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國史 · 第11章 社會與宗教 （320—620）

精彩看點 「去羅馬化」——拉丁語逐漸被淘汰——角鬥士表演——忒勒瑪科斯修士——殺嬰——奴隸制——隱士和苦行修道——查士丁尼一世關閉雅典學校——從異教徒到基督徒 席哈克略一世統治時期是拜占庭帝國歷史上古代和中世紀最重要的分界線。三百年間，儘管拜占庭帝國的地域、特徵、社會生活和宗教都發生了極大改變，但君士坦丁大帝和席哈克略一世的時代並未截然分開。君士坦丁大帝在博斯普魯斯海峽邊建立首都時，新秩序便開始和平有序地發展起來。長達三個世紀的歷史進程有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權力交接和平進行，沒有受到干擾。自瓦倫斯駕崩到602年福卡斯加冕，沒有任何軍事篡奪者打破這種皇位繼承制度。在此之前，皇帝要麼由上任指定，要麼由高級官員和元老院推選。人們一旦意識到這一時期只有三個先例是子承父位時，就不得不對拜占庭帝國的皇位繼承制度的規律性感到驚訝。除君士坦丁大帝本人、狄奧多西一世和阿卡狄奧斯外，其他皇帝都面臨男性繼承人的問題。拜占庭帝國的世襲制度影響非常強大。君主的侄子、女婿和兄弟都可以作為正統繼承人欣然接受皇位。考慮到這一趨勢，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整整三百年沒有產生一個徹頭徹尾的暴君。君士坦提烏斯二世陰鬱殘酷；瓦倫斯愚蠢貪婪；阿卡狄奧斯軟弱無能；查士丁尼一世鐵石心腸且忘恩負義。但總的來說，所有皇帝都非碌碌之輩。在道德品質方面，與任何國家同一時期的君主相比，他們都並不遜色。 320年至620年，拜占庭帝國的特徵發生了明顯的改變。這種改變源於三個世紀中兩個逐漸變化的過程。首先是逐漸「去羅馬化」——暫且用該詞來形容。不管是統治階級還是普通百姓都經歷了這一過程。在4世紀，羅馬的影響在東方依然很強大。每一個受教育的人都習慣說拉丁語。幾乎所有行政機構的工作語言都是拉丁語。所有的法律術語、官員頭銜以及稅收和機構的名稱也通常是拉丁語。在希臘或亞洲出生和成長的作家，都能熟練使用希臘語和拉丁語寫作——儘管他們更熟悉希臘語。羅馬史學家阿米安·馬塞林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出生於希臘，但使用的是統治者的官方語言而非自己熟悉的希臘方言。此外，在亞得里亞海以東的土地上，仍然有許多人講拉丁語，包括巴爾幹半島內陸的所有居民。除了希臘、馬其頓和色雷斯海岸沿線的個別城市外，整個拜占庭帝國都學會說來自羅馬的征服者的語言。 到了7世紀，羅馬元素迅速消失。誠然，人們仍然稱讚皇帝為「Pius，Felix，Perpetuus，Augustus」(1)。但到了800年，皇帝摒棄舊式稱號，稱自己為「ἘνXριστῷπιστὸςβασιλεὺςτῶνῬωμαίων」(2)。古羅馬官員頭銜也沒有廢除。「保民官」「貴族」「伯爵」和「執政官」等稱號仍然在使用，但倖存的僅僅是稱呼而已。早在6世紀，即使是受過教育的人，也不再頻繁使用拉丁語了。作家約翰·呂斯告訴我們，他能在國家公職人員隊伍中謀得一官半職要歸功於這個難得的變化。普羅科匹厄斯是當時最優秀的作家，才華橫溢，洞察敏銳，但他對拉丁語一無所知，即使翻譯最簡單的拉丁語也會出現錯誤。查士丁尼一世是最後一位以拉丁語為母語的皇帝。他的繼任者更習慣於使用希臘語。 羅馬帝國分裂後，為了實現國家連續性統治的實際需要，拉丁語逐漸被廢棄不用。羅馬帝國分裂始於君士坦丁大帝之子執政時期。476年，奧多亞塞成為義大利國王后，羅馬帝國徹底分裂。拜占庭帝國初建的一個半世紀以來，東方拉丁語與西方拉丁語區域產生隔斷。拜占庭帝國內語言的使用必然屈從於占主導地位的希臘語。但如果講拉丁語的東部省份沒有被蠻族入侵，那麼這個過程原本會慢一些。西哥特人和東哥特人騷擾並大肆屠殺色雷斯人、伊利里亞人和默西亞人。一個世紀後，斯拉夫人又幾乎將這些人滅絕。400年，亞得里亞海以東的拜占庭帝國土地上，大約有四分之一的地方說拉丁語；而到了620年，這片土地上說拉丁語的人還不到十分之一。當時，巴爾幹半島羅馬化地區變成了斯拉夫人的公國。只有達爾馬西亞的海港和巴爾幹半島上的一些零星的倖存者還在使用拉丁語。其他僅存的還在使用拉丁語的地區都處於拜占庭帝國在非洲和義大利的統治區。由於查士丁尼一世的征服，羅馬帝國原非洲領土和義大利重歸拜占庭帝國。但非洲領土和義大利遠離生活中心，遠離政府。因此，拉丁語在非洲和義大利的使用很難影響到其他地區，或者說很難延緩東部地區去羅馬化的進程。最後一位以拉丁文為母語的著名作家是詩人弗拉維烏斯·科利普斯。他以拜占庭帝國為主題給查士丁二世寫了長篇讚美詩。正如人們所料，弗拉維烏斯·科利普斯來自非洲。 奧多亞塞 在逐漸喪失羅馬特色的同時，拜占庭帝國越來越親近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繼任者統治時期，拜占庭皇帝宗教信仰的改變剛剛開始影響政府的運作。雖然拜占庭皇帝自己是基督徒，但拜占庭帝國仍然保留原有制度。許多高級官員仍然是異教徒。與3世紀相比，當時，拜占庭帝國所有行政和法律事務的形式和實質並沒有任何變化。直到君士坦丁大帝駕崩四十年後，我們才發現，在拜占庭帝國，基督教精神已經完全從精神活動層面滲透到物質生活層面。從狄奧多西一世開始，與打擊違法犯罪相比，在打擊違背道德這一罪孽上，拜占庭帝國的努力並沒有更少。拜占庭皇帝對不道德的行為進行討伐——即便最好的異教徒皇帝也會覺得不可思議。在羅馬人生活中，古角鬥士表演是最具特色但也最令人厭惡的特徵之一，不久就遭到廢除。角鬥士表演在羅馬存活了六十年，但在君士坦丁堡，人們對它一無所知。造成該結果的原因不是國家的作用，而是個人的功勞。404年的一天，角鬥士比賽開始後，角鬥士們準備好上場。突然，修士忒勒馬科斯跳進競技場，苦苦哀求，懇求角鬥士們不要殘害他們自己的同胞。場上群情激奮，一片混亂。混戰中，善良的修士忒勒馬科斯遭到殺害。忒勒馬科斯的死雖然對這場混亂並無影響，但在此之後，角鬥士表演就再未進行。 在拜占庭帝國其他行省的社會生活中，基督教的作用也同樣顯著。它終結了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的令人憎惡的殺嬰行為。之前，人們認為父親有權決定是否撫養他的孩子。君士坦丁大帝統治時期，國家承擔撫養窮困兒童的責任，以免他們的父母依照舊有傳統殺死嬰兒(3)。374年，瓦倫提尼安一世將殺嬰與其他形式的謀殺一併定為死罪。 奴隸制也深受基督教義的影響。在古代，除少數哲學家外，人們都對奴隸極為蔑視，認為奴隸幾乎沒有道德、沒有權利、沒有美德。但基督教導說，與他們的主人相同，奴隸也是擁有不朽靈魂的人；而且在洗禮儀式上和聖餐桌前，奴隸和自由人是完全平等的。基督教首先教導人們：解放奴隸的主人都得到了上天的認可；所有公共或私人的歡樂場所都應該向那些心懷慈悲的人敞開。幾個世紀以來，雖然奴隸制還未廢除，但奴隸制的罪惡大大降低。查士丁尼一世時期所立法律表明，當時，公眾輿論對古代奴隸制的罪惡進行譴責。查士丁尼一世規定，在徵得主人的同意下，允許奴隸與自由人通婚。他還宣布，奴隸和自由人結婚生下的孩子是自由的。此外，查士丁尼一世認為主人讓奴隸去賣淫是犯罪行為。人們很少聽說世襲奴隸制。由於蠻族俘虜、異教徒和敵人的存在，奴隸制才在一定範圍內得以維繫，但事實上，奴隸的主人對奴隸制並不怎麼感興趣。 競技場上的羅馬角鬥士 我們說的所有不幸階層——婦女、嬰兒、奴隸和角鬥士——生存狀況的改善，都可以直接追溯到一條基本的基督教義。正是由於相信人的個體靈魂在上帝眼中的重要性，皈依基督教的拜占庭人認識到自己的責任，並改變了以前輕視或忽視無助眾生的態度。需要指出的是，在5世紀和6世紀的羅馬世界中，實現該基督教義並不總是有益的。有時，推出一些新觀點會對國家不利，甚至充滿危險。而該基督教義的危險體現在，人們僅僅將重點放在個人靈魂與天堂的關係上，而遺忘了另一個重點，即對國家的責任。在新觀念中，人們最主要的事情是苦行修道。苦行修道始於埃及並迅速蔓延至整個拜占庭帝國，尤其是東部省份。人們不再履行公民義務，無欲無求，一心只想拯救自己的靈魂。他們不再參與國家事務，對社會不再有絲毫用處。只要這些人為數不多，或許就不會帶來多大危害。但如果大量公民參與苦行修道，那麼結果便會非常危險：成千上萬本該承擔國家重擔的人，卻都躲進了修道院或歸隱山林。5世紀的禁慾者沒有任何理由使苦行修道得到後世的重視，因為他們既非傳教士也非飽學之士。修道院並沒有派出傳教士和教師，更沒有收藏和珍視古代世界的文學瑰寶。530年到540年期間，卡西奧多羅斯曾在哥特國王狄奧多里克手下擔任行政要員。他是第一位修道院院長，組織修道士充分利用大把閒暇時間系統性地手抄書籍。 戰鬥後的角鬥士 如果一個國家大多數人只為自己考慮，將全部精力投入拯救自己靈魂這一可惡的努力中去，同時還讓周圍的世界儘可能順其自然發展，那麼這個國家的政體就會呈現病態。持這種態度的眾多臣民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拜占庭帝國與野蠻人的戰爭。苦行修道之士將野蠻人入侵視為上帝的判決，認為野蠻人入侵是上帝對罪惡世界的懲罰，而不是國家民族的災難。他們不會號召每一個公民奮起抗爭。許多人沾沾自喜，將5世紀的苦難解釋成末日啟示錄里預測的災難，並且樂意看著災難發展，因為他們認為災難預示著主即將第二次降臨。 卡西奧多羅斯 在面對拜占庭帝國的苦難時，許多基督徒態度冷漠。這些基督徒的態度不禁讓那些倖存的、受過教育的少數異教徒感到憤怒。他們嚴厲譴責基督教是毀滅國家的根源。由於基督教的反社會教義，人們忽視公民應盡的義務。基督教作家保盧斯·奧羅修斯覺得自己必須得寫一部長篇歷史書來駁斥異教徒的觀點。他駁斥的對象是異教徒辛馬庫，因為在辛馬庫的書中，他試圖將世界的所有災難歸結於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 幸運的是，拜占庭帝國統治階級繼續保持著羅馬古老的治國傳統，不屈不撓地抵抗著所處時代的所有不幸——蠻族入侵、饑荒頻發和瘟疫肆虐，不屈服於任何枷鎖的束縛，並且認識到每一場災難都有上帝的公正判決和世界末日即將結束的跡象。 到5世紀末，作為一股活躍力量的異教已經基本消失。只有少數哲學家堅持公開自己的宗教信仰。529年，查士丁尼一世關閉了雅典的學校，正式結束了異教在學校的傳播。雅典學校的關閉意味著行將消亡的異教失去了最後的避難所。但如果只是公開的異教信仰走向消亡，無差別論或冷漠主義在一大批受教育階層仍占有上風，那麼可能會出現這樣的結果：許多5世紀的異教徒到了6世紀只是成為名義上的基督徒，而他們的實際生活實則很少受基督教的影響。這種現象在文人和官員階層十分普遍。6世紀產生許多這樣的作家。普羅科匹厄斯就是典型的例子。普羅科匹厄斯本人雖然宣稱信奉基督教，但在作品中，他並沒有流露基督教思想。同樣的情況也體現在當時十多位行政官員、律師和政客身上。他們只是名義上的基督徒罷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樣的人越來越少。那些傳統的、嚴苛的和非宗教的羅馬性格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迷信盲從和情緒主義蔓延的中世紀心態。在受教育階層，之前殘存的基督教情感呈現出來的是信仰無差別論，但在社會底層中卻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形態。它通過大量粗俗迷信顯露出來。與它如影隨形的是魔法、巫術、算命、咒語以及那些隱秘、瑣碎和淫穢的儀式。雖然拜占庭帝國遏制這種做法，視其為不敬或異端，並對實施者施以懲罰，但這些卑劣的異教徒行為還是一直延續到了拜占庭帝國末期。 對從君士坦丁大帝到君士坦丁十四世統治結束的千餘年歷史，人們經常一概而論，指責整個拜占庭帝國時期「膽小懦弱、腐朽不堪和沒落腐敗」。對拜占庭生活的普遍看法，威廉·愛德華·哈特普羅·萊基(4)總結道：「歷史的普遍結論是，歷史是由人類文明所認定的最無恥和最卑劣的要素構成。其他持久文明也絕對不缺乏這一切『偉大』的形式和要素。除了用『下流』一詞來形容外，別無他詞。牧師、宦官和女人間的陰謀詭計、投毒下毒、陰謀陽謀、忘恩負義和手足相殘的駭人故事無不在上演。」(5)威廉·愛德華·哈特普羅·萊基的論斷會惹惱一批人。對於他是如何得出對歷史的普遍判斷的，我們不得而知。當然，如果只對被指控者的生活證據進行研究，不足以做出這樣的普遍判斷。他似乎是在拾人牙慧，重複五十年前的歷史學家相似的觀點，而該觀點主要來自愛德華·吉本。 如果非要總結拜占庭帝國及其文明特點，與許多人所持的觀點相比，我們的結論將會大相徑庭。我們要公正地承認拜占庭帝國有缺點：拜占庭帝國建立在古羅馬世界的東方省份基礎上。長期以來，敘利亞人、埃及人以及希臘化的亞洲人受統治者誣衊，被打上了「無可救藥」「懦弱」和「腐敗」的種族烙印，甚至連3世紀時已經衰敗的羅馬人都經常鄙視他們，我們還能抱什麼期望呢？自萌芽起，拜占庭帝國就帶有來自東方的某些孱弱的特質。尤其是，拜占庭帝國表現出了有悖19世紀現代精神的那些可憎的特點：譬如，有辱人格和卑躬屈膝的宮廷禮儀；在國家高級職位中引入宦官和奴隸；在外交事務中背信棄義、出爾反爾和滿嘴謊言。 但如果考慮到拜占庭帝國的起源，較之於它的缺點，就整體而言，我們更應該驚嘆於拜占庭帝國的優點。坦白地講，基督教將拜占庭帝國的道德水平提升到一千年來新的高度。雖然5世紀的僧侶和隱士都有缺點，但由他們取代西布莉神(6)和密特拉神(7)也不失為一種更好的選擇。當時的政府和公眾輿論一致同意摒除達芙妮(8)和卡諾普斯式的狂歡縱慾。在查士丁尼一世統治時期，教會與世俗聯合起來，用精神和肉體死亡來懲罰違背天理的罪行。在拜占庭帝國的最初幾個世紀裡，這些手段是皇帝們的公開做法。 密特拉神 拜占庭人常因怯懦、輕浮和背叛的惡習受到指責。但在這些問題上，他們是冤枉的。因為怯懦並不算當時的主要特徵。當時，拜占庭帝國畢竟產生了像狄奧多西一世和席哈克略一世這樣的帝王；像亞他那修和克赫里索斯托姆這樣的高級教士以及像貝利撒留和普利斯庫斯這樣的國家公僕。拜占庭民眾打敗了蓋恩斯和他的僱傭軍，發動了尼卡暴動。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懦弱，而是因為國家動盪不安。如果拜占庭帝國缺乏軍事美德，那麼他們如何征服了東哥特人和汪達爾人？又是如何驅逐了波斯人和匈奴人的呢？最重要的是，他們是如何與瘋狂的撒拉遜人進行長達四百年的殊死搏鬥，直到阿拉伯帝國最終土崩瓦解的呢？ 亞他那修 耶利米 任何時代的輕浮與奢侈都容易受到指責。每一個道德家，從耶利米(9)到朱文諾，再到約翰·羅斯金，都認為在世界歷史上，自己所處的時代是最可憎可惡的時代。對於拜占庭文學中保存下來的關於君士坦丁堡的禮儀，我們滔滔不絕，橫加指責，恨不得一一評判其弊端。那些苦行傳道者除了有很多奢侈品外，似(10)乎還有許多華麗的服飾、招搖的銀盤家具以及豪華的馬匹戰車。奢華與邪惡的生活常常相生相伴。但當我們重新審視對拜占庭人所犯暴行的指責時，就會發現，那些所謂的暴行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嚴重。如果赫里索斯托姆怒斥阿卡狄奧斯的同時代人，他詛咒的「罪行」或者對象一定是：使用化妝品和染髮劑的時尚太太；嗜賭成性的丈夫；劇院上演不道德作品的傾向；流行節日中的酗酒狂歡行為。面對這樣的指控，任何一個時代——甚至包括我們自己的時代——都有可能無可辯駁。在拜占庭帝國的社交生活中，競技場內的比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吸引了成千上萬崇拜者的熱切關注。如今這個時代，雖然我們仍然有體育運動方面的興趣，但肯定無法與6世紀時拜占庭帝國的情形相提並論。不用太花費力氣我們就能發現，對拜占庭人來說，賽馬仍然有著莫名其妙的吸引力。當想起君士坦丁堡人是容易興奮的東方人時，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地意識到藍黨和綠黨暴動的起源——如果沒有其他形式的運動來分散他們的注意力，他們就會產生暴動。 大城市從來都是罪惡之源。我們沒有理由認為6世紀的君士坦丁堡與19世紀的倫敦有什麼不同。公平地講，基督教輿論和政府都在盡力打擊不道德的行為。據記載，狄奧多西一世和查士丁尼一世執行了一項艱巨的任務：不遺餘力打擊一切違法亂紀的場所。查士丁尼一世更是將老鴇和拉皮條者作為懲罰對象，對那些最惡劣的不道德者處以極刑。我們必須記住，在表現出許多罪惡的同時，君士坦丁堡也展示了熠熠生輝的社會美德：拉西拉皇后經常去醫院照看病人；而在宮廷中，之前提到過的普爾喀麗婭皇后表現出了僧侶般嚴苛的自律。 背叛是公認的拜占庭帝國十惡不赦的重罪，僅次於「怯懦」和「不道德」。雖然其他國家或其他時代也充斥著陰謀和叛亂，但君士坦丁堡的陰謀實在太多了。原因顯而易見——存在「錄用人才不拘一格」的用人方式。軍隊和公務人員中充滿了不同種族和各個階層的人，其中不乏出身貧困者、能力出眾者和雄心壯志者。無論是歸附的哥特人、叛變的波斯人或來自伊索利亞的半文明山地人，還是科普特人、敘利亞人或亞美尼亞人，只要有能力，都相當受軍隊和國家的歡迎。因此，政府和軍隊中混雜有一些叛亂分子就不難理解了。他們缺乏愛國主義、喪失良知並且朝三暮四，傾向於通過陰謀或軍事反叛來謀求發展。但更令人驚訝的是，據記載，350年到600年期間，拜占庭帝國從未因宮廷陰謀或軍事叛亂而廢黜過其合法統治者。事實上，這個時期有很多陰謀，但它們都落空了。總的來說，這些情況就證明了，拜占庭人不只有背叛，也有忠誠。當然，在距我們更近的時期也出現過更糟糕的記錄(11)。一個例子足以說明上述觀點：在中世紀的13世紀至15世紀期間，與拜占庭帝國整個千年中出現的陰謀相比，貌似義大利出現了更多喪盡天良和荒謬絕倫的陰謀，也更令人震驚。 * * * (1) 拉丁語，大意為「神聖的奧古斯都萬壽無疆」。 (2) 希臘語，大意為「基督世界忠實的君主」。 (3) 在古羅馬，由於宗教迷信或其他原因，古羅馬人可以隨意殺死新出生嬰兒。 (4) 威廉·愛德華·哈特普羅·萊基（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1838—1903），愛爾蘭歷史學家。 (5) 《歐洲道德史》，第二章，第十三頁。——原注 (6) 古代小亞細亞人崇拜的自然女神。 (7) 古波斯的光神。 (8) 為躲避阿波羅的追逐而化身為瑞香樹的仙女。 (9) 《聖經》故事人物。 (10) 羅馬諷刺詩人。 (11) 威廉·愛德華·哈特普羅·萊基談到了拜占庭皇帝「永久自相殘殺」。有趣的是，從340年到1453年，除了一個皇帝被兄弟廢黜外，沒有一個皇帝被兄弟謀殺。有兩個皇帝被兒子趕下了寶座，但沒有被殺害。——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