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中國史 · 第三編 近世史

第三十四章 中西交通之漸盛與西學之輸入 近代中西相互的關係，和中古時代不同。中古時代，往來的不過商人；國家除偶通使命外，無甚深切的關係。近代則不然，西洋各國，都要盡力向海外發展了。基督教傳布於中國，唐、元時代，即已有之，但對中國社會，沒有發生什麼深切的影響。近代西人的發明，足以補我們之所不及的，是科學，所以科學的輸入，實在是一件大事。科學，最初是由教士之手輸入的。科學首先被中國人採用的，為天文、曆法、地理、數學、炮術、醫學等，可見當時對於科學，還只知道應用一方面，而沒有知道他的真價值啊！ 新航路的發現 從蒙古西征以後，土耳其人被迫立國於小亞細亞，後來漸次強盛，侵入歐洲，至十五世紀，而地中海東岸和黑海沿岸之地，盡為所據，對於歐人東行的，異常苛稅為難。歐人乃想另找一條路，以達東方，其結果，就有兩條新航路發現。新航路發現以後，葡萄牙人首先東來，一五一六年到廣東，至一五五三年，遂租得澳門為根據地。西班牙、荷蘭、英吉利等，相繼東來。向中國通商，都受葡人阻礙。西班牙人乃占據菲律賓，開闢馬尼剌；荷人則占據蘇門答臘、爪哇、滿剌加、中國台灣；南洋非復鄭和航行時的南洋了。英國和法國，在印度競爭，而英人較為得勢。 新航路發現前的中西交通 從亞洲的東方到歐洲，陸路本有四條：（一）自西伯利亞逾烏拉嶺入歐俄。（二）自蒙古經天山北路，出兩海之間（謂鹹海、裏海）。（三）自天山南路逾蔥嶺。（四）自前後印度西北行，兩道並會於西亞。第一路荒涼太甚。第二路則沙漠地帶，自古為遊牧民族荐居之地，只有匈奴、蒙古自此以侵略歐洲，而兩洲的聲明文物，由此接觸的頗少。蔥嶺以西，印度固斯以南，自古多城郭繁華之國。然第三路有沙漠山嶺的阻隔，第四路太覺回遠，而沿途亦多未開化之國，所以歐、亞兩洲，雖然陸地相接，而其交往的密切，轉有待于海路的開通。自歐洲至東洋的海路：一自敘利亞出阿付臘底斯河流域；二泛黑海，自阿美尼亞上陸，出底格利斯河流域。兩路均入波斯灣。三自亞歷山大黎亞溯尼羅河，絕沙漠而出紅海。這都是自古商旅所經。自土耳其興，而一二兩道，都入其手，第三道須經沙漠，不便，乃不得不別覓新航路。（《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下冊，第7—8頁） 中西相互的關係 近代中西相互的關係，和中古時代不同。中古時代，往來的不過商人；國家除偶通使命外，無甚深切的關係。近代則不然，西洋各國，都要盡力向海外發展了。中國對於遠方人，素取懷柔主義。通商為兩利之事，向為歷代所歡迎。唯（一）西人航海的，都是冒險的青年，未免有不規則的舉動。（二）又中國歷代，對於海寇，都是疑忌的。明朝人經過倭寇之患，疑忌更甚。西人船堅炮利（《明史·外國傳》說：「荷蘭所恃，唯巨舟大炮，舟長三十丈，廣六丈，炮有銅有鐵，巨鐵炮長二丈，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稱『紅夷炮』即其制也。」案中國初得到的炮，叫「佛郎機」，後來所得的叫「紅夷」。清朝的時候諱「夷」字，改稱為「紅衣」，並封他為「紅衣大將軍」；「佛郎機」是中國人稱葡萄牙、西班牙人之辭。稱荷蘭為「紅夷」，亦曰「紅毛番」），也足以引起華人戒懼之心。（三）加以宗教的傳播有些格不相入，中西相互之間，就未免形成隔閡了。 中西隔閡之緣由 中國和西洋的交通，由來甚早，歷代西方的估客，梯山航海而來的不少。近世歐人東來，自然猶以敵意遇之。然（一）歷代東西交通，所販賣的，大概是珍奇之品，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見之自然適得其反。而且交廣之地，天高皇帝遠，肆意誅求，究難發覺。所以通商地方，或專司通商事務的官吏，特別容易貪污。（二）商人唯利是圖，自更無所不至。主人畏客，乃五口通商以後的特別的情形。客子畏人，則千古一轍。在外商無力爭持，中國官吏不能秉公判斷的情形下，中國商人，自然要極其力之所能至，以榨取外商。（三）班超對任尚說：能來西域的吏士，必非孝子順孫。何況遠越重洋的冒險家？此輩從其一方面說，自然是個英雄，從其又一方面說，究竟是怎樣一種人，卻很難下個斷語。懷抱大志的首領如此，何況其餘附隨的人呢？當時各商船的水手等，甚有類于海盜的行為。因此，很足以引起大多數對通商沒有利害關係的人民的反感。（四）中國歷代不甚獎勵人民向海上發展。因為海上的情形，不甚熟悉，對於海盜不易犁庭掃穴，遂覺其較諸陸上的盜賊，可怕得多。明朝承倭寇之後，此等恐怖心尤甚。又加當時的歐洲人，船炮的堅利，已非中國所及。所以對於他尤為畏惡，積此四端，遂釀成近世中西交通之始，一種隔閡的情形。（《中國近世史前編》，見《中國近代史八種》，第163—164頁） 教士的東來 基督教傳布於中國，唐、元時代，即已有之，但對中國社會，沒有發生什麼深切的影響。近代西洋宗教改革，舊教在歐陸，漸次失勢，想傳播於海外。西人東來的時候，就有教士跟著同來。教士中首先到中國的利瑪竇（Matteo Ricci），事在一五八二年。他先到廣東肇慶，學習華文、華語，改著華裝。然後到韶州，設立天主堂，繼到南京，後往北京廣結當時的士大夫，並向神宗獻方物，神宗許其在北京建立天主堂，時在一六〇五年。士大夫很多和他往來，然亦有攻擊他的，至一六一六年，遂遭禁止，教士都逐回澳門。直到滿明啟釁，明朝需用大炮，召他們監製，教禁才無形解除。 科學的輸入 近代西人的發明，足以補我們之所不及的，是科學，所以科學的輸入，實在是一件大事。科學，最初是由教士之手輸入的。中國人也很歡迎他，初期精通西學的人，如徐光啟、李之藻等，他們的相信西教，自然還是因科學引起的。科學首先被中國人採用的，為天文、曆法、地理、數學、炮術、醫學等，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東來後，徐光啟便薦他參與修歷的事。到明朝末年才修成。未及頒行，而清朝人入關。湯若望上書自陳。清朝就用其所定的曆法，謂之時憲歷。湯若望亦被任為欽天監監正。清世祖死後，習舊曆法的楊光先，上書攻擊。湯若望等一時得罪。但到後來，畢竟因舊曆法的不准，仍黜楊光先而用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清聖祖是最留心於格物之學的，他所任用的西教士亦很多。但是，這時候中國人對於科學，究竟還未能認識其真價值。所以楊光先攻擊西教士，就說「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疑心他的將來要成大患，就是清聖祖，也說：「千百年後，中國必受西洋各國之害。」（楊光先的話，見其所著的《不得已書》。清聖祖的話，見其《御製文集》，後來同治年間，反對新法的大學士倭仁奏議中曾引之。當時各種科學書，差不多都有譯著，但不受人注意）可見當時對於科學，還只知道應用一方面，而沒有知道他的真價值啊！ 科學輸入的阻礙 中國和外國的交通，也有好幾千年了。雖然彼此接觸，總不能無相互的影響，然而從沒有能使我國內部的組織，都因之而起變化的。其有之，則自近世的中歐交通始。這其間固然有種種的關係，然而其最主要的，還是東西文化的差異。東西文化最大的差異，為西洋近世所發明，而為中國所缺乏的，便是所謂科學。所以科學的傳入，是近世史上最大的事件。科學與宗教，雖若相反，其最初傳入，卻是經教士之手的。楊光先曾說：「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他又說：「他們不婚不宦，則志不在小。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以數萬里不朝不貢之人，來不稽其所從來，去不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止不關防；十三省山川形勢，兵馬錢糧，靡不收歸圖籍，百餘年後，將有知余言之不得已者。」楊光先的見解，在今日看起來，似乎是偏狹，是頑固。但是中國歷代，本有借邪教以創亂的人；而基督教士學藝之精，和其無所為而為之的精神，又是中國向來沒有看見過的。這種迷信的精神，迷信不深的中國人，實在難於了解。楊光先當日，有此疑忌，卻也無怪其然。不但楊光先，怕也是當日大多數人所同有的心理。即如清聖祖，他對於西洋傳入的科學，可以說是頗有興味的。對於基督教士，任用亦不為不至。然而在他的《御製文集》里，亦說「西洋各國，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累」。這正和楊光先是一樣的見解。人類的互相了解，本來是不大容易的。在學藝上，只要肯虛心研究，是非長短，是很容易見得的。但是國際上和民族間的猜忌之心，一時間總難於泯滅，就做了學藝上互相灌輸的障礙。近世史的初期，科學輸入的困難，這實在是一個大原因。（《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下冊，第11、13、14頁） 第三十五章 清代之勃興 清朝的初起，和遼、金、元情形又微有不同。遼、金、元初起時，都不甚了解中國的情形。清朝則未入關時，已頗能譯漢書、用漢人了。清世祖立，年方六歲。叔父多爾袞攝政，聞北京危急，勒兵於關外以伺隙，恰有守將吳三桂，因李自成掠其愛妾，開關降清，清人和他合兵，把李自成打敗。清朝初入關時，不意中國的抵抗力，如此薄弱，所發檄文，還承認福王的自立，雖下剃髮之令，亦旋即取消。清朝對西南，兵力本不夠進取，這時候，頗想維持現狀，而桂王因孫可望跋扈，求助於李定國，可望攻之，大敗，轉而降清。 清朝的起源 清朝的祖宗，就是明朝的建州衛指揮使，名猛哥帖木兒（清朝人自己說：他的祖宗，是天女吞朱果而生，姓愛新覺羅，名布庫里雍順，這全是有意造作的話，不足為據），地在朝鮮會寧府河谷，後為七姓野人所殺。子董山，弟凡察，分為左、右二衛，遷居佟家江流域。董山因桀驁，為明所誅戮，於是左衛衰而右衛強。明李成梁守遼東時，右衛酋長阿台背叛。滿洲部人尼堪外蘭，引李成梁的兵，把他圍困，阿台是左衛酋長叫場的孫婿，他失的女婿。（叫場，《清實錄》作覺昌安，追諡景祖。他失，《清實錄》作塔克世，追諡顯祖）叫場、他失入城，勸他投降，阿台不聽。城破，叫場、他失亦被殺。他失的兒子，便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向明朝呼冤，明朝仍給以官職。此時努爾哈赤勢甚微弱。後來漸次強盛，滅掉尼堪外蘭，征服滿洲和長白山兩部，並俘掠東海部，以增加人眾，遂犯扈倫，滅哈達。哈達、葉赫是明人稱為「南關」與「北關」的。哈達即亡，明人乃遣兵助守葉赫。 明朝的戰爭 一六一六年，努爾哈赤叛明，明人派大兵二十萬，分四路東征，三路皆敗，清兵遂滅葉赫，進陷遼、沈，清太祖從新賓（清時稱興京）遷都到遼陽，又遷都瀋陽。明朝因調度乖方，遼西又多殘破，擬盡撤守備入關，而袁崇煥誓以死守寧遠，清太祖攻之，大敗，受傷而死。太宗立，先征服朝鮮，回兵攻寧遠、錦州又大敗，太宗乃擊破察哈爾部，從喜峰口入寇。袁崇煥亦發兵入援，明思宗中太宗反間之計，把袁崇煥殺掉，錦州遂不能守。然山海關仍迄然為重鎮，清兵雖從長城各口深入，蹂躪河北、山東，到底不敢久留。 明軍事失敗之原因 明之兵部，有干涉參謀之權，前敵將帥之行動，受其指揮；而朝中並非兵部之人員，亦得干涉兵部之行動，往往發言。兵部受其牽掣。此等非兵部之人員，其於兵略何知，其識已不如兵部；而兵部居內，其於前敵戰陣之事何知，其識復不如前敵將帥。而前敵將帥為兵部所制，兵部為其他無識之人員所制，此明軍事上失敗之大原因也。（《本國史（元至民國）》，見《呂思勉文史四講》，第85頁） 清朝的入關 明朝的流寇，起於一六二八年，因剿辦不得其法，到處入關流竄，遂成不可收拾之勢。後來分為兩大股：張獻忠入川；李自成在陝西僭位，東陷山西，分兵犯北京，思宗自縊而死，時為一六四四年。先一年，清太宗亦死了，子世祖立，年方六歲。叔父多爾袞攝政，聞北京危急，勒兵於關外以伺隙，恰有守將吳三桂，因李自成掠其愛妾，開關降清，清人和他合兵，把李自成打敗。自成逃回陝西，清世祖遂入北京。 清與遼、金、元之不同 清朝的初起，和遼、金、元情形又微有不同。遼、金、元初起時，都不甚了解中國的情形。清朝則未入關時，已頗能譯漢書、用漢人了。當太祖之時，憎惡漢人頗甚，當時俘獲漢人，都發給滿人為奴。尤其是讀書人，得者輒殺。到太宗時，才知道欲成大業，單靠滿洲人，是不行的。所俘漢人，都編為民戶，令其與旗人分居，且另選漢官治理。對於讀書人，則加以考試。錄取的或減免差徭，賞給布帛。於明朝的降臣、降將，尤其重視。清朝當日的創業，和一班投效的漢人，如范文程、洪承疇、吳三桂等，確是很有關係的。（《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下冊，第17頁） 明朝的滅亡 明人立福王於南京，荒淫無度，朝臣還要互爭黨見，諸將又不和。清兵攻陝西，李自成走死湖北，清兵遂移攻江南，揚州失陷，督師史可法殉國。福王北狩，清兵直打到杭州，乃北歸。清朝初入關時，不意中國的抵抗力，如此薄弱，所發檄文，還承認福王的自立，雖下剃髮之令，亦旋即取消。至此，乃又下令強迫剃髮易服，以摧挫中國人的民族性，人心大憤，江南民兵蜂起，然不久即失敗。清兵進陷閩、浙，明朝在寧波監國的魯王，逃走舟山，後來舟山失陷，乃到廈門依鄭成功。在福州正位的唐王殉國，清兵遂陷廣東。明人又立桂王於廣西。清朝又遣吳三桂入川，張獻忠敗死。然川南、川東，都附明桂王。李自成餘黨在湖南，亦受招撫，助明抗清，江西、廣東，亦都反正，合雲南、貴州共有七省之地，但殘破之餘，到底敵不過新興的氣焰。至一六五一年，各地相繼失陷，桂王窮居南寧，遣使到貴州，求助於張獻忠餘黨孫可望，可望遣李定國等分路出兵，殺敗吳三桂，恢復四川，並攻破桂林，把明將降清的孔有德誅戮。清朝對西南，兵力本不夠進取，這時候，頗想維持現狀，而桂王因孫可望跋扈，求助於李定國，定國派人迎王入滇，可望攻之，大敗，轉而降清。明降臣洪承疇守湖南，因請清兵大舉。李定國力戰不勝，乃奉桂王入緬甸，吳三桂又發大兵出邊脅迫，緬人乃奉桂王入三桂軍，為其所害，時在一六六二年，明朝至此滅亡。 三藩的滅亡 明朝既滅亡，清朝乃封降將三人，以守南方之地，是為「三藩」。一六七三年，因撤藩令下，吳三桂首先舉兵。耿、尚二藩，亦都響應。貴州、廣西、四川、湖南，先後陷落。聲勢頗張，然三桂年老，不能用棄滇北上之計，徒和清兵相持於湖南、江西，兵勢遂漸促。耿、尚二藩，又轉而降清，三桂死後，其孫遂於一六八一年，為清所滅。 台灣鄭氏 然而天南片土，還保存著漢族的衣冠，這便是台灣鄭氏。先是清兵破福建，實由明朝叛臣鄭芝龍，暗中輸款，芝龍的兒子鄭成功獨不肯，據金門、廈門，和清朝相抗。清攻桂王時，成功大舉入長江直薄南京，因勢孤退出，旋從荷蘭人手裡，奪取台灣，以為根據地。成功死後，子經繼立。三藩平後，清朝頗想同他講和，而鄭氏的降將不肯。鄭經卒後，國有內亂，一六八三年，遂為清人所滅。 第三十六章 清初之政治及武功 清朝初入關時，屠殺是很厲害的。圈占民地，以給旗人，貽害亦很烈。但其政治，確較明末為整飭。聖祖在位歲久，勤於政事。世宗雖然殘忍，亦頗嚴明，與民休養生息，便又現出富庶的景象了。中國的國民，自助的力量，本來是很大的。只要國內承平，沒甚事去擾累他，那就雖承喪亂之餘，不過三四十年，總可復臻於富庶。清朝康熙年間，又算是這時候了。武功是時會之適然。中國的國情，是不適宜於向外侵略的。所以自統一以後，除秦漢兩朝，襲戰國之餘風，君主有好大喜功的性質，其餘都是守御之師。不過因了國力的充裕，只要（一）在我的政治相當清明，（二）在外又無方張的強敵，即足以因利乘便，威行萬里。歷代的武功，多是此種性質，而清朝，亦又逢著這種幸運了。 清初的政治 清朝初入關時，屠殺是很厲害的。圈占民地，以給旗人，貽害亦很烈。但其政治，確較明末為整飭。聖祖在位歲久，勤於政事。世宗雖然殘忍，亦頗嚴明，與民休養生息，便又現出富庶的景象了。高宗雖然奢侈，表面上也還能維持著這個盛況，所以從一六八一年三藩平定起，到一七九五年，即乾隆的末年，總算是清朝的治世。清初，漢人雖因流寇的騷擾，軍人的專擅作倀，精疲力盡，不得不屈服於異族羈軛之下，然而反抗的心理，總是不能沒有的。但滿族為收拾人心起見，亦頗知用牢籠政策以為緩和。所以聖祖、高宗時，曾兩開博學鴻詞科；又網羅儒臣，編纂書籍（編纂書籍以聖祖、高宗時為最多，聖祖時之《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高宗時之《四庫全書》三萬六千餘冊，尤為最大編著），一面又大興文字之獄，把明人著述，涉及滿洲事實的，都加以銷毀（文字之獄，如聖祖時，莊廷 《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皆至滅家。世宗、高宗時，因詩文字句有毀謗嫌疑而起大獄者更眾。余見下章）；以摧挫士氣。禁止滿、漢通婚；滿人不得學漢人風俗。滿兵駐防各省的，亦和漢人分城而居；並把滿、蒙封鎖起來，不許漢人移殖。這許多，都是金、元人所想不到，而亦不敢行的。 興於統一，敗與內潰 大凡民族的強盛，總是從統一同族起的。清太祖之興，也是如此。大凡北族的滅亡，總是由於內潰。而其內潰，則總是由於宗室之中，相爭不決的。這是從匈奴以後，都是如此。讀者請把匈奴、突厥、薛延陀等等的事情，一加考校，自然見得。其互相爭而能夠終定於一的，就可以暫時支持。遼、金兩朝的初葉，就是其適例。清朝從太宗到世宗，累代相承，總算把驕橫的宗室壓服。其部族，就可以保得不至於內潰了。（《白話本國史》第三冊，第31、47頁） 盛世與國民的自助力 中國的國民，自助的力量，本來是很大的。只要國內承平，沒甚事去擾累他，那就雖承喪亂之餘，不過三四十年，總可復臻於富庶。清朝康熙年間，又算是這時候了。而清初的政治，也確較明中葉以後為清明。當其入關之時，即罷免明末的三餉。又釐訂《賦役全書》，徵收都以明萬曆以前為標準。聖祖時，曾疊次減免天下的錢糧。後來又定「滋生人丁，不再加賦」之例，把丁賦的數目限定了。這在農民，卻頗可減輕負擔。而當時的用度也比較地節儉。所以聖祖末年，庫中餘蓄之數，已及六千萬。世宗時，屢次用兵，到高宗初年，仍有二千四百萬。自此繼長增高，至一七八二年，就達到七千八百萬的巨數了。以國富論，除漢、隋、唐盛時，卻也少可比擬的。（《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下冊，第19頁） 蒙回藏的平定 清朝的武功，是頗有可觀的。這也並不是滿洲人有什麼力量，還不過是利用中國的國力罷了。清朝當入關前，漠南蒙古，即已為其所征服。漠北蒙古，則不過每年送他一匹白駝，八匹白馬（清朝謂之「九白之貢」），還無甚深切的關係。此時蒙古信喇嘛教，已漸流於弱；而天山北路的衛拉特漸強。西藏人所信的喇嘛教，系唐中葉後，由印度傳入的。其後專炫幻術，頗多流弊。十五世紀，宗喀巴生於西寧，乃改良教義，另創新派。他的信徒，都著黃衣冠，和舊派的紅衣冠區別。世因稱舊派為紅教，新派為黃教。黃教推行日廣，至十六世紀中，遂普及青海和蒙古。（其時俺答征服青海，留兩個兒子據守。他這兩個兒子，先相信了喇嘛教，因而感化到俺答）黃教教規，不許娶妻。教中尊宿，都以呼畢勒罕（再生的意思。據他們說：教中的尊宿，來去都可以自由，死前即預知將來托生何所的。可以依著他的指示，去找這地方新生的孩子。找到了，用種種方法試他，決定他是再來人，就把他迎接回去，施以特別的教養；達到一定年齡，就可以承襲其地位和職務。如其沒有預示托生之所，也有用占卜的方法決定的），主持教務。宗喀巴兩大弟子達賴和班禪，都住在拉薩；其第三大弟子哲卜尊丹巴，則住居庫倫；而後藏拉達克的藏巴汗，仍為紅教護法。十七世紀中，西藏第巴桑結（第巴，官名，達賴喇嘛只管教務，政務是另行設官管理的，第巴即其中之一），招和碩特固始汗入藏，攻殺藏巴汗，奉班禪居日喀則，固始汗留子達延汗在西藏，而自己徙牧青海。桑結又招準噶爾噶爾丹入藏，把達延汗攻殺。於是準噶爾統一四衛拉特，勢大張，遂徙牧阿爾泰山，突發兵襲外蒙古，喀爾喀三汗（外蒙喀爾喀，有汗號的，共有三人：一土謝圖汗，一車臣汗，一紮薩克圖汗。清世宗時，扎薩克圖汗所屬郡王策凌，曾自練精兵，把準噶爾打敗。清朝乃使之獨立，是為三音諾顏汗。喀爾喀自此以後，就有四汗了），都復走漠南，時在一六八九年。清聖祖為之出兵，擊破準噶爾，噶爾丹因舊地為其兄子所據，窮蹙自殺，喀爾喀還治漠北。聖祖死，和碩特謀叛，亦給世宗打平。高宗時，准部內亂，又乘機把他征服。天山南路，從元朝以來回教盛行，回教教主後裔，居於喀什噶爾，甚得人民尊信。準噶爾強時，曾將其酋長兄弟兩人，拘質於伊犁，清平準部後放歸。二人卻據天山南路，和清朝相抗，又給高宗打平，時為一七五九年。於是蔥嶺以西諸回部，亦都來朝，是為清朝武功最盛之世。 武功是時會之適然 武功是時會之適然。中國的國情，是不適宜於向外侵略的。所以自統一以後，除秦漢兩朝，襲戰國之餘風，君主有好大喜功的性質，社會上亦有一部分人，喜歡立功絕域外，其餘都是守御之師。不過因了國力的充裕，所以只要（一）在我的政治相當清明，（二）在外又無方張的強敵，即足以因利乘便，威行萬里。歷代的武功，多是此種性質，而清朝，亦又逢著這種幸運了。自唐中葉後，喇嘛教輸入吐蕃，而西藏人的性質遂漸變。明末，俺答的兩個兒子侵入青海。其結果，轉為青海地方的喇嘛教所征服，喇嘛教因此推行於蒙古，連蒙古人的性質，也漸趨向平和，這可說是近數百年來塞外情形的一個大轉變。在清代，塞外的侵略民族，只剩得一個衛拉特了。而其部落較小，侵略的力量不足，卒為清人所摧破。這是清朝人的武功，所以能夠煊赫一時的大原因。（《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519—520頁） 西南諸國的平定 安南從脫離中國自立後，南並占城，國勢頗盛。其西鄰的暹與羅斛，則明初合併為一國，受封於中國，為邏羅國王。更西，在半島的西部，元、明兩代，還大都是中國的土司。其後中國實力不能及，而緬甸及自立為國。十八世紀後半，緬甸強盛，吞併邏羅，又侵犯雲南，清高宗出兵討伐，不勝。安南當明末，其王黎氏，曾為其臣莫氏所篡，後藉其臣鄭氏、阮氏之力，才得復國，而頗薄待阮氏，阮氏遂南據順化形同獨立。這時候，阮氏又為西山的阮文岳所滅，是為新阮，並滅黎氏，清高宗討伐新阮，亦不得利。然兩國都怕清朝再出兵。華人鄭昭，流寓邏羅，曾做過邏羅的官。邏羅亡時，鄭昭罷職在家，後來亦起兵恢復邏羅，將緬甸驅逐。緬甸又怕他和中國夾攻，亦都請和朝貢於清。西藏邊外的廓爾喀，曾舉兵犯藏，給清朝打敗。哲孟雄不丹，則本是西藏的屬部，這三國亦都來朝貢。清朝的疆域，就和漢、唐相頡頏了。 清史的分期 清代的歷史，可分為前後兩期：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國內大體平安，對外的用兵，亦多勝利，此時雖已與西洋交通，尚未感覺其影響，純為閉關獨立之舊，其情形頗與漢、唐盛世相似，此時期約歷一世紀半，可稱為前期。至嘉慶時而內亂作，道光時五口通商，漸受外力影響，而情形一變矣。在前期一世紀半中，海內尚未大定，然政治及社會之情形，業已好轉。中國社會，本來在秩序安定的情形下，數十年間，即可轉為富庶。康熙中葉後，適逢其時，故國內漸見昇平氣象。雍正承之，行政稍加嚴肅，於政治風紀及財政，均有裨益。乾隆時遂臻極盛。高宗性本奢侈，中年後任用和珅，大肆貪黷，政治風紀大壞。而社會情形，亦適逢惡化之時。於是哀機潛伏，至其末年，內亂爆發，轉入後期矣。（《本國史（元至民國）》，見《呂思勉文史四講》，第90頁） 第三十七章 中華民族之擴大 中華民族的擴大，本已不止一次，而到近代，則其成績尤為顯著。其在北方，因蒙古受了喇嘛教的感化，滿洲人又入據中原，三百年來，北境均平安無事，遂成為拓殖的好機會。遼東西久為中國郡縣；就吉、黑兩省，也很適宜於農耕；所以這三省，拓殖的成績，最為優良。新疆方面，漢人移殖的較少；西藏、青海更少。然這兩方面，靠了宗教的力量，實在同化了許多複雜的民族。西洋各國因爭教而致分裂，我們則信仰自由，各種宗教，互相尊重，因此而收到團結聯合的效果，這真是民族的「度量相越」了。 滿蒙的同化 中華民族的擴大，本已不止一次，而到近代，則其成績尤為顯著。其在北方，因蒙古受了喇嘛教的感化，滿洲人又入據中原，三百年來，北境均平安無事，遂成為拓殖的好機會。清朝對於漢人，猜忌是很深的，山海關以外，都不許漢人移殖；即蒙古亦然。（清朝的奉天將軍，每到年終，要奏報本年並無漢人私行出關，直到光緒年間，還是如此。真可發一大噱。蒙古從前漢人前往經商，是要領有票據的。居住不准滿一年。且不許在蒙古造屋）然此等無謂的禁令，敵不過漢人自然膨脹的力量。所以從清朝入關後，山東人民，渡海前往東三省的，依舊不少。從海口沿官道深入，漸次分布於內地。就是因犯罪遣戍到黑龍江的人，也有在那裡成家立業的。咸、同亂後，漢人更出長城，移殖到蒙古東部，又由此而入吉、黑。清朝明知禁令之無益，亦就默認其解除。而此時外患漸亟，並覺得東三省有充實的必要，就更有官自開放，招人前往墾殖的事情了。遼東西久為中國郡縣；就吉、黑兩省，也很適宜於農耕；所以這三省，拓殖的成績，最為優良。滿語、滿文幾於不復存在。一切風俗，亦和內地無異。據最近的調查，三省的居民，十五分的十四，都是漢人。這都是前人辛苦經營的成績呀！次之就要算內蒙了。 只有「移民實邊」，不可「限民虛邊」 關東三省，是清朝的老家。（其實也算不得他的老家，因為遼東西本來是中國的郡縣）他入關以後，還想把他保守著。（儻使老家給漢人占據起來，他就無家可歸，真正在中原做了客帝了）而東三省的形勢，和蒙古的關係，又很為密切的。所以想把這兩處，通統封鎖起來。關東三省中，只有少數的「民地」。此外就都是「旗地」和「官地」，漢人出關耕墾，是有禁的。蒙古亦有每丁的私有地，和各旗公共之地。都不准漢人前往墾種，就漢人前往蒙古經商的，也要領了票據，然後可往。且不得在蒙古住滿一年。不准在蒙地造屋。他的意思，無非怕漢蒙聯合，要想把漢蒙隔絕了，滿蒙卻聯結一氣，以制漢人，然而這種違反自然趨勢的命令，到底敵不過漢族天然膨脹之力。當康熙時，山東的人民，已經陸續地向關東移住了。這種封鎖的政策，雖然不能阻止漢人的自然移殖，畢竟把漢人的移殖，阻止得緩了許多。現在蒙滿之地，還是彌望荒涼，都是這種封鎖政策的罪惡。儻使當初不存一「聯合滿蒙，以制漢人」的謬見，早早把滿蒙開放，設法獎勵漢人的移殖，到現在，就不敢說和內地一樣，怕總比現在的情形，充實的加倍不止。決不會有後來抱著滿蒙這麼一大片的地方，反憂其「瓠落而無所容」的患害。不但如此，漢官昏憒，到底也比什麼將軍副都統等清楚些。（就使官都昏憒，幕里也總有明白的人）儻使早早招徠漢人，設置州縣，沿邊的情形，也總要比較明白。像前五四、五二兩年（一八五八、一八六〇），一舉而割掉幾千萬方里的地方的事情，怕不會有罷？總而言之，從古以來，只聽見「移民實邊」，沒聽見「限民虛邊」。（《白話本國史》第四冊，第58、59—60頁） 回藏的開拓 新疆方面，漢人移殖的較少；西藏、青海更少。然這兩方面，靠了宗教的力量，實在同化了許多複雜的民族。回族在現在，只是一個宗教上的名詞。所謂漢回，除信仰回教以外，其餘一切，與漢人無異。就是別種民族，如纏回等，亦因其信仰回教，而風俗漸趨於同一了。青藏方面亦然，以該地方地勢的崎嶇，民族的複雜，非藉喇嘛教的力量，斷不能像現在的大略趨於一致的。西洋各國因爭教而致分裂，我們則信仰自由，各種宗教，互相尊重，因此而收到團結聯合的效果，這真是民族的「度量相越」了。 西南的開拓 西南方面，歷代的開拓，亦是到近代才竟其全功的。湖南和貴州的東部，屬於洞庭流系，為苗族的根據地。其中唯湘江流域，開拓最早。澧、沅、資三水流域，則是從隋唐到清朝，逐漸開闢的。貴州於一四一三年列為布政司（明成祖永樂十一年），其東南部的苗疆，則到清朝雍正年間強制執行「改土歸流」的政策（「改土歸流」為雍正四年雲南巡撫兼總督鄂爾泰奏請用此策以平苗疆。所謂改土歸流，就是改土司為流官的意思）才算成功。廣西一省，明代用兵最多。雍正改流時，開闢亦不少。雲南當明時，還全省都是土官，就正印是流官，亦必以土官為之副。後來逐漸改流，亦是到清朝雍正年間大定的。四川西北境的大小金川，清乾隆時，抗命最烈，前後用兵五年，糜餉七千萬，然後平定。一時雖然勞費，卻也獲長治久安之功。總而言之：西南一帶，現在只是地利有待於開闢，以民族論，可說是沒有問題了。 西南的改土歸流 清朝對於川、滇、黔、桂諸省的用兵，雖然事在疆域之內，然和西南諸省的開拓，實在大有關係。原來西南諸省，都系苗、傜、倮羅諸族所據。雖然，自秦漢以降，久列於版圖，而散居其地的種落，終未能完全同化。元時，其酋長來降的，都授以土司之職，承襲必得朝命。有犯順、虐民，或自相攻擊的，則廢其酋長，代以中國所派遣的官吏，是之謂改流。雖然逐漸改流的很多，畢竟不能不煩兵力。此等用兵，雖一時不免勞費，然在西南諸省的統治和開發上，總可算有莫大利益。（《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下冊，第35頁） 第三十八章 清初之外交與中葉之政治 西人的東來，遠在明朝中葉，其時除廣東一隅外，以全國論，可謂不曾受到什麼影響，到清朝就不然了。最初在國交上發生關係的，就要數到中、俄的劃界交涉。侵略國的思想，是愛好平和之國所夢想不到的。假如中國而有了西伯利亞的廣土，亦不過視為窮北苦寒之地，置諸羈縻之列。所以黑龍江兩岸，遠較西伯利亞為膏腴，尚且不能實力經營。若說如俄國，立國本在歐洲，卻越此萬里荒涼之地，以求海口於太平洋，這是萬想不到的事。所以近世中國受列強的侵削，歷史上國情的不同，實在是其最重要的根源。清朝的勢力，在表面上，到乾隆時為極盛，然而盛極必衰，其危機也就潛伏於這時候的。 中俄交涉 西人的東來，遠在明朝中葉，其時除廣東一隅外，以全國論，可謂不曾受到什麼影響，到清朝就不然了。最初在國交上發生關係的，就要數到中、俄的劃界交涉。蒙古西征以後，俄人本隸屬於其所分封的欽察汗。到十五世紀，俄人漸強，而欽察汗後裔，互相爭鬥，俄人遂脫蒙古羈絆而自立。其時哥薩克族（Cossacks，即哈薩克 Kazak的音訛，此種人自亞入歐，住在俄羅斯南部草原）歸附俄人，替他向東侵略西伯利亞。 國情不同是近世受侵削之根源 侵略國的思想，是愛好平和之國所夢想不到的。假如中國而有了西伯利亞的廣土（中國當漢、唐盛時，西伯利亞南部諸國，亦都曾朝貢服屬。在唐時，並曾置羈縻府州），亦不過視為窮北苦寒之地，置諸羈縻之列—所以黑龍江兩岸，遠較西伯利亞為膏腴，尚且不能實力經營。若說如俄國，立國本在歐洲，卻越此萬里荒涼之地，以求海口於太平洋，這是萬想不到的事。然而近世的帝國主義，則竟有如此的。所以近世中國受列強的侵削，歷史上國情的不同，實在是其最重要的根源。（《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下冊，第65頁） 清朝入關時，俄人的遠征隊，已達到黑龍江邊。在江外造了尼布楚、雅克薩兩城。此等遠征隊，專事剽掠，黑龍江流域的居民大為不安。清聖祖屢次致書俄將，請其約束，都無效。一六八五年，乃命黑龍江都統出兵，攻毀雅克薩城。俄人又修理駐守，清兵亦再進兵圍攻。會聖祖前托荷蘭商人致書俄皇，此時得其覆書，請先解圍，然後兩國各派使臣，會商疆界。聖祖乃將圍兵撤退，公元一六八九年，兩國使臣，相會於尼布楚［中國使臣為索額圖，俄使為費耀多羅（Fedor A. Golovin）］，俄人要求劃黑龍江為界，中國則要求以外興安嶺為界。彼此相持，勢將決裂，此時俄人在東方的兵力，還不夠和中國為敵。俄使護從的兵，也較中國使臣為單薄，乃照中國的意思，西以額爾古訥河；東自格爾必齊河以東；以外興安嶺為界。嶺南諸川，流入黑龍江的，都屬中國，是為《尼布楚條約》。約定後，在北京設俄羅斯館，許俄國派學生到中國來，學習滿、漢文字，後又許俄商三年到北京貿易一次，免其稅項。 《尼布楚條約》定後未幾，而準噶爾之事起，外蒙全歸向中國，於是又發生蒙俄界務問題。此事於公元一七二七年，訂《恰克圖條約》解決。自沙賓達巴哈以東，都行訂定。（就是現在的蒙、俄疆界。中、俄界約，唯這一段，訂定後沒有變動）以恰克圖為通商地點。到高宗時，就停北京貿易，專在恰克圖。 廣東通商交涉 廣東方面的通商，中國人認澳門為各國居留之地，而事實上，為葡人所把持，各國都感不便，而以英國為尤甚。台灣鄭氏滅亡後，清朝曾開四處海口通商，然事實上，各國貿易，皆在廣州。此時廣東的對外貿易，為公行所專，外人頗受剝削［公行，亦稱洋行。其時的洋行，是由華人設立的。五口通商以後，才由外人設立而雇用中國人做買辦。和內地的牙行一般，因與外洋商人往來，故稱洋行，最著的為十三洋行。當時外商營業的居所，名為商館（Factory），限定只得與公行交易，稅項由他估定，還有官吏所收的「規禮」，公行所抽的「行用」，亦要一併加上，行用初時頗輕，後來逐漸加重到好幾倍］，英人住在廣州商館裡，受種種拘束，尤不自由（如不准攜眷；不准坐轎；出外遊玩，限於逢三、八日等）。英人乃於公元一七九二、一八一六兩年，兩次派遣使臣到中國來，要求改良通商章程，都不得結果。［公元一七九二年，英使為馬甘尼（Macartney），近譯亦作馬戛爾尼。公元一八一六年所派為阿姆哈司（Amherst）。前一次，適值高宗八旬萬壽，中國人強指其為祝壽來的，賞以禮物筵宴，於其所要求的事，則賜給英吉利國王敕諭兩道，一概駁斥不准。後一次因國書衣裝落後，仁宗召見，英使以疾辭，仁宗疑其傲慢，將其押解回廣東］先是英國在中國的貿易，亦為東印度公司所專。公元一八三四年，乃將其專利權取消。公司的代理人，中國謂之「大班」，英國派貿易監督官前來，中國官吏，仍當他是大班，不肯和他平等交際，後來英人又改派義律為領事［Charles Elliot，此為甲必丹義律。後來鴉片戰爭時，合伯麥（G.Bremer）統兵前來的，為加至義律，近譯亦作為喬治義律（George Elliot）］，和中國交涉，亦不得要領，義律乃報告本國政府，說要得中國平等待遇，非用兵力不可，兩國的戰機，就潛伏了。 澳門問題的由來 明朝在廣州，本來設有市舶司。其初外國船來通商的，都停泊在海洋之中，就船貿易。公元一五三五年，指揮使黃慶，才許他們在澳門居住。是為西人在陸地得有根據之始。後來葡萄牙人，就漸漸的築城置戍，據為己有了。當時曾有人請把他們驅逐出去，仍在海洋中就船交易。廣東官吏籌議說：「香山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於我，一懷異志，立可制其死命。移泊外洋，大海茫茫，轉難制馭。」遂作罷。這話在當日，原是合乎情勢的。但是到後來，情勢變遷，澳門就竟給葡萄牙人占據去了。葡萄牙人占據澳門後，初尚按年交納地租，到公元一八四九年，那時候，已經是清朝的道光末年，在五口通商之後了。葡人藉口其頭目被殺，就抗不交租。後來清朝和歐、美各國，多數立約通商，獨葡約因澳門問題，不能成立。其時還有「由中國償還葡人築路、建屋之費，把澳門收回」之議，未能有成。時鴉片久已用洋藥之名，抽收稅厘，而從香港、澳門偷運入境的，非常之多。中國要求英國人緝私。英國人說：「澳門如不緝私，香港亦難照辦。」中國不得已，於公元一八七七年，和葡人訂立條約，許其「永居，管理澳門」，而葡人允許助中國人緝私，竟成割讓澳門以交換查緝私菸之局了，這是何等痛心的事？澳門既割棄後，界址又未能畫定。（《初中標準教本 本國史》第三冊，第3、9—10頁） 傳教的情形 利瑪竇等初來傳教時，一切順從中國的風俗，拜孔子，拜祖宗，都在所不禁（他們的解釋說：「中國人拜孔子，是敬仰其人格；拜祖宗，是報恩的意思；都沒有求福免禍之見，不能算崇拜偶像。」），後來別派教士，有向教皇攻擊他的。教皇遣使到中國來禁止。清聖祖大怒，將其使逐歸澳門，命葡萄牙人拘禁。（教皇所派使 Tournon，舊譯作多羅，新譯作鐸羅。被葡人監察甚嚴，憂憤而死）然教皇仍不肯將其禁令取消，於是在華傳教的教士不能再容忍中國人的風俗，彼此隔礙就漸深。到一七一七年，清朝就禁止天主教傳布。教士除在京效力的外，一概逐歸澳門。（後因澳門地小不能容，許居廣州天主堂，而禁止出外行走）各地方的天主堂，都改為公廨。 清中葉的內政 清朝的勢力，在表面上，到乾隆時為極盛，然而盛極必衰，其危機也就潛伏於這時候的。高宗是一個好大喜功的人，他件件事情，都要摹仿聖祖，而沒有他的聰明勤力，凡事都喜歡裝飾表面。又好奢侈，六次南巡，沿途供帳，所費甚巨。中歲後任用和珅，貪贓枉法，為古今所無，官吏都不得不賄賂他，於是上司誅求下屬，下屬剝削百姓，吏治大壞，社會就騷然不安了。 一七九五年，高宗傳位於仁宗。明年，白蓮教徒，就以「官逼民反」為詞，起事於湖北，蔓延四川、河南、陝西、甘肅等省。攻剿十年，才算全平。同時，東南有「艇盜」，閩、浙、廣東，大受其害。到公元一八○九年才平定。而一八一三年，北方又有天理教之變。教首李文成、林清，至結連內監，襲入宮禁，其黨亦叛于山東、河南。宣宗時，回疆又有張格爾之變。張格爾，就是天山南路教主的後裔，清平天山南路時，逃到浩罕去的。至是借其兵入寇，陷南路數城。這許多叛變，雖然都經戡定，然而人心搖動的情形，就可以見得了。 清朝的財政，是當康熙時代，就有餘蓄的。乾隆最盛時，曾達七千餘萬兩，嘉慶以後，內外多故，就開始患貧。至於兵力，則當吳三桂起事時，滿兵已不足用。「綠營」亦徒有其名，川楚教匪的勘定，實在是得力於鄉勇的。以如此腐敗的政治，而要當西人方興之焰，自然要敗壞決裂了。 中國歷代財政之窳敝 凡百政事，總是有了錢，才能夠舉辦的。所以財政實為庶政的命脈。要想積極地整頓政治，理財之法，是不能不講的。中國的政治，既是放任主義，所以其財政亦極窳敝。全國最重要的賦稅是地丁。地即田稅，丁乃身稅，本指力役而言。責民應役，其弊甚多，乃改為折納錢而免其役。而所謂折納錢者，又不是真向應役的人徵收，而是將全縣丁額，設法攤派於有田之家，謂之丁隨糧行。名為丁稅，其實還是田稅。清朝所謂編審，就是將丁稅之額，設法改派一番，和清查戶口，了不相干。所以各縣丁稅，略有定額，並不會隨人口而增加。清聖祖明知其然，乃於康熙五十一年下詔：令後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新生人丁，概不出賦，而舊有丁賦之額，仍要維持，就不得不將丁銀攤入地糧了。至此，地丁兩稅，乃正式合併為一。所以昔時租稅的基本部分，全為農民所負擔，其伸縮之力極小。財政困難時，加賦往往召亂。但不加賦，又無以應付事情，這亦是從前政治難於措置的一端。（《中國近世史前編》，見《中國近代史八種》，第154—155頁） 第三十九章 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是中西正式衝突的開始。這是積了種種的障礙，到此爆發的；所謂禁菸，倒不過是一個導火線。種種的經過，都是不諳外情當然的結果。中國當承平時，政治是放任的，兵備是廢弛的。林則徐查辦煙案，兵怨之，夷怨之，私販怨之，莠民亦怨之，反恐逆夷不勝。英兵所至，到處官逃民散，論者稱其為入無人之境，社會的情形，積重如此，又豈一日所能轉變？中國人和外國人交涉，是自尊自大慣了的，也是暗昧慣了的。從此以後，中國在外交界上，就完全另換了一番新局面了。所可惜的，當時別種方面，雖然屈從英國人，禁菸一事，仍舊可以提出的。而當時議約諸人，於此竟一字不提。倒像英國的戰爭，專為強銷鴉片而來；中國既然戰敗，就不得不承認他販賣鴉片似的。 鴉片的輸入 鴉片戰爭，是中西正式衝突的開始。這是積了種種的障礙，到此爆發的；所謂禁菸，倒不過是一個導火線。鴉片在唐德宗貞元時，已由大食商人輸入中國。［宋初所修《開寶本草》，也有其名（開寶，宋太祖年號，公元九六八至九七五年）］但是從前只作藥用。明末，菸草輸入，吸食的人漸多，其中有一種，是以鴉片和菸草同熬的，謂之鴉片煙。那時代吸菸草也有禁令，後來就解除了。鴉片煙則訖未弛禁，然吸者亦不絕。明神宗萬曆年間，鴉片初由葡萄牙人輸入，每年不過幾千箱。十八世紀中葉，英人獨占印度，印度的恆河流域，是鴉片產地，輸入遂逐漸增多，後來竟近三萬箱。那時候的中西貿易，輸出以絲、茶為大宗，輸入以呢、布、鐘錶為大宗，出入本略可相抵。鴉片輸入激增後，進出口不能平衡，乃不得不將現銀輸出。銀是清朝時候用作貨幣的，既然銀條外流，內地銀荒日甚，於是銀價上漲，貨值日跌。經濟界頗受影響。（當時賦稅都系收錢，換成銀兩解上去，錢賤銀貴，徵收的官吏，就要賠累。鹽商賣鹽交課亦然）而吸菸的人，志氣頹唐，身體衰弱，尤為民族一大危機。於是禁菸之議起。 禁菸問題的兩派 中國是時，沒有這許多出口貨與之相抵，只得輸出銀兩，銀是清代用為貨幣的，官吏徵收錢糧，鹽商賣鹽，所收的都是銅錢，及其解交國庫，則都須換成銀兩。銀錢相易，前此都有贏餘，此時則不克賠累，影響於財政頗巨。於是嚴禁之議復起。私運為大利之所在，能否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一切禁絕，頗成問題。而對外方面，通商上的癥結深了，能否一切不顧，專辦禁菸，亦成問題。做《中西紀事》的夏燮，眼光是很舊的，然而他論禁菸之事，亦說不宜同時斷絕通商。且說晁錯策七國，削之反速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當時情事，適當其反。西人萬里而來，不過圖利，若使其有利可得，戰禍或竟可消弭於無形。可見當時戰事，燒煙其名，爭通商之利其實，為眾所共知。所以當時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一奏，頗主緩和。主開禁收稅，但只准以貨物交易，不許用銀，官員、士子、兵丁禁吸，余不問，且許栽種。然積弊須以漸除，固是一理，要用迅雷疾風的手段，加以震懾掃蕩，然後爬羅剔抉的工作，乃得繼之而進行，亦是一理。林則徐在當時，大約是主張後者的，至於對外的關係，則非當時所知，總以為前此辦理的不善，由於官吏的畏葸不負責任。於是嚴厲的行動，就開始了。（《中國近世史前編》，見《中國近代史八種》，第174—175頁） 林則徐的禁菸 一八三八年，宣宗將禁菸問題，命臣下詳議，多數主張嚴禁。湖廣總督林則徐，奏語尤為激烈。（則徐有「煙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豈唯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諸警語）宣宗即命他到廣東去查辦。明年，則徐迫令英人繳出鴉片二萬另二百八十三箱（每箱一百二十斤），把他悉數燒毀。下令各國商船：進口的要具「夾帶鴉片，船貨沒官，人即正法」的甘結。各國都照具了，獨有英國不肯。義律命英商退往澳門，則徐斷其接濟。義律遂以兵船封鎖廣州，然未得政府的允許，究不能和中國開戰，乃又請他國斡旋願具「夾帶鴉片，船貨充公」的結，但請刪「人即正法」四字，則徐亦不許。 雖林則徐對外仍是隔膜 中英交戰之時，英船嘗三犯台灣。第一次在雞籠，第二次在大安港，都擱淺。當姚瑩等捕獲英人時，廷寄命其將該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之國，共有若干？其最為強大，不受該國約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無旱路可通？平素有無往來？俄羅斯是否接壤，有無貿易相通？逐層密訊，譯取明確供詞，切實具奏。林則徐在廣州時，奏稱震於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堅炮利而稱其強，以其奢靡揮霍而艷其富。不知該夷兵船笨重，吃水深數丈，僅能取勝外洋，至口內則運掉不靈，一遇水淺沙膠，萬難轉動。是以貨船進口，亦必以重資請土人導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從前律勞卑冒昧，一進虎門，旋即驚嚇破膽，回澳身死，是其明證。且夷人除槍炮以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便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又其陛辭時，奏稱內地茶葉、大黃，禁不出口，已足制諸夷之命。至廣州，又奏茶葉、大黃兩項，臣等悉心訪察，實為外夷所必需。其隔膜至於如此，豈在短時期中，能有知己知彼之望？（《中國近世史前編》，見《中國近代史八種》，第178、179頁） 中英的開戰 公元一八四○年，英國國會通過了用兵。於是英人派兵二萬餘前來，攻擊廣東沿海，不克。改攻廈門，旋亦棄去。北陷舟山，又到大沽投英國首相致中國的信。信中提出六項要求。其時督撫怕多事，宣宗遂派琦善在廣東查辦，林則徐時已授為兩廣總督，革職，遣戍新疆。琦善既至，和英人磋議。英人要求割讓香港，琦善不敢許。英人就進兵攻陷海口炮台。琦善不得已，允許了他。清朝聞英人進兵，大怒，將琦善革職，另派大臣督兵進剿。英國亦嫌交涉軟弱，撤去舊員，改換新將。［第一次帶兵來的，見第三十八章「廣東通商交涉」注文，後來所換的為璞鼎查（Henry Pottinger）］清兵到廣東，進攻不勝，英兵至，再陷廈門、舟山，進破寧波、乍浦。又撤兵入長江，陷上海、鎮江，直逼南京，清朝無可如何，乃派耆英等和英人議和，訂立《南京條約》。 社會情形積重難返 中國當承平時，政治是放任的，兵備是廢弛的。當時廣東按察使王廷蘭寫給劉韻珂的信，說各處調到的兵，紛擾喧呶，毫無紀律，互斗殺人，校場中積屍不知凡幾。甚至夷兵搶奪十三行，官兵雜入其中，肩挑背負，千百成群，竟行遁去，點兵冊中，從不聞清查一二。又說：林則徐查辦煙案，兵怨之，夷怨之，私販怨之，莠民亦怨之，反恐逆夷不勝，前轍不能覆蹈。劉韻珂寫給人家的信，亦說除尋常受僱，持刀放火各犯外，其為逆主謀，以及荷戈相從者，何止萬人？英兵所至，到處官逃民散，論者稱其為入無人之境，而非如入無人之境，社會的情形，積重如此，又豈一日所能轉變？（《中國近世史前編》，見《中國近代史八種》，第179頁） 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大致是照英國人的要求訂定的。其中重要的條款是：（一）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准英商攜眷居住，英國派領事駐紮。（二）割讓香港。（三）償還煙價六百萬元。商欠三百萬元，並賠軍費一千二百萬元。（四）英人得與華人任意交易，無庸拘定行商。（五）進出口稅則，秉公議定。英貨既完進口稅後，由中國商人，運入內地，只可照原稅酌加幾成。（六）中、英官吏，以平等的禮節往來。這是專為打破前此口岸任意開閉，英人在陸上無根據地，稅額繁苛，不許英官和中國平行之局的。 自尊自大是外交失敗的根源 中國人和外國人交涉，是自尊自大慣了的，也是暗昧慣了的。打破他這種迷夢的第一聲，便是五口通商之役。這一次的交涉，弄得情見勢絀；種種可笑，種種可恨，種種可惱；從此以後，中國在外交界上，就完全另換了一番新局面了。這種事情，其原因，自然不在短時間內。若要推本窮原論起來，怕真箇「更仆難盡」。這雖是短時間的事情，卻是積聚了數千年的思想而成的。真不啻把幾千年來對外的舉動，縮小了演個倒影出來。讀者只要善於會心，也就可以知道中國外交失敗的根源在什麼地方了。（《白話本國史》第四冊，第11—12頁） 南京條約的善後 《南京條約》，訂明英兵占據定海和鼓浪嶼，俟賠款交清，五口開放後，方行撤退。中國乃派耆英往廣東，與英人籌議善後問題。此時問題的癥結，為廣東的英領事要入城，而華人固執一七九三年「西洋各國商人不得擅入省城」的上諭，加以拒絕。民氣既不能壓抑，英人又無可通融，耆英深以為苦。一八四六年，五口都已開放，賠款亦已付清，耆英請英人撤兵，英人又要求他訂立舟山群島不得割讓他國之約，而耆英亦要求英人，將入城問題，延緩兩年，英人也答應了。耆英遂急求內調而去，留下一個紛擾的根株。中、英條約定後，各國都相繼東來，美、法、瑞典都和我國立有條約。唯俄人要在海路通商，仍給中國拒絕。 戰敗仍可禁菸 五口通商一役，種種的經過，都是不諳外情當然的結果，無足深論。所可惜的，當時別種方面，雖然屈從英國人，禁菸一事，仍舊可以提出的。當義律到天津投書的時候，津海道陸建瀛，就主張把禁菸一層，先和他談判。而當時議約諸人，於此竟一字不提。倒像英國的戰爭，專為強銷鴉片而來；中國既然戰敗，就不得不承認他販賣鴉片似的。於是中國對於鴉片，既無弛禁的明文；而實際上反任英人任意運銷，變作無稅的物品。直到前五三年（一八五九年），《天津條約》訂結之後，才掩耳盜鈴的，把他改個名目，喚作洋藥，徵收關稅。（《白話本國史》第四冊，第18頁） 第四十章 太平天國 從秦漢以後，中國歷史上，有一公例：承平了數十百年，生齒漸漸的繁起來；一部分人的生活，漸漸的奢侈起來；那貧富也就漸漸的不均起來；這種現象，一天甚似一天就要釀成大亂為止。嘉、道以後，內亂時起，外患迭乘；清朝的威望，掃地以盡；革命的種子，就有萌芽的機會了。民族主義鮮明的旗幟，無過於（宋儒）尊王攘夷之論。尊王攘夷，孔門相傳，確有此義。然所以尊王，原是想一匡天下；而所以要一匡天下，則免於被髮左衽，就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後來顧亭林先生分別「有亡國，有亡天下」。其所謂國，實指王室而言。所謂天下，似指國家，然中國人於國家的觀念，向來不甚晶瑩，亭林所云天下，與其說是指國家，無寧說是指民族。所以中國的民族主義實至宋而後形成。 民族主義的勃興 當明室滅亡之時，有志於革命的人，見事無可為，乃想將民族主義的根苗，流傳後代，於是有會黨的組織。（見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一篇第一章）在粵江流域的為三合會，在長江流域的為哥老會，都以反清復明為口號。從桂王敗亡，台灣破滅以後，看似漢族全被征服，其實革命種子，仍潛伏於社會之中。嘉、道以後，內亂時起，外患迭乘；清朝的威望，掃地以盡；革命的種子，就有萌芽的機會了。 民族主義至宋後形成 民族主義鮮明的旗幟，無過於（宋儒的）尊王攘夷之論。尊王是晚唐五代以來藩鎮跋扈裂冠毀冕的結果。攘夷則是燕雲十六州割棄，終北宋之世不能恢復，更加以女真猾夏的結果。這四個字原是從《春秋經》里來的。尊王攘夷，孔門相傳，確有此義。然所以尊王，原是想一匡天下；而所以要一匡天下，則免於被髮左衽，就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周天子尚在，而孟子力勸齊梁之君以圖王業，可見孟子是沒有扶翼周室之心的。如此看來，攘夷之義實更重於尊王。後來顧亭林先生分別「有亡國，有亡天下」，「國之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其所謂國，實指王室而言。所謂天下，似指國家，然中國人於國家的觀念，向來不甚晶瑩，亭林所云天下，與其說是指國家，無寧說是指民族。此義初非亭林所自創，自宋儒的言論推之，是當然要得出這樣的結論的，所以中國的民族主義實至宋而後形成。（《中國民族精神發展之我見》，原刊《學林》1940年12月第2期） 太平軍的起事 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廣東花縣人。生於一八一二年，恰在民國紀元之前百年。他少有大志，為要運動下級社會，不得不藉助於宗教，廣東和外人接觸早，對於基督教，認識較多。他乃採取其說，自創一教，稱為上帝教。自稱天父的次子，稱基督為天兄。和同縣馮雲山，到廣西桂平、武宣一帶傳布。這一帶地方的人民，風氣樸實，性質勇敢，信他的人很多。恰好廣西大飢，盜匪遍地。人民辦團練自衛，土著與客民，又相齟齬，他就乘機，以一八五○年，起事於桂平的金田村。 太平軍起事的背景 從秦漢以後，中國歷史上，有一公例：承平了數十百年，生齒漸漸的繁起來；一部分人的生活，漸漸的奢侈起來；那貧富也就漸漸的不均起來；這種現象，一天甚似一天就要釀成大亂為止。大亂過後，可以平定數十百年，往後就又是如此了。這是由於生產方法和生產社會的組織，始終沒有變更的緣故。清朝從乾隆以後，也恰好到這時代了。雖然有川楚教匪……亂事，社會的心理，還沒有厭亂。借宗教煽誘愚俗，也是歷代都有的。從西人東漸以後，黃河、長江兩流域，都還沒大受他的影響。獨廣東和他接觸最早，受他的影響最多。兼且上流社會中人，和固有的文化，關係較深，受外教的影響較難，下流社會卻較容易。合此種種，就造成了洪楊的亂事了。（《白話本國史》第四冊，第24頁） 太平天國的興亡 洪秀全起事之後，襲據永安，建號為太平天國，自稱天王。同起諸人都封王，東王楊秀清，南王馮雲山，西王蕭朝貴，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清將向榮，把大兵圍困他，太平軍突圍而出，入湖南，出岳州，下武漢，沿江東下，直抵南京，稱其地為天京。時在一八五三年。向榮率大兵，隨太平軍之後，至天京城外孝陵衛紮營，是為「江南大營」。清朝又派琦善一支兵，屯駐防揚州，是為「江北大營」。太平軍殊不在意。並派林鳳祥、李開芳率兵出安徽北伐，胡以晃、賴文英沿江西上。後來北伐的兵，因勢孤，從河南、山西，入直隸，退據山東，給清兵消滅。西上的，卻攻下安慶、九江，再取武漢，甚為得勢。 太平軍之軍略失策 太平軍在軍略上的失策：（一）未能於初起時全軍北上，與清人爭一旦之命。（二）在南方又未立定規模。（三）初起時藉長江的便利，未久即下天京，後來水師之利反為清人所有。至其軍隊，初起時確甚優良。廣西軍人，強悍善戰，其紀律頗嚴，並無姦淫殺掠之事，所以人民頗為歡迎。清張德堅撰《賊情彙纂》稱：「賊至則爭先迎之，官軍至皆罷市。此等情形，比比皆然，而湖北為尤甚。」可見光復軍興時，簞食壺漿的盛況。此時太平軍軍隊未甚多，其首領的驕奢淫佚亦未甚，所破州縣，到處都有蓄積，取之已足敷用，人民亦有自動進貢以求免禍的，故其財政寬然有餘，無事誅求。（《中國近世史前編》，見《中國近代史八種》，第219頁） 此時清朝綠營、旗兵，都毫無用處，而曾國藩在湖南練成湘軍，成為太平軍的勁敵。一出來，就攻陷武漢，進陷九江。派兵從水陸兩路，進取安徽。先是太平軍中又有內訌。楊秀清專權，天王使韋昌輝把他殺掉，旋又使秀清餘黨，殺掉昌輝。石達開別為一軍，剽掠湖南、兩廣，後來給清軍消滅於四川。馮雲山、蕭朝貴先已戰死。天王深居簡出，不親政事，太平天國中，遂現出中樞無主的景象。軍紀日壞，將士的暮氣亦日深，幸得英王陳玉成，破湘軍於三河集，忠王李秀成，派兵分擾贛、浙，擊破江南大營，進取蘇、松，太平軍的氣勢又一振。然而大廈非一木所能支，清朝以曾國藩督兩江，指揮諸將，國藩分兵定贛、浙。又遣李鴻章募淮軍，以攻蘇、松，湘軍以全力下安慶，水陸兩軍，沿江東下，天京遂於一八六四年失陷。天王先服毒殉國，子福瑱，殉國於江西，餘黨亦先後敗滅。太平天國共計十五年；勢力所到之地，達十六省；內地十八省，只有陝、甘兩省未到。事雖無成，亦可以算得壯烈了。 太平天國失敗原因 太平軍初起時，以區區嶺南的窮寇，乘間北出，不一年而攻取江寧，震動全國；後來兵鋒所至，蹂躪了一十六省（除陝、甘二省）。攻破了六百多城，其中不可謂無才。他初起的時候，發布「奉天討胡」的檄文，也總應當得幾分漢人的同情。又這時候，外人方厭惡滿洲政府的頑固，對於太平軍，也頗有表同情的。太平軍要想成功，實在不是沒有機會。但是當時民族的自覺，勢力頗小。而君臣之義，卻頗有勢力。曾國藩生平，帶這種色彩，頗為濃厚。大概他們看了這種階級社會裡頭的道德，是維持社會所必需。當時的人的思想，自只如此。後來的人，抱民族主義的，說他為什麼要做滿洲的奴隸？已經可笑了。抱政治思想的，又說他為什麼不把滿洲政府推翻，好把政治徹底改良？這更陷於時代錯誤。推翻王室，改良政治，這件事，在大家都抱著君主思想的時代，談何容易辦到。況且曾國藩等，何嘗知道徹底改良政治來。以練兵造船為自強，正是這班中興名將的政策。太平天國的政治，都帶有西教的色彩，尤易為一般人所疾視。而且他初起兵時，軍紀嚴肅，軍中的重要人物，也都是朝氣。後來始起諸王，互相屠戮。洪秀全也漸漸荒淫。一切軍事政事，都出於他的兄弟仁福、仁達之手，日益腐敗。姦淫搶掠的事情，也一天天多了，自然人民就反對他。這是太平軍所以失敗的原因。（《白話本國史》第四冊，第27頁） 太平天國事變的影響 太平天國的興亡，雖不過十五年間，但其影響卻不小。政制社會的改革：太平信奉基督教理，謂人皆上帝子女，故稱男皆曰兄弟，女皆曰姊妹，一律平等。改新曆，行公田，禁止賣娼蓄妾。排斥釋道，廢廟宇偶像，重定儒書，此為不能抓住民心之處。上海為外人居留地，上海響應太平時，外人宣言中立，租界行政權漸歸外人，為公共租界之起源。經此事變後，滿漢畛域消除。漢大臣多任內外大官，得有勢力，清室大權，漸漸推移。 北方的捻亂 太平天國同時，北方又有捻黨。那是無甚主義的，不過只算是流寇。捻黨初橫行於河南、山東、安徽三省之間。太平天國既亡，餘黨和他相合，聲勢驟盛。清朝派僧格林沁去打他，敗死於曹州。乃改派曾國藩，國藩創「長圍圈制」之法，於運河、賈魯河沿岸築長牆，到底給他突破，分為東、西兩股，東捻首領任柱、賴文光入蘇、魯，西捻首領張總愚走陝西。李鴻章代曾國藩，倒守運河，把東捻逼到海邊平定。左宗棠剿西捻，西捻回竄直隸，李鴻章和他合力，把捻黨包圍在黃、運、徒駭河三河之間打平。這事在一八六七年、一八六八兩年。 西北西南的回亂 同時西北、西南，又有回亂。雲南回民杜文秀，以一八五五年據大理，盡占迤西一帶，迤東也有起而創亂的。到一八七二年，才給岑毓英用回將馬如龍打平。西北回亂，起於一八六二年，直到捻匪定後，左宗棠方才回兵剿辦，其時陝、甘幾全成匪區，天山南北路，亦為浩罕將阿古柏帕夏所據（阿古柏是浩罕的將，浩罕使他隨著張格爾的兒子東來的。後來張格爾的兒子，為其所廢。此時天山北路，先有回酋妥得璘起兵，進取南路。又有漢人徐學功，起兵自衛，阿古柏和徐學功聯合，攻破妥得璘。徐學功亦內附。於是天山南北路為俄所據外，余盡入其手），想在其地建立一個回教國。英、俄、土耳其都和他通使，英人怕俄人南下，危及印度，尤其要扶助他。左宗棠先平定陝、甘，英人仍為阿古柏求封冊。朝議因用兵勞費，也有主張封他的，宗棠力持不可，於一八七五年進兵，至一八七八年，把南北路都平定，然伊犁先已為俄人所占，到底釀成重大的交涉。 亞洲西北部的局勢 歷史上的匈奴、蒙古，都是從亞洲西北部，侵入歐洲的。卻從俄羅斯興起，而亞洲西北部，反受其侵略。歷史上的印度，是常受西亞高原侵略的。卻從英吉利侵入印度，而西亞高原，亦反受其侵略。而且英人的東侵從海，俄人的東侵從陸，本來是各不相謀的。乃英人從印度西北出，俄人從兩海之間東南下，而印度固斯山一帶，就做了兩國勢力的交點。這也可謂極歷史上的奇觀了。當英人侵入印度，俄人侵入兩海之間的時候，也正是清朝平定天山南北路和征服西藏之時。三國的勢力，恰成一三角式的樣子。乃英俄兩國的勢力步步擴充。而中國的實力，則實在不能越蔥嶺一步，就弄成後來日蹙百里的局面了。中國到這時候，也知道西北的形勢緊急了。前二八年（一八八四年），就把新疆改為行省。（《白話本國史》第四冊，第32、34頁） 第四十一章 英法聯軍與中俄交涉 天下事情，本來只有強權，哪裡有什麼公理？何況平心而論，我們中國弄錯的地方也很多，這「糊塗」兩個字，我們從政府起到百姓止，實在是辭不掉的。僧格林沁在天津設防，把英、法兩國的兵船打壞了，英、法兩國的公使，只得退出去逃到上海。誰知道當時的中國政府，見打了一個小勝仗，便得意非常，把去年所訂的條約廢掉了，叫他們另外派人來，到上海重議。這麼一來，把有理又變作無理了。《尼布楚條約》，中國看似勝利，然而自此以後，對於東北方，並沒有加意經營；而俄人卻步步進取，經過一世紀半之後，強弱自然要易位了。所以邊疆的不保，是壞在平時邊備的廢弛，並不能專怪哪一個人。 廣東交涉的糾紛 公元一八五八和一八六〇年，南方內亂正熾，北方又有英法聯軍和中、俄交涉，遂使外力的侵入，更深一層。先是耆英去後，徐廣縉為兩廣總督，葉名琛為巡撫，兩個人，都是有些虛 之氣的。時粵人自辦團練，要想抵抗外人。英人要求入城，徐廣縉自己到他船上去阻止，英國人想把他扣留起來。團丁同時齊集兩岸，呼聲震天。英人怕肇大禍，乃將徐廣縉放還。並另訂廣東通商專約，把不入城列入約中。事聞，清朝大加獎勵，廣東人更形得意。後來徐廣縉去職，葉名琛代為總督，對於外人，更持傲慢不理的態度。然實不知外情，亦無實力防備。一八五六年，中國水師，在掛英國旗的亞羅號船上，搜捕海盜。（當時香港政府許華船向其註冊，這一隻船，實在是註冊業已滿期的，英人藉口中國搜捕海盜之際，侮辱其國旗，向葉名琛索還所拘捕的人，葉名琛即行送還，英人又不受，說要解決入城問題，遂徑行進攻省城，以為迫脅）英領事巴夏禮（Harry Parkes），藉此啟釁，攻陷省城。然並無本國政府的命令，旋又退出，又因印度士兵起了叛變，而粵人以為英人懼戰易與，燒毀各國商館，反成為巴夏禮請本國政府用兵的口實。 英法聯軍的東來 此時英想聯絡法、俄、美一致行動，而美、俄都只願改訂商約；法則因拿破崙第三野心難戢，適逢廣西西林縣，又殺掉一個法國教士，法國亦想藉此示威。於是四國各派使臣，英、法則以軍隊相隨，攻陷廣州，把葉名琛虜去，後來死在印度。英、法兵又北上，陷大沽炮台。清朝不得已，派大臣在天津，和英、法、美三國，各訂條約，是為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明年，英、法使臣來換約，中國方在大沽口修理防務，命其改走北塘，不聽，強行闖入，為中國兵擊敗，逃到上海。 木必自腐，而後蟲生 古人說得好：「木必自腐，而後蟲生之。」況且天下事情，本來只有強權，哪裡有什麼公理？何況平心而論，我們中國弄錯的地方也很多，這「糊塗」兩個字，我們從政府起到百姓止，實在是辭不掉的呢。這一次的條約，言明一年之後到中國的天津來彼此交換。這時候，英國的政府頗有些有意挑釁。咸豐八年（一八五八）五月，到了大沽口，便要硬走白河口到天津。這時候，正值中國的僧格林沁在天津設防，便照會他們改從北塘口，走薊運河裡進去。英、法的使臣不聽，帶了兵艦硬從白河裡闖進來，中國的炮台上便開炮打他，把英、法兩國的兵船打壞了四隻。兩國上岸的兵士，不是打死，便給中國人擒住了，一個也沒有回去。英、法兩國的公使，只得退出去逃到上海。這一次的事情，本是英、法兩國錯的。要是當時的政府據著理同他們交涉，英、法兩國也未必有什麼說。誰知道當時的中國政府又是糊塗的，見打了一個小勝仗，便得意非常。下了一道上諭，說什麼「英夷狂悖無禮，此次痛加剿殺，應知中國兵威，未可輕犯」的話。把去年所訂的條約廢掉了，叫他們另外派人來，到上海重議。這麼一來，把有理又變作無理了。（《國恥小史》，中華書局1917年版，第3、29、30、31頁） 又明年，英、法兵再至，攻陷大沽，清朝再派親王講和。而親王誤信人言，說英人暗藏兵器，要想在會場上「劫我」。軍官僧格林沁，竟把巴夏禮捉起，送往北京刑部牢里監禁。英、法兵進攻，清兵大敗，文宗逃往熱河，英、法兵脅開京城，把圓明園燒毀，才由文宗之弟恭親王奕 ，和兩國另訂條約，是為一八六○年的《北京條約》。 圓明園之毀，無足深惜 圓明園為清世宗在藩邸時賜園。即位後，亦於其中聽政。累朝繼續經營，法人稱其建築之精，珍奇之富，為歐洲之所無。一旦化為劫灰，實為我國有關文化的建築古物，遭受損失之始。此後戰事之所破壞，古董商人之所販賣，以及各地愚民因外人收買之所毀損，更不知凡幾。此次抗戰以來，淪陷區域整批的毀壞、搶劫、盜竊，更其無從說起了。幾世幾年的菁英，一朝化為烏有，言之豈不可痛？但須知：（一）文化的進退，視乎其社會的情狀，是否安和，物質所表現的文明，實在其次。（二）即舍此弗論，以現在文化的狀態，雖有寶物，亦必不能終守。此豈獨今日為然？亦豈獨中國為然？（三）所謂有關文化的建築品物，一方面固然代表學術技藝，一方面也代表奢侈的生活。後者固絕不足取，即前者，就已往的社會論，並不過一部分人能參與此等工作，大多數人，都是被擯於其外的。今後社會的組織果能改變，合全社會人而從事於此，已往的成績又何足道？所以有關文化的建築品物等，能保存固當盡力保存，如其失之，亦無足深惜。敢以此為國民進一解。（《中國近世史前編》，見《中國近代史八種》，第188頁） 天津北京條約 天津、北京兩條約，包含（一）賠款（英千二百萬兩，法六百萬兩）外，（二）許外國派使駐紮北京，是為中國中央政府和外人直接交涉之始。（三）沿海添開口岸，並及長江。於是內河航行權，就與人共之了。［《天津英約》，沿海開牛莊、登州、台灣、潮州、瓊州，沿江自漢口而下，開放三口（後開漢口、九江、鎮江）。《法約》多淡水、江寧而無牛莊。《北京英約》又增開天津］（四）領事裁判權。（五）關稅協定。（六）傳教。前此僅以上諭解禁，許在海口設教堂，至此則明認外人到內地去傳教，並可租買土地，建造房屋了。［領事裁判、關稅、傳教各協議，均在道光江寧、咸豐天津各條約中。道光二十二年（公元一八四二年）《寧約》第十款，議定英貨納稅例。咸豐八年（公元一八五八年）《津約》第二十六款，定貨物每值百兩稅五兩。又是年《中英通商善後章程》第一項，定稅則未載之貨，估價值百抽五。以上皆關於關稅者也。《津約》第十六款，英人犯事，歸英懲辦。但道光二十四年《中法條約》第二十七款，業已規定有領事裁判權。此關於法權者也。天津《英約》第八款即為保教。天津《法約》第十款，法人可以購地建禮拜堂、書院、學堂。第十三款，保護天主教士、教民，並在內地傳教。此關於傳教者也］ 中俄劃界交涉 自《尼布楚條約》訂立以來，俄人對於東方，仍逐漸侵占；中國則以為邊荒之地，不甚注意經營；黑龍江以北之地，遂多為俄所據。一八五〇年，俄人要求新疆通商，中國許開伊犁和塔城。一八五七年，又在天津訂立條約，許其在海口通商。（當時中國本不許俄國在海口通商。此時想借俄國的力量，牽制英、法，所以許其海口通商，和他訂約，反在英、法、美之前）然俄人要求變更《尼布楚條約》，則中國仍加堅拒。一八五八年，俄人乘中國多事，迫脅黑龍江將軍奕山，訂立《璦琿條約》，盡割黑龍江以北之地，而將烏蘇里江以東，作為兩國共管。一八六〇年的英、法和議，俄使曾居間調停，事後又藉此要功，迫中國再訂《北京條約》。將烏蘇里江以東，亦作為割讓。西北疆界，從沙賓達巴哈以西，都規定大概，訂明另行派員會勘。新疆再開喀什噶爾，又許俄人從恰克圖經庫倫、張家口到京，零星貨物亦得發賣。旋又訂立《通商章程》，陸路稅則，較海口三分減一。兩國邊界百里內，都為無稅區域。（此條看似彼此一律，但中、俄接界之處，都是中國境內繁盛，而俄國荒涼，所以中國實在是吃虧的。此事可參看拙撰《白話本國史》第四編下第一章第六節）蒙古設官之處，都准俄人前往貿易。諸約不但東北割地，廣大可驚；就蒙古、新疆，也幾於藩籬盡撤了。 邊備廢弛的惡果 凡事不進則退。《尼布楚條約》，中國看似勝利，然而自此以後，對於東北方，並沒有加意經營；而俄人卻步步進取，經過一世紀半之後，強弱自然要易位了。《璦琿條約》約成後，侍講殷兆鏞，劾奕山「以黑龍江外之地，拱手讓人，寸磔不足蔽辜」。然奕山在當日，亦曾竭力爭執。而俄人以開戰相脅，這時候的情形，恰和結《尼布楚條約》時相反，儻使開戰，中國是萬無幸勝之理的，徒然弄得牽涉更廣。所以邊疆的不保，是壞在平時邊備的廢弛，並不能專怪哪一個人。（《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下冊，第65、67頁） 中俄伊犁交涉 《北京條約》定後，西北邊界，是逐段派員會勘的，又都略有損失，而伊犁將軍所屬，界約並未及訂成而回亂作，伊犁為俄所據。中國向其詰問，俄人說「亂定即還」。及亂定再向追索，則又要求償還代守的兵費。中國派崇厚往俄，崇厚是不懂事的，僅收回伊犁空城，而喪失的權利，廣大無限。中國將崇厚下獄，中、俄幾至決裂。後乃彼此讓步，派曾紀澤往俄重議，將伊犁南境要隘，多索回了些。原約蒙古、新疆都為無稅區域，新約僅新疆暫不納稅。原約許俄人在多處設領，新約僅肅州、土魯番兩處。而將蒙古貿易，擴充至不設官之處。此約定於一八八一年。明年，中國遂改新疆為行省。 第四十二章 中法戰爭和西南藩屬的喪失 中國歷代，所謂藩屬，是外國仰慕中國的文明，自願來通朝貢；或者君主好大喜功，喜歡招徠外國人來朝貢，以為名高，朝聘往來，向守厚往薄來主義。在國計民生，無甚實益。所以歷代的政論家，多以弊中國、事四夷為戒。當帝國主義侵略的時代，有一藩屬，介居其間，則本國的領土不和侵略者直接，形勢要緩和許多。所以保護藩屬，實在是國防和外交上的要義。然中國之對待藩屬，仍系遵循舊法。為中國計，當是時，唯有採用聯邦之法，於軍事、財政、經濟、交通、外交犖犖大端，操諸中央之手，而其餘則一聽其自由。無如此等新政治，非中國秉政者所知。 越南的衰亂 藩屬就是我的屬國，而又可以做我的藩籬的意思，藩屬淪亡，內地就要危險了。安南舊阮，自給新阮滅掉後，遁居海島。因法教士的介紹，求援於法；又藉助於暹羅，將新阮滅掉。立國順化，受封於中國，為越南國王。當越南求援於法時，曾和法國立有草約，許事成之後，割化南島為賂，後來草約沒有簽字，約中所載的義務，法國亦沒有履行；越南亦就沒有割地，這自然是不錯的。但是與法交涉之間，殊多 ，南部遂為法國所占，這事還在中國訂立《天津條約》之時。後來太平天國滅亡，餘黨又逃入越南北部，舊阮初興，對於北部，實力本來顧不到，至此遂更形混亂。 無甚實益的藩屬在近代卻至為重要 藩就是藩籬的意思。中國歷代，所謂藩屬，是外國仰慕中國的文明，自願來通朝貢；或者專制時代，君主好大喜功，喜歡招徠外國人來朝貢，以為名高，朝聘往來，向守厚往薄來主義。從不干涉人家的內政，或者榨取什麼經濟上的利益。在國計民生上，是無甚實益的。所以歷代的政論家，多以弊中國、事四夷為戒。然當帝國主義侵略的時代，有一藩屬，介居其間，則本國的領土不和侵略者直接，形勢要緩和許多。所以當此時代，保護藩屬，實在是國防和外交上的要義。然而中國卻不能然，藩屬逐漸淪亡，本國的邊境也就危險了。（《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下冊，第84頁） 中法戰爭和越南喪失 當雲南回亂時，中國曾托法商購運軍火，法人因此知航行紅河，可通雲南，又想侵占越南北部。越人聯合太平軍餘黨劉義（後來內附，改名劉永福，所領軍號黑旗軍），把他打敗。中國亦命雲南、廣西出兵，法人乃設計攻順化，脅越南立被保護之約。中國提出抗議，法國置諸不理。時中國兵出雲南、廣西的都不利，乃由李鴻章在天津，與法使訂約。中國承認法、越條約，而法允不索兵費，旋因撤兵期誤會，兩軍衝突，法國又要求償金。中、法遂開戰，時在一八八五年。法兵襲擊馬江，破壞我國的海軍，又陷澎湖、基隆，封鎖寧波、海口。然我陸軍出雲南、廣西的都勝利，台灣淡水堅守，法軍亦不能下。是時法新敗於德，元氣未復；戰既不利，輿論譁然，主戰的內閣，因之而倒。儻使我更堅持，或者條件還可有利些，然我國亦未能利用機會，仍放棄越南成和，不過法人沒有要索賠款罷了。 緬甸和暹羅的喪失 英國和緬甸，是久有衝突的。一八二六年，就割其阿剌乾和地那悉林；一八五一年，又割白古。緬人自此沒有南出的海口，屢圖恢復，終無成功。法、越交涉緊急之時，法人又誘緬甸立密約，許代監禁其爭位的王族，而緬甸人則割地以為報酬。英人大驚，趁中法交戰之時，發兵把緬甸滅掉。法人既並越南，藉口暹羅湄公河左岸之地，曾屬越南，向其索取，暹人不能拒。英人和法協議，以湄公河為兩國勢力範圍界限，湄南河流域為中立之地。暹羅因兩國的均勢，得以倖存，然亦不是我的屬國了。 疆界的糊塗不清 中國的邊界，向來是全不清楚的。當初和英國議界時，曾要求騰越所屬漢龍、天馬、虎踞、鐵壁四關。漢龍、天馬，本無問題。虎踞、鐵壁，照雲南省的地圖，亦均在中國界內。英人以為必不致誤，遂許照原界分畫，後來實行查勘，才知道二關久為緬占（據薛福成原奏，其時英所守界，越虎踞而東，已數十里；越鐵壁亦六七十里），英人遂不肯歸還。而漢龍、天馬，雖許歸還，漢龍又不知所在，於此約中訂明「由勘界官查勘；若勘得在英國界的，可否歸還中國，再行審量」，豈非笑柄？而此約所定之界，於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又未能分畫，訂明俟將來再定，遂為後來英人占據片馬的根本。（《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下冊，第89—90頁） 哲孟雄不丹的喪失 西藏南邊之國，亦久為英人所覬覦，當公元一八一六年時，廓爾喀因受英國迫脅，曾求救於中國，清仁宗茫然不省。（見 《東華錄》嘉慶二十一年。廓爾喀言受披楞壓迫，披楞即不列顛的異譯。仁宗降諭說：「爾國來稟之意，不過要求天朝幫助，天朝於邊外部落，彼此相爭，從無發兵偏助一國之事。爾國與披楞，或和或戰，即或竟投誠披楞，天朝總置不問。但屆至貢期，仍當按例進貢。儻至期不來，即當發兵進剿。」真可謂昏憒糊塗，而又顏之厚了）廓爾喀遂兼附於英，不過終清之世，仍守其五年一貢之例而已。哲孟雄則當公元一八三九年時，英人即租得其大吉嶺之地，後來又取得其鐵路敷設之權；自此西藏的藩籬就漸撤。不丹於公元一八六五年，為英軍所敗，乞和。到公元一八九〇年，中國和英人訂結《藏印條約》，承認哲孟雄歸英保護。公元一九一〇年，不丹亦夷為英的保護國，西南的藩屬，就幾於全失了。 西南的危機 藩屬既已喪失，本國的形勢，就漸行赤露。《法越條約》，中國許開邊界兩處通商，後來廣西開了龍州，雲南開了蒙自、河口。先是英人要求派員入藏探測，中國不能拒，允許了他，而其所派之員，行至騰衝邊界被殺，英人指為大員主使，交涉幾至決裂，於是有公元一八七六年的《芝罘條約》。在西江沿岸，開放商埠，並許英人航行西江，而派員入藏一節，仍訂入約中。直到公元一八八六年，中國訂約，承認緬甸屬英，才將他取消。其中緬界約，則直到一八九四年方訂立，仍僅規定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南，自此以北，疆界迄未勘定，遂為英兵侵占片馬、江心坡、班洪等地的張本。又此約訂明孟連、江洪不得割讓，而一八九五年的《商務界務專條》，卻把江洪之地，割讓了一部分給法國，並許越南鐵路，接展至中國。於是英人向我詰責。一八九七年，又立《中緬條約》附款，許緬甸鐵路，和雲南鐵路相接。西南的形勢，就更形危急了。 變藩屬為聯邦 中國歷代之徵服外國，看似出於君主之野心，實則思患預防之意多，開疆拓土之意少，所謂守在四夷也。歷代管理外國，不外（一）就其通路，加以保護，如漢於西域設都護，以護南北兩道是也。（二）擇其要點，設官駐兵，以諸屬部加以管理，使不至漸形桀驁，寖開犯順之端，又或互相聯合，或獨立併吞，馴至富強終成坐大。如唐於屬地設都護府是也。此皆所以防此等外藩侵犯中國，而非防更有強敵侵犯此等藩屬，至近代，則情勢迥異矣。然中國之對待藩屬，仍系遵循舊法。當是時，欲圖改革，亦有難焉者，何也？中國之實力不足，則不能禦敵，欲求實力充足，必有所經營布置，而欲有所經營布置，則或非屬部所樂，轉易引起內訌矣。為中國計，當是時，唯有採用聯邦之法，於軍事、財政、經濟、交通、外交犖犖大端，操諸中央之手，而其餘則一聽其自由，（一）所求者簡，則中央易於為力。（二）變動不大，則藩屬不至反對。（三）告以我之措置，又凡事與之和衷協商，則藩屬必欣然從我矣。無如此等新政治，非中國秉政者所知。（《中國近百年史概論》，寫於1942至1943年間，見《中國近代史八種》，第246頁） 第四十三章 中日戰爭與外力之壓迫 歡迎西學，而畏惡西教；西人挾兵力以求通商，則深閉固拒，以致危辱；到外力的壓迫深了，才幡然改圖，以求和新世界適應；這是歐人東略以後，東洋諸國所同抱的態度；而日本因緣湊合，變法維新，成功的最快。中、日兩國，歷史上的關係，極為深切，當西力東侵之際，本有合作禦侮的可能。但日人則褊狹性成，專務侵略，自始即不希望和中國合作，遂轉成為東方的侵掠者。中日戰後，中國的積弱，暴露於天下，而外力的壓迫，遂紛紛而起。中國人受了一個大大的刺激，變法的動機，就勃發而不可遏了。 朝鮮日本的盛衰 日本千年以來，幕府專權，國土分裂，本在亂極思治的時候，因西洋各國，強迫通商，激起國人「尊王攘夷」之論。幕府倒，封建廢，借王權的力量以維新，就是所謂「明治維新」，正當清同治七年，由此而漸進於憲政政制的正軌。 日本因變法而成侵略國 歡迎西學，而畏惡西教；西人挾兵力以求通商，則深閉固拒，以致危辱；到外力的壓迫深了，才幡然改圖，以求和新世界適應；這是歐人東略以後，東洋諸國所同抱的態度；而日本因緣湊合，變法維新，成功的最快，遂轉成為東方的侵掠者。（《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下冊，第93頁） 中日初期的交涉 日本和中國訂約，事在一八七一年。當時因我國與西洋各國，都是全國開放的，對於日本則僅限於通商口岸，所以我國和日本所訂的約，也和西洋各國有異。（一）領事裁判權，彼此都有。（二）關稅都照稅則完納；要稅則所無的，才值百抽五。（三）亦無所謂傳教。這是日本人很不滿意的。這一年有琉球諸人遭風飄到台灣，為生番所殺。琉球是兩屬於中、日之間的，中國卻並不知道，日本向我詰問，我國說：「琉球是我藩屬，琉球人被殺，與你何涉？」又說：「生番是化外之民，不能負責。」日本遂自行發兵到台灣去攻生番。我國亦調兵渡海，日人頗為膽怯，乃由中國給死者家屬以撫恤；並償還其修路、造屋之費而罷。但日人覬覦琉球，有加無已。公元一八七九年，日本就把琉球滅掉。我國和他交涉，始終無效。 日本自始即打侵略的主意 中、日兩國，同立國於東方，在歷史上的關係，極為深切，當西力東侵之際，本有合作禦侮的可能。但這時候，中國人對外情太覺隔閡，一切都不免以猜疑的態度出之，而日人則褊狹性成，專務侵略，自始即不希望和中國合作。中、日的訂立條約，事在一八七一年。領判權彼此皆有。進口貨物，按照海關稅則完納，稅則未定的，則直百抽五，亦彼此所同。內地通商，則明定禁止。在中國當日，未始不想藉此為基本，樹立一改良條約之基，然未能將此意開誠布公，和日本說明。日本則本不想和中國合作，而自始即打侵略的主意，於是心懷不忿。至一八七四年，因台灣生番殺害日本漂流的人民，徑自派兵前往攻擊。一八七九年，又滅琉球。交涉屢有葛藤，而衰微不振的朝鮮，適為日本踏上大陸的第一步，遂成為中、日兩國權利衝突的焦點。一八九四年，日人預備充足，蓄意挑釁，卒至以兵戎相見。（《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539—540頁） 日本的窺伺朝鮮 公元一八七六年，日本和朝鮮訂約，認朝鮮為自主國，後來清廷發覺，才命朝鮮又和美、英、法、德次第訂約，均申明為我屬國，然《日約》未能追改。公元一八八二年，朝鮮國王李熙的本生父昰應，和王妃閔氏爭權，作亂。中國派兵代為勘定，自此中國兵就留駐朝鮮京城。公元一八八四年，朝鮮黨人作亂，又為我國所鎮定。明年，日本遣使來，和我訂約：彼此都撤兵，如欲派兵，必須互相知照。中、日對朝鮮，就立於同等地位了。 朝鮮人好結黨相爭 朝鮮李氏的開國，略和明朝同時。攘斥胡元，輸入中國的文化，一時國勢，頗蒸蒸日上。不幸，朝鮮人雖學到了中國人的好處，也沾染了宋、明時代中國人的習氣，士大夫好結黨相爭；又外戚專權，歷時甚久，政治遂大腐敗。（《初中標準教本 本國史》第三冊，第106頁） 中日戰爭 一八九四年，朝鮮東南部又有亂事，求救於我，我國派兵前往，未至而亂已平。日本亦派兵雲集京畿，我國要求他撤退，日本不聽，又擊沉我國運兵的輪船，兩國遂開戰。我國陸軍敗於平壤，海軍敗於大東溝，日兵遂渡鴨綠江逼摩天嶺，別一軍進旅順，營口、海城亦相繼陷落。其海軍又北陷威海衛，南陷澎湖，中國不得已派李鴻章到日本議和。 馬關條約 和議初開時，日人的要求很為苛酷，旋因李鴻章為刺客所傷，各國輿論譁然，日人才許停戰。旋議定條約：（一）中國認朝鮮獨立。（二）賠款二萬萬兩。（三）割遼東半島和台灣、澎湖。（四）照歐、美現行約章，和日人改訂商約，這是日本求之多年而不得的。而（五）開放長江上流的沙市、重慶和運河沿岸的蘇州、杭州。（六）日人得在通商口岸，從事製造，貨品課稅及租棧，得享有一切豁免優權。則又是歐美各國，所求之而未能得的了。約既定，俄、德、法勸告日本，勿割遼東；日人乃增索賠款三千萬兩，而將遼東還我。台灣人自立民主國，和日本抵抗，到底因勢孤援絕，為日人所滅。 中日戰後外力的壓迫 中日戰後，中國的積弱，暴露於天下，而外力的壓迫，遂紛紛而起。俄人以干涉還遼之故，於公元一八九六年，誘我與訂《密約》，許其築造東省鐵路。次年德國人強占膠州灣，迫我訂租借九十九年的條約，並得膠濟、膠沂濟鐵路的敷設權，及開採沿鐵路線三十里內的礦山。同年俄人又租借旅順、大連灣，以二十五年為期，並得從東省鐵路，添築一支線，達於旅、大。英國則藉口均勢，於公元一八九八年，租借威海衛，租期與旅、大相同。又租借九龍半島，租期和膠州灣相同。同年法國亦租借廣州灣，租期和膠州灣相同。而法於兩廣、雲南，日於福建，英於長江流域各省，又都要求我不得割讓他國。這就是外人所謂「勢力範圍」，各於其中，攘奪築路、開礦的權利；瓜分之論，一時大熾。 美國在中國，是沒有什麼特殊權利的，其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或譯赫伊），乃照會英、法、德、意、俄、日六國，提出「門戶開放，領土保全」主義，這就是所謂「均勢」。（照會的條件有三：一、 各國對於中國已得的權利，彼此不相干涉。二、 各國勢力範圍內各港，對於別國的商品，都遵照中國現行海關稅率課稅，由中國徵收。三、 各國勢力範圍內各港，對他國船舶，所課入口稅，不得較其本國的船舶為高；鐵路運費亦然，這是所以保存各國對我國條約上的權利的。要條約有效力，必須領土不變更，所以既談門戶開放，必然連帶及於領土保全）從此以後，我國的局勢，就隨著外人瓜分和均勢的議論，而忽松忽緊了。 對外認識一大變 從戊戌以前，中國人對外的認識，可分為四期： （一）教士的譯著書籍，是從明朝就起的。然而除掉天文、算學之外，竟毫不能得中國人的注意。便看見了，也不信他。譬如紀昀修《四庫總目》，對於艾儒略的《職方外紀》，提要上就疑心他是說的假話，世界實在沒有這麼大。這是毫無認識的時代。 （二）到五口通商之後，而中國人始一警醒。於是有魏源所著的《海國圖志》，江上蹇叟所著的《中西紀事》等出來。對於外國的情形，稍稍認識。然而這時代，所抱著的，還是閉關的思想；所講求的，還是把守口岸，不給洋人攻破等等法子。這是第二個時代。 （三）太平軍的平定，在清朝一方面，實在借用一部分的外國兵力的。中興諸將，親眼看見過外國兵的，知道中國的兵力，確非其敵。於是亂平之後，就要注意於練兵。設船政局、製造局，開同文館，廣方言館，選派幼童留學美國，以至興辦鐵路、汽船、電報等事，都是如此。這是第三個時代。 （四）這種辦法的弱點，經中法之戰而暴露出來，中日戰後，更其盡情暴露。當時自然有一班比中興名將時代較後，和外國接觸較深，知道他的內情較真實的人，但是這種人，在中國社會上，不易為人所認識。到中日之戰，中國人受了一個大大的刺激，而當時主張變法的康有為、梁啓超等，又是長於舊學，在中國社會上，比較的容易被人認識的人。變法的動機，就勃發而不可遏了。（《白話本國史》第四冊，第52、53、54頁） 第四十四章 維新運動之始末 中國自秦漢統一之後，治法無大變更。到清末，已經二千多年了，各方面的積弊，都很深了。便是沒有外人來侵略，也是應當改革的。從西力東侵以後，中國人所遭遇到的，是一個曠古未有的局面，決非任何舊方法所能對付。值曠古未有的變局，自必有非常的手段，然後足以應付之，此等手段，其（一）起自中等階級，以舊有的文化為根柢的，是為戊戌維新。其（二）以流傳於下級社會中固有的革命思想為淵源，採取西洋文化，而建立成一種方案的，則為辛亥革命。然則士大夫階級的改革路線失敗，而起於草野者卒成；從中國的舊觀點出發的手段失敗，而順應世界大勢者卒成，我們可以說：「這可以覘世變了。」 維新的醞釀 維新運動，是適應環境的要求而生的。當鴉片戰爭時代，舉國上下，幾於茫然不知世界的情勢，一味為盲目的排外，就到英法聯軍時，也還是如此。中國新機的開發，是從湘、淮軍中一班人物起的。他們任事久，經驗多了；又目擊西人兵力的強盛［當太平軍陷蘇州時，清朝官吏，避居上海，初募印度人防守，由西人統帶；後乃改募華兵，仍由洋將訓練統率，是為常勝軍。英人戈登（Gordon）率之隨淮軍作戰。所以湘、淮軍諸將，實在是和西人共過事的］；知道故步自封，不能自立於今日的世界，才漸次趨向於改革。然他們的改革，直接的是軍事；間接的是製造和交通，還不外乎為軍事起見。（如改練洋操；購鐵甲船；設製造局，造船廠；築鐵路，設電報等）這種改革，自然還是不夠應付的，再進一步，就要想把全國的政事，徹底改革一下了。這便是維新運動的動機。 中國近代的改革 一個社會和一個人一樣，總靠新陳代謝的作用旺盛，才得健康。但是總不能無老廢物的堆積。中國自秦漢統一之後，治法可以說是無大變更。到清末，已經二千多年了，各方面的積弊，都很深了。便是沒有外人來侵略，我們種種治化，也是應當改革的。所以我們近代的改革，必待外力的刺激，做一個誘因。 中國受外力刺激而起反應的第一步，便是盲目的排斥，這可謂自宋以來，尊王攘夷思想的餘波。排斥的目的，已經非是，其手段就更可笑了。海通以後，最守舊的人，屬於這一派。拳匪亂時，守舊大臣的意見，仍屬此派。其第二步，則是中興時代湘淮軍中一派人物。大臣如曾國藩、李鴻章，出於其幕府中的，則如薛福成、黎庶昌之類。此派知道閉關絕市是辦不到的。既已入於列國並立之世，則交際之道不可不講，內政亦不得不為相當的改革。但是他們所想仿效他人的，根本上不離乎兵事。因為要練兵，所以要學他們的技藝；因為要學他們的技藝，所以要學他們的學術；因此而要學他們的語文。如此，所辦的新政雖多，總不出乎兵事和製造兩類。當這世界更新，一切治法，宜從根本上變革的時候，這種辦法，自然是無濟於事的。再進一步，便要改革及於政治了。 但是從根本上改革，這句話談何容易？中日之戰，以偌大的中國，而敗於向所輕視的日本，這實在是一個大打擊。經這一個打擊，中國人的迷夢，該要醒了，於是維新運動以起。（《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下冊，第105—106頁） 咸、同、光的朝局 然而以當時的朝局論，則是很難望其振作的。前清文宗末年，宗室中載垣、端華、肅順三個人，頗為專權。文宗死於熱河，穆宗立，年幼，三人等自稱讚襄政務大臣。穆宗生母慈禧太后，和恭親王奕 密謀，於回京之日，把他們三個人殺掉，慈禧太后和文宗的皇后慈安太后同時垂簾聽政；而實權全在慈禧太后（鈕鈷祿氏，徽號慈安，諡孝貞，當時謂之母后皇太后。葉赫那拉氏，徽號慈禧，諡孝欽，當時謂之聖母皇太后。俗以其所居稱鈕鈷祿氏為東宮皇太后，葉赫那拉氏為西宮皇太后；簡稱東太后、西太后）。這時候，滿人腐敗，已達極點，肅順是主張任用漢人的，慈禧亦能守其政策，所以湘、淮軍諸將得以效力於外，把內難削平。然自此以後，慈禧就驕奢起來了，而其性質又甚專權。穆宗死，無子，強立德宗，年方四歲（清朝當高宗時，曾定立嗣不能逾越世次之例，穆宗無子，本該在其侄輩中選立，而德宗的母親，是慈禧太后的妹妹，所以慈禧獨斷立他），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再臨朝。慈安死，慈禧更無忌憚。德宗大婚親政後，依舊事事要干預，德宗是頗有志於改革的，而為其所制，志不得行，就釀成戊戌政變之禍了。 舊手段不足應付新局面 從西力東侵以後，中國人所遭遇到的，是一個曠古未有的局面，決非任何舊方法所能對付。孝欽皇后，自亦有其相當的才具，然她的思想，是很陳舊的。試看她晚年的言論，還時時流露出道、咸時代人的思想來可知。大約她自入宮以後，就和外邊隔絕了，時局的真相如何，她是不得而知的。她的思想，比較所謂中興名臣，還要落後許多。當時應付太平天國，應付捻、回，所用的，都是舊手段，她是足以應付的。內亂既定之後，要進而發憤自強，以御外患，就非她所能及了。不但如此，即當時所謂中興名臣，要應付這時候的時局，也遠覺不夠。他們不過任事久了，經驗豐富些，知道當時的一種迂闊之論不足用，他們亦覺得中國所遭遇的，非復歷史上所有的舊局面，但他們所感覺得的，只是軍事。因軍事而牽及於製造，因製造而牽及於學術，如此而已。後來的人所說的：「西人自有其立國之本，非僅在械器之末。」斷非這時候的人所能見得到的，這亦無怪其然。中興諸將，地醜德齊，他們多數是讀書人，既有些顧慮君臣的名義，又有些顧慮到身家、名譽，不敢不急流勇退。士大夫的風氣，在清時本是近於闒茸而好利的。湘軍的中堅人物，一時曾以堅貞任事的精神為倡。然少數人的提倡，挽回不過積重的風氣。（《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536—537頁） 戊戌維新及政變 中日之戰，中國以大國而敗於小國；而且割地賠款，創巨痛深；於是人心奮發，風氣漸變。康有為設強學會於北京，雖然被封禁了，其弟子梁啓超，又設《時務報》於上海，鼓吹變法，風行一時。康有為是很早就上書請變法的。其中有一次得達，德宗深以為然。 士大夫的改革終是無成 自西力東侵，而中國人遭遇到曠古未有的變局。值曠古未有的變局，自必有非常的手段，然後足以應付之，此等手段，自非本來執掌政權的階級所有，然則新機從何處發生呢？其（一）起自中等階級，以舊有的文化為根柢的，是為戊戌維新。其（二）以流傳於下級社會中固有的革命思想為淵源，採取西洋文化，而建立成一種方案的，則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康有為是其原動力。康有為的學問，是承襲清代經學家今文之學的餘緒，而又融合佛學及宋、明理學而成的。（康有為）生當清代威力已衰，政令不復有力之時，到處都以講學為事。他的門下，亦確有一班英多磊落之才。所以康有為的學問及行為，可以說是中國舊文化的復活。（《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542頁） 康、梁、章的學問，都是從士大夫階級產生的，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則實從太平天國的餘波迤演而來，可謂出自平民階級。康、梁、章的改革手段，都以中國的舊見解為基本的，雖然康長素變法之見，多得之於國外的觀感。孫中山的民權、民生兩主義，則其見解，都是植基於外國學問上的，雖然到後來亦將其和中國舊說相貫通。然則士大夫階級的改革路線失敗，而起於草野者卒成；從中國的舊觀點出發的手段失敗，而順應世界大勢者卒成，我們可以說：「這可以覘世變了。」（《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 公元一八九八年夏，德宗就擢用有為等，下詔定國是，勵行新法。這一年，是戊戌，自四月至八月中，變法之會相繼詔示。守舊大臣，群訴於慈禧太后，請其阻止。後乃自頤和園回宮，說康有為等要謀圍頤和園，不利於她，復行垂簾聽政。康有為、梁啓超走海外；有為弟廣仁等都被殺，時人謂之「六君子」（六君子，是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德宗自是被幽於南海的瀛台，一切新政，盡行推翻，是為「戊戌政變」。 專制政體的危害 專制政體，把全國的事情，都交給一個人做主。於是這一個人的智愚仁暴，就能使全國的人民，大受其影響。而君位繼承之法，又和家族中的承繼，並為一談。於是家庭間的爭奪，亦往往影響於國事。這是歷代都是如此的，到晚清仍是其適例。專制君主的權力，在法律上是無制限的，在事實上則不盡然。歷代有志改革的君主，為舊勢力所包圍，以致遭廢弒幽禁之禍的，正自不乏。這期間，由於意見的不同者半，由於保存權位之私者亦半。（《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下冊，第78、107頁） 政變後的情形 新政雖然推翻，人心卻不能復舊了。太后深惡康有為、梁啓超，要想拘捕他，而外人以其為國事犯，加以保護。太后要想廢掉德宗，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㑺為大阿哥以覘人心，而各國公使，表示反對。太后說德宗有病，則海外華僑，和上海新黨，都電請聖安，以表示擁戴。太后要拿辦他們，又不能得。於是新舊乖迕，內外猜疑，義和團的事變，乘之而起；而立憲革命的氣勢，亦漸次旺盛了。 第四十五章 八國聯軍之役 中國自和外國交涉以來，種種的吃虧，有些不忿，想要振作圖強，原也是人情。然而圖強的方法，卻就很難說了。「蹈常襲故」之世，「讀書明理」的人，尚且想不出一個適當的法子來，何況一班毫無知識的人？民本思想，在中國歷史上，也由來很久。不過在實際上，限制君權以成立憲，或除去君主而成共和，則不曾想得到辦法。一旦和西洋人接觸，看到他的政治組織，合於中國人固有的理想，自然易於激動。故庚子以後，立憲、革命兩種思想就大盛。清朝並沒有實行君主立憲的誠意，敷衍搪塞，所行的政治，又事事足以激起人民的反對，庚子以後，更其急轉直下，而革命之禍，就因之激起了。 義和團的起源 義和團是八卦教中的一派，和白蓮教同源的。自西人東來傳教，中國積受欺陵，人心未免忿恨；而教民倚勢橫行，教士又加以庇護，辭訟不得其平，尤為人民切膚之痛。一般社會心理，以為西洋人所長，唯在槍炮；土著齊心，即可將少數客籍打退；這種觀念，亦與日俱深。加以平話、戲劇、荒誕不經的教育，遂有練神拳可御槍炮的怪說。而民間的秘密團體，本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亦就一變而為扶清滅洋了。 義和團興起的社會心理 中國自和外國交涉以來，種種的吃虧，自然是不待言而可知的了。有些不忿，想要振作圖強，原也是人情。然而圖強的方法，卻就很難說了。「蹈常襲故」之世，「讀書明理」的人，尚且想不出一個適當的法子來，何況處前此未有的變局，再加以揎拳勒臂的，又是一班毫無知識的人？專制之世，人民毫無外交上的常識，是不足怪的。卻又有一種誤解，很以一哄的「群眾運動」為可靠。像煞交涉的吃虧，是官吏甘心賣國，有意退讓的。儻使照群眾運動的心理，一哄著說：「打打打！」「來來來！」外國人就一定退避三舍的了。這種心理，不但下流社會如此，就號稱讀書明理的人，也多半如此。（在庚子以前，怕竟是全國大多數的心理）所以總說官怕外國人，外國人怕百姓。這便是相信義和團的根源。（《白話本國史》第四冊，第55—56頁） 義和團的擾亂及聯軍入京 義和團盛於一九〇〇年，其初起于山東。巡撫袁世凱痛加剿辦，其眾遂流入直隸。此時中樞大臣，還有極其迂謬，全不曉事的；親貴中又有想廢德宗而立溥㑺的人，利於亂中行事（見惲毓鼎《崇陵傳信錄》，中華書局《中國近百年史資料》本）。慈禧太后因洋人庇護康、梁，亦生仇恨，乃亦加以獎勵，其眾遂大盛，京、津之間，到處設壇練拳。拆鐵路、毀電線；燒教堂，殺教士；甚至見著洋服和用洋貨的人，都加以殺戮；秩序大亂。而德國公使和日本書記官都被戕。［德使克林德（Ketteler），日書記官杉山彬。後議和條約中，定派親王大臣赴德、日，表示惋惜之意］迂謬的親貴大臣，又令駐京的甘軍，合著他去攻公使館，幸有暗中令甘軍緩攻的，使館才得不破。親貴又偽造西人的要求條件，激怒太后，對各國同時宣戰；而不知英、美、德、法、奧、意、俄、日八國的聯軍已到，大沽先已失陷了。（與各國宣戰的上諭，在庚子五月二十五日，大沽口的失陷，在二十一日）當時的拳民，亦有相當的勇氣。［當聯軍未來之前，英國提督西摩（Seymour）帶著各國海軍陸戰隊，進京援救，為義和團所阻。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第五講載西摩的話，說：「當時義和團的勇氣，如果他們所用，是新式槍炮，聯軍一定全軍覆沒。他們總是用大刀肉體，和聯軍相搏，雖然傷亡枕藉，還是前仆後繼，其勇銳之氣，再令人驚奇佩服。」］然既無訓練，又專恃血肉之軀，自不足以當大敵。聯軍一到，就都潰散了。專靠一個聶士成，力戰抗敵，到底因眾寡不敵陣亡，聯軍進逼，德宗及太后走太原，旋又走西安。聯軍的兵鋒，東到山海關，西到保定。 東南的互保和東三省失陷 儻使當時外省的督撫，亦像中央政府一般，輕舉妄動，則戰禍的蔓延，勢必及於全國。幸而東南各督撫，不奉亂命，和各國領事立互保之約。（當時兩江總督為劉坤一，兩廣為李鴻章，湖廣為張之洞。三人會商，飭上海道和各國領事立約：租界歸各國保護，內地歸各督撫保護。閩浙總督許應騤、山東巡撫袁世凱，亦取一致態度）然黑龍江省，遵奉偽諭，攻入俄境，俄人從旅順和阿穆爾省兩路出兵，攻陷三省要地，挾奉天將軍，以號令所屬，三省遂幾同淪陷。 辛丑和約 京城既陷，清朝乃再派李鴻章和各國講和。各國要挾清朝，懲辦排外的親貴大臣，然後開議，議未竟而李鴻章死，代以王文韶。明年，和約成。其中要點：（一）劃定使館區域專由外人管理，禁止華人居住。（二）拆毀大沽口及從北京到海口路上的炮台。（三）許各國駐兵於一定地點，以保護北京到海口的交通。（四）賠款四萬五千萬兩。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還清。還要按市價易成金款，於是按其實，就連九萬萬都不止了。 亂後的形勢 和議定後，太后和德宗還京，實權仍在太后之手。排外失敗，一變而為媚外，時時和各公使夫人等相聯絡，那更可笑了。闖下滔天大禍，貽累國民，未免有點說不過去。知道輿論主張維新，乃又偽行新政，以為揜飾之計，又誰不能窺其虛偽？人民到此，對清朝就絕望，而立憲的議論，革命的氣勢，就要日盛一日了。 立憲與革命思想的更替 民本思想，在中國歷史上，也由來很久。中國人看著皇帝，本來當他是公僕，好就承認他，不好就可以把他趕掉；這種道理，差不多是人人承認的。不過在實際上，限制君權以成立憲，或除去君主而成共和，則不曾想得到辦法罷了。一旦和西洋人接觸，看到他的政治組織，合於中國人固有的理想，自然易於激動。因此故，庚子以後，立憲、革命兩種思想就大盛。清朝人自然是贊成立憲的，但是其初，還沒有爽爽快快就答應人民立憲，直到日俄之戰，俄國敗了；於是「日以立憲而強，俄以專制而敗」的議論大盛，乃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之舉。以中國人民本思想蓄積之久，一朝覺悟，原不是區區君主立憲所能滿足的。況且清朝也並沒有實行君主立憲的誠意。（卻又不是一味專制，硬和人民反對；不過是毫無實力，既不能強，又不能弱；看輿論傾向在哪一面，就把些不徹底的辦法，來敷衍搪塞罷了）而從戊戌以後，所行的政治，又事事足以激起人民的反對，庚子以後，更其急轉直下。一班親貴愚昧無知，上頭不自知其毫無實力，而還想把持朝權。中央一班人，鑒於前清末年，外權頗重，不知道是由於中央政府的無能為，積漸而致的，不是頃刻可變。要想中央集權，卻又不知集權之法，誤以壓制施之人民。而革命之禍，就因之激起了。（《白話本國史》第四冊，第72、73、74頁） 第四十六章 日俄戰爭與東北移民 俄國強占東三省，是各國都不願意的，而尤其不願意的是日本。一九〇四年，就和俄國開戰。日俄戰後，日本將所得東省鐵路的支線，改名南滿洲鐵路；並將所得租借地，改稱關東州，為關東都督府。東北的形勢變為日南俄北，分劃勢力範圍，不准他國插足了。日俄之戰，又有影響於我國之內政者，則立憲之論是也。是役也，日勝而俄敗，而日之政體為立憲，俄之政體為專制。我國民方渴望立憲，遂以政體之異，為其致勝負之最大原因。其說確實與否且勿論。而日、俄之戰，實與我國主張立憲者以極大之奮興。公元一九〇七年，中國亦知東三省形勢的危急，將其地改建為行省，努力於開荒拓墾事宜。 俄國占據東三省 當各國和約，在京開議時，俄人藉口東三省事件有特別關係，要求另議，於是向中國肆行要挾；而各國又警告中國不得和俄國另立密約；中國乃處於左右為難的地位。後來各國和約，大致磋商就緒，俄人迫於公議，乃和中國訂約，分三期撤兵。從庚子年九月十五起，每半年為一期，第一期撤盛京以西南的兵，第二期撤奉天省里其餘地方和吉林省的兵。第三期撤黑龍江的兵。第一期照辦了；第二期就不但未撤，反有增加；第三期更不必說了。 日俄戰爭 俄國強占東三省，是各國都不願意的，而尤其不願意的，自然是日本。日本這時，國力還非俄國之敵。一九〇二年，日、英訂結同盟，以共同對敵俄國南侵。然尚未敢貿然和俄國開釁，乃向俄國提出「滿、韓交換」的辦法，而俄人對於東三省，絲毫不容日本過問；對於朝鮮，亦不肯放棄。日人迫於無可如何，一九〇四年，就和俄國開戰。中國反宣告中立，劃遼河以東為戰區。日本當宣戰之前，業已襲敗俄艦於旅順及仁川。俄艦均蟄伏不能活動，日人遂得縱橫海上。於是日人以第一軍渡鴨綠江，逼摩天嶺。第二軍攻金州，第三軍攻旅順。後來又組織第四軍，和一、二兩軍相合，攻下遼陽。俄國精銳的兵，多在西方，運輸較難。（因西伯利亞鐵路甚長，又系單軌，運輸需時日。而海路又因英日同盟關係，俄艦隻能繞好望角來，所以迂緩）遼陽陷後，西方的精銳才漸集，反攻不克，而為時已迫冬季，乃彼此休戰，而日人於其間，以全力攻下旅順。明年，日軍三十四萬，俄軍四十三萬，大戰七日，俄兵敗退。日兵陷奉天，北據開原、鐵嶺。俄人調波羅的海艦隊東來，又被日人在對馬海峽襲擊。乃由美國調停，在該國的朴資茅斯島議和。 俄敗日勝之原因 戰之勝敗在兵，而其勝敗之原因，則不在於兵也。關於此點，當時海內外議論甚多。今歸納之，得如下之三事。（一）日本於此戰，迫不得已，俄國則否。（二）則日本之政治，較俄國為整飭。（三）則日本戰士之效命，非俄國所及。抗軍相加，迫不得已者勝，似矣。然從古亡國敗家相隨屬，當其敗亡之時，孰非處於迫不獲已之境？為國民者，亦孰願其國之亡？然而終已不救，則知徒有志願而無實力，終無濟於事也。日人則不然。當封建之時，有所謂武士道者，其為人則重然諾，輕生死，抑強扶弱，忠實奉令。又以立國適值天幸，千餘年來，未嘗被外敵征服；其皇室亦迄未更易，故其忠君愛國之念極強。夫禍福倚伏，事至難言。日人今後，此等偏狹愛國之心，愚魯忠君之念，或且為其前途之障礙，亦未可知。然在當日，則固足以一戰矣。（《日俄戰爭》，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第125、126、127頁） 日俄和議 此時日本兵力、財力，都很竭蹶，求和的心，反較俄人為切。所以和約的條件，日本是吃虧的。俄人僅（一）放棄朝鮮；（二）將旅順、大連灣轉租於日本；（三）東省鐵路支線，自長春以南，亦割歸日本；（四）並割庫頁島的南半；而賠款則絲毫未得。當日俄議和時，中國曾聲明：「關涉中國的條件，不得中國承認，不能有效。」就《日俄條約》，也說（二）（三）兩條，要得中國承認的。然而事實上何能不承認？於是由中國和日本訂結《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除承認（二）（三）兩項外；並開放商埠多處（鳳凰城、遼陽、新民、鐵嶺、通江子、法庫門、長春、吉林、哈爾濱、寧古塔、三姓、齊齊哈爾、海拉爾、璦琿、滿洲里）；又許日人將軍用的安奉鐵路，改築為普通鐵路。 日俄戰後東北的形勢 日、俄戰後，日本將所得東省鐵路的支線，改名南滿洲鐵路。並將所得租借地，改稱關東州，為關東都督府。中國要借英款建造新法鐵路；又想借英、美款項，建造錦愛鐵路，都遭日本反對。日本卻又獲得新奉和吉長線兩路的建造權。後來又要求將吉長延長到朝鮮的會寧，稱為吉會鐵路。吉林延吉廳，有韓人越墾，稱其地為間島。日人即指為韓地，派官駐紮，經再三交涉，然後撤去。美人提議「滿洲鐵路中立」。其辦法：系由各國共同借款與中國，將東三省鐵路贖回；在借款未還清時，禁止政治上、軍事上的使用。日、俄二國，共同反對。旋訂《新協約》，聲明「維持滿洲現狀，現狀被迫時，兩國得互相商議」。於是變為日南俄北，分劃勢力範圍，不准他國插足的形勢了。 日俄戰爭對內政之影響 日、俄之戰，又有影響於我國之內政者，則立憲之論是也。是役也，日勝而俄敗，而日之政體為立憲，俄之政體為專制。我國民方渴望立憲，遂以政體之異，為其致勝負之最大原因。其說確實與否且勿論。而日、俄之戰，實與我國主張立憲者以極大之奮興，要求立憲者以有力之口實，則無疑之事實也。於是清廷不能拒，乃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之舉，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六月。其後遂下詔預備立憲。行之不得其道，卒致釀成革命焉。我國政體之改變，原因雖多，而日、俄戰爭亦為懸崖轉石中，加以助力之一事，則眾所公認也。（《日俄戰爭》，第108頁） 中日間島交涉 中國和朝鮮，是以鴨綠江和圖們江為界。二水同發源於長白山，而長白山一帶，清人視為發祥之地，加以封鎖，遂成為荒涼寂寞之區。隔江的韓人，漸有渡江開墾的。一八八五和一八八七兩年，清朝派員和朝鮮會勘邊界。在圖們江沿岸，設立界碑。將越墾的朝鮮人，編入民籍。並禁此後再行越界。朝鮮亦經承認。然其後仍有越墾的。延吉縣東南夾江地方（亦稱通江），朝鮮人呼為間島。朝鮮屬日本保護後，日人遂強指延吉一帶，均為間島，派官駐紮其地。交涉再三，乃於一九〇九年，訂立《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日人認圖們江北為中國之地，把派出的理事官撤退。中國則開龍井村、局子街（即延吉縣）、頭道溝、百草溝（今汪清縣）為商埠。許朝鮮人仍在江北耕種。並許吉長鐵路，將來展接至朝鮮的會寧。（《初中標準教本 本國史》第四冊，第49—50頁） 中國的移民 中國亦知東三省形勢的危急。公元一九〇七年，將其地改建為行省，努力於開荒拓墾事宜，並開拓到蒙古東部。遼河、洮兒河流域，新設縣治不少。吉、黑兩省，亦漸見繁盛。據近來的調查：十九世紀末年，東三省只有人口七百萬；一九一一年，增至一千八百萬；一九三一年，增至三千萬。現在東三省的居民，十五個人中，有十四個是漢人。（二十一年國際聯盟調查團《報告書》的話） 第四十七章 清代之政治制度與末年之憲政運動 清朝的官制，是大體沿襲明朝，亦以內閣為相職。唯雍正時，因對西北用兵，特設軍機處，後來就沒有裁撤。重要的奏章，都直達軍機處，實際上，是軍機處親而內閣疏了。外官：明時廢元行省，改設布政、按察兩司，而區域則略沿元代行省之舊。清朝於兩司之上設督撫。區域大則行政不易細密；而上級官的威權，自然加增，下級官受其抑壓，格外不易展布；這是清代官制極壞之處。學校、科舉合一，是明朝的一個特色，而清朝也沿襲他。所考的四書義，體裁是要逐段相對的，「謂之八股」。所考的東西雖多，其實只注重八股。而八股到後來，另成為一種文字，就連「四書」都不懂，也是可以做的。這是從前科舉之士，學識淺陋的原因。 清代之官制 清朝的官制，是大體沿襲明朝，而又加以改變的。明太祖廢宰相，天子自領六部，後世殿、閣學士，遂漸握宰相的實權，謂之內閣，清朝亦以內閣為相職。唯雍正時，因對西北用兵，特設軍機處，後來就沒有裁撤。重要的奏章，都直達軍機處，廷寄亦由軍機處發出；事後才知照內閣，在實際上，是軍機處親而內閣疏了。六部之外，清朝又有理藩院，以管理蒙、回、藏的事情，名為院，設官亦與六部相同。六部長官，都滿、漢並置。咸豐末年，因天津、北京兩條約，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委派王大臣任其職。前代的御史台，明代稱為都察院，有左、右都、副御史，和監察御史，又有巡按御史，代天子巡守。清朝設有巡按御史，右都、副御史，為總督、巡撫的兼銜。 外官：明時廢元行省，改設布政、按察兩司，而區域則略沿元代行省之舊。清朝於兩司之上設督撫。兩司的官，分駐在外面的，就是所謂道，又若自成為一級，於是（一）督撫，（二）司，（三）道，（四）府，（五）縣，幾乎成為五級了。（中國官治的最下一級喚作縣，從秦朝到現在沒有改。縣以上的一級喚郡，郡以上的一級喚作州，隋唐時把州郡並為一級，唐於州郡之上設道。宋改道為路，又把大郡升為府，府州之名，遂相錯雜。元於行省之下置路府軍州。明清於道之下，只有府州，州分兩級，領縣的為直隸州，與府同級。不領縣的為散州，與縣同級。同知、通判，另有駐地的，清朝謂之廳，亦有散廳和直隸廳的區別。直隸廳除四川敘永廳外，沒有領縣的）區域大則行政不易細密；而上級官的威權，自然加增，下級官受其抑壓，格外不易展布；這是清代官制極壞之處。奉天省，清朝視為陪京，於其地設府尹及戶、禮、兵、刑、工五部。還有錦州一府，是沿襲未廢的。此外就只有將軍、副都統等治兵之官了。蒙、回、藏之地，也只以將軍、副都統、辦事大臣等駐防的官駐紮。（中法戰後，曾改台灣為行省。後來失掉，新疆、關東，後來亦都改省制。唯蒙、藏、青海始終沒有改省） 官俸至近代而大薄 官俸，歷代雖厚薄不同，而要以近代之薄為最甚。古代大夫以上，各有封地。家之貧富，視其封地之大小、善惡，與官職的高下無關。無封地的，給之祿以代耕，是即所謂官俸。古代官俸，多用穀物，貨幣盛行以後，則錢穀並給。又有實物之給，又有給以公田的。明初尚有此制，不知何時廢墜，專以銀為官俸。而銀價折合甚高。清朝又沿襲其制。於是官吏多苦貧窮。內官如部曹等，靠印結等費以自活，外官則靠火耗及陋規。上級官不親民的，則誅求於下屬。京官又靠外官的饋贈。總而言之，都是非法。然以近代官俸之薄，非此斷無以自給的。而有等機關，收取此等非法的款項，實亦以其一部分支給行政費用，並非全入私囊。所以官俸的問題，極為複雜。清世宗時，曾因官俸之薄，加給養廉銀，然仍不足支持。（《呂著中國通史》上冊，第118—119頁） 清朝的科舉 學校、科舉合一，是明朝的一個特色，而清朝也沿襲他。明制：各府、縣都設學，京城則設國子監。府、縣學生，升入國子監的，謂之監生。監生和府、縣學生，都可以應科舉。科舉隔三年一開，先在本省考試，中式的謂之舉人。進京，由禮部考試，中式的再加殿試，謂之進士。監生，除應科舉中式外，亦可有入仕之途，不過差一些，府、縣學生卻沒有；而非學生也不能應科舉。所以《明史》說：明制是「學校儲才，以待科舉」的。清朝的制度，和明朝大致相同。 明清科舉之弊 明清的科舉制度，有可評論者兩端。其（一）學校科目，歷代都是兩件事。明朝令應科目的必由學校，原是看重學校的意思。然其結果，反弄得入學校的，都以應科舉為目的，學校變成科舉的附屬品。入學校的目的，既然專在應科舉，而應科舉的本事，又不必定要在學校里學；則學校當然可以不入。到後來，學校遂成虛設。生員並不真正入學，教官也無事可做。其（二）唐宋時代的科舉，設科很多。應這時代的科舉，一人懂得一件事就行了。這是可能的事情。從王荊公變法之後，罷「諸科」而獨存「進士」，強天下的人而出於一途，已經不合理了。然而這時候，進士所試的只是經義、論、策。經義所試的，是本經、兼經。一人不過要通得一兩經，比較上還是可能的事情。到明清兩朝，則應科舉的人：（一）於經之中，既須兼通「四書」「五經」。（二）明朝要試論、判、詔、誥、表，清朝要試試帖詩，這是唐宋時「制科」和「詩賦進士科」所試的事情，一人又要兼通。（三）三場的策，前代也有個範圍的（大抵時務策居多）。明清兩朝，則又加之以經子，更其要無所不通。這種科舉，就不是人所能應的了。法律是不能違反自然的。強人家做不能做的事情，其結果，就連能做的，人家也索性不做。所以明清兩朝的科舉，其結果，變成只看幾篇「四書」文，其餘的都一概不管；就「四書」文也變成另外一種東西，會做「四書」文的人，連「四書」也不必懂得的。於是應科舉的人，就都變作一物不知的。人才敗壞，達於極點了。（《白話本國史》第四冊，第85—86頁） 所考的四書義，體裁是要逐段相對的，「謂之八股」。［不是一句句對，而是一段段對的。最正規的格式，是分作八段四對（但其前後仍有不對的起結），所以謂之八股］其體式，為明太祖和劉基所創。五經義，和策、論等，都不重視，只要沒有違犯格式的地方就算了。所考的東西雖多，其實只注重八股。而八股到後來，另成為一種文字，就連「四書」都不懂，也是可以做的。這是從前科舉之士，學識淺陋的原因。（戊戌維新時，曾廢八股，改試論、策、經義。政變後復舊，辛丑迴鑾後又改。後遂廢科舉，專行學校教育） 「八股」的由來 這種奇怪的文體，也有個發生的原故。因為考試時候，務求動試官之目。然應考的人多，取錄的人少。出了題目，限定體裁，無論怎樣高才博學的人，也不敢說我這一篇文章，一定比人家做得好。而又定要動試官之目，就只有兩種法子：（一）是把文章做得奇奇怪怪，叫試官看了，吃其一嚇，不敢不取。（二）是把文章做得很長，也是嚇一嚇試官的意思。這兩種毛病，是宋朝以來就極盛的。要限制這種弊病，就於文章的格式上，硬想出種種法子：第一種辦法，就是所以預防（一）的弊病。第二種辦法，則是所以預防（二）的弊病的。因為要代古人說話，就是限定了，只准說某時代某一個人的話。其所說的話，就有了一定範圍。自然不能十分奇怪，散文可以任意拉長（所謂「汗漫難知」），駢文卻不容易。然而文體卻弄得奇怪不堪了。（《白話本國史》第四冊，第84—85頁） 清朝的兵制 清朝的兵制，入關以前有八旗（初止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後有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共八旗。這時候，漢人、蒙古人，都和滿人合在一塊編制。後來分出，稱為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合滿洲八旗，實在有二十四旗了），入關以後，收編的漢兵，謂之綠營。乾隆以前，大概出徵用八旗，平內亂用綠營。嘉慶以後，八旗、綠營，都不足用，於是有勇營（湘、淮軍亦稱勇營）。咸同以後，才有改練洋操的。末年又要實行徵兵制度，就各州縣挑選有身家的壯丁，入伍訓練，為常備兵。三年退為續備，又三年退為後備，共九年，而脫軍籍。現在的一師，當時謂之一鎮，想練陸軍三十六鎮，沒有練成，就滅亡了。水軍：本有內河、外海兩種。承平既久，都有名無實。曾國藩練長江水師，和太平軍角逐，當時稱為精銳。然講到新式的戰爭，還是無用的。咸同以後，乃購買鐵甲船，又設造船廠、水師學堂，創造新式海軍。法、日戰爭，兩次喪敗；港灣又都給外國租借去；就幾於不能成軍了。 清朝之兵力 以兵力論，則中國承平時代，只可謂之無兵，何者？凡事必有用，人乃能聚精會神以赴之。若其為用渺不可知其在何時，未有不以怠玩出之，而寖至於腐敗者也。此為心理作用，受時勢之支配，無可如何之事。歷代注重軍政，若宋、明之世者，其兵力雖雲腐敗，兵額尚能勉強維持。清代則文恬武嬉，兵額多缺，而為武員侵蝕其餉。存者亦不操練，一以武員之怠荒，一以兵餉太薄，為兵者不得不兼營他業以自治，更無操練之餘暇也。近代火器發明，實非人力所能敵，亦為兵事上一大變。兵事如此，邊防自更廢弛，對於藩屬之控制，亦自更粗疏矣。又中國近代，富力與西洋各國相差太遠，社會經濟落伍，賦稅之瘠薄隨之。清代經常收入，恆不過四千數百萬，即其末造，亦不過七八千萬，尚安能有所舉措耶？（《中國近百年史概說》，見《中國近代史八種》，第236頁） 清朝的刑法 中國歷代的法律，都是大體相沿的，已見本書第二十章。法律僅規定大概，實用之時，不能不參考判例，這個歷代都是如此。清朝將兩者合編一處稱為《律例》。（例是隨時修纂的，把新的添進去，舊的刪除）刑法亦歷代相沿，唯明朝有所謂充軍，系將犯罪的人，勒令當兵，實為最不合理的制度。清朝既不靠這法子取兵，卻也沿襲其制（清朝的充軍，實際上是較重的流刑）， 那就更為荒謬了。通商以後，外人藉口中國法律不完備，刑罰殘酷，於是有領事裁判權。清末，想將此權收回，仍將刑法加以修改（笞、杖改為罰金，徒、流改為工作）。預備立憲時，又改大理寺為大理院，以為最高審判機關，其下分設高等、地方、初等三級審判廳，檢察廳，亦未能實行。 法律太簡的弊端 中國歷代的所謂法典，只有行政法、刑法兩種。而這兩種法典，只有唐、明、清三代編纂的較為整齊。法律要隨時勢為變遷。中國歷代，變更法律的手續太難；又當其編纂之始，沿襲前代成文的地方太多，以致和事實不大適合，於是不得不補之以例。到後來，則又有所謂案。法學家的議論大抵謂「律主於簡，例求其繁」，「非簡不足以統宗，非繁不足資援引」，「律以定法，例以准情」。這也是無可如何之勢。但是例太多了，有時「主者不能遍覽」，人民更不能通曉，而幕友吏胥等，遂至因之以作弊。這正和漢朝時候，法文太簡，什麼「比」同「注釋」等，都當作法律適用，弊竇相同。都由法律的分類，太覺簡單，不曾分化得精密的原故。（《白話本國史》第四冊，第89—90頁） 清朝的賦稅 明初，定「黃冊」「魚鱗冊」之法。黃冊載各戶人口及當差丁數，所有田地之數，據之以定賦役。魚鱗冊記土田字號、地形、地昧，及其屬於何人，以便田地有所稽考，其法頗為精詳。但到後來，兩種冊子，都失實了。人戶丁口，及其所有田地之數，都不能得實，賦役就不能平均。歷代的田賦，徵收是有定額的。（加賦還是有定限的。浮收是事實問題）派人民當差，或折收實物、貨幣，則系量出為入，徵收的數目和次數，都沒有一定。所以役的病民，更甚於賦。役的負擔，是兼論人丁和資產的。人的貧富不均，以丁的多少，定負擔的輕重，本非公平之法。況且調查不易得實，資產除田地外，亦是不易調查的。於是徵收之法，漸變為計算一年需用之數，並作一次徵收，謂之「一條鞭」。負擔之法，名為專論丁糧，實則不查其丁，但就有糧的人，硬派他負擔丁稅，謂之「丁隨糧行」。（丁稅既不按人丁徵收，所以各地方略有定額，並不會隨人口而增加的，清朝的免收新生人丁丁稅，實在是落得慷慨。許多無識的人，相信他真是仁政，那就上他的當了）實際上，變為加田稅而免其役了。所以到公元一七一二年時，清聖祖便下詔說：此後新生人丁，不再收賦，丁賦之數，即以該年為準。如此，新丁不收賦，舊丁是要死亡的，現有的丁稅，不久就要無法徵收了。所以世宗以後，就將丁銀攤入地糧，加田賦而免丁稅，是賦稅上自然的趨勢，歷代都是照此方向進行的，至此而達於成功。 「永不加賦」的真相 （明）一條鞭之法總算一州縣每一年所需用之數，按闔境的丁糧均攤。自此以外，不得再有徵收。而其所謂丁者，並非實際的丁口，乃係通計一州縣所有的丁額，攤派之於有田之家，謂之「丁隨糧行」。明朝五年一均役，清朝三年一編審，後亦改為五年，所做的都系此項工作。質而言之，乃因每隔幾年，貧富的情形變換了，於是將丁額改派一次，和調查丁口，全不相干。役法變遷至此，可謂已行免役之法，亦可謂實已加重田賦而免其役了。加賦偏于田畝，是不合理的。因為沒有專令農民負擔的理由。然加農民之田賦而免其役，較之唐宋後之役法，猶為此善於彼。因為役事無法分割，負擔難得公平，改為征其錢而免其役，就不然了。況且有丁負擔賦稅的能力小，有產負擔賦稅的能力大，將向來有丁的負擔，轉移於有糧之家，也是比較合理的。這是稅法上自然的進化。 一條鞭之法，起源於江西，後漸遍行於全國，其事在明神宗之世。從晚唐役法大壞至此，約歷八百年左右，亦可謂之長久了。這是人類不能以理智支配事實，而聽其自然遷流之弊。職是故，從前每州縣的丁額，略有定數，不會增加。因為增丁就是增賦，當時推行，已覺困難；後來徵收，更覺麻煩；做州縣官的人，何苦無事討事做？清聖祖明知其然，所以落得慷慨，下詔說；康熙五十年以後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賦。到雍正時，就將丁銀攤入地糧了。這是事勢的自然，不論什麼人，生在這時候，都會做的，並算不得什麼仁政。從前的人，卻一味歌功頌德。不但在清朝時候如此，民國時代，有些以遺老自居的人，也還是這樣，這不是沒有歷史知識，就是別有用心了。（《呂著中國通史》上冊，第154—155頁） 「地丁」是全國農民的負擔。此外江、浙、兩湖、安徽、江西、河南、山東八省，又有「漕糧」。初征本色，後來亦改徵折色。地丁、漕糧而外，重要的，要算關、鹽兩稅。關分新、舊。舊關是明朝因為收為畝鈔而設的，後來就沒有撤廢，所以又稱「鈔關」。新關是和外國通商之後，設立於水陸各口的。鹽法，由有引的鹽商承銷（鹽多引少，臨時招商承銷的，謂之「票鹽」），各有一定區域，謂之「引地」。引地是看水陸運道，計營銷之便而定的，每一區域中所銷的鹽數，則視其地的人口多少而定，兩者都不能沒有變更，而引地引額，卻不能隨之而變，於是官鹽貴而私銷盛了。「厘金」起於太平軍興以後，設卡多而徵收的方法不一律，更為惡稅。（厘金是欽差幫辦軍務雷以 在江北創行的。沿途設卡，凡商人貨物過境的，照物價抽收幾厘，故名厘金。嗣後各省仿行，至民國國民政府成立後，始行裁撤） 清末的憲政運動 清朝的政治制度，大體都是沿襲前代的，只好處閉關獨立之世，不足以應付新局面。至於實際的政治，則當咸、同之間，清朝實已不能自立，全靠一班漢人，幫他的忙，才能削平內亂，號稱「中興」。這一班中興將帥，本也是應付舊局面則有餘，應付新局面則不足的；而清朝的中央政府，又極腐敗；如此，國事自然要日趨於敗壞了。戊戌維新，是清朝一個振興的機會，不但未能有成，反因此而引起義和團之亂，人民對清政府就絕望，而立憲、革命的運動就日盛。立憲之論，起於拳亂以後。到日、俄戰爭，日以立憲政體而勝，俄以專制政體而敗，就更替主張立憲的人，增加了一種口實。清朝鑒於民氣之盛，也就假意敷衍。於公元一九〇六年，下預備立憲之詔。公元一九〇八年，又定以九年，為實行之期。這一年冬天，德宗和孝欽後，先後死了，溥儀繼立。其父載灃攝政。一班親貴握權，朝政更形腐敗，人民多請願即行立憲。清朝勉強許將預備期限，縮短三年。再有請願的，就都遭驅逐。又因鐵路國有之事，和人民大起衝突，革命軍乘機而起，清朝就要入於末運了。 第四十八章 清代之文化與社會狀況 明末學術，有兩方面：一是經世致用，一是讀書考古。清朝處於異族專制之下，有許多社會上、政治上的問題，都不敢談；士大夫也有些動極思靜了；於是經世致用之學，漸即銷沉，而專發達了讀書考古的一派。清朝所謂考據之學。古代不明白的事，經他們考據明白的很多。他們要求正確的古書，所以盡力於辨偽，盡力於校勘，盡力於輯佚，業經亡失、錯誤、竄亂的古書，經他們整理好的亦不少。清代是一個動極思靜的時代，所以其風氣，是比較沉悶的。到後來，所以始終沒有慷慨激昂，以國事為己任的人，以致建立不出一個中堅社會來，實由於此。總而言之，近代的讀書人，是不甚留意於政治和社會的事務的。所以海通以來，處從古未有的變局，而這一個階級反應的力量並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時，則處士橫議，早已風起雲湧了。此等風氣，實在到現在，還是受其弊的。 學風的轉變 明末諸儒的學術，本有兩方面：一是經世致用，一是讀書考古。清朝處於異族專制之下，有許多社會上、政治上的問題，都不敢談；而且從宋到明，士大夫喜歡鬧意氣，爭黨見，這時候，也有些動極思靜了；於是經世致用之學，漸即銷沉，而專發達了讀書考古的一派。 清朝的士風 士人本有領導他階級的責任，中國士人最能盡此責任的，要算理學昌明時代，因為理學家以天下為己任，而他們所謂治天下，並不是專做政治上的事情，改良社會，在他們看得是很要緊的。他們在鄉里之間，往往能提倡興修水利，舉辦社倉等公益事業。又或能改良冠婚喪祭之禮，行之於家，以為民模範。做官的，亦多能留意於此等教養之政。他們所提倡的，為非為是，姑置勿論，要之不是與社會絕緣的。入清代以後，理學衰落，全國高才的人，集中其心力的是考據。考據之學，是與社會無關係的。次之，則有少數真通古典主義文學的人，其為數較多的，則有略知文字，會做幾篇文章，幾首詩，寫幾個字，畫幾筆畫的人。其和社會無關係，亦與科舉之士相等。總而言之，近代的讀書人，是不甚留意於政治和社會的事務的。所以海通以來，處從古未有的變局，而這一個階級反應的力量並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時，則處士橫議，早已風起雲湧了。（《中國近世史前編》，見《中國近代史八種》，第157—158頁） 清代的考據學 清朝所謂考據之學，是以經學為中心的。因為要讀經，所以要留意古代的訓詁名物、典章制度。古代不明白的事，經他們考據明白的很多。他們要求正確的古書，所以盡力於辨偽，盡力於校勘，盡力於輯佚，業經亡失、錯誤、竄亂的古書，經他們整理好的亦不少。他們的大本營雖在經，然用這一種精密的手段，應用於子、史等書，成績也是很好的。清朝對於經學，是宗漢而祧宋的，所以其學亦稱為「漢學」。但是漢學之中，仍有區別。清初如顧炎武等，還是兼采漢、宋，擇善而從的，不過偏重於漢罷了。專以發揮漢人之說為主的，在乾、嘉兩朝，實為漢學極盛時代。惠棟、戴震、錢大昕，為此時巨子。嘉慶年間，開始有人從漢學中，分別「今文」「古文」之說，道、咸以後，主張今文，排斥古文的風氣漸盛。漢朝的今文家，本是主張經世致用的，所以清學到末期，經世致用的精神，也就有些復活了。 史事何以要考證？ 大抵原始的史料，總是從見聞而來的，傳聞的不足信，人人能言之，其實親見者亦何嘗可信？人的觀察本來容易錯誤的。即使不誤，而所見的事情稍縱即逝，到記載的時候，總是根據記憶寫出來的，而記憶的易誤，又是顯而易見的。況且所看見的，總是許多斷片，其能成為一件事情，總是以意聯屬起來的，這已經摻入很大的主觀的成分。何況還有沒看見或忘掉的地方，不免以意補綴呢？這還是得之於見的，其得之於聞的，則傳述者又把這些錯誤一一加入。傳述多一次，則其錯誤增加一次。事情經過多次傳述，就無意間把不近情理的情節刪除或改動，而把有趣味的情節擴大起來。看似愈傳述愈詳盡，愈精彩，實則其不可信的成分愈多。這還是無意的，還有有意的作偽。那便是：（一）偽造假的事實，（二）抹殺真的事實，（三）無所為而出於遊戲性質的。以上所述，實在還都是粗淺的，若論其精微的，則憑你一意求真，還是不能免於不確實，雖然你已小心到十二分。因為人的心理，總有一個方向，總不能接受和這方向相反的事情。所以又有許多真確而有價值的事情，為你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了。心理上這種細微的偏見，是沒有徹底免除的可能的；就要洗伐到相當的程度，也很不容易。史事的不足信如此，無怪史學家說「歷史只是大家同意的故事」了。史學家為求真起見，在這上面，就得費掉很大的工夫。（《歷史研究法》，第56—57頁） 清代的義理辭章之學 宋學在清代，也仍保守其相當的分野。人們對於講考據的人，而稱其學為義理之學；至於做文章的人，則稱為辭章之學；儼然成為學術界上的三大派別。義理和辭章之學，聲光都遠不如考據之盛，這是風氣使然。以古文著名的桐城派，創於方苞，成於姚鼐，都是安徽桐城縣人。主張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缺一，立論頗為持平。以他自己的立場論，則在漢、宋之間，是偏於宋的；而其所長，則尤在辭章。在宋時，浙東一派學術，本是注重史學的。此風經明、清兩代，還能保存。會稽章學誠，史學上的見解，尤稱卓絕，和現代的新史學，相通之處頗多。清代的學術界，可以說是理性發達，感情沉寂的時代，所以其文藝，和歷代比較起來，無甚特色。桐城派號稱古文正宗，不過是學的唐、宋人，此外也不過或學周、秦，或學漢、魏；詩亦是如此，非學唐，即學宋。詞則中葉的常州派，嫌元、明的輕佻成薄，而要學唐、五代、宋；書法則鄧完白、包世臣嫌歷代相傳的帖，漸漸失真，而要取法北碑；都有復古的傾向；然亦不過摹仿古人罷了。 清代的社會狀況 因為清代是一個動極思靜的時代，所以其風氣，是比較沉悶的。清朝的管彤曾說：「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行詔命。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見管彤撰《擬言風俗書》）把明、清風氣，兩兩比較，可謂窮形盡相了。清朝到後來，所以始終沒有慷慨激昂，以國事為己任的人，以致建立不出一個中堅社會來，實由於此。此等風氣，實在到現在，還是受其弊的。以上是指士大夫說。至於人民，則歷朝開國之初，大抵當大亂之後，風氣總要勤儉樸實些。一再傳後，生活漸覺寬裕，貧富的不均，亦即隨之而甚。明清時代，各省還有「賤民」，在最低階級，為「良民」所不齒的。如山西的「樂籍」，廣東的「蜑戶」，浙江的「丐戶」，清朝曾免去樂籍、丐戶，使為良民。但如蜑戶等，雖經解放，仍舊守其故俗。 傳統政治與社會的特點 （一）當時中國的政治，是消極性的，在閉關時代，可以苟安，以應付近世列國並立的局面則不足。（二）當時中國的人民和國家的關係是疏闊的，社會的規則都靠相沿的習慣維持，所以中國人民無其愛國觀念，要到真有外族侵入時，才能奮起而與國家一致。（三）中國社會的風俗習慣，都是中國社會的生活情形所規定的，入近世期以後，生活情形變，風俗習慣亦不得不變。但中國疆域廣大，各地方的生活，所受新的影響不一致，所以其變的遲速，亦不能一致，而積習既深，變起來自然也有相當的困難。（《中國近世史前編》，見《中國近代史八種》，第161頁） 第四十九章 清代之經濟狀況 中國的經濟狀況，清朝是一個大轉變的時期。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實在還保守其閉關獨立之舊。此時的農人，是各安耕耨。工業大都是家庭副業。商人亦不過較之農工，贏利略多，生活略見寬裕而已。到五口通商以後，情形就大變了，外國的貨物，源源輸入，家庭工業和手工業，逐漸為其所破壞，又收買我國的原料而去。我國對於新式事業，雖亦略有興辦。亦因資本微末，技術幼稚，不能和外廠競爭，遏止外貨的輸入。中國財政，向來持量入為出主義；所以進款雖少，收支是足以相抵的。即當叔季之世，橫徵暴斂則有之，卻無所謂借債。其恃借債以救急，實在從近代同西洋各國交通後起。 閉關時代之經濟狀況 中國的經濟狀況，清朝是一個大轉變的時期。鴉片戰爭以前，外人雖已來華通商，然輸出入的數目並不大；輸入的也不是什麼必需品；所以當這時代，中國實在還保守其閉關獨立之舊。此時的農人，是各安耕耨。他們的收入並不大，然而他們的支出，也是很節省的。工業：除較困難的，要從師學習，獨立而成為一藝外，其餘大都是家庭副業。出品並不甚多，營銷的區域，也不很遠。天產品亦系如此。所以當時的商人，除鹽商由國家保護其專利，獲利最厚外，只有典當、錢莊、票號等，資本較大，獲利較豐。此外，亦不過較之農工，贏利略多，生活略見寬裕而已，並沒有什麼可以致大富的人。總之，生產方法不改變，社會的經濟情形，是不會大變的。 傳統社會的農工商 中國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是農民，農民的知識，大概是從經驗得來的。其種植的方法，頗有足稱。但各地方的情形，亦不一律，這是因地利之不同，歷史之有異，如遭兵荒而技術因之退步等，所以其情形如此。但以大體論，中國的農民是困苦的。這因（一）水利的不修，森林的濫伐，時而不免於天災。（二）因田主及高利貸的剝削，商人的操縱。（三）沃土的人口，易於增加。所種的田，因分析而面積變小。所以農民的生活，大多數在困苦之中。設遇天災人禍，即遭流離死亡之慘，抑或成為亂源。工業：大抵是手工。有極精巧的，然真正全國聞名的工業品並不多。即使有，其銷場實亦仍限於一區域中。流行全國的，數實有限。此因製造的規模不大，產量不多，又運輸費貴，受購買力的限制之故。普通用品，大抵各有營銷的區域。工人無甚智識，一切都照老樣子做，所以改良進步頗遲；而各地方的出品，形式亦不一律。商人在閉關時代，可謂最活躍的階級，這因為社會的經濟，既進於分工合作，即非交換不能生存。而生產者要找消費者，消費者要找生產者極難，商人居其間，卻盡可找有利的條件買進，又可盡找有利的條件賣出。他買進的條件，是只要生產者肯忍痛賣。賣出的條件，是只要消費者能勉力買，所以他給予生產者的，在原則上，只有最低限度。取諸消費者的，在原則上，卻達於最高限度。又且他們手中，握有較多的流動資本。所以商人與非商人的交易，商人總是處於有利地位的。中國的商業，雖有相當的發達，但受交通及貨幣、度量衡等制度發達不甚完美的影響，所以國內商業，還饒有發展的餘地。商人經營的天才，亦有足稱。但欲以之與現代資本雄厚、組織精密的外國商人為敵，自然是不夠的。加以他們（一）向來是習於國內商業的，對於國外商業的經營，不甚習熟。（二）資本又不夠雄厚。（三）外國機器製品輸入，在中國饒有展拓之地，即居間亦有厚利可圖。所以海通以來，遂發達而成為買辦階級。（《中國近世史前編》，見《中國近代史八種》，第155—157頁） 五口通商後的經濟狀況 到五口通商以後，情形就大變了，外國的貨物，源源輸入，家庭工業和手工業，逐漸為其所破壞，又收買我國的原料而去。於是中國的農人，也有為外國的製造家而生產的，經濟上彼此的聯結，就漸漸密切了。資本主義，是除掉低廉的原料以外，還要求低廉的勞力的；而勞力也總是向工資高的地方而移動。於是華工紛紛出洋謀生，遂成為外國的資本和商品輸入，而中國的勞力輸出的現象，其初是很受外國歡迎的，後來又為其工人所妒，到處遭遇禁阻，於是中國人謀生的路更窄了。（排斥華工，起於美國，其事在一八七九年，後來南洋亦有繼起的） 清末的經濟狀況 資本主義，發達到一定的地步，是要將資本輸出的。既要將資本輸出，就要謀其所輸出的資本的安全；就不免要干涉後進國的政治。於是資本主義，和傳統的武力主義相結合，而成為帝國主義了。我國一通商，而沿海和內河的航權，即隨之而俱去。（一）航業遂成為外人投資的中心。（二）又外國的銀行，分設於通商口岸，亦能操縱我的金融。（《天津條約》定時，實際上，外船早在沿海自由航行了）至中日戰後，則（三）通商口岸，既得設廠；（四）又得投資於我國的路礦；（五）而各種借款，又多含有政治意味。於是我國的輕工業、重工業，都受到外力的壓迫；就是政治，也不免要受其牽制了。 我國對於新式事業，雖亦略有興辦。然如製造局和船政局，只是為軍事起見。開平煤礦，大權旁落於英人。漢冶萍煤鐵礦廠，因欠外債而深受日人的束縛。一個招商局，既不足和外輪競爭，鐵路又多借外債。官私所辦的紡織事業，亦因資本微末，技術幼稚，不能和外廠競爭，遏止外貨的輸入。再加以屢次戰敗，賠款之額，超過全年收入數倍（清朝光緒年間，全國的歲入，是七千萬兩。所以中、日之戰的賠款，是當時歲入的三倍。庚子賠款四萬五千萬兩，易成金款，實際上要加倍，那就十倍不止了。中國的借外債，是起於左宗棠征新疆時的。然自中日之戰以前，所借甚少，且都隨即還清），非借外債，無以資挹注；而借外債則既要負擔利息、折扣，還要負擔鎊虧。國際收支，遂日趨於逆勢，除掉華僑匯歸的款項外，非靠外人投資，不能彌補；而外國資本，就競以我國為尾閭了。 清末的借款 中國財政，向來持量入為出主義；所以進款雖少，收支是足以相抵的。即當叔季之世，橫徵暴斂則有之，卻無所謂借債。預借租調等，還只算是征斂。其恃借債以救急，實在從近代同西洋各國交通後起。然而這不過濟一時之急；在大原則上，收支還是相合的。其負擔實在超出於財政能力之上，而靠借款以為彌縫，則從甲午、庚子兩戰役後起。然仍是為應付賠款起見，在內政上，仍持量入為出主義。至一變而為量出為入主義，而又不能整頓收入，乃靠借債以舉辦內政，則從勝清末葉的辦新政起。這時候的危險，在於藉口借債以興利，其實所借的債，能否應付所興的利的本息，茫無把握。儻使借債甚多，而所興的利，毫無成效，便要一旦陷於破產的悲境了。至於一國的大柄，倒持在特權階級手裡。他要花錢，便不得不花。而國家的大局如何，前途如何，再無一人肯加以考慮。（《白話本國史》第四冊，第128頁） 第五十章 本期結論 從清室滅亡之日，追溯西人東來之初，為時約四百年，是中國歷史起一個大變動的時代。這四百年中的變動，比上一期的二千年，還要來得厲害；而尤以五口通商後的七十年為劇烈。這七十年之中，向來以天朝自居的，至此不得不紆尊降貴，和外國講平等的交際。向來以為中國的學問，是盡善盡美的，至此而有許多地方，不能應付。總而言之：是環境變動劇烈，而我們的見解，一時來不及轉變。見解的轉變，本來要有相當的時間，七十年的時間不算長；以中國之大，舊文化根底的深厚，受了幾十年的刺激，居然能有維新運動，立憲運動，甚至於革命運動，去求適應，也並不能算慢。不過方面太多了，不容易對付，所以到如今，還在艱難困苦之中奮鬥。 環境的變動 本期是中國歷史起一個大變動的時代。從清室滅亡之日，追溯西人東來之初，為時約四百年。這四百年中的變動，比上一期的二千年，還要來得厲害；而尤以五口通商後的七十年為劇烈。在這七十年以前，內而政治、風俗，外而對外的方針和手段，都還是前一期的舊觀。到這七十年之中，就大變了，向來以天朝自居的，至此不得不紆尊降貴，和外國講平等的交際。向來以為中國的學問，是盡善盡美的，至此而有許多地方，不能應付。對外則屢戰屢敗，而莫知其由。看了外國人所制的東西，只是覺得奇巧，而也莫名其妙。當鴉片戰爭之後，外力初突破閉關的局面時，真有這種惶惑無主之概。 中國文化的三大期 中國的文化，可以劃分為三大時期：即（一）中國文化獨立發展時期。（二）中國文化受印度影響時期。（三）中國文化受歐洲影響時期。近幾百年來，歐洲人因為生產的方法改變了，使經濟的情形大為改變。其結果，連社會的組織，亦受其影響，而引起大改革的動機。其影響亦及於中國。中國在受印度影響的時代，因其影響專於學術思想方面，和民族國家的盛衰興亡，沒有什麼直接的緊迫的關係。到現在，就大不相同了。交通是無法可以阻止的。既和異國異族相交通，決沒有法子使環境不改變，環境既改變，非改變控制的方法，斷無以求興盛而避衰亡。所以在所謂近世期中，我們實有改變其文化的必要。而我國在受著此新影響之後，亦時時在改變之中，迄於今而猶未已。（《中國近世史前編》，見《中國近代史八種》，第146、147頁） 適應的困難 所以這七十年中的失敗，總而言之，可以說是環境驟變，而我國民族，還未能與之適應。譬如對外，中國向來是以不勤遠略為宗旨的，因為從前既無殖民政策，除攻勢的防禦外，勤遠略確是勞民傷財。然而外力侵削之秋，還牢守這種主義，藩屬就要喪失，邊疆也要危險了。又如經濟，中國向來是以節儉為訓條，安貧為美德的。在機械沒有發明，生產能力有個定限的時代，自然也只得如此。然當外國貨物源源輸入，人民貪其「價廉物美」不得不買的時候，就非此等空言，所能抵拒外貨，遏止「入超」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總而言之：是環境變動劇烈，而我們的見解，一時來不及轉變。見解的轉變，本來要有相當的時間，七十年的時間不算長；以中國之大，舊文化根底的深厚，受了幾十年的刺激，居然能有維新運動，立憲運動，甚至於革命運動，去求適應，也並不能算慢。不過方面太多了，不容易對付，所以到如今，還在艱難困苦之中奮鬥。 社會改革之難 世界所以有大事，正和我們的屋子，住了一年要大掃除一次一樣。灰塵垃圾，都是平時堆積下來的。堆積了一年，掃除自然費力了。誰能使他不堆積起來呢？天天掃除，使其絕不堆積，或者也並非辦法，誰能按著堆積的情形，決定掃除的次數，並把他排列在適當的日期，使掃除亦成為生活的節奏呢？屋子住了一年要掃除，是沒人反對的，而且大多數人認為必要。社會上堆積著千萬年的灰塵垃圾，卻贊成掃除的人少，反對掃除的人多，甚而至於把灰塵垃圾，視為寶物，死命的加以保存。世界之所以多事，豈不以此？（《兩年詩話》，原刊《文藝春秋叢刊》之一《兩年》，1944年10月10日出版） 社會是時時需要改革的，然其改革卻極不易。所希望的目的，未曾達到，因改革而來的苦痛，倒不知凡幾了，人們當此之際，就要囂然不寧。苦於社會的體段太大了，其利害複雜而難明。還有一班私利害和公利害相違反的人，不惜創為歪曲之論。於是手段和目的，牽混為一。目的本來好的，因其手段的不好，而連帶被攻擊；替目的辯護的人，明知其手段的不好，亦必一併加以辯護；遂至是非淆亂，越說越不清楚了。（《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