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味人生 · 第三講 圈子與人生

一、帝國與君主 二、計議與策士 三、費用與理財 四、富國強兵之道 五、講話的藝術 六、放債的利弊 七、從屬與朋友 八、誤解與分歧 九、高官重職 十、司法與國家 十一、權衡價值 十二、貴族的位置 十三、交涉與協商 十四、訴訟與辯護 十五、黨派與中立 一、帝國與君主 帝王常常惶恐終日，對人生無所寄望，他們在萬民之上，地位至尊，榮華富貴無以復加，當然已經沒有什麼需要再冀求的了。可是，他們反而因此倍感煩惱，終日生活在惶恐的幻想與陰影中，心事重重，無法自遣。《聖經》上說：「天也高，地也厚，君子的心何所度。」這也算是原因之一了。當一個人的心中沒有主要的目標，卻滿腹猜疑的時候，他的愛恨便令人難以揣測了。同樣，帝王也會為一些瑣事煩心，如搭建樓亭、提升某人的官爵、精通某項技藝（比如尼羅王會彈豎琴、杜密善王精於射術、高莫達王長於劍術、卡拉卡刺王善駕戰車）等。我們在大事情上有了成就之後，如果停滯不前，則會沮喪；如果我們在小事情上面不時有些進展，則會感到精神爽快，不明白其中道理的人是不會相信我這個說法的。我們也常讀到一些帝王的歷史，這些帝王早年馳騁戰場，南征北伐，戰無不勝，但這種進展終會停止，因此他們到了晚年憂悶不樂而皈依宗教。亞歷山大大帝和岱奧克里王就是這類帝王。近代的例子如查理五世，一個想往前發展的人，一旦猝然停下來，就會悵然，覺得大勢已去，今非昔比了。 就帝王的恩威這件事情來說，難得的是懂得恩威並施，這算是一種美德。恩威並施與喜怒無常蘊涵了兩種不同的概念。然而，前一種是恩德與威嚴交互使用，而後者與前者卻是大不相同的。維思派尚問阿波洛尼洛斯：「尼羅王為什麼會失敗？」阿波洛尼洛斯答得好：「尼羅王撫琴的指法純熟，曲調優美，而治國之時，則有時把弦調得太高，有時又調得太低。」的確，寬嚴失調都易使王權崩潰。 近代的帝王都是等遇到危難時才以巧計去避開的，卻不見有人先採取預防的措施，這等於是在跟命運打賭。採取這種忽略禍患的做法，就可能大禍臨頭。帝王有許多的困難，其中最大的是他們心裡的事。據塔西托說，帝王的欲望大都很強烈而又互相矛盾，所以既想達到自己的目的又不能不擇手段則是帝王的致命錯誤。 做帝王的要設法對付鄰國、妻子、兒女、僧侶、貴族、紳士、商賈、平民和軍人等，如果他稍不留神，這些人都可能使他罹難、喪生。 首先來談一談鄰國。由於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情形，想定出一個對付鄰國的一般法則是不可能的。但是，永遠不變的原則是有的，那便是做帝王的應該經常有適當的防禦措施（比如說，擴張領土、壟斷貿易或入侵等），防止鄰國變得比自己強大，以免遭受威脅。這種事情應該成立委員會專職負責。歐洲三強聯盟時，英格蘭的亨利八世、法國的弗蘭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互相防範，嚴加監督。他們中間如有人被侵犯領土，兩國則聯合制止，必要時共同討伐，誓將失土收復，絕不在中途輕言和解或暗中犧牲對方。與這種聯盟性質相同的組織，還有那不勒斯的斐迪南王、佛羅倫斯的梅第奇王和米蘭的斯福查王的聯盟。中世紀的經院學派主張，兩國之間，如非一國先侵犯另外一國，就不應該宣戰。這種說法並不十分正確，如果是一國為了避免即將發生的危機，而採取正當的防衛措施，那麼即使對方從無侵犯事實，也是合法的作戰理由。 談到妻子這一方面，歷史上更有許多慘不忍睹的例子。例如利維婭毒死夫君奧古斯都大帝；梭利曼一世的王妃洛克莎拉娜為了想把自己的兒子立為土耳其王，而暗殺皇后之子穆斯塔法，結果破壞了皇室律法，擾亂了帝王血統的繼承；英國愛德華二世的皇后暗中使他退位，而後再將他殺害。由這些例子看來，帝王妻子的危險性實在太可怕了。 至於子女方面，悲劇的事例就太多了。帝王通常猜忌自己的子女，這真是件極不幸的事。像前面提到穆斯塔法遇害後，土耳其王室的繼承傳統就受到嚴重的破壞，直到現在，自梭利曼大帝以後的數代，都被懷疑是異族的血統，因為梭利曼二世的血統已被大家認定是可疑的。君士坦丁大帝把他那為人忠厚溫和的兒子克利普斯暗殺後，皇室的安寧也同樣受到影響，皇太子君士坦丁二世和康斯坦斯的結局也都很慘。另外有一個太子康斯坦修斯也非常不幸，他被朱利安王討伐以後，不久就病故了。馬其頓菲力普二世的太子狄密區斯被自己的兄弟誣告叛國而被處死，他的父王后來發現他是被誤殺後，也因憂鬱成疾而辭世。像這類例子不勝枚舉，帝王們從猜忌子女的行動中得到好處是很少見的，當然，子女們確實有叛亂行為的當屬例外，像梭利曼猜忌太子巴加札特以及亨利二世的三個兒子叛變等。 談到教士僧侶，他們要是勢力龐大、倨傲不恭，那就不能說沒有危險了。例如，坎特堡大主教安塞姆和貝克勒都曾企圖要把王權與教權集於一身，不過他們所遇到的國王威廉二世、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也都是驕傲固執的，所以他們的野心難以施展。教會造成的危險並不在於教會本身，而在於教會圈外的勢力，或者是由於教士的選舉與任職不是靠君王或聖旨授予的權力，而是靠平民百姓的擁戴。 至於貴族，只要與他們保持一定的距離，就不會有什麼嚴重的問題發生。然而，如果對他們加以壓制，那時君主的主權雖然顯得更有尊嚴，但是卻會變得更加不安，更不容易貫徹命令。關於這一點，我在《英王亨利七世傳》中也曾提及。亨利七世壓制貴族，所以在他那個時代不斷有內患發生，貴族表面上雖然仍舊服從他，但一旦事情發生時，他們便袖手旁觀，採取不合作的態度，結果是君主事事都得親自處理。 說到紳士，由於他們散處全國各地，所以不致成為大患。雖然他們時常大唱反調，不過並無大礙。他們跟貴族一樣，只要他們沒有掌握大權，便不致發生危險。由於他們與平民最為接近，關係最直接，所以如果發生騷亂事件，他們是出來緩和局勢的最佳人選。 再談到商人，他們對於國家而言，就像靜脈與人體的關係，如果他們生意清淡，國家的四肢雖然依然強壯，但血脈枯竭，四肢便自然會變得倦怠、羸弱不堪。國家不要只對營業稅打主意，其實營業稅的加重對整個國家的稅收益處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大，雖然國庫增加了部分收入，但對整個國家而言有損失，因為某方面的稅收提高了，貿易數量反而會因此而減少。 至於平民，如果不是在他們之間出現偉人，或宗教信仰與生活習慣受到干擾時，也就不會有什麼大問題發生。 最後談到軍人，如果他們聚集在一起要求恩賜，厚享薪俸，那將對國家貽害無窮，這一點我們可從土耳其的近衛軍和羅馬的侍衛隊的叛變中得到證明。如果由不同的指揮官帶領，將他們分派到一定的地方去駐守，並且不輕易給予賞賜，這樣就能使他們成為捍衛國家的武力，不致發生禍患。 帝王猶如太空中的星球，對整個太空而言，星球在時令方面有好壞不同的影響。雖然他們很受人尊敬，卻很少得到休息。有關帝王的一切討論，記住下面兩點將有助於理解：「帝王得記住，你是一個人；同時也得記住，你也是一個神，或說你是造物主的代表。」前者約束帝王的權力，後者約束帝王的欲望。 二、計議與策士 人與人之間最坦誠的是互相信賴。其他有關信任的事，例如，生活方面託付朋友的有田地、財物、子女、債務及其他特殊的事情。賢明的君主對策士的信賴，並不會對自己的尊貴有所損傷。這種情形就是上帝也有過，上帝替耶穌取了許多名字，其中一個就叫作「策士」。所羅門這樣說：「有籌劃計算才有安定。」無論什麼事情，都要經過一再計議才會妥善，否則便會顛倒反覆、矛盾重重，像個醉漢行路般踉踉蹌蹌，結果只能聽從命運的擺布。所羅門看出策士的重要性，所以凡事必依策士的計謀、策略而行。當年古猶太王國江山之所以破碎，是因為為讒言所誤。如果我們想不為讒言所誤，就必須謹防兩點：就人這方面來說，要提防幼稚淺薄的人所獻的計策；就事這方面來說，須提防激進的建議。 古代的帝王和策士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並且他們也都能將策士操縱自如，這些情形我們可從書本上看出來。例如，在古希臘神話中，天神朱庇特娶了墨提斯。墨提斯象徵策士，他們的結合就象徵帝王與策士的密切關係。另外傳說他們在結合之後不久，墨提斯懷孕了，可是，天神朱庇特不等墨提斯分娩就把她吃掉了，想不到他自己竟因此懷孕，後來就從腦殼裡生出一個身著鎧甲的雅典娜（即智慧女神）。這個奇異的寓言，隱喻著一個治國的秘密方法：帝王要利用策士。帝王每遇事件發生即令策士獻計，這可比作懷孕期；等計策運籌妥當，即將付諸實施時，就好像胎兒已生長成形，即將分娩；然而，帝王卻在這個時候把大權收回，不讓策士去執行。之所以要這樣做，乃是要使天下的人以為一切功勞都是帝王的，而非依靠策士（因計策商定後，要依賴武力推行，就像雅典娜以全副武裝出生一般），要天下人以為這份功勞不僅是由帝王的威嚴而產生的，也是借帝王的頭腦計劃出來的，這樣才會增加帝王的榮譽。 我們現在再來談談使用策士的弊病與補救的辦法。通常使用策士的弊病有三：機密容易泄露；容易降低帝王的權威，一切事，帝主都比較不能自主；獻計的人多是為了自身的利益，當他們對君主的利益未予顧及時，君主就有受到欺矇的危險。這些弊病有一種補救的方法：將大臣們集合於宮中議事。這個辦法義大利的學者主張過，法國有幾個朝代也曾實行過，可是這個辦法所產生的弊病反而更加明顯。 關於一切國家大事的秘密，君主不必一一告知策士，需要斟酌權衡，把該講的向策士講，不該講的則守密。策士們所獻的計策，也並不一定全都採納。國王應該知道，朝廷里的秘密可能會由自己身邊策士之類的人泄露出去。讒臣議士常以出賣議事秘密牟取私利，所以他們之中很少有人不是唯利是圖的。談到危險性，一個多嘴的人自然遠超過有口德的人。有些事的確是需要絕對保守秘密的，除了帝王以外，最多只能讓一兩個親信知道。要能做到這樣，帝王本身必須是堅毅果斷與足智多謀的。帝王必須選任賢德之士做策士，並且更需要的是忠實可靠不違帝王旨意的人。像英王亨利七世，他遇有機密大事時，除了穆登和弗克斯這兩位主教之外，便不再向其他的人透露。 在降低權威這一方面的補救辦法，前面希臘神話中的那個寓言已說得非常明白。事實上，如果帝王能利用策士的計議，而由自己來拿主意，則自己的權威不但不會降，反而還會提高，並且，這樣做也不會因聽信策士的讒言，而失去臣屬對自己的愛戴。可是，如果某一個策士的權威太大，或數人互相勾結，到了可左右宮廷勢力時，那情形就嚴重了。不過，這種情形如果及早發覺，仍可設法補救。 最後要說明的弊病是獻計的人有私心，因此做帝王的要起用本質誠實、真摯、坦率、正直的人。策士們通常都是互相防範的，很少有互相勾結的事情發生，所以若有爭權或假公濟私的事發生，帝王都會得到報告。不過，帝王們應該像了解自己那樣去了解策士們，那才是最好的補救辦法，所以說「賢明的君主貴在知民」。從另一方面來說，策士們不應去揣摩君主的性格。他們的精力應該集中在帝王所交代的事務上，而不是去賣弄自己的謀略，這樣他們的目的才是獻策，而非討君主的歡心。在帝王方面，他的諮詢辦法有兩種，即分別諮詢與集中諮詢。這兩種方法如果並用將是最有益的。私下徵詢意見比較自由，當眾諮詢則比較鄭重。私下我們可以隨意表現自己的性情，在大眾面前我們就不喜歡有人隨意表現自己的性情了。所以，兩種方法並用最為合適。對職位較低的人不妨採用私下徵詢的辦法，這樣他們才敢於把意見自由地表達出來，而對於高職位的人則採用當眾諮詢為宜，以維護彼此的尊嚴。帝王們在詢問大臣對事情的意見之外，也要詢問他們對人選的意見，否則詢問也無用，因為一切事情都需要挑選適當的人來處理。考慮人選的品質不可僅僅憑他的等級地位，就像不能僅憑自己的模糊記憶或他人的精確描述，因為重大錯誤的釀成或偉大智慧的顯示都在於對人的選擇。古語說得好：「書籍是最好的顧問。」的確，顧問常不肯說真話，只有書籍才會記載真實的話，特別是有治國經驗的人所著的書，帝王們要多加研究。 有些地方現在舉行參議會，那只能說是一種平等的集會，在會議上只談談各項事務，並未深入研討，並且因為過於匆忙，所以連考慮後再做決定的工夫都沒有。因此，遇有重大的事情時，最好是今天交議，等到明天再去討論，因為這樣才有充分的時間做較周詳、縝密的思慮。英格蘭和蘇格蘭合併的協商會議是個嚴肅而有秩序的會議。我主張請願的案件要劃出一個特別的時間，這樣請願人才能得到被接見的機會。並且，決定國家大事的會議要從容計議、專心討論，這樣才不致受到干擾。在會議中最好挑選中立分子為委員來進行討論，不可以在雙方爭執不下時求折中。關於貿易、財務、軍事、申訴以及某些特殊問題，也應各設一個常務委員會來進行研討。對那些有特殊技能和專業的人，應讓他們在各常務委員會上首先發表意見。如果需要，再讓他們在參議會上發言。但要注意的是，別讓他們成群結隊地去，以免擾亂議會秩序。帝王在出席會議時，不可發表太多的意見，因為帝王的意見既出，議員們便只好順從，不便再把自己的意見貢獻出來，結果就失去了議會的效果。 三、費用與理財 金錢是供人使用的，花錢的目的在於得到榮譽與為善。因此，額外的花費是否值得就要看具體情形了。倘若為了國家利益而自動捐獻財產，這樣不僅國家可以得到很大的幫助，就是個人也會因做了善事而在將來能進入天國。個人的日常開銷要看財力而定，最要緊的是開支不要超出自己的負擔能力，也不可以聽信僕人的話，隨便他們花用。花錢有技巧，要支配得很恰當。購物須選價廉物美的，要使實際花費低於外人的估計。一個人如果要維持現在的經濟狀況，日常開支不得占收入的半數以上；如果想要發財，開支則不可超過收入的三分之一。大人物也應親自清查自己的財產，這並不會降低自己的身份。可是，有的人不這樣做，其原因恐怕除了他們自己疏忽成性之外，也害怕一旦發現虧空而憂煩。然而，你不找出傷口，創傷又如何能治好呢？一個人如果對自己的財產無法親自去處理，用人就得小心，並且所雇用的人還要常常調換，因為新人不會像舊人那樣大膽狡猾。不能親自處理自己財產的人，對自己的一切收入和開支最好都先確定一下，以免有透支的危險。 你如果在某一方面產生了浪費，就得在另一方面設法節省。比方說，飲食方面太浪費了，服裝方面就得節省；屋裡擺設豪華，馬棚就得簡陋些。人的財產到底是有限的，如果各方面都奢侈浪費，結果可能會弄得傾家蕩產。 清理債務時不可操之過急，否則就和欠債太久不還一樣，對自己不利。拖延債務須付利息，這固然是一種損失，但是如果急於還債，而把東西或產業廉價出售，這樣的損失更大。再說，突然把債務償清了，對於欠債成了習慣的人來說，他還是會再去借債的。慢慢還債的人卻養成了勤儉的習慣，這既可以在錢財方面少受損失，在精神方面又會獲得許多益處。 當一個人的財產需要彌補時，換句話說，當他的財產虧空時，那就什麼都要節省了，即使是小的地方也不可忽視。節省小錢並非不光榮的事，屈辱著去賺小錢才是有失體面的事。有些開銷如開了先河，便無法停止，這類的開支要特別小心，如果這種開銷僅此一次，那就不妨慷慨一次。 我把財富稱為德行的累贅，因為財富相對於德行而言，就像輜重車輛相對於軍隊一般。你不能把輜重車輛留在後面或拋棄掉，然而在某種環境下行軍，輜重車輛不但無用，反而會變成累贅，說不定會因為要照顧那些東西而打敗仗呢！ 事實上，財富過多是無用的，因為一個人所需要的錢財是有限的，超出限度以外的錢財便是多餘的東西。因此，所羅門王說：「錢財多的地方便會有許多人來消耗它，對於錢財，主人除了一飽眼福以外又有什麼用？」多餘的錢財只能使主人落個有錢的虛名，對他並無一點實用的價值。並且，當一個人的財富達到了某種限度之後，超出的財富並不會為他增加樂趣。這些超出的財富他可以儲存起來，或者贈予他人，他也許會因此而享有富翁的虛名。由於他已有足夠的錢財，所以超出的財富對他來說是毫無用處的。你可曾看到，有人出高價購買珠寶古玩或鋪張華貴的陳設，想使他那多出的財富顯得有些用處。也許你會說，財富可以救人於危難或解除困境。所羅門王說：「富人想像財富是一座堅固的堡壘。」這句話說得很妙，因為他說那是「想像」而已。其實不然，為錢財所毀的人比為它所救的人要多。 不要去找額外的錢財來揮霍，要用正當的手段賺取錢財，花錢要得當，該慷慨的時候就慷慨捐贈，該存下一些錢財的時候就存下一些。對錢財也不要過於輕視。西塞羅在評論婆修瑪斯時說得好：「他熱衷於積聚財富，為的是要做些好事，而不是貪婪。」因此只要運用得當，財富的價值仍然是很大的。我們再來看看所羅門王怎樣說：「想要急著發財的，難免會適得其反。」所以積財要有耐心，不可以操之過急。詩人們在想像財神普魯塔斯奉天神朱庇特的命令而來時，說他是一拐一拐地走得非常慢的，而奉地獄之神普魯托的命令而來時，他卻走得非常快。這是比喻用正當的方法和誠實的努力去取得財富的過程是很緩慢的，相反，因某人死亡而繼承財產時，則可以很快地獲得財富。另外，因為普魯托是魔鬼，所以我們可以給予另一種解釋：財富從魔鬼那裡來得特別快（如以欺詐、壓榨或其他不正當的方法）。發財的辦法很多，然而多半是不正當的方法。節儉雖然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可是也不見得清白，因為當一個人過於節儉時，他對慈善義舉也就不肯出錢了。 最自然的致富之道是利用土地。大地是我們偉大的母親——它給予人類許多恩典。只可惜，現在的人如果要靠種地致富也是非常慢的。不過，資本雄厚的人如果一心經營農場，是能獲得極大的利益的。我以前認識一個英格蘭的有名而富有的貴族，他是個畜牧家，他除了有那數不盡的羊群和阡陌相連的稻田以外，還是個大木材商，也是大煤礦、大鉛礦和大鐵礦的礦場主人，還有其他數不完的財產。因此，大地在他看來就像是藏有無盡寶物的海洋一般，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有一次我聽一個人說，他賺小錢很困難，賺大錢倒很容易。這句話頗有道理，因為有的交易金額很大，卻只有少數極有錢的人才能做到。人有了許多錢便可以積存貨物，而後待價而沽，從中獲取利潤。這種人也可以做沒有錢的人的老闆，這樣一來可以利用他人的能力來賺錢而增加自己的財富。普通商店賺的是規規矩矩的錢，他們獲利的主要方法有兩個：一是勤勞；一是公平交易，名聲好。如果以投機取巧或囤積居奇的手段去做損人利己的交易，就是不正當的。中間商多半是以低價購入，而後高價賣出的，他們轉手之間便獲取巨利，不僅是賣主被剝削，顧客也同時被剝削了。 與人合資做生意也很容易賺錢，只是夥伴要選擇誠實可靠的，不然，情形就大不一樣了。放高利貸是最好的賺錢辦法之一，因為放債的人坐享其成，別人等於是在替他流汗，而且連假日也要照算利息。這簡直是犯下戒律了，它固然是一種保證無風險的方法，但是也有它的弊端，經紀人常將並不富有的人看成是有錢的人，儘量從他們身上榨取錢財。 有人因很幸運地發明或發現了什麼而取得了專利，他們往往會獲得巨利而成富豪，在康納利島上經營糖業的人就是這樣發財的。所以，具有發明或發現天賦又兼具判斷能力的人，不一定是絕頂聰明的，只要時來運轉，他自然會發一大筆財的。 把金錢貸出去收利息，而自己不敢拿金錢去做生意的人，永遠無法得到大的財富。但是冒險成性的人也往往會落得傾家蕩產。因此，在你未有確定把握能賺到某筆錢以前，最好先有個打算，以免發生意外。假使沒有人限制你，從事專賣或壟斷事業倒是發財的最好機會。如果你是一個有先見之明的商人，你能判斷出什麼是暢銷的貨物，那就不妨大量搜購貨物，等到利市時售出。當然，替人做事所得的報酬是正當而光榮的，而以諂媚逢迎或其他卑劣的手段獲取錢財，那就很可恥了。如果是專從人家遺囑的執行或監護權中謀奪利益，那就更可鄙了，因為他們所做的勾當，與逢迎貴族比起來，實在是更無恥。 有些人表面上輕視錢財，對這種人不要太相信。其實，他們不過是得不到錢財，才假裝對錢財漠視的，一旦他們撈到錢財，就會比什麼人都狠心了。錢財有時像是長了翅膀，會不脛而走。對某些小錢不必太計較，有時把它放出去了，它倒會帶回更多的錢財呢！ 人到最後，不是把財產留給親人，就是留給大眾。但是不論留給誰，都以適量最有益。遺產太多，繼承人便成了眾人謀算的對象，除非他的年齡與經驗各方面都已成熟，否則總是會遭人暗算的。同樣的情形，如果只是為了炫耀自己的財富而大量地捐贈，這就像供物中沒有放鹽一般，不能保存較久，又像是外表粉飾漂亮的墳墓，裡面卻會很快腐爛。人們要謹記，遺產的價值不在數量之多，而是在於與繼承人的身份是否相符。遺產的饋贈最好是在生前，不要等到死後才贈給別人。因為活著的時候給人禮物可說是一種恩惠，而死後才把自己無法享受的東西送給別人，那就稱不上是慷慨的行為了。 四、富國強兵之道 雅典政治家塞米斯托克里斯有一次赴宴，席間有人請他彈琵琶，他說：「我不擅長彈琵琶，不過我能將小市鎮變成大城市。」他說這話時一副傲慢、不可一世的樣子，但這句話（如果稍微修改而用在政治上）可以表示兩種治國才能。我們且把歷代的王公卿相認真地加以分析，就可以發現有的人能把小國變為大國，卻不會彈琵琶；也有許多人彈起琵琶來指法熟練，卻無法把小國變成大國，這類人往往會使鼎盛的國家淪為破碎江山。有許多享受著高官厚祿的人，為了討好主子，都不惜施以卑鄙的手段或詭計，這種勾當便稱為「琵琶小技」，加在他們頭上並不為過。這種事情只圖一時之快，只與個人利害有關，對國計民生毫無裨益。也有一些大人物在處理事物上，謹慎從事，不致釀成大錯，但是並不能增加國家的威望與財富。國家真正的精神何在？怎樣才能保持那種精神？這是謀國者應把握的主題。怎樣能夠做到既不過分高估自身的能力，以致費力不討好，又不低估自己的能力以致凡事縮手縮腳？ 一個國家的大小是可以測量出來的，它的財稅收入也是可以計算出來的。然而，工作中最易犯的錯誤就是對國力的錯誤估計。耶穌不把天國當作一個大果核，卻把它比做一粒芥子，雖然那是一種極小的顆粒，但是刺激性極強，傳播也很快。同樣的道理，有許多國家地大物博，可是不易擴張和治理；有的國家雖小如芝麻，卻具備了變為大國的基石。 設有堅固的城堡，儲備有豐富的火藥、軍械、鐵騎，但沒有訓練有素的強悍國民的國家是不會強大或打勝仗的。因此羅馬詩人維吉爾說：「狐狸對於綿羊的多寡是不在乎的。」亞貝拉的波斯軍浩如煙海，使亞歷山大的大將為之驚愕，於是有人告訴亞歷山大大帝，最好是夜間去偷襲。但是亞歷山大說，他不準備以偷襲而竊取勝利。後來他果然以少取勝，輕取敵師。亞美尼亞人提格尼斯率領四十萬大軍駐紮在一個山頭上。當他發現羅馬兵力不過一萬四千人的時候，便哈哈大笑起來說：「那些人湊個使團有餘，要是打仗就太少了。」然而不到日落時分，驍勇的羅馬士兵便把他的部下打得落花流水。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因此，我們可以下個結論：國家是否強大，關鍵在於國民是否英勇。如果國民怯懦無能，即使國家軍械不缺乏也不堪一擊。梭倫對克里沙斯王說：「陛下，誰有最精良的武器和勇敢的士兵，誰就可以占有天下的一切財寶。所以，作為一國的君主，如果人民都不是勇敢善戰的士兵，那麼就別高估自己的力量。」從另一方面說，人民只要有勇敢的精神，便可知自己的力量。反之，即使威風一時，不久也會威風掃地、一敗塗地。 一個國家的國民不可能既是小獅子，又是臥在羊圈中的驢子。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負擔的苛捐雜稅過重，就永遠不會成為勇敢尚武的國民。這裡所指的是人心，而不是錢包。所以，同一種稅捐，自願與強迫，卻會產生不同的作用。因此，賦稅過重的國家是不會強大的。 一個國家的貴族如果增加得太快，平民的情緒就會變得消沉，這是執掌國事者應密切注意的。比如叢林，如果我們任它蔓草雜生，這裡便不會有排列整齊的小樹生長，而只會有一片雜木矮叢而已。國家也是這樣，如果紳士太多，必然會出現貧富分化，社會矛盾重重，人心渙散。所以，人口多的國家不一定就強大。比如，英國的土地和人口雖然較少，但是武力較強，因為從英王亨利七世開始，就給農場和農舍制定了一種標準，即土地分配有一定的比例，使每個國民都能安居樂業，而不致過著貧賤的生活，即使是地主也是握鋤頭的人，不只是僱工才握鋤頭，這樣便可以達到詩人維吉爾筆下古義大利的境界： 「舉國皆兵，大地豐收。」 有一種國家也是不容忽視的——奴僕享有自由的國家。這種自由奴僕並不亞於義勇騎兵隊。因此，貴族顯要享有富貴，仆徒如雲，他們慷慨好施，國稅因而增加，兵力自然強大。反之，如果貴族顯要寒酸的話，國家的兵力一定也會貧弱的。 尼布甲尼撒夢中那株枝葉繁茂的大樹，不論它的負荷多重也要生長下去。他的意思是說，要全國原有國民與歸化國民都聯合起來擔起國家的重任，國家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凡是以寬容的態度容納從外國來歸化的人的國家，都將成為一等強國。不要以為靠少數的國民、最大的勇氣和最佳的策略，就可以強大起來。如果不能寬容歸化的話，國家恐怕只能支持短暫的幾年，結果還是會崩潰的。斯巴達最喜歡容納歸化的民族，所以它可以安穩地守衛一定的領域。可是，當他們擴張疆土的時候，正如樹枝過多，突然狂風大作，必定會被風折斷。歷史上最歡迎歸化的是羅馬人，他們不僅允許歸化（他們稱為公民權），而且徹底地接納歸化。也就是說，你不僅有貿易權、婚嫁權和遺產權，也有選舉權和擔任公職的權利，不但使個人歸化，也使全家、全城，有時甚至全民族歸化。此外，他們還有移民的風俗，把羅馬的種子移到別國去，連這些權利也都包括在內。把這兩種辦法合起來，結果不是羅馬擴張到全世界，而是全世界擴張到羅馬來，這便是可靠的富強之道。有時我覺得很奇怪，西班牙的本國人這麼少，怎麼會控制這麼大的版圖？我們應記住，西班牙的版圖正如一株樹幹，比當初的羅馬與斯巴達都要大，他們雖然不像斯巴達那樣容納歸化的人，可是他們利用的辦法是多種多樣的。他們在正規軍里容納外國人，甚至在高級長官中也有外國人。不過，他們目前已感到本國人越來越缺少了。菲利普四世頒布獎勵生育子女的命令，我們從這道命令上也可以看出端倪。 一個國家要富強，最重要的還是要把擴充武器裝備當作主要的任務、研究和工作。我們以前所說的都是戰爭的訓練工作，但是，如果沒有目標和行動，又如何談訓練呢？洛馬拉斯死後送給羅馬人一份禮物：最重要的是注意武器裝備，這樣便可以成為世界上第一等強國。斯巴達國家整個組織都是為這個目標而制定。波斯人和馬其頓人都曾經一度武器裝備充實，不過為時短暫。高盧人、德意志人、哥德人、撒克遜人、諾曼人都曾一度武器裝備充實，不過也漸漸地衰微了。在當今的歐洲國家中，還算強盛的只有西班牙。但是，我們最關注的事也就是我們最受益的事，所以在這裡也不必再多談了，只要指出這一點加以注意就夠了。 除此之外還有一點，一個國家必須制定一種法律，以備在作戰時作為適當的藉口。因為人性天生有是非感，我們的國家如果要作戰，一定要有理由，最低限度也要有似是而非的理由。土耳其人以傳播律令為作戰的理由，所以他們的出師永遠都是名正言順的。羅馬人戰勝歸來，認為擴張疆土是他們大將的榮譽。可是，他們發動戰爭時，並不全靠這個理由。當然，要想富強，第一要警覺，無論是自己的邊疆民族、商人或外交使節，只要受到侮辱，都要立刻為他們復仇，不可拖延；第二要隨時準備支援盟國或請求盟國援助。羅馬人就是這樣，他們和幾個別的國家聯盟，一旦遭受侵略，便請盟國援助。不過，羅馬人總是走在前面，他們絕不讓別人有搶先的榮譽。至於古代干涉別國內政的戰爭，我看不出有什麼充分的理由：如羅馬人為希臘殖民地的自由而出師，斯巴達人為建立或推翻民主或寡頭政治而出兵。外國人假借正義或保護的名義而出兵，聲稱為解救別國國民而戰。總之，如果一個國家不能及時把握作戰時機，那它是不會富強的。 一個人如果沒有運動就不會健康，自然界的事物和社會團體也都是這樣。就一個國家來說，出師有名並且用意光明磊落的戰爭，就好比有益的運動。內戰實在是像一陣寒熱病所發的高燒，但是對外戰爭就好像運動後所發的熱，可以促進身體的健康。懶惰的和平使勇氣喪失、道德沉淪。然而，如果一個國家的大部分國民都武裝起來，則這個國家一定會富強。如果有一支訓練有素的部隊，雖然耗資很大，但是在鄰國之間，它可以起領導的作用，至少也享有虛名。在西班牙就是這種情形，他們經常保持一支訓練有素的部隊，迄今已有一百二十年的歷史。 海上的霸權就是一個帝國的縮影。西塞羅曾寫信給龐培的將領亞提科斯談到龐培準備攻打愷撒的事說：「龐培的政策像是塞米斯托克里斯說服雅典從海上進攻波斯的政策，他認為誰有海上霸權，誰就是強者。」毫無疑問，他是虛榮心太強，想把愷撒的力量消耗殆盡。關於海戰的效果，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奧古斯都擊敗安東尼的亞克汀之戰，便決定了第一帝國由誰來執掌；1571年利邦多的戰役，土耳其擊敗了西班牙聯軍，便確定了土耳其的偉大。歷史上以海戰獲勝而結束紛爭的例子比比皆是，只是一國之君要全力以赴才能成功。無疑，誰控制海權誰就可以為所欲為，而在陸地上稱霸的則只是海峽以內的而已。迄今歐洲海上的優勢屬於英國，一來是因為歐洲大部分的國家都在內陸或繞著海岸，對英國有利；二來是因為東西印度群島的大部分都像是海上霸權的附屬物，全都在英國的控制中。 後世的戰爭與古代光榮的戰爭相比，似乎黯然失色。現在為了鼓舞士氣也有各種等級的勛位，且頒贈時不分軍民，此外還有勳章以及傷殘病院等設施。然而，在古代，在戰勝的地方都豎立起陣亡將士的紀念碑，授予個人花環與桂冠，後世國君以獲得榮譽者的名字作為國號或帝王名號。大將凱旋的光榮、兵士解甲時所得到的大批賞賜，這些都足以提高士氣。當年羅馬人認為最重要的並不是炫耀戰績，而是定下一種聰明的制度，它包括三種酬勞：榮譽歸於大將、金銀財寶歸於國庫和賞賜歸於軍隊。可是，那些榮譽對親自率兵出戰的帝王並不合宜，因為榮譽是屬於帝王本身或他的子弟的，故要酬勞的只有後兩項，即賞賜有功的部下一些彩衣或賞賜大將一些錦旗而已。 總的來說（像《聖經》上所說的），我們這小小的軀體無法再增加什麼東西，但在國家這個大軀體上，一國之君有力量增加它的廣度與大小，因為他可以借法令、制度和風俗等，為後世種下富強的種子。然而，這些事常被忽略，而讓運氣去做決定了。 五、講話的藝術 有的人講話不是在顯示他的見識，也不是要對有待辨別的是非發表見解，而只是要表明他能在任何情形之下自圓其說，使人稱讚他的機智。這樣的講話能獲得別人稱讚的只是那如珠妙語，而不是真正的道理。有的人對普通的話題長於談論，不過他們的談話卻十分刻板而少變化。講話少變化會使人生厭。最恰當的講話態度是懂得控制話語的內容，當某一話題發揮完畢時，巧妙地轉移話題，並以主動的姿態控制話題。在演講或普通交談時，都要懂得做些變化，所談問題要用淺顯的道理加以印證，使人容易聽懂，說明一件事情的經過時帶點說理的言辭，在閒話中夾雜些意見，在笑話中來點正經的話題，這樣才不會使人因聽同一種話語太久而感到厭倦。 在有些場合談話要避免詼諧，如遇到宗教問題、國家大事、個人急事和令人同情的事等。但是，也有人認為，當對方的頭腦不清醒時，說些比較刺激的話也許可以使對方振作精神。過於情緒化的言語應加以節制：要好好勒住韁繩，別輕易揚起鞭子！ 我們要辨清機智與帶譏諷的急智之間的差別。喜歡用譏諷的語氣說話的人，人們對他的話會有所畏懼，因此這種人要防備別人對他記仇。肯向人討教的人，不僅能增長見識，也討人喜歡。如果所提的問題是被問者的專長當然更好，因為這樣被問者可以藉機發表他的見解，並且會很得意，發問的人也因而受益匪淺。但要注意的是，別問些無聊的話，否則會惹人討厭。 在自己講話時，要給別人講話的機會。如果一個人說個不停，不讓別人插嘴，那麼就要設法制止他，使別人也有講話的機會。像16世紀流行的輕快的雙人舞，如果跳舞的人停不下來，音樂師便會出來制止。 如果你不懂裝懂，別人雖不揭穿你，但別人絕不是不知道你對自己不懂的事裝懂。在說話中要提到自己時，必須選擇適當的時機。我認識一個人，他常這樣揶揄某一個人說：「他總愛說他自己怎樣怎樣，結果把自己說成聖賢了。」如果想要自誇而又不失面子，有一個辦法：當你發現別人身上也有你所具備的優點時，你就儘量誇獎他就對了。 說話不可太隨便。我認識英國西部的兩個貴族，一個在家常常保持嚴肅的態度，而在外面卻愛嘲諷他人；另一個則喜歡對那些到他家來參加宴會的人說：「請向我說句實話吧！難道席間連一句和諧的話都說不出來了嗎？」客人都說了實話。而那位貴族卻說：「我以為他的話會破壞席間的氣氛呢！」結果弄得彼此都不愉快。所以小心說話比雄辯好些，措辭得當也比恭維好些。只會口若懸河般做長篇大論式的講話的人是不會交談的人，他的講話顯示了他做人太不活潑。但是，只會說些閒話而不會做長久辯論的人則又未免顯得太淺薄怯懦了。有時，雖然話不及正題，但是起到了引述的作用，這樣的話說多了往往會令人生厭，然而，一點引述也沒有的話又太不婉轉了。 六、放債的利弊 許多人對放債這件事予以冷嘲熱諷的攻擊。他們說，十分之一的稅收原是奉獻給上帝的，然而現在為魔鬼所享用，實在令人惋惜。在這個世界上，最敢冒犯周末、假日、安息日的人就是放債的人，因為這種人使借債的人連禮拜天都要工作。放債的人就是維吉爾所說的雄蜂，維吉爾的詩句是這樣說的：「他們把不從事生產的雄蜂從蜂巢里逐出。」上帝把亞當貶落到人間後，所制定的第一條戒律就是：「你要用自己的血汗去換麵包，不可用他人的血汗去換麵包。」人們又說：「放債的人所戴的帽子都是橘黃色的。」而放債正是猶太人的專長。以財生財是違反自然的。我認為，人類既然有慳吝的性格，對於放債生息這件事當然也就應該沒有所謂不可以的這種說法。世上難免有互相借用的事，而人心又大都是吝嗇的，有誰願意把自己的東西慷慨地借給別人呢？因此，放債生息的行為是應當被認可的。國家設立銀行以及政府要人民報告收入的來源，便有人懷疑這是否合理，並提出過機智的質問，可是一直都沒有人敢以實用的眼光來談論有息放貸。我們最好把放債的優點與缺點一一列舉出來，而後慎加取捨，並且要留意別讓放債的長處被短處掩蓋了。 放債生息的第一個缺點是，人們既然可以用放債的方式賺錢，那社會上做生意的人就不會多了，因為要是世間沒有這種偷懶的行業，人們就必須把資金投到貿易上去，而貿易才是國家財富的樞紐，就好像人體的血脈一樣。第二個缺點是，容易使商業不振，由於農人坐享田租，農產品就不會增產，而商人坐吃利息，營業當然也不會好。第三個缺點是，由前兩個缺點所產生的結果，那就是商業不振以後，稅收無法提高，國家的稅收自然也就減少了。第四個缺點是，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由於放債收利息是絕對不會虧本的事情，別的行業都沒有它可靠，財富很快就會都集於放債者的手裡。然而，國家的財富平均分散在多數人的手裡才能興盛起來。第五個缺點是，貶低了土地的價錢，因為財富的主要作用是買與賣，可是放債的辦法對買與賣都很不利。第六個缺點是，如果沒有放債的障礙，就會促進財貨暢通與工商發達以及社會進步，同時還會增加許多新發明。如果大家都坐吃利息，工商業便無法振興，社會也難以進步，自然就不會有什麼新發明了。最後一個缺點，它導致許多人破產以及國家貧乏。 現在來談談放債的優點。第一個優點是，放債雖然在某些方面會妨礙貿易，但在另一方面又會促進貿易，因為商務的推動大部分是要靠年輕人付出利息借債來經營的，所以，要是債主要收回資金或不願放債時，商務就會停止了。第二個優點是，放債生息會使借款人陷入困境，那麼借款人就會以低價出賣房地產進行抵債，與其說是債務在啃食他們，不如說是無情的市場在吞沒他們。至於典當也是如此，因為開當鋪的人也要收取利息，縱使你不還利息，他們的目的本來就是要沒收你的抵押品。我記得英國有個刻薄的富人常這樣說：「這該死的放債辦法，造成了無典當抵押品的沒收。」第三個優點，即最後一個優點是，我們如果要借錢而不付利息，那完全是空想，借錢的辦法如果受到壓制，那將會引起許多難以想像的不便，所以，談到要廢止放債這個辦法，那簡直是不切實際的想法。世界各國在從前都無放債生息的辦法，而今卻已有放債的種類與利率的不同了。如果要取消這種辦法，那只有到柏拉圖的「理想國」去了。 現在我們再來談談放債辦法的改良和限制，即說明要如何來避免上述的缺點和保留上述的優點。當我們把放債的利弊兩相比較之後，便可知下列兩件事有調整的必要：第一，須將放債者的利齒磨鈍，使他們在咬人時狠不起來；第二，須有一種辦法來鼓勵富人貸款給商人，這樣一來不但不會使商業停頓，反而會使商業更有生氣。如果想達到這兩個目的，應該採取下面兩種辦法，就是將利息分為兩種：大利息與小利息。如果把利率壓低到某一個比率，借款的人會感到便利而多借，這樣反而會造成商人負債過多而不易賺錢。同時我們又要注意，做生意是最賺錢的，因此除了商人以外，別人是負擔不起較大利息的。要達到這個目的，需要設立兩種不同的借貸利息：一種是自由而普遍可行的；另一種是只借給領有執照的商人，而且是有固定場所與經營方式的商人。第一，一般的利息應低到百分之五，由政府自由貸放，不得收罰金。這樣做，可以解除國內借款者的一些困難。另外，也得把土地的價格提高一些。要把為期十六年的置產貸款利率降低為百分之六，非置產者則應在百分之五。這種辦法可以刺激工商業或其他生產事業的改良，因為有了低利率，人們便都會願意投資於這種企業。第二，政府對某種人應該發給執照，准許他們以較高的利息借款給某些較大的商業經營者。但是，下面幾點應該注意：利率規定的對象固然是商人，但也要定得低一點，以使借款者除了感到有利於改革經營外，也感到真正能負擔的便利。無論商人也好，一般人也好，都能確實受惠。不必創設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也能使人人有支配金錢的便利是最好的。並不是我完全不喜歡銀行，而是因為有人懷疑銀行，甚至不能容忍它。國家把執照發給債主時可以收取一些手續費，其餘的利息都歸債主所有。手續費不收過多的話，債主是不會不高興的。國家收取少許的手續費後，以前收受利息百分之九的人現在減為百分之八，這樣他也不會放棄原來的行業而改去冒險投資別的行業。這樣的債主越多越好，但須限制他們住在某些商業城市中，以免他們以自己的名義拿別人的錢去放債，使收受百分之九的利息的債主，再去別人那裡拿百分之五的利息的錢來轉手借放。也許有人會提出異議，說以前某些地區只是可以放債而已，現在卻都公開承認，這未免太不妥當了。但是，我的看法是，假如政府對日益熾盛的暗中放貸的風氣故意裝作不知，那倒不如公開承認而收緩和之效。 七、從屬與朋友 從屬多是弊多利少，因為從屬就像列車，拖得越長，列車行駛就越不靈活；也像鳥類，尾巴長而翅膀短時，就無法隨心所欲地飛翔了。這裡所說的「弊多」是指費用支出龐大，而他們要求又多、令人厭煩。再說，從屬都是在需要幫助與保護的範圍之內的。若你的從屬不能安分的原因不是因感情上的問題，他不滿的是你的朋友，這樣的人就不可收留了，因為你會因他而與朋友失和。這種情形在某些小人物身上是常見的事。有的從屬的性情喜好誇大，逢人就吹噓他的恩主是如何偉大，這種人同樣會為你惹來許多麻煩，因為他們容易泄露機密，常會把事情弄糟，恩主的聲譽也會被他敗壞，且可能招致別人的嫉妒或讓別人懷恨在心。 雇用一種人是非常冒險的，他們專喜刺探恩主家裡的隱情，然後四處向人宣揚，所以這種人實際上是奸細。然而，他們卻大都能得到恩主的寵信，因為他們在暗中搬弄是非，表面卻逢迎恩主。 通常身份高貴的人都會養些從屬人員（長官退休，隨從人員仍會跟隨他們的長官），這種情形一向都被人認為是合情合法的，即使帝王也會同意。但是，要注意的是，這些人生活不可過於奢侈豪華，對部屬也不可故意縱容。最正當的做法是，知道怎樣去提高從屬的品德與氣質，而在辦事上，如果無須用高強的人的話，還是用平凡的人比較好。 事實上，德國在淪亡的時候，勇敢的人比有才能的人還要有用些。一切事情都應秉公處理，不可有所偏頗。如果對一部分人特別優遇，就會養成他們驕橫的習氣，而其餘的人則會產生不滿的情緒，因為他們也想要求同等的權利。相反，如果一切都合情處理的話，那就不會厚此薄彼，而會公正對待、一視同仁，這樣將使受寵者更加感恩，其他的人也不會產生不滿的情緒。不論對待任何人，一開始都不可太優待他，這才是謹慎的辦法，因為你不可能自始至終都優待他。只採納一個人的意見是不安全的，因為一個人承擔所有的責任是過重的，這容易使人蒙受極大的挫敗而身敗名裂。不可立刻批評說壞話的人或大膽批評身份高的人，這樣容易遭到損傷。但是，如果徵求太多人的意見，危險也會很大，因為這樣常會要最後的那個人下判斷，而這種人又常無主見，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所以，最好的辦法還是採納少數朋友的意見。朋友常是旁觀者，看得比你清楚。沒有深谷，高山就無從顯出。人間的友情少得可憐，在同輩之間更少，因為同輩常是重視自己而鄙視他人的，因此在長輩與晚輩之間才有友情存在。主僕之間是尊卑關係，主人發了財，從僕也就有福可以分享一點了。 八、誤解與分歧 我已經把學問的三種病症都說到了，此外還有幾種可說是不健康的狀態，而不是已成的病症，但它們可不是這樣的隱蔽，而是為一般所共見，因此不能置之不論。 這裡面的第一種是兩個極端：一個是古舊，一個是新奇。在這種地方，時間之子是很像他父親的性情與狠毒的。因為像他吞食他的兒子一樣，他的兒子們也是這一個想吞那一個。一方面古書對新添出來的東西懷著嫉妒，一方面新奇對僅僅增添還不滿足，卻還要把舊的都抹去。預言者的勸告真是這種事情上的正當指導：「站在老路上看哪一條是直而好走的路，就在那上面走。」古舊是該得到這種敬意的人，應該站在那上頭去找出哪一條是最好的路，但是等他已找著了新路，就該依此前進，正確地說，「古代是世界的幼年時代」。到了現在，世界已經老成，所以世界的老成時期是現代，而不是像我們倒數上去那樣計算的古代。 還有，上述崇古的習慣所引起的一種錯誤，就是不信現代還有可以發現的事，這好像是要對時間提出那琉欣對朱庇特與其他的神所提出的疑問：這些神在邃古時代，誕育子女如此的多，而在他的時代不再生育，甚為可怪，是否因為他們現在老了不能生子，還是因那反對老人結婚的法律使他們受了拘束？照這樣看來，仿佛人是在憂慮著時間已到了衰老的境況而不能再生育了，而在實際上我們常看到人判斷的輕率與多變。在一件事情沒有做到以前，總對這件事情可以做到抱著懷疑的態度，而做到以後又怪著何以不早做到。在這種問題未經證明以前，我們覺得是這樣難以承認他們，但是一到了證明以後，我們的心智就用了那種追溯的方法來承認他們，仿佛是早已知道似的。 還有一種同上面所說的有點關聯的錯誤，就是以為從前的這些意見或學說，經過提出與審查之後，最好還是保持它的勢力而把那其餘的壓服了。所以如果有人要去做重新搜討的工作，他往往只是集中在已經為人唾棄，且因為被唾棄就為人忘卻的意見上。這種錯誤好像是以為，多數人或是最有智慧者，為迎合多數人的心理，是不容易接受那為一般人所喜愛的與淺顯的，反而會去接受那實的在與深奧的。事實卻是如此：時間是同江河的性質差不多的，它把那些輕而飽含著氣體的流走，而把那重與堅實的沉下去。 還有一種和上述各種情形不同的錯誤是：太早或隨意把知識應用於技術並編成了完備的著述。從這個時候起，科學大概就不能再得到充實了。如同年輕的人到了肢體發育完全以後就不會再長，知識在簡括陳述與解說的階段，是還在生長的，但是等到容納在確定的詳盡的著作中，雖或還可再加打磨，但使它適於實用，它的實體容積卻是不能再增長了。 還有一種延續剛才所說的那種錯誤，是人在把各種學術分散了以後，就不再理會各種學術的共同性或基本的哲學，這樣各種進步都停止了。人在平地上是不能得到一個廣闊的視界的，同樣，在學問上，如果你始終站在這一種學問的角度，它的深遠之處你將永遠無法達到。 還有一種錯誤是因對於人的心靈與理解力過分地崇敬與敬愛而發生的，因此人離開了自然經驗，盡在自己的理智與意見中上下顛簸。赫拉頡利圖對於這種為一般的人所認為的最卓絕神聖的哲學家的唯智論者，曾適當地批評道：「人在他們自己的小世界中，而不在那大而共同的世界中尋覓真實。」因為他們鄙視在上帝工作的記載中去掉字形，這樣一步一步地去問它的內容，卻是相反的，用不斷的思索與智慧去強迫並責成他們自己的心靈，在這種地方，他們被迷誤了。 還有一種與上述略有關聯的錯誤是，人常用他們所最喜歡的見解或最常研究的科學來渲染他們的思考、意見與理想，給所有的東西都加上了一層這種見解或科學的顏色，這完全與實際不符。柏拉圖是這樣把他的哲學與宗教混合著，此外亞里士多德與邏輯學、新柏拉圖學派的薄羅克魯及其他的人與教學也無不如此，因為這都是他們最喜愛的學問。同樣，鍊金術者以幾個爐火的試驗來造成了一種哲學；我們本國的吉爾培都以幾個磁石的觀察來造成了一種哲學；西塞羅在陳述關於靈魂的性質的幾種意見的時候，說到一個音樂家以為靈魂無非是一種調和，他很詼諧地說：「此人確是忠於其所學。」但是亞里士多德說到這種見解的時候，是很嚴正與有識的，他說：「只考察幾件事情的人是覺得容易發表意見的。」 還有一種錯誤是不用懷疑的，就是沒有經過適當與充分的思考就匆忙地下了斷語。思考的兩條路徑是與古人常說的行為的兩條路徑相像的：一條是起初的時候平坦，到最後就不能通過；還有一條，開始的時候是不平與討厭的，但是過了一會兒就平整了。在思考上也是這樣的：如果一個人從確定入手，他終究要到懷疑為止；但是如果他肯從懷疑入手，他終究是可以達到確定的。還有一種錯誤是緣於傳授知識的方法，這種方法大半是命令式與專斷的而不是有技巧與忠實的，是要使所傳授的知識能夠最迅速地為人所接受，而不是最容易地為人所審察。如果是在一種為應用考慮的簡略的著作中，這種方法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在知識的正式處理上，人一方面不可以同快樂主義者阜實攸斯那樣，「最怕的是他對於每一件事情都似在懷疑著」；但一方面也不可以同蘇格拉底那樣對一切事情都裝痴作呆地表示懷疑，卻是要照他自己判斷上認為事情確定成分的多少，就用多少的肯定來真誠地把它提出。 還有在人認定應該努力的目標上的那種錯誤。凡是較為忠實與熱心的專門學者，都應以推進他們所治的科學為本，但是卻把努力轉移於希冀獲得幾種次級的獎品，例如成為透徹的疏解或注釋者、機敏的擁護或防禦者、有系統的分析或刪節者。這樣，知識這一種社會的遺產有時會得到些改良，但是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知識能夠得到增廣。 所有各種錯誤中最重要的是，把知識的最後目的認錯了，或置於錯誤的地方。因為人尋求學問或知識，有時是為了一種天賦的好奇心與探究的嗜欲，有時是為要供給他們的心靈以變化與娛樂，有時是為了裝點與聲名，有時是為了使他們能夠在機智與辯駁上得到勝利，而多半的時候是為可以得到利益與生計，很少有真誠地把他們所有理智的天才來盡力於人類的利益與實用的。還有時仿佛是要在知識中找出一個可使探求與不息的精神得到休息的枕頭，或是可供遊行變動的心靈往來瞻眺的壇地，或是可使矜傲的心靈得以高自標置的高塔，或是可助競爭或抗衡的堡壘或高地，或是可試營業與售賣的店鋪，而不是要找一個可以為造物的光榮與使人類狀況改善的才賦儲庫。但是，如果能把思想與動作更接近與更密切地聯合起來，如同把兩個最高等的行星，那主休息與思考的土星與那主政治社會與動作的木星聯合起來一樣，這卻真能使知識的身份提高。可是，我說實用與行為的時候，卻不是指上面所說把知識應用於得利與生計的那種目的，因為我並非不知這種情形如何轉移與妨礙知識的追求與增進。如同在阿旦南他面前擲下的金球那樣，當他走到旁邊，停住了去拾起它的時候，顯然是已受了阻礙了，如奧維德所詠的：「他離開了他的路線去撿起那滾動的金球。」我的意思也不是同人說蘇格拉底那樣，要把哲學自天上喚來人間。我是說，把自然哲學丟開了而只把知識應用於道德與政治，卻是因為天與地對於人類的實用與利益都協同有所動力，所以我們的目的是應該從自然哲學、道德與政治哲學裡把無謂的臆測、空虛的東西拋棄，而把實在與有結果的東西保留而予以增加，叫知識不致像情人一樣僅供歡娛與誇耀，或像女人一樣求得財利以供主人之用，而應該像配偶一樣擔任生育之職與給予安慰。 九、高官重職 當大官的人必須做三方面的僕人：一是統治者或國家的僕人，二是聲望的僕人，三是事業的僕人。所以，無論在行動或時間方面，他們都是不自由的。人們不惜犧牲自由去追求權力，或犧牲自我去追求控制別人的權力，這樣的欲望真是奇異得很。升遷並非易事，人們費了許多力氣，一級一級地往上爬，結果是地位越高，痛苦越多，有時候反而使自己顯得很卑下。有人以不正當的方法高居尊貴的地位，結果他們的地位岌岌可危，隨時都有垮台的可能；要不就是他們自己日漸遜色，終至被淘汰，這樣也太不光榮了。古羅馬雄辯家西塞羅說：「當你一旦失去了過去的榮耀時，你還活下去幹嗎？」這意思是說，人要適可而止，野心不可太大。然而，識時務者又有幾人！人們常是在應該退時不肯退，等到想退時卻退不了了。有些人已年紀老邁、體力衰退，照理說他們應該退讓了，可是他們不甘寂寞，偏偏戀著不去，正如鎮上的老人該躲在屋裡，卻偏偏去坐在大門口，任路人譏笑與輕蔑。大人物常以別人對他的看法來獲得一些快樂，換句話說，他們只有在想像別人對他們尊敬、羨慕和向往時，他們才會感到快樂。但是，在他們內心裡並無這份真正的情緒。也可以這樣說，他們的感情不是真正發自內心，而是出於他們的聲望。地位高的人對自己的錯誤雖然很難發現，但對自己的悲哀很容易發覺。 財富多或地位高的人，無疑是對自己最漠不關心的人，因為在紛擾繁忙的事務中，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去為自己身心健康著想。辛尼卡說得好：「當一個人死後名滿天下，而自己對自己仍很陌生，那真是死得太慘了。」地位高的人有權力做好事和壞事。不過做壞事是要被人咒罵的。本來就不想做壞事的人自然是很好的，因無能力而不做壞事的人就次一等了。如果為了做好事而去爭取地位，那是不會被人非議的，因為造物主對於好的念頭是會接受的。一般人的理想不能實現時也就等於是空夢一場。但是，要實現理想往往要以權力或地位做後盾，否則將是徒勞無功。人們從事活動，為的就是要做好事，並且你要確定自己能把好事做好才會心安，因為造物主與你所見略同，這是一種心靈的相通。 處理公務時最好學習這樣的榜樣，因為這樣能在不知不覺中學到許多東西。每過一段時間就對自己前後的工作做一個比較，看看自己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了；對前任的人處理不當之處不可忽略，不過這並不是教你去批評或指責他們，而是教你要留心不可重蹈覆轍。前人的優點固然要仿效，更重要的是，自己要設法開創一些好的先例。任何事情都要追根究底，注意它的變遷與時代背景，並且還要顧及兩點：一是應知道什麼是最好的，二是應知道什麼是最適宜的。一件東西在過去可能是最好的，它卻未必適合現在。你的一切措施都要保持一定的規律，這樣才能使人了解並遵循，不過不要過於武斷或拘泥於形式。當你出乎意料地做出了與自己的規律相違背之事時，你得想出一個很好的理由來，好好地向人解釋。要維護自己職權的尊嚴，但勿引起權限的問題。權利的行使應該在默默中造成事實，不可叫嚷喧騰地提出要求。部屬的權利也要尊重，重大的事情固然要躬親指導，但細節就不必一一過問了。這樣的做法能讓你顯得更具榮譽，也更有風度。人們對你有忠告和建議時，只要那是與你的職務有關的，你就都應誠心接受，酌情採納他們的意見，而不可以為這些人是愛管閒事。 地位高的人容易犯以下四種毛病：遇事拖延、接受賄賂、粗暴傲慢和多變不定。第一種毛病的矯治方法是常接見外人，遵守約會時間，手頭的事要立刻辦，而且要一氣做好，除非萬不得已，不然一事未完決不做另一件事。第二種毛病的矯治方法是除了不許自己的仆屬接受不義之財外，還要讓行賄的人明白不應該以這種卑劣的手段去誘惑別人。單單表現正直、不收賄賂是不夠的，你同時還應讓人知道你是一個大公無私、憎恨賄賂行為的人。因此，你除了不能受賄之外，也不能使人懷疑你是一個可以用財物買通的人。人們對反覆無常的人最易產生懷疑，認為這種人是不可靠的。所以，當你要改變自己的意見或行動時，一定要向大家說明理由，不可暗中行事。第三種毛病，粗暴傲慢。粗暴比嚴厲更糟，因為粗暴是無禮的行為。嚴厲最多使人畏懼，而粗暴則會使人懷恨在心。地位高的人最好不要隨便責備人，如果是非責備不可，態度也要莊重嚴肅些，絕不可有譏諷的口氣。第四種毛病，多變不定或以情面待人。這種毛病比收受賄賂更糟，因為行賄的事並非經常發生。但是，一個人如果是以情面行事，那他就會常有這種事的誘惑因素。所羅門說：「情面行事非常不好，因為這樣的人將會為一塊麵包而枉法。」希臘有位先哲說：「人的職位能顯示他的性格。」這句話相當有道理。有的人因職位而變好，也有的人因職位而變壞。塔西托批評卡爾巴說：「要是他沒有做羅馬皇帝，大家還認為他很有雄才大略，有能力治理國家，這顯然是因為皇帝的職位把他變壞了。」這位史學家又對維思派尚做了這樣的評價：「所有的羅馬皇帝中只有維思派尚因做了皇帝而變得很好。」雖然對前者是批評他的行政效率，而對後者是評價他的性情行為，但不管怎樣，這都可以說明職位能使一個人變好或變壞。一個人如果因職位而變好，這就證明他的性格一定是高尚的，或說高職位應該是使人從善的。 宇宙的一切事物在未走上正軌之前，運行都是非常激烈的，到了走上正軌之後，他們就安靜或井然有序地慢慢運行了。所以，人在爭取職位的時候也是非常激烈的，而達到目的之後就安靜了。高職位的獲得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如果沒有加入黨派的話，在求上升之時最好加入一個黨派，而在獲得職位之後，最好是保持中立。做任何事對前任的人都要尊重，否則，將來你自己去職之後，後來的人也會以相同的態度對待你。對同事也要尊敬，常請教他們，徵求他們的意見，不可憑一己之見獨斷專行。不管是談話還是處理私事，都不可念念不忘自己職高位尊而擺出一副官僚的架子，而應該有個分寸，從而達到這樣的境界：做官要有個官樣，做人要有個人樣。 十、司法與國家 法官們的職責是解釋法律，對案件做公正的審判，而不是制定法律、杜撰法令。對案件作大膽而隨便的審判，這一點是法官們要謹防的，否則就跟羅馬教廷一樣：「主張絕對的權威，可以任意更改或增刪《聖經》，武斷地說些《聖經》上毫無根據的事物，並且信口雌黃，特立獨行，標新立異。」就法官而言，學識比機智更重要，謹慎比自信更不可忽視。特別重要的是，他們應有「正直」的品行。摩西的律令上說：「挪移鄰居地界的，必受詛咒。」把界線基石放錯了的人應當受到責備。一個對土地財產案件做不公正判決的法官，便是挪移地界的人。論弊害首在判決錯誤，判決錯誤比犯罪更加有害，因為後者只不過是污染了流水，而前者是將水源污染了。所羅門說：「一個正直的人對一個邪惡的人屈服，那無疑是泉源不潔或流水染污。」法官的職務與許多方面的人都有關係，即是說他跟爭訟的原告、被告兩方、辯護人以及他的下屬和同事固然有關係，而跟他上面的君主或政府也有關係。 第一，我們先談爭訟的兩方。《聖經》里說：「裁判有時會變成苦艾。」當然，有時裁判也會變成酸黃的腐草。這怎麼說呢？那是因為不公平的裁判會發苦，而延緩的裁判則會發酸。制止暴力和欺詐是法官的主要任務。如果暴力在公然施行，或者欺詐經過偽裝在暗中進行，那麼它們的害處必然會更大。在審判的過程中，法官的裁判必須漸次進入公正的情況，就跟上帝「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崗都要削平……」的做法一樣。所以法官對任何一方向他施加的高壓、暴力、狡詐、勾結等手段，或是任何一方恃強欺人，聘請高強的律師辯護的時候，法官都要能夠不為其所動，剛正不阿，做出公平合理的判決，那麼他的品德就會為大眾所欽佩。擤鼻子時用力過猛會流出鼻血來。如果葡萄在榨酒機里壓榨過重，那麼釀造出來的酒就會有葡萄核的味兒。法官必須留神不要把事實歪曲了，否則法律歪曲所產生的後果，將比其他一切事情的歪曲都更為嚴重。特別是在刑法方面，法官必須避免帶有恐嚇的動作，因為那將會變成嚴苛的執行手段。對人們更不可嚴密地布下羅網，也就是說，刑法執行得太嚴，就是對人們布下了羅網。因此，聰明的法官在執行刑法時，對久置不用的或是不適合現在需要的刑法，都要限制使用。注意事件，同時也要顧及時宜，這是法官職責內的事。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法官在決定犯人生死的關頭，對犯人要有惻隱之心。對犯法的行為固然要以嚴厲的態度來對待，但是對犯人本身則需心存仁厚與慈愛。 第二，來談談律師與辯護人。法官話說得太多，等於是一支無人應和的樂器，而公正的因素之一正是耐心傾聽。如果法官對供詞不能耐心聽取，或是時時打斷訟方的辯護，只為表示自己有迅捷的理解力，或時時發問以查詢案情，這些做法都是不恰當的。法官在處理案子時有四個任務：一為提引證據；二為糾正語言的冗長、重複或離題；三為複述和總結訟方所說的要點；四為判決。法官在執行時若超出了這些範圍，如果不是出於虛榮與多話，便是因為記憶力太差，或是缺乏穩定的注意力與靜聽的耐性。我感到奇怪的是，如果遇上辯護人大膽辯護的情形，法官居然也會受影響。法官如同坐在上帝的位置上，照理是要仿效上帝「壓制那放肆無禮的，把恩典施給那些謙遜者」的做法才對，想不到法官竟也有所偏愛，常使爭訟者增加費用，人們因此免不了要懷疑他們有收受賄賂的行為。如果法官稱讚一個對案件的辯論與處理都很好的律師，尤其是敗訴一方的律師，這會使律師在當事人的面前提高身價。律師因辯護人的狡辯、疏忽、證據不全或過分大膽而濫施壓力時，法官應當眾予以指責。辯護律師不可以跟法官辯論，更不能在法官宣判之後要求重新審判。而法官的判決也不能只根據一半的證據，更不可以讓訴訟方有抱怨法官對他們的證據與辯護不加理會的藉口。 第三，來談談書記官與執行員。法庭這種地方是神聖的，裁判席固然神聖，就是連地毯與座位也都是神聖的，因此，必須特別注意保護這些，才不至於被誹謗和褻瀆。《聖經》上這樣說：「荊棘叢中采不到葡萄。」在那像荊棘叢一般、有枉法之徒的書記官和辦事員之中，也同樣是不可能有公正的果實產生的。法庭里的人員，常雜有以下四種壞人：一種是挑撥是非的人，這樣一來，法院的收入增加，國家卻變得貧困；再一種人是唆使法庭越權，引起紛爭，以從中獲得自己的利益的人，這種人不是法庭之友，實際上是法庭的寄生蟲；又一種是使法庭公正的立場偏頗，使正義遁入迷宮的人，這類人大多是陰險狡詐的，他們可稱得上是法庭中的刁頑官吏；最後一種是靠職務上的便利而趁機敲詐勒索的人，這類人使法庭像叢林一般，讓來此躲避風雨的羔羊，反而損失了更多的羊毛。不過，一個熟悉判例和程序，而又十分明了法庭事務的老書記官，卻是法庭中的有力助手，法官們往往能從他那裡獲得寶貴的指點。 第四，來談談君主與國家。法官對羅馬《十二銅表法》的結論是：「人民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這一點是應該首先被記住的，同時必須知道法律的目的就是要做到這一點，不然法律便等於是羅織別人過失的東西或並不靈驗的神諭。一個國家的國王和政府如能經常向法官諮詢，法官也能常常向政府與國王徵求意見，在處理國事時，便能考慮到法律問題，執行法律時也才能顧及國家的利益。因為無論是法庭所裁判的事件本身，還是私人的財產問題，所包含的法理與效果，都有牽涉國家事務的可能。國家事務並不僅限於主權這一點，其他重大的變更和危險的判例，或是對大部分民眾有顯著影響的事，也都應該包括在內。人們不要以為公正的法律與真實的政策是對立的，實際上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它們的關係猶如精神與肉體的關係。法官也要記住，所羅門的王座兩旁有兩隻執法護駕的獅子，但獅子只是獅子，安置在王座之下是表示「請留心不要干涉君權」。對自己的利益，法官們也不要迷惑，事實上法官公正地運用法律是他們應盡的職責。「我們知道法律原是好的，只要人運用得當。」聖保羅認為這句話比他們的法律都更具權威，法官們應該牢記。 十一、權衡價值 上面我已描述了那些不健康狀態，如同解剖，把那裡面尤為重要的都剖開了。這些不健康狀態，不但阻礙學問的進步，並且還引起了對學問的詆毀。如果前述太直白了，我們應該記得箴言裡面的這句話：「朋友所加的創痕是忠實的，但是敵人所給的吻是詐偽的。」我想，因為我在批評的時候這樣毫無諱飾，那麼到了我稱讚的時候，也該更為人所相信。我無意頌揚學問，我的立意是要不加文飾與誇張，公公正正地來把學問的優越與其他的事情一同在天平上權衡，用神聖與世俗的憑證來估定它的價值。 在創世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上帝身上有兩重的能力：其一屬於力的方面，其二屬於智的方面。其一顯露於物質的造成，其二顯露於布置的完美。這樣假定著，我們可以在《創世記》里看出，天上地下混亂的物質創造出來僅用了一日，而此項物質的布置，卻費了六日的工作。上帝在力量的工作與智慧的工作上喜歡加上這樣一種區別的標記。恰恰與此符合的，是在前一項的工作上，並沒有看到《聖經》上曾說「要有天與地」那些話，在後一類的工作上則記錄著。但是，實際上是上帝造成了天與地。第一類的工作似乎造作，第二類的工作似乎由法規命令或支配。再前進到下一級，從上帝到天使，我們看到，如果我們相信那相傳為雅典元老院議員但奧尼修斯所撰的《聖秩譜》的話，最高的地位是給愛的天使叫作撒拉菲末；第二級的位置是給光的天使叫作崔拉伯末；第三位以次，給寶座、王國與其餘那些權力與職務的天使、知識與光明的天使，他們的職務與權力都是在天使之上的。 從神靈與心智的物類下降到可感覺與實質的物類，我們知道，那最早造成的物是光，它在自然中與有體物裡面是和知識在神靈中與無形物裡面相當的。 在日子的分配上，我們也知道，上帝休息與審查他工作的日子，是在他實行與完成工作各日之上得到了賜福。 《聖經》記載，在創世的工作完畢以後，人是被安置在園中工作，他被指定的工作無非是思考。就是說，那時工作的目的，無非是運動與試驗，而不是為了生活的需要。因為那時人還用不著努力到額上流汗，因此他的工作當然也只是在試驗中，是為了獲得愉快而不是為需要而勞動，並且人在樂園中最初所做的事，就是知識中的一個主要部分：觀察眾生。至於說到那使人墮落的知識，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那並不是關於生物之天然的知識，而是辨別善惡之道德的知識。在這一點上，那時的假想是上帝的命令或禁約，並不是善與惡之本源，它們的起源另有所在。人企望知道這個，因為這樣他就可以完全離開上帝而只靠他自己。 再往下講，在人墮落以後，在發生的第一樁事件上，我們看到兩種生活狀況的影像——思考的狀態與活動的狀態，分別在亞伯與該隱兩個人身上，以兩種最簡單與最原始的生活職業表現著：一種是牧人的職業，一種是農人的職業。在此處，我們又看到了上帝的偏愛與選擇是屬於牧人而不屬於農夫。 同樣，在洪水前的那個時期，存留在那有數遺文中的神聖的記載，提及並致敬於發明家、音樂家與金工製作家的名氏。在洪水後的那個時期，上帝對人的野心第一個懲罰是語言的淆亂，這樣一來，學問與知識無限制的交換就遇到了最大的障礙。 再往下講到摩西——那立法者與上帝的第一支筆，「他諳習一切埃及人的學問」。我們知道，埃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學校之一，因為柏拉圖這樣說起對梭倫講話的埃及祭司：「你們希臘人是幼童，你們沒有關於古代的知識，也沒有傳自古代的知識。」你只要看摩西關於儀式的法律，你就可以在預示基督的言行外看出上帝的民族標誌，看出服從的使用與執行與那裡面其他神聖行為的用途與結果。在最有學問的猶太法律專家中，有幾個曾經在許多的這種儀式與命令中，很有結果與深透地努力著去看出自然或道德的意義與引申。如同關於癩病的法律說：「如果白瘢蓋滿了皮肉，這病人可以出外，作為潔淨；但是如果還有完全的皮肉留存，應該把他關閉起來，作為不潔。」有的人在這上面看出了一個自然的原則，就是腐爛在達到成熟期以前要比成熟後更易傳染；有的人看出了一個道德哲學上的定理，就是甘心為惡的人對一般人行為的惡影響，反而沒有半善半惡的人那樣厲害。在法律裡面的這一處與其他多處，在神學的意義外，可以找出有許多哲學混入。 同樣，在那卓越的《約伯記》中，如果我們勤加檢討，可以知道他是充滿了自然哲學的。例如，宇宙形體志與地球呈圓形。「他把北面在空際鋪展開去，而把地球懸於太虛」，在此處，地體的空懸、北方的地極與天體的有限與凸圓顯然都說到了。又如天文學上的事：「他用他的神靈裝飾了天空，他的手造成了那屈曲的長蛇。」再一處，「你能把金牛座中閃爍的六星聚在一起，或是把牧羊座中列星分散嗎？」在那裡，星體的布置總隔著相等的距離，是很美觀地排列著。又一處，「造成了牧羊座、獵戶座，與金牛座中的五群星，與南方的秘密！」在此處他又看出了南極的窪下，稱它為南方的秘密，因為南半球的星是在看不見的地帶。又如生殖的事，「你沒有把我同牛乳般倒出來，同乳餅般凝攏來嗎？」諸如此類。又如礦物的事，「銀一定有它的苗，金在他們找到它的地方，也有它一定的位置。鐵是從地中取出來的，銅是從石頭裡熔化出來的」。同其他的一樣，這些都在那一本書內。 在所羅門王的身上，我們也同樣看得出智慧與學問的給予，在所羅門的請求與上帝的應允上，都認為比一切世間的福利來得更好。因為得了上帝這種賜予，所羅門不但能夠著作關於神聖與道德哲學的那些極好的寓言或箴言，並且還能夠編纂一部自然史，植物自山上的杉樹敘述到牆上的青苔，動物則包括一切能呼吸或行動的物類。不但如此，同樣，所羅門王，雖然他享有寶藏與富麗的宮殿，船舶與航業服役與伺應，美好的聲譽與名聲，但是他並不以有這些光榮為傲，以為他只有獲得真實這一種光榮。他是這樣說的：「上帝的光榮是在隱藏一件東西，但人君的光榮是在找出這件東西。」仿佛兒童天真的遊戲一樣，上帝喜歡把他的工作隱藏起來，為的是被人發現。也仿佛做人主的不能得到比在那種遊戲中，做上帝的一個玩伴更大的榮耀，雖然他們支配著這麼多的人才與財富，不至於還有不能察知的事情。 我們的救主降生以後，上帝的處分方法，也並沒有改變。因為救主自己在以奇蹟顯出他征服自然的能力以前，先以與祭司及法律大師們的討論來顯出他征服愚昧的能力。而聖靈的來臨，也是大半在語言及其使用能力的賦予上表現出來，因為語言是知識的媒介。 上帝在選用傳播教義的工具時，也是如此。雖然他起初曾用的是除受聖靈的感動以外全無學問的人，這樣更能體現上帝的力量，並能夠貶黜人類的所有智慧與知識。但是他的意志一經實行，他就接著把他神聖的真理輸送到人間，連同種種學問，如同跟隨的男女僕徒一樣。我們看到，使徒中唯一的有學問者聖保羅，就這樣完成了《新約》裡面的大部分內容。 我們同樣知道，在古代基督教的主教與神父中，有許多是對異教的學問博覽並精通的，致使朱立安皇帝禁止耶教徒參加學校、講演或鑽研學問的諭旨，是被認為比他以前歷代皇帝酷虐的檢學還要有害的一種反基督教行為。羅馬的主教格列高里一世嫉妒心重，從不能得到虔信與誠摯的美名。相反，他在聖徒中都得到了輕率、惡意與怯懦的批評，因為他想要消滅異教悠久的歷史與典籍的遺留。可是，相反地，塞種人從西北、薩拉森人從東方大舉入侵的時候，還是基督教在他神聖的襟懷中保存了異教的學問與珍貴的遺物。要不是如此，那些東西早已消失了，如同從來不存在一樣。 我們看到，在我們自己與祖父的時代，上帝叫羅馬教會對於他們腐敗的習慣與儀式及各種可憎的教義擔負著應有的責任，同時他命令要把一切知識統統革新；而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基督教徒，以他們自身的努力與他們的榜樣所激起的競爭，給予當時的學問狀況以生命，增加了他們的力量。我們看到，他們對羅馬教會做了這種卓越的努力與修繕。 結束這一部分，讓我們注意到，哲學與屬於人的學問對於信仰與宗教，除供裝飾以外，還有兩種主要的任務與用處：一個是因為他們有效地使人對上帝的光榮歡欣鼓舞，詩篇與《聖經》中的其他部分常使我們去思量與讚揚上帝的偉大，但是我們如果僅止於對他們外表的觀察，如同我們的感覺最初發現的那樣，那麼對上帝的偉大觀測，就如同只看到了一家豐富的珠寶鋪沿街陳列的東西便去斷定它的內容一樣錯誤；再一個是因為他們給予一種防止不信仰與錯誤的特殊的防腐劑。我們的救世主說：「你們錯了，因為沒有人知道《聖經》與上帝的能力。」他在我們面前放下了兩本書讓我們去研究——如果我們要想不犯錯誤：一本是《聖經》，顯示著上帝的意志；一本就是那表現上帝的能力的各種生物。第二本是第一本的鑰匙，它不但可以開啟我們的心智，使我們能夠用理智的普通觀念與文字的規律去想出《聖經》的正確意義，它還可以引導我們去恰當地思量上帝的全能——那大半是刻印在他的工作上的——來開啟我們的信念，以上都是學問真正的崇高與價值的神聖證明。 至於人事上的證明，其範圍如此之廣，在這種簡短的文章中，我們當然只能選擇幾個來用，不可能包羅萬象。在異教時代，第一等人事上的敬禮，是奉神的。基督教興起以後，只准崇奉一神，所以這種習慣是同禁嘗的果實一樣被禁止了。但是我們此刻是只說人事上的證明，照此來講，那希臘和羅馬人所說的神化，就是人能夠加於人的最高的敬禮，尤其人們是以內心的承認與信念，而不是像羅馬皇帝那樣以國家正式的誥令來賦予這種資格。因為這種敬禮如此高，所以它下面還有一個中間的階級，在人世的「最低級的」敬禮之上，位列著英傑的與神聖的敬禮。在這幾種敬禮的分配上，我們看出古代的習慣是保守這種區別：凡國家與都市的創建者、立法者、人民的慈父與其他政事上有勳績的人，都只是受到人傑或准神的稱號，如赫邱里、底修斯、邁諾羅茂拉斯這一類的人；而創造者，人類新技術與物品的發明者被尊為神靈而與諸天神並列，如西里茲，貝卡斯，表邱立，阿波羅，「創造酒、語言與音樂者」及其他。這是很公正的，因為第一類人的功績是只限於一個時代或民族的範圍以內，猶如有利生命滋生的陣雨，雖然有益，但只在那一個季節並且在它降落的地帶里才是有用的；而另一類人是同天降的福利一樣，對人類的福澤永久而普遍。並且第一類人還常與競爭和擾亂有關，而第二類人則真有上帝來臨的風度，乘微風而來，沒有聲響或激動。 學問能夠抑制人類互相煩擾，這一種好處當然也不比前述補自然之缺的好處差。這種好處，古人在奧菲斯劇場假想的敘述上很清楚地說著。在那裡，各種鳥獸集合在一起，忘卻了他們各自的天性，有的是猛鷙害物的，有喜歡跳弄的，有喜歡爭鬧的，大家都很友好地站立在一處，靜聽那豎琴的音調與和聲。琴聲一止，或為較高的聲響所掩，每種畜生都立刻恢復了它們的本性。這種敘述恰當地描述著人的性質與情狀，它們充滿了凶暴與未經馴服的欲望，關於利益的、關於淫慾的、關於報復的。但是只要他們肯聽取那經書、宗教的陳說，激動的演說的辭辯與勸誘之諧美的箴規，法律、宗教、社會的和平就得以維持，這種樂器一旦無聲，或是被誘惑與擾亂，使它們不能為人聽見，那麼一切就都化為紊亂與紛擾了。 十二、貴族的位置 對於這個題目，我們先要談到貴族與國家的關係，而後再論及貴族個人地位的問題。一個君主國家如果沒有貴族存在，那便如同土耳其古代的情形一樣，成為一個極端專制的政體，因為貴族具有牽制君主的權力，分散人民對君主一部分注意力的作用。貴族在民主國家裡沒有存在的必要。沒有貴族，民主國家會更平靜無事，不致發生變亂。這種情形是因為人們只注意到「事」，而沒注意到「人」，如果注意到「人」的話，那也是以「事」為出發點的。例如，人們在察看某些官吏是否稱職，是否是恰當的提拔人選時，對他們的階級與門第是不會計較的。我們都知道，儘管瑞典人有很大的宗教分歧和地域差別，他們的共和政體卻維持得很久，原因是他們只重視人的能力，而不去理會人情面子。荷蘭的共和政體也很有效，這是由於他們都遵守平等的原則，國家的任何決策與措施都不會失之不公，人民也就樂於奉公守法與擔負納稅的義務了。在貴族勢力盛行的時候，國王固然可以因此增加威望，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國王的權勢也會因此被削弱；平民的生命活力固然會因為往上爬而鼓舞起來，但平民的幸福會受到貴族的威脅，因為貴族奢侈糜爛的生活，是全靠榨取平民的血汗來維持的。因此，平民的物質享受就要因貴族的剝削而降低水準了。貴族的勢力當然不可太大，否則國王就要受到威脅，國家的綱紀也會遭到破壞。不過，也必須維持他們適度的權力，以作為國王與平民之間的一種緩衝力量。如果貴族們花費太多，人數又多的話，常會使國家變得非常貧弱。並且，日子久了，有的貴族難免會逐漸變得衰落貧困，財富沒有了，貴族們就難以維持以往的榮耀，因此會造成貴族們榮耀與財富失調的現象。 至於一些特殊的貴族，就像是那久經風雨仍屹立不動並且安然無恙的古堡和偉大建築，或是那歷盡風霜卻依然堅貞完美的古樹一樣，我們情不自禁會對他們產生敬意。同樣地，當我們看到經過了許多年代的考驗尚能安然存在的貴族世家時，自然更要肅然起敬了。新興的貴族只是憑藉權力而形成的，然而貴族世家是由長久年代累積而成的。自身受封的貴族通常比他的後代較勇敢與高強，但不如他的後代清白，因為當他面臨升官發財時往往會不擇手段，否則成功的希望就很小了。不過，人們會在他死後忘記他的壞處，而記下他的長處，這是自然而合情理的。出身貴族的人常不太勤勞，但是他們對勤勞的人卻心懷嫉妒。貴族的身價常是定型的，無法繼續高升，所以當他們看到別人繼續不斷往上發展，自己卻停滯不前時，心裡自然會產生嫉妒。從另一方面來說，貴族不大會引起別人對他們的嫉妒，因為人們會認為貴族是與生俱來的，覺得那是他們應得的，沒有理由去嫉妒他們。國王如果能夠任用能幹的貴族輔政，國事一定會進行得很順利，因為貴族出身高貴，民眾無不樂於聽從。 十三、交涉與協商 用口頭的方式同別人交涉事情比用書面的方式好，而親自談判又不如托第三者妥當。如果希望對方書面答覆，或希望握有他的親筆信，以備將來之用，或是怕受到干擾，或是防範他人竊聽，那當然以書面交涉為妥。但如果要由表情來傳達眷顧之意，則以面談為佳。通常，跟身份低於自己的人談話，面談較能表達眷顧之意。如果碰到措辭需要謹慎的地方，則要看對方的表情反應，才能決定一句話的分量，這也是面談要注意的地方。通常若要預留進退的彈性，也應以口頭交涉方式親自談判較為妥帖。 找別人做代言人時，如果你選一個足智多謀的人，這種人會設法從談判中獲取小利，交涉完畢後，他會向你報告事情進行得如何順利，即使有困難，他也會言過其實地告訴你。所以你還是選個老實人較好，這種人受人之託便會忠人之事，交涉完畢後，他會實實在在地向你報告。用人工作要配合他的興趣，這樣他才會努力去做，同時要量材施用：大膽的人可用他來向別人提出抗議；長於言辭的人則可叫他去做勸說工作；蠻橫傲慢的人可用他將那無憑無據之事變為真實的情況。 如果你以前用過的人去交涉事情辦得很好，並且他的運氣又一直不壞的話，你以後仍可以繼續用他，因為這種人講信用，凡事請託他時，他為了保持名聲，一定會努力去做。與人談判時，言語要旁敲側擊，這樣比開門見山好，但有一種情形例外，就是當你回答一個一問便知的簡單的問題時，就沒必要拐彎抹角地說了。托人辦事時，選貧苦的人比選不愁衣食的人要好些，因為生活好的人無求於你。對所託的人要先談好條件，誰先履行諾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不先給他好處，當然不便要求他先替你辦事，不過你可以設法使對方相信，將來你會有別的事託付給他，另外的情況是，如果你本身具有守信的美名，他對你自然會相信。交涉商談的目的不外乎是要辨明某件事或完成某件事。我們對人信任的時候會有不自覺的感情作用，常常是想說又羞於啟齒，且又找不到適當的藉口，這樣就很容易吐露出我們內心的隱情。如果我們想對某人遊說，就得先知道他的性情習慣，這樣才能誘導他而知其目的，以便說服他。而知道他的弱點或不利於他的地方，便可以懾服他。只有深知有誰能影響他，才便於採取相應的行動。如果交涉的對象是個機智的人，我們就得知道他的目的，這樣我們才能明白他話中的用意，並且我們的話不要說得太多，說的話須是出乎別人所料的。別以為播種便可以立刻有收穫，談判如遇困難，應該再好好地做準備，慢慢地等待收穫。 十四、訴訟與辯護 為人打官司的人常做出許多傷天害理的事，他們危害大眾非常厲害。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他們雖然心術不正，但是也辦了一些維護正義的案子。這裡說他們心術不正，是指他們除了心地不善良之外，還狡詐、言不由衷或不講信用。為你訴訟的人並不是真的想為你出力，他只是想藉機敲詐你，如果你另有人幫忙，他就會用他那如簧之舌來說服你聽他的話，以得到你的報答，至少他要尋得一線希望，能隨時有機會向你索取報酬。有的人雖然答應為你出力，實際上是想趁機打擊另一個人，或藉機去報告另一個人的罪行，不然他們哪有藉口可以行事。等到他們自己的目的達到以後，你的案子是否會成功，他們就再也不關心了。換句話說，他們是利用別人來成全自己的事情。 為人家打官司實際上是在幫助一個競爭者。每一件訴訟案子都是為爭奪一種權利，不管是爭奪法定的權益、爭論是非、爭奪功勞，或申請某種權利，沒有一種不是因權益或利害而爭的。假使是感情問題的訴訟，需要為沒理的一方幫忙的話，那就沒有必要上訴到法庭，你只要勸說兩邊在庭下和解就行了。如果非要偏袒不該幫助的一方，那你也不該故意去詆毀對方。如果你對某個案子不太明了，不知道怎樣來辦理這個案子時，你最好去請教可靠而有見識的朋友來指點你，但你對所要請教的人，必須謹慎選擇，以免受騙。訴訟的人最厭惡的是律師的欺騙，或是律師耽擱了他的案子，因此如果有人委託你辦案，而你不便承攬時，那麼一開始便要拒絕他。假如你已經接了下來，那就要老老實實地告訴他勝訴的機率，不要誇大，更不要貪得過分的報酬，這種做法才值得人家感激你。如果有人請求你辦拒絕賠償的案子，因為這種案子不一定會成功，所以你只答應所託，要從他那裡得到一些案情，盡力去辦，而不可趁機利用他，在辦不成的關頭才叫他另想他法。如果接辦訴訟的律師不了解訴訟的權利，那才是愚蠢的行為。如果真的不清楚所申請訴訟的權利，那你就是不明是非的人。 訴訟要獲得勝訴的上策是事前保守秘密，如果接案的律師告訴當事人有希望勝訴的話，他便會鬆懈下來，但也有一種人會因此而受刺激，更加全力以赴，以爭取勝利。最重要的是進言要適時而為。在訴訟時，一句適時的話會產生奇特的應答效果而獲得勝訴。 我們選擇為我們辯護的人，與其選大人物，倒不如選擇一個平凡而妥當的人。如果只是一知半解的人，則不如有特殊才能的人。如果你所請求的遭到拒絕，也要心平氣和，當你再度請求成功了，仍是令人滿意的事。當你知道你所請求的人對你有好感時，你為他辦案則可以要價高些，你也能如願以償。不然，你最好是對報酬逐步分開提出要求。 當一個人第一次請求你作證時，你可以答應，也可以拒絕，但你拒絕他就會失去一個朋友，過去的一切也就一筆勾銷了。一個什麼事情都愛管的人最易替人作證。但是，如果他所證明的事不正當，那麼他也要蒙受名譽上的損失。世上最壞的人，莫過於這種什麼事都要管的人，因為這種人對大眾有害。 十五、黨派與中立 許多人以為國王或大人物們在治理國事、做決策時都是基於黨派的利益，其實這種想法是不正確的。對一般事務的處理，最聰明的做法是讓各黨派的人士互相協調，或與某些特殊人物保持個別的密切關係。我不否認黨派的作用。 就個人而言，地位低的人必須參加一個黨派，這樣他才有被提升的希望，而地位高且力量大的人則最好保持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剛加入一個黨派的人要持著溫和的態度，設法使自己成為黨內與另一個黨派最接近的人物，因為這常是獲得權勢的一種捷徑。弱小的黨派常會更加團結，少數的堅定分子常能拖垮人數眾多而組織散漫的大黨。一個黨派解體後，殘餘者便會自行分裂，如由克拉蘇與羅馬元老院中貴族所組成的黨派，曾與龐培和愷撒組成的黨派互爭短長，但當元老院的權威衰落之後，龐培和愷撒也就分裂了；安東尼本來和奧古斯都結成一體，與布魯塔斯和卡西阿斯相對抗，但當布魯塔斯等人失敗後，安東尼也和奧古斯都（屋大維）分裂了。這些史例都是屬於戰爭方面的情形，而普通黨派的情形也是這個樣子。黨內的次要角色，在他的黨派分裂後，常會變成首腦人物，同樣，他也有失去職位變成無名小卒的可能，因為有的人是由於敵對勢力的存在在黨內才顯得重要，敵對勢力一旦消失，他們的價值也就不復存在了。我們常見到加入一個黨派的一些人，在獲得了他們所期望的位置以後，便自以為在黨內的地位已經穩固，於是企圖另結新派系，或加入到另外一個黨派中去。 在另外一種情況中，從別的黨派而來的人最易升遷，因為在勢均力敵而相持不下的情況下，這種人的力量就顯得舉足輕重，而成為兩方所要極力爭取的對象。在兩黨之間保持中立的人，不見得就是抱著不與人爭的態度，他們採取這種立場，很可能是要同時利用兩黨以取得個人的利益。國王以不參與任何黨派為宜。國家有了聯盟，對國王是不利的，因為這等於要人民在服從君權的義務上，又要服從另一層更高的義務，這樣一來便會使國王的尊嚴降低，即會造成「國王只不過是我們之中的一員罷了」的印象。在法國已有這種情形。黨派活動趨於激烈，是國王權威衰落的象徵，這無論對國君之權力或事務來說都有損害。國君之下的黨派活動，就如天體中的小行星一般，既要循自己的軌道運行，又要受一種更大的力量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