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台故事 · 李慈銘·褚成溥
附記 周氏兄弟 林紹年 王先謙 潘祖蔭 趙之謙 戴望 譚獻 王闓運 高心夔 王懿榮 翁同龢 周福清 周錫恩 殷汝璋 魯迅 樊增祥 孫毓汶 劉銓福 黃輔辰父子
李慈銘初名模，字式侯，後更名慈銘，字廷伯，號蓴客，紹興人。平步青撰《李慈銘墓誌》，敘其履歷云：
道光庚戌，吳晴舫侍郎督浙學，補縣學生員。應南北試凡十一，屢薦屢報罷。咸豐己未北游，將入貲為部郎，而為人所紿，落魄京師，倪恭人亟鬻田成之。同治乙丑，請急歸，奉母諱。庚午，始舉浙闈，五上春官。光緒庚辰，始通籍，以原官久次，補戶部江南司。君才望傾朝右，獨鍵戶讀書，非其人不與通，經年不一詣署。
所謂「為人所紿」指周星譽而言。李慈銘生平有兩個不解的怨家，都是他的小同鄉，一為趙之謙，一即周星譽。
周星譽雖為紹興人，但籍隸河南祥符，祖父皆由正途官至知府。周星譽與其弟星詒年輕時，以世家子弟，在紹興的風頭很健，李慈銘與之訂交。其時周星譽已中道光三十年庚戌進士，點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請假回籍省親，因洪楊勢熾，道路修阻，直至咸豐八年方進京供職。李慈銘籌了一筆錢，托他代捐郎中。哪知周星譽拿他的錢，自己捐了外官赴任去了。及至李慈銘到京，方知此事。舉目無親，烽火連天，欲留不可，欲歸不得，境況之狼狽，非言可喻。因成終身切齒之仇。後來，周星譽官至廣東鹽運使，光緒十年為鄧承修所參而落職，等於為李慈銘報了仇。
李慈銘在日記中，稱周星譽為「周蜮」。同治十二年六月十三日記（據金梁所輯）：
孫子九書，言周蜮允還金，欺人而已。又：子九汀州書，言周小蜮被控撤任。此中自有天理。
「周小蜮」即指周星詒，久官福建，風雅好古，為有名的藏書家之一。他所收藏的碑帖及書籍，多由譚復堂經手，據《復堂日記》記載，人品似比浙江另一宦遊福建的藏書家陸心源要高明些。李慈銘知人論世，每有褊狹之論，尤其是談周氏兄弟，其言不可盡信。
李慈銘屢試不第，至光緒六年庚辰始成進士。據徐一士《庚辰談往》記：
李慈銘久困場屋，雖屢言不便應試，而仍鍥而不捨，冀望彌切。庚辰成進士，始為其舉業之歸宿。光緒十二年丙戌請人為刻「道光庚戌秀才、咸豐庚申明經、同治庚午舉人、光緒庚辰進士」印章，見是年十一月初六日記，有自娛之意，難得四朝逢庚也（所謂咸豐庚申明經，指是年以廩生捐貢）。自秀才至進士，凡三十年，蓋治舉業四十年矣。
其庚辰五月七日引見養心殿時，起聯云：「名揚卌載號龐眉，身是宣皇老秀才。」又《紗袍一領是庚戌游泮宮時所制，服之三十年矣，引覲被雨，題詩志之》云：「藍紗一領制中單，恰稱青衿弟子員。千縷每循慈線跡，卅齡還惹御爐煙。芹香襲久痕猶在，柳汁彈來色不鮮。五十孤兒今釋褐，官袍欲換倍潸然。」悲喜交集，情見乎詞。
李慈銘於同治二年到京捐官郎中，分發戶部，同時在大學士周祖培家教讀。前後九赴鄉試不售，同治四年南歸；五年丁憂；六年為浙江巡撫馬新貽聘為浙江官書局總校勘；九年庚午鄉試，得中第二十四名舉人；十年春進京會試，雖三上春官不第，但已名滿都下。庚辰會試及第，日記如下：
會試中第一百名。敦夫出闈，知余卷在林編修紹年房，初不知所謂，其鄉人陳編修琇瑩力贊之，始請陳君代擬評語，呈薦於翁尚書，尚書大喜。本中高魁，佷以景尚書取本房一卷，乃置十九名；既翁尚書欲以余卷束榜，始置一百名，而仍以三藝刻入闈墨，意別有在也。即請歸本班，得旨以戶部郎中原資敘用。
李慈銘於光緒二年丙子恩科會試，因房考薦卷過遲，為主考刑部尚書桑春榮批示「額溢見遺」後，本已絕意進取，所以未赴三年丁丑正科會試，並「自述 門七例」， 即杜。杜門七例如下：
一、不答外官；二、不交翰林；三、不禮名士；四、不齒富人；五、不認天下同年；六、不拜房薦科舉之師；七、不與婚壽慶賀。
所謂杜門七例，即言不為此七事而出門。至於看花看山、友朋弔問，固非杜門不出。自道此乃「矯世俗之枉，救末流之失」。其實憤世嫉俗，不認同年、不拜師兩例，尤可想見其牢騷所在。
至及六年庚辰，改變初衷，亦緣家人督促。是年二月二十九日記：
得三妹正月廿四日書，寄來食物兩簍及番銀元，大妹附寄龍眼肉一盒，俱由陳氏昆季攜至。天涯骨肉，家事單寒，致此殷勤，祝如餐飯，冀科名之一得，庶團聚之有期，同氣相關，俗情難曉；夫豈知黃口登第，賤比鼌蟲，白首蹋門，酷窬牢戶哉？今年本決計不入試，茲以家人屬望之切，當又勉為一行耳。
入闈後的情形，據徐一士《庚辰述往》記：
庚辰會試，戶部尚書景廉為正考官，工部尚書翁同龢、吏部左侍郎麟書、兵部左侍郎許應騤副之，同考官則內閣侍讀學士胡聘之，右庶子王先謙，左中允裕德，修選陸潤庠，編修錢桂森、陳啟泰、王祖光、龔履中、廖壽豐、袁善韓、文鉤、鮑臨、林紹年、謝祖源、陳翥、李桂林、陳琇瑩，宗人府主事龔鎮湘。
頭場四書文題為「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一章」「柔遠人則四方歸之二句」「又尚論古人之人五句」，詩題為「靜對琴書百慮清，得清字」。
會元為吳樹棻（山東歷城人）。殿試，戶部尚書董恂、禮部尚書徐桐、吏部右侍郎烏拉喜崇阿、戶部左侍郎王文韶、兵部左侍郎許應騤、刑部右侍郎錫珍、工部左侍郎孫詒經、內閣學士桂昂充讀卷官，狀元為黃思永（江蘇江寧人），榜眼為曹詒孫（湖南茶陵人），探花為譚鑫振（湖南衡山人），傳臚為戴彬元（順天寧河人）。
林紹年分校會試，房運稱最佳，狀元傳臚會元均出其房也。李慈銘自負老宿，亦出林房，以其年少望輕，雖不敢廢門生之體，而頗鄙夷之，日記中時有不滿之語氣。聞後來林官御史，李見其謇直敢言，乃示推重雲。
按：林紹年無法欣賞李慈銘，經陳琇瑩指點力贊，林始呈薦，已見前引日記。此自是過當之言。浙江多狂士，前有龔定庵，後有李蓴客，多慢師的舉動，風習使然，固非林紹年如何之不足為人師。
以李慈銘的學養，只要中了進士，不愁不入翰林，但李慈銘格於現實環境，不能不請歸本班，即仍就原職。不能入詞林之故有二。第一，點了庶吉士，三年以後方始散館，猶須有一番準備，方能留館授職編修。翰林固然前程遠大，但編檢「開坊」，俗有「九轉丹成」之喻，自七品至五品，歷俸需十餘年之久，李成名之年，已五十有二，當窮翰林熬資格，到得出頭之日，已是就木之年，何苦來哉！
第二，翰林院規矩甚重；而庶吉士基本上猶是在學，如今之研究所學生，不能不受約束，要李慈銘認後生為前輩，固所不甘；而後生奉派為「分教」（俗稱小教習），拜之為師，更所不可。而況如徐桐輩「掌院」要李慈銘北面以事，是死也辦不到的一件事。因此不如請歸本班。但「貲郎回就，流品既分；金榜一題，玉堂永隔」，為李慈銘想想，實在難堪，真是「後人所深喟者也」。
李慈銘自同治二年捐了戶部郎中，至此已歷十七年，平時從不到部，安能留其補缺？不過每月倒有收入，一種是養廉銀，六部唯戶部有此好處；一為「印結銀」，是他的主要財源。
「結」為舊時個人與公家機關打交道常須用到的一種私文書，有保證、證明、承諾等各種用法。請人作保或證明，須送謝禮，如生員入學，須請廩生作保，稱為「廩保」，為廩生定期收入之一。進京赴考或捐官，則須請同鄉京官具結作保。保結蓋用本衙門大印，證明該衙門確有此官，稱為「印結」，當然亦有酬金。為利益均沾起見，六部皆有類似福利機構的「印結局」，每月均分。李慈銘日記中，每有部中書辦送到印結銀的記載，多寡不等，為每月的主要收入。
以上為李慈銘喜自稱「貲郎」時代的情形，兩榜及第，請歸本班，已非「貲郎」，而是朝廷的命官，待遇亦就不同了。《庚辰述往》記：
故事，部曹捐班，補缺前無俸，若考試得官者，則到部後即有半俸。李於同治二年癸亥以貲郎到戶部，至是成進士，以郎中即用，始如考班之例而支半俸。其八月十二日日記云：「戶部送來秋季俸銀十六兩。五品半俸四十兩，秋季應得二十兩，而書吏又侵扣其四。行年五十餘，今日始得此兩流之秩耳。」
十一月初二日云：「巡倉李御史送來奉（俗作俸）米七石八斗，每石約一百二十斤，尚潔白可食。行年六十，得此升斗，而舉家色喜，可嘆也。」
光緒十三年丁亥補郎中缺，乃支全俸。其以貲郎在部，已先有養廉銀，戶部之特例也。癸亥十二月二十七日作詩，有「冗散初叨祿」之句，自注云：「定製，部曹學習諸員皆無俸，惟戶部給養廉銀。」養廉銀非俸，姑以祿論耳。
除此以外，李慈銘還有兩種收入：一是潤筆，二是友朋饋贈。潤筆中亦有大老籠絡之意在內，如光緒七年八月十四日記：
（王益吾）屬撰左湘陰七十壽文，浙撫陳俊卿所託，潤筆百金。此荇丈及祭酒言之中丞，故得此饋。可感也。
王益吾即王先謙。同治十三年會試，李慈銘卷落王益吾房，薦於主考，李鴻藻已取第四，及至填榜時，發現五言八韻的試帖詩，多作了兩韻，因而易去。科舉時代，房師的恩誼最切，薦而不售，亦拜門稱師。王先謙得此名士為門生，殊足增重，與李慈銘平輩論交，有所作必與商榷，亦常有饋遺。
「荇丈」指周壽昌，字荇農，為李鴻章一輩的名士。周為道光二十五年翰林，與潘祖蔭的叔父潘遵祁同年，李慈銘視潘祖蔭父叔為丈人行，所以稱周壽昌為「荇丈」。「浙撫陳俊卿」即陳士俊，時膺新命，進京陛見。王、周與陳為湖南同鄉，因得為李慈銘謀此優厚的文字之役。
至於經常有饋贈者，首推潘祖蔭。逢年過節，照例有贈，自不待言；潘祖蔭久直南書房，凡有應制文字，常請李代作，亦必致潤，前後十餘年，饋李總數當不下萬金。李在窘鄉時，亦每求貸無所諱，潘實為李慈銘的第一知己。但李對潘不能無微詞，則以潘祖蔭廣延名士，亦甚重趙之謙，而李、趙如水火之故。
京中名士，固無不重李慈銘，但交誼不終者，往往有之，如與張之洞之凶終隙末。同治年間，張之洞放河北學差，曾邀李「襄校文字」，在京亦常有往還。如同治十二年三月八日李記：
偕孝達諸子集飲松筠庵，談諧甚樂，都中向有熊伯龍、獅子狗、林鳳羽、草雞毛之對，皆取達官名人以對俗語，或成句。近日以朱鳳標對青龍棍，桑春樂對麗秋至，遂以孝達名「張之洞」對陶然亭；肯夫名「朱逌然」對赤奮若；漱蘭名「黃體芳」對烏須藥，又對赤心木；琴西名「孫衣言」對公冠禮。皆坐中賓主也。
又：前一年四月六日記：
香濤言：近日稱詩家，楚南王壬秋之幽奧，與予之明秀，一時殆無倫比。明秀二字足盡予詩乎？
李張結怨，原因不一。文字不能真賞，亦其一端，基本上則為氣味不投。李慈銘率真而褊狹，生平最輕視者兩種人：一是不學而浪得虛名，二是熱中而不由正道。張之洞的性情亦屬於褊狹一路，且往往有口是心非之處。王壬秋謂其「口舌為官，平日好愛文章，而不重氣節」，洵為確評。李慈銘光緒八年五月八日記：
聞張香濤近日疏薦中外官五十九員，居首者張佩綸、李若農師、吳大澂、陳寶琛、朱肯夫五人。又有侍郎游百川、巡撫卞寶第、布政使唐炯及總兵方耀等數人，余皆乳臭翰林。其考語皆百餘字，於張佩綸謂有一無二之才，於唐炯謂封疆第一人物，內舉不避親（唐炯，其妻兄也）。又並舉黃彭年、黃國瑾父子。近日北人二張一李，內外唱和，張則挾李以為重，李則餌張以為用，窺探朝旨，廣結黨援，八關後裔，捷徑驟進，不學無術，喪心病狂，恨不得居言路以白簡痛治鼠輩也。
「二張一李」謂李鴻藻、張之洞、張佩綸，正當時北派的一祖二宗；所謂「八關後人」，正是以李鴻藻擬唐朝的李逢吉。逢吉之黨，號稱「八關十六子」，而恰有張又新、張權輿與之二張可相比擬。姓氏巧合，涉筆成趣。
至於李慈銘既與潘祖蔭、翁同龢、王先謙等交親，則在政治路線上，必傾向於南派，而於北派「廣結黨援」，當然看不入眼，故有此過當之言。
又張之洞外放晉撫時，李慈銘曾作詩相送，事在前一年臘月。而半年以後，忽以惡言相向，或者張之洞冰炭兩敬，竟忘故人，為李慈銘所不滿，因於日記中痛斥泄恨，亦是很可能的事。
又光緒九年正月七日記：
有朝鮮位臣某欲見余，辭之。近來彼邦人物陋甚，張香濤、吳清卿輩明知其陋，而視為奇貨，延接恐後，冀增光價，余嘗微諷之，深中諸君之忌，後之絕交，亦以此也。
觀此則似張之洞先絕李慈銘。至於對吳大澂，除了張之洞的關係連累而及以外，另有私怨。吳大澂為潘祖蔭門下士，為潘整理碑版，因而與趙之謙比較接近，為李所忌。又張之洞與趙之謙交往頗密，亦為李對張不滿之一因。李於光緒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記趙之謙一事云：
有妄人趙者，亡賴險詐，素不知書，以從戴望、胡澍等游，略知一二目錄，謂漢學可以腐鼠也，時竊購奇零小品，以自誇炫。嘗得錢竹汀《庸言錄》寫本，不知其已刻也，深秘之，改造書名，冒為己作，以示人。又嘗竊鄒叔績《讀書偶識》殘稿，此稿本余得之廠肆，周荇農言與叔績故交，謀刻其遺書，屬張香濤求以付梓，遂以付香濤。
一日，妄人詣香濤，見為寫本，以世人多未見也，直纂以去。香濤固索之，不肯還，余亦頗怒香濤之好怪召侮，致此書遭墮溷之污，屢責還於香濤。香濤窘甚，然卒無如何也，後為龍汝霖匯刻之。龍跋言與叔績故相知，祿得其副，近遇趙某，言嘗得殘冊於周荇農閣學云云。蓋妄人得此書既不能句讀，又知龍君有副本，不得據為己作，其技遂窮，而猶詭言得之於荇農，以自誇其與二品往還，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矣。此等委肖，本不足冤楮穎，以世之愚而售於欺也，聊附記之。
但趙之謙其人，並不如李慈銘所說的那麼惡劣，在中國藝術史上，自有他獨樹一幟、巍然不可拔的地位。《中華藝林叢論》中說，他在同光年間是：
一位異軍突起的藝術大師。金石書畫、考據目錄，無不精通，尤其在書畫篆刻方面，創立了自己的流派，後來的吳昌碩、齊白石等，都曾直接間接受到他的影響。
拿他的書法，既能開宗立派，必然有他的獨到之處，何況任何一個大家的作品，都不會十全十美、一無缺點，要從大醇小疵的角度上來評價，方不失之偏激。一般對他的毀譽，大都從個人愛憎出發，那是不足以服人的。
他本來是學顏字的，後來讀到包世臣「鉤捺抵送，萬毫齊力」的理論，因包是推崇北碑的，所以改學北碑，再參以鄧石如的篆分筆法，就建立了自己的「顏底魏面」的書派。
他的分書里有篆書筆意，真書里有分書筆意，四體書能打成一片，分不出彼此。
說趙之謙「四體書能打成一片」，確是眼光獨到的看法。又說：
北碑多方筆，他既學北碑，自然也多用方筆，但他起筆全用搭鋒（順著下筆），不用折鋒（逆著下筆），因此他的字儘管筆筆中鋒，而看去仿佛都是偏鋒橫掃。
這話恐有商榷的餘地。筆者有一友遂安章君，學趙之謙的魏碑，可以亂真，但觀其起筆，每用游鋒，方得成為方筆。
趙之謙的印存，名為「二金蝶堂印譜」。明清之有印派，始於文彭，號稱「長州派」，其入室弟子何震，徽州人，昌大其學於其鄉，因號「徽派」，亦稱「皖派」。
入清於康熙年間，吾杭龍泓山人丁敬創立「浙派」，至嘉道間有「西泠八家」，而繼「浙派」異軍突起者為鄧完白，汲兩派之長，棄兩派之短，而參以新意，即所謂「書從印入，印從書出」，書刻合一，才真可稱為「鐵筆」。
繼鄧而起者，即趙之謙。他初學鄧完白，又與鄧派傳人吳讓之交好。但既入能出，兼采皖派之拙與浙派之巧，且正值大量文物出土之時，所以除漢印以外，舉凡帛布、權量、詔版、鏡銘各體獨特的面貌風格，皆能融會於胸中，奔赴於腕底，創造了儀態萬方的絕世丰神。
近人述評明清印派，於趙之謙推崇備至，其言如此：
之謙的印，朱文有宛轉（如「悲庵」），有勁利（如「無悶」），有厚拙（如「趙之謙」），白文有朴茂（如「竟山畫記」），有放逸（如「胡澍等四人同時審定」印），有整飾（如「小脈望館」），面貌之多，變化之奮，明清印人中一人而已。
趙之謙又精於目錄學，刻有《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七記：
趙先生名之謙，字益甫，又字撝叔，自號悲庵，或日思悲翁，浙之會稽人，與李 伯侍御為中表，各以文章邀游公卿間，頗以名相軋。嘗聞潘文勘師言，撝叔藏秘冊甚富，先後付梓，今叢書僅四集三十一種，知其未刻者尚多也。所輯《補寰宇訪碑錄》，乃其少作，後深悔之。書畫篆刻，妙絕古今，下至飲饌服御遊藝之屬，探源溯委，窮析微奧。同治甲子，高平祁季聞在都門，舉鼻煙論難，著《勇盧閒詰》一編。吾友程蒲生太史序之雲，閒詰者，淮南之佚文也；勇盧者，何龍魚河圖雲鼻神之號也。屢試春官不第，以江西一縣令終。
《勇盧閒詰》是部談鼻煙及鼻煙壺的書。「勇盧」為「鼻神」之號；「閒詰」取「書缺有閒，閒則詰之」之意。搜羅有關鼻煙的記聞，輯而成書，名為《勇盧閒詰》。書名甚怪，與其夏日仰臥帳中，見有無數蚊子飛舞，因別署「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皆足以見其好奇的性格。
葉昌熾謂趙之謙與李慈銘為中表，此說不見他書。葉昌熾非妄言者，此說自有所本，但衡情度理，如為親戚，李慈銘不至於訾之為「妄人」，這是件無法究詰的事。不過李慈鉻與趙之謙結怨，則確因在潘祖蔭處利害衝突而起。趙之謙之得為潘祖蔭門客，亦由周星譽的引進。《花隨人聖庵摭憶》記云：
蓴客既困於京，乃居畇叔寓中，畇叔為之游揚於翁潘……及會稽趙撝叔入京，畇叔亦以薦於潘伯寅。潘嗜金石而厭詞章，撝叔大得意，蓴客嫉且怒，斥之為「天水妄子」，而與畇叔日劣。
李慈銘平生短處，在蹈文人相輕的陋習，至不可救藥的程度，如記戴望：
戴望，湖州府學生，游乞江湖，夤緣入曾湘鄉偏裨之幕，嘗冒軍功，詭稱為增廣生，改其故名，求保訓導。又竊軍符，徑下湖州學官，為其出弟子籍，學官以無其人申報，湘鄉大怒，將窮治之，叩頭哀乃免。
此記日期為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而所記必非近時之事，因曾國藩已歿於是年二月。按：如僅以李此記，必以為戴望為一無賴小人。其實，戴望即戴子高，為《清史稿·儒林傳》中人物，著《論語注》二十卷、《管子校注》二十四卷、《顏氏學記》十卷、《謫麟堂遺集》四卷。既通經學，亦善詞章，與吾杭譚獻交好。《復堂日記》中屢見其人，錄數則如下：
閱戴子高《論語注》，大段完善，尚鮮精詣……絕無迂曲穿鑿，可傳也。（同治元·九·九）
為子高作文集序一篇。（十·十九）
得子高書，為予選定詩九十一篇，甚精審也。（同三·九·二九）
重定《七友傳》……出遊後，取友則中白為首，當並子高、汀鷺、稼孫、子縝、泖生；朱廉卿亦總角交，死稍後，亦入焉，為「後七友」可也。
譚復堂為章太炎之師。錢基博跋《復堂日記》謂：「餘杭章炳麟太炎，漢學稱大師，治經尤長疏證，得高郵王氏法，自命其學出德清俞樾曲園，然文章之稱晉宋，問學之究流別，其意則本譚復堂為多。」錢基博復藏有章太炎上復堂一函，為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自浙寄鄂，其時譚復堂方為抱冰堂座上客。函中首稱「夫子大人函丈」，自稱「受業章炳麟敬上」。函末謂「鄂中地大物博，求友稍易，有何寄寓，俛求引導為幸」。則章太炎不特為譚復堂及門高弟，而且師弟交親，非同尋常。
由章太炎的敬仰，可以想見譚復堂道德學問，而譚復堂刊戴子高為後七友，序次在莊中白之後。譚復堂晚年作遺囑謂：
至於性命骨肉之交，則丹徒莊中白為最摯。
又謂：
是年（咸豐十年庚申）偶游廈門，交復清戴子高，陳碩父征君弟子也；學有淵源，於顛沛中商量舊學焉。
所謂「陳碩父征君」，即《清史稿·儒林傳》中的陳奐，字實甫。甫與父通。陳奐蘇州人，咸豐五年舉孝廉方正。清朝的制科，皆如康熙、乾隆兩舉博學鴻詞，以及光緒末年一舉經濟特科，其實尚有孝廉方正，起於康熙六十一年，以後歷代嗣君繼位，皆舉此科。制科皆徵辟而起，因謂之為「征君」。
陳奐之學出於段玉裁，於子書中尤好《管子》。家居授徒，從游者數十人，戴子高為其入室弟子，所著《管子校注》，自是承「陳征君」之學。
戴子高又為宋翔鳳弟子。宋氏之學，出於常州莊氏。常州學派源自江永，分今文、古文兩派。今文學派開自莊氏一家，自莊存與、莊述祖以下，通經術者凡十一人。但莊氏之學光大於劉逢祿。劉為莊述祖的外甥，精於公羊及三禮，遇疑難常以經義得決。官禮部主事時，恰逢仁宗崩於熱河，大喪典禮為劉逢祿一手所訂，自「摘纓子」到奉安，細節畢備。又有一事，尤足見其為學以致用的通人。
這件事是如此：越南貢使為其國王之母妃乞賞人參，得旨賞給，詔諭中「外夷」字樣，越南貢使請求改為「外藩」。部議詔書不可更易，拒絕其請。由劉逢祿草牒答覆，越南貢使大為悅服。他在復牒中說：
《周禮》職方氏，王畿之外分九服，夷服去王國七千里，藩服去王國九千里，是夷近而藩遠；《說文》羌苗蠻貊字皆從物旁，惟夷字從大從弓，東方大人之國；夷俗仁，仁者壽，故東方有不死之國，而孔子欲居之。且乾隆中嘗奉上諭，申斥四庫館臣，不得改書籍中「夷」字作「彝」「裔」字，孟子謂舜東夷之人，女王西夷主人。我朝六合一家，盡去漢唐以來拘忌嫌疑之陋，使者無得以此為疑。
宋翔鳳與劉逢祿為中表，都是莊述祖的外甥，莊有「劉甥可師，宋甥可友」之語。宋翔鳳通訓詁名物，微言大義，得其舅真傳。戴子高的公羊春秋，學自宋翔鳳，譚復堂說他「學有淵源」，確非虛語。
至於戴子高的人品，亦可於《復堂日記》中窺見一二。如為友於流離中訪尋老母；作書勸譚，不可以子之「聰明不如我而棄之」，可知為重義謹愨之人。以其人品學問而論，何至於冒充為「增廣生」？且本人以為「附生、增廣生皆是生員，資格上不過一間之差，又何必藉軍功冒充？李慈銘所記葛藤支離，語不可解，自是道聽途說，而又懷有成見之故」。
李慈銘好名而量狹，虛榮心極重，大抵對名公巨卿，可出以「傲」之一字，自以為得；翰苑清流則平輩論交，亦尚能虛心相處；唯有布衣或末秩微官而名重公卿，又不甚重視李慈銘者，則耿耿於懷，時思報復，對戴子高如此，對譚復堂、王壬秋亦復如此。如同治十二年五月十日記：
譚仲修質敏好學，近人中極難得。而心粗氣浮，不能研討。自剽襲陽湖莊氏、武進劉氏、邵陽魏氏一二之書，遂以大言自欺欺人。予嘗謂仲修累於杭人習氣也。
按：譚復堂本不以經學名家，所長在詞章；論人而沒其所長，即顯失公平。《復堂詞》與莊中白的《蒿庵詞》，在行家眼中，評價極高。如吳梅著《詞學通論》論莊、譚詞云：
中白與譚復堂並稱，其詞窮極高妙，為道咸間第一作手。平生論詞宗旨，見於復堂詞序，其言云：「夫義可相附，義即不深；喻可專指，喻即不廣。托志房帷，眷懷身世，溫韋以下，有跡可尋；然而自宋及今，凡九百載，少游、美成而外，合者鮮矣！……或用意太深，義為辭掩，雖多比興之旨，未發縹緲之音，近世作者，竹垞擷其華，而未芟其蕪；茗柯溯其源，而未覓其委……
「自古詞章，皆關比興，斯義不明，體制遂舛；狂呼叫囂，以為慷慨，矯其弊者，流為平庸，風詩之義，亦云渺矣。」先生此論，實具冠古之識，非大言欺人也，其詞深得比興之致……天長地久之情，海枯石爛之恨，不難得其纏綿沉著，而難得溫厚和平耳，胡先生之詞，確自皋文、保緒中出，而更發揮光大之也。
常州詞派創於張惠言（皋文），光大於周濟（保緒），張崇比興，周重寄託，莊中白兩得之，而常州詞派遂益為世所重。
復堂之詞，論詞者亦歸於常州詞派，如朱彊邨題莊、譚二集云：「皋文說，沆瀣得莊、譚。」汪中著《清詞金荃》直謂「兩人者，皆常州之美者也」。唯吳梅別具慧眼，謂復堂詞為浙派之變。其論如此：
仲修詞取徑甚高，源委深達，窺其胸中眼中，非獨不屑為陳、朱，抑且上溯唐五代，此浙詞之變也，仲修之言曰：「南宋詞敝，瑣屑餖飣，朱、厲二家，學之者流為寒乞；枚庵高朗，頻伽清疏，浙詞為之一變。」
余謂吳、郭二子，不足當此語，變浙詞者，復堂也！其《蝶戀花》六章，美人香草，寓意甚遠。余最愛「玉枕醒來追夢語，中門便是長亭路」。又「慘綠衣裳年幾許，爭禁風日爭禁雨」。又「語在修眉成在目，無端紅淚雙雙落」。又「一握鬟雲梳復裹，半庭殘日匆匆過」。又「連理枝頭儂與汝，千花百草從渠許」。又「遮斷行人西去道，輕軀願化車前草」。此等詞直是溫、韋，絕非專學南宋者可擬，而又非迦陵、西堂輩輕率伎倆也。所錄《篋中詞》二集，搜羅富有，議論正大，其論浙詞之病，尤為中肯。余故謂變浙詞者復堂也。
「非獨不屑為陳、朱，抑且上溯唐五代，此浙詞之變也」之語，推崇至極。我以為談清詞必以陳、朱居首。因為作手雖多，且亦不乏千秋不搖的名家如納蘭容若，但質量俱勝，蔚然而成大家，足為宗師者，非陳其年、朱竹垞莫屬。尤其是朱竹垞，為浙派開山之祖，源遠流長。竹垞自道其領承源流：「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玉田（張炎）詞，瀏亮之音、空靈之思、婉麗之態，在竹垞無不畢備，但獨標南宋，托體不高；末流而敝，則如譚復堂所云，「瑣屑餖飣，流為寒乞」。乾嘉間，吳枚庵（翌鳳）、郭頻伽（麟），或以高朗，或以清疏，論者視為浙派之變。但頻伽根基甚薄，枚庵稍勝，亦不出南宋牢籠。浙派以窮而變，變亦不通，於是有常州詞派之興。
嘉道間詞人輩出，張皋文（惠言）開常州一派，其弟翰風（琦）為佐；張氏之甥董晉卿（士錫）繼起；至晉卿之友周保緒（濟），由二張之崇比興，而重寄託，自言詞學進境，「問途碧山（王沂孫）、歷夢窗（吳文英）、稼軒（辛棄疾），以還清真（周邦彥）之渾化，則仍以北宋為宗」。至於《茗柯詞》，吳梅論其精神面目云：
皋文《水調歌》五章，既沉鬱，又疏快，最是高境。論者輒以為疏於律度，洵然。然不得以此少之。如首章云：「難道春花開落，又是春風來去，便了卻韶華。花外春來路，芳草不曾遮。」次首云：「招手海邊鷗鳥，看我胸中雲夢，蒂芥近如何？楚越等閒耳，肝膽有風波。」三章云：「珠簾卷春曉，蝴蝶忽飛來。遊絲飛絮無緒，亂點碧雲釵。腸斷江南春思，黏著天涯殘夢，剩有首重回，銀蒜且深押，疏影任徘徊。」
又《清詞金荃》評此五章詞云：
皋文為詞家建意內言外之境，此五闋亦間有不合律處（「便了卻韶華」「又斷送流年」，應作上二下三句），然其洋洋大篇，珠玉滿紙，遂不為疵。復堂評此詞曰：「胸襟學問，醞釀噴薄而出，賦手文心，開倚聲家未有之境。」白雨齋亦謂其既沉鬱又疏快，最是高境。而「熱腸郁思，若斷若連，全自風騷變出也」。
謂「開倚聲家未有之境」，亦不盡然；若就此五章水調歌頭而言，宛然蘇辛。東坡詞多不諧音律，晁無咎云：「自是曲子內縛不住者。」《茗柯詞》正亦如此。
總之，不論浙派、常州派，皆不能脫兩宋的籠罩，譚復堂「上溯唐五代」，則「非獨不屑為陳、朱」，且格調亦非常州派諸子所及，更非吳枚庵、郭頻伽所可並駕。
吳梅謂「仲修詞取徑甚高，源委悉達」，據自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但廷焯於復堂詞，未為真賞。而吳梅所愛《蝶戀花》六章，謂「直是溫韋」，殊見卓識。我以為復堂詞之高妙，即在王靜安所說的不隔。試復舉吳梅所拈之例，玩味自知：
玉枕醒來追夢語，中門便是長亭路！
慘綠衣裳年幾許，爭禁風日爭禁雨？
語在修眉成在目，無端紅淚雙雙落！
一握鬟雲梳復裹，半庭殘日匆匆過。
連理枝頭儂與汝，千花百草從渠許。
遮斷行人西去道，輕軀願化車前草！
「不隔」之說，為王靜安所發明，頗自珍矜。嘗聞周棄子先生之教，以為韻語不隔最難，因為非可以藻飾假借。上舉諸例，造語類皆平淡，而上下相看，境界自出，如「一握鬟雲梳復裹，半庭殘日匆匆過」，寫閨中百無聊賴，如見如畫。較之浙派末流，「瑣屑餖飣」「流為寒乞」，不知高出幾許？譬如郭頻伽《望湘人》過片：「數盡更更點點，把孤衾斷夢，一宵尋遍，只文鴛繡枕，記得舊時曾薦。」五句詞只寫得「憶舊不寐」四字而已；而「玉枕醒來追夢語，中門便是長亭路」，較之門外天涯，更進一層，不過十四字，寫盡離愁。兩兩相看，方知「會者不難，難者不會」，洵非虛語。
譚復堂自同治六年中舉後，數上春官不第。觀其日記，似於功名不甚措意，公車北上，求碑搜書，訪友看花，頗多閒情。同治十年有《群芳小集》之作，是年日記：
三月廿四日 予輩將為群芳小集，今夕先貽諸伶，各一絕句。
四月十一日 揭曉，被放。
四月廿一日 楊村舟次，補撰群芳小集絕句，稿別具。於是群芳小集定為上品三人；麗品，先聲四人，繼起六人；能品，先聲四人，繼起四人；妙品，先聲四人，繼起二人；逸品，先聲二人，繼起一人。凡三十人。
《群芳小集》以外，還有《群芳續集》，作於同治十三年會試榜期間，是年復堂日記：
四月初八日為群芳續集，會者二十六人，諸伶赴選者十六人，監察者六人，以覺軒與予為選人，色藝姿性，都非諸故人之耦，約略錄遺珠二人，續十人，又續得二人，稿草別具。
按：《群芳小集》及續集，由張次溪收入《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更名為《增補菊部群英》及《群英續集》，系據周作人收藏的本子所排印，復堂用別署「麋月樓主」，但書名何以更易，莫知其故。
平章風月，名士常事，而李慈銘遽訾之為「不自愛」，未免苛責。而況譚復堂不過藉此寄託牢騷，其續集有「書後三絕句」，明系作續集後的第五天，發榜不第所作：
腸斷西樓一曲歌，倪家閣子悶煙蘿。
刻華小玉渾難見，奈此茫茫古恨何？
月骨花魂皆第一，平生任育誤多情！
春明門外天涯路，酒未寒時儂出城。
客里尋春復送春，等閒落溷與沾茵；
神仙三墮罡風劫，花月平章待後人。
譚復堂赴京會試，名落孫山，往往榜發即啟程南下，此即「春明門外天涯路，酒未寒時儂出城」的感慨。
第三首寄意尤為明顯。「尋春」「送春」以喻入闈、出闈，試事之始終，同一發榜，幾人歡喜幾人愁，猶如落花，或「沾茵」，或「落溷」。譚之赴春闈三被黜，故云「神仙三墮罡風劫」，但「場中莫論文」，被黜與得意，亦偶然之事，「等閒」有之，至於文章好壞，盡不妨供後世公評，因謂之「花月平章待後人」。
若以為選歌征色，詠贊伶官為「不自愛」，則李慈銘自己的行徑，又不知作何解釋？張輯《梨園史料》中，纂有《越縵堂菊話》一篇，浪擲筆墨，較之譚復堂逢場作戲，偶一為之，豈不太過？而自作多情，令人肉麻之處，亦時復有之。如《花部三珠贊》，記時小福云：
時琴香者，名小福，吳人。所居室曰「綺春」。色善事人，藝能傾俗；引喉一歌，廣場百諾。余與琴香甚疏也，顧甚眷余，今年其三十生日，百鎰之金，十日之饌，豪客接坐，華轂塞門，琴香獨乞余書一橫幛，以為光寵，至數十請不厭。
此已不無謬托知己，而更有肉麻者，則為記錢秋菱：
錢秋菱者名桂蟾，父故吳人，僑於京師，遂為燕人。所居室曰「熙春」。色秀可餐，清神善照；瞳鮮秋水，頰艷晨葩。每當裹首登場，轉喉按曲，伯龍為之失步，玉茗因以添豪。滇人高某者，奴隸之材，駔儈之行，始以進士官吏部，狹邪無行，幾伍轉屍。後內其女於總戎之子，脅取其貲萬數，遂市裘馬，逐輕薄。慕秋菱之色，歲耗其金數千，秋菱鄙之，不一掛齒頰。
余以同人媒介，偶一招從，三年之中，庶無十接，囊金未解，花葉都虛，而秋菱偏昵就余，往往衣香熨褒，荑玉溫祛，脈脈相看，依依不捨，嘗曰：「聞君招而不至者，蓋非人也。」
說「聞君招而不至者，蓋非人也」，無非加料的米湯，李慈銘信以為真，已覺可笑。極口惡訾高某，無非視之為「情敵」，尤令人齒冷。高某之外，復有湯某得無妄之災，亦因湯某為李最眷戀之朱霞芬的「闊老斗」。《花部三珠贊》序云：
朱霞芬者名愛雲，父吳也伶，以善歌名。霞芬事景龢梅蕙仙為弟子，今年十五矣。瓊枝擢苑，玉山映人，骨俊亭妍，膚清內朗。樂部故事，每屆三年，臚傳榜發，則亦翹其尤異，目為狀元，恩榜偶開，亦同斯例。
丙子之歲，遂屬霞芬：冠珠樹之三英，足稱極選；附杏園之雙宴，特寵名花。黃絹同評，非冬烘之假手；阜紗一裹，何汗顏之讓人？繇是百琲投珠，千環斲玉。金錢入市，爭看西家，珥果盈車，共縈衛玠。彯纓多於星流，曳裾疑其雲集。
同郡湯某者，貌同獠犵，文昧偏旁，新由翰林改官知縣，敢為債帥，日擁淫倡。偶見霞芬，亦以大悅，遂朝夕從之飲酒，百計奉之，冀得歡心。而霞芬益自遠，背輒唾罵之。
丙子為光緒二年，「新由翰林改官知縣」，乃是年散館試未獲前列。則此湯某，必是同治十三年的庶常，檢《清代征獻類編》，有「湯鼎烜，浙江蕭山人，金釗孫，同治十三年甲戌進士，選庶常，改豐城知縣」，是必其人；「同郡」即同府，蕭山縣屬紹興府。
湯金釗為嘉道間理學名臣，諡文端。《清史稿》謂其有一子修，官至通政副使，即翁同龢的岳父。湯鼎烜如為湯修之子，翁同龢日記中必有記載，而竟無有，當是湯金釗的族孫。
翰林改官知縣，雖可舉債赴任，但數目絕不會多，且必有債主催著赴任。同時地方官領憑到任，定有限期，謂之「憑押」，逾限處分。因此，所謂「敢為債帥，日擁淫倡」，及「朝夕從之飲酒，百計奉之」云云，既悖情理，亦非事實。只以「囊金未解」，故而「花葉都虛」，既妒且恨，口不擇言，紙誅筆伐，聊且泄憤。
至謂「霞芬益自遠，背輒唾罵」，更足見此公胸中了無黑白。如果「百計奉之，冀得歡心」而竟「背輒唾罵」，豈非真如俗語所謂「戲子無義」！則又何取於朱霞芬？果爾如此，則可想像朱霞芬唾罵李於高某之前，必更甚於唾罵高某於李之前。如李也者，正是杭州俗語中所說的「老墓庫」。
我曾細想，《越縵堂菊話》所載捧角的詩文，如：「倩顏上酒春紅重，縴手藏鉤軟玉交」「明燈婉孌，似偏照深紅羞暈」「自從系定紅絲」「看素手暗啟風簾，正眉翠含顰，臉紅低暈，萬種溫存旖旎」之類，將男作女，寫得忒嫌過分，但又何以責譚復堂作花榜為「不自愛」？此無他，只是榜中漏了錢秋菱而已。
在《續集》中，譚復堂首刊「滄海遺珠四人」，自道：「艾而張羅，時有逸翮；以志吾過，采此珠璧。」下有七絕四首：
雛鳳丹山去不還，梧桐華下掩珠關，
平生愛作空中語，人在虛無縹緲間。
江左風流不易逢，神清衛玠最雍容，
人間乍聽湘靈瑟，數遍青青江上峰。
爭許情移海上琴，又從弦外得餘音，
花潭千尺盈盈水，共此青蓮一片心。
婉孌檀林護好春，分明鏡檻洗纖塵，
照儂如燕身材後，莫照尋常第二人。
第一首無注，不知為誰；第二首下註：「熙春主人錢桂蟾字秋菱」。謂「遺珠」，謂「以志吾過」，皆對李慈銘而言。相形之下，譚復堂的風度比李慈銘好得太多了。
李慈銘的另一文字冤家，即為王壬秋，別號湘綺的王闓運。王壬秋詩文非六朝以上不讀，時人以之與李慈銘相提並論，稱李為明秀，稱王為幽奧；雖各具境界，但以功力而言，明秀較之幽奧，自有一間。因此，李慈銘述同時人之言，以自抒其心聲，說「以李某與王某相比，終不服」。因為不服，即時時起齮齕。但此為李慈銘這方面的情形，王壬秋的態度，比他的對手要好得多。
李慈銘論王壬秋的詩文云：
張孝達招飲，言共王壬秋論學，辭以病。壬秋之詩，粗有腔拍，古人糟粕，尚未盡得。其人喜妄言，蓋一江湖唇吻之士。（同·十·六·二五）
王闓運所作《鄒叔績傳》，意求奇崛，而事跡全不分明，支離蕪塞，且多費解。此人盛竊時譽，妄肆激揚，好持長短。雖較趙之謙稍知讀書，詩文亦較通順，而大言詭行，輕險自炫，亦近日人海佹客一輩中物也。
孝達即張之洞，詩家幽奧、明秀之說，即出自張。李又論名士云：
道光以後名士，動擬杜韓，槎牙率硬而詩日壞。咸豐以後名士，動擬漢魏，膚浮填砌而詩益壞。道光名士苦於不讀書而務虛名，咸豐名士病在讀雜書而喜妄言。
所謂「咸豐名士」，即指王壬秋而言。相反地，王壬秋評李慈銘，卻非一筆抹殺。《湘綺樓日記》光緒十八年五月二日條云：
看李老友撰潘伯寅墓誌，雖不得體，亦尚不俗。
按：王之稱李為「老友」，因交情已在二十年以上。王壬秋於咸豐九年，在京會試報罷，因同鄉「湘中五子」李榕等的介紹，得識肅順。相談之下，肅順驚為異才，激賞不已，願約為異姓兄弟，王壬秋辭謝未許。第二年，亦即咸豐十年十月回長沙；又十年，復行進京會試，其時為同治十年，三月至京，七月回湘，此即張之洞邀李與王壬秋論學，而李辭不赴的一次。
李慈銘自言，與王壬秋曾晤兩次，其初見當在咸豐年間。李慈銘致潘祖蔭一函，談為周氏兄弟出賣，中有一段：
弟上負老親，下慚鄉里，進退無據，出處都非。至庚申之冬，老母知慈尚阻吏銓（下略）。
據此可知咸豐十年（庚申）冬天以前，李慈銘即已到京。而王壬秋是時方居法源寺，王代功所編述《湘綺府君年譜》，咸豐十年記云：
三月，復還京師，居法源寺。其時同入居京者，蔡舅與循，郭丈筠仙，龍丈皞臣，鄧丈彌之，黔蜀則莫丈子偲，趙丈元卿，李丈眉生，雲南則劉丈景韓兄弟，江南則尹丈杏農，江西則高丈伯足，許丈仙屏，迭為文酒之會。其後失意四散，子促丈述杏農語為詩云：「吾軍久摧頹，不爾非全傾。詼哉杏公語，沉痛不忍聽。」蓋勝游文會，未久而風流雲散矣。
郭筠仙為郭嵩燾，龍皞臣為龍湛霖，鄧彌之為王壬秋親家，皆湖南人，莫子偲為莫友芝，趙元卿為趙樹吉，李眉生為李鴻裔，高伯足為高心夔，許仙屏為許振禕。此數人皆咸同之交的名士，李慈銘於此諸人，或無交往，或雖交而不深，故日記中不多記，其記而特詳者，為肅順門下的上客高心夔。光緒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高心夔，字伯足，號碧湄，湖口人；咸豐庚申進士，朝考以詩出韻，置四等歸班。先以己未會試中式，複試詩亦出韻，置四等，停殿試一科。其出韻皆在十三元，湖南人王闓運嘲以詩云：「平生雙四等，該死十三元。」京師人以為口實。久館故尚書肅順家，肅待之厚，庚申殿試，肅方筦權張甚，必欲為得狀元，詢之曰：「子書素捷，何時可完？」高曰：「申酉間可。」至日，肅屬監試王大臣，於五點鐘悉收卷，以工書者必遲，未訖則違例，而高可必置第一矣。然高卷竟未完，於是不滿卷者至百餘人，概置三甲，而仁和鍾雨人素不能書，自分必三甲者，竟捷狀元，說者以為有天道焉。
然高實名士，文學為江右之冠，己未、庚申兩榜中人，罕能及之者。後為令於江蘇，兩署吳縣，無政聲，當斷一富人買妾事，誤信市魁，誣為他姓逃妾，致妾及其母皆縊死，富人傷之，亦自縊，高遂病失心，一年卒。吳中為其刻《陶堂遺集》。
高心夔為肅門湖南六子之首，其文學冠一時，固李慈銘所不能輕詆，特記其吳縣任無政聲及誤斷富人買妾事，仿佛純然書生，不諳政事，此則有意相貶。高心夔之於肅順，時人擬之為郗超之於桓溫。而肅順極似桓溫，都是為後世誤解極深的人物。肅順極識人，極有魄力，雖不學而能禮士，足補其短。文宗才識過於其父，而信任肅順，始終不改，則肅順之確有可資依畀之處，自亦無疑。王壬秋謂「軍書旁午中，廟謨廣運，皆肅順一人之力」；而佐肅順者為高心夔。翁同龢日記，咸豐十七年七月初七記：
餞高碧湄、莫子偲於湖廣館；碧湄在園商略要事，未到。
所謂「在園」之「園」，即圓明園，御前、軍機等大臣，在圓明園附近皆有直廬，可供住宿。是日正恆福自大沽退天津後，僧王自天津退楊村，英軍進占大沽南岸炮台，肅順在圓明園參與和戰大計，而攜高心夔以往，則廟謨中，固亦有高心夔的意見在內。按：次日有上諭，桂良授為欽差大臣，會同恆福「辦理事件」，實為議和專使。桂良為恭王岳父，用桂良為起用恭王主持和議的先聲。就當時局勢而言，是年春夏間，江南大營崩潰，張國梁戰死；欽差大臣和春退無錫；江督何桂清自常州遁至蘇州，旋走上海；常州紳民攀轅，何令親兵開槍，為其後來大辟不解之因。此後李秀成占無錫，占蘇州，占青浦，占松江，進圍上海，不特外患嚴重，內憂亦至頂點。但肅順建議重用曾國藩、胡林翼，以曾代何督兩江。六月二十四日上諭：「實授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並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所有大江南北水陸各軍，皆歸節制。」其時各地官軍練勇，不相統屬。如安徽為多隆阿、李續宜，淮上為袁甲三，上海為薛煥，皖南為張芾，杭州為張玉良，皆如專閫之寄，彼此不相通聯，有此一旨，曾國藩方能統一指揮。
揆肅順之意，洪楊軍事完全託付曾國藩，亦即是完全託付漢人，英法聯軍內犯，則由旗人應付，能戰則戰，不能戰則以議和為緩兵之計，乘輿幸熱河以避城下之盟，兼為遙控之便。果然非和不可，受謗者為恭王；若有可乘之機，則有僧格林沁的馬隊，及勝保的軍紀極壞但可一拼的步兵可用。進退和戰之間，保有斟酌控制的餘地。方今好言戰略，就咸豐庚申，內憂外患交逼，眼看國祚將絕的情況下，終能轉危為安，我必須指出，當時的「戰略指導方針」之正確，為成功的基本原因。
而此基本原因中，肅順的知人及設謀，功豈可沒？肅順既有功，則其幕府人才，可想而知。辛酉政變後，肅順雖誅，而恭王能充分理解並尊重其政敵肅順所執行的政策，終於戡定大亂。恭王之為賢王，實亦當拜肅順之惠。至於咸豐十年庚申試事，由於有兩年前的科場大獄，文宗格外慎重。翰林散館的卷子，御筆親判甲乙，而命肅順監視，拆閱彌封。至殿試時，例派王公大臣搜檢監試，類皆敷衍故事，而肅順以欲畀高心夔狀頭，處置特苛。向例，殿試一日，以不給燭為度，有憐士者，則於天暮而猶有人未完卷時，每為之設法供給燈火。常用的一法，即是用抽水煙的紙媒照明。乃肅順提前「搶卷」，翁同龢親歷其事，曾有日記：
殿試監試者有尚書肅公，傳旨某時撤卷，甫屆時，即紛紛掣取，有謄一行者，數字者，均不得免。發出壽字圓印，完卷者鈐於卷尾，不完者就所止鈐之。肅公頤指氣使，視士人若奴隸，掣卷畢，日猶未落也。
是科杭州鍾駿聲（字雨辰，又作雨人）之得中狀元，據《清朝野史大觀》記：
庚申，高中式。迨殿試，適肅奉命為收卷大臣，慮有優於高者，欲困之，遂下令曰：「下午四時不交者，撤卷。」乃未晡即有交者，視其名，鍾駿聲也，通篇七頁半，無一補綴。肅不覺大慍，即受而置之靴中。既畢事，亦忘之矣。
歸邸，脫靴始見之，大駭。即遣騎馳送閱卷處。閱卷大臣，以為必肅所注意者，遂以一甲一名進呈御覽，而鍾竟得大魁矣。及遍覓高卷，乃知亦在撤卷中。蓋高作字甚緩，日將沒，猶未畢，遂一例被撤，而肅不知也。及朝考，又以出詢置末等，以知縣發江蘇，補吳縣知縣，有強項聲。肅之愛才，多此類。
按：高心夔殿試二甲十五名，其不得翰林，由於朝考試帖詩出韻。十三元的韻，本來最不合理，極易出韻；前既已有此失，此次自當加意，而竟蹈覆轍，所以王壬秋有「平生雙四等，該死十三元」的巧對相嘲。但如肅順所期，能得狀元，則臚唱之日，即授職修撰；朝考等第，已無大關係。
我在想，由於肅順的提前撤卷，必有好些人應得庶吉士而未得；相對地，即有好些人不應入翰林而竟入翰林，可能導穆宗冶遊的王慶祺，即為不應得翰林的翰林。如王非翰林，絕無在弘德殿行走之理，則穆宗亦不致早死。不想肅順愛才之一念，竟導致皇嗣之絕，真是件不可思議之事。
李慈銘自天津講學回京，於光緒十三年五月補實缺。亦因此得與考差。光緒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記：
考差卷為福珍廷相國取置第一，都下人人傳說矣。及簡放學政既畢，外論紛然，無不為余不平者。餘一生偃蹇，當軸皆以簡傲目之，濟寧尤銜余甚。此中得失，何足置懷，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福珍廷應作福箴庭，即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福錕，與翁同龢同官交往。李慈銘被取為第一，不知有翁同龢的人情在內與否？但放考差，軍機有很大的建議權。「濟寧」即孫毓汶，討厭李慈銘，必以其人怪誕偏激，取士以己意可否，所取恐非醇士為言。故雖第一，仍舊擯落。
光緒十五年己丑恩科，李慈銘應試差，復又向隅。自記：
簡放試差畢，余又不得命。兩試兩取第一，而皆付沉淪，此自來所無，非政府力沮之，不至此也。弢夫來言：黃漱丈仲弢喬梓，與可莊敦夫，謀為余捐試俸為考御史也。諸君不以告余，先自集貲，俟試差放竣，即具呈戶部，其意甚盛。堅囑止之，已代呈部矣。
其前又有記：
黃仲弢邀一善相者閩人趙沖甫來為余談相，言余神清骨秀，世所僅見，聰明正直，一望可知。然非功名富貴中人，故一生偃蹇，亦無子息。眉采太重，故三十歲外尤為困厄。其言皆中，然亦老生之常談耳。
雖為老生常談，但「兩試兩取第一」而「皆付沉淪」，不能不歸諸命該如此，同時其牢騷亦可想而知。因此，直至好友為之「集貲捐試俸」。捐納有各種花樣；實缺郎中應御史考試，何以亦須斥資上捐？此則須看《清史稿·選舉志》，方知究竟：
六十一年，帝以捐納部員，補主事未久，即升員郎，外官道府亦然，飭議試俸之法，尋議郎中道府以下、小京官佐雜以上，於現任內試俸三年，題咨實授，方許升轉，從之。乾隆間，試俸復得捐免。
原來李慈銘所捐的是「年資」。他在光緒十三年五月始補郎中，試俸三年，則應於十六年五月，方始俸滿，具備升轉的資格。
光緒十五年考差，行於四月十五日。翁同龢是日記：
是日翰詹考差，考者二百二十六人，斌孫與焉。
按：「翰詹考差」四字為翁同龢率意落筆，事實上凡兩榜出身的京官，皆得與考。如考差非翰詹不能應試，則李慈銘根本便無資格。如前一年戊子鄉試，貴州考官即為非翰林的工部主事趙亮熙。在雍正以後，進士出身的「中、行、評、博」，台諫及六部司官放鄉試主考者甚多；乾隆以後，益重清班，如乾隆七年壬戌會試，十八房官皆為翰林。不過每科總有非翰林的京官一兩人，放小省主考，藉資點綴，而又非有關係，或特殊原因者不能得。如趙亮熙，咸豐十年二甲第九名進士，自釋褐至光緒十一年，始終為工部主事，沉淪下僚，已歷時二十四年，其同榜內則有尚書如祁世章，外則有總督如劉秉璋，相形之下，榮枯懸絕。故趙於光緒十一年，放陝西副主考，至是又放貴州副主考，因憐其既貧且老，特加「調劑」。
李慈銘久官京曹，當然明白其中的道理，而發為怨訕之語，歸咎孫毓汶，是不太公平的。
關於李慈銘之不得考差，更有一層道理可說。李慈銘本可點翰林，而自請歸本班，仍為戶部郎中者，固以翰林前輩多問學的友生，如執贄稱弟子的樊增祥、翁斌孫，早於李一科成翰林，鮑臨則更早在同治十三年點的庶吉士。翰林院規矩甚重，不能為後生小子折腰，則唯有避而不入。
但李慈銘不入翰林，雖似委屈，實際上不到衙門，不應差使，每月有俸米、俸銀及印結銀可得，等於一個很優厚的「掛名差使」，比當翰林常應文字之役，以及遇有各種典禮，須常到班，是舒服得太多了。權利義務應該是相對的，如平日既無供職翰林院之勞，而應考差時，望與翰林等例同觀，豈非不平之甚？
當時如翁同龢、潘祖蔭亦看出李慈銘想得考差，憂憂乎其難，因此為他謀一出路，轉入柏台。前記的「弢夫」即翁斌孫，為翁同龢的侄孫，其父即是有羊角風的狀元翁曾源；「黃漱丈仲弢喬梓」指黃體芳、黃紹箕父子；「與可莊敦夫」，「可莊」則王仁堪，「敦夫」即鮑臨。
李慈銘應考御史，事在光緒十五年十一月初四。翁同龢是日記：
晨入，知派閱御史卷（麟書、翁同龢、許庚身、徐郙），即到南書房，每人十六本（兩人十五本），共六十二本，又一本倒寫未完，未入名次（陳墀蓀）。天明畢，星叔歸總；余所取在第二，粘簽遞。遞下內侍傳旨，問第二卷內「擴被四表」擴字誤否？臣對雲無誤。
「星叔」即先恭慎公，時官軍機大臣、兵部尚書，在四考官中雖位居第三，而實主持此次考試。題目為一論、一策問，翁有記載：「居敬行簡論」「同律度量衡策」。翁同龢並記有前列名次，他所取的第二名即為李慈銘；第一名是當時聲光過於李慈銘的名士王懿榮，李慈銘對他前倨而後恭。光緒十年二月十一日記：
齊人王懿榮者，素附南皮，竊浮譽，後以妹妻南皮，益翕熱。其父以龍州僻小郡守驟擢成都道，致富巨萬。懿榮既入翰林，侈然自滿，揮斥萬金，買古董書畫，昨忽上書爭京官津貼，又請復古本尚書與今本並行，言甚詭誕，人皆傳笑。
王懿榮字廉生，籍隸山東福山，因謂之為「齊人」。「素附南皮」云云，乃是張之洞既貴後追敘，故如是云云。今按張之洞年譜，娶王懿榮之妹在光緒二年任四川學政時；年譜於是年「八月、在夫人來歸」條下，有張譜作者許同莘附記，所敘「王文敏」即王懿榮。王於庚子殉難，特諡文敏：
公喪偶久，王文敏有妹才而賢；及試龍安，文敏之父蓮塘先生祖源方知府事，吳勤惠為之作伐，因定聘焉。是歲秋，王夫人來歸，贈奩有文待詔漁家樂書卷。成婚之三夕，出長卷共賞，慨然有偕隱志。按公與文敏在京時比舍而居，夫人待字之年，具幽閒之德，夙有所聞；近人李審言記此事，謂公按試龍安，知府例為提調，供張一切。帳額畫折技甚工，詢之知為太守之女所畫，到省請制府為媒云云，乃傳聞之誤。文敏之子漢章嘗為同莘言，夫人不習繪事，更未為人作畫也。
王懿榮祖名兆琛，嘉慶二十二年進士，官至山西巡撫；父名祖源，拔貢出身。張之洞之得鼎甲，相傳系由慈禧拔置為探花；晚年調和宮禁，以范純仁自擬，及至入軍機，慈禧亦已高年，張之洞比之為有「女中堯舜」之稱的宋宣仁太后，而自居為蘇東坡。張在同光之交，由湖北學政回京，旋放四川主考，復主四川學政，為翰林中得意的第一人。學政亦得專摺奏事，但如謂力足以使王祖源由龍安府升為成都道，則張之洞尚無此法力。至於張娶於王，如許同莘所記，已甚明白，為四川總督吳棠（諡勤惠）所作伐，其事當在光緒元年；謂王懿榮「以妹妻南皮」殊非事實。
李慈銘與王懿榮極熟，日記中如：
王廉生（懿榮）以李香君小景畫扇乞題。（同治十三年五月十四日）
王廉生獲雋，出繆小山房。（光緒五年九月十五日）
得王廉生書，以蜀漢三闕拓本為贈。（光緒十年二月十一日）
王廉生乞撰其元配黃宜人志銘，此已有成議五六年矣，同居京師，而音問闊絕，今日始尋息壤，思之惘然。（光緒十三年六月廿九日）
所謂「今日始尋息壤」，意謂王懿榮至今始踐成約。李慈銘何以有光緒十年「齊人」云云的一段醜詆，情形是如此清楚的，大概在光緒七八年，王懿榮喪妻，約定請李慈銘為之作墓志銘。以後即未見提起此事，李慈銘便因此而與王不往來，有五六年之久。光緒十年正在這五六年中。
不請李慈銘撰文，何以竟能演變幾到絕交的程度？答案很簡單，李慈銘撰文是有潤格的：「墓志銘、墓表、散文百廿金，知好減四十金，駢文百六十金，知好減六十金。」王懿榮請他為妻撰墓志銘，應送八十兩銀子，大概一時不下葬，則志銘暫緩亦不妨，而李慈銘因此大恚，只看他將此事比作「秦武王與甘茂盟於息壤」，可見他對這八十兩銀子的重視。我最看不起李慈銘的是，有人送錢給他用，明知錢不清白，亦謂之「廉俸」；否則，凡致富者皆視作非法所得。猶如捧相公，在他人是「下流」，在他就是「風流」，言之令人齒冷。
第二年，亦即光緒十六年，李慈銘補授山西道御史，他是「道光庚戌秀才，咸豐庚申明經，同治庚午舉人，光緒庚辰進士」；是年庚寅，擢為言官，逢庚而利；自青一衿，至此已四十年了。
李慈銘喜發議論：平時譏刺屍位的御史，輒謂之「仗馬」；仗者儀仗，六朝儀中擺隊的天廄之馬，養於紫禁城內，以不鳴為貴，一鳴即逐出宮門。是則李慈銘既居言路，必然大鳴特鳴，而其實不然。不知是銳氣已消，還是老來疏懶，抑或世故已深，總之雖為言官，未盡言責。但私底下則「有怨報怨，有仇報仇」的本性，由於得以「白簡痛治鼠輩」，頗有人大倒其霉。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即為其中之一。
關於這重公案，我曾作《魯迅心頭的烙痕》，載於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中華日報》副刊。在此，可以稍作補充。
周氏在紹興是世家，周福清有個堂房伯父名周以均，舉人出身，官至內閣中書；洪楊以後，成為地方上很有勢力的紳士，以一舉人，居然作了陽明之學昌大之地的蕺山書院院長。當然還有其他把持公務、盜名射利之事，因而李慈銘大罵。房兆楹所作的《關於周福清的史料》一文中說：
周以均在紹興做紳士時，還有修海塘一件工程。那是同治四年，錢塘灣一帶地方鬧水災，須修理海塘河閘。於是地方上有勢力的紳士們便出來設法籌款。李慈銘這年正在家，他在日記里說紹興府的小地主們希望能報災免糧，得政府賑濟，由政府出修理海塘的工費。但是大紳士們認為這樣辦理便不能從中取利，於是決定的是不只不報荒，而且連修理費也向省政府暫借，以後由本地按畝加捐分年攤還。
這樣一來，省政府方面自然高興，紳士們也可以分肥，苦的只是老百姓，水災的時候不但不得賑恤，還不得免稅或是減稅，不止如此，反要加稅作修理海塘的費用。所以李慈銘在六月十四日的日記里大罵這些紳士，說：「故辰州知府沈△△，故御史章△△，舉人周△△，三人者固助官虐民稔惡於鄉，鄉人所不齒者也。」周某便是周以均（據紹興縣誌資料第十二冊里收有六篇關於這次塘工的文件。提到的辦事的紳士有沈元泰、章嗣衡和周以均）。罵雖然罵，到了分贓的時候李慈銘也是少不了的，在塘工上他給他兄弟辦到分修一段工程的事。同時周以均也請他給蕺山書院閱學生試卷，送他「一百千」錢。於是在同治四年後半年裡他不再罵周以均，而且兩人頗有些交往酬酢的事。
房兆楹也談到李慈銘之於周福清：
李慈銘在《越縵堂日記》里對魯迅的祖父周福清更是不客氣。同治十年會試，李慈銘下第，周福清卻中了，《越縵堂日記》里說，「山會兩邑只一人，曰周福慶」，慶字又點去，改為清。以下三行字都塗去了，不知他是罵人還是自悼？不過過了幾天，李慈銘又拿這一榜進士的名字來批評，說「即以姓名言之，有足供捧腹者」。他舉的例子裡有後來做到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的湖南瞿鴻禨，和曾任出使美國大臣的安徽崔國因，但是也有鄭聲鏘、許虎變一類奇怪的名字。
光緒元年正月二十二日《越縵堂日記》說：「鄉人周福清以庶常散館選得金溪知縣，來辭行，言金溪刻書甚賤，可任剞劂之事。此人能為此言，蓋窺予好好也。予因囑其購王氏謨所著書。」
王謨是江西金溪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經史小學都有著述可稱。但是只做到教官，官小無名，著述流傳很少。何以李慈銘托周福清去搜求購買？
這件事並無下文。大約周福清是為了做官去的，上任以後就忘了買書的事了。李慈銘的話好像很刻薄，卻也不是無的放矢。因為在這事不久以前，即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李慈銘還有關於章學誠《章氏遺書》的一段，原文如下：「仲修（譚獻，仁和人）來，為仆輩辭去。以《章氏遺書》一部為贈，凡《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共五冊。道光壬辰其子華紱所刻，不知何時版歸於郡紳周以均，故印行絕少。近年以均死後其子某及其從子福清，謀鏟去章氏之文更刻以均所著制藝。仲修、子縝（陶方琦）等知之，力向福清阻止，遂以聞當事，購浙江書局為之補刻印行。此即實齋之厚幸也。」按：此事亦見於譚氏《復堂日記》卷三，所記並不如是之苛。大約紹興名士好罵人，李越縵如是，周介孚又何嘗不如是？章實齋又何嘗不如是？
按：同治十年辛未一榜，頗不理想。會試四總裁為毛昶熙、朱鳳標、皂保、常恩，皆無衡鑑之名；十八房官，除邊寶泉外，皆碌碌之輩。殿試榜發，頗致譏評。翁同龢四月廿六日記：
此次前十卷原定四川李君第一，交軍機複閱，看出「溫卷」誤「溫養」，且有訛字兩處，因改置第九；延樹南與恭邸辯，頗費辭，今殿撰梁君卷甚空疏，多策頭語填入策對中；第三郁君有訛字，第十乾健訛建有黃簽；吳子俊卷語切直，季口有三抬，龐寶生皆尖圈之，故未列前十。
是科狀元為梁耀樞，廣東順德人；「四川李君」為李泯琛，二甲第六名；「第三郁君」為郁昆，浙江蕭山人；「第十」即二甲第七名，為劉韞良，貴州普定人。吳子俊即吳觀禮，杭州人，文名甚盛，久參左宗棠戎幕，應會試時，已在四十外。
延樹南為延煦，宗室、官戶部左侍郎；龐寶生名鍾璐，左都御史。延、龐皆讀卷大臣。軍機本不預殿試之事，但因穆宗沖幼，尚不能親定左右，所以交「軍機複閱」，而恭王得以手定鼎甲。但梁耀樞「卷甚空疏，多策頭語填入策對中」，則連列入「前十名」亦似僥倖，何以竟得狀頭？頗疑與內務府有連；粵督、粵撫及粵海關監督，每由與內務府有密切關係的下人充任，其時粵督兼署粵撫為瑞麟，為慈禧同族，為人長厚而庸碌，賄賂貪得，起居豪奢，但不甚聚私財。
梁耀樞之得以大魁天下，疑由內務府進言於恭王，其原因不外乎：一、籠絡廣東人，因為其時同治大婚、慈禧四旬萬壽，將接踵而至，需廣東報效，及向廣東採辦之件甚多，以一狀頭媚粵，便於需索；二、與「闈姓票」有關；三、梁耀樞通過內務府活動而得。最可能的原因是第一種。
因此，這榜之必為李慈銘譏訕，是可想而知的事。「慶字又點去，改為清。以下三行字都塗去了，不知他是罵人，還是自悼？」其實亦可想而知，既非「罵人」，亦非「自悼」，必言人才如此，禍清有餘，豈能為「清」之「福」？李慈銘的日記，常有人借了去看，似此謗訕朝廷之語，可興大獄，所以不能不塗去。
金溪隸江西撫州府，宋朝理學家陸九齡、九韶、九淵即金溪人。其地出紙名為「清江紙」，又多刻工，刻書甚賤，所以周福清向李慈銘自告奮勇。
當時京師的各行各業，大致皆以地域分幫口，書賈分為兩種，舊書以蘇州、湖州為主，新書則是金溪人的天下，其集中地除琉璃廠以外，復有打磨廠。新舊書坊以多朝士光顧之故，因亦為走門路的媒介；琉璃廠的舊書店，常有大老的蹤跡，門路甚廣，如工部尚書賀壽慈與琉璃廠一書坊老闆李鍾銘結為姻親，於光緒五年為張佩綸所糾參，曾引起軒然大波。李慈銘是年六月三十日記：
上諭，都察院刑部將李鍾銘訊明具奏，著照所擬杖六十，徒一年，年滿解回原籍，嚴加管束。李鍾銘即李炳勛，自惇邸以下，大學士寶鋆、載齡，尚書毛昶熙、萬青藜、李鴻藻等皆與之親昵，而鴻藻尤狎之，不止賀壽慈一人也。其造宅也，仗諸貴之勢，逼死其鄰人，無不知之。凡奏參查辦之巨案，多為之夤緣消弭，居間取賄，外省大吏入京，無不以重金委之。張佩綸之疏下，朝士過慰之者車數百輛，廠市為之道塞，今之定讞，投鼠忌器，避重就輕而已。
至於新書店所刻售者，無非普通實用之書，以及鄉會試闈墨，供士子揣摩之用；集中於打磨廠，亦以此為中等客棧匯集之處，便於各省士子就近訪購。又凡放主考、學差，須購歷科闈墨供出題參考，亦多光顧此類書坊。由於有此兩重關係，所以士子買關節、朝士活動鄉試主考，多托金溪書坊主人。而周福清從光緒四年開始，即以做此類「經紀人」為生財之道。
周福清於光緒四年，因案被議，由縣官改教職。教職者，府縣的教諭、訓導之類的學官，通稱「學老師」，多由舉人充任；缺分清苦，且翰林做學老師，亦忒嫌委屈，因此，周福清加捐了一個內閣中書。此職在京官等級中，在「小九卿」之次，與各部司官相等。「中」為中書；「行」為行人司行人、持節的使者；「評」為大理寺評事，相等於最高法院法官；「博」為國子監博士，約同於今之大學教授；而內閣中書在明朝等於清朝的軍機章京。此四類京官，或以身份，或以地位，或以實權，均不同泛泛，故歸為一類。中書稱為「中翰」，居「中行評博」之首，翰林當中書，面子上不算難看。
清朝科場風氣，以乾隆朝代最為嚴肅，因為高宗在這方面極其重視，而且興趣特濃，經常親自干預試務，對於防弊，無微不至。至道光以後，「條子」之風大盛。所謂「條子」者，即是關節，以兩字或四字，嵌入首場詩文中，作為暗號。此又分兩種：一種是由考官授予；一種是由賄買的士子自己所指定。及至咸豐戊午科場案起，闈中復又整肅，如是者約十餘年，至光緒年間復又不振。周福清乃得通過金溪書賈的關係，以介紹賄買關節為常業。
光緒十九年癸巳鄉試，浙江主考放的是殷汝璋、周錫恩。其時周福清丁憂在籍，得信趕至蘇州，遣仆送信到主考船上，賄通關節，事敗系獄，於是年十一月審結出奏。據浙江巡撫崧駿奏報案情如此：
緣周福清籍隸會稽縣，由附生中式同治丁卯並補行甲子科舉人，辛未科進士。十三年由庶吉士散館選授江西金谿縣知縣，光緒四年因案被議改教，五年遵例捐升內閣中書，是年九月到閣當差。十九年三月丁憂回籍守制。
馬家壇系會稽縣學廩生，為翰林院編修馬傳煦之子。周用吉系附生，即周福清之子。七月二十日周福清攜仆陶阿順由紹郡啟程進京探親。二十三日路過上海，探聞浙江正考官殷汝璋與伊有年誼。周福清一時糊塗，起意為子求通關節，並欲為親友中馬顧陳孫章五姓有子弟應考者囑託，希圖中式。俟主考允諾再向親友告知，擇其文理清通諸生列名。周福清素知各親友家道殷實，不患無人承應，事後必有酬謝之資。即由上海僱船開駛，二十五日晚至蘇州停泊。
周福清獨自擬寫關節一紙，內開五人，馬官卷，顧、陳、孫、章，又小兒，均用「宸衷茂育」字樣，並寫洋銀一萬元空票一紙，加具名片裝入信封。二十七日正考官船抵蘇州閶門碼頭，周福清囑令陶阿順先去投帖拜會，如不見再投信函。陶阿順將名帖信函，一併呈送正考官船上。當經正考官扣留押交聯州府收審，轉解到浙，飭府訊供，將官卷馬家壇及周用吉一併扣考，並經奏請將周福清革職查拿。
周福清先避往上海患病，隨後回籍，聞拿畏罪，自行赴縣投首，並飭查提馬家壇、周用吉到案，由縣先後解省發委審辦。
周福清之子周用吉，即魯迅之父，本名鳳儀。崧駿此奏，為周福清多所開脫，所敘頗多隱飾，事實並非如此。最重要的兩點是：
第一，周福清並非「一時糊塗，起意為子求通關節，並欲為親友中有子弟應考者囑託，希圖中式……事後必有酬謝之資」，而是有計劃地賄買關節。
第二，所謂「探聞浙江正考官殷汝璋與伊有年誼」云云，亦是假話，周福清要活動的對象，根本就不是殷汝璋。
然則事實真相如何？先談第一點，殷汝璋、周錫恩放浙江正副主考，在是年六月十二日。鄉試主考按路途遠近，分批簡放。最早是雲南、貴州，通常五月初一就有上諭；最遲是順天，到入闈當天，方始傳宣。江西、湖北、浙江是屬於第四批；但交通情況，已非昔比，由京城到浙江省會杭州，除了沿運河南下以外，亦可從天津乘海輪到上海，轉杭州，為時不足十日。周福清以為殷、周會取捷徑，所以在七月廿三日趕到上海迎候；到上海一打聽，才知考官仍沿往例，循運河南行，於是轉往殷、周必經且必逗留之地的蘇州坐等。
浙江主考的官船，於七月廿七抵達蘇州，泊於金閶碼頭；周福清派了「家丁陶阿順」去投帖、送信。這個陶阿順是周福清在紹興向一個叫陳順泉的人借來的聽差；其實呢，陳順泉即「五姓」之一，亦就是周福清的「主顧」之一，為了取信於「銀主」，要求派一個隨同辦事，即由此蠢材陶阿順承之。
原奏中說「周福清囑令陶阿順先去投帖拜會，如不見再投信函，陶阿順將名帖信函，一併呈送正考官船上」云云，是因為前文指出，周福清活動的對象為有年誼的殷汝璋，所以此處不能不如此說；事實是投帖管投帖，投函管投函。
主考入闈之前，關防特嚴，沿途地方官除外，往往不見他客；周福清當然知道這一慣例，根本不會期望殷汝璋能夠接見，而且賄買關節是秘密交易，更不會自暴行跡，所以「先去投帖拜會，如不見再投信函」的話，根本是欺人之談。投帖不過禮貌上的拜會，兼有打招呼的作用，意思是我無所干求，不讓你為難，但亦望你眼開眼閉，莫找麻煩。
主考只得兩位，非楊即墨，周福清的對象既非正主考殷汝璋，必是副主考周錫恩。此復乃我所發，如無證據則厚誣古人；周錫恩為湖北羅田名士，張之洞的高足，通小學、易理、駢文、詩、古文，翁同龢譽之為通才，如無證據，亦不忍相誣。
證據可分兩方面看：一方面是事實本身所顯示的真相，一方面是當時的文獻對周錫恩的攻擊。首先談周福清交給陶阿順的東西，一共兩件，一件是「年愚弟」的名帖，一件是封套上並未寫明收信人的信，信中有：
一、周福清名片一張。
二、「憑票洋銀一萬元」的「空票」一張。
三、寫有「馬官卷，顧、陳、孫、章，又小兒，均用『宸衷茂育』字樣」的紙條一張。
「宸衷茂育」即為關節，四字當然不能連用，但一看即知須分為兩組：因為用到「宸衷」字樣，照例雙抬，一望而知；然後再在上下文中，找到「茂育」字樣，便知是關節到了。周福清老於此道，設計得很妥當了。
這三樣東西，稍一推究，疑問重重：
第一，如崧駿原奏所云：投帖不見再投信，則信中何必又附名片？
第二，只有空票，及關節字樣，其他一無交代，顯然是早有默契；而事實上，周福清在六月間放浙江正副主考後，始終沒有跟殷汝璋、周錫恩通過信，此從周連主考是走海道，還是走運河亦無所知，便可證明。然則默契從何而來？
因此，就此情況下一判斷，周福清與此兩主考之一，至少曾合作過一次，故而連價錢都不必講的，「洋銀一萬元」以「五姓」均分，每名兩千元，這大概是當時的「公價」，至於「小兒」周用吉，當然叨光了。
這是就事實推演，自然而然產生的結論。然則從何得知會與周福清合作過的，是周錫恩而非殷汝璋？這隻要一翻「清朝貢舉年表」即可瞭然。殷汝璋自當翰林以來，還是第一次放出去當主考。而周錫恩則是第二次，第一次為光緒十四年當陝西的副主考。《清朝野史大觀》有「科場舞弊」一條，末云：
湖南主考楊泰亨，陝西主考周錫恩，浙江主考費念慈，大張旗鼓，出賣舉人，更卑卑不足道矣。此科場氣運之所以終，而國之所以亡也。
楊泰亨，浙江慈谿人，同治四年翰林，放湖南主考在同治十二年。費念慈，江蘇常州人，徐郙之婿。《孽海花》中對他們夫婦有很生動的描寫。他是光緒十五年的翰林，放浙江主考在光緒十七年。
翁同龢對周錫恩，本來是很欣賞的，但以後就不往來了。光緒二十年五月十六日翁記：
若農談陳伯育、周伯晉居官居家狀，頗駭聽聞。
周伯晉即周錫恩，居官貪污、居家豪奢，故駭聽聞。可知周錫恩前一年在浙江滿載而歸。再看前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李慈銘所奏：
翰林儲才之地，近年編檢多至數百員，人品不齊，如陳鼎、費念慈、周錫恩、盛炳緯、饒士騰、陳光宇、魏時鉅，此數人素行詖邪，不知自愛，京察宜加懲罰。
陳鼎即前翁同龢所記的陳伯育，湖南衡山人，光緒六年翰林，翁同龢的門生，亦即李慈銘的同年。光緒十五年放浙江副主考；正主考即李若農（文田），見聞自確。陳光宇即南闈有名的槍手，光緒十六年翰林，但從未得到過考差；饒士騰為江西金溪人，他有個族弟叫饒丹詔，是琉璃廠書場中、在明朝就有的老招牌「二酉堂」的東主。饒士騰介紹他的同年丁惟 活動四川主考；饒丹詔轉託一個出賣風雲雷雨的御膳房太監張秀林，結果未曾成功。但後來丁惟 又放了陝西主考，張秀林藉機需索，鬧出糾紛，為李慈銘的房師林紹年糾參，結果饒士騰竟因此自殺。
現在要談機關敗露的經過。崧駿原奏中有一句：「陶阿順將名帖信函，一併呈送正考官船上。」這「一併」二字，是史學中的「隱筆」；隱藏著的事實是，名帖、信函應該分投正副主考。「一併呈送」則送給周錫恩的信，亦由殷汝璋拆開；若不檢舉，便成受賄。
一說，當陶阿順送信到殷汝璋船上時，周錫恩及蘇州知府、狀元出身的王仁堪都在他船上。
在這樣的情況下，毫無斡旋的餘地，殷汝璋明知誤投，亦無法幫老同年周福清的忙。但蘇州府，還算是留情的，開了一面之網，且看崧駿奏報案發經過：
浙江會稽縣在籍丁憂內閣中書周福清，在蘇遣仆陶阿順赴浙江正考官殷汝璋舟次投遞信函，經殷汝璋扣留押交蘇州府收審，知系囑託關節。由蘇臬司委員管解陶阿順並移案到浙。前據臬司趙舒翹稟報，時奴才業已入闈。即飭臬司會同藩司督飭杭州府訊取陶阿順供詞，並臬司鈔呈原信，有「馬官卷，顧、陳、孫、章，又小兒」字樣。
當查馬姓官卷馬家壇一名，及周福清之子周用吉，一併扣考。其顧、陳、孫、章各姓俱無考名，無憑查扣。奴才出闈後當經恭折具奏，請旨將丁憂內閣中書周福清即行革職歸案審訊，一面飭司委員前往查拿。即據周福清自行赴縣投首，並飭查提馬家壇、周用吉到案，由會稽縣知縣俞鳳岡先後解省，發委杭州府訊辦。
其時周福清亦在蘇州，他是由上海僱船到蘇，事畢原船回紹興，當然住在船上。蘇州府訊出主名，倘或依法辦理，可以稟明大府，先將周福清軟禁，而結果沒有這樣做，讓周福清得以避到上海。至於以後「聞拿畏罪，自行赴縣投首」之前，當然先已有了一番活動。房兆楹在《關於周福清的史料》一文中說：
清代文官考試制度，到了光緒以後就漸漸敗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這是因為不經考試也可以做官的緣故。這正是西太后當權時代，賄賂公行。有錢的人可以買官來做，而舉人、進士若不出錢往往就得不到實職。做官的要想升官也可以用錢來買。考官受賄大約是不算稀奇。就連一個窮翰林想得一次考官的差使也得出錢。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就有這樣的案子，考官由賄買太監得到優差，而過付的人一個是書店老闆，一個是裁縫。同月里有一位御史上奏，論到周福清案和當日考場舞弊的情形。
他說：「風聞浙江一案周福清所供交通關節者已不止一科。京闈鄉會試舞弊幸中者更指不勝屈。」所以周福清圖賄考官，毫不足怪，反而是破案而且重罰才可怪。大家似乎同意說都是他的這位家丁陶阿順不懂事給鬧翻了的。因此崧駿和刑部都竭力要給周福清減刑，這正反映了當時人對這種事的態度。
這位御史就是參丁惟禔的林紹年。周福清「交通關節」已「不止一科」，足見他是以此為常業，與周錫恩早有往來；而科場風氣之壞，亦由來已久。因為如此，雖有趙舒翹這種精幹有魄力的臬司，浙江處理周福清一案，仍從寬減，不願興起大獄；當然，其中還需要一個人的合作，這個人就是殷汝璋。
對於整個內幕，殷汝璋在事後是非常了解的。案發之時，他扣留陶阿順送蘇州府訊辦，整個處置，乾淨利落，無可置疑。但如擴大來看，周福清那種心照不宣的做法，很容易令人疑心他跟殷汝璋由於同年的關係，對於賄買關節一事，早有聯絡，不但已獲殷汝璋首肯，而且價錢都談好了。至於扣送來人法辦，只由於關節送到時，恰好有副主考在座，事成僵局，不得不採取必要的手段，以求自保。
這是合理的猜測，輿論將會如此評估殷汝璋，言官聞風言事，亦可奏請在殷汝璋浙江試差竣事後，候命聽勘。此案如在乾隆期，必興大獄，殷汝璋為了免禍及不為清議所譏，必須主動要求徹查，洗刷嫌疑。那一來，周福清以交通關節為常業的歷史，將被泄露；而周錫恩亦必不易脫卻干係。所以浙江當道即令有意將此案化大為小，如果殷汝璋不願默爾而息，上奏陳明如本文前述既為同年，復有名帖，則信中又附名片為不合理，指出周福清行賄的對象並非自己，事情仍舊難以擺平。
是故，此案化大為小，所必須取得殷汝璋的合作，即為「不作為」。不管崧駿如何出奏，只要不說他有受賄之嫌，他都能容忍。這樣，周福清的捏供，「探聞浙江正考官殷汝璋，與伊有年誼；一時糊塗，起意為子求通關節，並欲為親友中」云云，才能成立，作為判刑時，「量從末減」的根據。
殷汝璋的合作，自然是願念年誼之故；合作所生的效果，可從崧駿奏報結案的處置中看出來：
此案革員周福清，在蘇探知浙江正考官殷汝璋與有年誼，起意為其子及親友求通關節取中，自寫洋票，並擬就關節字樣，遣仆往投，即經扣留解訊。該草員亦聞拿自首。遍查律例，並無作何治罪專條。
惟查該革員中途求通關節，較之交通關節已成未中者，情節似有區別。其所開洋票，系屬自寫虛贓，與議單文券不同。且財未予人，未便計贓科罪。揆其事後聞拿投首，尚有畏法之心。應否比例量予酌減科斷之處，恭候欽定。廩生馬家壇，生員周用吉，訊非知情，業已分別斥革，應與訊不知情之家丁陶阿順均無毋議。
函內所開顧、陳、孫、章四姓並無主名，該革員既供事先未與各家商謀，應免查提，以省株累。票洋系屬自重虛贓，該革員又供家計貧寒，應免著追。關節信函等件案結附卷。
浙江的奏摺於十二月十二日上達御前，照例「下刑部議奏」。由於下一年為慈禧六十正壽，有恩赦、停刑、恤囚等恩典，所以重大案件，都要在年內趕辦，出奏定案。周福清一案，刑部在十三天之內議竣，復奏這天是十二月廿五日。引《大清律例》吏律職制下的「貢舉非其人」一條說：
細繹例義，必考官與士子彼此商說允准，或書明銀數，或給予字樣，一予一受，方可以交通賄買論。若僅向考官函許賄囑，當被舉發破案，即與此例稍有不符。
恭查咸豐九年欽奉諭旨「不得以曾否取中分別已成未成」，其一經囑託，無論考官應許與否，似不得以已成論。自應核其所犯之輕重。悉心安擬，庶無枉縱。此案……該前撫以例無作何治罪專條，未敢率行定擬。惟既聲明「該革員中途求通關節未成，較之交通關節已成未中者情節似有區別，其所開洋票系屬自寫虛贓，亦與議單文券不同」，所議似尚平允。
臣等詳加查核，該革員雖有交通賄買之情，究未遂其交通賄買之計，其事尚屬未成，若竟照交通賂買關節例，擬以斬決，未免過嚴。衡情酌斷，似應量予末減。應如該前撫所奏，已革內閣中書周福清，應請於斬罪上量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據稱事後聞拿投首，第以職居清要人員，明知科場例禁綦嚴，輒敢以身試法，甘冒不韙，應不准再行核減，以昭炯戒。是否仍恭候欽定。如蒙俞允，臣部行文該省，將該員減為滿流，照章發往新疆，效力贖罪。
按：所議完全支持浙江的建議。依律，科場賄弊為斬罪，未成減一等，改為杖一百流三千里；自首原應再減一等，因周福清為翰林，明知科場禁例極嚴，仍舊以身試法，則是「故犯」與「自首」相抵銷，不准再減，所議維持原議。但周福清運氣不佳，復奏一上，結果是下了這樣一道上諭：
刑部奏，遵議革員周福清罪名一折，據稱「革員周福清於考官中途遣遞信函求通關節，當即舉發破案，較之已成未中者，情節稍有區別，應於斬罪上量予末減，擬以杖一百、流三千里、恭候欽定等語」。科場舞弊例禁綦嚴，該革員輒敢遣遞信函求通關節，雖與交通賄買已成者有間，未便遞予減等。周福清著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以肅法紀，而儆效尤。
旨下，無不大感意外。歷來凡遇欽定刑案，總是部議從嚴，候朱筆減等，以示恩出自上。周福清一案竟一反慣例，分析其原因有二：
一、藉此整飭科場風氣。
二、光緒因為內務府籌辦慈禧太后六旬萬壽慶典，多方需索，靡費特甚，到年底還要跟戶部要六十萬兩銀子，情緒很壞。
尤其不巧的是，此案趕在十二月廿五日呈上，以便年內結案，而每年這一天，是皇帝一年治公的最後一日，要裁決的奏摺，總在一百件以上，事務特繁，更易動怒，只要批一個「斬決」，軍機自會承旨去找理由、擬上諭。
周福清的罪名是「斬監候」。照清朝的司法制度，每年秋天，由各省造冊報部；刑部有個特設的機構，名為「秋審處」，就各犯案情及家庭狀況，逐一審查，分為「情實、緩決、矜擬、留養、承祀」五類，造冊送請皇帝裁定，名為「勾決」。如遇國家慶典或有其他重大事故則「停勾」，凡是斬監候的犯人，這年皆可不死。
周福清從光緒二十年「監候」，直到拳匪之亂，方始釋出，前後在獄七年，除甲午叨太后六旬萬壽之光「停勾」以外，每年秋冬皆須經歷一次死亡的威脅；而事先進京到刑部活動，希望列入「緩決」，得以不死，又須籌措一筆相當的費用，是故獄中的周福清固有度日如年之感，魯迅的父親用吉的日子亦不好過。
上諭到達浙江，已在光緒二十年。雖說「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但須經過秋審勾決，方始行刑。這年慈禧六十萬壽，一律「停勾」，凡是斬監候的人犯，都可無條件多活一年；以後廿一到廿五年這五年，年年須到刑部活動，列入緩決，多活一年。刑部書辦，紹興人很多，路子是有，但須上下打點，加上盤纏應酬費用，對魯迅的父親周用吉來說，是個非常沉重的負擔。同時，用吉是胃潰瘍患者，這個病需要保持樂觀的心情、充分休息以及飲食調養，而周用吉不具備這一條件，死於光緒廿二年丙申，得年三十七歲。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裡，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檯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檯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檯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是不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地亡故了。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拳匪亂起，周福清得以出獄。曹聚仁在《魯迅評傳》記周福清遭禍事說：
（周福清）將出錢人所開一萬兩銀子的期票封在信里，交跟班送到主考的船上去。那跟班名徐福，因為學會打千請安，口說大人小的，以當「二爺」為職業，被雇帶到蘇州去辦事。據說那時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談天，主人收到了信，不即拆開，先擱下了打發送信的回去，那二爺嚷了起來，說裡邊有錢，怎麼不給收條，這事便發覺了，送到江蘇巡撫那裡，交蘇州府辦理。周福清知道不能躲藏，不久就去自首。移到杭州，住在司獄司里，一直監候了七年。
到辛丑（一九○一年，光緒二十七年）一月，依照庚子年（一九○○年）刑部在獄人犯悉予寬免的例，准許釋放，才得出獄回家。當他入獄時，周建人說：「本家們因同族中的事情立了一個議單，這時父親避難未回，本家就帶著專制的態度，叫十三歲的魯迅簽字，魯迅覺得這些言語及舉動對他是很大的壓迫和侮辱。」
可想而知的，李慈銘亦必在被罵之列，結怨已非一日。至於此案之初次上達天聽，並非由於崧駿的奏報，而是由於江西道監察御史褚成溥所發難。褚成溥字伯約，浙江餘杭人，光緒六年成進士，與李慈銘同年。我很疑心，褚成溥上疏論此案，出於李慈銘的嗾使。褚疏上於九月初二，即日奉上論：「科場舞弊，例禁綦嚴；若如所奏各情，殊堪詫異。著崧駿嚴切根究，務得確情，按律定擬具奏。」隔了兩天，浙江的奏摺才到。
按：光緒十九年秋闈，弊案迭起，上疏抨擊者，除了褚成溥以外，還有江南道御史聯 、山東道御史龐鴻書、福建道御史安維峻，以及浙江道御史林紹年等。林紹年所劾的丁惟禔，以及由丁案所牽涉的饒士騰，還有投信僕人姓名，奏摺中稱為陶阿順。此處名為徐福，可能陶阿順為頂名。因徐福到案，如供出實情，則殊多未便。所開為一萬兩銀子期票，此說可信；兌現日期，自然是在發榜以後。奏摺中說是「空票」，無非照應「虛贓」二字，以便改輕罪名。
魯迅生於民前三十一年，亦即光緒七年，至十九年正為十三歲；據此記，可知周用吉當事發時一度逃避。周氏族人趁火打劫，處分了周家的財產。可見，周福清在親族中，人緣不佳。魯迅記其祖父性情云：
介孚公愛罵人，自然是家裡的人最感痛苦，雖然一般人聽了不愉快，因為不但罵的話沒有什麼好聽，有時話里也會有刺，聽的人疑心是在指桑罵槐，那就更有難受了。他的罵人是自昏太后呆皇帝直至不成材的子侄輩……
他的罵法又頗是奇特，一種說是有人夢見什麼壞人反穿皮馬褂來告別，意思是說死後變豬羊，還被害人的債，這還是平常的舊想頭，別的是說這人後來孤獨窮困，老了在那裡追悔。後者的說法更是深刻，古代文人在「冥土旅行」中說判定極惡的霸王的刑罰是不給孟婆湯，讓他坐在地獄裡，老在回憶那過去的榮華與威力，比火力與狗咬更要厲害，可以說有的用意了。
後來為李慈銘斥為「素行詖邪」，當主考貪賄有名的費念慈，也是光緒十五年己丑的翰林。此榜與嘉慶四年己未科，都號稱得人最盛：饒士騰二甲第三名，丁惟禔第五名，費念慈第六名，則皆在進呈的前十本以內，有鼎甲之望者，而品行如此！又冒鶴亭《續孽海花人物瑣談》一文中說：
木齋神經極敏，歲辛卯，館蔭軒相國家，知蔭軒最惡鴉片煙，故於榻上置菸具，蔭軒見之，問是誰的，對云：門生因病，是以近來抽兩口。蔭軒正色斥之，謂鴉片煙上癮後，將不能戒也。木齋遽起，摔煙燈，斷煙槍，誓云：門生寧因病死，斷不再吃此洋鬼子害人的東西。蔭軒反安慰之，謂何必如此亟亟，退而逢人輒贊其勇。是年即得江南試差，蔭軒之力也。
木齋即李盛鐸，江西德化人，是科榜眼。所記之事亦見於《官場現形記》，初不知主名，閱此文方知為清末民初負重名的李盛鐸。鼎甲的品行，亦復如此；士風不競，清朝的氣運將終，固不待甲午、庚子以後而始知。
冒鶴亭為冒辟疆之後，周星詒的外孫，曾撰《孽海花閒話》，對李、周之怨，記之綦詳，下筆亦尚公允，特為補記，以應讀者之囑。據冒鶴亭記：
李治民為李慈銘，號蓴客。道光末，餘七外祖周畇叔先生以翰林家居，創立言社。李與王平子咸隸社籍，七外祖名星譽，五外祖名星鑒，外祖名星詒，於是平子名星誠，李名星暮，號「言社五星」。繼以唐人已有李謨，乃改李模，又改李慈銘。其後周、李凶終隙末事，徐仲可嘗詢余，余詳告之，仲可載入所刊日記。
李以貲郎，從田間來，七外祖為適館授餐，為游揚於翁、潘之間，又薦其館於商城周芝台相國家，蓴客始知名。外祖嘗語，彼以怨我故，怨及七兄，七兄無絲毫負蓴客也。其後七外祖官廣東運司時，蓴客乃具疏稿，嗾鄧承修參之，為忘本矣。
按：此當是咸豐初年之事。冒鶴亭謂「道光末，周畇叔先生以翰林家居」，所記微失真。周星譽為道光三十年翰林，而宣宗崩於是年正月。周星譽以庶吉士家居不過兩年，因至咸豐三年必須進京應散館試。李慈銘托周星譽捐官，而周以一部分款子移為其弟星詒（字季貺）捐外官用，即在此時。
徐仲可名珂，杭州人，輯有《清稗類鈔》；其兄名琪，字花農，為曲園入室弟子。西湖「俞樓」，即徐花農為師所建。
咸豐六年丙辰，李慈銘在三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上，作一眉批云：
此處塗抹之字，乃某人姓名也。此人十年來為予摯友，常以道義性命之交自命，而含沙下石，極力擠予，致予流離困苦，屢瀕於死，又向老母紿賣田金三百以去。嗚呼，古來交道之不終者有矣，或勢利相軋，或意見乖舛，若予於此人，骨肉倚之，惟命是聽，而計陷之若是，真禽獸不食其肉者矣！予見其姓名，輒痛憤欲絕，而年來蹤跡甚嚴，日記中無一二頁不其見名者，不能盡去，隨見隨抹而已。嗚呼，以予之深於友朋，惟恐傷交道者，而至於如此；天下後世，可以想見其人矣。李生而終貧賤則已，如其否也，以直報怨，豈無時乎？特志於此。
所塗去的姓名，即為周星詒。觀其「終貧賤則已，如其否也，以直報怨，豈無其時」之語，可知傳聞後之假鄧承修之手，痛劾周星譽，確非虛語。
周星詒移用李慈銘的一部分捐官款項，損人利己，自是惡行；以後在福建因虧空公款去官，則操守當然亦有問題。但其人實為風雅好古之士。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詠周星詒云：
第一楊風癸巳人，韭花帖里證前身；鷗波生日兒初度，更錫嘉名是甲寅。
又自注云：
周季貺別駕，名星詒，河南祥符縣人……季貺少藉華朊，收藏甚高，精於目錄之學，四部甲乙，如別黑白，筮仕閩垣，獲譴虧公帑，無以償，亡友蔣香生太守，出三千金資之，遂以藏書盡歸蔣氏心矩齋。余未識季貺，嘗從香生聞其緒論。
同官中尚有大興傅節子太守，名以禮，工文能詩，嘗見其所刊宋傅崧卿《夏小正》，校勘精核，一字不苟。仁和魏稼孫 尹，名錫曾，嗜碑版之學，輯有《績語堂碑錄》，此三君。香生皆嚴事之，故晚年頗窺學問疏略，非復吳下阿蒙矣。
季貺書數十櫝，余在心矩齋盡見之，雖無宋元舊槧，甄擇甚精，皆秘冊也，尤多前賢手錄之本，及名家校本，朱黃爛然，各有題跋，今散為雲煙矣！季貺生於道光癸巳，仿楊少師之例，鐫「癸巳人」一印，藏書精本，用以押尾，其子亦仿趙鷗波，有「甲寅人」一印，詳見前馮定遠詩注。
按：蔣香生名鳳藻，蘇州人，先世經商致富。蔣鳳藻是捐班知府，分發福建後，竟得補福寧府，後為陳寶琛所劾去職。在福建時從周星詒，盡傳其目錄之學。
「楊少師」指五代楊凝式，自稱「癸巳人」；明末藏書家馮舒，生於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因亦號「癸巳人」；周星詒生於道光癸巳，則為十三年，較李慈銘小四歲。
葉昌熾所提到的魏錫曾，與周星詒、譚復堂及趙之謙都是至交，以好金石碑版之故，與趙之謙過從更密。凡此在李慈銘看，都是同惡相濟，李慈銘因周星詒而更惡趙之謙，亦因趙之謙而更惡周星詒。
李慈銘著有一部《蘿庵游賞小志》，送給潘祖蔭，志中大罵二周，潘祖蔭勸他刪去，李慈銘作一函復潘，自道為二周所賣經過。前曾引敘其中一段，為詳始末，特引全文如下：
承示志中宜刪一節，具承風義，勉我古賢，刻狀虺豺，誠污簡牘，當如來旨，即事芟除。但弟與二周，憾深創巨，跡其射影，直可滅宗，固交道之必無，亦士林所僅見，遠近同憤，道俗羞稱。
弟初以家難頻仍，屢試被放，不自揣量，思效明時，二豎遂因之生心，賣人設計，甘言苦口，變亂是非，致違親棄家，入資自污。二豎乘其便利，為季得官，乃得包藏禍謀，從臾北上，攘肥棄瘠，中道背言。弟上負老親，下慚鄉里，進退無據，出處都非。
至庚申之冬，老母知慈尚阻吏銓，時寇氛逼江，越中危甚，衰親弱弟，猶於蒼黃之中鬻田數十，得四百金，將謀寄都，而季尪公肆無良，劫敚以去。
老母痛恨逆豎，兼念遠人，積憂成疾，京師識與不識，無不駴嘆，而叔雲洋洋自得，若為不聞，弟猶強與周旋，未遽棄絕。迨今夏五月，叔雲忽得重貲，儼然安富，弟適纏災疾，宛轉簀床，連函呼救，深拒不應，延至秋初，乃始投書告絕。此弟與二周之始末也。
嗚呼，銅臭司徒，名士所恥，貲郎微末，尤不足言。然弟既已破產為之，便不得不視為性命，而二周鬼蜮百變，畢力擠排，使之生為愍隸，歿為轉屍，書生之魂，羞歸舊壤，窮人之影，難見天日。
近得家書，病親崎嶇兵火之中，猶諄諄以不肖官事為念，弟所以痛心疾首，思食二豎之肉者。弟雖無似，幼承義方，一行一言，傷人是戒，乃至朋友，尤冀保全。若此所為，自絕人理，仇關家世，非僅一身。自恨力強手孱，不能白刃相報，聊因執事垂教，故略及一二而已。
潘祖蔭咸豐二年探花，榜發即授職編修；周星譽早一科，這年散館，庶吉士留館，三甲授職檢討，二甲授職編修。周、潘有同官之誼；李慈銘之得識潘祖蔭，出於周星譽的引見，李慈銘罵周星譽，潘祖蔭自然看不過去，所以作函規勸；李慈銘雖說「即事芟除」，而猶齗齗爭辯，幾同不共戴天之仇，則周季貺「賣人設計」的真相，不能不稍作探索。
據《花隨人聖庵摭憶》記載：
畇叔見蓴客之侷促鄉里，勸其入貲為員外郎，蓴客從之，斥金托季貺為之上兌。時季貺方捐同知，知閩之丞缺，有一小花樣者可補，貲不足，乃移蓴客金以足之，僅為蓴客捐雙月之候選員外，蓴客不知也，貿然入京。欲到部，格於例，不可，乃大困，怨季貺甚。書中所云「中道背言，出處都非」云云，皆指此事。
按：咸豐末年，因軍需浩繁，大開捐例，花樣繁多，周星詒加捐的「小花樣」應該有兩個：一是「盡遇缺選補」；二是「指省」，即指明分發福建。所謂「雙月之候選員外」，為最普通的捐班。吏部選官掣籤，雙月為「大選」，單月為「急選」。所謂「大選」，數百人爭一缺，渺茫之至。李慈銘「來自田間」，對官場一竅不通，只以為花了錢就有官做，以致貿然入京，進退失據。
於此可知，負李慈銘者是周星詒；而周星譽為弟補過，縱不必邀得李慈銘的感激，至少亦不應挨罵。其後周星詒得補汀州府同知，托同官傅以禮將挪用李慈銘的款子帶至京師，傅以禮說：「他已經在『行路難』的詩中罵了你，錢可以不還。」據說：周星詒「但笑而已」。照李慈銘的日記中看，此事大概不假；但李亦確未收到此款，或者中間為人乾沒，也是可能的。總之其詳不得而知了。
李慈銘與周星譽另一結怨的原因是，周將趙之謙亦引入潘門。據冒鶴亭記：
李慈銘善罵。初由七外祖介紹，得交潘祖蔭，繼而趙撝叔公車入京，外祖又為潘言，潘有一室，榜書曰，非讀五千卷者不得入，室中所儲，皆金石碑版之屬。趙得入，李不得入也，乃銜趙，兼銜及介紹之人。其日記所稱曰天水妄子，指趙；所稱曰蜮，指餘七外祖也。此長箋滿紙之妄人，即張之洞，以之洞所寄金未到也。
《清史稿》中，李慈銘有傳，趙之謙無傳，是件不公平的事。《藝術傳》為夏孫桐所撰，於書畫非外行，即有私意。《藝術傳二》，專論書家，以一楊亮為殿，謂「世為將家，襲騎都尉世職，篤學敦行，江淮士大夫多稱之，書亞於熙過（按：指吳讓之）」云云。也許我是孤陋寡聞，楊亮這個名字，還是第一次看到。
茲據《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引敘趙之謙小傳如下：
趙之謙字撝叔，號益甫，又號梅庵，更號悲庵，晚號無悶，浙江會稽人。生於清宣宗道光九年，卒於德宗光緒十年，年五十六歲。咸豐舉人。性狂放，游京師，盛夏輒裸衣坐海王村書畫肆，揮扇縱談，人目為狂士。與姚瑜伯善。官南城知縣。之謙工書畫刻石，卓絕一時。詩文皆新奇駭愕，著有《悲庵居士詩勝》《梅庵集》《緝雅堂詩話》《勇廬閒話》《二金蝶堂印存》，輯有《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並行於世。
悲庵的別署，起於三十二歲時，因洪楊亂起，繼以疫癘，家破人亡，故有此號。藝事不論，以趙之謙的為人而論，自有勝於李慈銘處。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敘其對書籍的態度云：
（趙先生）《書嚴剩稿·跋》：「魏鹺尹錫曾，嘗言為前人搜拾殘剩文字，比掩骼埋胔，余謂欲人弗見，令萬馬蹴平，世多有矣，異時當節縮衣食刊行，庶有封樹置防護。」昌熾按：痛哉斯言！為書續命，先哲有靈，實共鑒之。撮錄於此，以告世之能愛惜古人者。
反觀李慈銘，狎優爭風，窮訾毒罵，浪費了好些筆墨。平時又亟亟乎納妾生子。如光緒四年四月十五日記：
納席姬，字曰貞。為此婢價，馳書乞貸，平生風節掃地。同人憐其貧老，祝其生男，皆誼等傾囊，謀如在己。
光緒十三年二月三十日又記：
遣席姬去，事我十年矣，傷哉！無德畜此痴獠，閉戶自撾，悔之何及。
但不久「又置妾王氏」，名之曰蘭娘，字以纕男，而終無子。
趙之謙亦無子，以侄為嗣。他在江西任知縣，初宰南城。後調奉新，接印前一晚，嗣子與僕婦大吵，僕婦自縊而死，鬧出軒然大波。其致友書云：
第初十日接印，憤恨兼以怨苦，實無心戀此，現惟照常處置，俟廿七日觀風后到任。排揚已了，再看下面。……然弟之現成謠傳尚可防乎，故至今日仍靜候撤任而已。若在中秋節後，則官虧可得千金。私虧有興隆票做主，官虧則不可，並不能行。擬先斥賣衣服器具，不足，而後以募化完之，拂衣歸去，做一品百姓如何。兒子若親生，則今日已殺之矣，此時只能待案了而後遣去。杏林得高安，樓上重樓，弟水底加以水底，有子而遭橫禍，不如無子而發大財也。署中朋友，皆面面覷，此場笑話，以弟成之，真千古妙文，豈所謂前生註定耶。
趙之謙頗有豪士氣格，其子所作傳狀，說他「身體魁梧，飲撰兼人，雖嚴冬不戴帽，頭上蒸氣如汗流」。這樣的人，脾氣壞的居多。葉葉舟序趙氏《二金蝶堂印譜》云：
晚年孤憤，好嬉笑怒罵，詩文皆務為新奇，以訾議當代作者為能事，坐是與世不諧。
這就可想而知，李慈銘罵他，他亦在罵李慈銘。不過他罵過就算了，不像李慈銘形諸楮墨。又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云：
人言撝叔盛氣難近，其實遇名實相負者，亦虛懷相接。
此是能服善的性格。狂上而不能服善，動輒以為無人能及，真成妄人，必無成就。
以此種性情之人牧民，自是「強項令」；據趙之謙自述，宰南城時，似乎嚴刑峻法，疾惡如仇；至奉新後，由於一到任即遭遇意外之禍，挫了銳氣，處事審慎得多了。其致友書云：
來此日對案牘，不曾開書箱，兼以終日忿恨；然有一好事，遇事不操切。前日一起賊案，若膽壯肯操切，黑夜前往，必無漏網，因其寓主乃婦人也。昨日天明始往，賊不及半矣！在鄱陽責人萬板，亦不介意，今則數百板即須察看矣。
縣官有捕盜之責，勇於捕盜，必為好官；然有時不免草菅人命，「責人萬板」而「不介意」，則立斃杖下者，不知凡幾？故不肯操切，則「數百板即須察看」，唯恐其死。
趙之謙與李慈銘皆深受龔定庵的影響。不過李得龔之狂，如輕視前輩，及於師門；趙則得龔之奇，而嫌淺露。序吳讓之印存自敘其個性云：
少日師赤蓀沈先生，同學者有何自芸，力學詩，始學明七子，既而宋元，既而唐，進而晉，又進而漢魏。其言以三百篇為準，窮年累月，為之不已，得句自珍重，遇人必長吟。
余時不喜為詩，數年不一作，偶有作，信手塗抹，成數十百言，若莊若謔，若儒若佛，若典重，若里鄙，若古經，若小兒語。自芸大惡之，目為癲癇，余亦侮自芸為蠢愚。爭不下，質之師。師告自芸：汝詩譬窶人子，勤謹操作，銖積寸累，以事生產。初獲十百，久而千萬，歷知艱難，深自護惜，不自暇逸。彼詩譬膏粱子弟，生長豪華，日用飲食，宮室妻妾，奴婢狗馬，為所欲為，縱恣狼藉，朝慕遊俠，夕逐盪子，茲歌未終，叱吒數起，幸貨財多，非年齒與盡，酣豢揮霍，無慮中落，然其樂也，人憂之矣。自芸猶欲爭，而余駴汗竟日。餘生平所為，豈惟印與詩？皆此類也。
趙之謙的詩文，當然不及李慈銘，但趙之謙的書法、篆刻都為第一流，畫亦有名。李慈銘多才，趙之謙多藝復多才，欲為軒輊其高下，頗為不易。
趙之謙喜藏書刻書，李慈銘的書亦不少，日記中記購書、易書之事甚多。不分時日撮錄數條如下：
偕節子（即大興傅以禮，著《華延年室題跋》）至清風弄口書坊，購得呂東萊《讀詩記》一部，嚴氏《詩輯》一部，呂東萊《大事記》一部，朱竹垞《明詩綜》一部，《範文正忠宣恭獻父子集》一部，惠定宇《後漢書補註》一部，《清白士集》一部，計直四番金。蓮士嘗規予曰：買書雖似雅事，實人生嗜欲之一端，其無裨於俯仰則一也。節子亦謂以急需之錢，易緩讀之書，去揮霍浪費者僅一間，皆足稱藥石之言，從而不改，吾未如何。同人中犯此病者，惟予與季貺兩人，往往相悔相戒，而卒相營且相競。
日來貧甚，今晨命奴子卷絮被質錢十五千，適問月攜武進臧玉林《經義雜誌》一書來，遂以購之。昔吾家元忠令婢卷褥質酒，時人嘆其率素，若仆者，可謂不墜家風矣。書此一笑。
以《秦淮海全集》六冊，張清恪刻《司馬溫公集》六冊，《謝疊山全集》兩冊，鄒行士文一冊，與蓮士易孫淵如《平津館叢書甲集》六冊，湯文正擬《明史》分修稿八冊，大吃虧。而出此者，司馬非傳家集，秦謝兩集，紙槧不佳故也。然所易者，皆系全部中之一集，終讓他便宜，真大吃虧。頗喜用印記，每念此物流轉不常，日後不知落誰手，雪泥鴻爪，少留因緣，亦使後世知我姓名。且寒士得此數卷，大非易事，今日留此記識，不特一時拈為己有，即傳之他人，抑或不即滅去，此亦結習難忘者也。嗚呼，措大作此生活，不覺沾沾自喜，長安貴游，日夜奔走牛馬間者，焉知世界中有此事耶。
李慈銘頗以其藏書自矜，春聯中兩榜大門，一聯是：「戶部郎中，補缺五千年；保安寺街，藏書十萬卷。」一聯為：「藏書差足五千卷，來歲便為六十人。」下聯為五十九歲所作。十萬與五千，相差過巨，必有一誤。按：李慈銘於同治十三年七月，由騾馬市大街西的鐵門，移寓丞相胡同的保安寺街。這條胡同在「宣南」很有名，王漁洋、施愚山、邵青門、翁方綱，都在那裡住過。李慈銘寓保安寺街東首，與米市胡同潘祖蔭寓、承相胡同李文田寓，相去極近，常有過從。李慈銘慢師，獨於李文田不敢無禮，據冒鶴亭所記，似另有一段淵源。其言如此：
李文田庚午典試浙江，以關節授慈銘，慈銘遂由京回浙鄉試。又以關節授其同鄉胡毓麒，胡亦中式，故其日記，於入京會試盤川一層，不著張羅一字。蓋名利雙收也。
至於藏書，自以「十萬卷」為是；「五千卷」一聯出於孫雄《壬辰詩存》，孫、翁同龢同鄉門生，素喜標榜，其言不可盡信。五千卷藏書，好讀書者，每每有之。一部《資治通鑑》，即已二百九十四卷，加上徐乾學的《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畢沅的《續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卷，不必再數其他拾補校勘之類，即已達八百卷。加《十朝東錄》四百二十五卷，只兩部參考書，便是五千卷的四分之一。故可肯定其藏書接近十萬卷。
李慈銘書雖多，但並無珍貴版本，所以不能列入書家之林，但其附於書中的眉批箋注，珍貴又過於宋槧。所以民國初年，浙江當道，決定議購李氏藏書，乃竟遭議會否決。曾見有陶承杏所作《關於越縵堂藏書》，記其事云：
民國七年，其子承侯故後，全部遺書，經其友人徐維則、族人李鍾駿為之整理檢點，抄目封藏，計二十八箱，九千一百餘冊，內中手批手校之書共二百餘種，約二千七百餘冊，考證經史，殊可珍奇。其家屬擬得價出售，而踵門請價者絡繹，且有外人亦來詢問。
當時浙江省當局聞悉，即派委員沈鏡蓉，會同紹興縣教育會長茹秉銓，至李宅開箱查看，並與商酌估價。家屬因系公家收購，允以一萬元出讓，省公署據覆沒，以是項書籍，攸關地方文化，應由公家購置，發交圖書館，庶保全文獻與嘉惠後學，一舉兩全，所需書價，即據在八年度特別預備金項下支撥，抄附書目（坊間所售《越縵堂書目》，即由此傳抄）。咨請省議會議決施行。詎竟遭議會否決，不果購。
其後，李氏藏書曾由人介紹金梁（字息侯，滿洲瓜爾佳氏；與三六樹皆為杭州駐防旗人中有文采者），議價未成。至民國十三年，杭州書坊中，已有李氏遺書散出；至民國十七年，經由北大圖書館收購，這當然與蔡元培有關。
李氏藏書得歸北大圖書館，實為大幸，館員王重民就其批校書中，輯出著作多種。據陶承杏記：
由館員王重民君整理，就其批校書中，迻錄纂輯，成《越縵堂讀史札記》三十卷，文集三十卷，均由該館刊行。又《讀書記》二卷，散見館刊第一卷各期。該館並廣告徵求李氏遺著，擬輯為李氏全書，以成一家之學。
民國二十二年，該館又經顧頡剛先生之介，購入越縵手稿，計《喪服傳經節要》一冊，《越縵經說上》一冊，《復社紹興姓氏錄》一冊，《蘿庵游賞小志》一冊，《柯山漫錄》一冊，《困學樓叢抄》一冊，《越縵山房叢稿》一冊，《知服堂讀書學略》二冊，《越縵筆記》一冊，《蘿庵日抄》一冊，《越縵堂日記》一冊，《越縵堂集》二冊，《湖塘林館駢體文鈔初集》一冊。《越縵堂外集》一冊。《庚寅病榻小草一冊》，《越縵箋牘》一冊，共十六種，十八冊，其已有刊本者只三種（見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大公報）。故李氏之書，該館可謂集大成矣。
關於李慈銘的日記，陶承杏亦有記述：
李氏日記原稿六十四冊，亦於前年由杭州書賈分批賣出，余均見之，因索價巨萬，實非窮書生如余者，得能問津。平步青日記，余亦見之，內容不及越縵遠甚，然有關掌故之事亦甚多。該書聞售與知堂老人，願老人於著述之餘，將該日記中有價值之作，札刊以供同好。
按：李慈銘歿於光緒二十年甲午十一月，而今所傳李氏日記印本，止於光緒十五年；最後五年日記原稿，為樊增祥所借閱，因其中有罵樊的話，所以藉故藏匿。樊為李的得意弟子，光緒初年，師弟綢繆，觀李所記，實所欣羨。其情誼不終，則因樊增祥與張之洞接近之故。李慈銘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三日記：
雲門來夜談。近日南皮豐潤兩豎，以朋黨要結，報復恩怨，惡余之力持清議，深折奸萌，二憾相尋，欲致死力於我，遂廣引孅子，誘以美官。南皮儉腹高談，怪文丑札，冀以炫惑一時聾瞽，尤惡余之觸其隱也，故日尋干戈。以雲門盛氣負才，益籠絡之，誘以隨往粵東，甘言重幣，煽惑百端，幸其叛我，多樹敵仇。雲門既惡所選宜川荒瘠，閒言不能無動，遂欲從之過嶺。余謂之曰：「仕宦惟州縣可為，舍自有之官，而入他人之幕，已為非計。且君以有母呈請近地，今遠適嶺外，必致人言，即吏部亦必格之。」雲門雖不然余言，雖亦因此自阻。余與雲門本無素分，既欲割寧之席，不妨彎羿之弓，我豈容心，彼何過計。
按：樊增祥於光緒六年散館，改為知縣，在京候選時，其父病故，奔喪回里。十年初冬，服闋進京；呈文戶部，以養老母為詞，請選於近地，以便照料；結果選為陝西延安府宜川知縣。他是湖北宜昌人，陝西與湖北接壤，所以算是近地；其實宜川距宜昌，何止千里？而且地瘠民貧，是個苦缺。樊增祥大失所望，遷延不肯赴任，意在觀望。
其時正好粵督張樹聲疾歿，張之洞由晉撫調粵督，想羅致樊增祥入幕。李慈銘這段日記中，所談的樊增祥的背景如此，但最後樊增祥還是聽從勸告，赴陝到任。當時的陝西巡撫是張佩綸的老丈人邊寶泉，當然會有張佩綸的「八行」帶去。下一年，邊寶泉與河南巡撫鹿傳霖對調；鹿為張之洞的姊丈，亦有淵源可敘。這樣到了光緒十三年冬天，樊增祥又以母歿丁憂，致書李慈銘，謂「止余宦囊二千金，擬暫寄孥秦中，過百日後，復須橐筆依人矣」。
光緒十五年九月十三日，樊增祥有一函致新由兩廣移湖廣的張之洞，足以察見樊、李之間關係的變化。其中亦頗多珍貴史料，茲據《花隨人聖庵摭憶全編》所載，分段轉引，並略作箋注如次：
受業樊增祥謹稟夫子大人鈞座，敬稟者：抵京後，三肅稟函，度可次第上達。頃由折弁齎示手諭，欣悉福躬康復，惟脾濕未除，尚望隨時節宜，輔以上藥，去病猶平賊，要當剷除淨盡耳。
受業抵京，因有兩月耽擱，賃居北半截巷（三遷然後定居），幼樵故居之間壁，事定甫投文。據部友雲，凡告近有底缺者，先以起復引見，近來朝命，均系毋庸坐補原缺，則以知縣歸起復班候銓，不准呈請仍歸原省。此時指捐陝西，便可省卻捐離直隸一款，惟指分後，又須晝接，則是兩次引覲矣。此月廿四日，吏部驗到，兩覲均在十月，出都總在仲冬。
伏蒙垂念捐項，摯愛逾恆，受業苟有缺乏，亦惟有向函丈呼籲。所幸此次雖多引見一番，卻省卻捐離一款，受業所攜貲用，盡可敷衍出都。惟到陝後，恐定興中丞以幕府見縻，懇祈函丈貽一紙書，屬其予一地方，缺無論肥瘠，但求免首劇，不勝幸甚。
按：張之洞於同治六年浙江試差告竣後，放湖北學政，樊增祥即在此時進學，自為受業。九年，生員歲科兩試畢業後，張之洞擇其詩文雅馴者，編為《江漢炳靈集》。胡鈞《重編張之洞年譜》附記：「以門人樊增祥操選政。」則樊原為張門高弟，淵源深於李慈銘。張於光緒十五年七月調補鄂督，樊增祥適於是時服滿赴京，至吏部報到起復。
首言定居「北半截巷」，即北半截胡同，在菜市口之南，亦即同光時人盛稱的「宣南」；「謂幼樵故居之間壁」，可能即為吳可讀的舊居。次言起復仍擬回陝西，則因鹿傳霖尚在陝撫任內（鹿為河北定興人，故稱「定興中丞」），以張之洞的情面，樊一至西安稟到後，即可補缺。
受業前過天津，與豐潤傾談兩日，渠雖居甥館，跡近幽囚。據云，合肥始以津通之故，意不能無望，自函丈節次電信，深相推挹，渠已渙然冰釋。至三廠交伊接替，則自雲無出山理，且雲不婚猶可望合肥援手，今在避親之列，則合肥之路斷矣。
又雲在甥館本不與公事，惟函丈三廠事，若有稍近瑣屑，不欲徑達合肥者，可電致渠處，渠當代達云云。
又雲，合肥此次得書甚喜，渠在旁雲，事事皆可助，惟錢不能助。合肥雲，錢亦能助，如部撥山東修河之六十萬金，若推延不解，我亦可代催。又如鋼軌既出，我少買洋軌，多以軌價付鄂，俾資周轉，是亦相助之道也。受業窺此兩人，均已為函丈所用，豐潤尤有結托之意，但使時時假以書問，必效臂指無疑。
渠又雲，密電可不用，緣電報房密邇合肥，若渠致鄂電，密不能繙，必使合肥生疑，此亦實情。在津時，渠雲，合肥三日內必復書，渠俟見合肥信後，再作復函，此時想均達簽室矣。總之，幼樵識見之明決，議論之透快，其可愛如故，吾師何妨招其游鄂？縱不能久留，暫往亦復甚佳。渠在津窘迫已極，郎舅又不對（小合肥欲手刃之），絕可憐也。
豐潤即指張佩綸。「津通」者津通鐵路，當時李鴻章支持粵商陳承德請接造天津至通州鐵路，已如所請，而翁同龢等交章諫阻。張之洞則請緩造津通，改建腹省幹路，所以李與張不和。據樊函，知張之洞曾多次向李解釋，「深相推挹」，李對張的態度，已趨緩和。
「三廠」云云，黃秋岳謂「指湖北紡紗、織布、繅絲等三廠」，大誤。當樊作此函時，張方以廣東「恩科鄉試，入闈監臨」。按：張之洞年譜有兩本，向所據者為許同莘所編，頗病蕪雜，近由周棄子先生贈胡鈞所編一譜，取裁較有法。兩譜皆商務出版，既印許作，復以胡作列為王岫老所主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三輯》，可知商務亦認為後勝於前。唯「監臨」（據許作），至是十一月二十五日始到武昌，翌日接篆；湖北其時亦並無此紡織三廠。故知「三廠」也者，指張之洞督粵所辦的三廠。
張在廣東辦了三個有關國防、金融的廠：黃埔造船廠、槍炮廠、鑄錢廠。此三廠創設的經費，既請部款，復開「闈姓」，由廣東殷商報效，此即當時嘲張之洞的諧聯下句：「八表經營，也不過山西禁菸、廣東開賭」的來歷。
清朝自洪楊之後，對於督撫生財用財，有一原則，如取之於地方，只要你是在辦事，言官既不講話，地方亦無訐告，朝廷眼開眼閉，不加過問，然而「京餉」須解，亦不能請部款。
張之洞督粵，既處膏腴，地方上有辦法，又以各種名目請部款，而在慈禧與土木，以及內務府借「親政」「大婚」，各自斂財等事，則報效不遺餘力。這是張之洞的最大的術，內邀慈眷，外張羽翼，牽絲扳藤，去之不可，此所以能在湖北二十年之久。
對國家財政來說，張之洞的作風猶如雙斧伐柯，最不能使人容忍的是，等於幫助慈禧太后揮霍；在親政後，想勸勵圖治，有一番作為的光緒及「帝黨」，自然深惡痛絕，只以他慈眷優隆，動之不得，就只能抑制他「屠財」。
張之洞託名《抱冰堂弟子記》的自述中說：「己丑庚寅間（光緒十五六年），大樞某、大司農某立意為難，事事詰責，不問事理，大抵粵省政事無不翻駁者；奏咨字句，無不吹求者。」大樞指孫毓汶，大司農指翁同龢。
又，張之洞送翁氏書遣戍詩自注，言「與翁氏交情極洽，而叔平必欲置我於地為不可解」云云，即指張之洞請部款，動遭駁斥而言。
張之洞調督湖廣，在粵三廠正值草創，錢花下去了，效用未見，將來報銷恐成問題，因而希望由張佩綸「接替」。接張之洞督粵者為張佩綸的伯岳李瀚章；如果張佩綸願意去辦這三個廠，毫無問題，但張佩綸不願去接爛攤子。事實上李瀚章亦不願多事，除了造船廠因為有船塢的關係，無法移動，鐵廠、制械廠以及張之洞正在興辦的織布廠，皆移湖北。
此事大概在李瀚章赴任前即已決定，所以張佩綸表示「三廠事若有瑣屑，不欲徑達合肥，可電致渠處，渠當代達」，即言關於三廠移交接收事，如果需要海軍衙門照應，張佩綸可從旁相協助。
蘇鄂對調，由於高密自危，求救於濟寧。高密之弟（現已物故），是濟寧門生，前此高密在京，亦夤緣以弟子禮見濟寧，絕愛憐之。其必調蘇藩者，聞博泉前輩述北池語云，軍機處得星下書雲，醴陵盡鬧脾氣，此次鄂藩需才，遂有此調，樞意以為壽丈與函丈必不相下，欲使同室操戈，以快渠輩之意。
受業與再同早見及此，再同謂祥云：我寫信，老人必不聽，而最信君言。祥於五日前，已詳致壽丈一書，備言夫子艱巨孤立之狀，及欲得壽丈共事之心，懇其勿信浮言，彼此匡助。（傳說函丈令莊道開湘中富人名單，莊道不肯，湘人以是怨函丈，不審有此事否？）
緣湘人近來頗與函丈樹敵，壽丈得湘人書，意不能無惑。總之，函丈與壽丈，同一為國為民之心，其本原無少異，所稍歧者，外著之規模耳。此次壽丈到鄂，惟求函丈優加禮貌，傾心委任，如於次公之在粵，不惟吾黨之幸，亦天下之幸矣。祥若早知此事，必不遽行，若使增祥奔走其間，似不無少裨也。
黃秋岳釋此段所隱人名云：
高密即榮祿；濟寧者孫毓汶；醴陵、壽丈，皆指黃子壽彭年；博泉者劉恩溥；北池者，張子青之萬也，時住北池子，故云北池。再同者黃國瑾，彭年之子。
按：雲台二十八將之一的鄧禹，字仲華，封高密侯。榮祿亦字仲華，故稱以「高密」。但此處「高密」絕非指榮祿，則可斷言。
榮祿時任西安將軍，且亦絕無「夤緣以弟子禮見濟寧之理」。且明言「蘇鄂對調」，即湖北藩司與江蘇藩司對調。黃彭年其時方以江蘇藩司署理巡撫，此人父子三代，都值得一談，因附記於此。
黃彭年之父名輔辰，字琴塢，貴州貴陽人，原籍湖南醴陵，官至陝西鳳邠道，歿於任內，入祀名宦祠。黃輔辰道光十五年成進士後，以部員用，由吏部主事累遷至郎中，有「硬黃」之稱。《十朝詩乘》載：
貴築黃琴塢觀察，道光中官吏部，與同僚遍稽舊案，分別存銷。存者分類入簿，又手抄小冊，隨檢即得，吏不能欺。且屢與堂上官抗爭，因有「硬黃」之目。自紀詩云：「蹉跎十九年中事，贏得人呼作硬黃。」
黃彭年字子壽，饒有父風。他是道光二十七年的翰林。先隨父在籍辦團練，後入駱秉章幕；同治初又主關中書院；又為其同年李鴻章聘修《畿輔通志》，兼志蓮池書院。雖為告假的編修，但頗負時望；光緒八年特旨授為湖北襄鄖荊道，欣然奉詔，以此為他的兒女親家王湘綺所譏。
其實，黃彭年是有用世之志的。入仕應該有個遷轉進身之階，他不能在同年早就當到督撫，還回翰林院去當編修，等到「開坊」轉侍講、侍讀學士，升京堂，再補內閣學士，方能內轉侍郎，外放巡撫，得有發抒抱負的機會，但那一來非二十年不為功，因而屈就道員，等一擢監司，便得展長才。
果然，黃彭年的路子是走對了，不久即升湖北臬司，《清史稿》說他此時「屏饋遺，禁胥吏需索。年余結京控案四十餘起，平反大獄十數」。
但在湖北不能久於任，這也是可想而知的。臬司如此出色，足見巡撫屍位，自然排之而後快。黃彭年一調陝西，署理藩司，旋於光緒十一年調補江蘇藩司。《清史稿》本傳：
連歲水旱，米踴貴，屬縣請加漕折，巡撫欲許之。彭年謂：「定例漕糧一石，隨征水腳錢一千，所費僅數百，獨不可以有餘補不足耶？今增漕折，民間多出二十萬緡，與國計無關，盡歸中飽。」持不可。
光緒十四年十月，疆吏有一大調動，皖撫陳彝內召，以桂撫沈秉成調補；江蘇崧駿，山西剛毅，浙江衛榮光三巡撫大扳位，即崧駿移浙，衛榮光移晉，而剛毅移蘇。崧駿交卸後，由黃彭年署理江蘇巡撫；剛毅卸任後，卻遲遲不赴新任，原因甚多。其時江南大旱，方議賑濟；而大婚及頤和園工程，皆需巨款；乃流民數千，強占荒田，江蘇的情形極糟。剛毅雖稱能員，去了亦未必有辦法；而最主要的是，以剛毅的個性，與強項的黃彭年永不能相合；所以一直在京中觀望。樞府亦以為此時的江蘇，既由黃彭年主政，不宜掣肘，所以亦並不催剛毅赴任。
到了這年七月間，張之洞調湖廣。此公居官，喜歡攬權用威是有名的，初到廣東時，即與粵撫倪文蔚大起齟齬。胡思敬《國聞備乘》記云：
張之洞督兩廣時，潮州府出缺，私擬一人授藩司游百川，而游百川已許巡撫，遂壓置勿用。之洞大怒，即日傳見百川，厲聲責曰：「爾藐視我而媚撫院，亦有所恃乎？」百川曰：「職司何恃之有？舊制兵事歸總督，吏事歸巡撫。職司居兩姑之間，難乎為婦，不得不按制辦理。」之洞益怒曰：「巡撫歸總督節制，天下莫不知之，汝安從得此言？其速示我，我當據汝言入告，以便脫卸吏事不問也。」
百川懼，歸檢會典，倉卒無所得，憂之至嘔血。之洞持之急，遂謝病歸。自是廣東政權盡督署，而巡撫成虛設矣。
此記中的巡撫，即為倪文蔚；但藩司非游百川，而為游智開（見《一士類稿》）。及倪文蔚不堪張之洞的壓制，光緒十二年四月活動入覲，旋調河南；粵撫初由湖北巡撫譚鈞培調任，亦深以為苦，至冬天雲南巡撫出缺，譚鈞培寧願就滇，於是廣東巡撫雖為好缺，竟無人逐鹿，副都御史吳大澂，乃得脫穎而出。
胡鈞所作《張之洞年譜》「後序」云：
公督粵時，內簡吳大澂為粵撫。電致吳云：「吾其為官文恭矣！」嗟乎，欲為官文而不可得，其哀鳴求友，抑可傷已（原註：吳承倪文蔚之後，倪與公大齟齬）。
胡鈞此論，為護師門，顛倒黑白。致吳大澂一電，是有意要改變一個公認的看法，即張之洞過於攬權。究其實際，他固從未想到自己會成為官文，亦從未期望任何巡撫為胡林翼。
現在要談樊增祥函中的所謂「高密」了。高密既指高密侯鄧禹，而又非「仲華」，則所隱指之人，必姓鄧，或名中有一禹字。細看當時縉紳，實指鄧華熙。
鄧華熙字小赤，廣東順德人，咸豐元年舉人，光緒十五年由雲南臬司於六月初調升湖北藩司。未幾，張之洞由粵移鄂，見於上諭。鄧華熙深知張之洞難侍候，復以出身乙榜，不能期望張之洞以其為科目前輩而稍加禮遇，所以「自危」，求援孫毓汶。其弟不知何名，但孫毓汶任考官之時不多，或不難索解。
孫毓汶於咸豐六年，與翁同龢同膺鼎甲後，以為恭王所惡，一直不得意，只同治六年，以編修一主四川鄉試；既未放過廣東考官，亦未與北闈鄉試，則鄧華熙之弟，當非孫毓汶的鄉舉門生。
自光緒十年，恭王以下全班出樞，孫毓汶入政府後，於光緒十二年以工部侍郎為會試四總裁之一，以「正大光明」排列，位居「光」字。吏部尚書蒙古錫珍居首，拱手受成而已。其次左都御史山西壽陽祁世長，既為後輩，又無衡文之名，且為人老實。孫毓汶之下為戶部侍郎滿洲嵩申，更無足與數，所以此科完全由孫毓汶一手主持。
查題名錄，光緒十二年會試，三甲第十七名鄧士芬，廣東英德人，殆即其人。順德屬廣州府，英德則在韶州，當系遠宗，或者「認本家」，此在科舉時代亦為常有之事。
所謂「夤緣以弟子禮見濟寧」，即是硬拉關係。如鄧華熙為鄧士芬胞兄或近支從兄，則以通家子弟禮見孫，可以公然磕頭，不必「夤緣」。鄧為咸豐元年舉人，孫為咸豐六年進士，年齒及鄉榜，鄧皆高於孫，而「以弟子禮見濟寧」，且「絕愛憐之」，此是樊增祥下筆輕薄；但亦足見鄧華熙畏張之洞，不惜卑躬屈節，務求去鄂。而蘇鄂兩藩司，亦即黃彭年與鄧華熙對調，則別有緣故在。說得明白些，是政府制督撫的一種手法。
軍機對張之洞頭痛，對黃彭年亦未必不傷腦筋。江蘇京官而在原籍有田產者，對於黃彭年動輒想減租，幫佃農講話的作風，頗有戒心。「星下」不知何指，疑初印本有誤字，以情理而論，除非江督曾國荃致書軍機，言「醴陵盡鬧脾氣」，才會考慮調動黃彭年，而藉口「鄂藩需才」，自是不通的說法；鄂藩需才，莫非蘇藩即不需才？
可想而知的，張之洞不會不干預湖北的錢糧、民政，而黃彭年亦絕不會唯命是從。互不相下就必然演變成互相攻訐；在樊增祥看，這是「同室操戈」，徒使親痛仇快，因與黃彭年之子國瑾（字再同）相商，謀調和之計。
以下談京中大老近況，接敘得自許景澄的消息謂：
竹篔昨日談及，大聖近來於函丈亦不甚為難。常熟雖不合，然渠亦自命清流，夫子負天下重望，渠不肯顯然樹敵。戶部自子開物故，實為函丈之福，往日挑剔皆此一人之鬼蜮，今則廣東報銷，無復他慮矣。
竹篔又雲，凡兵部有所駁斥，函丈初疑洨長為之，實則不然。兵部現由香山當家，渠以治吏部者治兵部，以故事多扞格，由其不在行也。
邸病初甚危篤，（七月底已愈，八月初又犯，既而反覆多次）。傳說身如枯木，山東林令來聲言無礙，人初以為妄，近日居然大愈，稟賦可謂極厚，亦國家之福也。
竹篔即許景澄，出使德國因丁憂回國，此時方起復在京，任翰林院侍講，「大聖」即孫毓汶。「洨」指先恭慎公，《後漢書·許慎傳》：「許慎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選除洨長。」洨者，洨縣之長；切許姓。先恭慎其時為兵部尚書軍機大臣，在樞桓之時為多，所以兵部「由香山當家」。莊練兄謂「香山」指兵部右侍郎白桓，以香山切白姓；良是。按：白桓字建侯，直隸通州人，同治二年進士，用為部員，分吏部，積資升至文選司掌印郎中，掌文官除授，為京官中有名的好缺；李慈銘稱他「清強有聲，吏不敢為私」。光緒六年升內閣侍讀學士。其任兵部右侍郎在十五年二月；所謂「以治吏部者治兵部，以故事多扞格」，因吏、兵兩部，文武不同之故。
「邸病」指醇王之病。黃秋岳謂函中以醇王病癒「亦國家之福」，因「醇王為德宗之父，故曰國家之福」，此一解釋，未免淺露。其實乃指翁同龢而言，翁為帝師，德宗信任方專；但有醇王在，多少可以裁抑翁同龢。樊增祥的意思是，如醇王不起，翁將益發難制，故醇王病癒為國家之福。
按：醇王因「昆明（湖）易渤海，（萬）壽山換灤陽」，平生雄心壯志，都成虛話。清議與神明交責，衾影自慚，抑鬱寡歡，因致沉疴。自光緒十三年冬天起，即長在休養之中。至光緒十六年七月，復又中風。據翁同龢是年日記：
七月初九：是日上回宮，行禮畢後出後門詣醇邸府，皇太后辰刻前往也。歸小憩，入署遇孫、徐二君。午刻問醇邸疾，晤福相於左近公所，見昨日脈案，始悉昨午正抽風，口眼歪斜，遺溺，神識不清，視物不見等症。酉刻子刻兩方雲稍愈，痰得下，夜進糕乾兩塊，脈見代象，危險云云，藥則人參黃芪而已。因詣府親問，雲今日方未下，似稍轉機。戈什愛班等在內，不便往談，遂歸。日暮著人問，則雲進粥半碗，神漸清（昨厥五刻始蘇，雷雨時適漸清，其門上言如是）。上申刻還宮，太后中正還官，明日未定再詣與否。
七月初十：辰初上至書房，語甚是，退時早。詣醇邸問疾，見昨今案方，方大致同，案稱今日辰刻得大解，脈代象退，惟目視不明，手仍掣動，飲人乳數口，進粥半碗。
七月十一日：兩次遣人問醇邸病，昨日大便二次，今日案雲自酉至卯大便四次，目視物仍不清，藥用參芪等補中益氣。自余觀之，恐元陽已陷矣。
七月十二日：上詣建福宮行禮後即詣醇邸看視，皇太后於辰刻前往（申正回）。
奇怪的是，自此以後，翁記中並無此君臣二人視疾的記載，直至七月廿八日，始有「問醇邸疾仍如前」一語。殆慈禧不喜人與醇王過親近之故。至八月初二日又有記：
八月初二日：寅正二刻引見吏部，內閣堂未到齊，即往醇王府看視。到朝房坐良久，退詣邸，聞雲昨日已正厥四刻，夜亥正復厥四刻，胸脹神不清，小水數，大便不下，醫雲攻補兩難。時上已到，太后尚未到也。
出城拜客，過廠，入署事繁（復奏順直賑務，徐小需雲原折專指順天，不以直隸闌入，因改請福相酌之）。未初歸寓，檢書，周生霖來辭行，後日起焉。
遣人問邸狀，案雲脈兼代，神雖清目直，指涼胸脹，言語氣怯神倦，症未見減，藥用人參膽星白芥等，此寅初方也。其家人云午後仍如前，神識不清，飲水輒吐，未進食，見上至無言也。司官來雲上於申正二刻還苑。
第二次病危，但很快即轉危為安，直至十一月中旬第三次病危，終於不治。此期間，曾國荃、潘祖蔭、孫詒經、寶廷相繼下世，病危之時，自然家人、親友探望，死者享受了最後的人世溫情。如翁同龢記潘祖蔭死前情狀：
十月三十日：李蘭蓀信來，雲伯寅疾篤喘汗，急馳赴，則凌初平在彼開方，已雲不治矣，余以參一枝入劑。入視，則伯寅執余手曰：「痰涌，恐難治矣！」尚手執眼鏡看凌方，汗汪然也。李若農至，曰：「參附斷不可用，舌焦陰爍，須梨汁或可治。」余曰：「梨汁救命歟？」再入視，益汗。余往橫街，甫入門而追者告絕矣！徒步往哭。
以下接敘為潘祖蔭主持後事。潘祖蔭天閹無子，為之擇嗣子成服。但醇王病歿之前，是相當淒涼的，因為慈禧不知為何，在醇王病危時，採取杯葛的態度，託詞頭暈，不加臨視；且又駐圓明園，使得光緒只能抽空到醇王府，匆匆一面，無法與家人談醇王身後之事。
至於八旗貴族、文武大臣，因為前一年吳大澂奏請延議尊崇醇親王典禮，奉懿旨將醇王於光緒元年所奏「預杜邪論一疏宣示」。現在醇王病危，而光緒對生父頗有孝心，將來萬一發生追尊所生，如明世宗追尊生父興獻王為皇帝的故事，一定為慈禧所痛恨，暗中查究何人作醇邸的謀主，則蹤跡較密者，皆不免蒙嫌，所以探病都不敢。排印本《翁同龢日記》中，先說「門如水也」，或以為「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以醇王的身份地位，自然是「門如市也」，水字為誤排；再看下一天所記「門庭悄悄」，才知「門如水也」確為原文。
樊函末段述「京師故人」云：
京師故人，廉生氣體頗壯實；再同病甚，頭童齒豁矣。黃漱丈不動不變，老輩風流。李蓴翁得御史後，牢騷漸平（欲有所陳，尚未封上，但談時政，不事搏擊）。函丈之意，祥已轉達，渠甚感幸也。黃樓、百泉，謹飭可喜。玉叔稍不羈，致有鹽大使之訟。博泉前輩，想已函告，不復贅陳。然博翁亦有過聽者，如雲玉叔菸癮甚大，玉叔實無此癖也。
廉生即王懿榮，為張之洞的內兄，與盛昱同為國子監祭酒。謂李慈銘自得御史，牢騷漸平，封奏「但談時政，不事搏擊」，則殊不然。黃秋岳於此有所辯證，語頗精審。
黃秋岳說：
樊函中有李蓴翁得御史後牢騷漸平，欲有所陳尚未封上，但談時政，不事搏擊云云。以樊山與蓴客之親密，此數語，宜可信。然蓴客得御史後，實不如此。
考蓴客以戶部郎中考御史，資淺不及格，於是黃漱蘭盛伯希代捐俸滿。考取後，自期言人所不敢言，一補御史，即參順天府府尹孫楫「辱詈屬員，威逼自裁」。屬員者，東路同知郝聯徽，為蘭臬先生之孫，實有此事。而折交潘文勤查復，文勤徇情面，強取郝氏家人切結了案，蓴客因深鄙潘鄭庵。樊函殆尚未知蓴客劾楫時所發，而所謂「但談時政不事搏擊」八字，即南皮居諫垣時之秘訣也。
按：順天府府尹孫楫，號駕航，其父為道光二十四年狀元孫毓溎，堂叔即孫毓汶。孫楫本人是咸豐二年的翰林，科名猶早於其叔。
孫楫自然是仗了他叔叔的勢力，敢於辱罵屬員東路廳同知郝近垣（聯徽）。李慈銘參孫楫，亦可謂不負其「言人所不敢言」的自期。折交潘祖蔭查復，即是軍機照應孫楫；因為孫楫被參，固應交部院大臣查復，則名正言順應為左都御史的差使。若以為左都為台長，恐有庇護原參御史的可能，則應交吏部尚書或兵部尚書。潘祖蔭以二部尚書而膺此差，明是軍機處知道潘李交厚，可以化解。
如交他人，倘或包庇孫楫，則李慈銘到台第一疏就碰了壁，必不肯善罷甘休，會第二次、第三次上疏爭辯，案情固結不解，越鬧越大，孫楫非去職不可。至黃秋岳謂「蓴客因深鄙潘鄭庵」，則未必盡然。類此事情，官場常有，李慈銘亦不免借他人之白簡，泄一己之私憾，並非背人焚諫草，對事不對人的真御史。老實說，軍機以此折交潘查辦，即等於表示承認李所參不誤，希望和解。而潘之取郝氏家人切結了案，是否用「強」，亦難率爾斷言。以潘祖蔭的個性來說，應該對李、郝兩方面情商而非硬壓的。
除李慈銘、王懿榮外，樊函中其餘所提到的人，黃樓、百泉、玉叔，都是張之洞的侄子。黃漱丈為黃漱蘭（體芳）。「再同病甚」四字最可注意。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六：
潘文勤師圖書金石之富，甲於吳下，其藏書印曰八求精舍，曰龍威洞天，曰分廛百宋迻架千元，癸未奉諱歸吳，延昌熾館於滂喜齋，盡窺帳秘。宋刻《金石錄》十卷，即《敏求記》所稱馮研祥家本、宋刻《白氏文集》殘本、《後村先生集》殘本、《葛歸愚集》、《淮海居士長短句》，皆士禮舊藏，北宋本《廣韻》，則澤存張氏所刊祖本也。
其他高編大冊，斷璧零縑，皆世間希有之秘，每睹一書，輒為解題，成《滂喜齋讀書記》二卷，賞析之樂，宛如昨日。
客冬十月，遽構龍蛇之厄，越月而又聞貴築黃子壽師歿於鄂渚。師開藩吾吳，將掖寒畯惟恐不及，昌熾撥受知最深。戊子之冬，公子再同編修相約至京，館於其邸，得盡見所藏書。再同孤介違俗，顧獨與余有水乳之契，病肺誤服溫劑，致失音，驟罹大故，一慟幾絕。正月南旋，朋輩往送別，皆憂其不起，乃未幾而訃至矣。余此稿再同曾錄副，而文勤師欲為付梓，不意數月之間，師友淪喪，泚筆賦此，不勝梁木之感雲。辛卯二月晦日。
辛卯為光緒十七年，所記皆前一年事。據胡纂《張之洞年譜》載：「二月，湖北布政使黃彭年卒。」則其卒期與葉昌熾所記不同。按：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光緒十六年十二月六日記：「聞子壽師薨於鄂。海內知己，凋零盡矣。再同病軀，何以堪此？」則黃彭年歿於光緒十六年冬天，應無可疑。
又翁同龢日記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記：
飯後吊孫子授（詒經），唁黃再同（原註：其尊人子壽卒於鄂藩任），再同病甚，未能見也。
此更為確證。胡鈞以許同莘所編張譜欠精確，故加重編，不意亦未詳審；則後勝於前之說，亦未必盡然。
黃國瑾於十七年正月南旋，未幾病歿。黃氏父子，得在藏書家之列，別有淵源。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六：
河間君子館磚館，廠肆孫公園後園；月老新書紫雲韻，長歌聊為續梅屯。
此為大興劉位坦、銓福父子而詠。廠肆指琉璃廠。原注云：
何紹基懷都中友人詩：退翁餘韻在檐楹，天咫宦中面百城，妙有兒郎能好古，動收翠墨撰先生。自註：劉寬夫所居，即孫退谷遺址，乃郎子重，亦好古。昌熾按：寬夫先生，名位坦；子重，名銓福。大興人，收藏極富，貴築黃子壽師，其女夫也。
余客歲館子壽師次君再同前輩京邸，見宋刊《婚禮備要》《月老新書》，紫雲增修校正《禮部韻略》，皆先生舊藏，《月老新書》尤為奇秘，余仿梅村祭酒體作長歌一首紀之。
同雲，先生疊書龕在城中廣濟寺，因仿河間獻王君子館磚，名其居曰君子館磚館，又曰磚祖齋，所居在後孫公園，其門帖云：「君子館磚館，孫公園後園。」今其孫尚守舊宅，而藏書星散矣。
劉銓福字子重，藏書中有一部殘本，在紅學界極其有名，即胡適之先生所藏的「甲戌本」。劉位坦兩婿，名字中皆有一「年」字。黃彭年之外，另一「年」為喬松年。李慈銘光緒元年二月二十日記：
河道總督喬松年，字鶴儕，山西徐溝人，故御史大興劉位坦之婿也。御史精於金石之學，收藏甚富，松年得其指授，亦喜書畫，能為詩。而性不能人，卒無子。
「性不能人」，則又是一個天閹。其時大老名流而天閹者，所知有翁同龢、潘祖蔭、文廷式、梁鼎芬（或謂志銳亦天閹），如今又添一個喬松年，何天閹之多？亦事之不可解者。
現在再回到李慈銘的藏書上來。民國三十二年《古今半月刊》三十一期載周炎虎一文云：
關於越縵堂藏書的出售，頗多軼聞，自越縵嗣子承侯患心疾殉後，家道日替，遂擬出售藏書。先浙江圖書館議價萬金，派人查勘，據復稱：「校勘稱絕，而二十四史已大多丹黃竣事，尤堪珍視。」卒為省議會所梗，事遂中輟。
其後有錢僧胡某者所得，欲售諸日人，而日人所重者在宋元精槧，顧越縵貧，平生所聚書籍無善本，乃作罷論，已而胡某之錢肆閉歇，乃押之陸姓。陸姓亦俗物，不好古，旋乃售於北平圖書館，越縵遺書至此始得其所。當遺書捆載北運時，其每葉簽注紙條，途中被人抽去，匯訂成帙，另去獲利。
其中也談到李慈銘的日記：
先後所刊兩次影印日記，都六十四冊。惟最後一函日記原稿，被樊山攫去，因其中多責樊山之語，故日記付印時，堅持不出，或雲已遭毀棄，今則樊亦下世，益無可蹤跡了，環寶不傳，有識同慨。聞樊山之盜稿必有所據，願世之洞悉茲事者，為之縷述顛末也。
按：目錄學專家陳乃乾，著有《越縵堂日記》一文，以日記原稿與「石印本勘對一過，凡塗抹之字，悉為校補」。這是很有意義也很有趣的工作；昔年曾見過此文，惜已忘其出處，無從復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