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台故事 · 沈淮·游百川·德泰·陳彝
附記 恭親王 醇親王 王慶祺
在同光之交，柏台故事中有兩大事件，皆與宮廷有關，一為修園庭，一為爭立嗣。
當同治七年，洪楊、「捻匪」先後平定，穆宗亦將親政。慈禧太后自覺辛苦數年，金甌無缺，對愛新覺羅皇朝來說，是一大功臣，應該享享清福了。內務府窺承意旨，乃有修圓明園之議。想不到的是，此議發端於御史。其人叫德泰，正黃旗滿洲人，由刑部員外，補授山東道御史。聽了內務府一個庫守貴祥，貿然上奏，按畝收捐，修復園庭。大亂甫平，正當與民休息之時，而竟有此荒謬的建議。恭王大怒，集王大臣議，亦無不以為應該痛斥。於是而有八月初一的上諭：
前日據御史德泰奏請修理園庭，以復舊制，並稱內務府貴祥有擬就章程五條，既不動用庫款，又可代濟民生，條理得宜，安置有法度等語。當諭軍機大臣將德泰代遞貴祥所擬章程呈覽，詳加披閱，荒謬離奇，實出情理之外。當此軍務未平，民生困苦流離，朝廷方欲加意撫恤，以副視民如傷之際，乃該庫守則請於京外各地，按戶按畝按村，鱗次收捐，如此擾害閭閻，尚復成何政體？前明加餉派餉，以致民怨沸騰，國事不可復問。我列祖列宗屢次引為殷鑑，中外大小臣工，詎不深知。況御史為言事之官，其於國計民生有礙者，正當力陳其弊，藉資補救，不意德泰所陳，欲違列聖之遺訓，反欲朝廷剝削小民，動搖邦本，至以貴祥所擬章程為可取。且雲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喪心病狂，莫此為甚。德泰著即革職，庫守貴祥以微末之員，輒敢妄有條陳，希圖漁利，著即革去庫守，發往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以為莠言亂政者戒。
德泰為清議所譏，亦不見容於同列，上吊自殺。但民間輿論，自然歡迎這一道上諭。翁同龢其時正請假回籍葬親，途次日記：
御史有據內務府微員之請，疏乞修復淀園者。集王大臣議，議上，諭旨切責妄言之罪，御史落職，內務府官發黑龍江為奴。德音渙然，中外相賀。
到了同治十二年春天，此議又起，主其事者，是內務府堂郎中文錫。其時「親政」「大婚」兩大典相繼告成，下一年又是慈禧四十萬壽，便拿奉太后頤養天年為名，著手籌備。經過半年的籌備，到了九月下旬，慈禧太后萬壽將近時，穆宗下了一道朱諭：
朕念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十一年來，朝乾夕惕，備極勤勞，勵精以綜萬機，虛懷以納輿論，聖德聰明，光被四表，遂致海宇昇平之盛世。自本年正月二十六日，朕親理朝政以來，無日不以感戴慈恩為念。朕嘗觀養心殿書籍之中，有世宗憲皇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集一部，因念及圓明園本為列祖列宗臨幸駐蹕聽政之地。自御極以來，未奉兩宮皇太后在園居住，於心實有未安，日以復回舊制為念。但現當庫款支絀之時，若遽照舊修理，動用部儲之款，誠恐不敷。朕再三思維，惟有將安佑宮供奉列聖聖容之所，及兩宮皇太后所居之殿，並朕駐蹕聽政之處，擇要興修，其餘游觀之所，概不復修。即著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員量力報考捐修，若總管內務府大臣於收捐後，隨時請獎。並著該大臣等核實辦理，庶可上娛兩宮皇太后之聖心，下可盡朕之微忱也。特諭。
於是陝西道御史沈淮，上疏諫阻，穆宗震怒，特地召見。陳康祺《郎潛紀聞》記其事云：
當園神工議興，中外錯愕，台諫中惟沈桐甫侍御淮，首上書力爭。上震怒，立召見，諭以大孝養志之義，沈素訥訥，青蒲獨對，懾於天威，但連稱興作非時，恐累聖德而已。
沈退朝過予，予曰：上聖明，丈宜補草一疏，剴切和平，必回天聽，大略謂天子以天下養，凡可以博親歡者，何敢顧惜帑項。然淀園之毀，非由天災。今時事艱難，仇人在國，即庫藏充溢，亦不當遽議興修。皇上之意原為兩宮頤養起見，但臣恐園工落成，兩太后入居其中，反覺愀然不樂，顧皇上自強不息，時時以繼志述事為念，則所以仰慰文宗及兩宮皇太后者，於孝道尤為光大云云。如此立言，上必感悟。沈丈深韙予言，擬次日削稿，又次日封上。
事實上沈淮未再上疏，另一福建道御史游百川起而響應。沈淮字東川，浙江寧波人。游百川則是山東濱州人，字彙東，他是翰林出身，奏摺寫得很婉轉，但仍舊惹得穆宗大為光火。上諭多負氣之語，大為失態。
由於游百川革職，而上諭似乎不可理喻，台諫認為犯顏直諫，除了招禍以外，而且情勢會越說越僵，於公於私，都無好處，因而相率不言。
至於中外大臣、翰林講官，倒不斷有奏諫，只是穆宗之後有慈禧太后在，所以奏摺類皆留中不發。而自同治十二年秋天至第二年夏天，穆宗復有借視察園工而微服冶遊的情形，因而爆發了同治十三年七月十六日的大風波。由恭王領銜，列名者御前大臣惇王、醇王、僧格林沁之子襲王爵的伯彥訥謨祜、額駙景壽、貝子奕劻，軍機大臣文祥、寶鋆，師傅李鴻藻、翁同龢等共十人，共上「敬陳先烈，請皇上及時定志用濟艱危折」，計陳六事：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動、納諫章、重庫款、勤學問。並聲明：「至其中不能盡達之意，臣等詳細面陳。」
奏上，穆宗置之不理，恭王堅請召見，乃於十八日召御前及軍機。李鴻藻以軍機資格隨班入見，翁同龢不與，共九人入見於養心殿。《吳汝綸日記》「時政類」載其事極詳，足為信史：
見都下某官與某中丞書，言停罷園工之事云：七月十八日，政府親臣聞大內將於二十日園中演戲，十餘人聯銜陳疏，復慮閱之不盡，乃先請召見，不許，再三而後可。
疏上，閱未數行，便云：「我停工何如，爾等尚可嘵舌？」恭王云：「臣某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事，請容臣宣誦。」遂將折中所陳，遂條讀講，反覆指陳。上大怒，曰：「此位讓爾如何？」文相伏地一慟，喘急幾絕，乃命先行扶出。
醇王繼復泣諫，至微行一條，堅問何從傳聞？醇王指實時地，乃怫然語塞。傳旨停工。
至二十七日召見醇王，適赴南苑驗炮，遂召恭王，復詢微行一事，聞自何人？恭王以臣子載澂對，故遷怒恭王，並罪澂也。又某樞直言：二十七日原旨中，有「跋扈弄權，欺朕年幼，著革去一切差使，降為庶人，交宗人府嚴行管束」等語。文祥接旨，即陳片奏，將朱諭繳回，奉旨著不准行。復奏請暫擱一日，明日臣等有面奏要件。比入，犯顏力爭，故諭中有「加恩改為」字樣。
逾日復草革醇王諭，不知何人馳訴，忽傳旨召見王大臣，不及閣學。時已過午，九卿皆已退直，惟御前及翁傅直入弘德殿，見兩宮垂涕於上，皇上長跪於下，謂十年以來，無恭王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諭著即撤銷云云。
以上所記，於七月二十七日以前的情形，非外間所能知，尤詳於八月十八日召見的經過，殊為可貴。但第二次召見御前、軍機及翁同龢，以及降旨革去恭王爵銜等，稍有未逮，自應以翁同龢親歷所記為可信。翁記：
七月廿九日：晴熱。辰入至昭仁殿廬，聞有御前軍機合起已下矣。仍上，午初一刻忽傳旨，添臣龢起，隨至月華門，見諸公成在，略坐，問上意如何，緣何事召對及小子？則雲大抵因園工責諸臣何以不早言，並責臣龢此次到京何以無一語入告。午初三刻隨諸公入對，上首責臣因何不言。對曰，此月中到書房才七日，而六日作詩論，無暇言及，今蒙詢及，即將江南民間所傳一一詳述，並以人心渙散為言，語甚多，上頷之。其餘大略詬責言官，及與恭、醇兩王復辯難，且有「離間母子、把持政事」之言，兩王叩頭申辯不已。
臣徘徊進曰，今日事須有歸宿，請聖旨先定，諸臣始得承旨。上曰待十年或二十年四海平定庫項充裕時，園工可許再舉乎？則皆曰如天之福，彼時必當興修，遂定停園工修三海而退。凡五刻，同至軍機處擬旨，復同閱斟酌畢，坐內務府朝房，遞後留飯。
申初朱諭一道封下，交文祥等四人，余等即退出，微聞數公邸之失，革去親王世襲及伊子載澂貝勒也。文祥等請見不許，遞奏片請改不許，最後遞奏片，雲今日俱散直，明日再定。申正二刻停園工一件述旨下，無更改，遂出。訪蘭孫談朱諭諸事，有「跋扈、離間母子」，又有「欺朕之幼，奸弊百出，目無君上，天良何在」等語，皆傳聞未的也。
七月三十日：晴。辰入，見樞廷御前皆在殿廬，蓋同一起，猶未下也，二刻許即下，無書房，余等亦退。是日奉朱諭，自朕親政後，恭親王對召時，言語諸多失儀，加恩革去親王世襲罔替，降為郡王，伊子載澂革去郡王銜貝勒。
八月初一日：晴，清晨拜祠堂。出門謁客，送李若農，談鐘鼎古文奇字，不覺久坐，巳正歸家，則蘇拉送信被召，急馳而入，已散門矣。至內務府朝房，請蘭孫出，告以故，並問須請處分否，即出。是日本四起，一軍機，一錢寶廉，一寶珣，一六部官及閣學，俄頃，撤錢寶廉及六部起，添召軍機御前及臣龢，龢既未至，待良久，比入則兩宮皇太后御宏德殿宣諭諸臣，念恭親王有任事之勤，一切實還。上侍立，亦時時跪而起奏。三刻畢，並諭李鴻藻傳諭臣龢請書當切實明白，務期有益。明發一道，復恭親王親王世襲罔替及伊子貝勒。夜訪蘭孫。
君臣衝突，最嚴重的是八月初一那天，穆宗曾欲盡革上疏十人之職。翁同龢日記未載此事，獨見於《越縵堂日記》：
其疏草（按指陳六事之疏）出於貝勒奕劻，潤色之者李（鴻藻）尚書也。上大怒，醇王三進見，以死要上下停園工詔。上益怒。今日有朱諭，盡革惇王、恭王、醇王、伯王、景壽、奕劻、文祥、寶鋆、沈桂芬、李鴻藻十人職，謂其朋比，謀為不軌，故遍召六部尚書、侍郎、左都御史、內閣學士，即將宣諭。兩宮聞之，亟止上勿下，因出見軍機大臣、御前大臣，慰諭恭王，還其爵秩雲。
園工雖停，但有修西苑與南、中、北三海的工程，所以穆宗仍有微服冶遊的機會。見於翁同龢日記，可考者如下：
八月十八日：此兩日上連幸南北海，晚膳後始還，故無書房。
按：宮中晚膳為下午四時（申正），至六時（酉正）則宮門下鑰。通常駕出，必在申正之前還宮。
九月初十：午初三刻上至，講書畢，讀古文，余等先退。已而中官傳旨，獨召王某入，寫詩一首而退。
「王某」即王慶祺，為穆宗冶遊的罪魁禍首。所謂「寫詩一首而退」，乃王慶祺自言奉召的緣故，其實非進春方，即進春冊。
八月十二日：午初三刻上至，臣與王慶祺偕入，而令臣下取詩本。
此為藉故遣開翁同龢，以便密語。
九月廿二日：昨日有馬車驚逸入神武門，至景運門而止，護軍參奏該班官兵矣，然同坐車者中官（上乘轎）小李，照舊當差莫問也。
十月廿三日：訪蘭孫，知數日內事，有旨掌院保南齋翰林，口敕寶鋆與王公慶祺商酌，次日特召王公見於乾清宮。
「南齋」為南書房；「掌院」則翰林院掌院，此時由寶鋆兼領。保南書房翰林，特命寶鋆與王慶祺商酌，其紅可知，但好景不長，至十月底，大清朝開始遭遇了極嚴重的危機。
十月三十日：連日聖體違和。
十一月初一日：知聖體發疹。
十一月初二日：五更起，辰初到東華門，聞傳蟒袍補褂，聖躬有天花之喜……出城訪蘭孫，甚彷徨，仍入城。是日同僚王君未約而至。
此王君即慶祺，「不約而至」亦以心懷不安，而來打聽消息。而穆宗天花雖出，卻以引起梅毒併發症，延至十二月初五「六脈俱脫，酉刻崩逝」。
王慶祺如何送穆宗一條命，《清朝野史大觀》有一條記載，頗為詳實：
清穆宗御極時，春秋鼎盛，好微服冶遊。然微行時從者僅一二內臣，若無便給之士為其狎邪侶，未能曲盡遊興。
京師著名之飯莊，曰宣德樓。一日王景琦太史偕某部郎小酌樓中，王擅二簧，某部郎長崑曲，乃以紅牙檀板各獻所長。一曲既終，隔座一客欣然至前，詢太史等姓名官階，曰：「所奏曲良佳，盍為我再奏一曲。」
視其人氣度高華，口吻名貴，太史心知其異，乃如命為之再歌。歌未竟，驀有二少年被玄服立簾外探望，見客則拱立肅然。俄而車馬喧闐，人傳恭王至，行馬數十，奉一朱輪車停樓下，恭王從容下車，入與客耳語，久之客始微頷，怏怏從之去。
客登車，恭王為之跨轅，游龍流水，頃刻已渺。太史與某部郎皆心驚不已，知遇上也。不數日上諭下，二人皆不次晉秩，某部郎以枉道為恥，辭不拜。太史則數遷至侍郎、宏德殿行走，所以蠱惑上者無所不至，上竟以此得痼疾不起。
所謂出痘者，醫官飾詞也。及薨，人有撰輓聯諷其事者云：「宏德殿、宣德樓，德業無疆，且喜詞人工詞曲。進春方、獻春策，春光有限，可憐天子出天花。」王后為陳六舟彈劾革職，永不敘用。陳疏如神禹之鼎，而措詞又含蓄得體，惜不記憶雲。
穆宗一崩，殺了好幾個太監，但對罪魁禍首的王慶祺，卻無奈其何。因為如果說他導帝冶遊，彰先帝之丑，豈非有傷國體？是故朝中上下切齒，而欲加之罪，適患無辭。後來是湖廣道御史陳彝，即陳六舟，打聽到王慶祺好些劣跡，才有了參劾的材料。
王慶祺是京東寶坻人，他的父親叫王祖培，道光二十年兩榜出身，當了一輩子的窮翰林，直到同治九年才放了廣東主考。廣東因為有獨一無二的賭博「闈姓票」的緣故，凡放學政、主考，都是第一等的肥差。哪知王祖培走到江西，一命嗚呼。江西巡撫劉坤一，為他料理後事，也替他湊到一筆頗為豐厚的奠儀，等王慶祺去盤靈。
哪知王慶祺竟不回寶坻原籍，南走廣東去打秋風。兩廣總督瑞麟與慈禧太后同族，而且與慈禧母家有很深的淵源，顢頇無能而官運亨通，得力在生性慷慨。所以除本人厚饋之外，又授意這年承辦「闈姓」的南海伍家，送了一大筆錢給王慶祺。
同治十一年秋天，王慶祺服闋赴都，仍授原檢討，這年冬天，便有非凡的奇遇。第二年正月，奉旨在弘德殿行走，這年癸酉鄉試，王慶祺放了河南副主考。撤棘以後，流連大梁風月，招呼過哪些姑娘，言者舉證歷歷，不像是冤枉他的話。
於是陳彝上了個奏摺，措辭含蓄得體：
侍講王慶祺，素非立品自愛之人，行止之間，頗多物議。同治九年，其父王祖培典試廣東，病故於江西途次。該員聞喪之後，忘哀嗜利，復至廣東告助。去年王慶祺為河南考官，撤棘後公然微服冶遊。舉此二端，可見大概。至於街談巷議，無據之詞，未敢瀆陳，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驗。
當王慶祺入直時，編修張英麟亦同被恩命，很見機地看出將來會有大麻煩，乞終養而歸。《十朝詩乘》載：
王慶祺之入直講幄，張振卿都憲師，以編修同被恩命，在直未久，不善慶祺所為，即乞養歸。慶祺膺眷日隆，華秩崇銜，輿論薄之。
穆宗升退後，坐典試匿喪為台諫劾罷，實借辭也。孫琴西太僕《讀吳柳堂遺疏感賦》有云：「王陛金鋪散曉光，釣天一醉夢難長，誰知十部龜茲外，別有人間萬寶常。」即刺慶祺而作。
穆宗好乘馬，宮車晚出，有御馬名烏之珠者，悲鳴於景山林樹間，不食以斃。黃公度詩云：「多時不見宮車駕，一馬悲嘶夜復夜，自蒙拂拭眾人驚，奚啻黃金長聲價。青絲絡頭伏道旁，反因受寵叢譏罵，何如死殉侍昭陵，風雨靈旗馳石馬。」言外亦寓諷刺。
萬寶常隋人，坐父罪而成樂戶，因而妙解音律。開皇初，沛國公鄭譯定樂成，召問萬寶常，指其為「亡國之音，哀怨浮散，非正雅之聲」。孫琴西引萬寶常以喻王慶祺，為反面的譏刺。黃公度則直欲王慶祺死殉謝罪，可見士林惡之之深。王慶祺晚年潦倒不堪，幾亦同萬寶常之餓死，孫詩竟成語讖。
穆宗無子，所以隨著大喪以來的大問題，便是皇位由何人繼承？皇位的遞嬗，以父死子繼為正格，兄終弟及為變格。但若非同胞兄弟，以叔伯之子入繼，則為變格的變格，最容易出麻煩。如明朝的「大禮議」，擾攘多年，搞得烏煙瘴氣，正人去位，小人幸進，影響頗為深遠。因此迎立外藩，實以為穆宗立嗣為上策。易言之，即應在近支溥字輩中擇一而立。
但慈禧有私心，根本不願為穆宗立嗣。因溥字輩繼嗣入承大統，則穆宗皇后成為皇太后，慈禧便是太皇太后，垂簾畢竟隔了一層。同時意中有一胞妹之子在，乃宣示立醇王之子載湉。羅惇曧《德宗繼統私記》載：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穆宗大漸。兩宮皇太后御養心殿西暖閣，召惇親王奕誴、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孚郡王奕譓、惠郡王奕詳等入，孝欽後泣語諸王曰：「帝疾不可為，繼統未定，誰其可者？」或言溥倫長當立。惇親王言溥倫疏屬不可。後曰：「溥字輩無當立者，奕譞長子今四歲，且至親，予欲使之繼統。」
蓋醇親王嫡福晉，孝欽後妹也，孝欽立幼君可專政，倘為穆宗立後，則已為太皇太后，雖尊而疏，故欲以內親立德宗也。諸王皆愕，不知所對，醇親王大驚，哭失聲，伏地暈厥，恭親王奕訢叱之，令內侍扶出。諸王不敢抗後旨，議遂定。
又，翁同龢日記，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
午奠畢，再詣內閣議醇親王辭免使折。恭王曰：「宜開去差使，請予親王，世襲罔替。」萬禮部曰：「醇親王之稱如何？」恭王曰：「但願千百年永遠是此名號。」余參酌數語，唯唯否否，良久始罷。再入，哺奠後退。與榮仲華、潘伯寅論此事，余曰禮隆於纘緒則義絕於所生，與伯寅合。又曰他缺皆開，惟神機營重鎮，與仲華合。與陳六舟論此事，六舟有議數條，稍迂緩，惟謂稱謂一節此時緩議最為允洽，余意此等勿著痕跡為妙。
「萬禮部」為萬青藜，問醇親王稱號，已有張璁、桂萼的居心。恭王答以「但願永遠是此稱號」，亦即明白表示，勿蹈前明議禮的覆轍，興獻王竟成為興宗獻皇帝。翁同龢以為「禮隆於纘緒則義絕於所生」，此自司馬光以來，久成正論。所以對醇王虛禮尊崇，防止嗣君親政後，會以太上皇視生父，致啟干政之漸的工作，做得很切實。
翁同龢又記：
十二月初十：議醇親王折，已具稿矣。略言該王公忠體國，宜允所請，一切差使，概行開去，以節勞勛。又每年派往東、西陵一次，又朝會無庸入班，又大政事則備顧問，有應奏者准其陳奏，皆空語也。余具疏責以大義，並請留神機營差使以資彈壓。同人中知之者徐蔭軒、殷譜、黃恕皆皆願聯銜。
翁同龢請留神機營差使，為結納醇親王的一種手段。徐蔭軒（桐）、殷譜（兆鏞）、黃恕皆（鈺）皆請列名，黃、徐旋又退出，別自有故：
十二月十一日：黃恕皆告余不列銜。
十二月十二日：蔭軒告余不列名矣，未喻其故……晚崇文山來長談，因言神機營章程之謬，人才之雜，勸余不必請醇王，然耶，否耶。夜未寐。
據崇綺所談，則徐桐等不願列名的原因是很明顯的，此舉雖可討好醇王，卻得罪了恭王與伯王。神機營當時確已為醇王縱容得不成樣子，伯彥訥謨祜久有整頓之意，很想藉此機會，不讓醇王管事，但醇王是不願放手的。
醇王資質駑下，不過生性好武。辛酉政變以後，恭王當權，而醇王又頗思有所作為，於是便讓他管旗務，管「禁軍」。《溥儀自傳》首敘「醇賢親王的一生」，對他的祖父有一段很生動的描寫：
我祖父……除了他十歲時因咸豐登極而按例封為醇郡王之外，沒有得到過什麼「恩典」，可是在咸豐帝死後那半年間，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尊號剛出現的那幾個月間，他忽然接二連三地得到了一大堆頭銜：正黃旗漢軍都統，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御前大臣，管理善撲營事務，署理奉宸苑事務，管理正黃旗新舊營房事務，管理火槍營事務，管理神機營事務……這一年，他只有二十一歲。
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能出這樣的大風頭，當然是由於妻子的姐姐當上了皇太后，但事情也並非完全如此。我很小的時候就聽說過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戲，演到「鍘美案」最後一場，年幼的六叔載洵看見陳世美被包龍圖鍘得鮮血淋漓，嚇得坐地大哭，我祖父立即聲色俱厲地當眾喝道：「太不像話！想我二十一歲時就親手拿過肅順，像你這樣，將來還能擔當起國家大事嗎？」原來，拿肅順這件事才是他飛黃騰達的真正起點。
醇王以武略自命，不過辛酉政變，於熱河回京途次，捉拿肅順一事而已。至於翁同龢單銜奏請留神機營差使一折，不論邀准與否，醇王均有知己之感。十二月十四日，奉懿旨，命醇王、魁齡、榮祿、翁同龢於「東西兩陵旁近，相度山陵吉壤」為穆宗營葬，自是出於醇王的保薦。翁同龢由此得與醇王及榮祿深相結納，而終於又膺帝師之命，開啟了他個人後半生的一番事業。以後二十四年中，與國同其休戚，推原論始，皆由此一奏摺而來。
穆宗葬東陵，陵名惠陵，奉安之期在光緒五年三月。未幾京師忽傳吳可讀為穆宗立嗣事尸諫。吳可讀為前任河南道監察御史，降調吏部稽勛司主事，但自來談此事者皆書為「吳侍御可讀」，疏中亦自言：「罪臣曾任御史，故敢昧死具折。」因此，亦應算是「柏台故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