的接受能力和記憶力。在波恩大學畢業後，他留校做了助教，熱心致力於研究他所關切的主要學術問題，即1204年以後「法蘭克人」統治下的希臘歷史。1853年和1854年，霍普夫第一次旅行，途經維也納到達北義大利，當時義大利還在奧地利控制下。在義大利，他用大部分時間細緻地研究一些私家檔案。他的工作成果就是，出版了專門研究希臘的各法蘭克王國史及愛琴海諸島史的檔案文獻及專題文章。在格賴夫斯瓦爾德任教授和以後在柯尼斯堡任教授及圖書館主任期間，霍普夫繼續從事中世紀研究。此時，他進行了第二次旅行（1851—1893年），先後到達熱那亞、那不勒斯、巴勒莫、馬耳他、科孚、桑特（Zante）、錫羅（Syra）、納克索斯和希臘，並收集了大量的手稿史料。回到家鄉，霍普夫即著手組織這些材料，但他的身體垮下來，1873年於威斯巴登（Wiesbaden）去世，這恰是他的壯年以及學術創作生涯的盛期。他發表了不少專著和論文以及許多關於「法蘭克人」時期的資料集。
霍普夫的最重要、最有價值的著作是他的《從中世紀開端至當代的希臘史》（Geschichte griechenlands vom Beginne des Mittlelalters bis auf die neuere Zeit，1867—1868），其中，特別是以霍普夫親自收集的手稿資料為基礎的部分，顯示出作者對原始資料使用的廣博知識。他的著作的大量篇幅專門寫「法蘭克人」在東方的統治，他以大量檔案材料為依據，詳細地敘述了在重要的政治中心及愛琴海諸島上的外來統治的歷史。霍普夫收集的手稿未全部發表；因此，在他的書中以這些材料為根據的部分，當然可以作為真正的原始材料。霍普夫所寫的歷史詳細地分析了定居希臘的斯拉夫人的問題。他提出了反對當時著名的法爾梅賴耶（Fallmerayer）注38理論的事實和論據，該理論認為現代希臘人與古代希臘人沒有血緣關係，今天的希臘人是中世紀侵入希臘的斯拉夫人和阿爾巴尼亞人的後裔。注39令人遺憾的是，霍普夫的這一重要著作被收在銷量很有限的舊版《科學與藝術百科全書》（Erisch-Gruber，Allegemeine Encyk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Vol.LXXXV，LXXXVI）中，這一版本缺乏索引目錄之類必不可少的工具，很不能令人滿意。同時，作者並沒有最後完成這本書，史料的整理無計劃，筆法枯燥而繁瑣。但是它的大量新鮮的從未出現過的史料，卻翻開了希臘中世紀史上法蘭克人統治時期歷史的全新篇章。至今，霍普夫的手稿珍品還保存在柏林國家圖書館內。它們為歷史學家們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來源。19
在以後數年，一些法國學者參考霍普夫的著作寫了較通俗的關於中世紀希臘或拜占庭史的概述，其中，至少應提到赫茲伯格和格雷戈羅維烏斯這兩個人。
赫茲伯格。——G.F.赫茲伯格（G.F.Hertzberg）是研究古羅馬古希臘的學者。後來，他逐漸對中世紀有了興趣，撰寫了兩部通史性質的著作《古典時期結束至當代的希臘史》（Geschichte Griechenlands seit dem Absterben des antiken Lebens bis zum Gegenwart），共四卷，於1876—1879年出版於哥達（Gotha）；《迄至16世紀末的拜占庭及奧斯曼帝國史》（Geschichte der Byzantiner und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bis gegen Ende des sechzehuten Jahrhunderts），1883年出版於柏林。儘管這兩部書事實上不具有首創價值，但卻由於它們出色的流暢的文筆，把霍普夫著作的許多成果介紹給了較廣泛的讀者。後一部分由P.V.貝佐布拉佐夫（Bezobrazov）譯成俄文出版（1896年，莫斯科）。這一譯本比德文原書更有價值，因為貝佐布拉佐夫不僅簡要地說明了這一學科可用的文獻，而且增補了許多附錄，介紹了俄羅斯學者在拜占庭內政史領域研究的主要成果。這些補充材料涉及被赫茲伯格忽視的那些方面，諸如宏偉的建築物、宮廷儀式、手工業和商人公會、農民、農民公社和農業法，保護農民土地所有權和保護農奴制的措施，農奴的地位、農民份地、稅冊、納稅制度及徵稅者的弊端等。該書對於粗略了解拜占庭史是非常有價值的。20
格雷戈羅維烏斯。——另一位以霍普夫的研究成果作為自己寫作基礎的是F.格雷戈羅維烏斯（F.Gregorovius）。他因著有大部頭的中世紀羅馬史而聞名。這一著作使作者產生了研究另一個古典文明中心雅典的中世紀史的念頭，這一研究的成果就是他的兩卷本《中世紀雅典城史》，1889年於斯圖加特出版。這部著作是以霍普夫的著作為基礎史料的，如格雷戈羅維烏斯所說，霍普夫的著作開創了從事這一領域研究工作的先河，為之奠定了穩固基礎，也為後來可能開始的這類工作奠定了基礎。注40但是，作者也描述了這個國家的精神生活，這是霍普夫所忽視的方面。他巧妙地處理了這個問題。他搜集了自霍普夫以來發現的新材料，以拜占庭通史為背景，出色地描述了雅典的中世紀史。他的記敘到19世紀希臘王國的建立為止。
柏里。——J.B.柏里（J.B.Bury,1861—1927年）是劍橋大學的教授。除了拜占庭研究領域的其他著作，他還寫了三卷拜占庭帝國通史，敘述了自395年到867年的大事。頭兩卷出版於1889年，書名是《從阿卡第到伊琳娜時代的晚期羅馬帝國史》（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這部兩卷本作品研究的事件至800年，即教皇利奧三世在羅馬為查理大帝加冕為止。N.H.貝恩斯（N.H.Baynes）曾說過：「1889年柏里的《晚期帝國史》出版時，未曾有一個人能夠想到他竟對拜占庭帝國史做了這樣深入廣泛的研究。這是一部驚人的拓荒者的著作，它的出版，確定了柏里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地位。」注41該書的第三卷出版於23年以後，題目是《從伊琳娜的倒台到瓦西里一世即位的東羅馬帝國史》（A History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from the Fall of Irene to the Accession of Basil I）（倫敦，1912年）。該卷敘述了從802年至867年的歷史。1923年出版了前兩卷的第二版。它只記載到查士丁尼大帝統治結束（565年）。它不只是個增補修訂版，而幾乎是一部拜占庭帝國早期歷史的新作。用作者的話說，這兩卷書的第1卷可以用「日耳曼人對西歐的征服」為題，第2卷用「查士丁尼時代」注42為題。但是，565年至800年的歷史卻未能再度出版。顯然柏里打算寫一部完整的拜占庭史，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未及實現這一規劃他就於1927年6月1日在羅馬去世。21
柏里在他的著作中，支持了一種對於羅馬帝國的正確的看法，即它的存在自公元1世紀注43延續到15世紀。柏里在他的第一版序言中說道：沒有任何歷史時期，像「晚期羅馬帝國」之類的錯誤名稱那般會引起人們的誤解和混亂的了。由於不正確的術語超出了人們在開始時可能的設想，就使分期的意義經常被誤解，分期的原本特徵經常被歪曲。理解古代轉變為近代這幾個世紀的歷史，第一步就是理解古羅馬帝國不間斷地始終存在至1453年這一事實，羅馬皇帝世系從屋大維·奧古斯都到拜占庭的末帝帕列奧洛格朝的君士坦丁是無間斷的連續的世系。這一基本事實由於現在用「拜占庭」及「希臘」這些名稱來稱呼這一帝國的後期階段而混亂不堪。用「拜占庭帝國」這一詞彙的史家們通常由於何時是「羅馬帝國」的結束以及「拜占庭帝國」的開始而爭執。有時，這一斷限被劃到君士坦丁大帝建立君士坦丁堡，有時候劃到狄奧多西大帝去世，有時候劃到查士丁尼統治時期，有時候（例如芬利的劃分）劃到伊蘇里王朝的利奧即位，而且，採用其中任一種分期的歷史學家並不能斷言採用另一種不同分期的歷史學家是錯誤的，因為所有這些劃分純屬專斷。羅馬帝國到1453年前並沒有結束，因而如「拜占庭」「希臘」「古羅馬人的」或「希臘-羅馬帝國」之類的措辭都只能搞亂重要的歷史現象，且一直難以糾正。然而，柏里在1923年斷言，習慣上稱為拜占庭歷史的新開端應該由君士坦丁大帝統治開始，柏里在他的《晚期帝國史》第1卷的開頭有這樣的聲明：「歷史的延續，意味著由過去支配現在和將來，這已是毫無疑義的了，曾被看作是重要的年代斷限，除了在全面論述通史中作為便利的標記之外，已被公認為意義不大了。然而，我們可以稱有些年代為某一時代的頂點，在這時，往日積聚的趨勢已達到了這樣一點：它能迅速地導致一個明顯的變革，使世界向新的方向發展。這樣一個時代的頂點，出現在4世紀初的羅馬帝國中。君士坦丁大帝的統治比帝國創建者奧古斯都的統治更為全面地開創了一個新時期。」注44 22
由於這些原因，柏里為他所寫的這兩卷關於公元800年以前這段時期的歷史著作第一版命名為《晚期羅馬帝國史》。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在羅馬加冕稱帝。從此，在兩個互相匹敵的帝國名稱前加上形容詞「西方的」和「東方的」就是十分正確的了。但是不適當的是，「東羅馬帝國」這一名稱並沒有限於這一合理的用法。我們聽到過5世紀有一個東羅馬帝國和一個西羅馬帝國，提到西羅馬帝國在476年的陷落的說法。這種說法雖然有權威人士的讚許，但仍是錯誤的，並導致了更大的混亂。它的錯誤是，羅馬帝國只有一個，在5世紀時並沒有分裂，雖然通常它出現過不止一個皇帝，但並不是兩個帝國。說5世紀有兩個帝國就是最明顯地歪曲了帝國結構的理論。在君士坦提烏斯和康斯坦斯（君士坦丁皇帝的兩個繼承者）的時代，無人能說這是兩個羅馬帝國；同樣，在東西方皇帝阿卡第與霍諾留之間，狄奧多西二世與瓦倫提尼安三世之間，利奧一世與安提密阿之間，其政治關係與在君士坦丁的二子之間一樣，只有兩個皇帝，沒有兩個帝國。儘管他們各自為政，有時甚至互相敵對，但理論上，他們統治的帝國並未受影響。羅馬帝國並不是在476年滅亡的；這一年僅僅標誌著一個階段，甚至在帝國崩潰的長達整整一個世紀的進程中，它也不是一個最重要的階段。羅穆洛·奧古斯都被廢黜甚至沒有動搖羅馬帝國，更不能導致一個帝國滅亡。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吉本卻提出了所謂「西方帝國的滅亡」論，許多現代著作家也對這一提法予以讚許。
這樣，羅馬帝國的存在實際是自公元前1世紀延續到公元15世紀。只有從公元800年以後，由於西方建立了另一個羅馬帝國，它方可以稱為東羅馬帝國以示區別。注45因此，柏里為他1912年出版的記載公元800年以後重大事件的第三卷書命名為《東羅馬帝國史》（A History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以此與頭兩卷相區分。
柏里提出，18世紀的哲學家和著作家們論述拜占庭史的方法是膚淺的，並指出，這些名家忽視了在西歐文明發展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即晚期羅馬帝國及新羅馬的影響。注46當然，柏里的觀點並不新鮮，這種羅馬帝國歷史並沒有中斷的認識，在他之前，已有一些著作家認識到了。例如孟德斯鳩的《羅馬盛衰原因論》一書就體現了這一點。但是，柏里卻以與眾不同的能力發展了這一論題並使它更有說服力。23
柏里所寫的「歷史」應該受到密切的關注。他在敘述公元800年以前的帝國東部歷史時，都會相應敘述帝國西部的事件。當然，這體現了他認為羅馬帝國是統一的觀點。柏里並不把自己局限於描述政治史，他的書中各章都專門論述了行政管理、文化、社會生活、地理學和藝術等問題。第2版的頭兩章專門論述君主制和管理機構，被一位羅馬帝國史的著名專家認為是對於晚期羅馬帝國占主導地位的總體情況的最簡潔的敘述。注47柏里懂得俄語和其他斯拉夫語，因而，他使用並評價了所有俄羅斯及保加利亞關於拜占庭史的著作。
蘭普羅斯。——斯彼里登·蘭普羅斯（Spiridon Lampros）是一個希臘學者，雅典大學的教授，他積極出版歷史文獻及手稿，也為阿索斯山的希臘文手稿做了一個目錄。他的主要貢獻是自1886年開始，到1908年（即他去世前九年）完成的六卷本著作《從古代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希臘插圖史》（『Ιστορἰα τῆς 『Ελλάδος μετ』 εἰκόνων ἀπὸ τν άρχαιοτάτων χρόνων μέχρι τῆς άλώσεως τῆς κωνσταντινονπόλεως）。這一著作是面向廣大讀者的普及讀物，而不是專為學者使用的，它廣泛地、清楚地敘述了拜占庭帝國滅亡之前的歷史，但作者沒有說明他使用的材料之出處。該著作附有許多圖片加以說明。注48
格爾澤。——新近故去的格爾澤（H.Gelzer）是耶拿大學的教授，他為克倫巴赫的《拜占庭文獻史》（History of Byzantine Literature）第二版寫了一篇《拜占庭帝國史概要》（Abriss der byzantinischen Kaisergeschichte ）（慕尼黑，1897年）。這一概要主要涉及對外關係史部分，是直接以赫茲伯格（Hertzberg）的著作為依據的。作為一個政黨的成員，格爾澤有時以自己的好惡支配自己對拜占庭時期歷史事件的評價。他的概要作為基本參考資料或許是有價值的。24
讀一讀這位德國學者在他的概要的結尾部分的聲明是很有趣的。
俄國沙皇與巴列奧洛格王室的公主結婚，君士坦丁·摩諾馬赫的皇冠落到了克里姆林宮的全俄羅斯獨裁者手裡，俄國代表了拜占庭帝國的直接延續。而且，只有俄國沙皇才能夠使聖索菲亞教堂永遠恢復真正的信仰，使小亞細亞永遠掙脫土耳其人的魔掌。英國的干涉是違反自然和歷史的，因此一定會破產——儘管這一過程也許是緩慢的。只要希臘正教的保護者俄國沙皇能夠深刻地理解他的這一偉大責任，他就能夠完成其偉大歷史使命，成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注49
赫瑟林。——1902年，荷蘭萊登大學的教授赫瑟林（D.C.Hesseling）發表了他所著的《拜占庭：自君士坦丁堡建城時期以來的我們的文明的研究》（Byzantium: Studien over onze beschaving na de stichting van Konstantinople）注50（哈萊姆，1902年）。由於荷蘭語不是廣泛通用的語言，這部書直到1907年，其法文譯本《赫瑟林論拜占庭文明》（Essai sur la civilization byzantine par D.C.Hesseling）出版時，才為多數人所接觸閱讀。這個譯本是著名的法國拜占庭學家、研究院院士G.施倫伯格（G.Schlumberger）翻譯的，他有點隱約地暗示：「這個譯本是為適應懂法文的讀者們之興趣而作。」
赫瑟林的著作嚴密簡潔，從廣義的方面描寫了拜占庭文明，並涉及東方帝國的豐富多彩生活的各個方面。在政治事件中，作者僅僅選擇那些有助於說明拜占庭文明的事件；在涉及歷史人物及個別事件時，只選擇那些能體現他的基本理論者。赫瑟林把注意力多放在文學和藝術上。這部《論拜占庭文明》雖然對於專業學者來說有點淺顯，然而對於想通過有充分理論根據的通俗易懂的敘述來了解拜占庭時期的一般重要性的人來說還是很有價值的。
布塞爾。——F.W.布塞爾（F.W.Bussell）的兩卷本英文著作《羅馬帝國：從多米提安即位（81年）到尼斯福魯斯三世退位（1081年）的政體史論》（The Roman Empire: Essay on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from the Accession of Domitian［81A.D.］ to the Retirement of Nicephorus III ［1081A.D.］）於1910年在倫敦出版，雖然這部書並不缺乏有趣的想像和比擬，但由於敘述含糊不清，文字重複，缺乏明晰的輪廓，因而，使這些有價值的意見有時變得難於理解。雖然作者努力為自己的研究尋找根據（如I,1—2、13—17），但這一研究著作的資料卻沒有嚴格按照年代排序，讀者們會意外地在第2卷中看到520—1120年拜占庭帝國與亞美尼亞的簡要關係史。布塞爾的著作因沒有註明參考材料的出處而不易閱讀。作者的主要觀點是：羅馬帝國的共和政體在較早的時期非常顯明，並持續存在了很長時期，到科穆寧朝，即1081年，這一共和制完全被拜占庭獨裁和專制的政體所取代了。25
《劍橋中世紀史》。——《劍橋中世紀史》中有一部附有出色文獻目錄的拜占庭帝國的全史，該書第1卷涵括了從君士坦丁大帝到518年阿那斯塔修斯去世期間的歷史，第2卷中的幾章則寫了從518年查士丁尼即位到破壞聖像者的歷史，第4卷專寫717—1453年的拜占庭歷史與古代斯拉夫人、亞美尼亞、蒙古人和巴爾幹國家歷史的聯繫，但沒有記載帕列奧洛格王朝的專章。這一中世紀的通史是在已故的J.B.柏里指導下出版的，代表了著名的西歐學者們的協同工作。
羅美因。——1928年，讓·羅美因（Jan Romein）用荷蘭文發表了一部相當成功的拜占庭史概要，名為《拜占庭：東羅馬帝國政治和文明史評論》（Byzantium.Geschiedkundig Overzicht van Staat en Beschaving in het Oost-Romeinsche Rijk）。這是一部以原始史料為基礎的很可靠的著作，儘管沒有註明材料出處。它不僅記述了政治史，而且論述了帝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且有35幅精美插圖。
瓦西列夫。——A.A.瓦西列夫（A.A.Vasiliev）著的《拜占庭帝國史》（Th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於1928年和1929年出版於威斯康星的麥迪遜。這一著作記載了從4世紀到1453年滅亡的帝國的全部歷史。1932年此書以法文出版了增訂版，並附以插圖和令人略感不足的地圖。這一法文版由著名的法國拜占庭學家、已故的夏爾·迪爾（Charles Diehl）寫了一篇內容豐富的前言。注51
任西曼。——史蒂芬·任西曼（Stephen Runciman）的很有價值的《拜占庭文明》（Byzantine Civilization）一書出版於1933年。任西曼的著作之開端，討論了君士坦丁堡的建城問題；在以後各章中，他簡潔而清楚扼要地介紹了政治史、帝國組織、行政管理、宗教和教會、陸軍和艦隊、外交事務、商業、城市和農村生活、教育和學術、文學和藝術，最後，還論及了「拜占庭與其周邊世界」。這是一部極為重要而且寫得相當出色的作品。注52 26
約爾加。——已故的羅馬尼亞歷史學家N.約爾加（N.Iorga）於1934年用法文發表了他所寫的《拜占庭生活史：帝國和文明》（Histoive de la vie byzantine.Empire et civilisation）（簡稱《拜占庭生活史》）。作者把拜占庭帝國史分為三個時期：（1）從查士丁尼到席哈克略之死的「世界帝國」；（2）從席哈克略時期到科穆寧朝即「希臘文明的中期帝國」；（3）科穆寧朝和帕列奧洛格時期即「拉丁人滲透的帝國」。這部書包括拜占庭歷史的多方面的大量資料和許多敏銳的意見，有一些頗有獨創性的，有時會引起爭論的想法。它有一個豐富廣泛的文獻目錄。
迪爾和馬爾賽。——夏爾·迪爾和喬治·馬爾賽（George Marçais）所著的《從365年到1081年的東方世界》（Le Monde oriental de 365 à 1081）（簡稱《東方世界》）是作為《世界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叢書中的一卷於1936年在巴黎出版的，這是在古斯塔夫·格洛茨（Gustave Glotz）的指導下出版的。在研究拜占庭的過程中，其命運與這個東方帝國有不可分割聯繫的穆斯林世界的歷史第一次被納入一部論述拜占庭的著作中。這兩位著名的作者，的確奉獻了一部優秀作品。當然，迪爾全部依靠了他過去的著作。為符合這套叢書的計劃，迪爾以395年為其著作的上限，因此對拜占庭研究十分重要的整個4世紀沒有被包括在該書中。迪爾所敘述的拜占庭史以1081年，即十字軍開始時期，為其下限，這一時期，是近東歷史全新時期的開始。該書不僅對帝國政治史，而且對它的內部生活、社會和經濟結構、立法及形形色色別具風格的文化都進行了精彩的描述。此外，該書有另一個極好的基本史料與現代著作的文獻目錄。注53
《東方世界》的第2卷是夏爾·迪爾、魯道夫·居蘭德（Rodolphe Guilland）、利西麥克·厄科諾摩（Lysimaque Oeconomos）和勒內·格魯塞（René Grousset）合寫的，書名是《1081年至1453年的東歐》（L』Europe Orientale de 1081 à 1453）。這部著作出版於1945年。迪爾與厄科諾摩合寫1081—1204年的歷史，居蘭德負責1204—1453年的拜占庭史，格魯塞寫東方拉丁國家史。該書包括了拜占庭鄰國的民族和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奧斯曼土耳其人的歷史概要，並涉及了威尼斯、熱那亞文明、特拉布松帝國、賽普勒斯王國、乞里奇亞的亞美尼亞王國和拉丁人在希臘海島的領地。這是一個非常有用而重要的貢獻。注54 27
海歇爾海姆。——1938年弗里茨·海歇爾海姆（Fritz Heichelherm）用德語寫作並出版了兩卷本巨著《從舊石器時代到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遷移時代的古代經濟史》（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von Palaolitickum bis zur Volkerwanderung der Germanen，Slaven und Arabes ）。今天特別值得注意的兩章是第八章「從奧古斯都到戴克里先時期」和第九章「近古時代，從戴克里先到為後代保護古典文明寶藏的席哈克略時期」。這部書收入了大量4、5、6、7世紀的帝國社會經濟狀況的各種材料，然而這些資料的處理比較混亂。因此很難用作參考書。該書以濃重的德語風格寫成，但是拜占庭部分還是值得研究的，也應該得到拜占庭學家的詳細評論。
阿曼托斯。——希臘學者康斯坦丁·阿曼托斯（Constantine Amantos）於1939年出版了他的《拜占庭帝國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第一卷。這卷的時間上限為395年下限為867年，即馬其頓王朝開始統治時期。在這本書的開頭，阿曼托斯對4世紀的帝國狀況做了精彩的描述，重點描述了基督教的勝利、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和日耳曼人的入侵。這是一部包括許多重要評論的可靠著作。它表現出現代希臘人不僅非常重視近東的古代研究和現代政治，而且極度重視近東的中世紀史，這對希臘歷史是非常重要的階段。阿曼托斯著作的第二卷包含了867—1204年的歷史，於1947年出版。
奧斯特洛戈爾斯基。——1940年一個居住在貝爾格勒的俄國學者，即喬治·奧斯特洛戈爾斯基（George Ostrogorsky），用德文發表了《拜占庭國家史》（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staafes）。注55這是第一流的著作。它記載了至滅亡為止的整個拜占庭歷史時期。奧斯特洛戈爾斯基出色地描述了16世紀以來對拜占庭歷史研究的發展。帝國的早期，即324—610年的歷史，按照後來寫作手冊中的計劃，僅僅簡略地一帶而過。該書提供了特別實用的、經過精心選擇的注釋和參考材料，非常可靠地描寫了東方帝國的歷史。如書名所表明，作者主要的意圖是，展示出內部及外部政治變化影響下的拜占庭國家的發展。因此，書中雖然也注意社會、經濟、文化現象，但卻以政治史為主。作為對本卷的補充，奧斯特洛戈爾斯基在《劍橋歐洲經濟史——羅馬帝國衰落之後》一書中，寫得極為出色的一章「中世紀拜占庭帝國土地所有制狀況」是值得推薦的。奧斯特洛戈爾斯基的著作是一部出色的學術著作，是研究拜占庭歷史的學者所必需的。注561947年到1950年，法國著名拜占庭學家路易·布萊耶爾（Louis Brehier，死於1950年10月）出版了三卷著作，其標題是：《拜占庭世界》（Le monde Byzantin）：第一卷《拜占庭興衰史》（I.Vie et mort de Byzance），第二卷《拜占庭帝國的制度》（II.Les Institutions de l』Empire Byzantin），第三卷《拜占庭文明》（ III.La Civilization Byzantine ）。28
簡明通史。——其他一些簡要介紹拜占庭歷史的著作是為適應廣大讀者需要而寫的。其中多數沒有什麼科學價值。但是，這些普及讀物，雖然基本上不使用第一手資料，但畢竟有助於喚起一些讀者欲深入研究拜占庭帝國歷史的願望。這類讀物中大多數是用英語寫的。
C.W.歐曼（C.W.Oman）的《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第3版，倫敦，1892年）生動而形象。F.哈里森寫了一部僅63頁的簡明《中世紀早期拜占庭》（Byzantine Histor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倫敦，1900年），試圖以柏里和芬利的研究成果為借鑑，從發展西歐文明的角度來確定拜占庭的重要地位。注57法國人皮埃爾·格萊尼耶（Pierre Grenier），從來不是一位嚴肅的拜占庭歷史學者，他莫名其妙地企圖描繪一幅關於拜占庭社會和政治變革的圖景。他的著作以兩卷本出版，標題是《拜占庭帝國：其社會和政治變革》（L』Empire byzantin:son évolution sociale et politique,巴黎，1904年）。格萊尼耶的綜合性論述並不都是那麼令人滿意，而且他犯了或大或小的一些錯誤，但其可原諒之處就是因為他並非專業學者。不過，他所寫的拜占庭歷史比較有趣，因為它提供了大量的各方面信息。另一部結合拜占庭帝國的整個歷史研究君士坦丁堡城的簡明而精練的著作是W.N.胡頓（W.N.Hutton）的《君士坦丁堡：帝國的古都的故事》（Constantinople: The Story of the Old Capital of the Empire），1904年於倫敦出版。29
K.羅思（K.Roth）寫了一部簡明而枯燥的拜占庭歷史《拜占庭帝國史》（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萊比錫，1904年），他還於1917年出版了一部簡明的《拜占庭帝國社會和文化史》（Sozial und Kultur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R.馮·斯卡拉（R.von Scala）教授以其對拜占庭的原始資料和文獻材料的透徹了解為基礎，為赫爾莫霍特（Helmoholt）編寫的《世界通史》寫了一部十分精練的拜占庭簡史。他把這部簡史命名為《亞歷山大大帝以後的希臘化問題》（Das Griechentum seit Alexander dem Grossen）。在此簡史中，斯卡拉將他的注意力集中於分析和確定拜占庭文明的重要意義。此外，還有另一部英文版著作，雖簡明扼要但其學術風格很嚴謹、作品質量很好，它是由羅馬尼亞作家N.約爾加所寫，標題是《拜占庭帝國》，1907年在倫敦出版。E.福爾德的插圖精美、文筆生動的著作《拜占庭帝國——歐洲文明的後衛》（The Byzantine Empire—the Realguard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於1911年出版。遺憾的是，這本書只是極其簡明地記載了拜占庭帝國自1204年以後不斷衰落的歷史。
另一部簡明的拜占庭史被收入E.拉維斯（E.Laviss）和A.蘭鮑德（A.Lambaud）主編的多卷本通史中，書名是《自4世紀到當代的世界歷史》（Histoire générale du IVe siècle à nos Jours）。N.圖爾基（N.Turchi）的義大利文著作《拜占庭文明》（La ciriltà bizantina，都靈，1915年），也是一部極有價值的拜占庭文化史綜述。
1919年，夏爾·迪爾出版了他的著作《拜占庭帝國史》（Histoire de l』Empire Byzantin）。在此書中，迪爾試圖並不單純地簡明敘述拜占庭帝國的政治史，他記載了更為重要的內部發展進程，並對拜占庭文明的重要地位加以闡述。這本書包括一個簡明的參考書目，還附有許多地圖和插圖。它在法國曾多次再版。它的一部英文譯本於1925年於英國出版，是由G.艾夫斯（G.Ives）自法文版翻譯的。
夏爾·迪爾在其《拜占庭帝國史》中，描繪了一幅生動明晰的拜占庭內部生活的圖景。他討論了帝國興旺和衰落的多方面原因，拜占庭文明對其周邊鄰國的影響和土耳其、俄羅斯和巴爾幹半島所繼承的拜占庭遺產。注58奧古斯特·海森伯格（August Neisenberg）在他所寫的《拜占庭帝國：國家和社會》（Staat und Gesellschaft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一書中，對拜占庭的生活及其文明特點進行了嚴肅而詳盡的探討，寫得很成功。該書是P.辛內伯格（P.Hinneberg）所編的《當代文化》（Die Kultur der Gegenwart）叢書的一部分。N.H.貝恩斯（Norman H.Baynes）在其《拜占庭帝國》（倫敦，1926年）一書中描述了同樣的一幅拜占庭生活和文明的圖景，他的這本書上限起自4世紀下限至十字軍於1204年攻克君士坦丁堡。至於拜占庭帝國在11世紀時的歷史，則有L.哈爾芬（L.Halphen）的《蠻族世界：自大規模入侵到11世紀突厥征服》（Les Barbares: des grandes invasions aux conquêtes turques du XI siècle，巴黎，1926年）；其中列出了一些參考書。此外，還有一部近期出版的帶有通史性質的著作《拜占庭的成就：歷史的回顧（330—1453年）》（The Byzantine Achievement.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D.330—345），是由羅伯特·拜倫（Robert Byron）所寫1929年於倫敦出版。有一部法文版的小書，由奧古斯特·貝利（Auguste Bailly）所寫，書名為《拜占庭》（巴黎，1939年），它以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描述了整個拜占庭帝國的歷史，此書不僅十分有用，而且可讀性甚強。《拜占庭帝國》（Imperial Byzantium）是一部德文原版作品的英譯本，作者為貝爾塔·迪納（Bertha Diener），該書於1938年出版。注59作者使用了她所能接觸到的當代拜占庭學者的研究成果，以一種生動形象的筆法記載了帝國的歷史，這反映在各章的標題上。其第三章的標題是：「天使和宦臣」，而她的最後一章，即記載了第四次十字軍征服之後的拜占庭概貌的那章，其標題是：「仲夏夜之夢」。由保羅·勒梅勒（Paul Lemerle）所寫的，雖然簡明但十分精闢的《拜占庭史》也於1943年在巴黎出版。注60此外，關於拜占庭歷史的十分簡明的傑作，可見收於《天主教百科全書》中的E.格蘭德（E.Gerland）所寫的詞條和在《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J.B.柏里所寫的詞條。30
在拜占庭歷史研究方面最優秀的先導性作品，是O.希克（O.Seeck）所作的《古典世界的衰亡》（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該書於1895年到1920年出版，記載了476年之前的歷史事件。還有另外兩部十分有用的研究拜占庭歷史的先導性著作是E.施泰因（E.Stein）所寫的《晚期羅馬帝國史》（Geschichte des spätrömischn Reiches）和F.洛特（F.Lot）所寫的《古典世界的終結和中世紀的開端》（La Fin du monde antique et le debut du moyen âge,巴黎，1927年），它包括了查士丁尼大帝時代的歷史。施泰因的著作的第二卷，是用法文寫的，其標題是《晚期帝國史》（Histoire du Bar-Empire），它記載了476—565年這一時期的歷史。該書於1949年出版。
拜占庭文獻史。——拜占庭文獻研究不可缺少的參考書是慕尼黑大學的已故教授卡爾·克倫巴赫（Karl Krumbacher）所編的《拜占庭文獻史，自查士丁尼到東羅馬帝國的結束》（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Litteratur von Justinian bis zum Ends des ostrümischen Reiches，慕尼黑，1897年）注61的第二版，這一版本中所提及的神學著作部分由A.埃爾哈德（A.Ehrhard）所撰寫，同一版本內亦包括了H.格爾澤的《拜占庭帝國政治史綱》（Survey of Byzantine Political History）。克倫巴赫教授的這一著作是現存的研究拜占庭文獻資料的最重要的參考著作。它收集了對於嚴格的學者們來說十分可信的巨量資料，也反映出作者付出了非同尋常的艱苦努力。由於克倫巴赫精通俄語和其他斯拉夫語言，因此使用了俄語和其他斯拉夫語的資料文獻。當然，他的著作是為專家而寫，並不是為一般讀者所讀的。但是，他為更多的讀者寫了一卷特別簡明扼要的拜占庭文獻歷史的小冊子，即僅有50頁的《中世紀希臘文學》（Die Griechisch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被收入P.辛內伯格的《當代文化》叢書中。此外，K.迪特里奇（K.Dieterich）的著作《拜占庭史和中世紀希臘文學》（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und neugriechischen Literatur，萊比錫，1902年）一書也比較重要。還有一些重要的資料被收入義大利作者G.蒙特拉蒂奇（G.Montelatici）的著作《拜占庭文獻史（324—1453年）》（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bizantina，324—1453）中，該書又被收入《馬努埃里·霍埃普利的科學叢書》（Manuali Hoepli，seri scientifica），1916年於米蘭出版。這本書並不是克倫巴赫著作的簡單重複；它出版於克倫巴赫著作問世的19年之後，含有許多新的信息。S.梅爾卡第（S.Mercati）為此寫了一部很詳細的評論，並指出了許多錯誤（《羅馬與東方》雜誌，VIII［1918］，171—183）。在波蘭出版的拜占庭文獻簡史是由揚·塞達克（Jan Saidak）所寫的《拜占庭文獻學》（Littratura Byzantynska,華沙，1933年），但它並不十分可靠。對於拜占庭文學發展早期的研究，即自4世紀以來的文獻史，W.克里斯特（W.Christ）寫的《希臘文學史》（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Litteratur,第二卷，慕尼黑，1924年）是一部十分有用的書。另外還有三部書十分有價值，它們是：F.A.瑞特（F.A.Wright）所寫的《晚期希臘文學史，自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大帝去世，至公元565年查士丁尼皇帝去世》（1932年，紐約）；奧托·巴登維爾（Otto Bardenhewer）的《教父著作全集》（Patrologie，第三版，1910年，弗賴堡）和巴登維爾的《古代希臘文學史》（Geschichte der altkirchlichen Literatur,五卷本，弗賴堡，1910年）。最後一部著作的後三卷，即涵蓋4—8世紀這一時期歷史的部分，是特別重要的。N.約爾加在其論文「拜占庭文學。它的思想、它的分枝及它的傾向」中簡明地分析了拜占庭文學發展的特點，該文章收於《東南歐歷史研究》，II（1925），370—397。31
俄羅斯的拜占庭研究32
19世紀
19世紀後半期，俄羅斯學者對於拜占庭史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
德國籍院士。——19世紀前半期，德國學者在俄羅斯開闢了對拜占庭的研究領域，他們是一些被選為俄羅斯科學院院士、永久留在彼得格勒的學者。這些德國學者特別關注於確定拜占庭及拜占庭史料在俄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在這些院士中間，Ρh.克魯格（Ph.Krug,1764—1844年）和A.庫尼克（A.Kunik,1814—1899年）是應該提到的。
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對於19世紀上半期俄羅斯思想家的著名代表來說，拜占庭歷史時常成為支持某一特定的社會運動的資料。例如：一些斯拉夫派學者注62，以拜占庭帝國的事件為他們的理論提供根據並做辯護。西方派的學者則從已被引用的同樣史料中找根據，試圖說明拜占庭歷史的消極影響，並指出，如果俄羅斯決定仿效已亡帝國的傳統，就可能面臨極大的危險。在赫爾岑（Herzen）的一部著作中，他寫道：
羅馬的統治結束了古代希臘的存在，並同時保留了它，正如熔岩和灰塵保留了龐貝和赫爾庫拉內一樣。拜占庭時期已揭開了棺蓋，但是死去的東西仍然不能復活；像任何其他墓穴一樣，它被教士、修士或閹人們這些不能生育的真正代表們所掌管……拜占庭帝國能夠生存，但是它的功能已經終止。大體說來，歷史只關注那些正處於舞台上，即那些正在有所作為的民族。注63
另一位西方派的P.Y.查達耶夫（P.Y.Tchaadayev）在他的第一封哲學信札中寫道：「按照我們倒霉命運的安排，我們向不幸的使人深惡痛絕的拜占庭帝國尋求一個道德準則，這曾是我們教育的基礎。」注64但是，這種論調沒有任何歷史價值。這些思想家無疑是天才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但他們絕不是真正的拜占庭歷史學家。
19世紀中葉，人們對於研究拜占庭歷史的重要性有了明確的認識。一個熱情的斯拉夫派學者A.S.霍米亞可夫（A.S.Khomiakov）在19世紀50年代寫道：「我們以為，用蔑視的態度談論拜占庭帝國意味著暴露他自己的無知。」注651850年，著名的莫斯科大學教授T.N.格拉諾夫斯基（T.N.Granovsky）寫道：33
我們有必要提起拜占庭歷史對我們俄羅斯人的重要性嗎？從君士坦丁堡（帝都）注66，我們接受了我們民族文化最優秀的部分，即我們的宗教信仰和文明的開端。東方帝國把俄羅斯引進了基督教各民族的家庭。但是，除此之外，僅僅由於我們是斯拉夫人這一事實，就使我們與拜占庭帝國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在這方面，外國學者們還沒有認識到，也不可能充分地認識到。注67
按照格拉諾夫斯基的意見，在他的那個時代，只有俄羅斯學者或斯拉夫學者，才能對拜占庭歷史的主要問題給予恰當的解釋，他說：「對於我們受到許多恩惠的這些現象進行研究，是我們的職責。」注68
瓦西列夫斯基。——V.G.瓦西列夫斯基（V.G.Vasilievsky,1838—1899年）是一位全面從事拜占庭歷史科學研究的真正奠基者，他是彼得格勒大學的教授，俄羅斯科學院的院士。他發表了大量關於拜占庭史的專門問題（內部的和外部的歷史）的傑作，並以他的大部分精力和敏銳的分析能力，致力於研究拜占庭和俄羅斯的關係。瓦西列夫斯基的一些著作在通史領域中是十分重要的。例如，許多著名歐洲學者承認瓦西列夫斯基的著作《拜占庭和佩切涅洛人》（Byzantium and the Patzinaks）是研究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學者們所必讀的。注691925年故去的教授康達可夫（N.P.Kodakov）及院士Th.I.烏斯賓斯基（Th.I.Uspensky）也都是著名的學者，前者在拜占庭藝術研究方面，後者在拜占庭社會歷史研究領域都很著名。此處對這三位歷史家的著作不擬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因為瓦西列夫斯基僅僅出版過一些專題著作，而康達可夫的著作則側重拜占庭藝術注70，而這裡我們所要概略回顧的是只限於拜占庭歷史方面的一般著作。烏斯賓斯基有點例外，後面將較多地介紹34他的兩卷本的拜占庭帝國通史，這一著作出版於1914年和1927年。34
總之，到20世紀初，俄羅斯學者們對於拜占庭研究的主要貢獻是他們詳細地調查研究並闡明了許多專門的、有時是極其重要的問題。
葉爾托夫。——1837年，I.葉爾托夫（I.Ertov）以俄文發表了兩卷本著作《選自通史的東羅馬或君士坦丁堡帝國史》（History of the Eastern Roman or Constantinopolitan Empire，Selected from the General History）。從標題「選自通史」可看出，這一著作僅僅是作者的15卷本《由俄羅斯國家形成，到東羅馬帝國的滅亡期間的民族遷徙和歐、亞、非三洲新國家的建立，世界通史及其續篇》（1830—1834年出版）的選錄。葉爾托夫是一個商人的兒子，依靠自學成才。他寫這部拜占庭帝國史的指導思想是：「首先是俄羅斯讀者需要一部記敘體的歷史。」注71他表明，他用作史料的資料「除了選自許多書本和期刊外，還有魯瓦約的歷史、勒博的《東羅馬帝國史略》及亞當（Adam）對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所作的節譯」。注72自然，葉爾托夫這一包括君士坦丁堡陷落為止的歷史事件匯編並沒有什麼科學價值，但是，在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這卻是個意外的嘗試。
20世紀
庫拉科夫斯基。——最早試圖寫一部嚴格的拜占庭通史的俄羅斯學者是已故的基輔大學教授J.A.庫拉科夫斯基（J.A.Kulakovsky）。他的專業是羅馬文學，但他在大學教授羅馬史，因此，在羅馬古文物及帝國時代的羅馬制度史方面做了許多工作。1890年以後，他花費了部分時間研究基督教考古學和拜占庭歷史。在20世紀早期（1906—1908年），他翻譯了4世紀時著名的羅馬異教歷史學家阿米亞努斯·馬爾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的著作，這一譯本成了他此後研究拜占庭史的入門作品。1910年他發表了《拜占庭帝國史》第一卷，記載了395年至518年的史實。第二卷出版於1912年，第三卷出版於1915年，這兩卷包括了由518年到717年的拜占庭歷史，即到破壞聖像時期。第一卷的修訂本於1913年已出版。作者以不尋常的勤奮和不倦的精力深入研究了希臘文的、拉丁文的和東方的（譯本）拜占庭歷史資料。他以這些文獻為基礎，憑藉自己對於這一時期文獻的廣泛了解，撰寫了至717年為止的詳盡的拜占庭歷史。庫拉科夫斯基教授論述了拜占庭帝國內部生活的一些方面，但在大量涉及外部政治生活的細節中，內部生活有時卻顯得模糊不清了。第三卷特別有價值並值得重視。按照作者在第一卷前言中的聲明，他企圖以生動逼真的描寫，使讀者能領會那些古代精神的實質。庫拉科夫斯基說道：「我們俄羅斯的過去以不可分割的紐帶與拜占庭帝國緊密聯繫在一起，在此基礎上，我們俄羅斯的民族精神顯示出了它自己的本質。」對於在俄羅斯中學教育中取消希臘文的學習，他深感遺憾：「也許有一天，我們俄國人會像西歐的那些人一樣地了解到，不是『現代』這最後一個詞，而是『希臘』這第一個詞，意味著歐洲文化的創造性的開端。」在第三卷的前言中，作者又一次解釋他寫作這部拜占庭史的計劃：「我的目的是根據對史料的直接研究，根據對拜占庭歷史的各種期刊中大量出現的、當代研究者就這一時期的歷史對各種個別問題的資料進行的研究，介紹一個連續的、年代準確的、儘可能完善的帝國生活圖景。」庫拉科夫斯基教授的著作，就其對拜占庭歷史事實的描寫及一些原始史料的內容來說，是有很大價值的。它也包含了現代歷史學科在拜占庭歷史的主要社會政治問題上的重要意見和推論。庫拉科夫斯基對歷史事件的描述相當詳細，這就解釋了這一事實，即這一近1400頁的三卷著作，只記載了拜占庭帝國8世紀初之前的歷史。35
Th.I.烏斯賓斯基。——1914年,君士坦丁堡的考古研究所前任所長，俄國科學院士Th.I.烏斯賓斯基（Th.I.Uspensky），出版了《拜占庭帝國史》第一卷。這一優秀的著作附有許多地圖、插圖和畫片，描述了由4世紀至8世紀初（即破壞聖像時期）的歷史事件。這本書代表了拜占庭歷史領域內的一個專家試圖寫一部拜占庭帝國通史的最初嘗試。從事這項工作的是拜占庭歷史及文學領域內最著名的一位學者。他勤奮的一生，幾乎全獻給了對拜占庭帝國不同時期、不同方面的複雜歷史的研究。他於1928年在列寧格勒去世，終年83歲。烏斯賓斯基希望為廣大讀者提供一部通俗易懂的敘述體的歷史，他並沒有在腳註和尾注中納入諸多參考資料，只是介紹了他使用的主要資料和第二手論著。該書的第二卷第一部出版於1927年，其中討論了破壞聖像時期的歷史以及斯拉夫語傳教者西里爾（君士坦丁）和美多德（Methodius）的問題。36
烏斯賓斯基著作的第一卷的問世，是對「拜占庭文明」的主要因素正在出現，複雜的拜占庭文化正在形成時期的拜占庭史的廣泛介紹。作者不可避免地要從拜占庭歷史的過去事件中為現代生活尋找一些「教訓」。他談到拜占庭東方行省統治的重要性時指出，的確是在小亞細亞，即在尼西亞帝國內，13世紀恢復拜占庭帝國的計劃就已成熟了。他斷定，「歷史的教訓是要受到嚴格檢驗的」，而且要由那些等著瓜分拜占庭這個博斯普魯斯垂危病人遺產的同時代人來評價。注73他進一步指出：
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有權力避免積極參與處理與拜占庭遺產有關的事情，我們就會犯極大的錯誤。儘管，按常規，繼承人有權接受或拒絕留給他的遺產，而俄羅斯在東方問題上的作用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不是主觀意志所能改變的，除非一些意想不到的衝擊能使我們忘掉或在記憶中清除那些使我們生存、鬥爭和歷經磨難的事件的回憶。注74
縱觀全部著作，烏斯賓斯基都試圖解釋斯拉夫和拜占庭的關係問題，他在1912年10月序言的結尾中，要讀者去翻閱關於南斯拉夫歷史的幾章，以解釋「巴爾幹半島今天的悲慘事件」，即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的問題。注75烏斯賓斯基解釋道，他的目的是為俄羅斯讀者提供重要的材料，這些材料會幫助他清楚地認識一個仔細衡量並深思熟慮的體系。另外，他希望他的讀者認識到，深入研究拜占庭史以及它與過去俄羅斯的關係，不僅對俄羅斯學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對於形成並正確指引俄羅斯的政治與民族意識，也是同樣必要的。
作為「拜占庭化」（Byzantinism）這一名詞的堅定信奉者，烏斯賓斯基特別注意為這一名詞下定義。按他的想法，構成「拜占庭化」的基本特徵是蠻族對帝國的入侵及3、4世紀的文化、宗教危機。注76「拜占庭化是歷史的法則，它的影響表現在東南歐人民的歷史中。這一法則甚至在當代仍在支配著許許多多的國家的發展；它表現在一整套特別的信仰及政治制度中，人們也可以說，它表現在階級結構和土地關係的特有形式中。」注77「拜占庭化」——所謂拜占庭化是羅馬精神與較古老的文化，諸如猶太的、波斯的和希臘的古老文化，相融合的結果——這一術語的使用主要是指「影響5—8世紀羅馬帝國逐漸被改造成拜占庭帝國所有因素的綜合。」注78「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遷移引起許多變化，導致了帝國在社會經濟結構和軍事制度方面的變革。新的因素對東方的羅馬帝國的改革施加了巨大的影響，使它逐漸帶有拜占庭化的特徵。」注79拜占庭化通過以下幾種現象表現出來：（1）「不斷地清除通行的拉丁語而逐漸代之以希臘語，或確切地說，代之以拜占庭語。（2）各民族爭取政治上的優勢的鬥爭；（3）新的藝術發展，新的創作動機的出現，導致新的歷史豐碑以及在文學領域中出現的獨具風格的作品，於是，在東方文化的模式和傳統影響下漸漸發展起了新的、有獨創性的方法。」注80 37
烏斯賓斯基認為東方的羅馬帝國在大約8世紀時就獲得拜占庭化的顯著特點，這一觀點是與英國拜占庭學家芬利的觀點相一致的。烏斯賓斯基的總體思想在其《拜占庭帝國史》第一卷中沒有得到證明；可能只有在他的拜占庭帝國史全部問世時，或至少到拉丁人進犯時期，才有可能恰當地做出判斷。
第一卷里提出的主要問題是：（1）斯拉夫人遷居到巴爾幹半島及其對拜占庭生活的影響；（2）拜占庭帝國的土地所有制；（3）軍區制度，即帝國行省的管理制度。儘管這些問題在烏斯賓斯基的著作中沒有最終的答案，但他所進行的解釋提出了進一步研究這些複雜問題的必要。
烏斯賓斯基的這一著作，在它出版之前至少醞釀了25年，並且其寫作周期也相當長，該書的不同部分其重要價值大不相同。其中一些章節寫得新穎、生動、有趣，反之，其他一些根據過時的資料所寫的章節，遠遠低於他的同時代學者達到的水平。關於阿拉伯人和伊斯蘭教徒的論述是這方面的實例。烏斯賓斯基用了相當的篇幅專論帝國的社會生活，這是本書的主要成就之一。這一著作能夠使讀者了解早期的拜占庭史；這位把自己的學者生涯幾乎全部獻給拜占庭時期的專家對這段歷史做了清楚的說明。1948年他的《拜占庭帝國史》第三卷（1081—1453年）出版，第二卷的後半部卻未能出版。38
謝斯塔可夫。——謝斯塔可夫（S.P.Shestakov）是喀山大學的教授。1913年他發表了《拜占庭帝國史講義》（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該書的第二次增訂本於1915年出版。這部書敘述了由3、4、5世紀野蠻人遷入東、西羅馬帝國境內開始到公元800年查理大帝的加冕典禮為止的歷史。作者敘述了有關帝國外交的政治事件和帝國社會生活的面貌，並列出了有關這一歷史學科的編史工作和文獻資料。這些資料不十分精確，記載也很粗糙。
C.N.烏斯賓斯基。——俄羅斯學者C.N.烏斯賓斯基（C.N.Uspensky）注81於1917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拜占庭史綱要》（Outlines in Byzantine History）一書，留給我們一個很清新、生動的印象。這本書僅有268頁，卻包含一個很值得重視的綜合性前言和羅馬帝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概況。它使讀者接觸到拜占庭時期的重要內政問題。本書的敘述至破壞聖像後期與843年恢復聖像崇拜，即狄奧多拉統治時期為止。這本綱要的特點是，把重點放在帝國的內部組織、宗教和社會發展問題上；只是在作者認為有助於解釋社會的某些現象時才敘述一些政治事件。烏斯賓斯基慎重地發展了他的主要的、十分正確的觀點，即羅馬帝國和拜占庭帝國具有希臘化的性質。他的興趣是試圖在世俗的和教會的土地占有制方面調查拜占庭生活中封建化的過程。烏斯賓斯基尤其對破壞聖像時期有興趣。他的《綱要》最後幾章值得特殊注意。他分析了第一批蠻族王國在帝國境內的建立，查士丁尼統治下的行政改革和財政管理、軍區的組織、6—8世紀農民和所謂的《農業法》、土地占有以及特免權問題。這本書分量不大，但內容豐富，很有價值。
瓦西列夫。——瓦西列夫（A.A.Vasiliev）的《拜占庭帝國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最初是在俄國出版的俄文著作。全書兩卷包括拜占庭帝國的全部歷史。第一卷出版於1917年，書名是《拜占庭歷史講義；第一卷，到十字軍開始時期（1081年）》。第二卷包括由十字軍至君士坦丁堡陷落這一歷史時期，分三冊出版：（1）《拜占庭和十字軍人》（彼得格勒，1923年）；（2）《拉丁人在東方的統治》（彼得格勒，1923年）；（3）《拜占庭帝國的衰亡》（列寧格勒，1925年）。這部書的多次翻譯和增訂版的資料都收在本書的參考文獻部分。39
貝佐布拉佐夫。——《拜占庭文化概要》（Sketches in Byzantine cuiture）是P.V.貝佐布拉佐夫（P.V.Bezobrazov）去世後發表的研究成果。他死於1918年10月，此書於1919年在彼得格勒出版。這本敘述生動的著作，含有作者對拜占庭生活中很多東西的反感情緒，因而，他以相當暗淡的色彩描寫拜占庭的生活。他論述了皇帝、皇后、教士、政府官員、地主、工匠、文學、人文景觀、消遣方式和訴訟事件等。貝佐布拉佐夫是個很有才華的學者，他的著作是有價值的，令人滿意的。
列夫臣柯。——列夫臣柯（M.V.Levchenko）著的《拜占庭簡史》（Sketches in Byzantine Culture，莫斯科和列寧格勒,1940年）是1940年出現於蘇維埃俄國的第一部試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概述拜占庭歷史的著作。且不談作者對「資產階級拜占庭學家」的例行攻擊（顯然這在蘇維埃俄國是強制性的），這本書還是顯示出作者有很好的史料知識的修養。雖然作者在選擇史料方面有些偏見，但它還是描述了許多有關內政史，特別是政治經濟方面的重要問題。列夫臣柯把這些問題與民眾的利益相聯繫。他寫道：「俄羅斯從拜占庭接受了基督教。與此同時，斯拉夫人接受了文字和較高的拜占庭文化的某些因素，顯而易見，我們國家的勞動大眾有理由關心拜占庭的歷史，蘇聯的歷史學家必須滿足這一要求，並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方法論的基礎上，寫出博學的拜占庭歷史。」（俄文版，第4頁）
期刊、主要參考資料和草紙文獻
第一種拜占庭研究的專業期刊是《拜占庭雜誌》（Byzantinische Zeitchrift），於1892年於德國創刊。該期刊除了刊登大量文章和書評外，還包括一個關於拜占庭歷史出版物的詳細書目。其中俄羅斯和斯拉夫出版物占很大篇幅。卡爾·克倫巴赫教授是這一期刊的創建者和第一位主編。到1914年，該刊已經出版了24卷，401909年還出版了該刊前12卷的詳細分類索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拜占庭雜誌》停刊，戰後復刊。該刊目前的主編是弗朗茨·多爾格（Franz Dölger）。注82 40
1894年，俄羅斯社會科學院開始出版《拜占庭年鑑》（Vizantiysky Vremennik），由V.G.瓦西列夫斯基和V.E.萊格爾（V.E.Regel）主編。該雜誌在其內容編排方面可謂效仿了德國前輩。在其參考書目中，與斯拉夫人民的歷史和近東基督教國家有關的作品占很大篇幅。該期刊是以俄文出版的，但是偶然也發表用法文和現代希臘文所寫的文章。它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停刊，戰後復刊。到1917年該刊已經發行了22卷，但第23卷直到1923年才問世，第25卷於1928年發行。在該刊第16卷中含有前15卷的分類索引，該索引是由P.V.貝佐布拉佐夫做的。Th.I.烏斯賓斯基也曾主編《拜占庭年鑑》，直到他去世。1947年以後，在蘇維埃俄國，一套新的《拜占庭年鑑》開始出版；1951年，該年鑑出版到第四卷。
另一種拜占庭雜誌是《拜占庭》注83（Βυξαντίς），1909年由雅典拜占庭學會創刊。但該期刊只出現了兩卷。1915年以後，一部新的俄文期刊《拜占庭評論》（Vyzantiyskoe Obozrenie）發行了三卷，是由多爾巴特（Dorpat）大學歷史和文學院編輯的，主編者是V.E.萊格爾。其第三卷出版於1917年。
N.A.比斯（N.A.Bees）1920年在柏林出版了《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鑑》（Byzantinisch-neugriechische Jahrbücher），其出版宗旨與《拜占庭雜誌》相同。該期刊的前五卷是在希臘的雅典出版的，當時比斯在這裡擔任一所大學的教授。該刊的第17捲髮行於1944年。
1923年，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第五屆國際歷史學會上，拜占庭研究部表達了創建一個新的國際性拜占庭雜誌的願望。1924年，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第一屆國際拜占庭學者大會上，出版這樣一種雜誌的最後計劃定型，1925年，第一卷出版。標題是《拜占庭。國際拜占庭研究評論》（Byzantion.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Edudes Byzantines）注84，其主編是保羅·格蘭多爾（Paul Graindor）和亨利·格雷古瓦（Henri Grégoire）。這一卷是紀念著名的俄羅斯拜占庭學者N.P.康達可夫80周歲誕辰的專輯，但是，該卷正式出版的那一天，人們得到了康達可夫去世的消息（1925年2月16日）。
在1924年至1950年，一種新的希臘文出版物、20卷的41《拜占庭研究學會年鑑》（Ἐπετηρὶς 『Εταιρείας Βυξαντινῶν Σπονδ ῶν）在雅典問世。其中刊登的許多文章是十分有價值，十分重要的。41
除了這些雜誌提供的資料外，許多涉及拜占庭時期研究的重要資料也可見於其他的與拜占庭學者沒有直接關係的雜誌中。對於拜占庭研究特別有意義的是希臘語雜誌《當代希臘的記憶》（Ἐλληνομνήμων），1904年起由S.蘭普羅斯（S.Lompros）主編，在他去世後則由其他一些希臘學者主編；還有《東方之聲》（Echos d』Orent）雜誌和《東方基督教雜誌》（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
關於拜占庭法律的基本著作是《希臘-羅馬法制史》（Geschichte des greichisch-rümischen Rechts），該書的編者是著名的德國法學家卡爾·愛德華·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Karl Eduard Zachariä von Lingenthal）。其第三版於1892年在柏林出版。關於早期的法典，有雅克·哥德弗洛瓦（Jacques Godfroy）編的《狄奧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哥德弗洛瓦（又稱哥特弗勒德［Gothofredus，1587—1652］）是生於日內瓦的法學家，後赴法國學習法律和歷史。在工作了30年以後，他出版了自己編輯的《狄奧多西法典》，附有他所做的重要注釋和評論，這些注釋和評論至今對於研究早期拜占庭立法仍然十分有價值。他的著作的第一版發行於他去世13年以後。另一部重要的著作是莫特羅伊（Mortreuil）的法文版《拜占庭法律史》（Histoire du droit Byzantin），該書共三卷，於1843—1847年在巴黎出版；還有E.海姆巴赫（E.Heimbach）用德文為《埃爾斯克和格魯伯百科全書》（Ersch und Gruber Encyclopedia）寫的拜占庭法律概要（LXXXVI，191—471）；奧古斯特·恩格爾曼（August Engelman）所寫的俄文評述《希臘羅馬法的學術研究，對最近的論述文章的評述》，該書的目的在於「介紹拜占庭的立法史」，出版於1857年。由於人們很少提及它，也難以找到該書的版本，這部作品幾乎絕跡了。但是，它的內容提要很可能使學者們感興趣，它包括拜占庭與希臘-羅馬法的重要性，希臘-羅馬法文獻史概要、希臘-羅馬法的概念和規模『法律發展的各個時期及其特點。現代人研究希臘-羅馬法的主要目的，以及1824年以來發表的關於希臘羅馬法的研究文獻等。另一部俄羅斯著作是由阿扎勒維奇（Azarevitch）所寫的《拜占庭法律史》（A History of Byzantine Law）（兩卷本，雅羅斯拉夫，1876—1877年）。義大利學者L.西西里亞諾（L.Siciliano）於1906年寫了一部相當全面的希臘羅馬法概要，並附有非常有價值的書目注釋，發表於《義大利法律百科全書》（Enciclopedia Giuridica Italiana,Vol IV，part 5，fasc.451、460）中。這一概要於1906年在米蘭出版了單行本。另一些有用的作品有阿爾多·阿爾伯托尼（Aldo Albertoni）所寫的《有關義大利對拜占庭法律的研究綜述》（Per una esposizione del diritto byzantino con riguardo all』Italia，伊莫拉，1927年），以及諾曼·貝恩斯在《拜占庭雜誌》（XXVIII［1928］，第474—476頁）中的補充意見和H.V.威特肯（Wittken）所寫《拜占庭時期對查士丁尼法典的發展》（Die Entewickling des Rechts nach Justinian in Byzanz）（哈雷，1928年）。42
關於拜占庭藝術的最重要的著作有：N.P.康達可夫《從希臘手稿中的微型畫看拜占庭藝術和聖像的歷史》（敖德薩注85，1876年；阿特拉斯，1877年；法文修訂版，巴黎，1886—1891年，此版分為兩卷）；巴耶特（Bayet）：《拜占庭藝術》（其法文版L』Art byzantin發表在A.邁克爾主編的法文版《藝術史》，第一卷和第三卷，巴黎，1905年和1908年）；夏爾·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Manuel d』art byzantin,巴黎，1910年；增補和修訂版，兩卷本，1925—1926年）；O.M.多爾頓（O.M.Dalton）《拜占庭藝術和建築》（Byzantine Art and Archeology,牛津，1911年）和《東方基督教藝術歷史遺蹟概覽》（East Christian Art: A Survey of the Monuments,牛津，1925年；這部由多爾頓所寫的書有一部分是論述建築的）；L.布萊耶爾（L.Bréhier）《拜占庭藝術》（L』Art Byzantin,巴黎，1924年）；H.佩爾斯（H.Peirce）和R.蒂勒（R.Tyler）《拜占庭藝術》（L』Art Byzantin），兩卷本（巴黎，1934年）。
在拜占庭編年史中比較重要的有：H.L.柯林頓（Clinton）《羅馬記事》（Fasti Romani,英文版，兩卷本，牛津，1845—1850年），其中記載了641年席哈克略皇帝去世以前的歷史；穆拉爾特（Muralt）《拜占庭編年史紀要》（Essai de chronographie byzantine,兩卷本，聖彼得堡和巴塞爾，1855年和1873年），該書囊括了至1453年止的全部拜占庭歷史，但是使用它時要特別謹慎；奧托·希克（Otto Seeck）《自311年至476年，即基督教帝國準備時期的皇帝和教宗年表》（Regesten der Kaiser und Päpste für die Jahr 311 bis 476 N.Chr.Vorarbeit zu einer Peosopographie der christlichen Kaisezeit）是十分重要的著作；同樣重要的有弗朗茲·多爾格（Franze Dölger）的《東羅馬帝國皇帝年表》（Regesten der Kaiserurkunden des oströmischen Reiches,慕尼黑和柏林，1924—1932年），該著作被收入《中世紀和當代希臘文獻大全》（Corpus der griechischen Urkunden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eren Zeit慕尼黑和維也納研究所）；亦見V.格呂梅爾（V.Grumel）《君士坦丁堡牧首法令敕令集》（Les Regestes des Actes du Patriarcat de Constantinople,伊斯坦堡，1932年和1936年），它包括了自381年到1043年的歷史。對於拜占庭編年史進行新的科學的研究還是當代拜占庭學研究中的重要問題。
對於拜占庭研究的其他領域的有關資料，例如，貨幣學、印章學和草紙學方面的信息，可見克倫巴赫的《拜占庭文獻史》，也可見各種拜占庭專業期刊的文獻目錄。
只是在最近三四十年間，學者們在紙草研究領域開始意識到拜占庭時代的特別重要的意義。如這一領域最好的當代學者H.I.貝爾（H.I.Bell）所說，早期的草紙學家們，只是以繼母的眼光看待拜占庭時期，而且把注意力只集中於托勒密時期和羅馬時期。注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