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中國史 · 第二編 中古史

第十章 秦代之統一與疆土之拓展 秦始皇的治國內，規模是頗為闊大的。可惜他嚴刑峻法，又極其奢侈。他的政治實在是抱有一種偉大的理想的。這亦非他一人所能為，大約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據以實行的。政策雖好，行之卻似過於急進。法家之學，不知道國家和社會的區別。國家和社會不是一物，所以國家的權力，只該擴張到一定的程度，過此以往，便無功而有罪。法家不知此義，誤以為國家的利益，始終和社會是一致的，就有將國權擴張得過大之弊。秦始皇既並天下之後，還不改變政策，這是秦朝所以滅亡的大原因。這種錯誤，不是秦始皇個人的過失，也不是偶然的事實；而是法家之學必至的結果。 秦始皇的政策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盡滅六國，統一全國。他自稱為始皇帝。有人勸他封建子弟，他不聽。而把全國分做三十六郡（秦王政二十六年，自稱始皇帝，後世則稱二世、三世。是年，分全國為三十六郡，郡名詳見《史記·秦始皇本紀》、裴駰《集解》。但近人王國維曾加以考訂，糾正錯誤。始皇后因增置燕齊地六郡為四十二郡，後又取百越增置六郡為四十八郡，蓋皆用六為數。並見王著《觀堂集林·三十六郡考》），每郡各置「守」「尉」「監」三個官。（守，漢時稱為太守；尉，稱為都尉；監，在秦朝是派御史去做的，謂之監御史，漢朝則由丞相派史去做。分全國為十二州，謂之州刺史）又把全國的兵器，都聚到他的都城咸陽（今陝西咸陽縣），鑄了十二個銅人和別種器具。又要統一全國的思想，除醫藥、卜筮、種樹的書外，只許博士官有書（博士是太常屬官。太常是管禮儀的，博士在秦漢時，都是用學者做的，當時說「官」，譬如現在說「公署」）。民間的書籍，一概燒掉。史官也只許存留秦國的歷史。 秦統一的原因 秦朝的統一，決不全是兵力的關係。我們須注意：此時交通的便利，列國內部的發達，小國的被夷滅，郡縣的漸次設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本有趨於統一之勢，而秦人特收其成功。秦人所以能收成功之利：則（一）他地處西垂，開化較晚，風氣較為誠樸。（二）三晉地狹人稠，秦地廣人稀，秦人因招致三晉之民，使之任耕，而使自己之民任戰。（三）又能奉行法家的政策，裁抑貴族的勢力，使能盡力於農戰的人民，有一個邀賞的機會。該是其最重要的原因。（《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376—377頁） 郡縣的由來 縣之起源有三：（一）滅國而為之。古書多記滅國為縣者；其不記其興滅建置者，縣名亦率多舊國名，可推想其滅國而為縣也。（二）卿大夫之采邑，發達而成為縣。《左氏》昭公二年，晉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羊舌氏之田為三縣。五年，蘧啟強言：「韓賦七邑皆成縣。」此卿大夫采地，浸盛而成縣者也。（三）並小鄉聚為之。《史記·商君列傳》，言商君治秦，集小都鄉邑聚為縣，此則國家新設之縣，君之者不復世襲者也。凡一縣，大抵自成一行政區域。大國之吞滅小國，非改若干小行政區為一大行政區，乃以一國而包若干個行政區域也。故被滅之國，仍為政治上之一單位，不過改世襲之君為任命之官吏而已。邊荒之地，則稱為郡，本與縣不相統屬。但（一）郡之地必廣大，至其漸次發達，民政加詳，則可分設為縣。（二）又郡率有兵力，以之保護縣；而以縣之物力支持郡，亦相甚宜。如此者，縣皆易受郡之統屬。戰國以前，郡皆設於邊地；至秦始皇滅六國，覺到處有用兵力控制之必要，乃舉天下而分為三十六郡矣。然秦之舊地，固仍屬內史也。（《中國文化史》，原為1942年在常州青雲中學教授高二中國文化史的講義，見《呂思勉文史四講》，第125頁） 秦時疆土的拓展 他又發兵，把今兩廣、安南、福建地方打平，置為南海、桂林、象郡、閩中四郡。派趙佗率兵五十萬戍守五嶺（大庾、騎田、都龐、萌渚、越城，皆在兩廣，與江西、湖南交界之地），這時候，北方的遊牧民族，以匈奴為最強，據著現在的河套（河套在秦漢時稱河南，唐以後謂之河曲，明以來才稱河套）。秦始皇派蒙恬去把他趕掉，將戰國時秦、趙、燕三國的長城連接起來，以為北邊的防線。（秦朝的長城，大略沿陰山東行，經過熱、遼兩省的北部，東端要到現在的朝鮮境內；和現在的長城，路線幾全然不同。現在的長城，大概是明朝所造，關於長城的始末，可參看王國良《中國長城沿革考》，商務印書館本） 秦始皇築長城 秦始皇帝築長城，譽之者以為立萬古夷夏之防，毀之者以為不足御侵略，皆不察情實之談也。頭曼以前之匈奴，此等小部落，大興師征之，則遁逃伏匿，不可得而誅也；師還則寇鈔又起；留卒戍守，則勞費不資；故唯有築長城以防之。長城非起始皇，戰國時，秦、趙、燕三國，即皆有之。皆所以防此等小部落之寇鈔者也。若所鄰者為習於戰陳之國，則有雲梯隧道之攻，雖小而堅如偪陽，猶懼不守，況延袤至千百里乎？然則長城之築，所以省戍役，防寇鈔，休兵而息民也。本不以御大敵。若戰國秦時之匈奴，亦如冒頓，控弦數十萬，入塞者輒千萬騎，所以御之者，自別有策矣。謂足立萬古夷夏之防，幾全不察漢後匈奴、鮮卑、突厥之事，瞽孰甚焉。責其勞民而不足立夷夏之防，其論異，其不察史事同也。（《秦始皇築長城》，見《呂思勉讀史札記》中冊，第675—676頁） 秦朝的滅亡 秦始皇的治國內，規模是頗為闊大的。可惜他嚴刑峻法，又極其奢侈。打破六國之後，都把他們的宮室，在關中仿造一所，後來又自造一所阿房宮，又在驪山（見第五章）自營葬地，都窮極壯麗。還要相信方士的話，派他們到蓬萊去求神仙。他自己又要到處遊行，藉此鎮壓全國。前二一〇年，秦始皇出遊，死在現在的河北省里。他的長子扶蘇，因諫止他坑儒，被他謫罰出去，到蒙恬處做監軍。（古代的太子，照習慣是不帶兵的。派他去監軍，就是表示不立他做太子的意思）小兒子胡亥，這時候跟隨著他。宦者趙高，替胡亥遊說丞相李斯，假造始皇的詔書，把扶蘇、蒙恬都殺掉。胡亥即位，是為二世皇帝。信趙高的話，把李斯殺掉，政治更亂。 秦政與法家的短處 秦始皇，向來都說他是暴君，把他的好處一筆抹殺了。他的政治實在是抱有一種偉大的理想的。這亦非他一人所能為，大約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據以實行的。政治是不能專憑理想，而要顧及實際的情形的，即不論實際的情形能行與否，亦還要顧到行之之手腕。秦始皇的政策雖好，行之卻似過於急進。（《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391頁） 法家之學，不知道國家和社會的區別。國家和社會，不是一物，國家和社會的利益，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內是一致的，過此以往，便相衝突。國家是手段，不是目的。所以國家的權力，只該擴張到一定的程度，過此以往，便無功而有罪。法家不知此義，誤以為國家的利益，始終和社會是一致的。社會的利益，徹頭徹尾，都可用國家做工具去達到，就有將國權擴張得過大之弊。秦始皇既並天下之後，還不改變政策，這是秦朝所以滅亡的大原因。這種錯誤，不是秦始皇個人的過失，也不是偶然的事實；而是法家之學必至的結果。（《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二續）》，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1936年第4卷第7期） 二世篡位必非史實 古太子皆不將兵。使將兵，即為有意廢立，晉獻公之於申生是也。扶蘇之不立，蓋決於監軍上郡之時。二十餘子，而胡亥獨幸從，則蒙毅謂先王之舉用太子，乃數年之積，其說不誣。始皇在位，不為不久，而迄未建儲，蓋正因欲立少子之故。扶蘇與蒙氏，非有深交，而李斯為秦相，積功勞日久，安知扶蘇立必廢斯而任蒙恬？斯能豫燭蒙恬用，己必不懷通侯印歸鄉里，豈不能逆料趙高用而己將被禍乎？故知史所傳李斯、趙高廢立之事，必非其實也。（《秦漢史》上冊，第22頁） 秦始皇死的明年，戍卒陳勝，在今安徽地方起兵。於是反者紛紛而起。六國後人，一時俱立。秦朝派兵出去征討，初時頗獲勝利，後來楚懷王（戰國時，楚國有個懷王，和齊國聯盟。上了秦國人的當，和齊國絕交。秦人趁勢把他打敗，後來秦國人又誘他去會盟，要求他割地，懷王不聽，秦國人就把他扣留起來，死在秦國，楚國人很哀憐他。此時楚國世家項氏，在吳國的舊地起兵，有人勸他立楚懷王的後人，以收拾楚國的民心。項氏聽了他，即以懷王的諡法，為其生時的稱號）派項籍北救趙（新興的趙國被圍在巨鹿，現在河北的平鄉縣），劉邦西入關。項籍大破秦兵於巨鹿。劉邦也乘秦朝內亂，二世為趙高所弒，趙高又被新立的子嬰所殺，從武關入秦（在今陝西商縣之東。這是從河南南陽進陝西的路），子嬰只得投降。秦朝就此滅亡，時在前二〇九年。 楚漢的分爭 秦朝的滅亡，也可以說是封建政體的一個反動。於是六國之後，和亡秦有功的人，都自立為王。當時兵力最強的是項籍，所以封地的支配，實際是由他決定。他自立為西楚霸王（銅山一帶，戰國時也是楚國的地方，當時稱為西楚。霸王的霸，就是霸諸侯的霸。當時所封的人都稱王，項籍是諸王之長，所以稱為霸王），建都在現在的銅山縣。劉邦則封於漢中，稱為漢王。分封才定，山東、河北方面，已有不滿現狀起來反抗的人，項籍出兵征討。漢王乘機，打定關中。合好幾國的兵，直打進楚國的都城。被項籍還兵打破。漢王乃堅守滎陽、成皋一帶（滎陽，今河南滎澤縣，這是黃河的一個渡口，守此，楚兵就不能渡河而北。成皋，今河南汜水縣，其西境就是虎牢關，守此，楚兵就不能向西）。有蕭何留守關中，替他補充軍隊和糧餉。而派韓信打定山西、河北，繞出山東，彭越又在楚國後方搗亂。於是楚國兵少食盡，乃和漢約以鴻溝中分全國（當時的一條運河，從今河南省城附近東南流，和淮、泗兩水通連）。約定，項籍東歸，漢王背約追擊他。項籍走到烏江（大江的渡口，在今安徽和縣南），自刎而死。漢王遂即皇帝位，是為漢高祖。時在前二〇二年。秦亡後，全國紛爭了五年，又統一了。 漢初史事多傳說 （漢初史事多）此等性質的傳說，至漢初實尚不乏，斷不容輕信為事實。試舉俗所謂鴻門宴之事為例。范增說：與項王爭天下者必沛公，豈是事實？且軍門警衛，何等森嚴，安有樊噲能撞倒衛士，直達筵前，指責項王之理？古人筵宴，中間誠有離席休息之時，且或歷時頗久，然亦必有一個限度；乃漢高祖可召張良、樊噲等同出，與噲等脫身回向本軍，張良度其已至，然後入謝。筵宴間的特客，離席至於如此之久而無人查問；帶有敵意的賓客，與數人間行出軍，亦無人盤詰，項羽的軍紀，有如此之廢弛者乎？張良獻玉斗於范增，范增受而碎之，罵項王「豎子不足與謀」，且當場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增年已七十，素好奇計，有如此之魯莽者乎？種種事跡，無一在情理之中。然則漢高祖與項羽此一會見，真相殆全然不傳；今所傳者，亦一則想像編造的故事也。此等傳說，在秦漢間實未易枚舉。且如指鹿為馬之說，又豈可以欺孩稚邪？（《中國史籍讀法》，見《史學四種》，第206頁） 第十一章 兩漢之政治概況 漢初，承全國大亂之後，專務休養生息。到開國後約七十年的時候，國內頗為富庶。漢武帝是個雄材大略的人，他對外國用兵，替中國開拓了不少疆土。可惜他性好奢侈，既要開疆拓土，又要營宮室，求神仙，還要出去巡遊。財政不足，就用了許多言利之臣，以致民愁盜起，國內幾致大亂。漢去封建之世近，士大夫皆慷慨喜功名。以當時中國之國力，如得嚴明任法之主而用之，所立之功，雖十倍於漢武可也。（漢武）雖能摧匈奴，通西域，縣朝鮮，平兩越，開西南夷，實當時中國國力與四夷相去懸絕，有以致之。 漢初的政治 漢高祖即帝位後，把功臣中功勞大的，都封做王，小的封做侯，然異姓封王的，不久都滅亡，都大封子弟和同姓為王。高祖死後，兒子惠帝懦弱，高祖的皇后呂氏專權。惠帝死後，呂后就臨朝稱制，又封諸呂為王。呂后死後，大臣共討諸呂，迎立高祖的庶子文帝。漢初，承全國大亂之後，專務休養生息。文帝在位，尤其恭敬節儉。他的兒子景帝，也能謹守他的政策。所以當武帝初年，就是漢朝開國後約七十年的時候，國內頗為富庶。 漢時民生仍窘迫 《史記·平準書》說武帝初年的情形道：「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這真可謂國富民安了。然而又說：「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兼併是該行之於窮困之時的。富庶之日，如何反行起兼併來呢？可見其所謂富者，不過總計全國的富量，有所增加，而並不是均攤在眾人頭上。所以這時候的富人，固然遠較天下初平時為富，窮人則還是一樣；而貧富相形之間，其懸殊或者反較大亂初平時為甚。（《中國社會變遷史》，見《呂思勉遺文集》下冊，第244—245頁）財富總量有所增加，而其分配的不平均如故。所以漢代的人，提起當時的民生來，都是疾首蹙額。（《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上冊，第127頁） 漢初的大封同姓，原是為防制異姓的，但是到後來，同姓諸王，倒成為政治上的一個問題了。景帝時，吳楚七國，到底起兵造反，給漢朝打平，於是把諸侯治理百姓和補用官吏的權柄一齊剝奪。這時，列國規模，與他郡縣相差不遠。武帝時從主父偃的弱藩之策，又命諸侯將自己的地方，分封子弟，於是諸侯都變作小國。諸侯只得衣食租稅，不許就國。漢初的封建，就名存實亡，而郡縣制度就逐漸推到全國了。 秦漢時之新局勢 秦漢時之新局勢：一、內戰乍息，民生獲蘇。尤其交通上之限制廢除，得以完成廣大之分工，國富總量之增加，殆非前此所能想像。二、統一則國力強盛，便於對外；然中國在此時，開始與騎寇相遇。三、封建制度告終。秦盡廢封建，經楚漢之爭、漢初之翦滅異姓、吳楚七國之亂，而封建之實，遂蕩然無存焉。此時之政情：一、民主政治之廢墜。此由（一）民意無表現之方法，如古之大詢於眾庶等。（二）民意之表現為習慣，習慣愈不適於時勢，則拘束之力愈弱。故君主之地位，日益神聖。最後，遂謂其權系受之於神，而非受之於民，兩漢、新莽之言符瑞是也。（此節與西方頗相似）二、地方自治之廢墜。古之國，等於後世之縣。國君等於縣令，縣令實不能躬親辦事，而地方公務悉廢矣。三、放任政治之形成。貴族既倒，處於治者之地位者，為官僚階級，同時亦即成為榨取階級。而此時於官僚階級，非剷除之時也，於是取監督之方式矣。政治上之首領，理宜加以監督。但監督者少，被監督者太多，勢不能給，則唯有將所辦之事，減至最小限度，使其無所藉以虐民。中國之良吏，每勸人民早完國課，少打官司，免得與吏役接觸，此正與政府之取放任主義同。顧亭林譏後世大官多，小官少。而不知其在昔時之政治上，只重監督官僚階級，不使虐民，興利治國，固在其次也。自漢以來，中國之政治向如此。（《中國文化史》，見《呂思勉文史四講》，第137、138、139頁） 武帝的文治武功 漢武帝是個雄材大略的人，他對外國用兵，替中國開拓了不少疆土，其事都見下章。他在內治上，也有幾件著名的事情。第一，他置五經博士，是國家設立太學之始。（當時僅就固有的官吏中，揀其有學問的，替他招致弟子；既未營建校舍，亦未設立教官。博士本非學校教師，但後來設立太學後，教師未曾別立名目，即以博士為名）第二，他命郡國選舉孝廉，是科舉制度的先聲。（此時未有考試之法，但唐以後的科舉制度，是從此制變化而成的，參看本書第十八章）第三，他又聽董仲舒的話，重用治儒家之學的人。於是春秋、戰國時各學派之中，儒家之學，就歸於一尊了。可惜他性好奢侈，既要開疆拓土，又要營宮室，求神仙，還要出去巡遊。財政不足，就用了許多言利之臣，以致民愁盜起，國內幾致大亂。幸而晚年悔過，能夠與民休息。昭宣兩代，政治也都算清明，才算危而復安。 評漢武帝 漢去封建之世近，士大夫皆慷慨喜功名。以當時中國之國力，如得嚴明任法之主而用之，所立之功，雖十倍於漢武可也。漢武嚴而不明，任喜怒而不任法。置宿將而任椒房之親；又任嚴酷之吏，以深文隨其後；雖能摧匈奴，通西域，縣朝鮮，平兩越，開西南夷，實當時中國國力，與四夷相去懸絕，有以致之。計其所失亡，中國轉遠過於夷狄，蓋國力之浪費者多矣。（《古史家傳記文選》中冊，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第119頁） 前漢的滅亡 漢朝離宗法社會近，很看重宗室和外戚。元帝以後，政權入於外戚王氏之手，王氏中又出了一個大人物，漢遂為其所篡。這個人就是王莽。王莽以公元九年篡漢，改國號為新，他是鑒於漢時社會貧富的不均，要想實行社會政策的，他的魄力，可以算是很偉大。惜乎行之不得其法，弄得舉國騷然，新莽亦終至滅亡。 兩漢間社會文化一大變 中國之文化，有一大轉變，在乎兩漢之間。自西漢以前，言治者多對社會政治，竭力攻擊。東漢以後，此等議論，漸不復聞。漢、魏之間，玄學起，繼以佛學，乃專求所以適合社會者，而不復思改革社會矣。東漢以後，志士仁人，欲輔翼其世，躋世運於隆平，畀斯民以樂利者甚多，其用思不可謂不深，策劃不可謂不密，終於不能行，行之亦無其效者，實由於此。故以社會演進之道言之，自東漢至今二千年，可謂誤入歧途，亦可謂停滯不進也。（《秦漢史》上冊，第197頁） 後漢的興起 後漢光武皇帝，是前漢的宗室，他以新莽之末起兵，和湖北地方的群盜連合，當時軍中先有漢朝的宗室劉玄，號為更始將軍，大家立他做皇帝。大破莽兵於昆陽（今河南葉縣），漢兵分路入關，關中群盜亦起，王莽為亂兵所殺。更始移都長安，為群盜所制，政治紊亂。關東流寇赤眉入關，更始遂敗亡。光武先別為一軍，出定河北。後來把赤眉打破；割據或擾亂一方的人，亦都打平。建都在洛陽，所以史家亦稱為東漢。 後漢國力遠不如前漢 後漢自公元二十五年光武帝即位起，至公元二二〇年為魏所篡止，共計一百九十二年；若算到公元一八九年董卓行廢立，東方起兵討卓，實際分裂之時為止，則共得一百七十五年；其運祚略與前漢相等，然其國力的充實，則遠不如前漢了。這是因為後漢移都洛陽，對於西、北兩面的控制，不如前漢之便；又承大亂之後，海內凋敝已極，休養未幾，而羌亂即起，其富力亦不如前漢之盛之故。兩漢四百年，同稱中國的盛世，實際上，後漢已漸露中衰之機了。（《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415頁） 後漢的亂亡 光武、明、章三帝算是後漢的治世。和帝以後君主每多幼稚，母后臨朝，外戚專權。皇帝長大了，因滿朝都是他的黨羽，只得和宦官謀誅滅他，結果宦官又因之專權。在這兩種惡勢力互相消長之下，國政日趨不振。到桓、靈二帝的時代而達於極點。靈帝死後，子少帝年幼，太后的哥哥何進當國，要想誅滅宦官，而太后不肯。何進乃召外兵進京，以脅迫太后，宦官大懼，把何進殺掉。何進的官屬，遂舉兵大殺宦官。正在紛亂之際，涼州將董卓帶兵入京，政權遂盡入其手。董卓把少帝廢掉，立其弟獻帝。行為又極暴虐。東方州郡，起兵攻擊他。董卓乃脅迫獻帝，遷都長安。東方的兵，都紛紛自占地盤，不能追擊。旋漢朝的宰相王允，和董卓的部將呂布合謀，把董卓殺掉。而卓將李傕、郭汜，又起兵為卓報仇，攻陷長安。獻帝為其所制，久之，乃得逃到洛陽。因地方殘破已甚，召曹操的兵入衛。從此大權歸於曹操，漢帝只剩得一個空名了。 漢朝政治制度的劣點 漢朝的政治制度，有兩個劣點，是引起三國以後的分裂和戰亂的： （一）秦漢時代，外官本分郡縣兩級，郡就直接隸轄中央。一郡的地方只有後世一府這麼大（邊郡也有很大的，然地廣人稀，文化經濟都落後，依舊沒有實力），其勢不足以反抗中央，所以柳宗元說：「漢朝有叛國而無叛郡。」（見其所著《封建論》）後漢靈帝時，黃巾賊張角造反，雖然旋即打定，然而餘黨擾亂的很多，乃將向來專司監察的州刺史，改為州牧，變成了地方行政官吏，一州地方，有現在一兩省大；又值紀綱廢弛之際，州牧遂多據地自專；郡太守和有兵權的人，亦都紛紛割據，遂成為分裂之局。（漢武帝置十三州部，每州置一刺史以督察郡國，司隸校尉為中央官吏，督察京畿，不在十三州部之列。後漢並朔方於并州，改交趾為交州，合司隸校尉部仍為十三州，漢末又改刺史為州牧，威權愈重） 秦漢官制特色 秦漢官制的特色：（一）這時候的中央政府，宰相是個副貳天子，治理天下的；九卿等官，也各有獨立的職權，都是分治天下眾務的；不是天子的私人。到後來，紛紛任用什麼尚書、中書、侍中做宰相；把九卿的職權，也奪歸六部；於是所任用的，全是天子玩弄之人，君權愈張無限。（二）是外官階級少而威權重，和後世大不相同。這個有好處，亦有壞處。（三）則這時候去古還近，地方自治的意思，還有存留。《漢書·高帝紀》：「二年二月癸未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可見得這時候，對於三老等官視之甚重，和後世名存實亡的，大不相同。（《白話本國史》第二冊，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第71頁） （二）秦漢承戰國之後，其兵制尚有徵兵制度的意味。百姓到二十三歲，都隸名兵籍，歸各郡的都尉。講肄課試，到五十六歲，才得免除，漢初用兵，還都由郡國調發的。武帝以後，因用兵多了，免得騷擾平民，乃多派「罪人」（亦有並不是罪人的，如賈人、贅壻都是，不過取其不是普通農民而已。贅壻大抵是沒有田產的人。本章末節所論，可參看拙撰《白話本國史》第二編第八章第一、第四兩節）出兵打仗謂之「謫發」。雖然於人民有益，卻是人民因此和當兵漸漸的生疏了。後漢光武因圖減省起見，把都尉裁掉，民兵亦因之而廢，此時被中國征服的異族多入居塞內，漸漸用他當兵（如當武帝時，外族內附而用以為騎者， 就置有越騎校尉等。宣帝時調羌騎衛金城。這都是借外族內附而用以當兵的例子），遂至異族強而本族弱，造成五胡亂華之禍。 秦漢間兵制一大變 秦漢之世，為中國兵制之一大變。古代兵農合一之說雖誣，然至戰國，業已成為舉國皆兵之局。一統之後，疆理既恢，征戍之途彌遠。夫地大人眾，則不必舉國皆兵，而後足以禦侮；征戍遠則民勞，不得不加以體恤；於是罪人、奴隸與異族之降者雜用。蓋自秦已啟其端，至漢武之世而大盛。更經新室之亂，光武崛起，急欲與民休息，而民兵之制遂廢。國之強弱，誠不盡系乎兵；兵之強弱，亦不盡系乎制度；然使民兵之制猶存，終必略加以訓練，不致盜賊攻之而不能御，戎狄略之而不能抗矣。然則典午以降，異族之憑陵，武夫之跋扈，其原雖不一端，要不得謂與民兵之廢無關係也。（《秦漢史》下冊，第675頁） 第十二章 兩漢疆域之開拓與對外交通 秦漢是我國疆域開拓的時代。秦始皇開其端，而漢武帝成其功。當張騫使月氏時，今甘肅西北境，尚屬匈奴。卻好匈奴的王，守今甘肅西北境的來降，漢朝以其地為郡縣。西域的路，自此開通。漢朝曾出兵遠征大宛。又把公主嫁給烏孫，和他共攻匈奴。宣帝時，在今新疆的中部，設立西域都護，保護天山南北兩條通路。西域都是些小國，漢攻匈奴，並不能得它的助力，而因此勞費殊甚，所以當時人的議論，大都是反對的。但是史事複雜，利害很難就一時一地之事論斷。西域是西洋文明傳布之地，與中國陸地相接，自近代西力東漸以前，中西的文明，實在是恃此而交流的。且西域之地，設或為遊牧民族所據，亦將成為中國之患。漢通西域之後，對於天山南北路，就有相當的防備，後來匈奴敗亡後，未能侵入，這也未始非中國之福。 漢初域外的形勢 秦漢是我國疆域開拓的時代。秦始皇開其端，而漢武帝成其功。漢初，匈奴以陰山為根據地，東擊破東胡，西擊破月氏，後又征服漠北諸小民族，和西域三十六國（歷史上所謂西域，有廣狹兩義，此處是初時狹義的西域，專指天山南路，後來自此以西的地方，亦都稱為西域）。月氏先逃到伊犂河流域，又為烏孫所攻。逃到阿姆河流域，征服大夏，就是西史的巴克特利亞（Bactria，即今之阿富汗國境）。其西安息，則是西史的帕提亞（Parthia，即今之伊朗國境）。更西條支，乃敘里亞之地。［當公元前四世紀之末，中國戰國時候，馬其頓亞歷山大王，征服亞洲西部，死後其部將據敘利亞（Syria）自立，是為條支，後其東方，又分裂為帕提亞、巴克特利亞（Bactlia）兩國，即中國所謂安息及大夏］再向西，就是羅馬帝國，當時所謂大秦了。（大秦一名犂靬，見《後漢書·西域傳》。當時或系專指敘利亞。近人張星烺謂系指羅馬帝國在東方的領土為大秦。參看《東西交通史料匯篇》卷一頁八《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一文）從安息向東南則到印度，從前謂之天竺，亦謂之身毒。從遼東向東，半島的北部為朝鮮，南部為三韓（馬韓、弁韓、辰韓）。再渡海而東，就是現在的日本，當時稱為倭人。 以上是域外的形勢。而秦時已隸版圖的閩、廣、安南，此時亦自立為南越、閩越兩國（南越是秦朝的尉，據兩廣安南之地自立的。閩越是春秋時越國的子孫，滅秦有功的。漢朝封為閩越王，在今福建閩侯縣，還有一個，封於浙江的永嘉縣的，為東甌王，因為閩越所攻擊，自請舉國內徙江、淮間）。雲貴兩省秦時略有交通，漢時復絕。自此往西北，在四川和陝甘兩境上的異族，當時總稱為西南夷。再向西，便是青海境內的羌人了（在大通河流域，當時謂之湟水）。 漢平匈奴 秦末，中國大亂，匈奴又入據河套。漢高祖自將去打他，被圍於平城（今山西大同縣）。後來用劉敬的計策，把宗室女嫁給他的單于，和他講和。是為中國以公主下嫁，與外國結和親之始。武帝初想約月氏共攻匈奴，派張騫往使，因月氏無意報仇，不得要領；後來才決意自行出兵攻擊。先把他逐出漠南，又屢次派兵到漠北去打他，匈奴自此衰弱，到宣帝時又有內亂，其呼韓邪單于，遂入朝於漢。郅支單于逃到西域，為漢人發西域兵攻殺。 論武帝征匈奴 漢武帝東征西討，所開拓者頗廣，後世盛時之疆域，於此時已略具規模，讀史者或稱道之。然漢人之議論，則於武帝多致譏評。（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令列侯、二千石、博士議，夏侯勝即言武帝無功德於民，不宜為立廟樂，見《漢書》本傳。《史記·大宛列傳》之敘事，《漢書·西域傳贊》之議論，於武帝皆深致譏焉。而《漢書·武五子傳贊》，言之尤痛。）何哉？予謂是時之開拓，乃中國之國力為之，即微武帝，亦必有起而收其功者，而武帝輕舉寡慮，喜怒任情，用人以私，使中國之國力，為之大耗，實功不掩其罪也。漢世大敵，莫如匈奴。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又是時匈奴，殊無民族意識。試觀軍臣單于以嗜漢物，幾墮馬邑之權，然仍樂關市可知。賈生五餌之策，欲以車服壞其目，飲食壞其口，音聲壞其耳，宮室壞其腹，榮寵壞其心（見《新書》），非處士之大言，其效誠有可期者也。使武帝而有深謀遠慮，當時之匈奴，實可不大煩兵力而服。即謂不然，而征伐之際，能多用信臣宿將，其所耗費，必可大減，而所成就，反將遠勝，此無可疑者也。《史記》言衛青僅以和柔自媚於上。霍去病則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余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類此。此等人可以為將乎？較之李廣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者何如？李廣利之再征大宛也，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馬三萬匹，軍還，入玉門萬餘人，馬千餘匹而已。史言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眾，其不恤士卒，亦去病之類也。天子嘗欲教去病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此去病不學無術之明徵，亦漢武以三軍之眾，輕授諸不知兵法之將之鐵證。世顧或以是為美談，此真勢利小人之見。世多以成敗論人，其弊遂中於讀史，皆由勢利之見，先有以累其心也。漢去封建之世近，士好冒險以立功名；不知義理，徒為愚忠；皆與後世絕異。即以李廣之事論之。廣與程不識，俱為邊郡名將，匈奴畏之久矣。又嘗俱為衛尉，天子知其能亦久矣。征胡而擇大將，非廣、不識輩而誰？乃漢武之所任者，始則衛、霍，後則李廣利也。以椒房之親，加諸功臣宿將之上，不亦令戰士短氣矣乎？（《秦漢史》上冊，第129—131頁） 漢通西域 當張騫使月氏時，今甘肅西北境，尚屬匈奴。張騫在大夏，見今四川臨邛縣的竹枝，問他們：「從哪裡來的？」他們說：「從身毒買來。」張騫因此想到從四川西南出，一定可通西域。漢朝就因此通西南夷。然通西域的路，依舊沒有走通。卻好匈奴的王，守今甘肅西北境的來降，漢朝以其地為郡縣。西域的路，自此開通。漢朝曾出兵遠征大宛。又把公主嫁給烏孫，和他共攻匈奴。宣帝時，在今新疆省的中部，設立西域都護，保護天山南北兩條通路。西域三十六國都屬都護管理。 史事「禍福」難豫燭 西域都是些小國，漢攻匈奴，並不能得他的助力，而因此勞費殊甚，所以當時人的議論，大都是反對的。但是史事複雜，利害很難就一時一地之事論斷。（一）西域是西洋文明傳布之地。西洋文明的中心希臘、羅馬等，距離中國很遠，在古代只有海道的交通，交流不甚密切，西域則與中國陸地相接，自近代西力東漸以前，中西的文明，實在是恃此而交流的。（二）而且西域之地，設或為遊牧民族所據，亦將成為中國之患，漢通西域之後，對於天山南北路，就有相當的防備，後來匈奴敗亡後，未能侵入，這也未始非中國之福。所以漢通西域，不是沒有益處的。但這只是史事自然的推遷，並非當時所能豫燭。（《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404頁） 漢平朝鮮 朝鮮在戰國時，屬於燕國。秦末，燕人衛滿率眾避難，逃到朝鮮，自立為王。漢朝興起，約為外臣，傳子及孫，引誘漢朝逃人，南方辰國（即三韓之辰韓）要入朝，又被阻住。武帝因命將征討，平定朝鮮，置為郡縣。 漢平兩越及西南夷 秦立閩中郡，不久便廢。漢興，封越君（百越酋長）為閩越王。到武帝時，閩越和東甌（今浙江永嘉）常相攻，東甌自請遷居內地，武帝依從。並派兵滅閩越，也遷其民於內地。南越是趙佗所立的國，漢封為王，傳子及孫，其相呂嘉殺王，發兵造反，武帝遣將平定，盡有今兩廣、安南之地，置為郡縣。武帝又平定滇國（今雲南昆明）、夜郎（今貴州遵義）、邛、筰、冉、（今四川西境）諸西南夷，也置為郡縣。 後漢的武功 王莽時，中國大亂，匈奴和西域都背叛。後漢光武時，匈奴又因內亂，分為南北。南單于降漢，入居中國塞內。公元八九、九一兩年，和帝命竇憲大出兵以攻北匈奴，北匈奴逃到西域，後來轉輾入於歐洲。當東胡為匈奴所破時，其餘眾分為烏桓、鮮卑兩族。漢武帝時，招致烏桓，居今遼、熱境上，助中國捍禦匈奴；鮮卑在其北方，北匈奴亡後，其地遂為鮮卑所據。明帝末年，班超帶著三十六個人，出使西域，攻殺匈奴的使者，說降諸國。明帝死後，漢朝無意經營西域，召他回來。而西域諸國，多有留著他不肯放的。班超亦願意立功，遂留居西域。即發服從諸國的兵，把不服諸國攻下。這真是古今罕有的奇功了。 歷代的治邊方略 中國歷代，對於屬地，系取羈縻政策的。政府或設官以管理其通路，如漢朝的西域都護是；又或駐紮於幾個要點，如唐朝的都督府是。此等官吏對於服屬的部族，加以管理，有違命或互相攻擊或內亂之事，則加以制止。防患於未然，使其事不至擴大而成為邊陲之患，此即所謂守在四夷。但中國的政情，是以安靜為主的。不但向外開拓，即對於邊疆的維持，亦不能費多大的國力。所以到服屬的部族真箇強盛時，中國所設的管理機關，就只得撤退。再進一步，就患仍中於邊陲了。歷代的武功，除西漢一朝，去封建時代近，其君主及人民，都略有侵略的性質外，其餘如唐朝及清朝，實都不過如此。看似武功煊赫，拓土萬里，實則都是被征服者的衰亂，並不是中國的兵怎樣的強。總而言之，開疆拓土，甚至於防守邊陲，在中國政治上，實向不視為要務。（《中國近世史前編》，見《中國近代史八種》，第188—189頁） 漢時的海上交通 漢時，海路交通，亦已極發達，從廣東的合浦入海，能通行到印度洋沿岸［《漢書·地理志》說：中國當時的航路，到黃支為止。黃支，據近來人考據，說是印度的建志補羅（Kancipura）］。西域商船，也有聚集於安南的東京灣的。中國的絲，在歐洲最為著名，與黃金同重同價。羅馬人久想和中國人通商，但終為條支人所隔。班超平定西域後，派部將甘英到羅馬去，亦為條支人所阻。直到一六六年，大秦王安敦（以年代考之，該是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生於一二一年，沒於一八〇年），才遣使從日南徼外（漢郡名，在今安南之境），獻象牙、犀角、玳瑁，這是歷史上記載中歐有國交之始。至於民間的交往，那自然久在其前了。倭人在前漢時，有百餘國到樂浪郡來獻見。公元五七年，乃有直達中央的。光武帝賜以「漢委奴國王」之印。這顆印，現在已在日本的筑前發現了。 第十三章 兩漢之學術與宗教 春秋戰國之世，諸子百家之學，本是立於平等地位的，漢初還是如此。從武帝以後，儒家在學校、選舉兩方面，都占了優勢，別一家就不能和他競爭了。漢時儒家之學，就是所謂經學。經學有今古文之分。從大體上說，則漢人去古近，對於古代的事情，知道得總要多些；所以漢人的經說，無論今古文，都為後人所寶貴。史學在漢朝，亦頗發達。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所謂正史，都是沿用這一種體例的。文學的發達，韻文較散文為早。散文至西漢而達於極點。東漢以後，漸漸的開出駢文的風氣了。秦漢之世，懂得「祠灶」，講究神仙的，都稱為方士。當時的社會，迷信的空氣很濃厚，遂成為後來道教的根源。後漢時，佛教在社會上，漸漸的流行了。但只是宗教上的迷信，還不大講到他的哲理。 漢代的崇儒 春秋戰國之世，諸子百家之學，本是立於平等地位的，漢初還是如此。從武帝以後，儒家在學校、選舉兩方面，都占了優勢（見本書第十一章），別一家就不能和他競爭了。這也有個原由：學術的趨向，是要適應環境的。戰國時，列國競爭劇烈，整飭政治，訓練人民，最為緊要，所以法家之學見用。漢初需要休養生息，所以從高、惠時蕭何、曹參做宰相，以至文、景時代，都謹守著道家清靜無為的政策。到武帝時，海內業已富庶了；武帝又是好大喜功的人；要講改正制度，興起教化，那自然儒家之學，就會應運抬頭了。 中國學術之分期 吾國學術，大略可分七期：先秦之世，諸子百家之學，一也。兩漢之儒學，二也。魏晉以後之玄學，三也。南北朝、隋唐之佛學，四也。宋明之理學，五也。清代之漢學，六也。現今所謂新學，七也。七者之中，兩漢、魏晉，不過承襲古人；佛學受諸印度；理學家雖闢佛，實於佛學入之甚深；清代漢學，考證之法甚精，而於主義無所創辟；最近新說，則又受諸歐美者也。歷代學術，純為我所自創者，實止先秦之學耳。（《先秦學術概論》，第1頁） 文字的變遷 漢時儒家之學，就是所謂經學。經學有今古文之分。講到這個問題，又要先曉得文字的變遷。中國的文字，從發明以後，一直到春秋戰國時代，遞有演變，今已不盡可考，但所用的總是圓筆，這種字，後世稱為篆書（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見《法書考》）。秦時，行政上使用文字較多，向來的寫手不夠用，乃叫徒隸幫著寫，徒隸是不會寫字的，畫在上面就算，於是圓筆變為方筆，這種字人家稱為隸書，雖然寫得不好，因其簡便，反而通行了。以上所說是筆畫形狀的改變，字體的構造，隨時代而不同，自然也是有的。一時不覺得，積久之後，就大相懸殊了。 秦漢時文字變遷最烈 秦漢之世，為我國文字變遷最烈之時。綜其事：則字形變遷之多，一也。字數一面增加，一面洮汰，二也。文字之學，成於是時，三也。行文漸以古為準，浸成文言分離之局，四也。書法漸成藝事，五也。蓋文字之用，遠較先秦時為宏，故其變遷之烈如此。自經此大變後，其勢遂漸趨於安定矣。（《秦漢史》下冊，第734頁） 漢代的經學 古人的讀書，多數是用口輾轉傳授的，不必都有本子，但是傳之久了，總有人把他寫出來，所用的，自然是當時通行的文字。漢初講經的人，雖然亦有派別，大體無甚出入。到前漢末年，劉歆（劉歆，字子駿，前二三年被王莽所殺）等人，才說魯共王曾破壞孔子的舊宅，得到許多古書。此外，自然還有從別一方面來的，都藏在漢朝的秘府里。他們以此為據，說前此傳經的人，經文有缺誤之處，久而久之，相信這一派說法的人，對於經文的解釋，也就和前此的人，有不同的地方了。人家因稱這一派為「古文」，而稱前一派為「今文」。漢時，國家所立的五經博士，都是今文之學。（前漢末年，曾立過幾家古文，後漢時復廢）但在後漢時代，私家教授，古文之學，頗為盛行。古文家雖說比今文家多得了些古書，然都無傳於後。文字異同之處，只多無關緊要。重要的，倒是經說的異同，今古文的短長，我們不講經學，無須去評論他。從大體上說，則漢人去古近，對於古代的事情，知道得總要多些；所以漢人的經說，無論今古文，都為後人所寶貴。 漢代的史學 史學在漢朝，亦頗發達。前代的歷史材料，都是零零碎碎的。漢武帝時，司馬遷才把他採集起來，做成功一部《史記》。後漢時班固又用其體例，專述前漢一朝的事情，謂之《漢書》，後世所謂正史，都是沿用這一種體例的。 《史記》體例多沿襲而非新創 《史記》為正史中第一部，後來的史書，都系沿襲他的體例。蓋當太史公時，前代所留詒的史材，除述制度的典禮以外，其述人事的，可分為（一）《春秋》，（二）《系世》，（三）《語》，三者。《史記》的年表、世表，系據《春秋》《系世》製成；本紀、世家，有兼據《春秋》及《系世》的，亦有更益之以《語》的；而列傳則大致系根據於《語》。知此，則知後世之正史，以人為綱，以致將事實寸寸割裂，要看一件大事，必須兼閱本紀及許多篇傳，殊覺不便，其咎實不在於史公。因為史公所據的材料，是各有來源，本不相干的。照古人「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例子，異來源的材料，本不以之互相訂補，並不使之錯居一簡。譬如《齊世家》和《管晏列傳》，《魯世家》和《孔子世家》，便是各有來源，不能攙雜的。《史記》的多復重、矛盾，即由於此。而《史記》的列傳，所以忽詳忽略，或分或合，莫名其妙的，亦由於此。譬如管仲、樂毅，是何等大人物？然而《管晏列傳》中，所詳敘的，只有管仲和鮑叔的關係，述其相桓公霸諸侯的事反甚略。樂毅亦然，於其外交及軍事，並沒有詳敘，而只備載其和燕惠王往返的書函。老子為什麼要和韓非同傳？《孟子荀卿列傳》中，為什麼要兼載這許多人？而又語焉不詳？後世史學家、文學家想出許多說法來，總不能使人滿意。如其不用私知穿鑿，而但就古書義例求之，則可以一語斬盡葛藤，曰：其所據的材料，本來如是而已。普通列傳，傳者以人為主，則史公亦以人為主而傳之。類傳的傳者，以事為主，則史公亦以事為主而傳之。這種體例，如其說是好的，史公不應盡冒其功；如其說是壞的，史公不能盡屍其咎，正和後來的史家，襲用《史記》的體例，只負模仿的責任，不負創作的責任一樣。（《古史家傳記文選》上冊，導言第11—12頁） 漢代的文學 文學的發達，韻文較散文為早，春秋戰國是散文發達的時代，至西漢而達於極點。東漢以後，句調求其整齊，字面求其美麗，漸漸的開出駢文的風氣了。詩在古代，都是可以合樂的，五經中的《詩經》，就是如此。《詩經》大體是四言，漢時變為五言，漸漸的不能合樂了。漢武帝曾採集各地方的民歌，立了一個機關，謂之「樂府」，叫精於音律的人，替他定了譜，會做文章的人，按譜填詞，詩中就又開出樂府一體。 韻文、散文與駢文 文學的發達，韻文是先於散文的。韻文之先於散文，乃因其時文字寡少，亦且文具缺乏，書寫艱難，所以把要記的話，作成簡短的句子，更加之以協韻，以便諷誦而廣流傳。然雖如此，這種精簡的句子，到底不與口語相合，不與口語相合，即不能達意而無遺憾，所以到文字增多，足以代表口中的每一個音，因而能代表口中的每一句話，而文具亦較完備，書寫覺得便利時，我們便照著口中的言語寫下來了。這便是散文時代。到西漢末年，所謂駢文者，漸漸興起。駢文的特徵，是語句的整齊。（一）無甚長甚短之句；（二）句多對偶，相對偶之句，長短相等。此其出之於口，即為音調的嘽緩。嘽緩的音調，和散文變化繁多、忽緩忽急的音調，究竟哪一種美呢？這是隨著各人的好尚，和時代的風氣而有不同的。在西漢末年，則群以嘽緩為美，此為駢文興起的主要原因。同時，駢文還有兩個較次要的條件：即對於詞彙加以選擇，務求其可以引起美感；喜引用故事，並不正式敘述，而只以一兩語包括之，此即所謂用典。其目的，在於使人從簡單的語句中，得到豐富的想像，所以駢文在原則上忌用生事，因為既不敘述，而用生事，則為人所不能解，不但無從想像，抑且轉生扞格矣。然則用字亦當以熟為貴，而漢人辭賦，每多喜用生字者，則以其字在當時實並不生，雖罕見，然與語言相合，正如今人用形聲之法的造新字，亦為人人所能解也。（《論大學國文系散文教學之法》，寫於1951年，見《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489—491頁） 道教的起源 中國古代宗教上崇拜的對象很多，用理論把他分起類來，則為天神、地祇、人鬼、物魅四種（名見《周禮·春官 》）。列國分立時代，交通不甚發達，所以其勢力都只限於一地方。秦漢之世，此等懂得「祠灶」的，以及燕、齊之間，講究神仙的，都稱為方士。（講祠灶的，抑或稱為巫）當時的社會，迷信的空氣很濃厚。所以像秦皇、漢武等雄主，也很相信他。後漢末年，有張角創太平道，借著符水治病，聚集徒黨造反。又有張陵，自稱在四川山中學道，創五斗米道。（學道的人，都出五斗米，所以謂之五斗米道。本篇文字變遷和古文經發現的始末，可參看拙撰《中國文字變遷考》第三章）張角、張魯等，雖然不久滅亡，然而此等迷信的流傳，迄不能絕，遂成為後來道教的根源。 佛教的輸入 佛教的輸入，舊說以為在公元六七年，是漢明帝派人到西域去請來的，其實不然（佛教輸入問題，可參看梁啓超《飲冰室文集·佛教之初輸入》），因為明帝的哥哥楚王英，已經相信佛教了。佛（釋迦）在世的時代，大略和孔子相差不遠（孔子生於公元前五五一年，當周靈王二十一年；釋迦生於公元前五五七年，當周靈王十五年。又孔子沒於公元前四七九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釋迦沒於公元前四七八年，當周敬王四十二年。故二人完全同時）。佛沒後，其教北行至大月氏，南行至錫蘭。中國同西域和南洋交通後，這兩條路上，都有輸入的可能。到底是什麼年代，從什麼地方輸入的？則現在還難確答。後漢時，佛教在社會上，漸漸地流行了。但只是宗教上的迷信，還不大講到他的哲理。 第十四章 兩漢之社會概況 漢代是一個封建勢力崩潰未盡，商業資本愈益抬頭的時代。漢朝救濟政策：一是法律上重農抑商，二是減輕田租。但是法律上的抑制，並不能減削他們經濟上的勢力。當時學者的議論，法家注重節制資本，儒家注重於平均地權。王莽的變法，綜合儒、法兩家的議論，規模可謂很闊大，計劃也可以說很周詳。然而行之不得其法，於是天下大亂。從此以後，就再沒有敢說根本改革的人了。漢朝的風氣，接近於封建時代，戰國以來的任俠心理，仍然在民眾間憧憬著。所以中流社會中人，慷慨激發的很多。如張騫、班超等人物，在後世是很少的。東漢儒生尊尚氣節，光武、明、章諸帝，表章節義，敦厲名實，其影響委實不小。 漢代社會情形 漢代是一個封建勢力崩潰未盡，商業資本愈益抬頭的時代。當時的富豪，可分兩種：其一是大地主，包括（一）田連阡陌，（二）和擅山澤之利的人；其二是實業家，包括（一）大工，（二）和大商（當時的工業家，大概自營販賣，所以混稱為商人；但照理論分析起來，實在包括工業家在內，如煮鹽和製造鐵器便是）。貧民則「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董仲舒的話，見《漢書 ·食貨志》），很為可憐。 漢之刻剝其民為史所不詳者多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余寇於東垣（今河北正定縣），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悅）。何之言，實文過免罪之辭。聞安民可與行義，勞民易與為非矣，未聞天下匈匈，可因之以興勞役。昧旦丕顯，後世猶怠，豈有先為過度之事，而冀後世之無所加者乎？論史者多稱何能鎮撫關中，實則其為繭絲殊甚。彭城之敗，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是時楚、漢戰爭方始，則其後此所發，皆本無役籍者可知也。是歲，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食貨志》言秦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不軌逐利之民，畜積余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即此時事也。廢重作輕，而又放民私鑄，物之騰踴宜矣。顧歸咎於民之逐利，可乎？然則漢之刻剝其民，而為史所不詳者多矣。（《秦漢史》上冊，第55頁） 漢朝救濟政策 漢朝救濟政策：（一）是法律上重農抑商。如不許賈人衣絲、乘車，和市井的子孫不得學習為吏之類。（二）是減輕田租。漢初十五而稅一；文帝曾將田租全行豁免；景帝以後，復收半額，計三十而稅一，可謂輕極了。這兩種辦法，是受晁錯貴農重粟之論的影響很大的。但是法律上的抑制，並不能減削他們經濟上的勢力，而當時私家收租，要十取其五；公家的田稅無論如何減輕，也總無補於事了。 漢時錢價貴，人民負擔仍重 漢朝的賦稅，可分為三種：一是田租，就是古時的稅，是取得很輕的。漢初十五而稅一。文帝時，因行晁錯入粟拜爵之令，到處都有積蓄，於是全免百姓的田租。到景帝二年，才令百姓出定額的一半。於是變為三十而稅一了。後漢初，因天下未定，曾行什一之稅，後來仍回復到老樣子。一是算賦，亦稱口賦，又稱口錢。這是古時的賦。人民從十五歲到五十六歲，每人每年，出錢一百二十個，以治庫兵車馬。從七歲到十四歲，每人出錢二十個，以食天子。武帝又加三個錢，以補車騎馬。這一筆稅，在現在看起來似乎很輕，然而漢代錢價貴，人民的負擔實在很重。（《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上冊，第103頁） 當時學者的議論 學者的議論，分為兩派：（一）法家，是注重節制資本的。武帝時，桑弘羊曾行其策，把鹽、鐵和酒，都收歸官營；又想出「均輸」「平準」兩法，官自販賣物品。然官營事業，都極腐敗，徒然破壞富豪，貧民仍未見其實惠，而且反受其害。（當時官辦事業，腐敗的情形，可參看《鹽鐵論 ·水旱篇》）（二）儒家，注重於平均地權，激烈的要恢復井田制度，緩和的，也想替有田的人立一個最大的期限，謂之「限民名田」。二者都成為空論，沒有能實行。 漢世言社會改革之主張 社會始於公產，自公產之制破壞後，人心便覺其不安。先秦諸子無不欲舉社會徹底加以改組者，而其改組社會，必藉政治之力。此固近世工業革命以前，欲改革社會之通蔽也。漢世學術，皆沿自先秦，其中最有主張者為儒、法二家。今表示前漢、新室之世重要之議論及制度如下： 先秦諸子之主張至新莽而徹底實行，實行之而失敗，自此無復敢言徹底改革者，視社會之病態，為無可如何之缺陷矣。（《本國史複習大略》 ，寫於1944年，見《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644—645頁） 王莽的變法 到王莽出來，才綜合儒、法兩家的議論。（一）把天下的田，改名王田，不許賣買。一人有田超出百畝的，責令分給九族、鄉黨。（二）重要的實業，收歸官營。（三）揀幾處大都市，立司市之官，令其求得各物的平價；有用而滯銷的東西，照本錢買進，到物價昂貴時，則照平價賣出。（四）經營各種事業的人，都要按其所得收稅，由當時新設的泉府，將來借給貧民。王莽的變法，規模可謂很闊大，計劃也可以說很周詳。然而行之不得其法，不但不能建設起一種新秩序來，反把舊秩序破壞了。於是天下大亂，王莽亦隨之滅亡。從此以後，就再沒有敢說根本改革的人了。 王莽之敗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的共同失敗 王莽的變法，成功的希望是不會有的，其理由已述於前。固然，王莽的行政手段很拙劣，但這只是枝節。即使手段很高強，亦不會有成功的希望。因為根本上鑄定要失敗的事，決不是靠手段補救得來的。但是王莽的失敗，不是王莽一個人的失敗，乃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公共的失敗。因為王莽所行，並不是王莽一個人的意見，乃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公共的意見。王莽只是集此等意見的大成。經過這一次改革失敗之後，人遂群認根本改革為不可能，想把亂世逆挽之而至於小康的思想，從此告終了。中國的社會改革運動，至此遂告長期的停頓。（《呂著中國通史》上冊，第95—96頁） 漢朝的士氣和武風 漢朝的風氣，是接近於封建時代的，而戰國以來的任俠心理，仍然在民眾間憧憬著。所以中流社會中人，慷慨激發的很多。如張騫、班超等人物，在後世是很少的。不過兩漢比較起來，東漢似較西漢為厚，一般儒生尊尚氣節，雖導源於王莽的僭漢，而光武、明、章諸帝，表章節義，敦厲名實，其影響委實不小。後漢桓、靈二帝時，宦官專權，親黨遍布州郡。諸名士列官內外的，或直言指斥，或盡法懲治，宦官乃誣為黨人，加以禁錮，後來又加以逮治。諸名士很多慷慨就戮的，其有逃亡的，所至之處無不「破家相容」，這就是黨錮之禍。這種風氣，在社會上竟釀成一種清議的特殊勢力，而以後魏晉的清談之風，則又是這種勢力的反響。 士大夫階級之變遷 封建時代士大夫階級之特質：（一）自視與平民不同。（二）勇於戰鬥。（三）不好利。觀西漢之世，賈誼、董仲舒之議論最可見之。其時文臣如公孫弘、蓋寬饒；武臣如張騫、傅介之、常惠、陳湯、李廣、李陵、班超等，均尚屬此風氣中人。但社會之組織既已變遷，風氣終必隨環境而改變，遂至奢侈嗜利頹廢。晉初之石崇、王戎、王衍等是其代表。以一時論，無中等階級為國之楨榦，是其弊；以永久論，特殊階級消泯，是其利。（《本國史複習大略》，見《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648—649頁） 第十五章 三國之分裂與晉之統一 後漢從黃巾之禍起，再加以董卓的擾亂，各處州郡，紛紛割據，就成為不可收拾的局面了。三國的分裂，可以說是兩種心理造成的。其一是封建的余習。人心是不能驟變的。在封建時代，本有各忠其君的心理，秦漢以後，雖然統一了，然此等見解，還未能全行破除。試看漢代的士大夫，仕於州郡的，都奉其長官為君，稱其機關為本朝，有事為之盡忠，死則為之持服，便可知道。又其一則為南方風氣的強悍。魏晉之際，中國盛衰強弱之大界也。自三國以前，異族恆為我所服，至五胡亂起，而我轉為異族所服矣。 後漢的分裂 後漢從黃巾之禍起，再加以董卓的擾亂，各處州郡，紛紛割據，就成為不可收拾的局面了。當時地最廣，兵最強的，割據幽、並、青、冀四州袁紹。而呂布在徐州，袁術在揚州，亦有相當的兵力。曹操是割據兗州的，後來漢獻帝召他入衛，他因洛陽殘破，把獻帝遷都到許昌，成為「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勢。劉備在徐州，和呂布競爭失敗了，投奔曹操。曹操表薦他做豫州牧。和他合力，把呂布、袁術打平。劉備和獻帝的近臣合謀，要想裡應外合，推翻曹操，曹操把他打敗，劉備逃到荊州，投奔劉表。曹操南征荊州，劉表恰巧死了，他的兒子，把襄陽投降曹操。劉備逃到夏口（漢水的下流，古時亦稱夏水，所以漢水入江的口子，稱為夏口），和在江東的孫權合力（當時袁術只占揚州的北部，揚州的南部，都是孫權的哥哥孫策打定的），把曹操在赤壁打敗（山名，在湖北嘉魚縣）。劉備就將荊州全行恢復，又西取益州，國內就成為三分之局了。 三國分裂的心理因素 三國的分裂，可以說是兩種心理造成的。其一是封建的余習。人心是不能驟變的。在封建時代，本有各忠其君的心理，秦漢以後，雖然統一了，然此等見解，還未能全行破除。試看漢代的士大夫，仕於州郡的，都奉其長官為君，稱其機關為本朝，有事為之盡忠，死則為之持服，便可知道。又其一則為南方風氣的強悍。赤壁戰時，孫權實在沒有聯合劉備抵抗曹操的必要。所以當時文人持重而顧大局的，如張昭等，都主張迎降。只有周瑜和魯肅，主張抵抗，和孫權的意見相合。《三國志》載周瑜的話，說曹操名為漢相，實系漢賊，這是劫持眾人的門面話，甚或竟是事後附會之談。東吳的君臣，自始至終，所作所為，何曾有一件事有漢朝在心目之中？說這話要想欺誰？在當時東吳朝廷的空氣中，這話何能發生效力？孫權一生，最賞識的是周瑜，次之則是魯肅。孫權當稱帝時，說魯子敬早有此議，魯肅如此，周瑜可知。為什麼要擁戴孫權做皇帝？這個絕無理由，不過是一種崛強之氣，不甘為人下，孫權的自始便要想做皇帝，則更不過是一種不知分量的野心而已。赤壁之戰，是天下三分的關鍵，其事在公元二〇八年，至二八〇年晉滅吳，天下才見統一，因這一種蠻悍的心理，使戰禍延長了七十二年。（《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423頁） 三國的鼎立 當劉備西取益州時，孫權想奪荊州，劉備乃將荊州和他平分。後來曹操平定漢中，劉備又把他奪取。因命守荊州的關羽，出兵北伐，孫權乘機襲取荊州，關羽敗死。曹操死後，兒子曹丕，於二二〇年，篡漢自立，國號魏。劉備和孫權於次年亦相繼稱帝，劉備國號漢，史稱蜀漢，孫權國號吳。劉備出兵攻吳，為陸遜所敗，慚忿而死，託孤於諸葛亮。諸葛亮是個絕世奇才，把區區的益州，治理得很好，國富兵強，屢次出兵伐魏，惜乎天不假年，大功未成，死在軍中，蜀漢自此就漸漸的不振了。吳則本來是自守的時候居多。 凡事少用機謀 關羽的敗，是劉備方面的一個致命傷。因為失去荊州，就只剩得從益州攻關中的一路，而沒有從荊州向南陽攻洛陽的一路了。從漢中向關中，道路是艱難的；魏國防守之力，亦得以專於一面；後來諸葛亮的屢出而無成，未必不由於此。 這件事情，如其就事論事，關羽的剛愎而貪功，似應負其全責；如其通觀前後，則劉備的急於併吞劉璋，實在是失敗的遠因。倘使劉備老實一些，竟替劉璋出一把力，北攻張魯，這是易如反掌可以攻下的。張魯既下，而馬超、韓遂等還未全敗，彼此聯合，以擾關中，曹操倒難於對付了。劉備心計太工，不肯北攻張魯，而要反噬劉璋，以致替曹操騰出了平定關中和涼州的時間，而且仍給以削平張魯的機會。後來雖因曹操方面實力亦不充足，仍能進取漢中，然本可聯合涼州諸將共擾關中的，卻變作獨當大敵。於是不得不令關羽出兵以為牽制，而荊州喪失的禍根，就潛伏於此了。 不但如此，劉備猇亭之敗，其禍機實亦潛伏於此時。伐吳之役，讀史的人說他是忿兵，也未必是真相的。劉備到底為什麼要去征吳呢？大約自揣兵力，取中原不足，而取荊州則自以為有餘。殊不知吳、蜀的兵力，本在伯仲之間，荊州既失，斷無如此容易恢復之理。曠日持久，就轉招致猇亭的大敗了。然其禍根，亦因急於要取益州，以致對於荊州不能兼顧之故。所以心計過工，有時也會成為失敗的原因的，真箇閱歷多的人，倒覺得凡事還是少用機謀，依著正義而行的好了。（《三國史話》，開明書店1943年版，第87—88頁） 晉朝的統一 魏文帝曹丕篡漢後，傳子明帝，性極奢侈，魏朝的政治，就此紊亂了。明帝死後，嗣主年幼，大權落入武官司馬懿之手。司馬懿和他的兒子司馬師、司馬昭，前後相繼執掌魏國的政柄。司馬昭時，乘蜀漢衰弱把他滅掉。他的兒子司馬炎，就篡魏自立，是為晉武帝。於二八〇年滅吳，全國就又統一了。從董卓入洛陽至此，共計九十二年。 魏晉為中國盛衰強弱之大界 魏晉之際，中國盛衰強弱之大界也。自三國以前，異族恆為我所服，至五胡亂起，而我轉為異族所服矣。五胡之亂，起於晉惠帝永興元年劉淵之自立。越十三年，愍帝被虜，而中國在北方之政府遂亡。自是南北分立。自元帝建武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三年，凡二百七十三年，而南卒並於北。隋文帝雖雲漢人，然民族之異同，固非以其種姓而以其文化，此則不獨隋室，即唐室之先，亦未嘗非武川族類也。唐室武功，超軼漢代，然實用蕃兵、蕃將為多，與漢之徵匈奴，純恃本族之師武臣力者異矣。自唐衰而沙陀入據中原，雖不久覆滅，然契丹、党項、女真、蒙古、滿洲，又紛紛竊據，甚且舉中國之政權而盜之。蓋自五胡之亂至清之亡，凡歷千六百有八年焉。（《兩晉南北朝史》上冊，開明書店1948年版，第1—2頁） 第十六章 中華民族之新融合 晉朝統一後，不久而五胡亂華，東晉立國南方，北方自立的，共有十六國。後來北方再並於後魏，南方則傳宋、齊、梁、陳四代，是為南北朝。從西晉到南北朝，統一隻有三十七年，分裂倒有二百七十二年。這個長期的分裂，其大原因，是兩漢時代，所接觸的異族太多，一時不及同化，政治上又措置不善之故。從東晉到南北朝，北方始終為異族所占據。當時異族割據的，多用其本族人或其他異族為兵，所以漢人在政治上很難翻身。直到南北朝的末年，才靠民族文化的力量，把他們全行同化。所以在這個時代，我們的政治，是衰敗的；民族的潛勢力，卻是優越的。 兩晉南北朝總說 晉朝統一後，不久而五胡亂華，東晉立國南方，北方自立的，共有十六國。後來北方再並於後魏，南方則傳宋、齊、梁、陳四代，是為南北朝。從西晉到南北朝，統一隻有三十七年（晉武帝雖於公元二六五年篡魏即位，而於公元二八〇年始滅吳，統一全國，故從二八〇年，推算至三一六年，只有三十七年），分裂倒有二百七十二年。這個長期的分裂，其大原因，是兩漢時代，所接觸的異族太多，一時不及同化，政治上又措置不善之故。經這一次擾亂之後，中華民族卻又融合了許多新分子了。 兩晉南北朝非黑暗時代 兩晉、南北朝之世，是向來被看作黑暗時代的，其實亦不盡然。這一時代，只政治上稍形黑暗，社會的文化，還是依然如故。而且正因時局的動盪，而文化乃得為更大的發展。其中關係最大的，便是黃河流域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的民族，分向各方面遷移。（《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444—445頁）其大成就有四焉，而皆與民族之動盪移徙有關，故民族之移徙，實此時代中最大之事也。四者唯何？一曰士庶等級之平夷。二曰地方畛域之破除。三曰山間異族之同化。四曰長江流域之開闢。（《兩晉南北朝史》上冊，第5頁） 晉初五胡分布的形勢是：匈奴、羯在山西（羯是匈奴的別種，因其居於羯室得名。羯室，在今山西遼縣）；氐、羌在陝、甘；鮮卑在今遼熱、察、綏，以至寧夏、甘肅之境。匈奴劉淵乘晉朝內亂，自立為帝，滅西晉，史稱前趙，為後趙石勒所滅。石勒是羯族，據中原大部分，後並於前燕。前燕慕容氏是鮮卑族，據有遼東、遼西、河北地方（遼東為太守公孫度所據，其子淵，為魏所滅），後為氐苻堅所滅，是為前秦。苻堅吞併北方，又想滅晉，晉兵抵抗，苻堅大敗於淝水（在今安徽壽縣），遂為羌姚萇所滅，史稱後秦。東晉劉裕北伐，滅後秦。 五胡之亂的遠因 晉時五胡之亂的先聲，實在是後漢時的羌亂。羌亂的原因，據班彪說：是「數為黠吏小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以致於此。（見《後漢書·羌傳》）而既叛之後，郡縣之吏，都無心於守土。強迫人民，遷徙至內地。以致死亡流離，不可勝計。朝廷命將征討，也擁兵自守，全不以寇賊為意。中央政府的大臣，又像清平世界，沒有亂事一般。以致當時有個有志之士，喚作王符的，恨極了，在他所著的《潛夫論》中說：應該叫這班大臣子弟去當兵，免得他們看著百姓的流離死亡，不以為意。然而小吏黠人，侵奪降羌，政治家固然有不加管束之罪，社會上為什麼會有這種人？又為什麼要聽其橫行呢？這個，社會與政治，也應分負其責的。譬如石勒，是個羯酋。在其未起事之前，曾被晉朝的并州刺史掠賣到山東，做人家的奴隸。當時的掠賣，並非偶然的事情，是大規模的，是有意的。掠了許多人，兩個人合戴一面枷。（見《魏書·石勒傳》）這還成什麼話？然而官掠人賣，也要有人買。我們再看《南史》《北史》，知道當時四川地方，有一種人喚作僚。僚人程度甚低，往往自賣或相賣。於是梁、益二州（梁州今漢中，益州今成都），就歲歲伐僚以自利。把他賣給人家做奴婢。於是「公卿氓庶之家，多有僚口」。就知道當時貪利之徒，待異族的酷虐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果然全社會人，個個都不造業，哪得會有惡報呢？所以我說：五胡之亂，政治和社會，是要分負責任的。（《中國民族演進史》，第95—97頁） 淝水戰後，鮮卑慕容氏復起，一據山東為南燕，一據河北為後燕，一據關中為西燕。又有鮮卑拓跋氏起於綏遠，據平城（今山西大同），史稱後魏，滅後燕，和在熱河的北燕。南燕，為東晉所滅。在甘肅的有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西秦，先後興起，最後僅餘西秦、北涼二國，又有在陝北的夏國，夏滅西秦。夏和北涼，都為後魏所滅。還有據四川的成國，為東晉所滅。東晉為劉裕所篡，國號宋，和後魏對峙，為南北朝。 南北朝的大略 南北朝初年，南朝的疆域還不小，然宋文帝北伐不勝，魏太武帝反自將南下，直抵江邊，遂成北強南弱之勢。歷宋、齊兩朝，迄不能振作。到梁武帝時，南朝頗為太平，而北朝從孝文帝南遷以來，風俗漸趨奢侈，留守北邊的將士，因待遇不及南遷的人，也心懷不平。這時候，魏明帝在位，太后胡氏專權，政治大亂，北邊和中原，亂事蜂起。秀容川的尒朱氏（秀容川，在平城之北。尒朱氏是北方部落的酋長，受封於此的），起兵定亂，又因暴虐，為高歡所滅。魏主靠著關中的宇文泰以抵禦高歡，高歡亦別立一君，魏遂分東、西。高歡死後，其將侯景來降。梁武帝想乘機恢復河南，然亦未成功，侯景反在境內造反，都城被陷，梁武帝憂憤而死。元帝立國江陵，遣陳霸先等打平侯景。而江陵為西魏所陷，元帝被害，陳霸先立其幼子於江東，旋篡位，是為陳武帝。北方，東、西魏為高氏、宇文氏所篡，是為齊、周。後來齊滅於周，周又為外戚楊堅所篡，是為隋文帝，南下滅陳，統一南北。 異民族的新融合 從東晉到南北朝，北方始終為異族所占據。（北齊說是渤海高氏，渤海是漢郡名，為今河北東南境，然高歡久居北方，早和鮮卑同化了。宇文氏亦是鮮卑）異族的酋長也有驕淫暴虐，十足現出野蠻人的性質的；也有平平穩穩，頗能接受漢人的文化的。其中最熱心摹仿漢人的要算魏孝文帝。他因為要求漢化之故，不顧阻力，從平城遷都到洛陽。遷都之後，禁胡服，禁胡語，易姓名，還強迫鮮卑人和漢人結婚。從大體上論起來，五胡的文化，都較漢人為低。其同化於漢人，自是當然的結果。唯當時異族割據的，多用其本族人或其他異族為兵，用漢人的很少，所以漢人在政治上很難翻身。直到南北朝的末年，才靠民族文化的力量，把他們全行同化。所以在這個時代，我們的政治，是衰敗的；民族的潛勢力，卻是優越的。 漢以「柔和」的方式同化異民族 當時的龍爭虎鬥如此，後來卻如何終於同化了呢？這個可說：全是由於民族文化的優劣。文化便是生活，生活劣者總不得不改而從優。我們試看《晉書·北狄傳》說：當時的匈奴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則可知其時匈奴的生活，實已很接近於漢人。所以《王恂傳》說：太原諸郡，以匈奴、胡人為田客的，動有百數。又如《後漢書·冉夷傳》說：他們「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避暑反其邑」。可知當時漢族和異族，人民之間，關係亦已極其密切。設非有五胡之亂，政治上的逆轉，同化得總還要快些。這是說普通人民。若說五胡中的貴人，和中國的文化，亦已很為接近。如劉淵，《晉書·載記》上說他文武兼資。嘗恥「隨、陸無文，絳、灌無武」。這些話，或者不免增飾。然而總不全是子虛的。此外五胡中的酋長，除極無道的外，亦沒有不讀中國書的。齊文襄執政，延師以課諸弟，即其一例。（《北齊書·孝昭紀》）文化之為物，是最能使人愛慕，而忘掉人我的界限的。兩種文化相形之下，亦是最易使文化劣等的民族，自慚形穢，而願意捨己從人的。如此，積之久，自然有像北魏孝文帝這種人，自願革除胡化，同於華夏了。我們只要看：胡、羯的運命短，鮮卑的運命長；爾朱氏終敗，而高歡卒成；愈到後來，愈是接近於漢族的得勝，便見得漢族同化的力量，在無形中逐漸進行。只有一次（冉閔大殺胡、羯），漢人露出很鮮明的民族色彩。其餘則大概都是忍辱負重，在平和中，靠著文化的優越，潛移默化地，慢慢地把胡人同化於我的。基督說：「哀慟者福矣；饑渴而慕義者福矣；矜恤者福矣；施和平者福矣；為義而遭迫害者福矣。」漢民族真足當之而無愧了。然而為人當剛柔得中，民族亦然。一味柔和，雖勝於強暴之徒，亦不是民族的全德。（《中國民族演進史》，第100—103頁） 第十七章 兩晉南北朝之文化與社會 兩晉南北朝，以學術思想論，倒也很有特色的。漢儒都喜歡注古，就不免有「泥古」之弊，因此激起思想上的反響，有喜歡講哲學的風氣，又和佛教的哲學相接近。五世紀初年，大乘經典，漸漸流行，士大夫相信他的也不少。因為和異族接觸的多了，本族的文化，就因之而起變遷。世家大族在政治上既占優勢，生活自然要寬裕些，養成一種優遊暇豫，不肯做事情的習慣。起自中下階層中較有活氣的人，參與政治的機會較少。三國時代，南方士大夫的風氣，還是頗為剽悍的。晉初的周處，還很有武烈之風。倘使元帝東渡以後，晉朝能多引用這一班人，則除為國家戡亂以外，更加以民族的敵愾心，必有功效可見。然而大權始終為自北南遷的貴族所把持，使宋武帝一類的人物，直到晉末，才得出現於政治舞台之上，這也是一筆很大的損失。 玄學和佛學 兩晉南北朝，以政治論，雖然衰敗；以學術思想論，倒也很有特色的。漢時儒學盛行，儒學都喜歡注古，就不免有「泥古」之弊，因此激起思想上的反響。三國中葉（魏廢帝正始年間，正始，自二四〇到二四九），北方就有喜歡講哲學的風氣，他們在儒家的書中，注重《易經》；在道家的書中，則取《老子》《莊子》，很熱心地互相講論。他們這種講論，謂之「清談」，所講論的學問，謂之「玄學」，很有許多高妙的見解。因此又和佛教的哲學相接近。佛教有大、小乘之分，大乘的哲學，比小乘更為高妙。初期盛行的，都是小乘，到五世紀初年，大乘經典，才漸漸流行，士大夫相信他的也不少。 清談者未必不事事 晉代為玄學時代，其風起於正始時。玄學之興起，實為漢世儒家泥古之反動。故其重要之觀念，為重「道」而遺「跡」。道者今所謂原理，跡則事實也。談玄者謂之清談，世皆訾其誤國。然清談者未必不事事，不事事者亦不必皆能清談。謂不事事誤國可，謂因清談而不事事者誤國可，清談而勤於事，固不能謂其誤國也。正始諸賢，皆有志當世之士，則其明證。其後或為司馬氏所戕賊，或則隱晦以求自全，此乃軍閥之罪惡，豈可釋之而罪學者邪？玄學之蔽，乃在承新莽改革失敗之後，不復敢言社會革命，而徒欲移易人心，遂至陷入唯心論。觀鮑敬言之無君論，徒能斥現行政治之惡，而絕無辦法可知。次則其人雖有學問，而不勝其物質之欲，不能自振，且冒於財利。此已為學者之失，而非其學之咎矣。（《中國通史晉朝部分綱要》，寫於1952年，見《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631—632頁） 中外文化的和合 因為和異族接觸的多了，本族的文化，就因之而起變遷。這時候，論建築則有寺、塔；論圖畫則有佛畫；論雕刻則有佛像（現在河南洛陽伊闕，山西大同武州山的佛像，都是後魏時所刻），都是從印度來的。而音樂從西域輸入的亦不少。衣服的式樣，本有南北兩派，南派是寬博的，北派是窄小的。（可參看林惠祥《文化人類學》第三篇第六章九十九頁，商務印書館本）中國的衣服，本近南派，到這時代，衣裳和深衣漸漸的沒有人著了，徑用從前襯在裡面的袍衫做外服，而便服則多著裙襦；靴也漸漸的通行。再進一步，就要以袴褶為外服了。（參看本書第四章。古人穿在外面的短衣，襯在裡面的反有長衣。單夾的叫衫，裝綿的叫袍。靴是北族之物，中國所沒有的。褶是一種較短的外服。袴褶服既不著裙，亦不著袍衫，徑以袴為外服，隋唐時，天子親征，中外戒嚴就著他，其源也是起於南北朝）古人都是席地而坐，就坐在床上，也是跪坐的。這時代則漸用「胡床」，垂腳而坐。這些，都可以說是受北族的影響。 道教的成立 因為佛教輸入，而道教也隨之而形成。道教的根源，是古代的方士和神巫，已見第十三章。玄學盛行以後，他襲取老、莊的哲理；佛教盛行以後，他又摹仿他，造作經典，裝塑神像；宗教的條件，漸漸完具。五世紀初年，嵩山道士寇謙之，自稱遇見老子，叫他改正張陵的偽法，後來又說老子的玄孫李譜文，命他統治嵩山周圍百萬方里的土地。北魏太武帝相信他，把他迎進京城，築壇傳教。從此以後，道教就算作一種大宗教，和儒、釋並稱了。 儒釋道三教並立 中國向以儒、釋、道三教並稱。三教並立之原理：（一）孔教專行於政治社會方面，放棄靈魂界之地盤，以讓釋、道；（二）釋、道皆專於靈魂界，而放棄政治社會方面，故不與俗界生衝突；（三）此為中國之宗教與歐洲大異之處，故中國無教爭之禍。至釋、道二教，在教旨上，實無根本之區別，所以能並立者，則因舊日迷信之對象，不易剷除。佛教雖並不排斥中國之舊信仰，且企圖將中國之舊信仰編入彼教之中。然究為來自國外之宗教，不能悉數網羅。道教則在教理上遠非佛教之敵。故二者亦不得不並立。此為政治所承認者，其流行於民間者，仍時與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為緣，而為其鼓動之工具。異族入據之時，則又含有民族主義，如元、清時白蓮教及太平天國是也。（《本國史複習大略》，見《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651頁） 文學與美術 這一期的文學，就是所謂駢文。雖然不切實用，卻也很為美麗。中國的字，因其構造的繁複，亦成為美術之一。隸書源起，本是為求應用的，後來也變成美術品，當時的人別稱為八分書。其專供應用的，則成為現在的正書。（八分書筆畫之末，有向上之勢，謂之「挑法」。隸書的筆畫，都是禿的，現在的正書，乃對於行、草之名，實在就是隸書。所以從前人善寫正書的，歷史上往往說他善隸書。現在多以八分書為隸書，正書另是一種，實在錯了。本章文字的變遷，可參看拙撰《中國文字變遷考》第四、第五章）然正書和求快捷的行草，亦都成為美術。這時期中，最工於書法的，為晉朝的王羲之，後人推為「古今之冠」。（見《晉書》本傳） 門閥的興起 文化的發達如此，為什麼政治上會弄得這樣糟呢？這個不能不歸咎於社會的不好。從秦朝以後，古代的封建制度，在政治上雖已消滅，貴族在法律上，雖已失其地位；然其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不容易一時消滅的。漢朝用人，不論門第，所以他們在政治上不占勢力。三國時，魏因其尚書陳群的建請，採行九品中正的制度，於各州置大中正，各郡置中正，令其品評當地的人物分為九等，而尚書憑以選用，中正的評論，只講門第，不論好壞，有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說話。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就占了便宜。加以五胡亂華，中原人物，流離遷徙，他們到了一處新地方，還要標明舊時的郡望，以表示尊貴（如王氏標明為琅邪的王，崔氏標明為博陵的崔之類，因為別地方的王姓、崔姓，門第未必都是好的。本問題可參看拙撰《白話本國史》第二編下第三章第七節）；流俗也就尊重著他。他們在政治上既占優勢，生活自然要寬裕些，養成一種優遊暇豫，不肯做事情的習慣，反自以為高尚。讀書人不必說了，就做官的也是如此，所以後來的人，稱此為「清談誤國」。然而當時，這一班人，倒是處於重要的地位的，這就當時的政治，所以腐敗的一個大原因。 門閥政治之危害 魏晉以降，門閥制度漸次形成，影響及於選舉，高位多為貴族所蟠據，起自中下階層中較有活氣的人，參與政治的機會較少，政治自然不免腐敗。三國時代，南方士大夫的風氣，還是頗為剽悍的。自東晉之初，追溯後漢之末，不過百餘年，周瑜、魯肅、呂蒙、陸遜等人物，未必無有。晉初的周處，即系南人，還很有武烈之風。倘使元帝東渡以後，晉朝能多引用這一班人，則除為國家戡亂以外，更加以民族的敵愾心，必有功效可見。然而大權始終為自北南遷的貴族所把持，使宋武帝一類的人物，直到晉末，才得出現於政治舞台之上，這也是一筆很大的損失。（《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426頁） 第十八章 隋之統一與唐之繼起 公元五八九年，隋滅陳，統一全國，從此到七五四年，即安祿山造反的前一年；從大體上說來，總算是治平盛強之世。論史者率以漢、唐並稱，其實非也，隋唐五代，與後漢至南北朝極相似，其於先漢，則了無似處。漢、唐並稱中國盛世，貞觀、永徽之治，論者以比漢之文、景。然非其時之君臣，實有過人之才智也。唐太宗不過中材。論其恭儉之德，及憂深思遠之資，實尚不如宋文帝，更無論梁武帝。武后以一女主，而易姓革命，開曠古未有之局，論者多以為奇，其實無足異也。若謂皇帝之名，本無足歆，居之，徒足招人譏議，且授人以攻擊之柄而自蹈危機，何必為是？則試問至二十世紀，袁世凱何以猶冒不韙而為之，以致身敗名裂乎？從來居權勢之地者，多無學識，亦罕能深思遠慮，不能以讀史者之見衡之，求之深而反失之也。 隋唐的概說 公元五八九年，隋滅陳，統一全國，從此到七五四年，即安祿山造反的前一年，共一百七十二年；雖然有盛有衰，有治有亂，然從大體上說來，總算是治平盛強之世。安祿山反後，唐朝就入於衰亡時期了。 漢唐並稱，了無似處 論史者率以漢、唐並稱，其實非也。隋唐、五代，與後漢至南北朝極相似，其於先漢，則了無似處。何以言之？ 先漢雖威加四夷，然夷狄之入居中國者絕鮮，後漢則南單于、烏丸、鮮卑、氐、羌，紛紛入居塞內或附塞之地，卒成五胡亂華之禍。而唐代亦然，沙陀入據中原，猶晉世之胡、羯也。蕃、渾、党項，紛紜西北，卒自立為西夏，猶晉世之氐、羌也。而契丹雄據東北，與北宋相終始，亦與晉、南北朝之拓跋魏極相似。一矣。漢有黃巾之亂，而州郡據地自專，終裂而為三國；唐有黃巢之起，而長安之號令，不出國門，終裂而為五代十國。二矣。不特此也，漢世儒者，言井田，言限民名田，法家則欲行均輸，筦鹽鐵，初猶相爭，至新莽遂合為一，功雖不成，其欲一匡天下，措斯民於衽席之安，其意則皎然也。而自魏晉以來，人競趨於釋、老，絕不求矯正社會，而唯務抑厭其本性，以求與之相安。本性終不可誣也，則並斯世而厭棄之，而求歸於寂滅，為釋、老者雖力自辯白，然以常識論之，豈不昭昭如此耶？夫舉一世而欲歸諸寂滅，是教社會以自殺也。教社會以自殺，終非社會所能聽從，故至唐而闢佛之論漸盛，至宋而攘斥佛、老之理學興焉。然宋儒之所主張者，則以古代社會之組織為天經地義，而強人以順從古代之倫紀而已；人心之不能無慊於古道，猶其不能無慊於今日之社會也。而宋儒於此，亦唯使人強抑其所欲求，以期削足而適履，此與言佛、老者不求改革社會，而唯務抑厭人之本性者，又何以異？此又其若相反而實相類者也。世運豈真循環耶？非也。世無不變之事，亦無驟變之物，因緣相類者，其所成就，亦不得不相類，理也。然則自後漢至於南北朝，與夫隋唐、五代之世，其因緣之相類者，又何在也？（《隋唐五代史》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頁） 隋朝的治亂 隋文帝是很勤政愛民的。當他在位時，有善政也有秕政，而尤以偏聽皇后獨孤氏的話，立煬帝為太子，這樁事最為失策。煬帝即位之後，驕奢異常。隋朝是建都在長安的，他卻以洛陽為東都，開了一條運河，從黃河通到淮水裡，接連現在淮南運河；又開通了現在的江南運河。他坐著龍船往來於洛陽、江都之間。雖然開運河是利交通的事，然工程太大，一時民力不及，還要如此恣意巡遊，自然國家元氣要大傷了。他又巡幸北邊，招致塞外諸異族，發大兵三次征伐高句麗；就弄得民窮財盡，亂者蜂起。 歷代開鑿之河運 中國地勢，西高東下，大川皆自西徂東。故其交通，東西易而南北難。自河域通江域之運河，相需最亟。古代以人工開鑿者，蓋有二焉。一為邗溝，一為鴻溝也。婁敬言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則自泛舟之役以來，其利迄未嘗替。至後漢明帝時，而引汴渠自滎陽至千乘之大工程出焉。蓋當時富力，皆在山東，故亟謀自長安通齊地之水運也。東晉以後，富力漸集於江淮，則運道亦一變。隋開通濟渠，自東都引谷洛入河，又自河入汴，自汴入淮，以接淮南之邗溝。自江以南，則自京口達餘杭，開江南河，凡八百里。唐世江淮漕轉，二月發揚州，四月自淮入汴，六、七月至河口，八、九月入洛。自此以往，有三門之險，欲鑿之而未成，乃陸運以入於渭。此自東南通西北之運道也。宋都汴京，水道四達。東河通江淮（亦曰里河），西河通懷孟，南河通潁壽（亦曰外河，今惠民河其遺蹟也），北河通曹濮。四河之中，東河之利最巨，淮南、浙東西、荊湖南北之貨，皆自此入汴。嶺表之金銀香藥，亦陸運至虔州入江。陝西之貨，有入西河入汴者。亦有出劍門，與四川之貨，同至江陵入江者，蓋東河所通，三分天下有其二矣。元有天下，始引汶水，分流南北，以成今日之運河，歷明、清無改。（《中國文化史六講》，見《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140—141頁） 隋唐的興亡 隋末發亂的：在北方，以河北的竇建德，河南的李密、王世充為最強；南方的蕭銑，據江陵，地盤最大。長江下流，亦有好幾個據地爭衡的，後來都給杜伏威所並。太原留守李淵，因拒突厥不利怕獲罪，聽他次子世民的話起兵，先取關中，以為根據地，旋平河西隴右。劉武周根據馬邑（馬邑，今山西馬邑縣），南侵併州，亦給唐王李淵父子打敗。公元六一八年，李淵即帝位於長安，是為唐高祖。同年，李密為王世充所破，投降唐朝，旋又借名出關，要想自主，被唐朝伏兵擊殺。世民伐王世充，竇建德來救，世民分兵往御，一戰而擒。王世充也就投降。又遣兵打定蕭銑，杜伏威亦來降，其餘割據一地方的，雖然很多，都不曾費什麼兵力。隋朝平陳後，共三十年而亡；隋亡後不過五六年，國內又平定了。 唐初到開元的治亂 唐高祖起兵後九年，傳位於世民，是為太宗。太宗是個賢明英武的君主，任用房玄齡、杜如晦為宰相，時人號為「房謀杜斷」。又有魏徵，能直言諫諍，他多聽從。所以在位時，政治清明，國內太平，武功亦盛。世稱「貞觀之治」。 評唐太宗 漢、唐並稱中國盛世。貞觀、永徽之治，論者以比漢之文、景，武功尤遠過之；然非其時之君臣，實有過人之才智也。唐太宗不過中材。論其恭儉之德，及憂深思遠之資，實尚不如宋文帝，更無論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無論宋武帝、陳武帝矣。若高祖與高宗，則尤不足道。其能致三十餘年之治平強盛；承季漢、魏、晉、南北朝久亂之後，宇內乍歸統一，生民幸獲休息；塞外亦無強部；皆時會為之，非盡由於人力也。（《隋唐五代史》上冊，第66頁） 太宗在位二十三年，死後，子高宗繼立。初年遵守太宗的遺規，政治亦頗好。後來寵信武后，任其干預政事，治跡遂衰。高宗死後，武后廢其子中宗而立睿宗。旋又廢之自稱皇帝，改國號為周。武后自高宗時判決奏事，至稱帝，先後五十年，年八十二，才因老病，被宰相結連衛兵，脅迫她退位，而使中宗復位。武后也算得一個奇才。惜乎專圖擴張權勢，濫施爵祿，以收買人心；又用嚴刑峻法，以圖遏止反抗，受害的人很多。外患亦亟，國威幾乎墜地。中宗復位後，寵愛皇后韋氏，任其所為。韋後也想學武后的樣子，而才具不及，中宗為其所弒。睿宗的兒子隆基，起兵定亂，奉睿宗即位。不久就傳位於隆基，是為玄宗。中宗時，政界污濁的情形，較武后時更甚。直到玄宗出來，任用賢相姚崇、宋璟、張九齡。姚能治事，宋為人方正，張亦能直言；竭力整頓，政治才復見清明，世稱「開元之治」。玄宗在沿邊設立節度使，加重其兵權，鎮服四裔，唐朝又見興盛。然邊兵既重，而玄宗在位歲久，又寵信楊貴妃，怠於政事；開元以後，就變成天寶之亂了。 評武后 武后以一女主，而易姓革命，開曠古未有之局，論者多以為奇，其實無足異也。專制之世，政權誰屬，人民本不過問；天澤之分既嚴，稱兵廢置，往往有反叛之嫌，苟非握大權，擁強兵，自度全國莫能與抗者，亦多不敢為是；此歷代篡奪之主，所以獲安其位也。母后臨朝，有帝王之實者，本自不乏，特未嘗居其名耳。武后在高宗時，盜竊政柄，已餘二十年，其形勢，又非她臨朝攝政者比，實既至矣，易其名何難？特視其欲不欲耳。武后為縱恣而無忌憚之人，有以曠古未有之局歆之者，自將試為之，而革命之局成矣。若謂皇帝之名，本無足歆，居之，徒足招人譏議，且授人以攻擊之柄而自蹈危機，何必為是？則試問至二十世紀，皇帝之名，更何足歆？袁世凱何以猶冒不韙而為之，以致身敗名裂乎？從來居權勢之地者，多無學識，亦罕能深思遠慮，不能以讀史者之見衡之，求之深而反失之也。（《隋唐五代史》上冊，第123頁） 第十九章 隋唐之武功與對外交通 中國之史，非徒中國一國之史也，東方諸國之盛衰興替，蓋靡不苞焉，即世界大局之變動，亦皆息息相關，真知史事之因果者，必不以斯言為河漢也。此其故何哉？世界各民族，因其所處之境不同，而其開化遂有遲早之異，後起諸族，必資先進之族之牖啟，故先進之國之動息，恆為世界大波浪之源泉焉。先進之國，在東方為中國，在西方則在地中海四圍。東西民族之動息，亦各有其時，月氏、匈奴，皆自東徂西者也；鐵勒、突厥、回紇、沙陀、黠戛斯，則自西徂東者也。東西民族動息之交替，實在唐世，讀隋唐、五代史者，於此義亦不可不知。 隋唐時域外的形勢 隋唐是武功昌盛的時代，要說這時代的武功，先得把當時域外的形勢，作一個鳥瞰。北族從鮮卑侵入中原後，繼其後的為鐵勒。鮮卑的分部柔然，利用他和北魏相抗。南北朝末年，柔然衰了，為起於阿爾泰山的突厥所滅。周、齊分爭，怕突厥和敵人連合，都很敷衍他。突厥因此益驕。西域諸國，兩晉時代，國交上無甚關係（只有前秦時代，曾遣呂光征服西域諸國，然未及旋師，苻堅已在淝水戰敗；呂光自立為後涼國，亦不久即亡），然其人來到中國的很多，商業上的往還亦很盛（當時稱西域人為胡，歷史上所謂胡人的，大都是西域人。甘肅省西北部，始終是中國和西域互市的地方）。尤其是佛教，從西域輸入的不少。南北朝時，大月氏已被印度笈多朝所滅，嚈噠繼興。［嚈噠二字，就是月氏的轉音。自大月氏滅亡後，月氏余種，仍留在吐火羅（古之大夏，今之阿富汗的巴克特里亞地方），又乘印度之衰而復起，且侵入印度。及為突厥所破後，印度烏萇王滅之］ 後來嚈噠又為突厥所破，從天山北路向西，直抵歐洲，中間包括巴爾哈什湖、鹹海、裏海區域都服屬於突厥。 在朝鮮半島上，當西漢末年，漢族的威力，漸漸失墜。其地的土著民族，自立為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到三國時代，漢族的威力，漸漸失墜。東晉時，前燕侵入中原後，遼東空虛，遂為高句麗所占，對中國頗為桀驁。百濟也和他聯合，共攻新羅，新羅卻是倚賴中國的。熱河境內為鮮卑遺族奚、契丹所據。吉、黑兩省：松花江、烏蘇里江流域，是靺鞨所據；黑龍江流域，是蒙古人的祖先室韋所據。青海境內，和四川的北部，是前燕慕容廆的庶兄—吐谷渾在西晉時侵入的，並征服其地的羌人。雅魯藏布江流域，有印度阿利安人侵入，為吐蕃之祖。（《唐書》所說吐蕃的起源，是傳聞之辭，不足為據。此說系西藏人自述之辭，該可信些。參看拙撰《中國民族史》第十二章） 東西民族動息之交替在唐世 中國之史，非徒中國一國之史也，東方諸國之盛衰興替，蓋靡不苞焉，即世界大局之變動，亦皆息息相關，真知史事之因果者，必不以斯言為河漢也。此其故何哉？世界各民族，因其所處之境不同，而其開化遂有遲早之異，後起諸族，必資先進之族之牖啟，故先進之國之動息，恆為世界大波浪之源泉焉。先進之國，在東方為中國，在西方則在地中海四圍。東西民族之動息，亦各有其時，月氏、匈奴，皆自東徂西者也；鐵勒、突厥、回紇、沙陀、黠戛斯，則自西徂東者也。黠戛斯雖滅回紇，而未能移居其地，西方東略之力，至斯而頓，而東方之遼、金、元、清繼起焉。遼之起，由其久居塞上，漸染中國之文明，金、元、清則中國之文明，先東北行而啟發句驪，更折西北行以啟發渤海，然後下啟金源，伏流再發為滿洲，餘波又衍及蒙古者也。其波瀾亦可謂壯闊矣。五胡亂華之後，隋唐旋即盛強，而沙陀入據之後，則中國一厄於契丹，再厄於女真，三厄於蒙古，四厄於滿洲，為北族所弱者幾千年，則以鐵勒、突厥等，皆自西來，至東方而其力已衰，而遼、金、元、清則故東方之族類也。東西民族動息之交替，實在唐世，讀隋唐、五代史者，於此義亦不可不知。（《隋唐五代史》上冊，第4頁） 隋朝的武功 隋文帝得天下後，用外交手段離間突厥的大可汗及其主西方的可汗，突厥由是分為東西。東突厥給隋朝征服，西突厥至煬帝時亦來朝。煬帝曾發兵侵掠吐谷渾，在青海附近，設立四郡，又招致西域諸國，前來朝貢。戍守和供帳，所費不貲。又發大兵親征高句麗，被高句麗打敗。再發大兵往征，到第三次，才得高句麗請降的虛名。而天下騷動，內亂遂起了。 煬帝縱侈，裴矩罪不可恕 煬帝之事四夷，始於西域，導之者裴矩也。矩於外交，不可謂無才，然時邊方無釁，勤遠略徒以勞民；煬帝之縱侈，矩寧不之知，顧又長逢其惡；其罪實不可恕也。（《隋唐五代史》上冊，第33、34頁）西域諸胡，則本和中國無大關係。他們大抵為通商而來。在兩利的條件下，不失懷柔遠人之意就好了。而煬帝動於侈心，任用裴矩，招致西域諸胡，沿途盛行供帳。甚至有意使人在路旁設了飲食之肆，邀請胡人飲食，不取其錢，說中國物力豐富，向來如此的。胡人中愚笨的，都驚嘆，以為中國真是天上。其狡黠的，見中國也有窮人，便指問店主人道：你這白吃的飲食，為什麼不請請他們？店中人無以為答。如此，花了許多錢，反給人家笑話。（《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上冊，第166—167頁） 唐初的武功 隋末大亂，突厥復強，群雄在北邊的，都稱臣奉貢。唐高祖亦曲意和他聯絡，唯突厥侵寇仍不絕。太宗即位後，於六三〇年，遣李靖把他滅掉。西北諸君長，共上太宗「天可汗」之尊號。鐵勒諸部中有薛延陀，繼居漠北，又被太宗遣李世滅掉。回紇再居其地，就很恭順中國了。對於西域：太宗曾征服天山南路諸國，西突厥則到六五七年，才被高宗遣蘇定方滅掉，中國的屬地，就直達波斯（今伊朗）。 唐高祖曾稱臣突厥 歷代為中國患的，莫甚於北狄；而所謂北狄，尤以起於蒙古地方的，最為切近。隋唐時代，在這方面的，為突厥、回紇。當隋時，曾乘突厥內部的分離，運用外交手腕，一度使之臣伏。然及隋末，突厥之勢又強。當時起於北方的群雄，都稱臣於他；即唐高祖亦所不免（此事唐時的史官，已隱諱掉。所以在歷史上，沒有正式的記載。只在《突厥傳》里，太宗既滅突厥之後，口裡露出一句，說：從前太上皇為生靈之故，所以「奉突厥，跪而臣之」）。不過此時高祖並非中國的共主，不能代表中國國家，算不得中國的恥辱罷了。（《中國民族演進史》，第118、119頁） 東北諸族，奚、契丹、靺鞨、室韋等，亦都來朝貢。西南則吐蕃盛強，侵犯四川西邊。太宗發兵把他打敗。旋許其請和，把宗女文成公主嫁給他。公主好佛，吐蕃開始接受漢化，信仰佛教。其時北印度的烏萇國強盛，唐僧玄奘前往遊學，對他盛稱太宗威武，烏萇王就遣使來朝，太宗命王玄策往使，適烏萇王死，權臣篡國，發兵拒玄策。玄策發吐蕃、泥婆羅的兵（現在尼泊爾之地），把他殺敗，擒送闕下，這是中國兵威，對西南所至最遠的一次。只有高句麗，太宗自將往討，仍未能得利，直到高宗時，才遣蘇定方滅百濟，遣李（避太宗諱，去世字）滅高句麗。日本派兵來救百濟，被劉仁軌同新羅王大敗之白村江口（在朝鮮全羅道），這些征服和來降的國或部落，唐朝都就其地設立都督府、州，即以其君長為都督、刺史，聽其自治，是為羈縻府、州。唐朝另就邊要地方設立「都護府」，或「都督府」，駐兵防衛，加以管理。 唐玄宗時的武功 唐朝的武功，到高宗時而達於極盛。然吐蕃的猖獗，亦起於此時，青海和西域兩方面，都很受其擾害；突厥遺族，亦時有反側。到武后時，突厥竟復有唐初的疆域，契丹也叛變過一次，河北大受蹂躪。玄宗即位後，才把吐蕃打退，恢復黃河上游之地，東突厥亦於七四四年再為中國所滅，從此不能復振了。 隋唐的對外交通 對外的交通，可分水陸兩路說。陸路：在隋朝時候，通西域的路共有三條，（一）自天山北路出黑海與裏海間抵歐洲。（二）出蔥嶺到波斯。（三）出蔥嶺到北印度。唐時，又加（四）從安南經雲南、緬甸到印度的一條路。（五）從這條路上，還可分支達柬埔寨，和海路銜接。海路：歐洲和中國是久有交通的。據阿剌伯人的記載：公元一世紀後半，西亞細亞的商船就達後印度半島。第三世紀，中國商人，漸次西航，由廣州達檳榔嶼，四世紀到錫蘭，五世紀到亞丁，終至在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獨占商權。當時的獅子國（今錫蘭），實為世界商業的中心，中國人、印度人、馬來人、波斯人、猶太人等諸民族經商者，都薈萃於此，直到七世紀末，阿剌伯人才代之而興（據梁啓超《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故在八世紀初期，因他們直航中國，其時廣州、杭州、泉州諸地，又成為東亞的貿易中心。然則盛唐之世，正是中國和阿剌伯海權交替的時代了。南洋群島，隋唐時代，來朝貢的亦頗多。隋煬帝曾一度用兵於流求，那就是現在的台灣了。（見《北史·流求國傳》，又《隋書》已有流求之名。該書云：「自䵶鼊嶼一日便至。」則當指今之台灣。又《元史》云：「流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澎湖諸島與流求相對，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如煙如霧。」可知元明前，猶指台灣為流求） 第二十章 隋唐之政治與學術 秦漢時的宰相，是有相當的權力，而地位亦頗尊嚴的。然自武帝以後，其權已漸移於尚書；曹魏以後，又移於中書；劉宋以後，又參以門下。至唐代，遂以此三省長官為相職。總之，政治上正式的機關，其權恆日削，而皇帝的秘書和清客一類的人，其權恆日張。外官的變遷正相反。內官的權限，日趨於輕；外官的權力，卻有日趨於重之勢。「三老」「嗇夫」「游徼」，都是自治職。秦漢而後，日益廢墜，至隋唐而盪焉。其故則由於民能自治，與君主專制不相容也。考試的法子，到唐代而其法才大備。然有考試的好法子，而所考的都是無用的東西，卻是可惜了。租庸調法，不奪其私有之田，無田者則由官給，以漸平均地權，其立法之意誠甚善，而其所主張的方法，則有未善。這因儒家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認識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張平均地權，而忽略了資本的作用。 隋唐政治概觀 隋唐的政治制度，是承襲魏晉、南北朝的。西漢的政治制度，沿襲秦朝；秦朝的制度，雖為古今官制上的一大變局，也有多少從列國遺留下來的成分在內。所以從東漢以後，就漸起變遷。魏晉、南北朝，都是承著這個趨勢的。隋唐時代，乃因既成的事實，而加以整理。 隋唐的官制 秦漢時代，相權頗重，到東漢則漸移於尚書，曹魏時又移於中書，劉宋時又移於侍中。隋唐時代，乃以中書、門下、尚書三省為相職（侍中為門下省的長官）。中書和皇帝面議辦法，門下省加以審查，由尚書省行下去。尚書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統轄諸司，各為全國所職掌的最高行政機關。各機關分立，處事雖極精詳，不免嫌其遲滯，所以後來，三省長官，不大除人，但就他官，加一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名目，其人就算宰相。實際上，中書、門下兩省，亦是先行合議的，並非事後逐件審查。御史一官，其初該是幫皇帝看文書的。看文書要審查其辦法的合不合，所以後來變為彈劾之官，在隋唐時亦很有威權。 歷代相權之變遷 秦漢時的宰相，是有相當的權力，而地位亦頗尊嚴的。然自武帝以後，其權已漸移於尚書；曹魏以後，又移於中書；劉宋以後，又參以門下。至唐代，遂以此三省長官為相職，而中書、門下，尤為機要。後來兩省長官，不復除人，但就他官加一同平章事等名目，即為宰相。其事務，則合議於政事堂。政事堂初在門下省，後移於中書省。宋元之世，遂以中書省為相職。中書、門下等官，其初起，雖是天子的私人，至此其權力又漸大，地位又漸尊了。明世，乃又廢之而代以殿閣學士。清代，內閣之權，又漸移於軍機處。總而言之，政治上正式的機關，其權恆日削，而皇帝的秘書和清客一類的人，其權恆日張。（《中國近世史前編》，見《中國近代史八種》，第149頁） 外官：從漢末州郡握兵後，中央的權力，總不甚完全（參看本書第十一、十五章）。兩晉以後，喜歡僑置州郡（譬如現在遼寧省，為日本強占，遼寧省的人有逃到河北的，就在河北省里設一個遼寧省，就是所謂「僑置」。這是由於當時的政治，還未完全脫離屬人主義的原故），州的疆域，就漸次縮小；後來竟至與郡相等，隋唐時乃並為一級，於其上設置觀察等使，仍為監察之官。 內官日輕，外官日重 外官的變遷，則和內官正相反。內官的權限，日趨於輕；宰相九卿等，有獨立職司的官，職權多見侵奪。外官的權力，卻有日趨於重之勢。秦漢時代的兩級制（郡縣），到漢末改設州牧，就變成三級制。隋朝統一以後，當時的所謂州，已經和前此的郡，區域大小，並無分別了。於是把州、郡並做一級。唐朝也沿其制，而於其上再設一個道的區域。以後，把天下分做四十餘道，各置觀察使。這種使官，都稱為監司之官。他的責任，只是駐於所察諸郡中的大郡，訪察善惡，舉其大綱，並不直接理事，頗和漢朝刺史的制度相像。然而到後來，往往侵奪州郡的實權，州郡不敢與抗。而且這時候，已經是軍人的世界了。有軍馬的地方，就都設了節度使。凡有節度使的地方，任憑有多少使的名目，都是他一個人兼的。於是中央政府，毫無實權，可以管轄地方，又成了尾大不掉的情形了。（《白話本國史》第二冊，第42—43頁） 秦漢時，縣大率方百里，每十里為一鄉。每鄉都有「三老」管教化；「嗇夫」管收稅，聽訟；「游徼」管巡查，禁止盜賊，這些都是自治職。實際上，縣令等於古代一國之君，一切民政，要他直接辦理，是來不及的，全靠這種自治職，能夠實心辦事，政治才得推動。漢朝此等自治職，地位還很高；也真有相當的權力，能夠辦事。魏晉以後，此等規模，卻漸漸廢墜了。這是中國政治，所以廢弛的一個大原因。 地方自治與君主專制不相容 蓋中國自治之廢，既千餘年矣。（秦漢而後，日益廢墜，至隋唐而盪焉。其故則由於民能自治，與君主專制不相容也）民間利害切己之事，雖多出於自謀，特由政治疏闊，官不為謀，無可如何而然，非法之所許也。唯其非法之所許也，則人民於自治之權，失之已久，一旦授之，未必遂能自有。又向之自治，出於人民之自謀，則必其智之所及，智及之，力自足以監察之。且其所舉至簡，則亦無利可圖，而事非法之所許，則又無權力可藉，故雖不能興大利，尚不至轉蒙其害也。（《本論》，寫於1916年，見《呂思勉詩文叢稿》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頁） 隋唐的選舉制度 學校，只有在西漢時代，真是學問的重心。因為其時社會的程度還低，研究學問的人，究竟不多，學者求師和求書都難，所以各地方的人，真有到京城裡去求學的。（據趙翼《陔余叢考》卷十六「兩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條，但東漢時代，私人講學已盛，趙氏之說，實在只可指西漢）東漢以後，情形就漸漸的變了。三國以後，則學校有名無實，不過是貴族或讀書人的一條獵官的捷路，而人才的拔取，就移到科舉。科舉的前身是漢朝的郡國選舉，是不加考試的。於是請託、運動等弊端百出。後漢以後，考試的法子，就漸次興起，然都不是常行的。直到唐代，而其法才大備。唐朝的法子，是會應試的人，先向地方官報告；地方官加以考試，擇取合格的，送進京城；由禮部再加考試，這是舉士，稱為「鄉貢」。「鄉貢」以外，別有制舉，由帝王親自主試，甄拔非常的人才。又舉士與舉官不同，前者不過得到一種國家承認的出身，後者才能由國家授以官祿，是由吏部主試的。關於舉士所設的科目甚多，常行的為明經、進士兩科。明經試經書，只重記誦；進士試詩、賦，更不切實用。有考試的好法子，而所考的都是無用的東西，卻是可惜了。 科舉與考試不可混為一談 科舉制度，所考的東西，有用無用，是一個問題；考試制度本身的好壞，又是一個問題。帖經、墨義和詩賦，雖然無用，論考試制度的本身，確實是公平的。因有科舉制度，所以能夠逐漸將等級剷平；因有科舉制度，所以人民向學的，不待勸勉而增多。這都是科舉制度，給予我們的好處。（《初中標準教本 本國史》第二冊，第23頁）世之論者，率多混科舉與考試為一事。因科舉之有弊，遂並考試而不敢言。殊不知科舉之弊，在於所試之非其物，而不由於考試。考試之法，唯有一弊，必不可免者，即應試者之所學，但求其足以應試而止，他皆不問。王安石變法之後，所以嘆「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圖變秀才為學究」也。然使所試者為有用之事，則應試者終必略有所知。苟去其所試之物，而保留考試之制，夫固未嘗不可行，且行之而必有利者也。（《考試論》，原刊《光華期刊》1928年第2期） 隋唐的兵制 隋唐的兵制，是很為有名的，就是所謂府兵。府兵之制是起於北周的，到唐朝而更為完備。其制：於重要的去處，設立折衝府，有折衝都尉以下許多武官；百姓名隸兵籍的，都屬於折衝府，以農隙教練，有事時徵集，命將統率出征；事罷歸來，依舊各歸其府。這一種制度，沒有養兵之費（不過隸名兵籍的，也要「蠲其租調」），而可以得多兵之用；兵無屯聚之患，亦不至無家可歸，難於遣散；確自有其優點。惜乎承平既久，有名無實。到玄宗時，連皇帝的衛兵，都調不出來，而要改用募兵了。 中國歷史上的「兵」 唐朝的兵制，也是沿襲南北朝的。近人南海康氏說：「中國承平的時候，可以算是沒有兵。雖然有喚作兵的一種人，實在是把來供給別種用場，如以壯觀瞻等，並不是要他打仗。」這句話最通。秦漢時代，承襲著戰國的餘風，全國還有些尚武的風氣；東漢而後，就漸漸顯出無兵的樣子了。從五胡亂華起，到南北朝末止，卻可以算得一個長期戰爭，其中東、西魏（周、齊）對立的時候，競爭尤其劇烈；所以產出一種略為整齊的兵制。有名的「府兵」制，是起源於後周的。到高宗武后時，久不用兵，府兵法就漸壞，至於宿衛不給。宰相張說，就請募兵宿衛，謂之「彍騎」。玄宗時，這種宿衛的兵，也是有名無實，諸府又完全空虛，內地竟無一兵，而邊兵卻日重。所以安祿山一反，竟無從抵禦了。（《白話本國史》第二冊，第48、49頁） 隋唐的法律 中國的法律，是定於晉、唐兩朝的；刑法則定於隋朝。秦朝所用的法律，是戰國時魏國宰相李悝所編的《法經》，共只六章（李悝所作《法經》，共六篇：曰《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及《具法》是），不夠應用，漢時乃逐漸增加。專制時代，命令是和法律有同等效力的；成案則當時名為「比」；亦可引用，條文既已繁多，編纂又極錯亂，奸吏遂得上下其手。漢時屢有編纂之議，始終未能成功。晉初，才編成一部有條理的《晉律》，此法歷代相沿，《唐律》也是以《晉律》為本的。唐以後編纂法律的，有金、明、清三朝，都以《唐律》為本，《清律》又沿襲《明律》。所以中國從採用西洋法律以前，歷代的法律，可以說根本上是相同的。 至於刑法：則古代本稱「傷及身體」為刑，和「死」為對稱。因為死亦是傷害身體的，所以又稱死為「大刑」。拘禁及罰作等，皆不稱為刑。儒家說：古代風俗淳樸，用不著刑罰，只要有一種辦法，叫犯罪的人，覺得羞恥就夠了。如犯死罪的人，叫他穿一件無領的衣裳就是。這種辦法，儒家稱為「象刑」，因又稱傷及身體的為「肉刑」。漢文帝曾把肉刑廢掉，死刑之外，只留髡、笞兩種。然笞法實際多至死亡，「髡法則又僅剔其毛髮」，不足以資懲創，所以刑罰輕重，很難得其平（此說根據馬端臨《文獻通考·刑考序》）。周、齊時，徒、流之法，才漸次興起。到隋時，乃定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各分等級，從此以後，也就歷代相沿了。 隋唐的賦稅 當兩漢時代，儒家鑒於地權的不平均，也有想恢復井田的，也有想限民名田的，已見本書第十四章。後來此兩法都沒有能實行，乃又有一種議論，說井田之制，宜於大亂之後，人口減少，土田無主時推行。晉武帝平吳之後，乃定一種戶調式。因男女、老幼，以定授田的多少。戶調式定後，國內不久就亂了，究竟推行至如何程度，現已無從稽考。北魏孝文帝定均田令，授田之法，也和晉朝相同，又舉出露田和桑田的區別。露田是受之於官，也要還給官的，桑田則許其私有。唐時，將官授的名「口分田」，私有的名「世業田」，世業田以二十畝為限。多的，可以出賣，而不得賣其應有之數；不足的可以買進，亦不得超過定限。田多，足以計口分授的謂之「寬鄉」；不夠的謂之「狹鄉」。狹鄉受田，較寬鄉減半。肯從狹鄉遷到寬鄉，是有補助的（許其賣口分田，就是以賣價補助其遷移費的意思）。 其取於人民的：則農田所出的穀物謂之「租」，為公家服役謂之「庸」，隨其地之所產出絲、麻及其織品謂之「調」。這就是有名的租庸調法。此法的用意，誠然很好，但不易嚴密執行；後來，官吏管理逐漸懈弛，加以豪強的兼併，天災兵亂的相繼，到唐朝中葉，冊籍既壞，人民多逃亡，租庸調舊制，遂不能行。德宗時，楊炎為宰相，以公元七八〇年改行兩稅法。凡人民，只就現居其地的立為簿籍，不問年紀大小，但以貧富定納稅的多少，分夏秋兩季徵收。這兩稅法從那時行起，上下稱便，歷五代而至宋明，頗能繼租庸調之廢而適應需要。 立意雖佳，方法未善 統觀三法（晉朝的戶調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調法），立法之意，是不奪其私有之田，無田者則由官給，希冀減少反抗，以漸平均地權，其立法之意誠甚善。然其實行至何程度，則殊可疑。即使實行了，而人總是有緩急的，緩急的時候，不能不希望通融，在私產制度之下，誰肯白借給你來？救濟的事業，無論如何，是不能普遍的。於是不得不有抵賣之品。而貧民是除田地之外，無物可以抵賣的。如此，地權即使一度平均，亦很難維持永久。何況並一度之平均而不可得呢？所以此等平均地權的方法，不論事實，在理論上已是很難收效的了。中國歷代，社會上的思想，都是主張均貧富的，然其宗旨雖善，而其所主張的方法，則有未善。這因歷代學者，受傳統思想的影響太深，而對於現實的觀察太淺之故。在中國，思想界的權威，無疑是儒家。儒家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認識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張平均地權，而忽略了資本的作用。（《呂著中國通史》上冊，第96、97、101頁） 隋唐的學術 從魏晉以後，講經學的人，漸漸流於繁瑣。只注意於一事一物的考證，而於大義反非所問。南北朝以後尤甚。唐朝的啖助，講《春秋》才不拘三傳，而自以其意求之於經。（三傳，謂《左氏》《公羊》《穀梁》，都是解釋《春秋經》的）道、佛兩教，從魏晉以後，逐漸興盛，幾乎要奪儒家思想之席。唐朝的韓愈，做了一篇《原道》，對於佛老，力加排斥。這都是宋朝學術思想的先驅。 講史學：則（一）唐朝人搜輯當時史料，編纂當代歷史的風氣頗盛（關於這一個問題，可以把拙撰《史通評》外篇第二做參考，頁七五至八七，商務印書館本）。（二）中國歷代，每後一朝興起，必修前一代的歷史。現在所謂正史，大抵是如此修成的。從南北朝以前，都是一個人獨力修纂（就官纂的也是如此，可參看《史通·古今正史篇》），唐朝才開「合眾纂修」之局。雖然見解的高超，體例的劃一，不如私人所修的，材料卻收集得多了。（三）前此作史的人，不大講史法。到唐朝則有劉知幾著《史通》，對於這一個問題，專門加以研究。（四）又有杜佑著《通典》，專記歷代的制度，也是開宋朝史學興盛的先聲的。 劉知幾與《史通》 自司馬遷以後，史學界有許多名家，不過覺得史料要保存，要編纂，以詒後人而已，編纂的方法如何，加以研究的很少。到唐朝的劉知幾，才於此加以檢討。據《唐書》的《劉知幾傳》，和他同時，懷抱相類的思想的，有好幾個人，可見這是史學上進化自然的趨勢，劉知幾只是一個代表。他著了一部《史通》，對於古今的史籍，加以批評。他先把史籍分成正史和非正史兩種，評論其可稱為正史的，共有幾家；其體裁適用於後世的，共有幾種。對於材料的去取，以及編制的方法，文辭的應當如何，都一一加以研究。實為作史方法的一個大檢討。（《歷史研究法》，永祥印書館1945年版，第21—22頁） 隋唐的文藝 魏晉、南北朝時，駢文愈做愈趨於靡麗，太不切實用了，於是反對的聲浪漸起，尤以周、隋兩朝為甚，然習慣既久，一時變不過來。直到唐朝，韓愈、柳宗元，才做成一種新式的文學。他們這種文字，是不學東漢以後，而以西漢以前為法的，所以自稱為「古文」。又或稱為「散文」。而對於四六對仗稱為「駢文」。從此以後，就駢散分途，各適其用。 韓、柳的古文改革 從齊、梁以後，文字日趨於綺靡，以致不能達意。在此種情勢之下，欲謀改革，有三條路可走：其（一）是廢棄文言，專用白話。唐代禪家的語錄，以及民間通行的通俗小說（《敦煌石室書錄》，有《唐太宗入冥記》《伍子胥故事》等書），就是從此路進行的。此法在從前尚文之世，不免嫌其鄙陋。而且同舊日的文章，驟然相隔太遠，其勢亦覺不便。所以不能專行。其（二）則以古文之不浮靡者為法。如後周時代，詔令奏議，都摹擬三代是。此法專模仿古人的形式，實亦不能達意，而優孟衣冠，更覺可笑。所以亦不可行。第（三）條路，則是用古人作文的義法，來運用今人的語言。如此，既不病其鄙陋，而又便於達意。文學的改革，到此就可算成功了。唐時，韓愈、柳宗元等人所走的，就是這一條路。（《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上冊，第187頁） 詩在唐朝，算是極盛的。古代文字，不分四聲。梁、陳以後，才漸漸講求，於是詩和文都生出律體。不論詩文，調平仄的，都可以稱為律。詩的律體，是到唐朝而大成的。又詩的根本，是從歌謠而來，所以多長於「比」「興」，含蓄不露，到唐朝人才特長於「賦」（「賦」「比」「興」是作詩的三種法子，見在《詩經》第一首的《序》里。「興」是因此而及彼，如見名花而思美人。「比」是以此喻彼，如以名花比美人。「賦」是實寫，如描寫名花或美人的艷麗），其中最著名的，如杜甫的詩，描寫天寶亂離的情形，十分詳盡，後人至稱為「詩史」。白居易《新樂府》，描寫當時社會上、政治上種種黑暗的狀況，也是很能夠動人的。中國古代的音樂，漢以後漸漸失傳，已見本書第十四章。卻是魏晉以後，漢武帝時的新聲，又漸漸失傳了。只有一部分，還保存於南朝。北朝則從外國輸入的音樂，流行特盛。隋時，稱南朝的舊樂，從外國輸入的為燕樂。新樂日盛，而舊樂漸漸式微。根據此等音樂的聲調所做成的作品，謂之詞。唐朝人開其端，至五代而漸盛。通俗的文藝，是到宋以後才盛行的，然其端亦開於唐朝。唐人有所謂「變文」，系將故事演變而成，如《大舜至孝》《目蓮救母》之類；又有所謂「俗文」，則是將佛經翻成通俗文字的，這是後來平話的起源；又有佛曲及勸世詩，亦為後世寶卷、彈詞之祖。 論唐詩 論唐詩者，或分為初、盛、中、晚四期。初唐之渾厚，盛唐之博大，中唐之清俊，晚唐之纖麗，可謂各擅勝場。（《隋唐五代史》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7頁）唐宋詩相較，自以唐詩為勝。以唐詩意在言外，而宋詩意盡句中。唐詩多寓情於景，宋詩或舍景言情。詩以溫柔敦厚為宗，自以含蓄不盡為貴。宋詩非不佳，若與唐詩並觀，則覺其傖父氣矣。然宋之變唐，亦有不得不然者。無論何種文字，皆貴戛戛獨造，而賤陳陳相因。唐詩初、盛、中、晚，各擅勝場。在彼境界之中，業已發泄殆盡。率此而往，其道則窮。故宋人別闢一境界。雖不能如唐詩之渾厚，然較諸因襲唐人，有其形而無其質者，則有間矣。（《宋代文學》，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第47頁。） 書法：在南北朝時，南人是擅長真書和行、草的，北碑則猶存分、隸古意。隋碑結構嚴正，而筆畫漸趨妍麗，已能兼兩派之長。唐人擅長書法的尤多，如歐、虞、顏、柳等（歐陽詢、虞世南、顏真卿、柳公權），至今寫字的人，還奉為模範。南北朝時，山水畫漸漸興起，到唐朝而更盛。其中王維的畫，專取清微淡遠；李思訓的畫，則注重著色，鉤研成趣。所以李、王二人又為後世山水畫「南北宗」之祖。人物畫，亦因受佛畫和雕刻的影響，較之古代的畫風，更形工巧。 第二十一章 隋唐之社會與宗教 經過三國到南北朝長期的戰亂而復見統一，國內太平，兵革不作，自然社會要欣欣向榮了。隋唐五代，為風俗侈靡之世，蓋承南北朝之後，南方既習於縱恣，北方又漸染胡俗也。中國文化和富庶的重心，兩漢時代，還是在北方的，三國以後，南方雖亦有戰事，究竟平安得多。又自五胡亂華以來，北方人紛紛南遷，學術、技藝等，都隨之而輸入南方。南方的文化和富庶就大形發達，駸駸駕於北方之上。因為中外交通的繁盛，外國宗教，多有輸入中國的。中國的文明，在各方面都頗充實的，唯在宗教方面，則頗為空虛。此由中國人注重於實際的問題，而不甚措意於玄想之故。信教既不甚篤，則凡無害於秩序和善良風俗的，都可以聽其流行。所以在政治上、社會上，都沒有排斥異教的傾向。 隋唐初年的富庶 經過三國到南北朝長期的戰亂而復見統一，國內太平，兵革不作，自然社會要欣欣向榮了。果然，在隋文帝時，雖然統一未久，國內已見富庶的氣象，雖經隋末的喪亂，然到唐太宗初年，又有「行千里者不齎糧，斷死刑歲僅二十九人」的盛況了。（見《唐書·食貨志》） 隋唐五代為風俗侈靡之世 隋唐五代，為風俗侈靡之世，蓋承南北朝之後，南方既習於縱恣，北方又漸染胡俗也。史家極稱隋文帝之恭儉，謂其令行禁止，上下化之，舉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為證。此亦庶僚為然耳，居高明者，奢縱曷嘗少減？如楊素即其一也。賀若弼，史稱其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者數百，功名之士如此，下焉者可知。（唐）太宗雖享美名，實亦奢侈，高宗以後愈甚，至武后而大縱。玄宗初，頗有志懲革，後乃變本加厲。如王琚，史言其著勛中朝，又食實封，典十五州，常受饋遺，下檐帳設，皆數千貫。作造不遵法式。每移一州，車馬填路，數里不絕。攜妓從禽，恣為歡賞，垂四十年焉。此等人而亦漫無裁製，能無速天下之亂乎？至於武人，則尤不可說。郭子儀，元勛也，史稱其侈窮人慾而君子不之罪。又不必武夫也。《舊書·杜亞傳》曰：出為淮南節度，承陳少游之後，淮南之人，望其鏟革舊弊，而亞自以才當公輔，連出外職，志頗不適，政事多委參佐。招引賓客，談論而已。又盛為奢侈。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萬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者為勝。亞乃令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為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亞本書生，奢縱如此。然則所謂書生者，又豈大愈於武夫哉？五代風氣，更加橫流潰決，不可收拾。（《隋唐五代史》下冊，第721、722、723、724、725頁） 南方文化經濟的發達 中國文化和富庶的重心，兩漢時代，還是在北方的，三國以後，北方經過長期的戰亂，南方雖亦有戰事，究竟平安得多。又自五胡亂華以來，北方人紛紛南遷，學術、技藝等，都隨之而輸入南方。南方的文化和富庶就大形發達，駸駸駕於北方之上。漢時建都長安，漕轉關東之粟，到唐時，漕運卻要仰給於江、淮了（唐朝的漕運，是跟著水的漲落走的，二月里發揚州。四月里自淮入汴。六、七月到黃河口。八、九月入洛水。中間有一節，水運不通，陸運以入於渭，直達長安）。 商業的發達 承平時代，商業本來容易興盛。當時江、淮的商船，大的載重至八九千石，駕舟的至數百人，歲一往來，其利甚大。（見《唐語林補遺》）北至河、洛，南至閩、越，亦有不少商船。（唐朝劉晏說的話，見《舊唐書》卷九十四）九世紀中葉，政府用兵安南，艱於運餉，有人獻議，從長江下流用船運往，這是中國歷史上記載從海路運糧之始。（說據顧炎武《日知錄》）然商人的運輸貨物，必已遠在其前了。海路對外國的貿易，也極興盛。（已見前一章）陸路自隋時已置互市監，管理西域的互市。唐時，又在廣州設市舶司，以管理海路的貿易。 飲茶之習，起於三國時。（見《三國·吳志·韋曜傳》）南北朝以前，還只行於南方，隋唐之世，漸漸普及全國。唐中葉以後，國家既收茶稅，回紇也驅馬市茶。（見《唐書·陸羽傳》）又中國從前所謂糖，只有穀物制的。唐太宗時，才從北印度的摩揭它，輸入造蔗糖的法子。（見《唐書》本傳）這又是因商業興盛，而影響到農、工業上了。唐朝陶瓷業亦最盛，尤以昌南鎮的瓷，名聞全國。其後漸次發達，乃成名動全球之景德鎮瓷器。（見吳仁敬等《中國陶瓷史》，商務印書館《中國文化史叢書》本） 唐世茶藥並稱 茶至唐世，通行尤廣，其販運亦大盛。《新唐書·陸羽傳》：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當時貢獻、賞賜、贈遺，無不以茶，而軍中尤以為重。《新唐書·陸贄傳》：贄陳西北邊事，言「關東戍士，衣廩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兵志》云：德宗時，邊兵衣餉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為詭辭，請遙隸神策軍，廩賜遂贏舊三倍，蓋即據贄疏言之。兵士得茶，不必皆自飲，蓋亦可以鬻賣換易？凡飲食之物，有刺激之性者，人多謂其可以治病，古之酒，明末之煙則然。茶之初興，蓋亦如此？故唐世尚與藥並稱。此亦人競求之之一端歟？（《隋唐五代史》下冊，第801、802、804頁） 隋唐時的宗教 因為中外交通的繁盛，外國宗教，多有輸入中國的。波斯的拜火教，從北周時輸入，謂之胡天，後來又造了一個祆字。唐時，波斯為大食所滅，拜火教徒，在西方頗受壓迫，因此東來的更多。基督教即景教，為波斯人阿羅本所輸入。公元六三五年到長安，太宗許其造寺，後來改稱大秦。又有摩尼教，武后時初來中國，其教為回紇人所信，唐中葉後，回紇人來的多了，摩尼教又隨之而入，遍於江、淮諸州。［景教名義，因耶穌生時，明星出現，碑文有「景宿告祥」之語。祆字系從示從天，讀他煙切。Zoroastrianism為波斯國教，立善惡二元，以光明代表淨和善，黑暗代表穢和惡，所以崇拜火及太陽。摩尼教（Manichaeism）原出火教，亦行於波斯。景教是基督教中的聶斯脫利安派（Nestorism），因創異說為同教徒所驅逐的。阿羅本（Olopen）系波斯人，從波斯來，所以初建寺時，名為波斯寺］祆教、景教、摩尼教，當時的人，謂之「三夷寺」。唐朝因為自己姓李，道教所崇奉的老子也姓李，尊為玄元皇帝，奉《道德經》為群經之首，特置「道舉」，考取所舉之人，在政治上很受優待，然尚不足與佛教爭衡，三夷寺更無論了。但是回教亦於唐時輸入，有隆隆直上氣象。僧尼既不耕而食，不織而衣，還要據有很大的田產，眾多的奴婢；這都是財政和經濟上損失，自然要引起反響，所以當八四五年武宗乘回紇的衰亡，就把他和「三夷寺」一同禁絕了。武宗死後，佛教旋即恢復。然（一）出世的議論，既漸為一般人所懷疑，（二）信仰的人多了，不能再講高深的教理。於是各宗皆衰，只有不立文字的禪宗，和專門念佛的淨土宗（淨土宗的念佛，有「觀」「想」「持名」三法。「觀」，如觀看佛像，「想」，如想像佛像，「持名」，就是口宣佛號，系使人心有所主，不致散亂的法子。現在所謂念佛，卻只知道「持名」一端了），還流行著。佛教到這時候，在哲理上漸漸失其地位，而要有別種新哲學起而代之了。 中國佛教的特色 中國的文明，在各方面都頗充實的，唯在宗教方面，則頗為空虛。此由中國人注重於實際的問題，而不甚措意於玄想之故。信教既不甚篤，則凡無害於秩序和善良風俗的，都可以聽其流行。所以在政治上、社會上，都沒有排斥異教的傾向。而各種宗教，在中國都有推行的機會。其中最發達的，自然要推佛教。佛教初輸入時，大約都是小乘。中國的佛教，有一特色，便是大乘的發達。佛教在印度，日漸衰頹，所以大乘在印度的盛行，不過六七百年之譜。其餘諸國，不能接受大乘教義，更不必論了。獨在中國，則隋唐之間，小乘幾於絕跡，而且諸宗遠祖，雖在印度，其發揮精透，則實在我國，華嚴和禪宗皆然。天台宗則本為智者大師所獨創，這又可見我國民採取融化他國文化的能力了。（《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上冊，第189—190頁） 第二十二章 中國文化之東被 中國是世界上文明發源之地；他的文化，是對各方面都有傳播的；而對東方的成績，尤其良好。「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中國古代文化的重心，在黃河下流，而從山東半島航行向遼東，尤其便利，所以在先秦時代，東北已成為中國的殖民地了。從遼東再向東南拓展，就成為朝鮮的文明；再渡海，就達到日本。中國的文字、儒學、佛學，都是從百濟輸入日本的，而當喪亂之際，東北和半島的漢人，避難出海的亦不少，中國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如養蠶、建築、釀造等，亦即隨此等人而傳入日本。 中國文化東被的原因 中國是世界上文明發源之地；他的文化，是對各方面都有傳播的；而對東方的成績，尤其良好。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中國古代文化的重心，在黃河下流，而從山東半島航行向遼東，尤其便利，所以在先秦時代，東北已成為中國的殖民地了（說本日本鳥居龍藏《滿蒙古蹟考》，此書大可一看，尤其重要的，是第三十三章。陳念木譯，商務印書館本。又傅斯年等合著的《東北史綱》第一卷亦可看，商務印書館寄售）。從遼東再向東南拓展，就成為朝鮮的文明；再渡海，就達到日本。 朝鮮和日本的文化 古代的朝鮮，本來就是箕子之後（箕子時的朝鮮國，現在不能知其在何處。大約是逐漸東北遷的。到燕開遼東郡時，朝鮮必已在半島了）；漢時，半島北部，又是中國的郡縣；所以其文化，竟和中國一樣；只是語言沒有能夠同化罷了（朝鮮、安南，沐浴中國的文化都極深，始終沒有完全同化，就是因為語言未能同化之故。可見語言為民族最重要的條件，愛護民族的人，決不可輕棄自己的語言）。日本和半島交通，在半島隸屬中國時已然（見本書第十二章），高句麗、百濟、新羅自立後，也還繼續主從關係，而和百濟的往來，尤其密切。中國的文字、儒學、佛學，都是從百濟輸入日本的，而當喪亂之際，東北和半島的漢人，避難出海的亦不少，中國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如養蠶、建築、釀造等，亦即隨此等人而傳入日本。 論朝鮮的文化 東洋諸國承襲中國的文化，而程度較高的，自然要推還朝鮮和日本，而朝鮮的文化，實在還在日本之上，這不能因其國勢陵夷，而日本曾一時強盛，遂妄生軒輊的。兩民族的同化，最緊要的條件是語言，而文字即語言的擴大，所以看甲民族對於乙民族的文化了解深淺，只要看其在文學上了解的深淺，日本的漢學家，也都會做中國的詩文，然終於免不了所謂「倭臭」，這是他們自己也承認的，朝鮮則絕無此弊。即此，便可見兩國華化的深淺。人心之不同如其面，況且朝鮮日本，環境都和中國不同，所以其學術雖受之於我，而其所闡發，僅有為中國學者所不知的。（《到朝鮮去搜書》，原刊1945年11月6日上海《正言報》） 文化不能無偏弊，受其利者，往往並其弊而亦襲之。中國文化之弊，在於文勝而失之弱。自宋以後，陳義彌高，去事情彌遠，其人又氣矜之隆，黠者乘之，遂植黨以自利，此其弊，韓人亦皆襲之，然文化之演進深者，雖有其弊，久之亦必有以自救。故中國雖迭扼於遼、金、元、清，至近世，又見侮於西方諸國及東方之倭，今也卒能卻敵而中興。韓國之獲再建，亦其倫也。（《中韓文化敘》，原刊《中韓文化》1945年12月創刊號） 隋唐時代的中日交際 日本當三國時，其女主卑彌呼，曾遣使來朝，受封為親魏倭王。東晉南北朝時，又數次遣使和南朝交通。其表文多自稱倭王，再加一個都督某某等國諸軍事、安東將軍的稱號，中國亦就照他的自稱封授他。此等事，日本的學者，都不認為其王室所為。他們所承認的，則自公元六〇八年小野妹子的使隋始。這一次，已帶著學生和僧人來。唐時，日本更專置「遣唐使」，從公元六三〇到八九四年，前後共計十九次。（據日本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陳捷譯，商務印書館本）日本自東晉以來，向與百濟交通，由百濟輸入中國文化。東晉時，百濟博士王仁攜《論語》和《千字文》至日本，為日本有文字之始。唐時，日本留華學生，如吉備真備與日僧空海等創「平假名」與「片假名」，為日本拼音文字，此皆中國文化東被影響最大的。至於政治風俗，都模仿中國了。 渤海的興起 高句麗滅後，餘眾北走，據地自立。（此事在公元六九六年，即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反叛的人，《舊唐書》說是高麗別種大祚榮，《新唐書》則名乞乞仲象，而祚榮為其子。又說他是「粟末靺鞨附高麗者」。案舊時史籍所用「種」字或「種姓」字，都與姓氏、氏族相當，卻與民族無涉。甲民族中人，歸附乙民族後，往往稱為乙民族之別種。粟末靺鞨，是歸附高句麗很久的，故《舊唐書》有高麗別種之稱；論其民族，自系靺鞨。至乞乞仲象，亦當有其人，而《舊唐書》漏未敘及。《新唐書》下文但稱為仲象，則乞乞當系其姓，後來祚榮姓大，有人疑其系據中國文義自造的） 唐封為渤海王，遂建國，時在公元七一二年（唐睿宗先天元年）。其疆域包括現在的吉、黑兩省，和清朝咸豐年間，割給俄國的地方；還有朝鮮半島的一部。一切制度，亦都以中國為模範，和日本、高麗，都曾通過使節，直到九二七年，才為契丹所滅，前後共二百十五年。雖暫受契丹的羈絆，然其民族所開化，則已不可遏抑了。 第二十三章 唐之衰亡與五代之紛亂 唐朝的武功從表面看，雖和漢朝相等，其聲威所至，或且超過漢朝，但此乃世運進步使然，以經營域外的實力論，唐朝實非漢朝之比。玄宗時，府兵制度業已廢壞，而吐蕃、突厥都強，契丹勢亦漸盛。欲圖控制、守御，都不得不加重邊兵，所謂藩鎮，遂興起於此時，天下勢成偏重。唐朝對待被征服的異族，亦和漢朝不同。漢朝多使之入居塞內，唐朝則仍留之於塞外，而設立都護府或都督府去管理他。所以唐朝所征服的異族雖多，未曾引起像五胡亂華一般的雜居內地的異族之患。然環伺塞外的異族既多，當其種類昌熾，而中國政治力量減退時，就不免有被其侵入的危險了。 安史之亂 唐朝的兵威，雖然和漢朝一樣盛，卻有一點不同。漢朝的征伐，所用的多是漢兵，唐朝卻多用蕃兵、蕃將。其初邊庭沒有重兵，玄宗為要對付吐蕃、突厥、奚、契丹，西北兩邊，兵力才重，而安祿山又以胡人而兼范陽、平盧兩鎮節度使，就釀成「天寶之亂」。安祿山的造反，事在七五五年，兵一動而河北、河南相繼陷沒，潼關不守。玄宗逃四川，留太子討賊，太子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安祿山是沒有謀略的，所以唐朝得任用郭子儀，再借用回紇等國的兵，把兩京收復。時安祿山已為其子所殺，唐兵圍之於相州（今河南安陽縣），勢已垂下，而祿山之將史思明，降而復叛，就從范陽南下，殺敗唐兵，再陷洛陽。唐朝又任用李光弼，和他相持，到七六一年，史思明又為其子所殺，才算把他打平。安、史亂後，河西、隴右（河西，今甘肅省黃河以西之地，余為隴右），都給吐蕃攻陷。回紇驕橫異常，雲南的南詔國，又時有侵寇；藩鎮遍於內地，中央行政的權力，不甚完整，唐朝的局面，就很難收拾了。 安史之亂之根源 安史之亂，皇室的腐敗只是一個誘因，其根源是別有所在的。（一）唐朝的武功從表面看，雖和漢朝相等，其聲威所至，或且超過漢朝，但此乃世運進步使然，以經營域外的實力論，唐朝實非漢朝之比。漢武帝時，攻擊匈奴，前後凡數十次；以至征伐大宛，救護烏孫，都是仗自己的實力去摧破強敵。唐朝的征服突厥、薛延陀等，則多因利乘便，且對外多用蕃兵。玄宗時，府兵制度業已廢壞，而吐蕃、突厥都強，契丹勢亦漸盛。欲圖控制、守御，都不得不加重邊兵，所謂藩鎮，遂興起於此時，天下勢成偏重。（二）唐朝對待被征服的異族，亦和漢朝不同。漢朝多使之入居塞內，唐朝則仍留之於塞外，而設立都護府或都督府去管理他。所以唐朝所征服的異族雖多，未曾引起像五胡亂華一般的雜居內地的異族之患。然環伺塞外的異族既多，當其種類昌熾，而中國政治力量減退時，就不免有被其侵入的危險了。（《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456、457頁） 若論軍事上的實力，則唐朝何能和漢朝比？漢朝對外的征討，十之八九是發本國兵出去打的，唐朝則多是以夷制夷。這以一時論，亦可使中國的人民，減輕負擔，然通全局而觀之，則亦足以養成異族強悍，漢族衰頹之勢。安祿山之所以蓄意反叛，沙陀突厥之所以橫行中原，都由於此。就是宋朝的始終不振，也和這有間接的關係。（《呂著中國通史》上冊，第119頁） 藩鎮的跋扈 藩鎮為患最甚的，是安、史餘黨，直到德宗時，才加以討伐。其時平盧、天雄、成德三鎮，連合拒命。盧龍本恭順朝廷，後亦加入為亂，德宗發涇原兵東討，路過京城，因賞薄作亂，奉朱泚為主，德宗逃到奉天（今陝西武功縣），又逃到漢中，因兵力不夠，只得赦其餘諸鎮，專把朱泚打平。憲宗時，淮西尤為跋扈，憲宗用宰相裴度，堅持用兵，到底把他攻下，河北三鎮（盧龍、成德、天雄），亦一時降服。然憲宗死後，旋即背叛，終唐之世，不能再取了。河北三鎮以外，其餘諸鎮也時有背叛的，就不叛的，也總不免有些專橫。而節度使實亦多為其兵所制，因為他們的得位，多是由軍士擁戴的，軍士既驕橫又有野心的人，要從中利用，所以當時的節度使，也是岌岌不能自保的，弄成「地擅於將，將擅於兵」的局勢了。 唐藩鎮之弊 唐代藩鎮之弊，總括起來，是「地擅於將，將擅於兵」八個字。一地方的兵甲、財賦，固為節度使所專，中央不能過問。節度使更代之際，也至少無全權過問，或竟全不能過問。然節度使對於其境內之事，亦未必能全權措置，至少是要顧到其將校的意見，或遵循其軍中的習慣的。尤其當更代之際，無論是親子弟，或是資格相當的人，也必須要得到軍中的擁戴，否則就有被殺或被逐的危險。節度使如失眾心，亦會為其下所殺。又有野心的人，煽動軍隊，餌以重賞，推翻節度使而代之的。此等軍隊，真乃所謂驕兵。凡兵驕，則對外必不能作戰，而內部則被其把持，一事不可為，甚且綱紀全無，變亂時作。唐中葉以後的藩鎮，所以坐視寇盜的縱橫而不能出擊；明知強鄰的見逼，也只得束手坐待其吞併；一遇強敵，其軍隊即土崩瓦解；其最大的原因，實在於此。這是非加以徹底的整頓，不足以有為的。（《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470—471頁） 宦官的專權 藩鎮既跋扈於外，宦官又專權於內。唐朝有一種禁軍，是開國時的兵士，無家可歸的，給他渭水北岸的閒田耕種，子孫世襲，做皇帝的護衛。安、史亂後，本在青海地方的神策軍，入駐京畿，也就算禁軍。唐德宗迴鑾後，把「神策軍」交給宦官統帶，宦官因此干與政事，歷代的君主多由宦官擁立，順宗、文宗想要除掉他們，始終不能成功。 唐朝的分裂 八七四年，黃巢創亂，從山東經河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直打到廣東。再從廣東打回河南，攻陷潼關。僖宗逃到四川，各處的藩鎮，多坐視不救；來的亦不肯向前。先是西突厥別部，有支住在新疆巴里坤湖附近的，名為沙陀突厥，初和吐蕃勾結，後來吐蕃又疑心他，乃歸降唐朝，唐朝揀他的精銳，編成沙陀軍，駐紮在山西北部，其酋長李克用（沙陀酋長姓朱邪氏，李是唐朝的賜姓）造反，給盧龍軍打敗，逃到陰山附近的韃靼中。此時無法，只得赦李克用的罪，召他回來，居然把黃巢打平，然河東從此就落入沙陀手裡了。黃巢亂後，唐朝的命令，全然不行，藩鎮互相爭鬥，其初本以李克用為最強，後來宣武的朱全忠，盡並河南、山東，威服河北，李克用也弱了。其時宦官依舊專權，關內的節度使，全是他們的黨羽。昭宗的宰相崔胤，結連朱全忠，想除掉他們。宦官迫脅昭宗，逃到鳳翔，朱全忠進兵圍攻，經一年多，鳳翔不能守，乃奉昭宗出城，於是大殺宦官，昭宗亦被朱全忠劫遷到洛陽，旋殺之而立其子。九〇七年，唐遂為朱全忠所篡，是為梁太祖。 論梁太祖 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點的，所以從前的史家，對他的批評，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會的情形複雜了，論人的標準，自亦隨之而複雜，政治和道德、倫理，豈能並為一談？就篡弒，也是歷代英雄的公罪，豈能偏責一人？老實說：當大局阽危之際，只要能保護國家、抗禦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當一個政治家要盡他為國為民的責任，而前代的皇室成為其障礙物時，豈能守小信而忘大義？在唐、五代之際，梁太祖確是能定亂和恤民的，而歷來論者，多視為罪大惡極，甚有反偏袒後唐的，那就未免不知民族的大義了。（《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468頁） 五代的紛亂 此時北方梁、晉兩國對立。南方分為吳、吳越、閩、楚、南漢、前蜀六國。梁太祖死後，末帝幼弱，為後唐莊宗所滅。莊宗又滅掉前蜀，旋為明宗所篡。明宗女婿石敬瑭鎮守河東，明宗死後，養子廢帝，要把他移到山東。敬瑭造反，割燕、雲十六州，以求救於遼。遼兵南下，廢帝敗死。遼人冊敬瑭為晉帝，是為晉高祖。高祖事遼甚謹，死後其侄出帝，和遼開釁。九四七年，為遼人所執，遼太宗入大梁，旋因中國人不服，北還。太原留守劉知遠入大梁，是為後漢高祖。僅四年，而為周所篡。 周世宗的雄略和宋朝的統一 五代中，唐、晉、漢三朝，都是沙陀人，到後周，漢人才又恢復。其時吳已為南唐所篡，又吞併閩、楚，和後蜀都有窺伺中原之意，都要和遼人連結，北漢更其是專倚賴遼人的。周太祖的兒子世宗先把國內整頓好，又把這三國都打敗，然後出兵伐遼，把瀛、莫、涿三州恢復；進攻幽州，惜乎天不假年，在軍中遇疾，未幾就死了。嗣子幼弱，遂為宋太祖所篡，時公元九六〇年。宋太祖承周世宗之後，國內業已富強。其割據諸國，大都亂弱。乃先將南平、後蜀、南漢滅掉，旋又滅掉南唐。太宗即位後，吳越納土歸降，公元九七九年，出兵滅掉北漢，全國就統一了。 周、宋對外之異 宋太祖治內之策，大抵沿襲周世宗，其對外與之異。世宗之意，似欲先恢復燕、雲，故於南唐、後蜀，皆僅加以膺懲，使不能為患而止。太祖之意，則主先平定中國，故不僅對遼專取守勢，即於北漢之恃遼為援者，亦姑置之。此固不易言其得失。唯周宋間適值遼穆宗在位，國勢中衰之際；至中國平定，而遼勢亦已復張矣。從事後觀之，失此機會，殊為可惜也。（《高中複習叢書 本國史》，第93頁） 第二十四章 宋之統一與變法 中央的大權旁落，總是由於兵權和財權的旁落。宋太祖有鑒於此，所以特設轉運使於各路，以收財賦之權。諸州的兵，強的都升為禁軍，弱的才留在本州。如此一來，前此兵驕和外重之患，就都除掉了。然而天下事有利必有弊。宋朝的政策，是聚天下強悍不軌之人以為兵，而聚天下之財於中央以養之。到後來，養兵未得其用，而財政卻因之而竭蹶，就成為積弱之勢了。王安石的新法，用意是很好的。但行之不得其宜，以致有名無實，或者反致騷擾。在朝諸臣，紛紛反對，遂分為新、舊兩黨。 宋朝的積弱 中國雖然統一了，燕、雲未復，總是一個很大的創傷。所以宋太宗滅北漢後，就進兵伐遼，不幸打得大敗。後來又北伐一次，亦不得利，遼人卻屢次南侵，到真宗時，遂成澶淵之盟，宋朝出歲幣，和遼國講和（遼主稱宋為兄。宋給遼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此事在一〇〇四年。真宗死後，仁宗繼立，西夏又造反，前後用兵十年，宋朝亦總不得利。一〇四四年，亦以歲賜成和（銀絹共二十五萬兩、匹）。 宋初國勢不振 宋朝若要以力服契丹，非有幾十萬大兵，能夠連年出征，攻下了城能夠守，對於契丹地方，還要能加以破壞擾亂不可。這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宋太祖不肯輕舉。而太宗失之輕敵，滅北漢後，不顧兵力的疲敝，立刻進攻。於是有高梁河之敗。至九八五年，太宗又命將分道北伐，亦不利。而契丹反頻歲南侵。自燕、雲割棄後，山西方面，還有雁門關可守，河北方面，徒恃塘濼以限戎馬，是可以御小敵，而不足以御大軍的。契丹大舉深入，便可直達汴梁對岸的大名，宋朝受威脅殊甚。一〇〇四年，遼聖宗奉其母入寇，至澶州。真宗聽了宰相寇準的話，御駕親征，才算把契丹嚇退。然畢竟以歲幣成和。（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宋朝開國未幾，國勢業已陷於不振了。（《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478頁） 宋朝積弱的原因 宋朝的積弱如此，卻是為什麼呢？原來宋朝承晚唐、五代之後，不得不厲行中央集權政策。宋太祖既於燕會之際，諷示宿衛諸將，令其解除兵權；各州武臣出缺的，又都代以文臣；州、刺史、縣令，都不除人，命京朝官出知（「知」是差遣的名詞，本官不除人）。設轉運使於各路，以經理財賦。諸州的兵，強壯的都送進京，升為「禁軍」；留州的謂之「廂軍」，是無甚戰鬥力的。重要去處，卻命禁軍輪班前往守衛，謂之「番戍」（「番」字，就是唐、宋時候的「班」字）。如此，藩鎮跋扈之弊，自然沒有了。然而後來，兵數日增，而戰鬥力反日減。中國歷代的取民，本是以田租、口稅為正宗的。唐中葉以後，因地方為藩鎮所專，國用不足，乃收鹽、茶等稅以給用；還有藩鎮所興的苛稅和商稅等，宋朝雖盡力減免，因為養兵之故，亦未能全行除掉。仁宗以後，兵數超過百萬，既不能對外作戰，卻又不敢說裁，遂成為「竭天下之財，以養無用之兵」的局面了。 宋初政策的利弊 中央的大權旁落，總是由於兵權和財權的旁落。宋太祖有鑒於此，所以特設轉運使於各路，以收財賦之權。諸州的兵，強的都升為禁軍，直隸三衙。弱的才留在本州，謂之廂軍，不甚教閱，名為兵，其實不過給役而已。如此一來，前此兵驕和外重之患，就都除掉了。然而天下事有利必有弊。宋朝的政策，是聚天下強悍不軌之人以為兵，而聚天下之財於中央以養之。到後來，養兵未得其用，而財政卻因之而竭蹶，就成為積弱之勢了。又歷代的宰相，於事都無所不統。宋朝則中書治民，三司理財，樞密主兵，各不相知，而言路之權又特重。這原是因大權都集於中央，以此防內重之弊的。立法之初，亦可謂具有深意。然而宰相既無大權，而舉動又多掣肘，欲圖改革，其事就甚難了。這就是後來王安石等所以不能有所成就，而反致釀成黨爭的原因。（《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上冊，第217頁） 宋代社會情形 論到社會的情形，宋時也是很惡劣的。晚唐、五代之世，暴政誅求，豪強兼併，地權不平均，農民飽受高利貸的剝削；而其時役法又特壞。古代的役，系築城郭、修道路等事，至於在官署中典守府庫，供奔走使令等役，則其事非人人所能為，本不能按戶「簽差」，而且要支給報酬的。晚唐以後，乃將此事責之人民，調查其丁口的多少，貲產的厚薄以定所謂「戶等」，而隨時派他當差。有幾種重、難的差使，當著的人，總要因賠累而至於破產的。這是當時人民最苦的事。 宋時農民的困苦 宋朝的農民是很困苦的。從唐中葉以後，豪強兼併，地權不平均，歷五代、兩宋之世，始終沒有能夠改正。加以南渡以後，兩浙的腴田，都落入富豪世家之手，收租奇重。末年，賈似道做宰相，因國用窘迫，又把賤價強買做官田，即以私租為官稅。在北方，則處異族壓迫之下，私田多被強指為官田，撥給女真人。其不能強指為官田的，也要把別的地方來和他互換，以便騰出整塊的地方，來給女真人聚族而居。又宋、金兩朝的役法，都是很苛酷的。處此環境之下，還能夠勉強維持，其勤勉和技術的進步，也可想而見了。（《初中標準教本 本國史》第二冊，第114—115頁） 王安石的變法 仁宗之後，經英宗以至神宗，用王安石為宰相，厲行新法，新法中重要的是：（一）把常平、廣惠倉的錢穀，春耕時借貸給農民，到秋收後，加息隨賦稅交還，謂之「青苗錢」。（二）又令人民當差的出「免役錢」，不當差的出「助役錢」，把這錢來僱人充役，這叫「差役法」。（三）「市易法」，市中滯銷的貨物，由官收買，或與官物交換。又借官錢於商人，令納息。（四）「均輸法」，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以便利商人。（五）王安石是主張民兵的，他於大裁冗兵之後，又主保甲法。先令保丁警備盜賊，後來教保長以武藝；令其轉教保丁。（六）「保馬法」，凡民間願養馬者，每戶一匹，以官馬給之，或付官價使自購。死病要補償。這法多致賠累，最為病民。（七）他又是主張養士的，乃於太學立外、內、上三舍，令學生以次而升，升到上舍的，可不經禮部試，徑賜之以進士第。（八）至於科舉，則因當時風氣，只看重進士一科，所以把「諸科」都裁掉（進士以外，各種科目，總稱諸科），獨存進士；而廢詩賦，改試策、論、經義。 論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的變法，舊史痛加詆毀，近來的史家，又有曲為辯護的，其實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錯的。但行政有一要義，即所行之事，必須要達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竇，必須減至極少。若弊竇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達，就不免徒滋紛擾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說他全無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極大，則亦不容為諱。他所行的政事，免役最是利余於弊的，青苗就未必能然。方田均稅，在他手裡推行得有限，後人踵而行之，則全是徒有其名。學校、貢舉則並未能收到育人才之效。宋朝當日，相須最急的，是富國強兵。王安石改革的規模頗大，舊日史家的議論，則說他是專注意於富強的，尤其說王安石偏於理財。此因關於改革社會的行政，不為從前的政治家所了解之故。他改革的規模，固不止此，於此確亦有相當的注意。其結果：裁汰冗兵，確是收到很大的效果的，所置的將兵，則未必精強，保甲尤有名無實，而且所引起的騷擾極大。（《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479—480頁） 青苗立法之意頗善。然實人民自相扶助之事，一經官手，則因設治之疏闊，而監督有所難周，法令之拘牽，於事情不能適合，有不免弊余於利者。此安石所以行之一縣而效，行之全國而不能盡善也。（《中國文化史六講》，第119頁） 新舊的紛爭 王安石的新法，用意是很好的。但行之不得其宜，以致有名無實，或者反致騷擾，自然也不能免。在朝諸臣，紛紛反對，遂分為新、舊兩黨。神宗始終行新法沒有變。神宗死後，哲宗年幼，太皇太后高氏臨朝，用司馬光為相，把新法全行廢掉，新黨全排斥。但是舊黨又分蜀、朔、洛三大黨，蜀黨推蘇軾，朔黨推劉摯，洛黨推程頤，為其黨首領。各黨互相攻訐，紛鬧意見，授新黨以間隙。太皇太后死後，哲宗復行新法，謂之「紹述」。用新黨，貶逐舊黨。哲宗死後，徽宗即位，初說要調和新舊，旋又傾向新法。然而所用的，是一個奸佞的蔡京，徽宗既奢侈無度，蔡京又妄作妄為，政治弄得糊糟一團；反要聯合金人，希冀恢復燕、雲，遂至召北狩之禍。 論宋之黨爭 從來論黨的人，每將漢朝的甘陵，唐朝的牛李和宋朝的新舊黨，並為一談，這是大錯。漢朝的甘陵，只是一班輕俠自喜、依草附木之徒，再加以奔走運動，營求出身，以及有財有勢，標榜聲華之士，以致鬧成黨錮之禍；唐朝的牛、李，只是官僚相排擠，哪裡說得上政見？宋朝的新舊黨，卻是堂堂正正，各有其政見的。固然新舊黨中，各有壞人；新舊黨互相排擠報復，也各有不正當的手段；然而不害其為有政見。他們對於多種政治問題，都有不同的見解；而其見解，都是新黨代表我所謂進化派，舊黨代表我所謂保守派的。舊時的議論，都左袒舊黨；現在的議論，則又左袒新黨；其實二者是各有長短的。新黨的所長，在於看透社會之有病而當改革，而且有改革的方案；而其所短，則在於徒見改革之利，而不措意於因改革所生之弊。舊黨攻擊因改革所生之弊，是矣，然而只是對人攻擊，而自己絕無正面的主張。（《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六續）》，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1期） 第二十五章 遼夏金之興起與對宋之關係 遼是鮮卑民族，聖宗時，為遼全盛時代。澶淵之盟，即成於此時。西夏是党項部落，唐時歸化中國的，五代以來，遂陷於半獨立的狀態。宋初，李繼遷之孫元昊，僭號稱帝，和宋交兵十年，亦以歲賜成和議。金朝的部落，是隋唐時的黑水靺鞨，其王室的始祖函普，外借遼人的聲威，內靠自己的兵力和手腕，把吉林和朝鮮北境的生女真，次第征服。酋長吳雅束之弟阿骨打有大志，乘遼衰，乃叛遼即帝位，國號金。宋約金攻遼，不算失策，其失策乃在滅遼之後，不能發憤自強，而又輕率啟釁，結果汴京不守，徽欽北狩。宋朝當南渡之初，盜賊的縱橫，諸將的驕橫，高宗用秦檜做宰相，稱臣以求和於金。 宋遼的關係 遼是鮮卑民族，在今熱河省內西遼河上流。其眾分為八部。唐朝末年，幽州守將暴虐，人民多逃亡出塞，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將其招致，又計並八部為一。當九世紀中葉，回紇為黠戛斯所破，逃奔西域。漠南北無甚強部，零碎的部落，都給他征服，屬地西至河西，北至克魯倫河，又東北吞滅了渤海。直屬於遼的人民，謂之部族，多數以畜牧為業，舉國皆兵，所以兵多而且強。太宗時，得了燕、雲十六州之地，國勢更盛。周世宗時，遼穆宗在位，沉湎於酒，國勢中衰，所以世宗得乘機恢復關南（瓦橋關，在今河北雄縣，周世宗復瀛、莫後置此關，與遼分界）。聖宗時，為遼全盛時代。澶淵之盟，即成於此時。聖宗死後，興宗繼立，遣使來求關南之地。宋仁宗增加歲幣，將和局維持。（銀、絹各增十萬兩、匹）興宗死後，遼也漸漸地衰了。 宋以後外交失敗之緣由 外交者，列國並立之世，然後有之者也，故必國人先自視為列國之一，然後有外交之可言。秦漢以降，吾人久以天朝自居，而鄙列國為小蠻夷，其自視重，則其所以責人者，常過於其分，而有失國際上平衡之義（如五口通商以前，英人屢遣使求通好於吾，吾人概以朝貢目之，賜之敕諭，卻其所求。此等事無益實際，徒招惡感，最為無謂）；其視人輕，則平時常有藐視他邦之意，而慮患不免於甚疏，一旦與接為構，實力弗如，乃張皇而莫知所措（甲午之役，吾國朝士多執舊圖，謂日本小於朝鮮，且先存成見，謂唯西洋諸國為可畏，東洋之國何能為？輕率開釁，以致於敗）。吾國自宋以後，外交之失敗，皆坐此也。（《蘇秦張儀》，中華書局1915年版，第7—8頁） 宋夏的關係 西夏是党項部落，唐時歸化中國的。其酋長拓跋思恭因平黃巢有功賜姓李（拓跋氏是鮮卑姓，大約是鮮卑人党項中做酋長的），為唐定難節度使。唐朝從中葉後，河西、隴右，陷於吐蕃，回紇衰亡未幾，吐蕃亦內亂，中國乘機，把其地恢復。然實力不大及得到，從五代以來，西北一隅遂陷於半獨立的狀態。宋初，定難節度使李繼捧以銀、夏、綏、宥四州來降（銀州，即今陝西米脂縣；夏州，即今橫山縣；綏州，今綏德諸縣；宥州，今鄂爾多斯右翼前旗），其弟繼遷叛去。宋人征討不克，繼遷之孫元昊，於公元一〇三八年，竟僭號稱帝，和宋交兵十年，亦以歲賜成和議。神宗時，要想經略西北，聽布衣王韶《平戎三策》的話，先把甘肅南部和青海的蕃族征服，開闢其地為熙河路。然後來進兵攻夏，夏人潰黃河以灌營，不利。哲宗時，又與夏開釁，諸路同時進兵，占地築砦。夏人不能支持，請遼代為求和，宋人因顧慮對遼的關係，討伐亦就未能徹底。 金朝的興起 金朝的部落，是隋唐時的黑水靺鞨，在今松花江流域，其王室的始祖，則來自高麗，名喚函普（《金史》上沒有說他的姓）。渤海盛強時，靺鞨部落，都服屬於他。五代時遼滅渤海，黑水靺鞨也歸附於遼。入遼籍的謂之熟女真，不系籍的謂之生女真。生女真程度甚低，後來函普入，從高麗遷入完顏部，娶其部中之女，其子孫遂以完顏為姓。遼人用他做生女真部族節度使，他們教導生女真，漸次開化，會造房子，會種田，會利用車輿。外借遼人的聲威，內靠自己的兵力和手腕，把吉林和朝鮮北境的生女真，次第征服。遼朝末主天祚帝，是很荒淫的，他一味喜歡打獵，年年派人到生女真去求名鷹，騷擾得很厲害。生女真有個酋長叫吳雅束，其弟阿骨打有大志，乘遼衰，乃於公元一一一四年叛遼，明年即帝位，國號金，是為金太祖。 遼、金、元立國情形各有不同 遼、金、元三朝，立國的情形，各有不同。契丹雖然占據了中國的一部分，然其立國之本，始終寄於部族，和漢人並未發生深切的關係。金朝所侵占的，重要之地，唯有中國。他的故土和他固有的部族、文化尚未發展，雖可藉其貧瘠而好掠奪的欲望，及因其進化之淺，社會組織簡單，內部矛盾較少，因而有誠樸之氣、勇敢之風，能夠崛起於一時，然究不能據女真之地，用女真之人，以建立一個大國。所以從海陵遷都以後，他國家的生命，已經寄托在他所侵占的中國的土地上了。所以他壓迫漢人較甚，而其了解漢人，卻亦較深。至蒙古，則所征服之地極廣，中國不過是其一部分。雖然從元世祖以後，大帝國業已瓦解，所謂元朝者，其生命亦已寄託於中國，然自以為是一個極大的帝國，看了中國，不過是其所占據的地方的一部分的觀念，始終未能改變。所以對於中國，並不能十分了解，試看元朝諸帝，多不通漢文及漢語可知。（《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500頁） 宋朝的南渡 當金人攻遼得利時，宋朝派人去要求他「克遼之後，把石晉所割的地方，交還中國」，金太祖約宋夾攻，所得的地方，即為己有，這是金、宋開始發生外交關係。而宋人進兵不能克，南京（遼時共分五京。上京，今熱河林西縣；中京，今熱河平泉縣；東京，今遼寧遼陽縣；西京，今山西大同縣；南京，即今之北平）仍由金兵攻下，此時金人所得的地方，已經太多了，所以仍有將石晉所割的地方交還，但是已有一班漢奸，替他出主意，阻止他了。於是營、平、灤三州，非石晉所割的地方，就不肯還。而且將平州建為南京，派遼朝的降將張瑴駐守。又盡俘燕民而去，只還宋朝一個空城，人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時，求張瑴做主。張瑴就據城叛金，給金朝打敗了，投降宋朝。宋朝受了他的降，宋、金就因此開釁。宋朝此時兵力腐敗，金兵從燕、雲長驅南下，河東尚有太原固守，河北竟毫無阻當，金兵直抵汴京，宋人不能解圍，許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講和（太原，今山西陽曲縣；中山，今河北定縣；河間，今河北河間縣）。旋因西路金兵，亦來索賠，宋人不與，兵釁再開，太原亦陷，金兵兩路都會。汴京不守，徽、欽二帝，遂都北狩。（此時徽宗傳位於欽宗，為太上皇）這事在公元一一二七年，史稱為「靖康之難」。 宋南渡時之窘境 宋朝當南渡之初，最窘的便是：（一）盜賊的縱橫，（二）諸將的驕橫。當時盜賊之多，前節已說過。其中最強悍的，是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張用（據襄漢）、孔彥舟（據武陵）、楊太（洞庭湖裡的水寇）、范汝為（在福建）等幾個人，都給張浚、岳飛、韓世忠打平，而孔彥舟、李成都降齊。當時諸將的情形，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言：金人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萬乘之尊，而倀然未知稅駕之所者，由將帥無人，而御之未得其術也。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 之徒，身為大將，論其官，則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輿台廝養，皆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馬端臨也說：「建炎中興之後，兵弱敵強，動輒敗北，以致王業偏安者，將驕卒惰，軍政不肅所致。」「張、韓、劉、岳之徒……究其勛庸，亦多是削平內難，撫定東南耳；一遇女真，非敗即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這種兵，好靠著他謀恢復否？（《白話本國史》第三冊，第5、6、7、9頁） 南宋和金朝的和戰 二帝北狩後，高宗即位於南京（此為宋之南京，今河南商丘縣），初用主戰的李綱做宰相。旋又變更宗旨，將他罷斥。宗澤招降群盜，固守汴京，請他迴鑾，不聽。李綱請他暫駐南陽，又不聽。而逃到揚州，又逃到杭州（揚州，今江蘇江都縣；杭州，今浙江杭縣）。金人盡取河南、陝西。兀朮又渡江追擊高宗，高宗從明州逃入海（明州，今浙江鄞縣）。金朝這時候亦「士馬疲敝，糧儲未豐」（兀朮的話）。兀朮北歸以後，不再主張進兵，乃將河南、陝西之地，封宋降臣劉豫，希冀得以休息。而劉豫動了野心，屢次入寇，給宋朝打敗了，又要求救於金，金人見仍不免於麻煩，乃又將他廢掉。 此時宋高宗用秦檜做宰相，秦檜被俘在北時，和金朝的宗室撻懶有交情，而撻懶在金朝，頗有權力，秦檜乃遣使往北，請其將河南、陝西之地，還給宋朝，撻懶已應允了。不意兀朮回京，事情中變，撻懶被殺，兀朮再興兵南下。宋劉錡在順昌，岳飛在郾城（順昌，今安徽阜陽縣；郾城，今河南郾城縣），都獲勝利；吳璘亦從四川出兵，收復陝西州郡，而高宗、秦檜，堅決主和；召還諸將，放棄河南、陝西，稱臣以求和於金，是為宋、金第一次和議。金海陵庶人立，從上京遷都於燕，又遷都於汴。舉大兵南伐，因其淫虐不道，兵才起而後方已擁立世宗。海陵急於渡江，被虞允文在采石磯打敗（在今安徽當塗縣北），改走揚州，為其下所殺。此時宋高宗亦傳位於孝宗。孝宗是主張恢復的，出兵北伐，亦不利。一一六五年，第二次和議復成。第三次則宋寧宗時，宰相韓侂胄，出兵北伐，累戰不利。宋朝政局變動，殺韓侂胄，函首畀金以成和，時為一二〇八年，當金章宗之世。和議成後未幾，蒙古的兵，亦就到金朝塞外了。 第二十六章 宋之學術思想與社會概況 宋朝的學術思想，欲以中興儒家之說，而斥佛教之出世與道教之荒誕。這可以說是中國思想對印度思想的反動，也可以說是中國思想和印度思想的調和。所以在中國，欲求治心之自己受用及其對治事方面的良好影響，與其求之於佛學，不如求之於理學。宋儒對於經學，是自以其意，推求聖人之意，不拘守前人之說的。雖或流於武斷，然應該據理推斷之處，其立說自勝前人。史學大家很多，《資治通鑑》《通志》《文獻通考》，都是綜貫古今的名作。古文雖興於唐代，其盛行卻是在宋代的。宋人詩是徑直言情的，雖不如唐人的含蓄，詩境卻比唐人恢廓了。宋人的學問是要講究躬行實踐的，所以其立身行己，都有可觀，這確是他們的長處。但是他們不知道社會的變遷，執意要推行的，往往是不合時宜，這又是他們的短處。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適宜於做政治事業的，若說在社會上做些自治事業，宋儒似乎很為相宜。 宋代的理學 宋朝的學術思想，在中國歷史上，是很有其地位的。尤其理學是宋朝特有的學術思想，其發達之原因有四：（一）自唐季以來，就有書院的創立，當時老師宿儒，在院內聚徒講學，號稱山長。到了宋朝，書院更加興起，最著的有四大書院，即湖南的嶽麓，江西的白鹿，河南的應天和嵩陽。定章程，招俊秀，講誦問難，學問因之大進。（二）宋儒之輩出，是欲以中興儒家之說，而斥佛教之出世與道教之荒誕。這可以說是中國思想對印度思想的反動，也可以說是中國思想和印度思想的調和。原來佛教的哲學，確是很高尚的，然在中國的學術是以政治和倫理為立腳點的，看起來，就未免偏於消極了。這所以有宋朝人的「闢佛」（宋儒雖然兼闢佛、老，實在是闢佛的話，居其多數），而其學問講到精微之處，實已兼包佛學之長。（三）當時印刻之業興，購書讀書，都比從前便易，學術可以普及，亦為思想界之大助。（四）五代以來，士風掃地，名節蕩然，宋代諸儒既注重倫理道德，故多致力於修身格物之學，希聖希賢。宋學巨子，就是周、程、張、朱。北宋時又有邵雍算是別派，南宋時有陸九淵，則是和朱熹對峙的。他們明理的方法，可以分為朱、陸兩派。朱子之學，是原本於小程子的，主張「即事物而求其理」；陸子則主張先發本人之明，然後細細理會去。邵雍是研究數理的，他以為天地萬物，根本上只是一體；質的變化，就是量的變化；所以想就數理上推求宇宙的原理、原則。這本是一種哲學，後世卜、筮、星、相等迷信之事，都假託他，可謂去題萬里了。 理學的價值 佛學中治心的一方面，自然是有其很大的價值的，然其精華，在中國，已被理學攝取了，而且還能除去一部分佛學因宗教而來的渣滓。所以在中國，欲求治心之自己受用及其對治事方面的良好影響，與其求之於佛學，不如求之於理學。於此點，康（有為）、梁（啟超）兩先生，都給我們以很大的啟發。梁先生有專著《德育鑒》，此外在其《新民叢報》時代的著述中，康先生的《不忍雜誌》中，都有許多暮鼓晨鐘、發人深省的議論。讀者若不厭陳舊，求得而讀之，很可以為引入理學，尤其是理學中最進步的一派即陽明之學的階梯。這種著作，原無所謂新與舊的。（《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原刊《月刊》1946年第1卷第3期） 宋代的經史之學 宋儒對於經學，是自以其意，推求聖人之意，不拘守前人之說的。雖或流於武斷，然應該據理推斷之處，其立說自勝前人。史學：大家很多。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都是綜貫古今的名作。袁樞因《通鑑》作《紀事本末》，又為史家創一新體。此外搜輯當代歷史的也很多；考證前代史籍，訂正其錯誤的人也不少。 宋代經學的特色 宋人說經，自成一派。前此經學，皆以漢人為宗。雖漢人說經，亦自有派別，然南北朝、隋唐義疏之學，必宗漢人之一派，未有祧漢人而自求之於經者也。其有之，自唐之啖助、趙匡始。宋人大暢其風，於諸經皆以意說，不為前此成說所囿。其長處，在能矯正舊說之誤；其短處，則在主觀太甚，妄以己意測度古人。而於訓詁名物等，宋儒所說，尤不如漢儒之可信。此清代所以矯其弊而復崇漢學也。（《高中複習叢書 本國史》，第110頁） 宋代的文藝 古文雖興於唐代，其盛行卻是在宋代的。普通所謂唐、宋八大家，宋朝人實占其六。宋朝人的駢文，也是很生動流走的，謂之「宋四六」。詩：該以江西派黃庭堅為宋人的代表。宋人詩是徑直言情的，雖不如唐人的含蓄，詩境卻比唐人恢廓了。詞以宋朝為極盛，北宋之晏殊、周邦彥，南宋之辛棄疾、姜夔，都是名家。還有後世的平話，也是起源於宋人，像《宣和遺事》等類皆是的。 宋朝士大夫的風氣 宋朝人的學問是要講究躬行實踐的，所以其立身行己，都有可觀。他們大多數，知道治化的根本，在於社會。還能制定鄉約，或冠、昏、喪、祭的禮節等，行之於地方，以求化民善俗，這確是他們的長處。但是他們不知道社會的變遷，所執意要推行的，往往是不合時宜的古禮，亦且古代社會等級之制甚嚴，在後世已經平等些了，他們因泥古之故，並此也要回復，就未免冷酷而不近人情，這又是他們的短處。他們論事，大抵要合乎理想，而不甚肯遷就事實；論人，大抵要辨別其心術，而不甚肯拘泥於形跡。這固然有徹底的好處，然亦有時，因此而流於迂闊；又或苛責君子，使無容身之地，而小人反得逍遙事外。他們大概好爭意氣，因此容易結成黨派。所以宋朝士風，概論起來：初宋則喜黨爭；中宋多習苟安；晚宋則力崇名節。如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謝枋得等，均為宋之季世，作掉尾之一大活動，這就是宋代士風的特徵了。 論宋儒 南北朝之世，因其君不足以為君，而有「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的貴族，到晚唐、五代之世，此種風氣，又盛行了。於是有歷事五朝，而自稱長樂老以鳴其得意的馮道，有許多想借重異族，以自便私圖的杜重威。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如何可以一朝居？所以宋儒要竭力提倡氣節。經宋儒提倡之後，士大夫的氣節，確實是遠勝於前代。但宋儒（一）因其修養的工夫，偏於內心，而處事多疏。（二）其持躬過於嚴整，而即欲以是律人，因此，其取人過於嚴格，而有才能之士，皆為其所排斥。（三）又其持論過高，往往不切於實際。（四）意氣過甚，則易陷於黨爭。黨爭最易使人動於感情，失卻理性，就使宅心公正，也不免有流弊，何況黨爭既啟，哪有個個人都宅心公正之理？自然有一班好名好利、多方掩飾的偽君子，不恤決裂的真小人混進去。到爭端擴大而無可收拾，是非淆亂而無從辨別時，就真有宅心公正、顧全大局的人，也苦於無從措手了。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適宜於做政治事業的。若說在社會上做些自治事業，宋儒似乎很為相宜。宋儒有一個優點，他們是知道社會上要百廢俱舉，盡其相生相養之道，才能夠養生送死無憾，使人人各得其所的。他們否認「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的苟簡心理，這一點，的確是他們的長處。（《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476頁） 宋代社會狀況 宋代的社會狀況，始終是很黯淡的。但也未嘗沒有畸形的發達。地權的不平均，農民受高利貸的剝削，始終未能救正。南渡以後，貴戚勢家，聚於江、浙一隅，更其變本加厲。近代江、浙田賦的獨重，就是導源於這時候私家收租的苛刻的。（南宋末年，宰相賈似道，把私家的田，租額重的，硬收買做公田，即以私租為官租。元時，江、浙的田畝，收租還是重的。明太祖平張士誠後，又把私家的租額，就算作國家的稅額，從此以後，雖屢經減少，浙西的租稅，較之別處還獨重）其時國土既蹙，又承喪亂之後，用兵則有兵費，講和又有歲幣，國用浩大，苛稅繁興。如「和糴」和「預買」［中國從前，國家立於私人的地位，和人民做交易，謂之「和」。買米的謂之「和糴」，買其餘一切東西，謂之「和市」或「和買」，僱人做工，或租用人家的東西（如舟、車之類），謂之「和雇」，宋朝變為賦稅的「和買」是布帛，其中先付價後取物的，謂之「預買」］，本來都是賣買，後來都變成租稅了。還有經總制錢，「板帳錢」「月樁錢」等，都是把許多無名苛斂，聚集起來的。所以當時的人民，實在非常之困苦。但是困苦的仍舊困苦，奢侈的還是奢侈。所以在一方面，社會反而顯出繁榮的狀況。譬如歷代的都市，都是禁止夜市的，唐朝還是如此（唐朝兩京諸市，日中擊鼓三百以會眾，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而散，見《唐書·百官志》兩京諸市署令）。宋朝卻不然了。其時臨安各種賣買，幾於都有夜市。不但應用之品，就供享樂消耗的也很多。（宋朝商市情形，見宋人所撰《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等書）海外貿易，宋朝較之唐朝，也更形發達。杭州、嘉興、寧波、泉州、廣州、青島等處，都曾設過市舶司。除抽稅外，香藥、犀、象等品，由官專賣，利息也很豐。總而言之：農民困苦，而商業資本活躍，歷代本是一律的，然在宋朝，則此等現象，似乎更甚了。 印刷術的發達 工業中，印刷術的發達，對於文化的傳播，有極密切的關係。中國古代，要傳之永久的文字，就把他刻在金石上。這是以供人觀覽為目的，意不在於印刷。五九〇年，隋文帝敕天下廢像遺經，悉令雕版，才可稱為印刷術之始。然隋唐時還不盛行，直到九三二年，後唐宰相馮道，請令國子監將九經雕板印賣，宋初又續刻諸史，從此以後，官、私、商賈，刻書的才漸多。十一世紀中葉，畢昇又發明了活字版，得書的難易，較之從前，不可以道里計；書籍流傳於後的，也就迥非唐以前所可比了。（可參看孫毓修《中國雕板源流考》，商務印書館本） 第二十七章 元代之武功 侵入中國之民族，對待漢人之態度，各有不同。以大體言之，仰慕漢人之文化，視漢族為高貴而欲攀附之者，五胡及沙陀也。明知漢族文化之優，與之接觸，則必為所同化，因而欲竭力保存本族之文化，與漢族立於對峙之地位者，金與清也。介乎二者之間者，遼也。不了解漢人文化，唯恃其征服之勢，肆力壓制與暴虐者，元也。元人不了解中國之文化，不通中國之語文，實為其根本之點。宋朝的滅亡，可以說是我國民族的文化，一時未能急劇轉變，以適應於競爭之故。原來遊牧民族，以掠奪為生產，而其生活又極適宜於戰鬥，所以其勢甚強，文明民族，往往為其所乘，羅馬的見軛於蠻族，和中國的見軛於五胡和遼、金、元、清，正是一個道理。 蒙古的興起 一二一〇年，蒙古侵金而塞外的軒然大波起。蒙古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蒙古在唐時稱為室韋，地在額爾古訥河南，後來西徙到敖嫩河（敖嫩河亦名斡難河，今名鄂諾河，為黑龍江之北源）上源。他大約曾和韃靼人混合，所以又自稱韃靼。金朝滅遼後，金的勢力，不大及得到北方。他只從河套地方起，造一道邊牆，東北迤，達到女真舊地，並使汪古部守備邊患。塞北諸民族遂紛紛自相爭鬥。十二世紀後半，蒙古族的偉人奇渥溫帖木真出，把漠南北諸部落次第征服，聲威直達畏兀兒。一二〇六年，諸部共上他以成吉思汗的尊號，這就是元太祖。 蒙古高原的部族較西域諸國為強 在歷史上，蒙古高原的部族，本來較西域諸國為強。這是因為一居沃土，一居瘠土之故。所以匈奴、突厥等，雖然失敗於東，還能雄張於西。但是匈奴、突厥的西略，都在既失敗於東方之後，不過做個桑榆之補。至於合東方的部族，並力西向，則自西遼大石開其端，蒙古卻更進一步；而當時的西方，又沒有一個真正的強部；所以成功大而且快。（《白話本國史》第三冊，第48頁） 金朝的南遷 金朝當世宗時代，從上京遷到燕，又從燕遷到汴京。把女真人搬進中原來，以鎮壓漢人，奪了漢人的田地，給他們耕種。而女真人一家百口，隴無一苗，都將田給漢人承種收租。因為生活的優裕，尚武的性質，反而消失了。蒙古兵一到，金兵大敗。河北、河東都受蹂躪，宣宗只得棄中都遷都開封。 金人速亡的原因 女真初興的時候，他的勢力真是如火如荼，卻到元朝一興，就「其亡也忽焉」，這是什麼原故？我說，金朝人開化本晚，所居的地方又瘠薄，又累代用兵不息，卻因此養成一種堅苦尚武的性質。這就是女真崛起的主要原因。然而從進了中原以後，他這種優點，就都失掉了。南遷以後，又想用本族人來制馭漢人。於是把猛安謀克所統屬的人戶，搬到內地；括民田給他耕種。這種「猛安謀克戶」所占的田，面積很廣，納稅極輕；而且都是好田。然而他們的經濟能力，很是薄弱的。得了這種好的家產，並不能勤墾治生。大抵是不自耕墾，盡行租給漢人。有「一家百口，隴無一苗」的，「有伐桑為薪」的。「富室盡服紈綺，酒食游宴；貧者多慕效之。」於是漢族長於殖產的好處，並沒學到；本族耐苦善戰的特質，倒先已失掉了。（《白話本國史》第三冊，第30、31頁） 成吉思汗的西征 唐中葉以後，蔥嶺以西，多被大食國所征服，後來大食的威權衰了，他東方的鎮將，也很多據地自立的。遼朝滅亡時，其宗室耶律大石，率眾西走，立國於西方，是為西遼。和花剌子模（Khorezm。在波斯東北部，為突厥族所據地，後滅塞爾柱克突厥，盡得波斯地，旋又取得阿富汗全境，《元史》又稱為西域國）並稱西方大國。成吉思汗侵金時，乃蠻餘孽，逃到西遼，和花剌子模裡應外合篡了西遼的王位。蔑兒乞餘孽，也出入蒙古邊界，要想乘虛報仇。成吉思汗乃北歸，遣將把這兩國打平，蒙古疆域就和花剌子模直接。因花剌子模鎮將，殺掉西行的蒙古商隊，成吉思汗大怒，就起大兵西征。花剌子模王不敢抵禦，想聽他飽掠揚去，遂被逼逃入裏海島中而死。成吉思汗盡定其地，又追擊其王子，渡過印度河，想從西藏東歸，因道路難行；又聞西夏背叛；乃仍從原路而還，別將則打敗欽察、俄羅斯的聯軍［欽察，亦作乞卜察兀（Kipchak）］，這事在一二一九到一二二二年。因為蒙古大兵都在西方，金人乃得暫時支柱。 夏金的滅亡 金宣宗南遷後，仍把女真戶都遷到河南，倚為主力的軍隊。然女真終於不能復振，既要抵禦蒙古，又和宋、夏都開了兵釁，國力更形疲敝。成吉思汗東歸後，於一二二七年，伐夏未克而死。遺命把夏國滅掉了，然後發喪。太宗立，遣弟拖雷，闖入宋境，從漢中走湖北西北境，以入河南。自己則從孟縣渡河，兩路合攻汴京。金哀宗又遷於蔡州，至一二三四年，而為宋、蒙古的聯軍所滅。 約元攻金非為失策 約金攻遼，還為金滅，這是北宋的覆轍。所以讀史的人，多以宋約元攻金為失策。這亦未必盡然。宋朝和金朝，是不共戴天之仇，不能不報的。若說保存金朝以為障蔽，則金人此時，豈能終御蒙古？不急進而與蒙古聯合，恢復一些失地，坐視金人為蒙古所滅，豈不更糟？要知約金攻遼，亦並不算失策，其失策乃在滅遼之後，不能發憤自強，而又輕率啟釁。約元滅金之後，弊亦仍在於此。（《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489頁） 蒙古對東西南三方面的用兵 這時候，宋朝理宗在位，史彌遠、賈似道相繼為相，國勢衰微。滅金之後，卻想恢復三京（謂東、西、南三京。北宋時，以開封為東京，洛陽為西京，歸德為南京，大名為北京），以致和蒙古開了兵釁。川、楚、江淮，地都淪陷。幸而蒙古從太宗到憲宗的初年，還繼續出兵西征。所以宋朝還未即受滅亡之禍。 西征之次第，是太宗遣侄拔都率兵五十萬，定欽察，進攻俄羅斯，這時俄國分作數十國，蒙古兵來，或降服、或破滅，蒙古兵遂陷莫斯科。更西侵波蘭及匈牙利，大破北歐的聯軍，兵鋒直到奧地利的都城維也納，和義大利的威尼斯，全歐震恐。因得太宗病沒的信，蒙古軍才退去。及至憲宗即位，又遣弟旭烈兀西征，先剿平裏海南山中的木剌夷，進攻大食，屠都城報達（報達，亦作八吉打），威勢直到小亞細亞和埃及。其間太宗又遣將東征，降高麗。憲宗遣將南征，從青海入吐蕃，滅大理（就是唐朝的南詔）。 宋朝的滅亡 一二五九年，四方大略都被蒙古平定了。蒙古憲宗乃大舉入四川，使弟忽必烈攻湖北；因合州守將王堅善守，憲宗死於城下（現在四川的合川縣）。忽必烈急顧北歸，而賈似道不知道，遣使求和，許稱臣，畫江為界。忽必烈北歸自立，建國號為元，是為元世祖。賈似道把和議隱瞞掉，詐稱大捷。元使來的，都被他拘執起來。由是和議遂絕。此時元人因北方藩王叛亂，還未能專力對宋，所以宋朝又得偷安了幾年。公元一二六八年，忽必烈遣阿術，力攻襄陽。襄陽堅守五年，到底於一二七三年陷落。明年，元兵遂大舉入建康，繼進陷臨安，恭帝北狩。宋臣如張世傑、陸秀夫、文天祥等，又立其弟益王於福州，益王死後，又立其弟衛王，輾轉遷徙到崖山（在廣東新會縣南海中），一二七九年，為元人所滅，宋亡。 論宋之滅亡 宋朝的滅亡，可以說是我國民族的文化，一時未能急劇轉變，以適應於競爭之故。原來遊牧民族，以掠奪為生產，而其生活又極適宜於戰鬥，所以其勢甚強，文明民族，往往為其所乘，羅馬的見軛於蠻族，和中國的見軛於五胡和遼、金、元、清，正是一個道理。兩國國力的強弱，不是以其所有的人力物力的多少而定，而是看其能利用於競爭的共有多少而定。舊時的政治組織，是不適宜於動員全民眾的。其所恃以和異族抵抗的一部分，或者正是腐化分子的一個集團。試看宋朝南渡以後，軍政的腐敗，人民的困苦，而一部分士大夫反溺於晏安酖毒、歌舞湖山可知。雖其一部分分子的腐化，招致了異族的壓迫，卻又因異族的壓迫，而引起了全民族的覺醒，替民族主義，建立了一個深厚的根源，這也是禍福倚伏的道理。（《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490—491頁） 建立大帝國 元朝在世祖時，其疆域跨有亞洲大部分，和歐洲東北部。世祖更遣將南征安南、緬甸。攻爪畦，虜其王。唯東征日本，因遇颶風以致失利。這時，元帝直接統轄金、宋兩朝和高麗、吐蕃、大理諸國的地方。此外有四大汗國：一曰欽察汗國，為太祖長子朮赤封地，其子拔都繼之，統轄俄羅斯和裏海、鹹海以北之地。二曰窩闊台汗國，乃太宗之後，統轄金山（阿爾泰山）以北乃蠻故地。三曰察合台汗國，太祖子察合台封地，統轄蔥嶺東西，西遼花剌子模故地。四曰伊兒汗國，乃憲宗子旭烈兀封地，統轄裏海、鹹海以南大食故地。於是蒙古建立空前的大帝國。 侵入民族對漢人之態度各有不同 侵入中國之民族，對待漢人之態度，各有不同。以大體言之，仰慕漢人之文化，視漢族為高貴而欲攀附之者，五胡（獻文帝以前之拓跋氏除外）及沙陀也。明知漢族文化之優，與之接觸，則必為所同化，因而欲竭力保存本族之文化，與漢族立於對峙之地位者，金與清也。介乎二者之間者，遼也。不了解漢人文化，唯恃其征服之勢，肆力壓制與暴虐者，元也。此蓋由其（一）侵入之先，或居塞內及附塞之地，或則距中國較遠，故其漸染漢族之文化，本有深淺。（二）其侵入中國後，其本據地或已不存（如五胡與沙陀），或雖存而斷不能再行退回（如金清），或仍勉足自立（如遼及未遷洛前之拓跋氏），或則領土甚廣，視中國不過其一部分（如元）。元人不了解中國之文化，不通中國之語文，實為其根本之點。（《史籍選文評述》，寫於1953至1954年間，見《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900頁） 蒙古的分裂 從太祖稱汗以來，到世祖滅宋，不過七十餘年，遂建立大帝國，然太祖身死未幾，內部分裂之機已肇。原來蒙古的大汗，是要由宗王大臣等公推的。太宗之立，由於太祖的遺命，所以不曾有異議。太宗死後，他的後人，就和拖雷的後人爭位，定宗得立，旋短命而死。憲宗被推，太宗後人謀叛，被憲宗誅戮，宗室中遂勢成水火。憲宗死後，世祖不待推戴，徑行自立。阿里不哥舉兵反抗，被世祖打敗。而海都自立於西方，欽察、察合台兩汗國，都附和他。蒙古大帝國，就從此分裂了。 元朝的衰亡 元帝把國內分作「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等（蒙古人是元朝同族，色目人是西域各地人，漢人是契丹、女真和中國北方人，南人是中國南方人），一切權利，都不平等（如各官署都要用蒙古人做長官，漢人、南人，只可做副貳）。在路、府、州、縣之上設立行省，以圖控制。邊陲和緊要的地方都封了藩王。黃河流域，都用蒙古兵和諸部族兵駐守。 行省制度 中國古代之省，為中央行政機關，設宮禁中，省，察也，言出入此中，必檢察也。唐官制有六省，而其最尊者為尚書省、中書省。行者，言不在本處而在別地，故省之政治機關，外設者稱行省，歷代亦有之，唯為臨時者。如金伐宋，設行台尚書省等，然事畢即撤。至元即於路、府、州、縣之上，別設行省（即行中書省），分中國本部及蒙古之地為十三區，置行中書省十一，行御史台二（江南、陝西），以省統路府，以路府統州縣，而府亦有隸於路下者；州有在路府下而統縣者；又有與路、府並列者，皆置達魯花赤，以為正官。其目的則在控制便利起見。蓋中國舊以縣屬郡，後改為州，其尊者稱府，唐以道、宋以路以統州，道、路約當今日小省二分之一，大省三分之一，控制地方之權既小，而中央統此多數之道、路亦不易，既立行省制，則行省長官控制地方之權大，而中央政府亦僅需統此十三行政長官而已，一舉二得。（《本國史（元至民國）》，見《呂思勉文史四講》，第66頁） 他們的用人，是功臣、親戚的後裔，諸王、公主的私人，雜然並進。設官專詳於戶、工兩部。他們優待喇嘛僧和西域商人，聽其馳驛，要漢人供應。元世祖時，曾兩次用兵於日本，又屢次發兵征安南、占城和緬甸，喪師甚多。從世祖以後，繼承之際，沒一代不是爭奪。這如何好治理中國呢？所以到一三三三年順帝即位後，四方反抗的，就風起雲湧了。 蒙人入中國者之腐化 自古民族，不接觸則已，苟有接觸，則必至互相同化而後已。蒙古人入中國，不久即受中國同化。由積極方面觀之，《元史》詔禁蒙古人與漢人交關通婚，或強移其居地。消極方面，則元亡時蒙古兵毫無能為。皆為被中國同化之證也。蓋受同化之原則，一為人數寡於他民族，一為文明程度低於他民族。前者因以少數人入居他民族中，勢必改其語言、生活以適應多數人之新環境，而為其同化。後者則悅文明較高民族之紛華靡麗，上下靡然從風，率一國之人，悉改其故有生活、風俗，而習文明民族之生活，而為其同化。夫蒙古之人民既寡於漢人，而其入主中國，又唯以武力，經濟為剝削，以求獲得物質增高其生活程度，莫不樂華風而習之，即上者禁之亦不可也，故卒為中國所同化。兵制廢壞，尚武之風淪亡，而敗亡遂之矣。（《本國史（元至民國）》，見《呂思勉文史四講》，第67頁） 明太祖的恢復 元末革命軍中，首先出兵北伐的，是潁州白蓮教徒劉福通，可見白蓮教傳到後來，雖然漸失其意義，其初起，確是含有民族主義的。惜乎這時候，有個察罕帖木兒，起兵幫助元朝。察罕帖木兒死，其子庫庫帖木兒繼之。劉福通北伐的兵，給他打敗。然而順帝荒淫，太子干涉，朝臣和軍人，又分黨相爭，終於不能支持。明太祖朱元璋，是初從郭子興起兵鳳陽，後來別為一軍，渡江據今南京以為根據地的。他先把湖北的陳友諒、蘇州張士誠滅掉。其餘諸雄，亦均懾服。一三六七年，乘元朝內亂，遣兵從河南、山東，分道北伐，兩路兵會於德縣，北扼直沽。明年，順帝遂棄北平而去，元亡。 第二十八章 中國文化之西漸 中國文化的西漸，由來已久。據《漢書·西域傳》上說：當時西域的人，本來不知道用鐵的，還是中國人教導他，這事怕已在紀元之前了。到六世紀中葉，中國的蠶種，又由波斯人傳到歐洲，遂產出希臘的絹絲。唐中葉以後，中國和大食的交通極其頻繁。羅盤針、火藥、印刷術這三種事物，是從中國經大食人之手，傳到西方去的。有了羅盤針，海船才能橫絕大洋，這是歐洲人近代，足跡遍及全世界的原因。有了火藥，才有近代的軍機，戰事的情形才大變，不但打倒封建政體，使歐洲支離破碎的局面，煥然改觀，並可向外發展了。至於印刷術，則無論在研究學術，以及教育方面，關係都極重要。所以說：這三者，實在是西洋近代文明的根源。 鐵器和蠶絲 中國文化的西漸，由來已久。據《漢書·西域傳》上說：當時西域的人，本來不知道用鐵的，還是中國人教導他，這事怕已在紀元之前了。到六世紀中葉，中國的蠶種，又由波斯人傳到歐洲。［當時波斯僧侶有布教於中國境內者，得到蠶卵，藏在空杖里，獻給羅馬帝君士坦丁，遂產出希臘的絹絲，大概是從天山南路的和闐傳出的。後來西西里（Sicily）與東羅馬戰，得到很多希臘人做俘虜。逐漸把養蠶的法子，傳入西西里，次第由此再傳入義大利和法蘭西諸國］ 古代蠶利盛於西北 蠶業興起，略與農業同時。《農政全書》引《淮南蠶經》，言黃帝元妃嫘祖，始育蠶治絲繭。說固未可盡信。然《易·繫辭傳》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疏曰：「以前皮衣，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言垂衣裳也。」《虞書》亦有「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之文。知黃帝堯舜時，蠶織必已發明矣。三代之政，天子親耕，後親蠶。「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男耕女織並稱本業，至於今未替。此其所以能以絲織，著聞五洲也。然古代蠶利，盛於西北，而後世唯盛於東南。偏僻之處，且有絕不知紡織之利者。此則疆域廣大，各地方風氣不齊，而治化亦不能無進退故也。（《中國文化史六講》，見《呂思勉遺文集》下冊，第121頁） 羅盤針火藥印刷術 唐中葉以後，中國和大食的交通極其頻繁，而西洋近代的三大發明，遂都經大食人之手，由中國傳入歐洲。所謂三大發明，是羅盤針、火藥、印刷術。歐洲和大食方面，關於羅盤針的記載，最早在十二三世紀間；中國則在公元一一一九年，朱彧著《萍洲可談》，已經說廣州的商人，能利用羅盤針航海了。朱彧的話，是得之於其父親在廣州，還在十一世紀之末。（見桑原騭藏《唐宋元時代中西通商史》本文二《考證》三十一，頁九二至九五，商務印書館本）火藥，西洋發明的年代有兩說：一說在公元一二四二年，一說在公元一三五四年頃。（見一九二九年版《大英百科全書》）中國則在公元一〇四二年，宋朝曾公亮等奉敕所撰的《武經總要》，已載有火藥的製法了。（《武經總要》，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此處所引，見卷十二，頁六十五）後來南宋與金人戰於采石磯，虞允文以火藥制為「霹靂炮」，這是中國用火藥之始。而西洋戰爭用火藥，尚在一三四〇年左右。至於印刷術，活字版實始於宋仁宗時代，明初已改用銅活字。歐洲人能利用，事在公元一四三八年，才知道用金屬的活字。（按《西史》所載，公元一四二三年有 Harlem地方的人 Lawrence Johnson Coaster創木版印刻。到一四三八年德人 Johann Gutenberg始發明活字版，鑄銅為字，後又經Peter Sehöffer改良活字鑄造，遍行歐洲）較之我國先後相去，更不可以道里計。所以西人都承認，這三種事物，是從中國經大食人之手，傳到西方去的。還有和印刷術有關的造紙，亦系由中國傳往。據說：在第三世紀時代，就已傳布到樓蘭。（據瑞典人斯文赫定最近西北考察所得的結果）當公元七五一年，玄宗天寶十年，唐鎮將高仙芝因和大食爭石國（今俄屬塔什汗），戰敗於怛羅斯城，中有中國造紙工人，均被大食俘虜。大食人就利用他，在中亞、波斯、大食、埃及等處，先後設廠造紙。到十二世紀，就輸入歐洲了。（見向達《中外交通小史》第五章，商務印書館本）有了羅盤針，海船才能橫絕大洋（以前離海岸不能甚遠），這是歐洲人近代，足跡遍及全世界的原因。有了火藥，才有近代的軍機，戰事的情形才大變，不但打倒封建政體，使歐洲支離破碎的局面，煥然改觀，並可向外發展了。至於印刷術，則無論在研究學術，以及教育方面，關係都極重要。所以說：這三者，實在是西洋近代文明的根源。 馬哥孛羅 元朝興起以後，東西交通，格外興盛，元朝的用人是不拘種族、宗教的，所以西域人仕於其朝的很多。商人教士的往來，亦都很盛，其中最著名的，則有義大利的馬哥孛羅（Marco Polo。可參看《中外交通小史》第八章；及張星烺《馬哥孛羅》，商務印書館本），元世祖時，在中國做官，在中國前後共二十年。回去之後，著了一部《遊記》，為歐洲人知道中國情形之始。 第二十九章 明之內政與外交 明太祖起於草澤，而能剷除胡元，戡定群雄，其才不可謂不雄。他雖然起於草澤，亦頗能了解政治，所定的學校、科舉、賦役之法，皆為清代所沿襲，行之凡六百年。衛所之制，後來雖不能無弊，然推原其立法之始，亦確是一種很完整的制度，能不煩民力而造成多而且強的軍隊。所以明朝開國的規模，並不能算不弘遠。只可惜他私心太重，廢宰相，使朝無重臣，至後世，權遂入於閹宦之手。明朝的兵威，以成祖時為最盛，然邊防的規模，實在也是成祖時壞掉的。成祖以大寧地方，贈兀良哈。宣宗時，徙治獨石口。北邊所守者，遂成今長城之線。若能始終保持太祖時之形勢，則對蒙古可取攻勢，而至滿洲，可有自熱河趨吉林之快捷方式，不單憑出山海關趨遼陽之一道也。 成祖的北遷 明太祖勤於政事，又能厘定製度；治國的規模，亦頗弘遠。唯私心過重，封建諸子四十餘人，又因猜忌之故，開國功臣，盡遭殺戮。太祖太子早死，孫建文帝立，太祖子燕王棣，起兵北平，把南京攻陷，建文帝不知所終，燕王自立，是為成祖，遷都北平。 明太祖私心太重 明太祖起於草澤，而能剷除胡元，戡定群雄，其才不可謂不雄。他雖然起於草澤，亦頗能了解政治，所定的學校、科舉、賦役之法，皆為清代所沿襲，行之凡六百年。衛所之制，後來雖不能無弊，然推原其立法之始，亦確是一種很完整的制度，能不煩民力而造成多而且強的軍隊。所以明朝開國的規模，並不能算不弘遠。只可惜他私心太重。廢宰相，使朝無重臣，至後世，權遂入於閹宦之手。重任公侯伯的子孫，開軍政腐敗之端。他用刑本來嚴酷，又立錦衣衛，使司偵緝事務，至後世，東廠、西廠、內廠，遂紛紛而起。這都不能不歸咎於詒謀之不臧。其封建諸子於各地，則直接引起了靖難之變。（《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506頁） 明初的武功 明朝的兵威，以成祖時為最盛，然邊防的規模，實在也是成祖時壞掉的。元順帝棄大都後，他的後裔，漸次退卻到外蒙古，有好幾代都遇弒，蒙古大汗統緒遂絕，繼立的改稱韃靼可汗。此時韃靼衰弱，而瓦剌和熱河東北的兀良哈強盛（兀良哈，清朝譯作烏梁海），都給成祖擊破，吉、黑兩省的女真，亦都服屬，設立羈縻衛所。最遠的奴兒干都司在黑龍江口，海中的庫頁島，亦來朝貢。安南從宋太祖開寶元年，公元九六八年獨立，成祖乘其內亂，把他滅掉，改設交趾布政使司，和內地一樣。又遣鄭和下西洋，航路直達非洲東岸，國威可謂極盛了。但成祖把大寧棄給兀良哈，宣宗時，開平衛遂因勢孤內徙。（開平，就是現在的多倫縣。元世祖即位於此，建為上都。明初於此設衛，宣宗時內徙獨石。大寧在今熱河省赤峰、承德之間）安南則因官吏行政不善，宦官奉使的又暴橫，叛亂不絕，宣宗遂亦放棄，其地重屬中國，只有十九年（一四〇九至一四二七）。 明之邊防坏於成祖 明太祖雖居南京，而北方邊防規模頗遠，即元之上都置開平衛。又因元之大寧路之降（大寧路，屬遼陽行省，其北境來降），設泰寧、朵顏、福餘三衛（今熱河地，朵顏地險而兵強，當時邊外諸衛，都隸北平行都司），而寧王權居大寧以節制之（大寧，在今熱河隆化縣境），地跨遼、熱、吉三省間。成祖起兵，慮寧王襲其後，誘而執之。以兀良哈（今烏梁海）兵從征有功，即位後，即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治保定。以大寧地方，贈兀良哈。後遂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於是，開平勢孤。宣宗時，徙治獨石口。北邊所守者，遂成今長城之線。而宣（宣化）、大（大同）為極邊矣。若能始終保持太祖時之形勢，則對蒙古可取攻勢，而至滿洲，可有自熱河趨吉林之快捷方式，不單憑出山海關趨遼陽之一道也。今既為成祖所壞，故對蒙古始終取守勢，而趨滿洲之快捷方式，亦遂斷矣。（《本國史（元至民國）》，見《呂思勉文史四講》，第71—72頁） 土木之變 明朝的重用宦官，也是起於成祖時候的，而設「東廠」，使司偵緝事務，貽害尤烈。宣宗死後，英宗年幼，寵信太監王振。瓦剌酋長也先入寇，王振挾帝親征。至大同，知兵勢不敵，還師，為敵兵追及於土木堡（在今察哈爾懷來縣西），英宗北狩。幸得于謙，扶立其弟景帝，固守京城。也先攻城不克，侵邊又不利，乃奉英宗回國。怨恨于謙的人，乘景帝臥病，以兵闖入宮中，奉英宗復位，是為「奪門之變」，于謙被殺。 明中葉的內憂外患 英宗復位後，傳子憲宗，政治都不見良好，憲宗死後，孝宗即位，較為清明。孝宗死，武宗繼之，耽於遊戲，始而信任太監劉瑾，聽其專權妄為，後又寵幸武官江彬，引導他各處去遊玩。人心震動，畿南盜起，寧王宸濠，又在江西造反，幾至大亂。武宗死後，世宗繼立。世宗在明朝皇帝中，駕馭宦官是最嚴的。然因相信神仙，怠於政事，一任宰相嚴嵩蒙蔽，國事遂至大壞。 先是元太祖後裔達延汗，又統一蒙古，留其幼子居漠北，是為喀爾喀部，達延汗與其孫徙牧近長城附近，是為察哈爾部。其孫子俺答居歸化城，為土默特部。十六世紀中葉，俺答為邊患最深。又從明初以來，就有所謂倭寇，因其時日本內亂不止，失敗的武士和浪人，遂為寇于海外。明世宗時最為猖獗，沿海各省，大被其患。世宗歿，二傳至神宗，年幼，宰相張居正當國，政治頗見振作。倭寇亦被良將戚繼光、俞大猷等剿平。其時俺答受喇嘛教感化，不復為邊患，而察哈爾部轉熾。居正用戚繼光、李成梁以守薊、遼，東北邊亦得安靜。然居正死後，神宗旋復怠荒，任用宦官，借開礦為名，到處騷擾索詐，又派他們到各省去做稅使，窮鄉僻壤，米鹽瑣屑無一得免。 日本從開國以後，歷代都和蝦夷為敵。八世紀末，遂置征夷大將軍，以守衛東北，後來政權遂入其手，是為幕府。屢起爭奪，幕府的權柄，又旁落於手下的將士，各據封土，全國分裂。神宗時，豐臣秀吉起而把他打定。因念亂源終未盡絕，想把他們犧牲到國外去，就起兵侵朝鮮。朝鮮李氏，因承平既久，兵備廢弛。日兵至，不能御，其王逃到義州。神宗發大兵去救援他，初戰勝利，旋因輕進中伏致敗。於是「封貢」議起，封秀吉為日本國王。秀吉不受，又發兵侵朝鮮。明兵和他相持，迄無勝算。直到秀吉死後，日本兵才退回。這一役，明朝損失無算。 第三十章 明之衰亡與奮鬥 明朝的內治，亦是敗坏於成祖時的。太祖定製，內侍本不許讀書。成祖破南京，頗得宦官為內應，才選官入內教習。從此以後，內之則有所謂秉筆太監，而宰相的票擬，決於內官的批紅。外之則監軍、出鎮、奉使，無一件事不參預。明朝的權柄，就全落到宦官手裡了。神宗深居宮禁，二十多年，不曾視朝。聽憑一班太監，出去妄作妄為。朝臣又結黨相攻，言官互相攻擊。遇有國家大問題，往往先爭意氣，把國事的利害，反擱置了。 神宗之怠荒 明神宗時，日兵退出朝鮮之後，建州酋長努爾哈赤，早已起來，自稱後金汗。神宗貪樂荒怠，有二十多年未坐過朝，每遇官職有缺，也不去補授，朝臣互相參劾，也置之不理，內政腐敗已極，於是有三大案出來。 神宗怠荒 古今罕見 明朝的內治，亦是敗坏於成祖時的。太祖定製，內侍本不許讀書。成祖破南京，頗得宦官為內應，才選官入內教習。從此以後，內之則有所謂秉筆太監，而宰相的票擬，決於內官的批紅。（票擬，謂由宰相對於奏本，擬具辦法，寫出進呈皇帝。批紅，謂由皇帝用朱筆批示，決定辦法。明時皇帝深居宮中，坐朝之時甚少，批紅往往委之內監）外之則監軍、出鎮、奉使，無一件事不參預。明朝的權柄，就全落到宦官手裡了。到神宗中年以後，而其衰亂更甚。神宗的怠荒，是歷代君主所沒有的。他深居宮禁，共有二十多年，不曾視朝。聽憑一班太監，出去妄作妄為。朝臣又結黨相攻。言官互相攻擊，吏部舉行察典（即考查官吏成績的好壞，以定升降黜陟），亦彼此互相排擠報復。遇有國家大問題，往往先爭意氣，把國事的利害，反擱置了，詒害頗大。（《初中標準教本本國史》第二冊，第140頁；第三冊，第13頁） 東林黨及三大案 當時有朝臣顧憲成，在東林書院（顧憲成是江蘇無錫人，東林書院就在無錫）講學，友朋很盛，時常議論朝政得失，批評執政賢否，時人稱其徒為東林黨。神宗晚年，有男子張差持梃入太子宮被獲，東林黨人說有人主使，謀危太子，非東林黨人以為不過是瘋漢，並無政治意義。這是所謂「梃擊案」。神宗死後，子光宗繼位，得疾，服宰相所薦醫生的紅丸，無效而死。東林黨人以為是弒君，非東林黨人以為與藥無干，這是所謂「紅丸案」。光宗死後，其子熹宗嗣位，光宗妾李選侍占住乾清宮，被東林黨人勒令移出，非東林黨以為不應上逼母妃。這是所謂「移宮案」。兩黨藉這三大案為題，攻爭不息。非東林黨人和宦官魏忠賢相結，把東林黨著名的人下獄拷死，直到熹宗死，其弟思宗繼位，才治魏忠賢及其同黨的罪，但國政已不堪設想了。 學校與書院 學校的起源，本是純潔的，專為研究學問的；惜乎後來變為國家養成人才之所。國家養成人才，原是很好的事；但因（一）事實上，國家所代表的，總是業經通行、已占勢力的理論。所以公家所立的學校，其內容，總要比較陳舊些。社會上新興的，即在前途有真正需要，而並非在過去占有勢力的學科，往往不能盡力提倡。（二）而且其本身，總不免因利祿關係而腐化。於是民間有一種研究學問的組織興起來，這便是所謂書院。書院是起於唐、五代之間的。宋初，有所謂四大書院者，朝廷咸賜之額。此外賜額、賜田、賜書的還很多。但書院並不靠朝廷的獎勵和補助。書院之設，大概由（一）有道德學問者所提倡。（二）或為好學者的集合。（三）或則有力者所興辦。他是無所為而為之的，所以能夠真正研究學問，而且真能跟著風氣走。在理學盛行時代，則為講學的中心；在考據之學盛行的時代，亦有許多從事於此的書院；即其確證。新舊兩勢力，最好是能互相調和。以官辦的學校，代表較舊的、傳統的學術；以私立的學校，代表較新的、方興的學術；實在是最好的辦法。（《呂著中國通史》上冊，第279頁） 流寇之禍 思宗在位年間，外則滿洲格外猖獗，占據遼東，進犯京城。內則流寇大起，到處焚殺，流寇首領李自成破了京城，思宗自縊死。滿洲乘機入山海關，逐去李自成，入北京稱帝。 明人之奮鬥 滿洲入關後，明人奉福王即帝位於南京。滿兵南下，屠揚州，殺督師史可法（史可法是河南祥符人，殉難後求屍不得，葬衣冠於揚州梅花嶺），渡江入南京，虜福王北去。明人又立唐王於福州，同時明人又有奉魯王稱監國於紹興，魯、唐二王不睦，後唐王竟被滿兵所殺。明人又立桂王於廣東，竭力抵抗滿兵，歷十餘年，西南諸地（桂王為明末帝，年號永曆，故亦稱永曆帝。 他初立時，尚有兩廣雲貴之地）盡失，逃奔緬甸，被緬人獻出縊死。明將鄭成功（鄭成功，福建南安人，唐王賜姓朱，時稱為國姓爺。桂王封為延平郡王，授招討大將軍）仍堅守台灣，直到清康熙帝時，才把台灣鄭氏滅掉。明室雖然已亡，這民族奮鬥的精神，為前代所沒有。 第三十一章 中華民族的拓殖 西人東航之初，中國人的足跡，早已遍布南洋了。中國西北負陸，而東南面海。閩、廣之北，限以重山，其民不易向中原分布，所以移徙到海外的很多。南洋群島，氣候和煦，物產豐饒，實在是中國的一片好殖民地。不但如此，中國人做事平和，凡事都以共存共榮為目的。以民族拓殖的成績而論，通先後而觀之，則我族南進之力，似優於北進。中國的文明，本植根於黃河流域，其北進者，當戰國之世，即已拓展至今之熱、察、綏及遼寧。其後遂無甚進展，甚至並此諸地，而有時亦不能保。南進者則長江、珠江、閩江諸流域，次第凝合為一體。中南半島及南洋群島，雖未能如此，然吾族在其地之勢力，仍極鞏固。 中華民族近代的發展 中國民族，拓殖的能力，本來是很偉大的。尤其近代，對於東北和南方的拓殖，更為值得紀念的事情。 歷代的南進 南洋一帶，氣候炎熱，物產豐饒，本來是最適宜於拓殖的地方。中國人民，移殖其地，也由來很久了。據阿剌伯人的記載：九四三年頃，就有多數華人，在蘇門答臘，從事種植。大約是避黃巢之亂前去的。宋時，正南諸國，以三佛齊［三佛齊即今之浡淋邦（Palembang），在蘇門答臘東部，為其都會。南北朝稱干陀利，唐稱室利佛逝，宋稱三佛齊，明改稱舊港］為最強。東南諸國，以闍婆（闍婆即今之爪哇，唐宋均稱闍婆，明概作瓜哇，當系爪哇之訛）為最強。而三佛齊已有中國文字，闍婆屋宇，亦和中國相同。可見華人移殖的，必已不少。元時稱爪哇為新邨，三佛齊為舊港。又可見華人移殖的次第了。 鄭和的出使 中國歷代政府，對於南方，都不甚注意，只有元、明兩朝，是個例外。元世祖定中國後，遣使招致南洋諸國。因爪哇拒命，曾經用過一次兵，其事在一二九二年。明初交通外國，還承襲元代的規模。太監鄭和，奉成祖之命，出使西洋。從一四〇五到一四三三年，前後奉使凡七次。鄭和的出使，是帶著水兵走的，所至加以宣諭，服從的賞賜金帛，不服的就威之以兵，曾經三擒番長。後來出使的人，沒有一個不稱道他的名字，以誇耀諸番的。 明代南洋的拓殖 明代馬來半島、爪哇、蘇門答臘、呂宋、滿剌加、浡泥都有多數華人移殖，從事開發。如爪哇的新邨，本來是荒涼之地，後來中國人流寓，聚集至千餘家，遂成為富庶之區。諸番舶多往互市，又如馬來半島的錫礦，實在是華人發現的；其漁業，亦從華人移殖之後，才大形進步。現在半島的錫礦，還有百分的六十四，屬於華人；西岸的漁業，亦全在華人手中；可以為證。這都是指固定居民而經營農礦等事業的，其往來各島間的商業操之於華人，那更不待論了。 明人對外拓展不靠政府助力 西人東航之初，中國人的足跡，早已遍布南洋了。中國西北負陸，而東南面海。閩、廣之北，限以重山，其民不易向中原分布，所以移徙到海外的很多。南洋群島，氣候和煦，物產豐饒，實在是中國的一片好殖民地。不但如此，中國人做事平和，凡事都以共存共榮為目的。假使開發南洋的責任，而由中國負之，南洋群島的土人，決沒像現在飽受壓迫，瀕於滅亡之慘。徒以昔時狃於「不勤遠略」之見，有此基礎，不能助以國力，向前發展，這真是一個大錯誤。不但如此，因海防的廢弛，通商政策的不得宜，反還因海洋交通，而深受其害，這便是所謂倭寇。（《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上冊，第281—282頁） 華人在南洋的政治勢力 當時華人在海外，握有政治勢力的也很多。譬如梁道明在三佛齊，閩、粵軍民，渡海從之者數千家，雄視一方。明成祖遣使招致，道明即隨使來朝。以副頭目施進卿代領其眾。其時又有個陳祖儀，在舊港做頭目，專劫往來客人。鄭和遣人招諭，祖儀卻潛謀襲擊，進卿告知鄭和，把他擒獲，就在舊港設立宣慰司，用進卿為使；進卿死後，還傳女施二姐；則中國竟在南洋施行土司制度了。此類在南洋有勢力的華人還很多。西人東來以後，也還有能和他們奮鬥的。 民族拓殖南進優於北進 以民族拓殖的成績而論，通先後而觀之，則我族南進之力，似優於北進。中國的文明，本植根於黃河流域，其北進者，當戰國之世，即已拓展至今之熱、察、綏及遼寧。其後遂無甚進展，甚至並此諸地，而有時亦不能保。南進者則長江、珠江、閩江諸流域，次第凝合為一體。中南半島及南洋群島，雖未能如此，然吾族在其地之勢力，仍極鞏固，已如前述。此其成績，相去可謂甚遠，蓋一由地利之殊，一亦由近代物質文明高度發達以前，耕稼及工商之國，皆不能抵禦遊牧民族的侵略，而蒙古地方，又適為東洋史上的侵略地帶之故，此固無足為異。（《論外蒙古問題（上、下）》，原刊《平論半月刊》1945年12月第7期，1946年1月第8期） 拓殖的成績 綜觀華人拓殖的成績，實可說在世界諸民族之上，不論寒冷和炎熱的氣候，我們都能耐得住，這一點，尤為特出。所以不論南進北進，成績都是好的。現在雖因國力不足，暫居他人羈軛之下。然其他的民族，既然多數是中國人，則論民族自決主義，其地的主權，自然應屬之於我，這一點，是任何人不能不承認的，只要我國民，能夠為長期間的奮鬥就是了。 第三十二章 元明之文化與社會狀況 到十五六世紀間，王守仁出，而學風才一變。王守仁的宗旨，是以人心的靈明為「知」，這個知，是生來就有的，無待於學，所以謂之「良知」。良知是能夠知是知非的，只有昏蔽，不會喪失。如此，憑你在「事上磨鍊」也好，「靜處體悟」也好，簡單直捷，一了百了。這真是理學中最後最透徹之說。明朝末年，顧炎武、黃宗羲等大儒出，學風又有轉變。顧炎武的特色，在於（一）博學，（二）實事求是，（三）講求實用。與炎武同時幾個明末的大儒，都是想做實事的。這時代的社會經濟，頗為可憐。建設的情形，實在有些退化了。這一由於地方的款項，多提歸中央；一由於北方遭外族長期占據的結果。 元明時代的學術思想 元明時代的學術思想，是承宋朝而漸變的。理學本興起於北方，然到南宋時北方反而絕跡了。元兵下湖北，得儒者趙復，北方的學者，多奉以為師。程、朱之學，乃復行於北。直到十五六世紀間，王守仁出，而學風才一變。王守仁的宗旨，是以人心的靈明為「知」，這個知，是生來就有的，無待於學，所以謂之「良知」。良知是能夠知是知非的，只有昏蔽，不會喪失。人只要時時磨礪他，使他晶瑩，遵照他的命令做就得了。這個便喚作「致良知」。這是何等簡易直捷的方法。 王守仁的「致良知」 王守仁之說，是承陸九淵之緒，而又將他發揮光大的。所以後來的人，亦把他和九淵並稱，謂之陸王，和程朱相對待。守仁之說，以心之靈明為「知」，為人人所同具。無論如何昏蔽，不能沒有存在的。此「知」是生來就有的，無待於學，所以謂之「良知」。人人皆有「良知」，故無不知是非之理。但這所謂「知」，並非如尋常人所謂「知」，專屬於知識方面。「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知其惡，自然就惡，知其善，自然就好。決非先知其惡，再立一個心去惡；先知其好，再立一個心去好的。好之深，自然欲不做而不能自已；惡之甚，自然萬不肯去做。所以說「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說「知行合一」。既然知行就是一事，所以人只要在這「知」上用功夫，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時時提醒「良知」，遵照他的指示做：莫要由他昏蔽，這個便是「致良知」。如此，憑你在「事上磨鍊」也好，「靜處體悟」也好，簡單直捷，一了百了。這真是理學中最後最透徹之說，幾經進化，然後悟出來的。（《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上冊，第295—296頁） 理學家的流弊，在於空疏；王學既行，更加以「猖狂妄行」之弊；人心就要窮而思返了。加以明朝末年，內政腐敗，外敵憑陵；所以顧炎武、黃宗羲等大儒出，學風又有轉變。顧先生做《日知錄》，說：「有亡國，有亡天下。國之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他所謂「國」，就是現在所謂王朝；所謂「天下」，就是所謂國家，這是給民族主義以何等的意識。黃先生《明夷待訪錄》，對於君主政體，痛下攻擊，也是專制時代的人所不能言，不敢言的。此外，他們關於根本問題的議論還極多。而他們讀書又極博，一洗前此空疏之弊，又為清朝的考據學，導其先路。 顧炎武的特色 顧炎武的特色，在於（一）博學。他於學問，是無所不窺的。看他所著的《日知錄》，便可以知道。（二）實事求是。無論講什麼學問，都不以主觀的判斷為滿足，而必有客觀的證據。看他所著的《日知錄》《音學五書》，便可知道。（三）講求實用。與炎武同時幾個明末的大儒，都是想做實事的，不是想談學問的。所以他們講學問，也帶有實用的色彩。看顧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便可以知道。與炎武同時的黃宗羲、王夫之、顏元、劉獻廷等，都帶有這種色彩。（《白話本國史》第四冊，第103頁） 元明時代的文藝 文藝，大體也承宋人之風。其最有特色的，是戲曲同平話。古代俳優、歌舞、百戲，各為一事。優伶專以打諢、取笑為主。歌舞不演故事。扮演只百戲中間有。南北朝以來，才漸有以扮演兼歌舞的，然辭句和動作，仍不合所扮的人的身份。元朝的南北曲，才合三者為一，造成現在的舊劇。宋朝人的說話，就是現在所謂說書。說書的人，是各有其底本的；後來把這底本略加塗飾，就成為現在的平話。（現在通稱為小說。然小說的名目，包括很廣，平話只可算其中的一種）再進一步，就可專為閱讀而著作了。此等文字，從元明以後，日趨興盛，實為現代平民讀物的大宗。 白話小說 駢散文與詩，皆為宋代之貴族文學。詞雖可歌，其辭句亦不盡與口語相合。然當時自有以白話著書者。其大宗為儒、釋二家之「語錄」及「平話」。語錄與文學無涉，而平話則為平民文學之大宗。平話即今人所謂白話小說，此等原用為說話之底本，非以供娛情者之目治，然歲月久而分化繁，遂亦成為可以閱讀之書矣。此近世白話小說之緣起也。白話小說進化之途有二：（一）則真實之言愈少，而捏造妝點之言愈增。（二）則口語之成分日減，目治之成分日增。小說原於口說，後乃變為目治之物。口舌筆札，勢不能盡相符合。於是專供目治之小說，與備說書人之用之底本，機勢亦日趨變異。（《宋代文學》，第103—104、110、119頁） 元明時代的社會階級 元朝在中國時，民族間不平等的待遇頗多。其尤為暴虐的，則是行軍之際，以俘虜為奴婢。這本是很不合理的，而元朝諸將，還要把降民詐稱俘虜，漢人入奴籍的就更多（見趙翼《廿二史札記》「元初諸將多掠人為私戶」條）。直到明朝，此等蓄奴的風氣，還不能免；而明時紳權特重，士大夫居鄉的，都非常暴橫，也是元時異族壓制，遺留下來的惡習。 元時輸入的宗教 元時外國的宗教，輸入的也頗多。然最尊重的為喇嘛教，元世祖奉八思巴為帝師，為西藏宗教興起之開始。但那時尚屬紅教，到明成祖時，宗喀巴創立黃教，傳授達賴、班禪二喇嘛，青海、西藏、西康、蒙古，次第信從，遂有今日之盛了。基督教當元世祖時，許在北平設立教堂，但信他的也多是蒙古人，所以元亡而遂絕。只有回教在這時代，是呈相當的盛況，而元亡以後，亦還能保其相當的地位的。原來元朝所用的色目人，以西域人為最多，西域人大概是回教徒，他們多數和居住在天山南路的畏兀兒人同族，所以傳播較為容易。他們的保守其宗教，又比別種教徒，來得堅固些。現在西北、西南，回族遍布，各地方亦都有回教信徒，實在是開始於元代的。 元明時代的社會經濟 這時代的社會經濟，是頗為可憐的。顧炎武《日知錄》說：「天下州之為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為唐舊創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可見這時代，建設的大概情形，實在有些退化了。這一由於地方的款項，多提歸中央；一由於北方遭外族長期占據的結果。武力的不競，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呀！但是在這時代，也有一件事情，值得紀念的，那就是木棉之利的普及於全國。宋以前，木棉的種植，只限於交、廣一帶。宋末，才漸漸移殖到江南。有一個黃道婆，從崖州到松江，教人民以紡織之法，從此以後，木棉就衣被蒼生了。山東運河的開成，也算這時代一件大事。 木棉的推廣 麻、絲的使用，自然是一個大發明。絲的使用，起於黃帝元妃嫘祖（說不足信）。麻的發明，起於何時，亦無可考。知用麻、絲之後，織法的發明，亦為一大進步。現在衣服材料，為用最廣的是木棉。其普遍於全國，是很晚的。此物，《南史·林邑傳》謂之吉貝，誤為木本。《新唐書》作古貝，才知為草本。《南史》姚察門生送南布一端，白居易《布裘》詩「桂布白似雪」，都是指棉布而言。但只限於交、廣之域。宋謝枋得《謝劉純父惠木棉》詩：「嘉樹種木綿，天何厚八閩？」才推廣到福建。《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江、江東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則推廣到長江流域了。其所以能推廣，和紡織方法，似乎很有關係的。《宋史·崔與之傳》：瓊州以吉貝織為衣衾，工作由婦人。陶宗儀《輟耕錄》說：松江土田磽瘠，謀食不給，乃覓木棉種於閩、廣。初無踏車椎弓之制。其功甚難。有黃道婆，自崖州來，教以紡織，人遂大獲其利。木棉嶺南久有，然直至宋元間才推行於北方，則因無紡織之法，其物即無從利用，無利之可言了。所以農工兩業，是互相倚賴，互相促進的。（此節略據《陔余叢考》）（《呂著中國通史》上冊，第242、243、244頁）明清之交，始及於黃河流域，棉織之自南輸北者大減，民頗受影響，吳偉業曾作七古詠及之。民國初，浙江雲和縣之下流社會，冬尚未知衣棉。一物之傳，其難如此。（《本國史（元至民國）》，見《呂思勉文史四講》，第93頁） 從宋到明幣制的變遷 中國的幣制自漢以前，本來金、銅並行（戰國時已有用金的法子。譬如孟子之齊，齊饋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饋七十鎰而受，於薛饋五十鎰而受。秦人散金行間以圖六國，可為戰國用金之證。後來秦並中國，制幣為二，黃金以鎰計，銅錢重半兩。是為漢以前金銅並用之證），其時銅錢價貴，黃金除豪商、貴族外，人民是不很有的。後來貿易發達，銅錢增多，價格漸跌；黃金卻因佛教輸入，寫經、塑像，消耗甚多，漸漸的減少了。乃於銅錢之外，兼用布帛。布帛是不能久藏的，且亦嫌其笨重，北宋時，四川乃發生紙幣，謂之「交子」（交子是貨物交換媒介的意思。先是唐憲宗時代，已有一種「飛錢」制的發生。宋代官商，都感到旅行帶多數的錢，累重不便，私自為券，是為「交子」），由富人主持其事，擔任兌現。行之久，富人窮了，付不出現來，爭訟繁興，乃改由公家發行。宋、金、元、明四代都用他。宋人謂之「交子」「會子」「關子」，金、元、明都稱「鈔」。因歷代都不免於濫發，價格都跌落到不能維持，明朝宣宗時候，就把他收回燒毀，不再行用了。紙幣既跌到不能行使，銅錢又已絕跡，人民乃不得已而用銀。其事起於金朝末年（事在金哀宗正大年間。正大，自公元一二二四至一二三一年。銀的初起，是因銅錢被紙幣驅逐淨盡，用來代銅錢，以便小額交換的；不是因銅錢價格太低，而兼用銀子的），到明朝廢鈔票後，就賦稅也漸次收銀了，然只是用私量的法子行使，始終沒有鑄造。和銅錢，亦聽其各以本身的價格漲落，始終沒有厘定主輔的關係或比價。 隋唐後幣制之變遷 隋唐之世，宇內清平，交易復盛，銅錢感覺不足：國家既無此大量之經費整理，私鑄、私銷亦不能禁絕。既苦不足，又病紊亂。而交易之額日巨，銅錢運輸，又覺不便。於是唐中葉後有飛錢，宋初有交子。飛錢乃後世之匯兌，交子則兌現之紙幣也。由民間自為，而其後皆由政府之干涉，以至失敗。貨幣為量物價之尺，其本身之價格宜劃一而不宜紛歧。金銀銅鐵，本身同為實物，價格自難齊一。與其以兩種以上之金屬為主輔幣，而設法維持其比價，自不如以一種金屬為貨幣，而以紙代表其巨數。故飛錢、交子之興，實合於貨幣進化自然之趨勢，而為政府利用之以籌款之策所破壞。紙幣既跌價不復可用，銅錢又被驅逐幾盡而不能恢復，乃不得不代之以銀。此事起於金之末年，至明宣宗時盡廢鈔幣而大成。故中國之用銀，乃所以代銅錢供零星交易之用，非以錢質量值輕；而以銀與之相權。故對於以銀為主幣，視銅錢為輔幣之理（即視銅錢之本身無價格，而視為銀幣之幾分之幾），始終不能了解。至前清末年，欲行銀本位制，始終多所扞格，直至法幣行，而貨幣政策乃告成功。（《本國史複習大略》，見《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655—656頁） 第三十三章 本期結論 從秦始皇統一起，到明末止，為時約近二千年。這二千年中，我國獨立為東亞的一個大國；四周諸國，文化程度，皆出我之下；此種情勢，始終沒有變更。對北族的民族鬥爭，我國盛強時，則能把他們征服；衰亂時，就不免反受其害。論經濟狀況，商業資本，始終是最活躍的。中國幅員廣大，而勞力低廉，只要擴充銷路，就有利可圖了。正不必要想到節省勞力，以謀減輕成本，所以幾千年來，大家不向使用機器上著想；即有聰明的人，偶爾想到，也不會被利用，而不久就失傳了。這是中國人不能進於工業資本的原因。因為國太大了，人民參與政治，其勢無從實行。政府監督之力，有所不及。多所興作，往往反致民累，結果釀成政治上的一種「惰性」。 本期的民族鬥爭 從秦始皇統一起，到明末止，為時約近二千年。這二千年中，我國獨立為東亞的一個大國；四周諸國，文化程度，皆出我之下；此種情勢，始終沒有變更。國際上最劇烈的，就是對北族的民族鬥爭，我國盛強時，則能把他們征服；衰亂時，就不免反受其害；如漢之後有五胡，隋唐之後有遼、金、元是。 文明民族何以反被野蠻民族所征服 從來野蠻民族的勃興，和文明民族文化的傳播，實在極有關係。在東西歷史上，文明民族，都受野蠻民族的蹂躪。如中國之於遼、金、元、清，希臘之於馬其頓，羅馬之於日耳曼。說者多以為野蠻民族性質強悍，勇於戰鬥之故。其實不然，單靠勇於戰鬥，是不能征服人家的。然則其原因在哪裡呢？我說這在社會組織上。因為我們的社會，是在病態中進化的。一方面，文明程度，固然逐漸加高；一方面，組織病態，亦在逐漸加深。所以以文明程度論，固然文明人優於野蠻人；以社會組織論，實在野蠻人勝於文明人。我們說具體一些的話：在政治上，我們有陽奉陰違之弊；又有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的弊。假使在兩軍相當之際，我們的將帥，就可以找一句推託的話，逗撓不前；我們的軍需官，甚而可以藉圖私利。這許多事情，在野蠻社會裡，大抵是很少有的。關於這一點，古來的人，也早就見到。譬如在《史記·秦本紀》里所載由余對秦穆公的話，《匈奴列傳》里所載中行說（當時的一個漢奸）詰難漢使的話，都是這一個道理。歷代文明民族，和野蠻民族相爭之時，文明民族裡所謂內奸，總是很多；甚至有倒戈以攻其祖國的；而野蠻民族中，此等現象，卻極少。就可見得文明社會病狀的深刻。因為病狀深刻，所以其社會中的分子，利害和社會全體相反的多了。所以文明民族的文明，向野蠻民族傳播，達到一定的程度，文明民族自身會有危險的，然則還是社會組織不正常的罪罷了。（《中國民族演進史》，第126、130頁） 本期的文化 文化：在本期中，也大有變遷。第一步，是諸子百家之學，均居次要，而儒家處於獨尊的地位。第二步，是印度哲學輸入，在思想界占重要的地位。第三步，便是儒、釋思想調和，而發生一種新哲學了。以宗教論：則固有的崇拜對象，集合而成道教，和專講人倫日用的儒教，出世的佛教，鼎峙而稱三教。其餘外國的宗教，輸入的也還不少，但不占重要的位置。 本期的經濟和社會組織 論經濟狀況，在本期之中，商業資本，始終是最活躍的。因為從統一以後，各地方的聯結，已經密切，各地方的人，已經非互相倚賴不能生存了。雖然偏僻之處，保存其自給自足的狀況的，也不是沒有，然在全國中，是不占重要的地位的。從商業資本再進一步，就可達到工業資本了，然必銷路暢旺，工價高昂，感到人力的不足，才會想到利用機器。中國幅員廣大，而勞力低廉，只要擴充銷路，就有利可圖了。正不必要想到節省勞力，以謀減輕成本，所以幾千年來，大家不向使用機器上著想；即有聰明的人，偶爾想到，也不會被利用，而不久就失傳了。這是中國人不能進於工業資本的原因。社會組織當封建制度初崩潰時，人心上還覺得很不慣，要想回復他。經過王莽的擾亂，也就無人再敢提及，習而安之了。 本期的政治 本期的政治，始終是採取放任主義的，所以一切事情，不免廢弛，這也有個不得已的原因：因為國太大了，人民參與政治，其勢無從實行（中國民權遺蹟，都在古代；後世國家擴大之後，就沒有了。這並非理論上以為不該有，只是限於事實，無從行使）。政府監督之力，有所不及。多所興作，往往反致民累，結果釀成政治上的一種「惰性」。既集大權於君主一身，其勢不得不圖控制之便，於是治民之官日少，治官之官日多（顧炎武語，見《日知錄》。如地方自治廢弛；漢於郡縣之上，又加州牧，元於路府之上，再加行省都是），尤以亂世為甚，一個控制不住，就成尾大不掉之勢，如後漢和唐代的末年就是。這個喚作「外重」。然反之，中央政府的權力太大，沒有人能裁製他，則淫昏之君，甚至於奸佞之臣，以及宦官女謁等，又皆能為所欲為，民被其毒。總而言之：專制君主，本不是良好的政體，這二千年來，政治上的受其弊，也可以說是很深了。 官僚與放任消極之政治 中國的政治，是取放任主義的。從前的政治家，有一句老話，說「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只這一句話，便表明了中國政治的消極性。中國的政治，為什麼取這種消極主義呢？原來政治總是隨階級而興起的。既有階級，彼此的利害，決不能相同。中國政治上的治者階級，是什麼呢？在封建時代，為世襲的貴族。封建既廢，則代之以官僚。所謂官僚，是合（一）官；（二）士，即官的預備軍；（三）輔助官的人，又分為幕友、吏胥、差役；（四）與官相結托的人，亦分為紳士、豪民。此等人，其利害都和被治者相反，都是要剝削被治者以自利的。固然，官僚階級中，未嘗無好人，視被治階級的利害，即為自己的利害。然而總只是少數。這是因為生物學上的公例，好的和壞的，都是反常的現象，只有中庸是常態。中庸之人，是不會以他人之利為己利，亦不會以他人之害為己害的，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本位。社會的組織，使其利害與某一部分共同，他就是個利他者。使其利害和某一部分人相對立，就不免要損人以自利了。所以官僚階級，決不能廢督責。（督責二字，為先秦時代法家所用的術語。其義與現在所謂監察有些相似，似乎還要積極些）然中國地大人眾，政治上的等級，不得不多，等級多則監督難。任辦何事，官僚階級都可藉此機會，以剝民以自利。既監督之不勝其監督，倒不如少辦事，不辦事，來得穩妥些。在中國歷史上，行放任政策，總還可以苟安，行干涉政策，就不免弊余於利，就是為此。因此，造成了中國政治的消極性。（《中國近世史前編》，見《中國近代史八種》，第148—1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