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台故事 · 吳可讀
附記 成祿 勝保 王家璧 張之洞 寶廷 宋初君臣 光緒后妃
吳可讀字柳堂，甘肅蘭州人，初以舉人入仕。照例本省人可做本省學官，吳可讀曾官羌山訓導，後中道光三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清人筆記中言，吳可讀少時倜儻，好狎冶遊。某科入京會試被擯，留京候再試，而實為眷戀一妓，不忍言別。數月後，資斧漸罄，有人勸他移居九天廟。此廟在廣寧門外，為關中會館公產，陝甘一體，吳可讀移居九天廟是省費之一法，不意甫居三日，入城仍住某妓下處。
迨至床頭金盡，壯士無顏，他的同鄉自不能不加接濟，但以還居九天廟為條件。此下如此記載：
侍御不得已，乃怏怏去，都下人皆呼侍御為「吳大嫖」。初，京師菊部向推三慶、四喜。咸豐中葉，四喜漸不振，諸伶謀散去，余三勝自江南歸，乃悉囊中金重興之。都人撰聯曰：「余三勝重興四喜班」，而頗難其對，至是曰：「或得之矣！吳大嫖再住九天廟。」當其時，聞者為之絕倒。
按：吳可讀是否有此雅號，不得而知，既非以道學自命，則走馬章台，原無損於忠義直節。但此言會試被擯後事在咸豐中葉，則於吳可讀經歷不符。吳為道光三十年兩榜出身，咸豐中葉，已升刑部員外，接眷在京，其母死於咸豐十年七月，正英法聯軍內犯之時。則所謂「再住九天廟」之語，並無著落。
吳可讀於同治十一年由吏部郎中補授河南道御史，到台第一疏為「請令各國使臣進見不必跪拜」。其時各國公使要求覲見，為禮節大費周章。頑固派咸以夷狄目洋人，自居為天朝大國，夷狄得見天子，已屬無比之榮，豈能不行跪拜之禮？唯獨吳可讀敢以「不必跪拜」為請，足見思想明達，理路清楚，則其尸諫，絕非愚忠，亦就可想而知。
到台第二疏嚴劾烏魯木齊提督成祿。此人行伍出身，本隸勝保部下。勝保被誅，成祿改隸雷正綰軍，積功升至烏魯木齊提督，但久駐肅州高台縣，為人貪殘懦怯，為左宗棠所劾，奉旨交寧夏將軍穆圖善查辦。吳可讀看穆圖善的作風，將為徇軍輕縱，乃上一疏，以為「成祿有可斬之罪十，有不可緩之勢五」，筆挾風霜，嚴於斧鉞。體裁是駢散兼行，雖欠淵雅，但質勝於文，仍為柏台文獻中有數文字。撮敘其「十可斬」如下：
成祿初到甘肅時，雷正綰新正賀年，見帳門綁縛一人，查問之下，方知是廚役煮麵不熟而獲罪。雷正綰命人釋放，進帳力戒成祿不可如此。豈意成祿惱羞成怒，等雷正綰一走，立斬廚子。「宰夫靦熊蹯，以秋毫細過而受戮；尚方斬馬劍，於春首吉日而行刑！雖軍行不忌往亡，誓師不拘月吉，而事非軍機之重，情涉口腹之私，元夜迢迢，未見崑崙之奪；威風凜凜，惟嚴刀匕是供。蔑視統帥，草菅人命，可斬一。」（作者按：十可斬之罪，由輕而重，此為最輕者。）
成祿部下有名馬天祥者，剛直奮勇，成祿一軍，始尚能小勝，得力於此人。不意成祿聽信讒言，並中敵反間，竟殺馬天祥。「長城自壞，帳下兒無不心寒；猛士已亡，寨中賊聞之額慶。」成祿知眾情不服，因於保案內，竄入馬天祥名字，說他力竭捐軀，奏准旌表。「男兒要當邊野死，竟以無罪而誅；將軍本非陣前亡，猥以無功而恤。假借朝典，掩飾己非，是成祿妄殺營員之罪輕，而欺瞞皇上之罪重！可斬二。」
前任甘涼道黎獻，頗得人心，為成祿排擠以去。自此西路軍務，敗坏於成祿一人之手。「暗箭陰施，忍於進明之坐視；含沙射影，甚於莊賈之後期。妒功忌能，失誤軍機，可斬三。」
原任安肅道竇型，在勝保營中時，竇型為巡捕官，而成祿為一馬弁，因拜之為師。及至得志西來，留竇型襄辦營務，捏報戰功，將竇型薦為府道。竇型在官，曾有通賊情事，百姓嘖有煩言，謂成祿乃通賊主謀。成祿為求洗刷本身，竟將竇型所帶來的「回目」二十餘人，全行誅戮，以致竇型氣忿而亡。「小人無毒不丈夫，大臣有罪不首實，破敗成局，殺戮降人，可斬四。」
成祿自奉旨授為烏魯木齊提督，迄今八九年，一直在高台，從未過酒泉一步。「漢廷屢下出關之詔，驃騎絕無度幕之期；遂今萬里夷洋，西鄰有責；坐使九重明詔，北鄙無靈。抗違延玩，貽誤至斯，臍縱能燃，肉豈足食？可斬五。」
西軍皆言，成祿富逾百萬，擁兵既久，剝民日甚。聞其兵勇，聚潰無常，聚則一軍坐食，潰則數月不能成隊。「夫養貓所以捕鼠，畜犬所以吠盜；當此鼠盜縱橫之秋，又安用養此不捕之貓，畜此不吠之犬為哉？徒竭民膏，虛糜國帑，可斬六。」
成祿擁兵養寇，坐令賊勢日大。「初來張掖，不開李廣之弓；繼駐高台，永稅貳師之駕。今歲不戰，明年不征，高克御狄之師，逍遙河上；衛人平陳之旅，居處林下，致令銳氣消亡，寇氛張熾。逗留觀望，老我師徒，可斬七。」
「然或兵威不揚於境外，而將令克肅於軍中，將一邑之雞犬不驚，即四境之烽煙暫息，乃復滋擾不堪，縱容特甚。」其部下種種不法情形，甚於賊匪，關內外人民，不敢明言，群相隱語，以為遭「回祿之慘」。回者回亂，祿則成祿，「縱軍擄掠，到處騷然，可斬八」。
成祿到甘，從未聞立一實效，奏一實績，所報勝仗，半屬「以亡為有，以敗為功」。部下自將領至士卒，無不攜帶眷口。「聞其廣有姬妾，由京至甘五千餘里，數數送往迎來，絡繹不絕。逐日在營，張筵演戲，賊匪幸其如是，惟恐成祿敗奔，另易他將，故縱之不復來攻，來亦佯敗而去。成祿不自知其可恥，乃反以為得計，安坐帳中，日事淫樂。成祿前在勝保軍營，事事效法，無勝保之膽略，而有勝保之昏淫。夫以勝保之功，一朝有罪，尚立置之重典；而以成祿之罪，九載無功，反倖免於嚴誅。有罪無功，可斬九。」
成祿駐軍高台多年，亦苦高台百姓多年。嗣以捐派逼迫，村民公懇緩免，「並聲言『俟大軍出關時，再行應付軍營裹帶』。成祿惡聞『出關』二字，適觸其怒」，誣合村士民為謀逆，發兵包圍，不分男女老幼，誅殺二百餘人。辦捐輸的紳士被指為首逆，他村寄居的生童，亦難倖免。「以簞食壺漿之眾，罹刀劍鋒鏑之加。當斯時也，值此際也，婦孺之號呼盡絕，老羸之血肉皆飛，天地為之震驚，鬼神為之飲泣，風雲變色，日月無光。渺渺天顏，無緣上訴；茫茫地獄，有恨難申。生受覆盆之冤，死加叛逆之號，悉怛謀之被戮塞上，酷未至斯：王溫舒之流血境中，慘不如是。誣枉良善，屠害生靈！可斬十。」
按：成祿事事效法勝保，洵非虛語。勝保以舉人考授順天府教授，不知如何轉為翰林。因有一印：「十五入泮宮、二十入詞林、三十為大將」。又有一印：「我戰則克」，則以字「克齋」之故。但勝保長技則在招撫，打仗不勝時多，所以有一外號叫「敗保」。勝保在軍中，不但豪侈，且多僭妄：食前方丈，一餚必同樣的兩份，常撤饌「賜文案某」，仿上方玉食之例。一次軍次同州，跟文案們說：「今天中午吃韭黃，絕妙，晚餐與諸位共嘗。」及至就座，並無韭黃，找廚子來問，則中午食余，已棄於臨潼。勝保大怒，立斬廚子。此成祿行事之所本。
至於吳可讀之上此疏，最主要的原因是，成祿在高台村，誣良為盜，「剿洗淨盡」，傷天害理，前所未見。而上疏之前，亦頗慎重，自敘經過如此：
臣於去年上半年，即聞其事。彼時臣尚未補御史，迨七月初補授今職，又以事體重大，未敢冒昧舉發。臣屢向來京之甘省紳宦、商民詢問故鄉之軍務，一及此事，輒皆錯愕顧而他言。自是臣現居言職，恐因臣言而受累。然始終總未有慨然言成祿於此案絕非妄殺，而該士民等實有謀逆情事之說。臣探訪再三，正欲具折上陳，適聞左宗棠查詢明切，已據實入告。其一切起釁根由，暨殘忍凶戾情狀，自必詳於折內。
成祿為滿洲人，雖以左宗棠劾奏於前，吳可讀嚴參於後，因宮中有奧援，所以雖逮交廷議，已定斬立決，而竟得改斬監候。陳寶琛題張佩綸所藏《圍爐話別圖》為送吳可讀謫歸所作，詩中注云：
廷議成祿罪名，疏稿已具，醇賢親王后至，袖一稿，以牽合天時，刺聽朝政，請譴言者。眾愕然。某君奮筆署奏，曰：「王爺大，中堂小，我從王爺。」遂以上。於通政凌辰、王理少家璧，疏爭不得。
「奮筆某君」為刑部尚書桑春榮；「中堂」則指左宗棠，其時正得協辦。桑春榮字仙根，號白齋，京師土著。在刑部尚書任內，以平反楊乃武一案知名，其實此案為翁同龢所一手主持，其間數度齟齬。桑春榮、賀壽慈之流，媕娿取容，宜其有「王爺大、中堂小」之語。
按：當成祿定罪之疏即上而未奉旨時，吳可讀得知其事，大憤，復上「請誅已革提督成祿」一疏，精闢異常：
自來戡定禍亂者，未有無誅而能有濟者也。是故青麟誅而後湖北之軍威振，勝保誅而後陝西之回務平，何桂清誅而後金陵之賊氛息。前事不遠，此即明效大驗也。
昨聞廷臣會奏審定成祿一案，既以例應斬決聲其罪，復以請改監候緩其死。在廷臣之意以為官犯有情實無緩決，成祿是大員，斟酌雙請，略示以朝廷寬厚，將來朝審時，皇上亦必予勾，不過遲半年十數月之期耳。
然此半年十數月中，或在監瘐斃，或因他故身亡，使窮凶極惡之輩，與尋常監候斬犯，同邀此法外之仁，獲保首領以死，國法之謂何？而姑息若是！
按：奏議中以模稜兩可之語，請旨定奪，謂之「雙請」，此為有意開脫成祿的一種手法。吳可讀首言成祿應死，次言依律當死。當死而不死於明正典刑，猶為無國法之姑息，則貸其一死，自更不可。下文乃有進一層的反面說法。
況成祿鬼蜮百端，將來生死用舍，事正有不可知者。臣愚以為等此一斬，與其寬以死期，使狡猾者得復施其伎倆，何若速加顯戮，使觀聽者咸共凜夫雷霆。竊今廷臣以雙請之故，欲令成祿幸邀恩命。臣欲有言，則恐無以厭議者之心；臣欲無言，則又恐無以塞言事之責。仰屋竊嘆，無所控告。每讀宋臣張詠劾丁謂奏語，輒不勝流連慨慕。想見古人忠君愛國、奮不顧身家之義，臣亦願效此愚忱，奏請皇上先斬成祿之頭，懸之藁街，以謝甘肅百姓。然後再斬臣頭，懸之成氏之門，以謝成祿。
據《花隨人聖庵摭憶》記：
柳堂疏上，穆宗大怒，謂吳可讀欺負我，大哭。醇王遂排眾議，罪柳堂……王家璧雖疏爭不得，而當時穆宗年幼暴怒，非要吳腦袋不可，原旨斬立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十三堂官皆畫諾，獨家璧不肯，柳堂因此改疏。
按：「穆宗大哭，謂吳可讀欺負我」，而細繹原疏，除出語太直以外，並無不敬之語。此則另涉一案，即其時正議修園工，慈禧母子方興致勃勃之際。吳可讀此疏上於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恰為游百川諫停園工，穆宗申飭不得復言之後一月。穆宗所謂「欺侮」，乃在「每讀宋臣張詠劾丁謂奏語」之三數語。
按：張詠為宋真宗朝名臣。《宋史》卷二百九十三本傳：
抗論言：「近年虛國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啟上侈心之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
又，張詠卒後，遺表上書：
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萬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
套用張詠遺表的句法，實暗寓諫停園工之意，不明言則跡近譏刺，所以穆宗謂「吳可讀欺負我」，意諧欺其不懂，而又如北方諺語所謂「罵人不帶髒字」。這都是穆宗的想法，少年初解文字，偶有所得，遂爾張皇撒嬌，乃醇王意在迎合，欲藉此以懾言官，並籠絡旗下兵將，竟排眾議，欲枉法置吳可讀於死地。則張詠之所謂「賊臣」，在此時實以醇王為首。「昆明湖換渤海」之語雖哀，度清朝列祖列宗，不能以其有此悔恨語而恕此不肖子孫！
至於「原旨斬立決，刑部」云云，所敘稍欠清晰。《清史稿·穆宗本紀》，同治十二年十一月：
壬申（十四），成祿論斬，吳可讀坐刺聽朝政降調。
可知，成祿定罪與吳可讀獲罪，為同日之事。此即陳寶琛詩注中所記「醇賢親王后至，袖一稿」云云。既雲「坐」，則必經審問。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三法司」。定製三法司會審，非「全堂畫諾」，不得定死罪，與歐美陪審制度相同。
六部九卿正副首長皆謂之「堂官」，刑部尚書、侍郎，滿漢六堂，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大理寺正卿、少卿，滿漢各四堂，三法司堂官總計十四。「十三堂官皆畫諾，獨家璧不肯」，吳可讀乃得不死。
王家璧字孝鳳，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二甲十八名進士，正色立朝，不阿流俗，以非翰林，竟不得大用，是很可惜的事。
至雲「改流」則所記亦有誤，所得處分為「降三級調用」，一時無官可補，因應左宗棠之聘，歸主蘭山書院。啟行有期，而穆宗上賓。彼時即欲有所奏諫，為「契友」勸阻而止。吳可讀致其子遺書云：
我家譜自前明始遷祖以來，三百載椒房之親，二百年耕讀之家，十八代忠厚之澤，七十歲清白之身。我少好遊蕩，作狎冶遊，然從無疑我大節之有虧者，故同鄉及兩書院及門諸子，至今猶願吾主講席。
我以先皇帝奉安有期，故昨年左爵相聘書兩來不就者，原以待今日也。
我自廿四歲鄉薦以後，即束修自愛，及入宮後，更不敢妄為。每覽史書內忠孝節義，輒不禁感嘆羨慕，對友朋言時事，合以古人情形時，或歌哭欲起舞，至不能已。故於先皇賓天時，即擬就一折，欲由都察院呈進。彼時已以此身置之度外，嗣因一契友見之，勸其不必以被罪之臣，又復冒昧，且擢中援引近時事情，未盡確實，故留以有待，今不及待矣！
據張佩綸說：此一「契友」聞是「粵中陳君」。今按：集中有「挽老友陳荔秋（蘭彬）之德配誥封李淑人」一長聯，交非泛泛，是則張佩綸所說的「粵中陳君」，必為陳蘭彬無疑。
吳可讀之補缺，在光緒元年。新君繼統，例有一番更新氣象，廢員起復，亦為其一。當時吏部開呈廢員名單，總計六百餘人，吳可讀首蒙超用，補吏部主事。其時已決定在穆宗奉安時死諫，故而辭左宗棠續聘主講蘭山書院之約。
穆宗奉安在光緒五年六月，故事：除特派王大臣及內廷行走人員以外，其他在京各衙門，按人數多寡，派出若干員隨扈行禮，亦可自請，例有車馬費可領。當吳可讀自請行禮時，同事多以為吳可讀窮，貪圖幾十兩銀子的車馬費而已。知者則以為吳可讀向來對大典禮不疏忽，如冬至南郊等，雖大風雪從來不避，所以上陵行禮，在他是必然之事，了無足異。
到了薊州住在一座三義廟內，山陵事畢，從容死諫。原來是預備自縊而死，以白綾書聯一副，文曰：「九重懿德雙慈聖，千古忠魂一惠陵」，用以結環。但三義廟破敗簡陋，梁木已壞，恐怕不堪承受他的體重，改了服毒自盡。後來他的兒子之桓割聯中「懿德」「忠魂」四字，連同吳可讀的照相及遺書八通，裝裱成冊，題者甚眾。
除對聯以外，並有絕命詩一首，題作「柳堂氏感遇感懷，賦此俚言七律一首」。詩云：
回頭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談愛與忠！抔土已成黃帝鼎，前星預祝紫微宮。相逢老輩聊聊甚，到處先生好好同。欲問孤臣戀恩所，五更風雨薊門東。
詩中預祝光緒生子，殊不知前星不耀，竟爾絕嗣！此則吳可讀地下亦必有餘憾了。
現在要談到吳可讀那篇有名的奏疏了。寫到這裡，想到一段題外之話，學生書店影印了一部《吳可讀文集》，廣告中謂「高陽說過，此文集應為監察委員所必讀」（大意如此），其實我並未說過這話。有天有位「監委」先生去買此部書，提出質問：「何以高陽說監察委員一定要讀此書？」學生書店的老闆告訴我，希望我介紹吳可讀的文集。我未責其魯莽，而他反要我替他做廣告，殊出事理之外。叨在老友，不便計較。
事後細想，古來言官，或則犯顏直諫，或則背人焚草，嘉言懿行，不一而足。但論言行一致，蓄志不改，以及草疏時唯求事理得當，歸於至善，而不雜半毫名心於其中者，則如吳可讀此疏，實所罕見。即論其文字委婉、說理精微，監委諸公亦當細讀。因不煩詞費，為之箋說。
按：吳可讀此疏，主旨即在防止帝系之轉入醇親王，立言甚難，因稍有不妥，即起兩宮猜疑醇王之心。親貴之間而有心病，廟堂之上將從此多事，這不是太負死諫的本意？所以此疏不知幾經鍛煉，字字妥帖，我相信諫草定必歷數年經營，方始定稿，是絕無僅有之事。就從這一點來說，監委諸公又豈可不一細讀？
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斬或囚。經王大臣會議，奏請傳臣質訊，乃蒙我先皇帝曲賜矜全，既免臣於以斬而死，復免臣於以囚而死，又復免臣於以傳訊而觸忌、觸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則今日罪臣未盡之餘年，皆我先皇帝數年前所賜也。
觀此可知吳可讀參成祿時，「請斬臣頭，以謝成祿」，亦非徒效張詠劾丁謂的句法，而實不惜招殺身之禍。如王大臣果然奉准傳吳質訊，吳可讀必有罔識忌諱，極其激烈的言辭，以致「觸忌、觸怒」而獲極嚴重如「大不敬」等罪名，甚至吳可讀自己憤激過度，折檻觸柱，亦在意中。
穆宗其實並不欣賞吳可讀，且欲死之而後快。但吳可讀竟以死為爭嗣，恩怨不侔。故陳寶琛題「話別圖」詩，有「寧期再出殉龍馭」之語。「寧期」二字的來歷如此。
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變，即日欽奉兩宮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之子，承繼文宗顯皇帝為子，入承大統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特諭。」
罪臣涕泣跪誦，反覆思維，以為兩宮皇太后一誤再誤，為文宗顯皇帝立子，不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為我大行皇帝立嗣，則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統，乃奉我兩宮皇太后之命，受之於文宗顯皇帝，非受之於我大行皇帝也。而將來大統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歸之承繼之子，即謂懿旨內，既有「承繼為嗣」一語，則大統之仍歸繼子，自不待言。罪臣竊以為未然。
吳可讀之意，當時不擇近支「溥」字輩為穆宗立子，繼承大統為一誤；既為文宗立子，入承大統為嗣皇帝，嗣皇帝生子，承繼大行皇帝為嗣，而竟不明言此大行皇帝嗣子即為將來大統所歸，又為一誤。「即謂懿旨內」云云，就目前而言，固然皆有此了解，嗣皇帝之子為穆宗繼嗣，亦即繼統。但時移勢變，未奉明文，終覺不妥。於是而有下文：
自古擁戴之際，為臣子所難言，我朝二百餘年，祖宗家法，子以傳子，骨肉之間，萬世應無間然。況醇親王公忠體國，中外翕然，稱為賢王。觀王當時一奏，令人忠義奮發之氣，勃然而生。言為心聲，豈容偽為？罪臣讀之至於歌哭不能已已！倘王聞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憐臣之愚，必不以臣言為開離間之端。
所謂「觀王當時一奏」，當時因諭令王公大臣會議，醇王原奏曾經發抄：
臣侍從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時值天下多故，嘗以整軍經武，期睹中興盛事，雖肝腦墜地，亦所甘心。何圖昊天不弔，龍馭上賓，臣前日瞻仰遺容，五內崩裂，已覺氣體難支，猶思力濟艱難，盡事聽命。忽蒙懿旨下降，擇定嗣皇帝，倉猝間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身戰心搖，如痴如夢，致觸犯舊有肝疾等病，委頓成廢。惟有哀懇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無遺，曲賜矜全，訐乞骸骨，為天地容一虛糜爵位之人，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鈍無才之子。使臣受餅檬於此日，正丘首於他年。則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鴻施於無既矣。
「倉猝間昏迷」，並非虛語，見於翁同龢日記。震動如此，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醇王本身的，一聽慈禧的宣布，突然發覺他成了「太上皇」，不知是禍是福，即所謂「罔知所措」。
另一個是為了愛子。溥儀自傳中有一段分析慈禧性格的話，相當深刻：
慈禧是個權勢欲非常強烈的人，絕不願丟開到手的任何權力。對她來說，所謂三綱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來適應自己，決不能讓它束縛自己。為了保持住自己的權威和尊嚴，什麼至親骨肉、外戚內臣，一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治帝後之死，可以說是慈禧面目的進一步暴露。我祖父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他決不會一聽說叫兒子去當皇帝就嚇得魂不附體。參加了那次御前會議的翁同龢在日記里寫過，當慈禧宣布立載湉為嗣的話一出口，我祖父立即「磕頭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話雖如此，子孫得以世世為帝皇，畢竟是無上的誘惑，所以擁立往往成為取富貴的捷徑。吳可讀所說「自古擁立推戴之際，為臣子所難言」，征諸史冊，確為實情。是故醇王此日雖傳「為天地容一虛糜爵位之人，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鈍無才之子」的警句，但又安知他日不受人蠱惑，受「太上皇」的尊號，為太廟中不祧之祖？所以吳可讀要以死爭「懿旨數行」。以下即談「為臣子所難言」的故實：
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兩宮皇太后授以寶位，將來千秋萬歲時，均能以我兩宮皇太后今日之心為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齊，即眾論之異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趙普之賢，猶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學士王直之為國家舊人，猶以黃 立景帝太子一疏，出於蠻夷而不出於我輩為愧。賢者如此，遑問不肖？舊人如此，奚責新進？名位已定者如此，況在未定。
趙普「背杜太后之事」，在《宋史紀事本末》中，有專章論述——卷十「金匱之盟」。杜太后疾革，遺命以國賴長君，特為定下將來大位遞嬗的順序。趙家五兄弟，長幼二人早亡，匡胤是老二。一傳老三光義；再傳老四光美；三傳匡胤之子德昭。謂趙普：「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趙普於榻前設誓，並記遺命，藏之金匱。趙普此時的身份「同記吾言」為遺囑的見證人，「不可違也」，則是遺囑的執行人。但最後是趙普出賣了杜太后及宋太祖趙匡胤。
這是宋太祖建隆元年二月間的話。同年七月，以光義為開封尹。五代至宋初，凡都汴梁者，皆以開封尹為儲貳之位，匡胤不違母命。十三年後的開寶六年，趙普為盧多遜排擠而罷相，出為河陽三鎮節度使，上表自訴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與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表，藏之金匱」。
唐宋明清在開國以後，皆有皇位遞嬗系統發生變化的情形，而以宋朝為最微妙。如趙普上表自訴，所謂「輕議皇弟」光義者何事？又何以要上表自訴？太祖對趙並無答覆，又為何要「手封其表，藏之金匱」？細細想去，都是疑問。王夫之《宋論》卷二，對此有所論列，差得真相，但猶欠精確。茲先引錄《宋論》：
普在河陽上表自訴（云云），然太祖得表手封而藏之宮中，夫所謂輕議者，議於太祖之前也。議與不議，太祖自知，普何庸表訴？苟無影跡，太祖抑可宣諸中外，奚必密緘以俟他日？然則欲蓋彌彰之心見矣。（一）
傳弟者非太祖之本志，受太后之命而不敢違耳。迨及暮年，太宗威望隆而羽翼成，太祖且患其逼，而知德昭之不保，普探志以獻謀，其事甚秘。（二）
盧多遜窺見以摘發之，太祖不忍於弟，以遵母志；弗獲已而出普於河陽，交相覆蔽，以消他日之釁隙。（三）
這段議論，我把它分成三小節，以便於分析。第一節最精彩，謂輕議者「議於太祖之前」，是仍遵杜太后的遺命，還是父業子繼，將來傳位於德昭。此事既為君臣二人，不傳六耳的密議，趙普又何必作此表白？若以為「外人」（指盧多遜）所傳，趙普會在太祖面前進讒，謂光義如何如何，以致影響了政局的安定，而進讒之說，本無其事，則太祖即應宣示趙普的「自訴」，平息流言，安定人心。不此之圖，而又手封密藏。可知原有「輕議」之事，而留此文件備異日之用。是何用處，見第三節。
第二節分析太祖兄弟間的矛盾，以及何以有「輕議」光義的原因，「其事甚秘」，則王夫之所論，亦為想當然耳。但根據當時情勢，此「想當然」實為必然之事。不過太祖未接納趙普的「獻謀」，亦不盡由於不敢違太后之命。其說詳下。
第三節中王夫之的看法，比較可議。謂太祖「不忍於弟，以遵母志，弗獲已而出普於河陽」，強調母子兄弟間的情感，並未搔著癢處。事實是，陳橋兵變，本出於光義一手策劃，以太祖仁厚得軍心，故以擁戴，其情事與武昌起義推黎元洪為都督，仿佛相似。張溥論「金匱之盟」，有一段話精警非凡：
太祖寵隆周寶，竊器孤雛，有子不享，或雲天道；然太宗虎視大物，不韙之名，推兄居之，除取納懷，並忘久假，哲人世濟，南渡始絕。獲天過厚，為塗典午，死不服也！
「復社二張」——張溥、張采知人論世，持論皆不免於苛。此論雜以感情，諸如「死不服也」之類，尤非史論正體。但論太宗（光義）「虎視大物」及篡奪「孤兒寡婦」的天下，「推兄居之」實為卓識。只是「推兄」居「不韙之名」，則又未必。
如果光義自忖能取天下，又何惜乎居功篡奪天下？無奈其勢不可：第一，威望不足；第二，此時光義官銜不過「供奉官都使」，如自取黃袍加身，則「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將何以處此非常之變？若謂公不顧私，則帝位未登，先有鬩牆之禍，倘或將順行事，莫非伏地向光義稱萬歲？凡此皆情勢至為不順之事。是故光義「虎視大物」必先「推兄居之」，以為過渡。
我在想，「金匱之盟」，言之成理。杜太后未必有此見識，極可能是光義自己所設計。宋太祖照他的設計實行，則在建隆五年七月，即杜太后崩後一個月，光義便已心照。因為以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開元尹，即是一個很顯明的信號。
但杜太后的遺命，由趙普做成記錄，藏之金匱，則為光義始料所不及，說得明白些，光義只知道杜太后臨終前有遺言，不知還有書面遺囑。
因此，在光義久任開封尹時，無異太子之在青宮，儲位早定。如果解除光義開封尹的職務，即無異於廢太子，是件動搖國本的事，此所以即令太祖有不遵遺命、傳位於子的意念，亦不敢輕發。
但事雖未行，形跡應已顯露。光義如果證實了太祖一度有背母而傳子的打算，當然會生嫌隙，則將來大權在握，可能會對德昭不利，因此必須設法彌補此一可能已存在的裂痕。
分析到這裡，讀者當可明了，趙普自河陽上表，是為他們君臣掩蓋曾作「輕議」的痕跡。表面看是趙普聲辯，根本不曾「輕議」皇弟，實際上是要表示太祖根本不曾與趙普有何「輕議」。
為了一清眉目，我將趙家兄弟篡周及「享國」的分配計劃與演變過程，條列並作必要的補充如下：
一，周，顯德六年十一月，趙光義主謀，發動「陳橋兵變」，趙普亦與謀，推戴趙匡胤為天子，為宋太祖。太祖仁厚簡率，不喜繁文縟節，居常飲酒自適。領袖慾、權力欲，皆遠淡於其弟光義。
二，由於形禁勢格，趙光義不得不推戴其兄，以為過渡。但父死子繼的宗法觀念，因以「主少國疑，國賴長君」，以柴氏失國的現實教訓為鑑，說動杜太后定下皇位嬗遞的順序，以兄終弟及的原則，使趙家三兄弟相繼為帝，最後再傳回太祖之子德昭。
三，杜太后崩後一月，以皇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開元尹（按：開封為東京；開元即洛陽為西京，與唐朝相反。唐朝建都長安，洛陽在東，故稱東都）。五代以來，以京尹為儲位，如郭威篡漢而為周，以養子柴榮為開封尹，繼位而為周世宗；以後太宗以壽王為太子，兼判開封府，皆其明證。所以太祖以光義為開封尹，即明示將傳位於弟。又，「開元」為「西京」，則其地位僅亞於東京開封。以光美為開元尹，等於宣示其為第二儲位。俟光義接位，則光美必由開元尹調開封尹。凡此安排，均顯示杜太后已有遺命，而太祖遵遺命行事。但光義並不知杜太后的遺命，已成書面的盟約，藏諸金匱。
四，太祖開寶六年，光義任開封尹已十二年，趙普獻議背棄金匱之盟。按：趙普的建議，如果見用，則必立太子。但以前既未立太子，且以光義為開封尹，明示儲位已定，較之清朝康熙以皇十四子胤禎為撫遠大將軍，用天子自將的正黃旗纛，以暗示繼承有人，尤為明確。但其時光義羽翼已成，一旦建立東宮，形同廢立，後果不測，所以太祖雖欲背盟傳子，其勢不可。
五，但「輕議皇弟」之事，已有風傳。盧多遜乘機排擠趙普，因而罷相，出鎮河陽，為對光義的一種安撫手段。
六，太祖猶恐有「輕議」之事，致光義猜疑，將來不利於德昭，所以務欲洗去此痕跡，能有力地證明他始終遵守「金匱之盟」。既然如此，光義自亦不能違母背盟，而皇位終得傳於德昭。因有趙普河陽所上一表，太祖手封藏諸金匱，乃是預先製造一個堅強的證據。同時，封光義為晉王，班在宰相之上，暗示將堅守遺命。
以上是開寶六年的情況。七年曹彬下江南，八年李後主「倉皇辭廟」，九年吳越王錢俶朝宋。是年十一月，太祖崩，有所謂「斧聲燭影」之疑，此實妄人誤會，因一「斧」字，以為晉王光義有弒兄之嫌。殊不知此斧名「柱斧」，以玉雕成斧形，長約尺許，為太祖隨手所攜，作指點之用，亦似議會主席所用木槌。當廷議時，有維持秩序的功效，豈能用以殺人？
光義即位，是為後之太宗，年號「太平興國」。《宋史紀事本末·金匱之盟》記載：
冬十月，帝有疾。壬午夜，大雪，帝召晉王光義，囑以後事。左右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俄而帝崩，時漏下四鼓矣。宋皇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甲寅，晉王光義即皇帝位，改名炅。號宋後為開寶皇后，遷之西宮。以弟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為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為山西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興元尹。廷美即光美也。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這一段記事非常清楚，趙家兄弟均照金匱之盟行事，以廷美為開封尹，取三兄弟之子女並稱「皇子、皇女」，含意尤為明顯，大宋的下一位皇帝是齊王廷美。而德昭繼廷美而「兼侍中」，以及具有「皇子」身份，亦暗示著若干年後可能繼廷美為帝。至於太祖臨終所囑，當是將杜太后的遺命複述一遍，顯然，他亦不曾明說有書面的金匱之盟。
至太平興國四年，骨肉之禍萌生，而先死者竟為德昭。《金匱之盟》記：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未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屍，大哭曰：「痴兒何至此邪？」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諡曰懿。
太宗征契丹，事在其年五月。時當平北漢之後，思量乘勝取幽薊，諸將多以為師疲餉匱，又值盛夏，不宜遠征，唯有一將相贊，太宗意決，自太原發兵。起初勢如破竹，眼看破燕在即，不道契丹遣名將耶律休哥救燕，高梁河一役，宋軍大敗，死者萬餘人，戰場上混亂不堪，契丹追太宗至涿州，太宗臀部中箭，幾於不免，後來終因箭創復發而崩。
至於「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其事離奇之至！既謂「有謀立德昭者」，可知其時為行軍途中，非接戰之際，否則環境不容許議此大事。而行軍紮營，御幄為中軍大帳，刁斗森嚴，警蹕重重，豈有不知御駕所在之理？細細想去，有一個可能的原因：太宗親征，載宮眷於後車，大概半夜微行，不知宿在哪個愛姬帳中，一時無處尋覓，又當新敗之後，以致大起恐慌。如果推測屬實，則軍中攜婦人不祥的說法，信而有徵了。
德昭之自刎，到底是一時憤激輕生，還是太祖舊人，藉機擁立，德昭懼禍自殺，已無可考。但德昭既死，其弟興元尹德芳於兩年後又卒，使得廷美失去承先啟後的關鍵地位，對他非常不利，是件很明顯的事。《金匱之盟》載：
時（太平興國六年春夏間）盧多遜專政，趙普奉朝請累年，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郁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為權俸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詔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九月，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帝疑以問普」，便有不信盧多遜之意，趙普至此始具道「金匱之盟」始末，是掌握了最適當的時機。否則，便有斧鑿之痕，反坐實了他當年「輕議」之事。即或太宗慮不及此，亦自有盧多遜會提醒他。此為高度的政治技巧，但關鍵在於能守得住，所以這種高度的政治技巧，非可言於輕冒躁進之徒。
凡為英主，都善於操縱矛盾。是以趙普的復起，即意味著盧多遜已失勢了。他的內心自然不安，趙普亦屢次暗示，上表引退，而盧多遜「貪圖權位，不能決」。於是趙普就不能不動手了。
盧多遜並非純臣，要捉他的短處多得很，但趙普「一石兩鳥」，偵得盧多遜曾遣人交通秦王。所遣之人名趙白，身份是所謂「堂吏」，堂者宰相的「都堂」，堂吏即在都堂管雜務的事務人員，但往往是宰相的心腹。所以這一狀一告，太宗大怒，先解除盧多遜宰相的職務，只留兵部尚書的本職，兩天以後下御史獄，接著逮捕趙白及秦王廷美的另外兩名侍從，派大員審問，據說盧多遜承認：
累遣趙白以中書機密事，密告廷美，且曰：「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告多遜云：「承旨言正合我意。」因遺之弓矢，多遜受之。
這段記載是有問題的。以盧多遜的智計，絕不可能說出「願宮車晏駕」的話，秦王亦絕不可能答以「正合我意」。因為照上述所記載的問答，語氣是本無皇位之分，妄存野心，尤其「願宮車晏駕」之語，意味著將謀弒太宗，使廷美接位，更是如夢囈般的空話。事實上儲位既定，只要安分供職，遲早會接皇位，何用輕舉妄動？所以盧多遜果真說過這話，也是誣服。
按：盧多遜之獄，命「翰林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雜治之」。所謂「雜治」，即非專就一事而鞫問，欽派的審判官，皆得就本身職權有關者，單獨提審。「雜治」一詞，常見於史籍，最早見於《史記》列傳五十八，《淮南衡山王傳》：
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衡山王）。
宗正管理皇室的親屬，大行（令）掌接待藩國。以淮南王劉賜的身份，與此兩官員必曾打過交道，此兩官亦必明了其過失，淮南王已難諉罪。乃「沛郡」亦參加「雜治」，則淮南王在藩封之地種種不法情事，地方官即有資格審問。相對地，淮南王為地方官所提審，自為削爵以後的庶民身份，既為庶民，不妨用刑。因此「王聞即自剄殺」，緣已知非死不可，且將受刑受辱，不如自殺為妙。
奉旨「雜治」盧多遜的，一共四人，其中最可注意的是扈蒙及滕中正。扈蒙為知制誥的翰林院學士，其人與《聊齋志異》中的嬰寧一樣，有「笑疾」，雖「御前不免」，為人亦很寬和。他早年與盧多遜同事，而盧多遜做過一件對不起他的事：開寶九年元旦，太祖御乾元殿受賀，十國降王，大多在朝班中。扈蒙作了一篇《聖功頌》，太祖頗為欣賞，因而招了盧多遜的忌，將他放去知江陵府。有此一段嫌隙，扈蒙自是以直報怨。
再有一個就是御史滕中正。此時他的官銜是「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侍御史的職掌有四：「推、彈、公廨、雜事」。推是推問，彈是彈劾，公廨謂稽查各衙門府務，雜事則是管御史台內部事務。「御史獄」正由滕中正主管，當然亦就是主要的「推問」官。《宋史》本傳謂其「性峻刻，連鞫大獄，時議以為深文」。則盧多遜在滕中正深文周內、步步逼緊的嚴鞫之下，不得已而誣服，亦是情理中事。
獄具，交廷議，太子太師王潦等七十四人會奏：「多遜及廷美顧望詛咒，大逆不道，宜行誅戮，以正典章。」所謂「詛咒」，即指「願宮車晏駕，早日事大王」一語而言。
奏上，盧多遜流崖州，家屬期親（喪服一年的親屬，如孫之於祖）徙邊遠之地。廷美原已罷開封尹，為西京留守，這年三月西行時，褒賜甚厚。此時「勒歸私第，其男女等復正名稱」，即不再稱皇子、皇女。廷美的官屬，除牽涉案中如趙白等處斬以外，復多貶斥，罪名是「輔導無狀」。
解決了盧多遜，接下來便輪到廷美了。《金匱之盟》載：
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妻楚國夫人張氏削國封。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流之春州，歲余卒。
按：房州在湖北鄖陽府。武則天奪唐中宗之位，封廬陵王，安置房州，則天晚年從狄仁傑的勸諫，密召廬陵王入京，復立為太子，乃得於武則天死後，二度為天子。依此一段史實來看，實不知將廷美安置房州，用意何在？這當然不是太宗自擬於得位不正的武則天，也不像是暗示廷美如唐中宗那樣，將來會恢復儲位。
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就只好說是偶然的巧合了。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肚子裡墨水有限，相傳有這麼一個笑話：宋太祖即位後，年號初為「建隆」，後改「乾德」，即出於趙普所擬。及至已經頒朔，天下咸知，有人上奏，說「乾德」的年號，以前有過，是犯重了。宋太祖叫人一查，果然，前蜀王衍的年號為乾德。
前蜀王建、王衍父子兩代，享國三十五年，乾德是亡國之君的年號。宋太祖大為惱怒，拿毛筆在趙普臉上抹了一道槓子，罵道：「你怎麼及得上盧多遜？」一說揭趙普之短者，就是盧多遜，為趙普與他結怨之始。照此看來，安置房州，或者即為趙普的決定，他根本就不知道唐朝廬陵王的故事，以致在地點上有此很不得當的選擇。
秦王廷美到了房州，憂悸成疾，下一年——雍熙元年正月，歿於房州。這是必然的結果，太宗應早預知，而不惜骨肉相殘者，由於趙普的一句話。《金匱之盟》載：
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所謂「太祖已誤」者，即不應傳位於弟。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以趙普胸中城府之深，竟也露了馬腳。以君臣關係而論，太祖之與趙普，遠比太宗之與趙普來得密切，今日既有「豈容再誤」之諫，則當日必有「輕議皇弟」之事。太宗恍然大悟，於是在廷美剛到房州時，就解除了趙普的相權，出為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侍中為宰相之職，太尉則武將最高的官職。趙普文武皆臻極品，但只是虛銜。《宋史》本傳記趙普二次出征時云：
帝作詩以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墜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臣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
趙普死後，太宗曾有手詔說：
普事先帝，與朕故舊，能斷大事；向與朕嘗有不足，眾所知也。
兩相參看，可知「金匱之盟」的真相，已為太宗識破，「作詩以餞」的詩，雖不知原文如何，但亦可以想像得之。
就情理上推測，太宗的詩中，定有很深刻的暗示，對於趙普當年的「輕議」以及投機取巧的用心及手法，完全了解。但顧念當年在太祖麾下同事的情分，不咎既往，儘管安心度其餘年。
這種情形，與乾隆賜詩於張英，仿佛相似。只惜張英亦少讀書，若能以趙普為鑑，見機而作，則聲名俱泰，何至於有後來的自取咎辱？
至於趙普，雖因機變而得保富貴，但「一誤再誤」之語，既負太后，亦負太祖，自不免內疚神明。《宋史》本傳：
淳化三年……七月卒，年七十一。卒之先一歲，普生日，上遣其子承宗齎器幣鞍馬就賜之。承宗復命未幾卒。次歲，普已罷中書令，故無生辰之賜，特遣普侄婿左正言直昭文館張秉賜之禮物。普聞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普疾篤。先是，普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上聞之震悼。
趙普的恤典甚厚，「贈尚書令，追封諡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備極哀榮。但身後其家屬中有一不近人情之事。《宋史》本傳又載：
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為尼。太宗再三諭之，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
趙普古稀而卒，及笄之女，自是庶出。元勛嬌女，家門正盛，何愁不得貴婿？豈意厭棄紅塵，天子亦不能奪其志，世間人事變幻不可測者，豈能復逾於此？則知二女必欲遁入空門，實在是為父懺悔之故。
趙普雖負太祖，但未負太宗。或者由於太宗英武，趙普不敢再耍什麼手腕，勉盡臣道。因此，吳可讀許以一「賢」字，謂「以宋初宰相趙普之賢，猶有首背杜太后之事」，則不賢者，又將如何？立論固當如此，但引前明景泰年間王直的故事，不知何以發生極大的錯誤，實在有點不可思議了。
吳可讀的原奏，已如前引：「以前明大學士王直之為國家舊人，猶以黃 請立景帝太子一疏，出於蠻夷而不出於我輩為愧。賢者如此，遑問不肖」云云。意思是儲位有關國本，凡此大事，不論建儲廢立，都是大臣的職責，不意「請立景帝太子一疏」竟出於西南土司，則是大臣失職，應引以為愧。但史籍記載卻恰相反。《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南宮復辟附易儲」云：
（景泰）三年五月甲戌，廢上皇長子皇太子見深為沂王，出就沂邸，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先是，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頓首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上意既定，恐文武大臣不從，乃分賜內閣諸學士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王文等，遂以為太子可易。
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 者，思明土知府 庶兄也， 老，子均襲知府。 欲奪之，與其子……夜馳入 家，支解 父子…… 仆訴 父子殺 父子狀…… 懼，乃謀為逃死計，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疏請易太子。上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集議，且令釋 罪，予官都督。
尚書胡濙……會廷議，王直、于謙相顧眙愕。久之，司禮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為不可，勿署名，無得首鼠持兩端。」群臣皆唯唯署議。於是禮部尚書胡濙等上言：「陛下膺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 奏是。」詔從之。王直得所賜金，叩案頓足曰：「此何等事？吾輩愧死矣！」
皇太子見深即後來的憲宗。按：見深生於正統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景帝謂「東宮七月初二生日」，是一種試探，司禮監金英假作不知，據實回奏，所以景帝默然，遲至景泰三年始下決心。廷議中「王直、于謙相顧眙愕」，而「王直得所賜金，叩案頓足曰：『此何等事，吾輩愧死矣！』」是由於自覺出賣了上皇（英宗）長子見深而內疚外慚，生由於易儲之請，出於蠻夷，自問失職而內愧。《明史》本傳中，敘得更清楚：
帝欲易太子未發，會思明土知府黃 以為請，帝喜下禮部議。胡濙唯唯，文武諸臣議者九十一人當署名，直有難色，陳循濡筆強之，乃署，竟易皇太子。直進兼太子太師，賜金幣加等。頓足嘆曰：「此何等大事，乃為一蠻酋所壞，吾輩愧死矣！」景帝疾亟，直、濙等會諸大臣台諫，請復位沂王為皇太子，推大學士商輅草疏。未上而石亨、徐有貞等奪門，迎上皇復位。
按：王直不肯做秦檜，當時主迎英宗回國最力。當時唯恐景帝學宋高宗，領銜上疏。末云：
陛下天位已定，太上皇還，不復蒞天下事，陛下第崇奉之，則天倫厚，而天眷益隆，誠古今盛事也。
王直與諸臣的意思是，讓景帝做皇帝做到及身而止，將來大位復歸「皇太子見深」，乃是順理成章的事，所以忠誠如金英也者，故作不解，讓景帝始終開不出易儲的口。誰知「如此大事，乃為一蠻酋所壞」，此所以應該「愧死」。只看署名時，王直有難色，強而後可；景帝病危時，王直領頭請復立沂王為皇太子，可知是反對易儲的。吳可讀征此典竟適得其反。其故何在，亦就不能亦不必去研究了。
總之，「賢者如此，遑問不肖？舊人如此，奚責新進？名位已定者如此，況在未定？」目前既不為穆宗立嗣，將來欲求皇位仍歸於穆宗的嗣子，在太廟中仍處於承先啟後，血食不絕的地位，是件非常渺茫的事。因此，吳可讀以為：
不得已於一誤再誤中，而求一歸於不誤之策，惟仰祈我兩宮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雖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均不得以異言進，正名定分，預絕紛紜。如此則猶是本朝祖宗以來，子以傳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兩宮太后未有孫而有孫。異日繩繩揖揖，相引於萬代者，皆我兩宮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謂一誤再誤，而終歸於不誤者，此也。
按：這一建議中，最要緊的話是「子以傳子之家法」一語，用意在徹底防止醇王將來以皇帝本生父的身份，嗾使德宗歸宗，同時亦含有保護兩宮皇太后的深意在內。當然，慈禧在日，能徹底控制醇王，不需要任何人保護，是另一回事。但就理論上說，遠引明孝宗的張皇后，近看穆宗的嘉順皇后，其遭遇之慘，足資警惕，確是需要有成憲來保護的。
明武宗暴崩無子，太后張氏與楊廷和定策迎外藩入繼大統，純依宗法，不存私心：「以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與獻王長子厚熜……倫序當立。」因即日遣官迎取來京，是即世宗。
世宗時方十五歲，但處事之老練，罕與其匹。《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大禮議」記：
（四月）丁卯，禮部員外郎楊應魁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翌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皆俞允，擇日即位，大學士楊廷和命儀部郎中余才所擬也。
壬寅，車駕至良鄉，帝覽禮部狀，謂長吏袁宗皋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此狀云何？」
癸卯，至京師，止城外，廷和因請如禮部所具狀，帝不許。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位，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凡正德間冒濫軍功、將校夤緣、監織、榷稅諸幣政盡行釐革，赦死，雜犯以下未減有差。
丙午，遣官往迎帝母與獻妃。
戊申，命禮官集議崇祀興獻王典禮。
按：「三上箋勸進」，非禪代，即篡位，非正常帝位嬗遞之道。楊廷和既以為世宗倫序當之，何又「三上箋勸進」？在世宗看，已奉遺詔嗣位，則又何煩勸進？而遺詔又有「倫序當立」之語，則天生該他當皇帝，任何人不得居功，他亦不必見任何人的情。因此，張後亦不在他眼中了。此後議禮，張璁駁朝議「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本生父母興獻王及妃為皇叔、皇叔母」一疏，提出三點論據：
一，漢哀、宋英皆預立為皇嗣，養於宮中，明為人後。而迎立「今上」時，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未嘗明言為孝宗之後，情形不同。
二，如本生母稱皇叔母，則迎母來京，當以君臣禮見，子無臣母之儀。
三，長子不得為人後，且興獻王為獨子，嗣孝宗則自絕其親。
這都是駁不倒的議論，而毛病出在楊廷和處如此大事，不能從各個角度去一一考察，預設可能會有的紛爭。張後當時的處境，與後來慈禧相同。以我的看法，當時斟酌親賢，為武宗立嗣，盡心教導，使成明君為上策；迎取興獻王子繼統，明定為孝宗嗣子，張後仍能保持太后的身份為中策；而貿然以「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對孝宗、張後，乃至武宗，均無交代，根本不成其為「策」。
慈禧在穆宗崩後，由於私心，打算二度垂簾，所以既不願當太皇太后，亦不願立長君，而是擇數歲的載湉嗣為文宗之子，此為我上面所說的中策。此策是否有隱憂呢？有的。
按：明世宗及清德宗入承大統，關於尊隆所生的問題，皆引「濮議」為言。「濮」者宋英宗的本生父，江寧節度使宗室允讓，於仁宗寶祐四年卒後，追封濮王。英宗於四歲時，抱入宮中，由皇后撫養。至二十八歲始立為皇子，翌年繼位。尊隆所生，而有所謂「濮議」。結果仍只稱王，非如明世宗尊興獻王之為「皇帝」。光緒繼統，醇王的身份略同於濮王，不同的是，濮王在英宗接位前即已下世，而醇王不但健在，且值英年，自然是有隱憂的。
說得明白些，「濮議」只不過議禮節，醇王的身份如果不明確規定，將會發生「太上皇」的問題。因為光緒雖嗣為文宗之後，本生父醇王變成叔父，但兩宮太后駕崩以後，光緒引「大禮議」尊親，固為一大反覆。而將來以一子嗣穆宗，另以一子繼位，則此嗣皇帝尊隆所生，溯及醇王，對文宗及慈禧的尊稱都會改變。因此，吳可讀建議「兩宮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將大統與穆宗嗣子合而為一，則在光緒，上則醇王，下則諸子，皆為旁支。帝系自文宗以下，仍舊保持「子以傳子」的家法，在宗廟中才能保持始終如一的地位。此即所謂「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兩宮皇太后未有孫而有孫」，而異日相引萬代，「皆我兩宮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語重心長，但不經解釋，不知吳可讀謀慮周至，確為清朝的社稷之臣。
當然，主旨是在預杜醇王生異心。事實上，醇王亦確是不甘寂寞的，觀其後來的作為，可以想見。至於慈禧，對吳可讀的深意，當然徹底了解，所以對醇王的防範，非常周密。在醇王生前幾次相試，死後亦仍留意種種不尋常的跡象，唯恐醇王會為興獻王第二。
生前相試之事，至少有兩次。一次是特賜醇王坐杏黃轎，醇王亦憂讒畏譏，始終小心，從未坐過一次。
醇王歿於光緒十六年，諡賢，飾終之典，以乾隆御製「濮議辨」為法，定稱號為「皇帝本生考」，建廟稱「醇賢親王廟」，正殿七楹，祀儀視天子禮。葬西山，與皇貴妃、皇太子墳墓同稱為「園寢」。《十朝詩乘》記一事云：
醇賢親王園寢，有銀杏樹甚古，或雲有龍氣，遂為慈聖所伐。葉伯高記詩云：「五陵王氣古來鍾，松柏交枝欲化龍。鬱郁佳城天子拜，丸丸寢廟大夫封。藩垣迫處無滋蔓，堂密相驚有美樅。莫問葛藟先縱斧，有如此樹翦強宗。」
王小航《方家園雜詠》有云：「甘棠餘蔭猶知愛，柳下遺丘尚禁樵，濮國賢王天子父，南山莫保一株橋。」自注謂：「有英年者，以少府兼步軍總兵，習堪輿，嘗為慈聖選定萬年吉地，即今定東陵也。忽乘間言於太后，謂醇賢王園寢古銀杏樹，高十餘丈，蔭數畝，形如翠蓋。按地理，非帝陵不能當。況俗名白果，以白加王上，是『皇』字也！當伐。」
太后即命英伐之，誡勿告上。內府密陳於帝，帝堅持不可。諸臣復詣太后勸阻，太后亦堅持。一日帝退朝，聞內侍言：「太后黎明率內府諸臣往伐樹矣！」上亟命駕出，經紅山口，伏輿中大哭。蓋往時幢幢如蓋者，至此即睹之，今不存矣。抵園寢，太后已去，樹身倒臥，數百人方斫其根，周遭十餘丈掘為池，以石灰沃水遍灌之，慮滋櫱也。上無語，繞行數周，頓足拭淚而返。
此丙申年事，後數年拳亂作，英年以袒拳伏誅。小航嘗過園寢，聞村人言，其樹七人合抱不交，掘根時出大小蛇千百。或謂拳匪即蛇之附身報復，則齊東野語也。
此即唯恐醇王后人接承大統。按：丙申為光緒廿二年，這年春天，慈禧殺太監聞德興，逐文廷式，母子感情，已成水火。慈禧忖度如崩在帝先，則無子的德宗，可再援兄終弟及之例，傳位於胞弟，亦可選胞侄輩為嗣繼統，而另為穆宗立嗣。兩者有一於此，帝系即轉入醇王一支，對慈禧本身的尊號祀典，及其世居京城東北隅方家園的娘家，皆將不利。因而迷信英年之說，有此非常的舉動。
吳可讀為穆宗爭立嗣，蓄意已久。原疏中自敘云：
彼時罪臣即以此意擬成一折，呈由都察院轉遞。繼思罪臣業經降調，不得越職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大臣、重臣、親臣，則為深謀遠慮；出之小臣、疏臣、遠臣，則為輕議妄言。又思在廷諸臣，忠直最著者，未必即以此事為可緩，言亦無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
洎罪臣以查辦廢員內，蒙恩出引見，奉旨以主事特用，仍複選授吏部，邇來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環顧在廷諸臣，仍未有念及於此者。今逢我大行皇帝，永遠奉安山陵，恐遂漸久漸忘，則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則迫不及待矣。
仰鼎湖之仙駕，瞻戀九重；望弓箭於橋山，魂依尺帛。謹以我先皇帝所賜餘年，為我先皇帝上乞懿旨數行，於我兩宮皇太后之前。
但何以不惜死諫，又何以必須死諫？這是意中不能無疑於慈禧之故。以常理來說，穆宗為慈禧所出，母子骨肉之情，非比尋常，如痛愛子之早夭，對於穆宗的後事，自必顧慮周詳，妥帖安排，庶幾可慰泉下。而事實上不然，當穆宗初崩，慈禧不為其立嗣，而以光緒入嗣文宗，並承大統，固由私心，得仍以太后的身份垂簾。但既遂所願，即應為穆宗著想，而歷時多年，始終未有明文。
其間慈禧、穆宗、嘉順皇后，宮闈事秘的母子婆媳之間矛盾衝突，逐漸為外廷所知。傳說議論，始終不絕，以致吳可讀有一想法：慈禧是有慊於子媳，對將來大統之必歸於穆宗的嗣子，有意不作明確的宣布，是隱然含著報復之意的。如果慈禧的存心真是如此，則泛泛一疏，未必能回慈聽，故而必須以死力爭。
以我的看法，慈禧當穆宗初崩，不為立嗣，除了不願當太皇太后以外，多少亦含有虐待嘉順皇后，不使有子之意。凡后妃當居孀時皆母以子貴，後來隆裕的處境，最能說明這一點。光緒初崩時，慈禧的處置，為高度政治技巧的運用，與嘉順皇后當年的遭遇，成一極其無情的對比。
對吳可讀形成諷刺的，或者也是吳可讀死而有知最傷心的是，光緒竟亦絕嗣，他所顧慮的「將來大統之承」，未必歸於穆宗「承繼之子」的問題，根本沒有發生的可能。但吳可讀一疏，仍有其深遠的影響，此可分兩個問題來談。
第一個是「大阿哥」的問題。光緒未老先衰，由於先天不足，神經過敏，從小畏聞雷聲。而自幼至長，長期在慈禧嚴厲控制之下，神經極度衰弱，稍一受驚，就會遺泄，所以他之不能得子，是早就有了明顯的徵象的。但臣下從無人言及，應該像仁宗那樣，選宗子中資質優秀者，育於宮中，以備儲位。這因為清朝自康熙晚年，即無形廢除立儲之制，至雍正朝，更見諸明文，臣下不敢言其事；再則外廷不知光緒有此衰象，總以為春秋正當，不患無嗣，不忍言其事。
及至戊戌政變後，以載漪之子溥儁育於宮中，為稱「大阿哥」，仿佛建儲，而實為廢立之計。當時除載漪一黨及徐桐、崇綺以外，連慈禧的心腹榮祿都不贊成。士大夫更無有以此舉為然者，終於因劉坤一那兩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的警句，保全了光緒。而輿論之反對此舉，一方面固然是同情光緒；另一方面亦由於吳可讀死諫之疏中，強調「子以傳子」的「家法」，對於不明不白的溥儁繼位，將來載漪以「太上皇帝」的身份出現，後患無窮，有所警惕之故。
第二個是溥儀的兼祧問題。光緒三十四年秋天，慈禧痢疾，久而不愈，老年人有此徵象，皆知不吉，而光緒則為慢性疾病，一時無可死之理。我研究過所有當時名醫為光緒「請脈」的記載，確信他是被毒死的，但下手的絕非李蓮英。
皇帝崩後，大臣應瞻視遺容。但被鴆必有毒瘢，豈可落入大臣眼中？尤其慈禧本人朝不保暮，而近支親貴中如肅王善耆等，久有保護光緒之計，所以光緒非命而死，如果處置不善，可以引起極其嚴重的後果。這時就顯得慈禧老謀深算、手段厲害了！她的辦法是，命隆裕守護在瀛台。有皇后在，大臣豈可迫近注視？加以殿廷深遠，光線不足，遙遙觀望，能看得出什麼來？事實上據說光緒崩後，臉是黑的，不知是何毒物，會產生這種現象。
那麼，隆裕以夫婦之情，膺此難堪之任，所得到的「獎品」是什麼呢？是讓溥儀兼祧德宗。
按：兩宮先後升遐，漢大臣中身經其事者，為大軍機張之洞、鹿傳霖、袁世凱。唯張之洞年譜有記載。張譜有兩本，一為許同莘編，一為胡鈞重編，兩本記此事相同：
（十月）十九日上諭：奉皇太后懿旨，授醇親王載灃為攝政王，命王子溥儀在宮內教養。二十一日酉刻，宮車晏駕，皇太后命攝政王監國，以王子入承大統，承繼穆宗毅皇帝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二十一日，嗣皇帝尊祖母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兼祧母后為皇太后。太皇太后諭：嗣後軍國政事，均由攝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須請皇太后懿旨者，由攝政王面請施行。是日未刻，太皇太后崩，距景廟上賓僅一日，人情疑懼，只以倉卒之間，措施悉當，旋即帖然。
此數日中，公入宮議事，無間晝夜。受遺定策，其詳不得聞，第聞景廟崩後，軍機大臣入臨，皇后自內出，卒然問曰：「嗣皇帝所嗣者何人也？」諸臣未及答，公對曰：「承嗣穆宗毅皇帝，兼祧大行皇帝。」又問曰：「何以處我？」曰：「尊為皇太后。」曰：「既如是，我心慰矣！」遂哭而入。
由此可知，慈禧咽氣時，隆裕並不在病榻之前。歷史上恐曾無太后病危，皇后不在寢宮照料之理。隆裕與光緒在末年彼此望影而避，而光緒崩後，隆裕忽而守靈不去，況又當慈禧危在旦夕之際，此為情理上極不適之事，其故何在，豈不可思？
至於溥儀入宮，慈禧當然記得吳可讀的死諫，故為穆宗立嗣。此時隆裕的身份不明。如果溥儀不是兼祧，隆裕的處境，便有如明世宗朝的張太后，溥儀將稱之為「皇叔母」。慈禧手握決定隆裕未來的絕對權柄，驅遣隆裕去掩護毒殺她丈夫的形跡。慈禧玩弄權術的手法，真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至於慈禧的末命，以溥儀兼祧，並尊隆裕為太后，對於隆裕的關係之重要，只看溥儀自傳中，記「母子之間」的情形便可明了：
我入宮過繼給同治和光緒為子，同治和光緒的妻子都成了我的母親。我繼承同治兼祧光緒，按說正統是在同治這邊，但是光緒的皇后——隆裕太后不管這一套。她使用太后權威，把敢於和她爭論這個問題的同治的瑜、珣、晉三妃，打入了冷宮，根本不把她們算做我的母親之數。
光緒的瑾妃也得不到庶母的待遇。遇到一家人同桌吃飯的時候，隆裕和我都坐著，她卻要站著。直到隆裕去世那天，同治的三個妃和瑾妃聯合起來找王公們說理，這才給她們明確了太妃的身份。從那天起，我才管她們一律叫「皇額娘」。
以上是吳可讀死諫之疏內容中主要部分的分析，以下敘個人拳拳忠愛之忱，以及深恐由於他的非常舉動，使吏部堂官受累，特別加以解釋。吳可讀在薊州三義廟飲藥以後的情形，知者亦多，皆不必贅述。以下談死諫之疏上達後的反應。
按：吳可讀復起於廢籍，為吏部主事。各部司員無封奏之權，有所陳述以達宸聽，例由堂官代奏。吏部出奏後，朝野震動，兩宮太后因吳可讀「以死建言，孤忠可憫」，除優恤外，將原折交「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會同妥議具奏」。此即所謂「廷議」，而會議地點，實際在內閣。廷議的規模，有大有小，像這一次在規模上是第一級，非有關國家大計，而須博咨周訪者，不舉行此種規模的廷議。以前曾有讀者來函，囑對清朝廷議參與人員作一解釋，現在藉此機會作一答覆：
一、王大臣——顧名思義，為親王、郡王而兼大臣銜稱者，始得謂之「王大臣」。如僅為親王、郡王，即無資格。事實上，親郡王必有大臣銜稱，因為「大臣」的名目極多，最重要、地位亦最高的是御前大臣，此外有後扈大臣、專操大臣等等，最普通的是散秩大臣。
二、大學士——內閣大學士、協辦大學士。清朝中葉以後，定製大學士四員、協辦大學士兩員。各衙門堂官大致皆有滿漢兩缺，唯獨大學士專殿閣，一銜只一缺，不分滿漢。如文華殿大學士，非滿即漢，非漢即滿，同時不會有兩個文華殿大學士。
三、六部——指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堂官，每部滿漢兩尚書、四侍郎共六員，合稱「六堂」。又理藩院亦歸入六部。
四、九卿——明朝以六部加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為九卿；清朝則以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鴻臚寺、太僕寺、通政司、宗人府、鑾儀衛為九卿，此為「大九卿」。又有「小九卿」，則欽天監、太醫院堂官之類，但「小九卿」之稱，並不為朝廷承認，不贅。
五、翰、詹、科、道——此為清貴之職，翰者翰林院，詹者詹事府，科為六科給事，道為各道監察御史。
凡廷議，中堅分子必為翰詹科道。這一次議吳可讀原疏，亦無例外。上諭謂：「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此次吳可讀所奏，前降旨時，即是此意。」所謂「即是此意」，究竟是何含義？這含混籠統的四個字，即成為廷議的重點。
按：「前降旨時，即是此意」八字，接於「此次吳可讀所奏」之下，意思很明白，謂穆宗初崩，所頒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嗣，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即是吳可讀所奏「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之意。命王大臣等「妥議具奏」，無非將「即是此意」，訂成具體可行的辦法。但復奏的結論，竟是以吳可讀所奏「毋庸置疑」。其理由是，吳可讀所請預定大統之歸，有類乎建儲，而建儲為本朝家法所不許。而將來如何繼統，早包含於前降懿旨之中，何待臣下奏請？至於「神器所歸」，嗣皇帝在將來「必能斟酌盡善，守列聖之成憲，奉天下以無私」。
對於內閣集議的結果，由「妥議」一變而為「毋庸置議」，不滿者甚多。廷議不合，例許單銜或聯銜陳奏。於是先有毓慶宮行走的「師傅」徐桐、翁同龢，及南書房翰林潘祖蔭合疏，繼有聲名極盛的清流寶廷、黃體芳、李瑞棻，以及一定少不了的張之洞，紛紛建言。
對問題了解得最透徹的是寶廷。他在附片中說：
廷議謂穆宗毅皇帝繼統之議，已早賅於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將來神器所歸，皇上自能斟酌盡善，固也。然懿旨意深詞簡，意存言外，苟泥於其詞，難免害意，不及此時引申明晰，異日皇上生有皇子，將即承繼穆宗為嗣乎？抑不即承繼乎？不即承繼，則以違懿旨；若即承繼，又嫌跡近建儲。就令僅言繼嗣，不標繼統之名，而天下臣民，亦隱然以儲貳視之，是不建之建也。
而此皇子賢也，固宗社之福；如其不賢，將來仍傳繼統乎？抑舍而別傳乎？別傳之皇子，仍繼穆宗為嗣乎？抑不繼乎？就命仍繼穆宗，是亦不廢立之廢立也，豈太平盛事乎？至此時即欲皇上斟酌盡善，不亦難乎？
廷議之意，或以皇上親政，皇子應尚未生，不難預酌一盡善之規。然國君十五而生子，設皇子誕育，如在撤簾之前，又何以處之乎？與其留此兩難之局，以待皇上，何如及今斟酌盡善乎？
寶廷分析問題，相當深入。但不述於原奏，而用「附片」，則有深意在內。因為原奏預為成年後的光緒設教，有保存的價值，而附片則談一時之事，可以抽出另作處置。章奏之法，固應如此。
至於寶廷的原奏，在起草時，就已想到將來讓嗣皇帝親自閱看，有所感動，所以又是一種立言之體。頌聖是必然的，而最精彩的一段議論是引乾隆《御批通鑑輯覽》，說宋太宗背杜太后、明景帝廢太子見深，是因為先有私天下之心，所以佞臣才進邪說。最後的結論是：
我朝聖聖相承，迥邁前代，縱有趙普黃 之輩，皇上仰遵祖宗遺訓，遠鑒宋明，不惟其言不能入，且必重加之罪，況兩宮懿旨，懸之於上，孤臣遺疏，存之於下，傳之九州，載之國史，皇上若竟信佞臣諂媚之語，違背慈訓，棄置忠言，何以對天下後世。背義自私之事，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聖人為之乎？此固可讀之忠心，而實過慮也。
此次廷臣議上，皇太后降旨時，但請將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之意，詳為引申，俾天下臣民，永無疑義。我皇上孝悌仁讓，必能以皇太后之心為心，無須諄諄申命，並請將前後懿旨，與廣安吳可讀及此次興議諸臣奏議，存之毓慶官，俟皇上親政日，由毓慶宮諸臣，會同軍機大臣，恭呈御覽，自必明降朱諭，宣示中外，將來傳統之皇子，承繼穆宗毅皇帝為嗣，俾天下後世，咸知我朝家法，遠越宋明，皇太后至慈，皇上至孝至悌至仁至讓，且以見穆宗至聖至明，托得人也，豈不懿歟？
寶廷提到的廣安，是首先談到繼統問題的，穆宗崩時官內閣學士，於光緒元年正月上疏，主張頒立鐵券，以期確定皇位必傳於穆宗之嗣，結果是「傳旨申飭」。
張之洞一疏，可想而知的，必是旁徵博引，惟恐言不盡意。論吳可讀的原奏，有「不必慮者三」「未及慮者三」「不足辨者三」，洋洋灑灑，兩千餘言，但傳誦人口的，只是哀穆宗無出，充滿了感情的一小段話：
惠陵永閉，帝後同歸，既無委裘遺腹之男，復無慰情勝無之女，傷心千古，夫復何言？
其實，諸疏中言簡意賅，最中肯的，還是翁同龢起草，邀徐桐、潘祖蔭聯名合上的一疏：
誠宜申明列聖不建儲之彝訓，將來皇嗣繁昌，默定大計，以祖宗之法為法，即以祖宗之心為心。總之，紹膺大寶之元良，即為承繼穆宗毅皇帝之聖子，揆諸前諭則合，准諸家法則符。
「總之」以下二語，亦如鑄鐵券，萬不可移。後來結束此重公案的一道懿旨，大致即采其意：首先申明，因本朝不建儲，所以「未將繼統一節宣示」，吳可讀所請頒定大統之歸，與本朝家法不合。接下來說：
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將來誕生皇子，自能慎選元良，纘承統緒，其繼大統者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憲，示天下以無私，皇帝亦必能善體此意也。所有吳可讀原奏，及王大臣等會議折，徐桐、翁同龢、潘祖蔭聯銜折，寶廷、張之洞合一折，並閏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諭旨，均著另錄一份，存毓慶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