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中國史 · 第一編 上古史

第一章 太古之傳說 歷史，是要有了文字，才會有的。沒有文字以前，就只得憑向來的傳說，加以幼稚的思想，把他附會聯貫起來了。然而傳說雖然幼稚，其中總也包含著些思想和事實。中國古代，較確實的傳說，是和火的發現同時的。所謂三皇，第一個是燧人氏，便是發明取火的法子的。第二個是伏羲氏，他製造網罟，教人民打獵、捕魚。第三個是神農氏，就要教人民種田了。 傳說的價值 地球的有人類，已經幾十萬年了；人類的有歷史，卻不過幾千年。因為歷史，是要有了文字，才會有的。沒有文字以前，就只得憑向來的傳說，加以幼稚的思想，把他附會聯貫起來了。然而傳說雖然幼稚，其中總也包含著些思想和事實。現在科學發達了，歷史不完備的地方，可以借別種科學來補足。如地球如何生成？生成之後，有何變化？可以藉助於地文學和地質學。地球上什麼時代有生物？又什麼時代才有人類？有了人類之後，又是如何進化的？可以藉助於古生物學和人類學。如此，歷史的年代，就漸漸的延長了。根據著這種眼光來看古代的傳說，我們就愈覺得有味。 歷史年代 歷史之有年代，猶地理之有經緯線也。必有經緯線，然後知其地在何處；必有年月日，然後知其事在何時。舉一事而不知其時，即全不能知其事之關係矣。然歷史年代，有難言者。今設地球之有人類，為五十萬年，而列國史實，早者不越五千年，有確實年代者，又不及其半，是則事之有時可記者，不及二百分之一也。況於開化晚者，所記年代，尚不及此；又況蒙昧民族，有迄今不知紀年之法者邪？以曆法推古年代，本最可信，然昔人從事於此者，其術多未甚精；古曆法亦多疏舛；史籍記載，又有訛誤；故其所推，卒不盡可據也。先史之世，無年可紀，史家乃以時代代紀年。年代愈古，則材料愈乏，而其所分時代愈長。看似粗略，然愈古則演進愈遲，變異亦愈少，據其器物，固亦可想見其大略也。（《先秦史》，開明書店1941年版，第32、39頁） 進化的三時期 人是會使用工具的，研究人類學的人，就把他所用的工具，來分別他進化的時代。最初所使用的，大抵是天然的石塊，雖然略加改造，離天然的形狀，總還是很近的。這個喚做「始石器時代」。後來進步了，便會把天然的石塊，改造成自己所要用的樣子，喚做「舊石器時代」。再後，並能造的很精緻了；這個喚做「新石器時代」。石器時代所用的錘、刀、鏃等物，看似粗劣，卻幫助人類做成了許多東西；而且在對動物的鬥爭上，很是有利。用火，也是人類的最大發明。有了火，人就可以得光明，得溫暖；也可以做防衛和攻擊的手段。而其關係尤大的，則是易於將東西改造，譬如天然露出的金屬，給人類取得的，就可以把他打成器具。就是和土混雜的，亦可借火的力量，把土燒掉了取出來。如此，就漸漸的先進於用銅，後進於用鐵了。人類進化的步驟，大略如此。 社會演進的等級 社會的演進，可以從多方面觀察，而用種種標準，以分別其演進的等級。但是人類最急切的問題是求食；而其所以能高出於其他動物，則因其能使用器械。所以用人類取得食物的方法，和其所使用的器械的不同，來分別他演進的等級，是最切要的。用取得食物的方法來分別，可以分為：（一）搜采，（二）漁獵，（三）農業、牧畜時代。以其所使用的器械為標準，則可分為：（一）石器，（二）銅器，（三）鐵器時代。大約漁獵時代，還只能使用石器；到農牧時代，漸能使用銅器和鐵器了。（《中國民族演進史》，亞細亞書局1935年版，第34頁） 三皇的傳說 中國古代，較確實的傳說，是和火的發現同時的。古代傳說，開天闢地的叫做盤古。（此系秦漢間的傳說，見任昉《述異記》及徐整《三五曆紀》，系據《繹史》卷一《開闢原始》篇轉引）其次有所謂三皇（三皇五帝異說甚多，本書三皇之說，系據《尚書大傳》；五帝之說，系據《史記·五帝本紀》。欲知其詳，可參看拙撰《白話本國史》第一編第二章，商務印書館本） ，三皇第一個是燧人氏，便是發明取火的法子的。第二個是伏羲氏，他製造網罟，教人民打獵、捕魚。第三個是神農氏，就要教人民種田了。 傳說的君王可代表進化中的一個階段 古代的傳說，總把社會自然的事情，歸功於一兩個人，尤其是酋長身上。但是古代的君主，都以德為號。（這是服虔之說）所以所謂某某氏、某某氏，亦可說是並無其人（至少雖有其人，而不關重要），而其名稱，只是代表進化中的一個階段。神話姑不必論。古代傳說的君主，較有事跡可征的，是巢、燧、羲、農。巢是有巢氏，教民構木為巢的。燧是燧人氏，教民鑽木取火的。羲是伏羲氏。伏羲，亦作庖犧。從前的人，說他是畜牧時代的酋長，這實在是望文生義。伏羲的正當解釋，見於《尚書大傳》中［《尚書大傳》，是西漢初年伏生所撰。伏生名勝（漢人言生，如今人言先生），還是秦朝的博士，是漢朝傳《尚書》的第一個經師，所以其說較古而可信］，是「下伏而化之」之義。至其事業，則《易經·繫辭傳》，說他「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其仍在漁獵時代可想。至於神農二字，則古人本多當農業或農學的意義用，神農氏為農業時代的君主，那就不言可知了。（《中國民族演進史》，第35—36頁） 第二章 中華民族之建國 漢族在太古時代，似乎分為兩支：一支在河南的，是燧人、伏羲、神農，從漁獵進化到農耕。一支在河北的，則以畜牧為業，這就是黃帝之族。當神農氏的末年，兩族曾起過一次衝突，就是所謂阪泉、涿鹿之戰。其結果，黃帝之族得利，從此以後做共主的，就都是黃帝的子孫。雖然古代的天子，未必有多大權力，然而共主的統緒，相承不斷，我國建國，就此放下基礎了。 搜集、漁獵、畜牧、農耕四時代 人所以維持其生命的，最緊要的便是食，而取得食物的方法，亦隨時代而不同。最初只是到處遊行，遇見可吃的東西，就取來吃，這個喚做搜集時代。進步些，能和動物鬥爭，則入於漁獵時代。一定的地面上，可供漁獵的動物，是有限的，有時候還不能漁獵；所以在這時代的人，常常挨著飢餓。於是在草原之地的，進化而為畜牧；在山林川澤之地的，就進化而為農耕。 農耕即孔子所言的大同時代 《禮運》所載孔子論大同之言，業已人人耳熟能詳：「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更簡而言之，便是「養生送死無憾」六個字。老子說：「郅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老死不相往來，用現在人的眼光看起來，固然不是美事。然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卻是不易得的。這頗可與孔子論大同之語，互相發明了。從遊牧再進到耕農，則人類的生活，益形寬裕；而其性質，亦因之大變。這實緣其所操事業之平和，而其生活程度，亦遠高於舊時之故。孔、老所想望的境界，大抵即在此時。（《中國社會變遷史》，見《呂思勉遺文集》下冊，第154、157、160頁） 國家的起源 國家不是最初就有的，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才建立起來的。搜集時代，不必說了。就漁獵時代，文明程度，也嫌太低；而且因受食物的制限，所團結的人，亦覺得太少。遊牧時代，團結的人固然多了；文明程度，也固然較高了；畢竟是逐水草而居，和一定土地的關係不密切。農耕社會，則又內部太覺平和，分不出治者和被治者的階級來（古代的農業公產部落，內部的關係，是很平和的。孔子所謂大同，大概就指的這個時代。可參看拙撰《大同釋義》，見《文化建設雜誌》第一卷第九、第十兩期），所以往往不能形成國家。國家最普通的起源，是畜牧和農耕兩種部落的結合。原來畜牧民族，性喜侵略，往往把農耕民族征服。而農耕民族，安土重遷，寧願納貢表示服從，而不願意逃走。遊牧民族，就始而徵收其貢品；繼並遷居其部落之內，代操其治理之權，形成治者和被治者的關係，國家就於此成立了。這是政治學家的成說，返觀我國的古史，似乎也是符合的。 由大同入小康 大概農業社會，衣食饒足；其人所從事的事業，又極和平，所以其性質最為善良。對外多能「講信修睦」，內部更其不分彼此。孔子所說的大同時代，大約就是指此等部落而言。假定有兩個部落，互相爭鬥，一勝一敗，敗者的財產，就要為勝者所有，連人也做了他們的奴隸了。如此，便生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階級來。即使沒有征服和被征服的關係，一部落中，治者的權力，也會日漸擴大，至於與被治者分離。古代的國家，大概是如此造成。（《初中標準教本 本國史》第一冊，上海中學生書局1935年版，第20、21頁） 部落互相接觸，兵爭漸起，發生征服與被征服之關係。而各部落之內部，執掌政權及富有財產者，權力漸顯，地位亦漸高。社會則漸降而入小康之世矣。（《高中複習叢書 本國史》，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8頁） 中華民族的起源 地球上的人類，其初該是同出一源的。因為環境的不同，影響到容貌上，而分為許多種族；又因文化的不同，而分為許多民族。中國大陸，在古代是有許多民族，雜居其間的。而在黃河流域的華族（中華民族的起源地，說者各有不同，但以從中亞細亞遷來逐漸到黃河流域之說，比較近是。自從民國十年以來，北平西南的周口店，發見一種猿人遺骨，稱為北京人，又名中國猿人，推算年代，當在五十萬年至百萬年左右。似乎中華民族的祖先，就發源於中國本土。或者極古時候已由中亞遷來了），就是後來稱為漢族的，文明程度最高。漢族在太古時代，似乎分為兩支：一支在河南的，是燧人、伏羲、神農，從漁獵進化到農耕。（普通以伏羲為遊牧時代的酋長，乃因「羲」又作「犧」，「伏」又作「庖」，因而生出「馴伏犧牲」「取犧牲以充庖廚」等曲說。這是不對的。伏羲二字，乃「下伏而化之」之義，見《尚書大傳》）一支在河北的，則以畜牧為業，這就是黃帝之族。［《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人眾）兵（軍械、師兵、猶言武裝的徒眾）為營衛。」所以知其為遊牧民族］當神農氏的末年，兩族曾起過一次衝突，就是所謂阪泉、涿鹿之戰。（據《史記·五帝本紀》說：神農氏這時候衰弱了，諸侯互相攻擊，神農氏不能征討，諸侯之中，蚩尤氏最為暴虐。黃帝和蚩尤戰於涿鹿，把他擒殺。又和炎帝戰於阪泉，三戰然後得勝。諸侯乃共尊黃帝為天子）其結果，黃帝之族得利，從此以後做共主的，就都是黃帝的子孫。雖然古代的天子，未必有多大權力，然而共主的統緒，相承不斷，我國建國，就此放下基礎了。/書 分 享 公 眾 號 晚 霞 書 房 炎、黃之際為世運一大變 《戰國策·趙策》曰：「宓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擅殺》曰：「今足下以湯、武為不義，然則足下所謂義者，何世之君也？則答之以神農。」若是乎，自古相傳，咸以炎、黃之際，為世運之一大變也。案《戰國·秦策》：蘇秦言神農伐補遂，《呂覽·用民》謂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說苑·政理篇》同。則神農之時，亦已有徵誅之事。蓋神農氏傳世甚久，故其初年與末年，事勢迥不相同也。然此等爭戰，尚不甚劇，至炎、黃之際，而其變益亟。（《先秦史》，第57頁） 第三章 唐虞夏商之政教 黃帝還以遊牧為業，到唐堯時候，就已經改事農耕了。堯、舜的禪讓，禹的治水，都是給後世的人心以很大的影響的。禹之子啟，即天子位，而唐虞時代的「官天下」（禪讓制度），就一變為「家天下」（世襲制度）。夏、商兩代，可考見的事情，還不很多。論其大略，則古書多說「夏尚忠，商尚質」。可見其時的風俗，很為樸實；而生活程度，也還不高。夏代約四百年，為商所滅；商代約六百多年，為周所滅。商代君主多兄終弟及，和周朝傳子之法不同。 唐虞時代的情形 立國是要有兩種力量的：一種是文化，一種是武力。古代炎、黃二族，論文化，似乎炎族較優；論武力，似乎黃族較強。兩族合併之後，中華民族，就可以發揚其光輝了。炎、黃二族，大約本來是很接近的，所以同化很為容易。黃帝還以遊牧為業，到唐堯時候，就已經改事農耕了。何以見得呢？因為《書經》第一篇《堯典》，是記載堯時候的事情的。其中載堯命羲、和四子，分駐四方，推步日、月、星辰，製成曆法，以教導農民。可見其時對農業，已經很重視了。所以這時代的政教也很有可觀。 堯舜的禪讓 堯、舜的禪讓，禹的治水，都是給後世的人心以很大的影響的。據《書經》上說：堯在位七十年，因年老，倦於政事，要想傳位給當時管理四方諸侯的官，喚做四岳的，四岳不敢承允。這時候，虞舜尚在民間，因其有德行，眾人共舉他。堯乃舉舜，試之以政事。後來就使他攝政，傳以天子之位。堯死後，舜讓避堯的兒子。諸侯都歸向舜，舜才即天子位。後來用同樣的手續，傳位於夏禹，禹即位之後，也是預定將王位傳給益的。而禹之子啟賢，天下都歸心他，啟遂即天子位，而唐虞時代的「官天下」—禪讓制度，就一變為「家天下」—世襲制度。 堯舜禪讓之說 堯舜禪讓之說，予昔極疑之，嘗因《史通》作《廣疑古》之篇。由今思之，昔時所疑，蓋無甚得當者。唯果謂堯、舜、禹之禪繼，皆雍容揖讓，一出於公天下之心，則又不然。《韓子》所引史記之文，即其明證。古代史事，其詳本不可得聞。諸子百家，各以意說。儒家稱美之，以明天下為公之義；法家詆斥之，以彰奸劫弒臣之危。用意不同，失真則一。昔人偏信儒家之說，以為上世聖人絕跡後世，其說固非；今必一反之視為新莽、司馬宣王之倫，亦為未當。史事愈近愈相類，與其以秦漢後事擬堯舜，自不如以先秦時事擬堯舜也。自周以前，能讓國者，有伯夷、叔齊、吳泰伯、魯隱公、宋宣公、曹公子喜時、吳季札、邾婁叔術、楚公子啟之倫。既非若儒家之所云，亦非若法家之所斥。史事之真，固可據此窺測矣。然儒家所說，雖非史事之真，而禪繼之義，則有可得而言者。《書》說之傳者，今唯《大傳》，而亦闕佚已甚。歐陽、夏侯三家，胥無可考。自當以《孟子》為最完。今觀其說，則先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之議，然後設難以明之。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舜禹之王，必以朝覲訟獄之歸，啟之繼世亦然也。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故曰：「唐、虞禪，夏後、殷、周繼，其義一也。」（《禪讓說平議》，原刊《古史辨》七，開明書店1941年版，第268、269—270頁） 禹的治水 當堯的時候，天下有洪水之患。舜攝政，舉禹，叫他去治水。禹乃先巡行各處，看定了地勢，然後用疏浚之法，導小水使入大水，大水使入海。當時獨流入海的，是江、淮、河、濟四條水，謂之「四瀆」，為諸水之宗。 治水的三階段 朱子說：禹的治水，只有《書經·皋陶謨》即今本《益稷》中，「予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幾句話最可信。川是自然的河流，畎澮則人力所開的水道，海乃湮晦之義，距離較遠，而其地的情形，為我們所不知之處，則謂之海，所以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是多數的意思。「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只是把人力所成的溝渠引到大河裡，又把大河通到境外罷了。治水最早的法子，該是堤防，這原是最易見到的，然久之就覺得其不妥，不順著自然力的方向去利用他，而要與之相爭，這總是不行的，於是就從堤防進步到疏浚。古書上說鯀治水的失敗，禹治水的成功，就是代表這一個觀念的，未必是當時的事實。然而疏浚的工程太大，人力實不能勝，奈何？於是有（明）潘季馴束水攻沙之法。束水攻沙者，河行到平地，流勢寬緩，將未顯出堆積作用來時，我們則窄其道而束之，使其再顯出沖刷作用和搬運作用，於是從上流挾帶而來的泥沙都被搬走，不至堆積下來了，不和自然力爭鬥，亦不見他退縮，而即利用他的力量，來達到我們的目的，這確是治水最高的方法了。治水的三階段，恰代表了人類對付自然的三種態度。（《治水的三階段》，原刊上海《正言報·學林副刊》 1945年第 2期） 唐虞的政教 當禹治水的時候，益、稷兩人，都是他的輔佐。益把山澤之地，放火焚燒，禽獸都逃匿了。棄乃教民稼穡，契做司徒的官，又繼之以教化。契封於商，便是商朝的祖宗；棄封於邰，便是周朝的祖宗。（商，今陝西商縣。邰，今陝西武功縣） 夏商的興亡 夏啟即王位之後，傳子太康。因淫佚，為有窮國君羿所篡。後來羿又為其臣寒浞所殺。並滅夏朝的王相。相的兒子少康，才滅浞，號稱中興。堯、舜、禹三代，本來都是建都在太原的。少康復國之後，則似乎建都在河南，所以到夏桀時，其都城卻在陽城了（今河南登封縣）。夏代共傳十七主，約四百年，而為商所滅。商湯滅夏後，建都在河南的偃師。其地稱為殷，所以又稱殷朝。後來屢次遷都，亦都在黃河兩岸，共傳三十一世，約六百四十多年，至紂，為周武王所滅。 桀、紂惡政多附會 夏曾佑《古代史》曰：「中國言暴君，必數桀紂，猶之言聖君，必數堯、舜、湯、武也。今案各書引桀、紂事多同，可知其必多附會。」案謂言桀、紂之惡者多附會，是也。然謂附會之由，由於興者極言前王之惡，則誤以後世事度古人。古本無信史，古人又不知求實，凡事皆以意言之，正如希臘荷馬之《史詩》，宋、元以來之平話耳。或侈陳而過其實，或臆說而失其真，皆意中事。然附會之辭，雖或失實，亦必有由，不能全無根據也。就桀、紂言之，則紂之世近，而事之傳者較詳，桀之世遠，而事之傳者較略，故以紂之惡附諸桀者必多，以桀之惡附諸紂者必少。（《先秦史》，第127—128頁） 夏商的政教 夏、商兩代，可考見的事情，還不很多。論其大略，則古書多說「夏尚忠，商尚質」。可見其時的風俗，很為樸實；而生活程度，也還不高。又孔子說：「禹盡力於溝洫。」可見其時，對於農田水利，頗為講究。然而夏朝的稅法喚作「貢」，是取幾年收穫的平均數，以定每年應納的稅額，豐年不能多，凶年不能少。這個卻遠不如商朝的「助」法了。助法是把田分為公、私。只借人民的氣力，助耕公田，而不再稅其私田的，這個就是所謂井田之制。從前論稅法的人，都說他最好。又商湯死後，他的孫子太甲在位，因其不守成法，宰相伊尹曾把他放逐在桐的地方三年。太甲悔過，才把他迎接回來。而據孔子說：則商代新君即位，三年之內，是不管事的，百官都聽命於宰相。可見商代相權頗重；又商代的君主，多是兄終弟及的，亦和周朝傳子之法不同。 第四章 上古之文化與社會 人類最初的團結，是靠著血統的。論血統，也是以女子為主。中國的姓，最初就是代表女系的；到牧畜時代，生產漸漸以男子為中心。於是女子漸處於從屬的地位，姓也改而代表男系。文化漸次進步，住居相近的人，就漸漸的聯合起來了，這就是所謂部落。一部落之中，語言、風俗、信仰等，自然都相同。此等文化相同的人，就成為一個民族。民族以文化為標準，我國人從古就深知此義。所以《春秋》之義：諸侯用夷禮，就當他是夷狄；用中國之禮，就當他是中國。這個並不是孔子一人的私見，大概當時的風氣是如此。 食的進化 中國的進化，大約自三皇以來。其初所吃的東西，是草木之實，鳥獸之肉（見《禮記·禮運》）；和水中的蚌蛤等類（見 《韓非子·五蠹 》）。後來進化了，漸漸的知道吃各種植物，這個喚作「疏食」。［疏食二字古有兩義： （一） 其初因菜類較穀類為粗疏，所以對於穀食，而稱谷以外的植物為疏食； （二） 後來亦稱粗的穀類為疏食，更後乃以疏食專指粗的穀類，而別造蔬字，以為菜食之名。此處的疏食二字，是依第一義指谷以外的植物的，谷以外的植物，後世的人，不用為主食品，古人則不然。《管子·八觀篇》說：「萬家以下，則就山澤；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見當時，靠疏食還能養活許多人口］ 從疏食再進一步，就會穀食了，古書上說神農嘗百草，因而發明了醫學，這正是疏食時代的事。 衣的進化 衣服：最初所著的，是鳥獸的羽皮；或者把植物的葉子編起來，著在身上；這個喚作皮服和卉服（皮服、卉服的名詞都見《書經·禹貢》）。後來發明了利用植物的纖維，才會用麻。相傳黃帝的元妃嫘祖，是發明養蠶的（見徐光啟《農政全書》引《淮南蠶經》）。從此以後，又會用絲做衣料了。裁製的方法：最初只是用一塊皮，遮蔽下體的前面，這個就是所謂韍。連後面也遮蔽起來，就是所謂裳了。著在上身的喚。衣。有一種，把衣裳連在一塊的，喚作「深衣」。有袴管的：短的喚作褌，長的喚作袴。除童子外，沒有以短衣和袴為外服的。天子、諸侯、大夫、士等，朝服、祭服，都是衣裳分開的，平時則著深衣；庶人則徑以深衣為禮服。深衣是用白布做成的，不染色。（古代服，是講布的精粗的，不講顏色，平民穿的衣裳，都是本色，所以稱平民為白衣；就是貴族，在平時著的，也是白衣）戴在頭上的，最尊重的喚作冕，次之是弁，通常所戴的是冠。這冠和帶，是古人看得最重要的，所以中國人總自稱為冠帶之國。庶人亦用一塊巾裹著頭髮。腳上穿的喚作襪，襪以外又有履。冬天是皮的，夏天是葛的。又有綁腿，喚作「行縢」，亦喚做「邪幅」。 住的進化 居住，最初有兩種：一種住在樹上，喚作巢居；一種在地上掘一個窟窿，人住在裡頭，喚作穴居。進步些，能在地面做起一個土堆來，像現在的墳一般，則喚作「復」（見《詩經·綿》疏）。從巢居進化到會把樹木砍伐下來，照自己的意思，搭成架子；從穴居進化到會版築（先在兩面立了木版，牆要築到多少厚，木版的距離就是多少寬，把土填在版中間，然後築堅它），在這架子的四面，築起牆來；上面蓋著茅或瓦，就成功所謂宮室了。宮室的發明，據《易經·繫辭傳》上說，是在黃帝、堯、舜的時候。這時候，還發明了棺槨，而且會「重門擊柝，以御暴客」。 古以卑宮室為美談 古築城郭宮室，皆役人民為之，故以卑宮室為美談，事土木為大戒。崇宏壯麗之建築，歷代未嘗無之。然以中國之大言之，則其數甚微耳。又地處平原，多用土木而少石材。即用磚亦甚晚，故大建築之留詒者甚少。《日知錄》曰：「予見天下州之為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為唐舊創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致慨於「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此等足覘生計之舒蹙，治化之進退，誠為可憂。（《中國文化史六講》，寫於1929至1930年間，見《呂思勉遺文集》下冊，第138頁） 行的進化 當人住在山林中的時候，是只有人走出來的小路的，這個古人喚作蹊徑。這時候，遇見小的水，就徑在水裡走過去，喚作「徒涉」；大的水，就沒有法子了。後來住到平地上，路寬廣了，也平坦了，就可以利用牛馬，於是又發明了車，而且也發明了船。這等進化，據說也在黃帝、堯、舜時候。 工具的進化 和黃帝打仗的蚩尤，古書上都說他是「造兵的人」。「兵」，就是現在所謂兵器，古人是用銅做的。大約是炎、黃之間所發明。從周朝到漢朝，大概兵器是用銅，農器是用鐵。《易經·繫辭傳》上說：神農作耒耜，黃帝作弓矢，都是用木的（這時候的箭，大約是用石鏃的）。大約金屬雖然發明，還沒有能夠廣為利用。到了商代，才為金石並用時期，已有精巧的銅器，如鐘鼎之類留傳後世。相傳紂王曾作玉杯象箸，亦足征那時進化之程度了。 宗教和哲學思想 以上所說的，是物質方面的進化。至於精神文明，則古人所篤信的為宗教，而哲學思想，亦就伏羲畫八卦，該是古代所崇拜的八個神。大禹時代，又有五行之說。五行，大約是古人所認為萬物的原質的；借其相生相剋，來說明萬物的變化。 古人的五行說 古人說五行生成的次序是：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他的原理是：「以微著為漸。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從輕微不可見的氣，變成極博大的土，只是由於一種動力。一方面，固然由微而至著；一方面，也由著而仍至於微。氣固可以成形質，形質亦可以復返於氣。大概古人的意思，以為物質凝集的最緊密，就有質可觸；次之就有形可見；再次之，就並形而不可見，而但成為一種氣了。這種凝而復散，散而復凝的作用，是無時而或息的。所以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用現在的話解釋起來，「易」就是「動」，「乾坤」就是「現象」，就是咱們所能認識的，只是動的現象。總而言之，他徹始徹終，只是把一個「動」字，說明世界的現象。（《中國古代哲學與宗教的關係》，原刊《瀋陽高師周刊》第31、32期，1921年5月21、28日出版） 文字的發明 古書上多數說倉頡是造字的人，也有說他是古代帝王的，也有說是黃帝史官的。這都不確，因為文字本是迫於需要，眾人合力，慢慢創造出來的，古代人民，結繩記事，後來才有書契，為文字之始。最初多屬象形文字，如日字象日，月字象月，魚字象魚，鳥字象鳥。文化漸近，文字也漸多。遂有指事、會意、諧聲、假借、轉注五項以次出現，和象形稱為「六書」。（六書，除象形外，指事是直指其事，如上、下二字，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會意是體會字的意義，如武、信二字，止戈為武，人言為信。諧聲是半形半聲，如江、河二字，水旁為形，工可為聲。轉注是可以輾轉互注的字，如考可訓老，老亦可訓考。假借是一字兩用，如令為命令，又為司令，又訓賢良。長為長短，又為長官，又訓優長） 古代的氏族 人類最初的團結，是靠著血統的。當夫婦之倫未立時，人本來只知道母親，不知道父親是誰。後來夫婦之倫，雖然漸漸確立了，然而這時候，男子都是在外面，從事於戰爭打獵等事情。在後方看守器物、撫育兒童等事，都是婦女擔任的。所以這時候的家，完全是女子所有。論血統，也是以女子為主。這就是社會學家所謂女系氏族。中國的姓，最初就是代表女系的。馴伏動物，大概從來就是男子的事情。所以到牧畜時代，生產漸漸以男子為中心。農業雖說是女子發明的（農業為女子所發明，是現在社會學家之說，求之古書，也是有證據的，如古人祭祀時，男子所進的祭品是動物，女子所進的是菜果之類。初次相見所送的贄，男子是羔、雉等類，女子卻是榛、栗之類），到要開闢山林的時代，也就轉入男子手中了。於是女子漸處於從屬的地位，姓也改而代表男系。 古代姓氏之別 姓之始為女系，故於文「女生為姓」，如「姬」「姜」等字是也。其後女系易為男系，則姓亦用以表示男子之血統。而同出一始祖者，又有氏以表其支派，乃稱姓為正姓，氏為庶姓。古人姓氏各別，如齊大公姜姓，呂氏是也。姓百世而不更，氏數傳而可改。三代以前，大抵男子稱氏，女子稱姓。封建制度破壞，貴族譜牒淪亡，莫能審其得姓受氏之由，亦無新創之姓氏，而二者之別遂亡。（《高中複習叢書 本國史》，第24頁） 部落和民族 人是生來會合群的，所以其團結，並不以血統為限。文化漸次進步，住居相近的人，就漸漸的聯合起來了，這就是所謂部落。一部落之中，語言、風俗、信仰等，自然都相同。就是接近的部落，也會漸漸同化的。此等文化相同的人，就成為一個民族。 民族以文化為標準 所謂民族，本是以文化為標準的，並非有什麼種族的成見。我國人從古就深知此義。所以《春秋》之義，諸侯用夷禮，就當他是夷狄；用中國之禮，就當他是中國。這個並不是孔子一人的私見，大概當時的風氣是如此。所以同是一個國，當其未進化時，可以夷狄自居，及其已進化後，就以中國自居，而且以攘夷狄自任了。尊王攘夷，是當時霸主很重要的責任。因為（一）有一個共主，列國間的秩序，到底要容易維持些；（二）而野蠻之國的侵擾，又是文明之國的公敵。（《初中標準教本 本國史》第一冊，第46、47頁） 工商業的興起 使人分裂爭逐的是政治，把人連結起來的，是文化和經濟。在古代，各個部落，大概都是自給自足的，後來交通漸漸的便利了，人的欲望，也漸漸的增加了，就發生交易的事情。最初的交易，只是以物易物；沒有定期定地的。交易漸漸的繁盛了，就會約定時間和地方，像現在的市集一般。《易經》上說，神農氏日中為市，就是這個道理。這時候，貨幣也漸漸發生了，用作貨幣之物：大約漁獵民族是貝，遊牧民族是皮，農耕民族是粟、帛。金屬，因其便於收藏，易於分割，漸漸的為各種人民所愛用，就發生古代的錢刀。最初所交換的，大概都是天產品。因為這時候，用具粗劣，人人都會自造的。抑或一民族中，因原料的出產，或技藝的精良，所製造的東西，是別一個部落所沒有，或雖有而不及他好，這種製造品也會出現於市場之上。商業的刺激，是可以促進產業分化的；如此，各部落中，亦就慢慢地發生所謂工業家了。 工商的緣起及變遷 工業之緣起及變遷，若以大勢言之，則古代工業，率由官營，而後世漸變為民業，即其一大進化。蓋官營則能者少，民業則能者多；官營則唯守成規，民業則競矜智巧也。古代部落，率皆共產，力之出不為己，貨之藏不於己，取公有之物而用之，以己所有之物資人，皆無所謂交易也。唯共產限於部落之內，與他部落固不然，有求於他，勢不能無以為易，而交易之事起矣。往來日數，交易日多，則敦樸日漓，嗜欲日起，而私產之習漸萌。私產行，則人與人之相資亦必以為易，此則商業之所由廣也。（《中國社會史》，寫於192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7—28頁） 第五章 周之建國及其政教 周公平定東方之後，制禮作樂，歸政於成王。周朝文明的進步，大約就在這時候。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全盛時代。古代的部落漸相往來，就有互相攻擊的事。戰敗的國，對於戰勝的國，就要表示服從，盡朝貢等禮節。這是封建政體的第一步。再進一步，就要把他的舊君廢掉，改封自己的同姓、親戚、功臣等。封建時代，有貴族、平民的等級。從大夫以上，都是貴族做的；士以下才用選舉。教化，則在封建時代，大概是守舊的。一切舉動，都要謹守相沿的軌範。禮是生活的軌範。生活變了，軌範就不得不變。然而當時的所謂禮，卻未必能如此。人就有貌為敷衍，而心實不然的，這個就是所謂「文勝」。古書上多說「周尚文」，又說「周末文勝」，我們看這兩句話，就知道封建時代的風俗要不能保持了。 周朝的建國 夏、商以前，史事可考的較少，周朝就不然了。這一則因為年代較近，所傳的書籍較多；二則因為周朝的文化，更為進步之故。周朝從后稷、棄受封以來，似乎頗受外族的壓迫，但他始終能夠保持農業社會的文明。到周太王（古公亶父）以後，就強大起來了。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但還「以服事殷」。到武王，才合諸侯於孟津（黃河的渡口，在今河南孟津縣），把紂滅掉。這時候，周朝對東方權力，還不甚充足。所以仍把紂的地方，封其子武庚；而武王派三個兄弟去監視他（管叔、蔡叔、霍叔，分處紂的畿內，合稱「三監」）。武王死後，子成王年幼，武王兄弟周公旦攝政，武庚和三監都造反。淮夷、徐戎，亦都響應（淮夷，在淮水流域。徐國，在今安徽泗縣）。周公東征，把武庚和三監滅掉。又使他的兒子魯公伯禽（周公封於魯，沒有就國，叫兒子伯禽去的），打破淮夷、徐戎。經營洛邑為東都。周朝的王業，到此就大定了。 「國」之古義 古所謂國，是指諸侯的私產言之。包括（一）其住居之所，（二）及其有收益的土地。大夫之所謂家者亦然。古書上所謂國，多指諸侯的都城言。都城的起源，即為諸侯的住所。諸侯的封域以內，以財產意義言，並非全屬諸侯所私有。其一部分，還是要用以分封的。對於此等地方，諸侯僅能收其貢而不能收其稅賦。其能直接收其稅賦，以為財產上的收入的，亦限於諸侯的采地。《尚書大傳》說：「古者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即指此。采地從財產上論，是應該包括於國字之內的。《禮記·禮運》說：「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乃所謂互言以相備。說天子有田，即見得諸侯亦有田；說諸侯有國，即見得天子亦有國；在此等用法之下，田字的意義，亦包括國，國字的意義，亦包括田。乃古人語法如此。今之所謂國家，古無此語。必欲求其相近的，則為「社稷」二字或「邦」字。社是土神，稷是穀神，是住居於同一地方的人，所共同崇奉的。故說社稷淪亡，即有整個團體覆滅之意。（《呂著中國通史》上冊，第49頁） 西周的興亡 周公平定東方之後，制禮作樂，歸政於成王。周朝文明的進步，大約就在這時候。成王和他的兒子康王兩代，算是西周的盛世。康王的兒子昭王，南征不返，這一次，似乎是伐楚而敗的。（這一次實在伐楚而敗，以致淹死在漢水裡的；這時候的楚國，在今河南丹、淅二水的會口。可參看拙撰《白話本國史》第一編第四章第五節）王室就開始衰微了。昭王子穆王，喜歡遊玩。（現在有一部書，喚作《穆天子傳》，是記周穆王西遊的事情的。據這一部書，當時穆王的遊蹤，要到亞洲的中部和西部，這是決不可信的。這部書是南北朝時代出現的，一定是漢朝既通西域以後的偽品。穆王西遊的事，見於《史記·秦本紀》《趙世家》，都沒有說出所游的地方來，以理度之，一定不能甚遠；不過在今陝、甘境上罷了）徐偃王乘機作亂。這一次，卻靠楚國幫忙打定。五傳至厲王，因暴虐，為國人所驅逐。卿士周公、召公當國行政，謂之共和。（周初，周公旦、召公奭的後人，世為周朝的卿士）厲王死在外邊，才立其子宣王。宣王號稱中興。然其子幽王，又因寵愛褒姒之故，把申後和太子都廢掉（申國，在今河南南陽縣），申侯就和犬戎伐周，把幽王在驪山下殺死（驪山，在今陝西臨潼縣）。太子宜臼即位，東遷洛邑，是為周平王。從此以後，史家就改稱他為東周了。西周共十二主，二百六十多年。 論共和 古代政體之奇異者，莫如共和。《史記·周本紀》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是周之無君者，十有四年也。案：國本非君所獨治，特後世君權重，人臣之位，皆守之於君，無君，則臣莫能自安其位。又視君位嚴，君之職，莫敢輕於攝代，故不可一日無君。若古代，則君臣共治其國之義尚明，臣之位亦多有所受之，非人君所能任意予奪。君權既小，則一國之政，必待人君措置者較少。人臣攝代其君，亦視為當然，而其顧慮，不如後世之甚，則無君自屬無妨。《左》襄十四年，衛獻公出奔，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寧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此雖立君，實權皆在二相，亦猶周召之共和行政也。然究猶立一公孫剽。若魯昭公之出奔，則魯亦並不立君也。然則此等事，古代必尚不乏，特書闕有間，不盡傳於後耳。韋昭釋共和曰：「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可見無君而不亂，實由百官之克舉其職也。（《中國社會史》，第327—328頁） 平王東遷之失策 因不能還都而蒙受極大的損失的，歷史上最早可考的，便要推東周。東周平王元年，為西元前七七〇年，下距秦始皇盡滅六國的前二二一年，凡五百四十九年，其時間不可謂不長。西周之世，西畿應為聲明文物之地，然直至戰國時，論秦者尚稱其雜戎狄之俗，在秦孝公變法自強以前，因此為東方諸侯所排擯，不得與於會盟之列，可見西周之亡，西畿之地，遭受破壞的殘酷。當西畿未失之時，周朝合東西兩畿之地，猶足以當春秋時之齊、晉、秦、楚，此其所以在西周時，大體上，能夠維持其為共主的資格。到西畿既失之後，形勢就大不相同了。昔人論東周之東遷，恆以為莫大之失策，誠非無所見而云然。（《還都征故》，原刊《啟示》1946年第1卷第1期。） 周朝的封建制度 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全盛時代。古代的部落，彼此的關係，是很少的。後來漸相往來，就有互相攻擊的事。戰敗的國，對於戰勝的國，就要表示服從，盡朝貢等禮節。這是封建政體的第一步。再進一步，就要把他的舊君廢掉，改封自己的同姓、親戚、功臣等了。西周時所封的國，這三種人很多。可見當時的王室，權力頗為強大。當時不但國外，就天子、諸侯、國內的卿、大夫，也是各有封地的。國和家，雖有大小尊卑之異，性質並無不同。內諸侯雖說不世襲，事實上也有世襲的。 先部族，後封建 分立之世，謂之封建，統一之時，號稱郡縣，為治史者習用之名。然以封建二字，該括郡縣以前之世，於義實有未安。何則？封者裂土之謂，建者樹立之義，必能替彼舊酋，改樹我之同姓、外戚、功臣、故舊，然後封建二字，可謂名稱其實，否即難免名實不符之誚矣。故封建以前，實當更立一部族之世之名，然後於義為允也。蓋古之民，或氏族而居，或部落而處，彼此之間，皆不能無關係。有關係，則必就其才德者而聽命焉。又或一部族人口獨多，財力獨裕，兵力獨強，他部族或當空無之時，資其救恤；或有大役之際，聽其指揮；又或為其所懾；於是諸部族相率聽命於一部族，而此一部族者，遂得遣其同姓、外戚、功臣、故舊，居於諸部族之上而監督之，抑或替其舊酋而為之代。又或開拓新地，使其同姓、外戚、功臣、故舊分處之。此等新建之部族，與其所自出之部族，其關係自仍不絕。如此，即自部族之世，漸入於封建之世矣。（《先秦史》，第374、375頁） 周朝的官制 周朝的內官，據漢時講經學的今文家說［今文、古文是漢朝人講經學的兩個大派別。今文家先出，因為他們的經書，都是用當時通行的文字寫的，所以稱為今文；古文家晚出，他們自己說，曾得到古本的書籍，都是用古字寫的，所以謂之古文今文家。對於經的解釋，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又有種書，是古文家有，而今文家不相信的（如《周禮》和《左傳》便是）。有種書，是今文家有，而古文家不相信的（如《春秋公羊傳》便是）。其問題很為麻煩，我們現在不講經學，對於他們兩派的說法，無所偏主，只用史學上的眼光，分別去取，或者並存其說罷了。可參看本書第二十章］：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公之職：為司馬、司徒、司空。據古文家說：則三公、三孤，都是坐而論道的。政事均六卿所管。前者是漢朝相制所本。後者是隋以後六部之制所本。地方制度，也有兩種：一種是今文家說，和井田制度相合；一種則和軍制相應。大概古代的人民有兩種：一種是要當兵的；一種雖亦會當兵，卻不用作正式的軍隊；所以有這兩種區別。（這是源於古代的人民，有征服和被征服兩階級，拙撰《白話本國史》第一編第八章第五節、第九章第一節，可以參看） 周朝的學校選舉制度 封建時代，有貴族、平民的等級。從大夫以上，都是貴族做的；士以下才用選舉。（這是清朝時候俞正燮先生的說法，可參看《白話本國史》第一編第八章第四節）選舉的法子，據《周禮》說：從卿大夫以下的官，都有考查人民「德」「行」「藝」的責任。每三年，舉行「大比」一次，調查戶口和馬牛車輦等數目。就在這時候，舉出賢者、能者來。這就是所謂「鄉舉里選」。據《王制》《孟子》說：則古代城鄉，都有學校。在城裡的，三代都名為學；在鄉間的，則或喚作校，或喚作序，或喚作庠。各鄉舉出好人來，把他升送到司徒，司徒把他送到學裡。在學優秀的，管理學校的大樂正，再把他進之於王。歸司馬量才任用。在學的時候，鄉間舉上來的人，和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士的嫡子，都是同學的，只論年歲長幼，不分身份尊卑。 周代的「鄉舉里選」 （周代）地方的組織，有兩種說法：一種見於《周禮》，又一種見於《尚書大傳》。這兩種制度，似乎都是有的。在當兵的區域裡，就用前一種制度。不用他做正式軍隊的區域裡，就用後一種制度。管理公務的人，照《周禮》說：有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從鄉大夫以下，都要考查人民的德行、才能、技藝。每三年，要舉行一次「大比」。比就是查軋的意思。是所以清查人口、馬牛、車輦等的數目的。賢能的人，也於此時舉出，把其名氏送之於王。王就任用他去做比長、閭胥之類。《周禮》說：這叫作「使民興賢，入使治之；使民興能，出使長之」。就是所謂「鄉舉里選」。（《初中標準教本 本國史》第一冊，第55—56頁） 周朝的賦稅 賦稅兩字，在現代意義相同。在古代，則稅是指現在的田賦，賦是出兵車和馬牛等軍用品，及當兵的人。周朝的稅法名為「徹」，就是使八家共耕其中的公田，按其收穫量，取其十分之一，就是田賦之徵。此外尚有力役之徵，如令人民築城，修道路是。還有布縷之徵，即令人民納絹布若干。據《禮記·王制》說：人民服力役，每年該以三日為限。商業是只收他的地租錢而不收稅。關亦只是盤查而不收稅。所謂「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這句話見在《禮記·王制》和《孟子·公孫丑上篇》。廛是居住的區域，就是後世所謂宅地） 上古無商稅關稅 取民之法，最早者有三：一曰稅，二曰賦，三曰役。而此三者，實仍是一事。蓋邃古職業少，人皆務農，按其田之所獲而取之，是為租。馬牛車輦等供軍用者，自亦為其所出，是為賦。有事則共赴焉，是曰役。至於山林藪澤等，其初本屬公有，自無所謂賦稅。關之設，所以譏察非常，不為收稅。商則行於部族與部族間，不為牟利之舉。當部族分立之時，物產既少，製造之技亦尚未精。則或必需之品，偶爾缺乏，不得不求之於外。又或其物為本部族所無，不得不求之於外。此時奢侈之風未開，所求者大抵有用之品，於民生利病，關係甚巨。有能挾之而來者，方且慶幸之不暇，安有徵稅之理？《金史·世紀》：「生女直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來易者，景祖傾貲厚賈，以與貿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鐵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古厚待商人，多以此等故也。故山、海、池、澤征商之稅，無一非後起之法也。（《先秦史》，第422—423頁） 周朝的兵制 軍隊的編制，以五人為單位。今文家說：師就是軍；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見《公羊傳·隱公五年》何休注）。古文家說：五師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見《周禮·夏官 》）。大約今文家所說，是較古的制度；古文家所說，是較晚的制度。當時的軍隊，是用車兵和徒兵組成的，還沒有用馬隊。（中國交通和軍事上，都是到戰國時代，才漸用騎的；以前多是用車，這是因為這時候，漢族專居平地，山地都為夷狄所據，尚未開拓之故，可參看顧炎武《日知錄》「騎」「驛」兩條） 車戰、騎戰之興替 車戰之廢，與騎戰之興，實非一事。蓋騎便馳騁，利原野，吾國內地，古多溝洫阻固，騎戰固非所利，即戎狄居山林，騎亦無所用之也。《左氏》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御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昭公元年，中行穆子敗狄於大原，亦不過毀車崇卒而已。僖公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以禦敵。《周官》有輿司馬、行司馬。孫詒讓《正義》，謂即《詩·唐風》之公路、公行，行指步卒，其說是也。《大司馬職》云：「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蘇秦、張儀言七國之兵，雖皆有騎，然其數初不多。世皆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取中山，其實乃欲臨胡貉。攻中山凡五軍，趙希將胡、代之兵為其一（《史記·趙世家》），初不言為騎兵。蓋中山亦小國，不利馳驟也。李牧居代、雁門備匈奴，乃有選騎萬三千匹（《史記》本傳），逾於儀、秦所言秦、楚舉國之數矣，以所臨者為騎寇也。故車戰在春秋時稍替，騎戰至戰國時始興。（《先秦史》，第420頁） 周朝的刑法 古代的五刑，據說是始於三苗的（三苗國君姜姓，為蚩尤之後）。周穆王時候，還是用這五刑。又制定一種贖罪之法，見於《書經》的《呂刑》篇。但實際出於五刑以外的酷刑，亦在所不免。（《左傳》昭公六年，鄭國鑄刑書，晉國的大夫叔向寫信給鄭國的宰相子產，反對他。信中說：「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可見夏朝時候，就有成文法了。鑄刑書，就是公布刑法，叔向還加以反對，可見春秋時代，公布刑法的還不多）成文法大概很早的時代就有了。但在西周以前是不公布的。 俗、禮、法 邃古之時，人與人之利害，不甚相違，眾所共由之事，自能率循而不越。若此者，就眾所共由言之，則曰俗。就一人之踐履言之，則曰禮。古有禮而已矣，無法也。迨群治演進，人人之利害，稍不相同，始有悍然違眾者。自其人言之，則曰違禮。違禮者，眾不能不加以裁製，然其裁製也，亦不過誹議指摘而已。利害之相違日甚，悍然犯禮者非復誹議指摘所能止，乃不得不制之以力。於是有所謂法。法強人以必行之力強於禮，然其所強者，不能如禮之廣。於其所必不容己者則強之，可出可入者則聽之，此法之所以異於禮也。（《先秦史》，第422—423頁） 周朝的教化 以上所說，是周朝政治的大略。至於教化，則在封建時代，大概是守舊的。一切舉動，都要謹守相沿的軌範。這個就是所謂禮。雖說「禮不下庶人」（見《禮記·曲禮上篇》），不過行起禮來，不能像貴族的完備，如其違反相沿的習慣，還是要受制裁的，所以說「出於禮者入於刑」。禮是生活的軌範。生活變了，軌範就不得不變。然而當時的所謂禮，卻未必能如此。人就有貌為敷衍，而心實不然的，這個就是所謂「文勝」。古書上多說「周尚文」，又說「周末文勝」，我們看這兩句話，就知道封建時代的風俗要不能保持了。 尚文之弊 昔人謂周末文勝；文勝者，過於形式之美，而情實不足相副之謂也。吾國自周以後，未能改文勝之習。凡事但求表面，而不講實在；如建築不曰以資居處，而曰以壯觀瞻；練兵不曰以求克敵，而曰以壯軍容，皆是此等思想之流露。彼此以浮文相欺，明知其實非如此，而恬不為怪（不但公事如此；即私人交際之間，亦復如此），皆是此弊，崇尚文辭，特其一端耳。（《文史通義評》，寫於1920至1930年代，見《史學四種》，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頁） 第六章 春秋與戰國 西周以前，小國多，有一個強國出來，列國都會服從他，如此，便是三代以前的「王」。東周以後，大國多了，雖有強國，不容易達到這個地位，就不能想做「王」，而只爭做霸主了。戰國時代，情形又不同了。前此較小的國，這時候多已滅亡，否亦衰微已甚，不能在大國間做個緩衝，而諸大國則地益廣，兵益多，遂成為互相吞併之局。秦因地勢險固，易守難攻；且秦國民風，最為樸實勇敢；秦孝公又用商鞅，定變法之令，強迫全國的人民都盡力於農，遂成為最富的國家。 春秋時列國的爭霸 東周以後，王室衰微，不能號令天下，而諸侯爭霸之局起。霸主是源於古代的「方伯」。（伯字是長的意思，霸字是同音假借字）在古代，天子本可命令一個諸侯，做某一方面的若干諸侯之長（如周文王在紂時做西伯，就是西方諸侯之長；齊太公在周朝初年，管理東方的五侯九伯），這個就是所謂「方伯」，春秋時代，則純用兵力爭奪。強的國，諸侯都服從他，天子亦就命令他做霸主。大抵西周以前，小國多，有一個強國出來，列國都會服從他，如此，便是三代以前的「王」。東周以後，大國多了，雖有強國，不容易達到這個地位，就不能想做「王」，而只爭做霸主了。春秋時代，晉、楚、齊、秦號稱四大國。吳、越是到末期才強盛的。四大國中，晉、楚兩國，爭霸的時期最久。 中國歷史的有確實紀年，是起於共和元年的，就是公元前八四一年。至前七七一年而西周亡，從前七七〇年起為東周，至前二二一年而秦並天下。又歷五百四十九年，其中從前七二二年起，至前四八一年止，共二百四十二年，稱為春秋時代。自此以後，為戰國時代。表中的前四七三年，實在已是戰國的初期了。因其距春秋還不甚遠，而吳、越相爭，大部分系春秋時代的事，所以破例列入表內。春秋之義，因孔子采魯國史作《春秋》一書，每年系時以記事，故以為名。戰國乃因其時七國戰爭不止而為名。 東周列國形勢 《管子·霸言》曰：「強國眾，合強攻弱以圖霸；強國少，合小攻大以圖王。」此言實能道出東周以後，與西周以前形勢之異。蓋強國少，則服一強，即可號令當時之所謂天下，此為古人之所謂王。強國多，則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即稱雄一時者，亦僅能使彼不與我爭，而不能使之臣服於我，此為古人之所謂霸。春秋之世，所謂五霸迭興者，只是就中原之局言之。至於各霸一方，如秦長西垂，楚雄南服，則雖當他國稱霸之時，情勢亦迄未嘗變，即由是也。觀此，知王降為霸，實乃事勢使然，初非由於德力之優劣。而事勢之轉變，則社會之演進實為之。蓋文化之發舒，恆自小而漸擴於大。其初只中心之地，有一強國者，其後則各區域中，各自有其強國，遂成此地醜德齊之局也。西周以前，史事幾唯所謂天子之國為可知，東周以後，則諸大國所傳皆詳，天子之國，或反不逮，即由於此。（《先秦史》，第150頁） 戰國的互相吞併 戰國時代，情形又不同了。前此較小的國，這時候多已滅亡，否亦衰微已甚，不能在大國間做個緩衝，而諸大國則地益廣，兵益多，遂成為互相吞併之局。這時候，晉分趙、韓、魏，而河北的燕漸強，合齊、秦、楚為七大國。七國之中，又以秦為最強。因為：（一）由地勢險固，易守難攻。（二）且秦國民風，最為樸實勇敢。（三）而秦孝公又用商鞅，定變法之令，強迫全國的人民都盡力於農，秦遂成為最富的國家。諸侯之勢，本已不能敵秦，還要互相攻戰，「合縱」「連衡」之局，都不能持久，遂次第為秦所滅。（秦滅六國用兵的經過，可參看《白話本國史》第一編第五章第二節） 春秋戰國一大變 春秋之世，諸侯只想爭霸，即爭得二三等國的服從，一等國之間，直接的兵爭較少，有之亦不過疆場細故，不甚劇烈。至戰國時，則（一）北方諸侯，亦不復將周天子放在眼裡，而先後稱王。（二）二三等國，已全然無足重輕，日益削弱，而終至於夷滅，諸一等國間，遂無復緩衝之國。（三）而其土地又日廣，人民又日多，兵甲亦益盛，戰爭遂更烈。始而要凌駕於諸王之上而稱帝，再進一步，就要徑圖併吞，實現統一的欲望了。春秋時的一等國，有發展過速，而其內部的組織，還不甚完密的，至戰國時，則臣強於君的，如齊國的田氏，竟廢其君而代之，勢成分裂的，如晉之趙、韓、魏三家，則索性分晉而獨立。看似力分而弱，實則其力量反更充實了。邊方諸國，發展的趨勢，依舊進行不已，其成功較晚的為北燕。天下遂分為燕、齊、趙、韓、魏、秦、楚七國。六國都為秦所並，讀史的人，往往以為一入戰國，而秦即最強，這是錯誤了的。秦國之強，起於獻公而成於孝公，獻公之立，在公元前三八五年，是入戰國後的九十六年，孝公之立，在公元前三六一年，是入戰國後的一百二十年了。（《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374—375頁） 異民族的同化 東周時代，大國都在沿邊，這是什麼道理呢？原來當時的二等國，如魯、衛、宋、鄭、陳、蔡等，所居的都是古代中原之地，習於苟安，所以其民漸流於弱；晉、楚、齊、秦、吳、越等國，都居於邊地，卻以競爭磨礪而強。而且邊陲之地，都是曠廢的，易於開拓，所以幅員也廣大了。然則當時的異族，又是怎樣呢？古代和漢族雜居在黃河流域的是獫狁，春秋時，分為赤狄、白狄。赤狄在河南、河北、山西，都滅於晉；白狄在河北的滅於晉，陝西的滅於秦。羌人在陝、甘境上的滅於秦。嘉陵江流域的巴，岷江流域的蜀，戰國時亦為秦所滅。長江中流的民族，古稱九黎，屬於三苗之國。周以後，其他為楚國所開拓淮水流域的淮夷、徐戎，亦服楚。山東半島的萊夷，則滅於齊。閩粵斷髮文身的民族，古稱為越、吳，越先世，都是和此族人雜居的，越滅後，其王族還散布沿海一帶，做他們的君長。而楚王族莊 ，又溯牂牁江而上，直打到現在的雲南省城，就是當時所謂滇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開闢了現在的大同，燕國則排斥東胡，開闢了現在的遼熱。總而言之：到秦滅六國時，黃河、長江兩流域和遼、熱兩省，都已入中國的版圖了。 第七章 周代之社會概況 封建的全盛時代，無甚貧富之差。只有有土的封君，可以徵收租稅，還可以使人民服勞役，是比較富裕的。到商業興起後，社會的組織，就要逐漸變遷了。工業也變作私人營利的事業了。人民的貧富，就漸漸不均。富者的勢力，逐漸增大，雖封君也無如之何了。何況這時候的貴族，還在互相兼併。這是商業資本抬頭，封建勢力逐漸沒落的時代。商業資本既興，此種等級，就不能維持了。封建制度，既然日漸破壞，宗法也就逐漸沒落，都變作五口、八口的小家庭了。 封建時代的社會組織 周朝是一個社會組織劇烈變遷的時候。為什麼呢？古代的社會，大抵是自給自足的。其時經濟的基礎是農業，農人所種的田都是公家的，用公平的方法分配工人所做的器具，是供給眾人用的，由公眾養活他。（古代公產社會裡，本有這一種人，到封建時代，就成為工官）商人是代表本部落，到別部落去交換的，盈虧和他本身無關。所以這時候的人，無甚貧富之差。只有有土的封君，可以徵收租稅，還可以使人民服勞役，是比較富裕的。這是封建的全盛時代。 商業資本的興起 到商業興起後，社會的組織，就要逐漸變遷了。此時各部落的生活，實已互相倚賴，從前要多造的東西，這時候可以不造，而向人家換得，該少造的東西，卻可以多造，去和人家交換。從前職業的分配，就不再合理，就要逐漸破壞了。向來平均分配的田，因人口增加，感覺不足，於是用為經界的阡陌、溝洫，逐漸被人開墾。（田間的陸地，總稱為阡陌，亦就是往來的道路。水路總稱為溝洫。把這些地方，開墾做田，總稱為「開阡陌」。世人誤以為開阡陌是商鞅所做的事，這是錯的。開阡陌是人口增多，土地不足時自然的趨勢，商鞅不過承認他罷了。可參看《白話本國史》第一編第九章第三節）田的分配，就不能公平，沒田種的，願意出報酬，借人家的田種；只有壞田的人，也願意出報酬，種人家的好田，就發生所謂田租。（國家對於農田所徵收的，古代謂之「稅」，漢時謂之「田租」，宋以後謂之「賦」。有領土權的私人，徵收佃農的，歷代亦稱為田租，又稱地租。土地不曾私有時，只有國家所收的為田稅，所以稅額減輕，農民就受實惠；私家所收的地租發生後就不然了）田以外的土地總稱為山澤。從前本來公有，遵守一定的規則，大家可以使用。（如《孟子·梁惠王上篇》所說的「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至此，亦落入私人手中。（如《史記·貨殖列傳》所載，因種樹畜牧、開礦、煮鹽致富的人，就是占據山澤之地的）工業也變作私人營利的事業了。商人則買賤賣貴，更可以得大利。人民的貧富，就漸漸不均。富者的勢力，逐漸增大，雖封君也無如之何了。何況這時候的貴族，還在互相兼併，「破國亡家者相隨屬」呢？這是商業資本抬頭，封建勢力逐漸沒落的時代。東周之世，這種趨勢，正在加速度的演變中。 社會進化之畸形 社會的進化是畸形的，有許多事情固然今勝於古；有許多事情卻是古勝於今。大抵在物質方面，今勝於古的多；至於社會組織，則確有古勝於今之處。這並非我們的聰明才力或道德，不及古人，實因古代的社會小，容易受理性支配，後世的社會卻不然，如龐然大物，莫之能舉，所以只得聽其自然。（《來皖後兩點感想》，原刊《安大周刊》1932年第87期）社會的組織而要求其合理，是必須隨時改變的。但這是件極難的事。往往其組織已和其所處的地位，利害衝突，不能相容了，而人還沒有覺得。即使覺得，抑或因種種方面的障礙，憚於改革；或雖欲改革而不能；又或勉強為之而致敗。於是因事實的遷流，舊制度逐漸破壞，新制度逐漸發生；而此所謂新制度，全是一任事勢遷流之所至，無復加以人為修整的餘地，各方面自不免互相衝突。乃亦聽其遷流之所至，互相爭鬥，互相調和。所求者，不過含有矛盾性的苟安，和前此無一物不得其所的大順世界，全然背道而馳了。（《中國社會變遷史》，見《呂思勉遺文集》下冊，第200頁） 等級的破壞 封建時代，人是要講究身份的。飲食、衣服、宮室、車馬，各有等級，絲毫不能僭越。商業資本既興，此種等級，就不能維持了。前此貴族對於平民，是有很大的勢力的；至此亦逐漸喪失，而代之以富人對於窮人的權力。甚至貴族的本身，也不能不俯首乞憐於他們。總而言之：從前的富和貴，貧和賤，是合一的；這時候，富的人，實際上就受社會尊貴，窮的人就被賤視。雖然在法律上的地位，富與貴，貧與賤，都得一樣受法律的制裁，確只是具文而已。 貴賤等級平，貧富階級起 東周以後，為封建制度破壞，商業資本興起之時，故貴賤之等級漸平，而貧富之階級隨起。其現象之重要者為：（一）諸侯大夫，互相兼併，亡國破家者，皆降為平民；（二）而平民社會中人，亦多漸躋高位，如游士是也；（三）井田制度破壞；（四）山澤之地，亦為私人所占；（五）工業亦入私人之手；（六）商業日益興盛。於是貧富不均，而社會之風氣，亦大變矣。（《高中複習叢書 本國史》，第28頁） 宗法的破壞 古代平民的家庭，本止五口、八口，貴族則多系聚族而居。在父權伸張的情勢下，就發達而成宗法。宗法是崇奉一個男子做始祖，他的繼承條件，第一個是嫡，第二個是長，嫡長子代表始祖，是為大宗宗子。以後代代如此繼承。嫡長子之外，其餘的兒子，都別為小宗。小宗宗子，可以管轄五世以內的親族，就是從自己高祖分支下來的人。大宗宗子，則凡同出於始祖的人，都要受他管轄。所以古代的貴族，團結的力量極厚，然而此等制度，做宗子的，必須為有土之君才行。因為如此，才能養活其族人；否則各自謀生，就要散而之四方了。所以宗法是要和封建並行的。封建制度，既然日漸破壞，宗法也就逐漸沒落，都變作五口、八口的小家庭了。（五口、八口之家，是「一夫上父母，下妻子」。這是財產私有之世，相生相養，天然的一個團結。至於合數百口而成一大家族，則是交易未盛，每一個大家族，即為自給自足的生產團體，有以致之。交易盛行之後，此等家庭團體，自然不能存在了。普通的議論，都說中國人是大家族，這是錯的。中國此等大家族，除非內地經濟極落後的地方，還有存在；以中國之大論起來，實在不算得什麼，較之歐洲人，只多上父母一代。宗法制度，可參看《白話本國史》第一編第八章第一節） 第八章 春秋戰國之學術思想 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組織，雖然日益變壞，學術思想則確是大有進步。在官之學，變為私家自由研究的學問。其時世變日亟，想借學術以救世的人甚多。合這幾種原因，學術思想，就大為興盛了。孔子學術的特色，在能就人倫日用之間，示人以不可須臾離的道理。老子以為後世的社會太壞了，想返到古代的淳樸。墨翟是主張節儉的，又反對當時用兵的人攻擊人家。主張用整齊嚴肅的法律，去訓練人民的是法家。先秦諸子之學，是各守專門，各有特色的。後世著書自成一家言，被收入子部的也不少，縱有獨見，仍不如先秦諸子。 學術思想發達的原因 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組織，雖然日益變壞，學術思想則確是大有進步。第一，在封建時代，學術為貴族所專有。到社會組織變遷，人民有餘力能夠研究學術的人就多了。第二，貴族既多失其地位，一變而為平民，於是在官之學，變為私家自由研究的學問。私人的教育，大為興盛。第三，其時世變日亟，想借學術以救世的人甚多。而貴族腐敗，賢君往往要登庸有才能的人，士人就有以立談而致卿相的，因此想借學術以弋取富貴的人，亦就不少。合這幾種原因，學術思想，就大為興盛了。 評春秋戰國的學術思想 近來的人，都說春秋戰國，是我國學術思想，最為發達的時代，後世都比不上他，這話也未必然。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術，固然有各專一門，各極高深的長處；也有偏執己見，不了解他人的立場的毛病。譬如墨子的主張節儉，自因為當時貴族奢侈，人民窮困之故。社會窮困之時，應得節儉，是從古以來如此的，看下文便可知道。莊子卻說他的道理太苦了，人不能堪，然則坐視著凍餓的人凍餓，你還是奢侈你的，撫心自問，能堪不能堪呢？荀子又說有好政治，窮是不足為患的。墨子何嘗說窮是最後的憂患？天然的憂患？不過在當時困窮的情形之下，節儉就是最好的政治罷了。這不過舉其一端，其餘這一類的地方還很多。總而言之：當時學術的能夠分爭角立，互相辯論，固然有其好處；然亦因其在初興之時，彼此的立場，未能互相了解之故。到後世，沒有這種激烈的辯爭了；固然由於思想的停滯；然亦因其在社會上通行得久了，各種學問的所長所短，大家都已瞭然，所以用不著甚麼激烈的辯論。我們試看：《史記》的末一篇《自序》載他父親司馬談論陰陽、名、法、儒、墨、道六家的話，以及《漢書·藝文志》論各家的話，大都有褒有貶。其所褒貶，大致可說是得當的，就可以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我只說春秋戰國是中國學術發達，有光采的時代，不說他是最好的時代。（《初中標準教本 本國史》第一冊，第68—69頁） 孔子 春秋、戰國的學術派別是很複雜的。我們現在揀幾家最重要的來講講。在當時的人物中，最受後世崇拜的是孔子。孔子的學術，就是所謂儒家之學。他的特色，在能就人倫日用之間，示人以不可須臾離的道理。他的哲學思想，最高的是「易」和「中庸」。易是發明宇宙萬有，無時不在變動之中；所以我們做事該時時觀察環境，定一個最適當的應付方法，那就是所謂「中庸」了。他對於政治和社會的理想，也是很高遠的。他所想望的境界是「大同」，而其終極的目的，在於治國平天下。至於修身齊家，是達這目的的基本工夫。 儒家的理想與價值 儒家的理想，頗為高遠。《春秋》三世之義，據亂而作，進於昇平，更進於太平，明是要將亂世逆挽到小康，再逆挽到大同。儒家所傳的，多是小康之義。大同世之規模，從昇平世進至太平世的方法，其詳已不可得聞。幾千年來，崇信儒家之學的，只認封建完整時代，即小康之世的治法，為最高之境，實堪惋惜。但儒家學術的規模，是大體尚可考見的。他有一種最高的理想，企圖見之於人事。這種理想，是有其哲學上的立足點的。如何次第實行，亦定有一大體的方案。儒家之道，具於六經。六經之中……此等高義，既已隱晦。其盛行於世，而大有裨益於中國社會的，乃在個人修養部分。（一）在理智方面，其說最高的是中庸。其要，在審察環境的情形，隨時隨地，定一至當不易的辦法。此項至當不易的辦法，是隨時隨地，必有其一，而亦只能有一的，所以貴擇之精而守之堅。（二）人之感情，與理智不能無衝突。放縱感情，固然要撞出大禍，抑壓感情，也終於要潰決的，所以又有禮樂，以陶冶其感情。（三）無可如何之事，則勸人以安命。在這一點，儒家亦頗有宗教家的精神。（四）其待人之道，則為絜矩（二字見《大學》）。消極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積極的則「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我們該怎樣待人，只要想一想，我們想他怎樣待我即得，這是何等簡而該。怎樣糊塗的人，對這話也可以懂得，而聖人行之，亦終身有所不能盡，這真是一個妙諦。至於（五）性善之說，（六）義利之辨，（七）知言養氣之功，則孟子發揮，最為透徹，亦於修養之功，有極大關係。（《呂著中國通史》上冊，第303—304頁） 先秦諸子 孔子被後世的人尊為聖人，他所做的書，和後人記他的言行，或記錄闡發他的道理的書，亦被尊為經。［《詩》、《書》、《禮》（《儀禮》）、《樂》、《易》、《春秋》，據儒家說：都是孔子所刪定的，謂之六經，其中《樂》是沒有書本的，所以又稱五經。解釋經的書，漢人謂之「傳」，記載故事的，漢人謂之「記」；如《禮記》《春秋公羊傳》《左氏傳》《穀梁傳》就是。《孝經》《論語》漢人亦稱為傳。《孟子》本是儒家的子書。《爾雅》是儒家的辭典。《周禮》，漢朝的今文家是不信他的，但是這許多，後世也總稱為經。《大學》《中庸》，本是《禮記》里的兩篇。宋朝的朱子，把他摘出來，合《論語》《孟子》，稱為四書］其餘諸家則都稱為子。諸子中重要的有老子。他的見解，是以為後世的社會太壞了，想返到古代的淳樸。他又主張天道是循環的；剛強的人，終必摧折；所以主張守柔。又有莊子，鑒於宇宙的廣大和變化無窮，主張齊萬物、一生死。老子和莊子的學術，都稱為道家。墨家之學，是墨翟所創。他是主張節儉的，又反對當時用兵的人攻擊人家，他卻極善於守御。主張用整齊嚴肅的法律，去訓練人民的是法家，最著名的人物是商鞅和韓非。當時列國，用這一派人物的，多能收富國強兵之效。（還有申不害，做過韓國的宰相；李克，亦作李悝，做過魏國的宰相；吳起雖然是兵家，他的治國，也很近於法家的，曾做過楚國的宰相；一時都收富強之效）此外，講用兵的法子的有兵家。講外交的法子的有縱橫家。講農學的有農家。講醫學的有醫經、經方兩家。（見《漢書·藝文志》。前者是針灸一派，後者是方劑一派）以古代宗教上的迷信做根據，而研求哲理的，則有陰陽家等。先秦諸子之學，是各守專門，各有特色的。後世著書自成一家言，被收入子部的也不少，縱有獨見，仍不如先秦諸子了。 先秦諸子各有所本 先秦諸子，關於政治社會方面的意見，是各有所本的，而其所本亦分新舊。依我看來：（一）農家之所本最舊，這是隆古時代農業部族的思想。（二）道家次之，是遊牧好侵略的社會的反動。（三）墨家次之，所取法的是夏朝。（四）儒家及陰陽家又次之，這是綜合自上古至西周的政治經驗所發生的思想。（五）法家最新，是按切東周時的政治形勢所發生的思想。以上五家，代表整個的時代變化，其關係最大。其餘如名家，專講高深玄遠的理論，縱橫家、兵家等，只效一節之用，其關係較輕。（《呂著中國通史》上冊，第310頁） 先秦諸子可分家不可分人 先秦諸子，大抵不自著書。今其書之存者，大抵治其學者所為，而其纂輯，則更出於後之人。亡佚既多，輯其書者，又未必通其學。不過見講此類學術之書，共有若干，即合而編之，而取此種學派中最有名之人，題之曰某子云耳。然則某子之標題，本不過表明學派之詞，不謂書即其人所著。與集部書之標題為某某集者，大不相同。 治先秦之學者，可分家而不可分人。何則？先秦諸子，大抵不自著書；凡所纂輯，率皆出於後之人（張孟劬嘗以佛家之結集譬之）。欲從其書中，搜尋某一人所獨有之說，幾於無從措手；而一家之學，則其言大抵從同。故欲分別其說屬於某人甚難，而欲分別其說屬於某家則甚易。此在漢世，經師之謹守家法者尚然。清代諸儒，搜輯已佚之經說，大抵恃此也。故治先秦之學者，無從分人，而亦不必分人。（《先秦學術概論》，世界書局1933年版，第17、20頁） 第九章 本期結論 從上古到戰國，是我國從部落進於封建，從封建進於統一的時代。上古期中，最當注意的，是異民族的同化，和疆域的開拓。民族是以文化為特徵的。住居中國的民族，大的也有許多，然都先後同化於我。社會的組織，也是隨時代而有變遷的。大抵人當生活艱難的時候，總是合力去對付自然的。到生活略為寬裕些，就不免有人要剝削他人了。這都是人類在進化的途中，發生出來的病態。中國古代的哲人，對於社會的病態，都是很注意，想要設法糾正他的。這一點，也是我國文化的光輝。 上古史的性質 從上古到戰國，是我國從部落進於封建，從封建進於統一的時代。自此以前，我國還分立為許多國；自此以後，就合為一大國了。這是講中國史的人天然的一個段落。 中國歷史演進三階段 中國歷史可劃分三大時期。羲、農、巢、燧利物前民，文化由來，遐哉尚矣，雖書闕有間，傳說要非盡虛誣，此為自草昧入文明之世，一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史公作《記》，始於黃帝，惇史留詒，蓋自茲始。斯時部落林立，異族錯居，以累代之盡力經營，而林立者始漸合併，錯居者始漸同化，至於嬴秦，遂胥宇內而為郡縣，此自分裂入統一之世，二也。自秦迄今二千餘年，就大體言之，疆域實無甚變更，政治亦無甚根本變動，四方異族程度皆較我為低，雖亦有時憑恃武力，荐居上國，至於聲明文物，終不得不舍其故有者而從我。一再傳後，其族且與我同化，泯然無跡焉。文化足以裨益者，唯一印度，亦僅及神教哲學而止耳，此為閉關獨立之世，三也。自歐人東來，而局面乃一變，其文化既與我大異，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異族之比，我國受其影響，遂至凡事皆起變化，此為現在所處之時期，就此時期之事而講述之，此則所謂近世史者也。其中又可分為二期：一自歐人東來，至清末各國競劃勢力範圍止，此為中國受外力壓迫之時代；一自戊戌變政起，訖於現在，此則中國受外力壓迫而起反應之時代也。（《中國近代史講義》，寫於1930年代，見《中國近代史八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頁） 上古史的年代 上古史年代，雖然大部分都不確實。然依普通記算：夏朝大約四百年，商朝六百年，周朝八百年，已經有二千年了。（此項計算之法，見於《漢書· 律曆志》，系根據古書中所載的干支及日食等天象，用曆法推算的，雖不能密合，卻不致如傳說等的年代，相差很遠）再上推至黃帝元年甲子，則在民國紀元前四千六百零八年了。（如依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黃帝元年甲寅，則當在民國紀元前四千六百十八年）秦朝統一天下，在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二年，那麼，我國開化的時代，就該在民國紀元前五千年左右，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了。 民族的同化和疆域的開拓 上古期中，最當注意的，是異民族的同化，和疆域的開拓。中國現在，所以能做世界上有數的大國；而人口的眾多，且為世界各國之冠；實在是這個時代，建立下來的根基。而這兩者，實在還是一件事。 周秦之間的文化擴張 文化是從一個中心點，逐漸向各方面發展的。西周以前所傳的，只有後世認為共主之國一個國家的歷史，其餘各方面的情形，都很茫昧。固然，書闕有間，不能因我們之無所見而斷言其無有，然果有文化十分發達的地方，其事實也決不會全然失傳的，於此，就可見得當時的文明，還是限於一個小區域之內了。東周以後則不然，斯時所傳者，以各強國和文化較發達的地方的事跡為多，所謂天子之國，轉若在無足重輕之列。原來古代所謂中原之地，不過自泰岱以西，華岳以東，太行以南，淮、漢以北，為今河南、山東的大部分，河北、山西的小部分。渭水流域的開發，怕還是西周興起以來數百年間之事。到春秋時代，情形就大不然了。當時號稱大國的，有晉、楚、齊、秦，其興起較晚的，則有吳、越，乃在今山西的西南境，山東的東北境，陝西的中部，甘肅的東部，及江蘇、浙江、安徽之境。在向來所稱為中原之地的魯、衛、宋、鄭、陳、蔡、曹、許等，反夷為二三等國了。這實在是一個驚人的文化擴張。其原因何在呢？居於邊地之國，因為和異族接近，以競爭磨礪而強，而其疆域亦易於拓展，該是其中最主要的。（《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372頁） 文化的進步 民族是以文化為特徵的。住居中國的民族，照第六章所述，大的也有許多，然都先後同化於我，就可見得我族文化的獨優了。什麼叫文化呢？依廣義的解釋，除天然現象之外，一切都該包括於文化之中。合以前各章所述的社會組織，政治制度，學術思想，以及衣、食、住、行等的進化而觀之，就可見得我族文化的大略了。 社會組織的變遷 社會的組織，也是隨時代而有變遷的。大抵人當生活艱難的時候，總是合力去對付自然的。到生活略為寬裕些，就不免有人要剝削他人了。人的剝削人，有兩種法子：一種是靠武力，一種是靠財力。靠武力，就釀成各民族各部落間的鬥爭，戰勝的役使戰敗的人，而成立封建制度。靠財力，則人和人，當交易之時，總想損人利己，本是大家互相剝削的行為了。這都是人類在進化的途中，發生出來的病態。中國古代的哲人，對於社會的病態，都是很注意，想要設法糾正他的。只這一點，也是我國文化的光輝。 治天下與安天下 先秦諸子之思想，有與後世異者。後世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分，先秦之世，則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合。蓋在後世，疆域廣大，人民眾多，一切問題，皆極複雜。國家設治之機關，既已疏闊；人民愚智之程度，又甚不齊。所謂治天下者，則與天下安而已。欲懸一至善之鵠，而悉力以赴之，必求造乎其極，而後可為無憾，雖極宏毅之政治家，不敢作是想也。先秦諸子則不然。去小國寡民之世未遠，即大國地兼數圻，亦不過今一兩省，而其菁華之地，猶不及此。夫國小民寡，則情形易於周知，而定改革之方較易。風氣淳樸，則民皆聽從其上，國是既定，舉而措之不難。但患無臨朝願治之主，相助為理之臣。苟其有之，而目的終不得達，且因此轉滋他弊，如後世王安石之所遭者，古人不患此也。職是故，先秦諸子之言治，大抵欲舉社會而徹底改造之，使如吾意之所期。「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等思想，乃古人所無有也。（《先秦學術概論》，第9—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