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二戰親歷回憶錄 · 洗牌

在我即將離開的那幾個星期，整個巴塞羅那被一種奇怪而可怕的氣氛籠罩著——人們各個滿腹狐疑，整日心驚膽戰、遲疑彷徨，內心深處是無邊的仇視和敵意。五月巷戰已經深深地烙印在了人們心裡，無法磨滅。毫無疑問，隨著卡巴列羅政府的垮台，西班牙共產黨已經完全掌握了政權，內部秩序的控制權也已經交給了共產黨官員，人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有一絲機會，他們便會毫不猶豫地排除異己，粉碎他們的政敵。不過，目前一切都很平靜，我甚至想像不出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但腦海中始終縈繞著一種隱約的危機感，我預感到一場災難正在一步步逼近。即便你與這場陰謀毫無瓜葛，這種可怕的氛圍也會迫使你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個同謀。好像每個人都整日坐在咖啡館的某個角落裡耳語著什麼，心裡猜疑著鄰桌的某個人是不是警察局的密探。 新聞審查制度帶來的唯一結果就是將各種陰險可怕的謠言在四下里流傳開來。謠言之一就是：奈格林·普列托政府打算在戰爭中妥協。當時，我差點就相信了這種說法，因為法西斯分子離畢爾巴鄂越來越近，而政府顯然沒有採取任何抵制措施。整座城市到處懸掛著巴斯克旗幟，姑娘們依舊在咖啡館裡叮噹作響地擺弄著化妝盒，廣播裡照常播放著「英勇捍衛者」的事跡。而巴斯克並沒有得到任何實際意義上的援助。這讓人覺得政府是在玩兩面三刀的把戲。後來的一系列事情讓我明白，我此時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但在當時看來，哪怕出動些許力量，畢爾巴鄂是完全可能守得住的。只需在阿拉貢前線發動一次進攻，即便失敗，也能迫使佛朗哥從畢爾巴鄂轉移出一部分軍力。但是直到大勢將去——直到畢爾巴鄂陷落，政府都未採取任何行動。全國勞工聯盟散發了大量傳單：「請堅守你們的立場！」暗示「某個政黨」（意指共產黨）正在秘密策劃軍事政變。人們也曾普遍擔心加泰羅尼亞會遭到襲擾。先前，我們重返前線的時候，還看到前線後方修築了幾十里長的堅固的防線，巴塞羅那各地挖出了許多新的防空洞。人們總是很擔心空襲和海上襲擊，雖然更多的時候，警報聲只是誤報，但每當警報拉響，全城就會連續幾小時燈火全部熄滅，不見一絲光亮，膽小的人紛紛跑進地下室躲了起來。警察的密探無孔不入。那些因五月巷戰被抓的囚犯一直在監獄裡關押著，同時被關押的還有其他人——當然，只能是無政府主義者和馬統工黨的堅定擁護者——他們總是三三兩兩、隔三岔五地被送進監獄。目前看來，沒有一個人被提審過，甚至沒有聽到一個具體的罪名，即使是像「托洛茨基主義分子」那樣的犯罪理由他們都已經懶得去捏造了，那些人就無端地被送進了監獄，並一直被關在那兒，出頭之日遙遙無期。鮑勃·斯邁利仍舊被關在巴倫西亞的監獄裡。我們只知道，無論是現場的英國獨立工黨代表還是為他辯護的律師，都無法見到他，除此之外沒有鮑勃·斯邁利的任何消息。一批又一批來自國際縱隊的外國人和其他一些民兵不斷地被關押了起來，其罪名通常是被定為戰場上的逃兵，而眼下沒有人能確定民兵究竟是志願者還是正規軍。幾個月前，在部隊里服役的民兵還被當作志願者，只要他們想離開，任何時候都可以拿著遣散批文離開。現在，政府似乎變卦了，民兵被列入了正規軍，一旦他們想回家，便被當成逃兵。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肯定民兵就是正規軍，因為在前線仍然有人拿到了遣散批文。只是，這些批文有時被認可，有時不被認可，如果不被認可，它立刻就會成為一個人被關押入獄的理由。後來，監獄裡的外國「逃兵」驟增到了數百人，不過，一旦他們自己的國家提出抗議，這些人多數會被遣送回國。 大批的武裝突襲隊在各個街道的各個角落遊蕩，警衛隊還在占據著咖啡館和其他的戰略要地，許多加聯社黨控制的建築周圍依然布置著沙袋堆起來的掩體，街上的壁壘依然豎立著。市裡的許多地方都有由卡賓槍手和警衛隊駐守的崗哨對經過的路人進行盤查。周圍的人都在警告我，讓我只出示護照或醫院的入院證，千萬不可出示馬統工黨的民兵證，即便只是曾經在馬統工黨民兵組織中服過役，被發現後也非常危險。有很多傷員或正在休假的馬統工黨民兵已經遭到了他們各種各樣無恥的打擊報復，比如，被無端地扣除軍餉，等等。《戰鬥報》仍舊在出版發行，但經過嚴苛的審查後幾乎已經面目全非，《團結報》和其他無政府主義者的報紙也受到了同樣的審查。不過對於這種審查又增加了一條新的規定，那就是：報紙上經過審查後被刪除的版面處不得留下空白，而必須用其他的內容進行填補。如此一來，人們便不會分辨出原稿中的內容已經做了大量刪減。 困擾整個戰爭時期的食物短缺問題此起彼伏，目前已經到了一個最為嚴重的階段。麵包嚴重缺乏，一些麵包商不得不靠摻雜大米來做成廉價的麵包以維持供給。由於糖和牛奶也已經成了稀有物品，士兵在營房裡吃的是像油膏一樣的麵包。菸草更是無法滿足供給，除了昂貴的走私菸外，普通的菸草根本無處可尋。橄欖油，這種西班牙人在很多時候必不可少的東西如今卻也很難買到。急於購買橄欖油的婦女們在騎著高頭大馬的警衛隊的監管下排起了長隊，也許是因為無聊，他們總是時而讓馬倒退幾步，當馬蹄踏在婦女們的腳趾上時他們似乎樂不可支。當時還有另外一個小麻煩，那就是經常無法兌換、找贖零錢。銀幣已被收回，而新的硬幣卻尚未發行，因此，除了十生丁的硬幣之外，面值最小的貨幣便是二點五比塞塔 的紙幣，而十比塞塔以下的紙幣是非常稀少的。這意味著那些赤貧者要面對更為嚴重的食物匱乏問題。一個拿著一張十比塞塔紙幣的婦女，可能在雜貨店外面排了幾個小時的隊卻買不到任何東西，因為雜貨商沒有零錢找贖，而這個婦女又不可能一次性將這十比塞塔全部花出去。 那夢魘般的氣氛真是一言難盡——時而變幻莫測的謠言，不斷地被刪減篡改的報紙，還有頻繁出現在大街上的武裝軍隊，這一切都給這個城市帶來了無盡的恐懼與不安。這一切似乎無法一語道清，因為造成這種氛圍的核心基礎在英國並不存在。在英國，沒有人會對黨同伐異的現象感到習以為常，政治迫害也僅限在很輕微的程度上。如果我是一名煤礦工，我並不介意老闆會知道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而那些充當歐洲政治傳聲筒的「優秀黨員」也極為少見，「消滅」或「清除」碰巧與你意見相左的人似乎還沒有成為天經地義的事情。而在巴塞羅那，這一切看上去卻是那麼地理所當然。如今「史達林主義者」控制著局面，因此每個「托洛茨基主義者」自然都不得不活得心驚膽戰。眾所擔心的事情是巴塞羅那會再次爆發一場巷戰——這種事情畢竟沒有發生，但如果巷戰一旦爆發，那麼一切都會像以前一樣，所有責任必將會降臨到馬統工黨和無政府主義者的頭上。好多次，我都在豎起耳朵等待聽到那第一聲槍響，似乎整個巴塞羅那都被不斷散布的恐怖情報所籠罩，它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街頭巷尾議論紛紛。奇怪的是，每個人所說的話竟是那樣如出一轍：「這裡的氣氛真可怕，就像是進了瘋人院！」或許這裡所說的「每個人」並非完全合適，那些特地來到西班牙遊覽觀光的英國人，一個一個旅館住過之後，似乎並沒有體會到這個大環境有什麼異樣。我無意中看到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的《周日快報》上阿索爾公爵夫人這樣寫道： 我去過巴倫西亞、馬德里和巴塞羅那……這三座城市全都秩序井然，沒有任何武裝暴力行為。我住過的所有旅館不僅「正常」「體面」，而且非常舒適，只是沒有黃油和咖啡。 這番話道出了英國遊客的一種奇特的心態，他們不相信在高檔旅館之外的世界所發生的任何事情。我倒真希望他們能為這位公爵夫人找到些許黃油。 那時我住在毛琳療養院，那是由馬統工黨經營的一所療養院，坐落在提比達波山附近的郊區。提比達波山是一座奇形怪狀的山脈，突兀聳立在巴塞羅那小城的後脊，相傳撒旦就是在這座山上帶著耶穌俯瞰了大地上所有的國家，這座山便由此而得名 。這些房屋原屬於一些富有的資產階級，後來在革命時期被沒收了。住在這所療養院的多數人都是一些因病而暫停服役，或者是在戰爭中受傷而終身殘疾的士兵。療養院裡也有幾名英國人：威廉士，他的一條腿受傷了；十八歲的斯塔福·科特曼，因懷疑得了肺結核從前線被送了回來；亞瑟·柯林頓，他的左臂粉碎性骨折，仍然綁著繃帶，吊在一個俗稱「小飛機 」的奇怪裝置上。我妻子仍舊住在大陸飯店，我通常在白天的時候回到巴塞羅那。 每天上午，我會按例到總院去對我的胳膊進行電療。電療的感覺很奇特，像針刺一般的電流流過全身，使所有的肌肉組織不停地跳動起來——不過，它似乎有些起作用了，我的手指恢復了知覺，而且疼痛也逐漸有所減輕。我和我的妻子決定最好儘快回到英國。我的身體極度虛弱，又說不出話來，看起來像是永遠不能講話了，醫生告訴我至少幾個月之內我是不適合作戰的。而我早晚要掙錢餬口，這樣看來，留在西班牙消耗他人需要的食物好像沒有多大意義。但是我回國的主要動機還是出於一種自私的考慮，我最無法克制的期望便是離開這個國家，擺脫這裡的一切，遠離這充滿了政治敵視和猜疑的恐怖氛圍，遠離那些布滿了武裝人員的街道，遠離空襲、戰壕、機槍，甚至還有那刺耳的有軌電車的鳴叫、每日裡喝的沒有牛奶的茶、吃的油膩的食品，遠離這沒有香菸的日子——遠離所有與西班牙有關的東西。 總醫院的醫生已經證實我的身體不適，無法繼續作戰，但是要想拿到遣散批文，我必須到前線附近的一個醫院去開一份醫委會的證明，然後到謝塔莫的馬統工黨民兵總部，在證明上加蓋印章。柯普興高采烈地從前線回來了，他剛參加完戰鬥，他告訴我，我們最終會攻下韋斯卡。政府從馬德里前線調來了軍隊，準備集中三萬人的兵力和大量的飛機攻打韋斯卡。那些在與我們擦肩而過的列車上、從塔拉戈納調往韋斯卡前線的義大利人對傑卡要道發起了攻擊，但是傷亡慘重，還損失了兩輛坦克，但是柯普卻說，那個城市早晚都是守不住的（可嘆的是，這座城市並沒有被攻陷，整場戰鬥一片混亂，攻陷的說法只是媒體沒有搞清楚狀況，便妄自揣度後的一派胡言而已）。這時，柯普要去巴倫西亞與作戰部的人見面。他手上有一封負責指揮東方軍的波薩斯將軍寫的引薦信——內容很平常，只是說柯普是一個「讓人充滿信心的人」，並推薦他到工程部的一個崗位去任職（此前，柯普已經是一名民用工程師了）。就在我去謝塔莫的當天，他去了巴倫西亞——這一天是六月十五日。 五天以後，我回到了巴塞羅那。我和滿滿一卡車人抵達謝塔莫時已經將近午夜了，一到馬統工黨總部，連名字都還沒有登記，他們就命令我們列隊，給我們配發步槍和子彈。進攻好像剛剛開始，他們隨時都在召集後備力量。儘管我口袋裡裝著醫院的證明，但我還是完全無法拒絕和其他人一起列隊待命。我枕著彈盒睡在了地上，心情極度沮喪。當時，槍傷已經損害了我的神經——我想這樣的事情一定還會發生，一想到戰火連天的景象我便會陷入極度的恐懼中。然而無論如何，我還是不得不等到天亮，畢竟那一刻我們還沒有接到命令。第二天早晨，我出示了醫院的證明，準備去辦理遣散批文，這又是一件搞得人暈頭轉向、疲憊不堪的事情。他們總是把你踢來踢去，從一個醫院趕到另一個醫院——謝塔莫、巴爾瓦斯特羅、蒙松，然後又返回到謝塔莫，在批文上加蓋印章——集結在韋斯卡的軍隊已經切斷了所有的交通道路，交通狀況陷入了一片混亂中。至今我還記得在那幾個夜晚我睡過的地方：第一天晚上還睡在醫院的病床上，第二天就睡在了戰場的壕溝里，睡過連翻個身都能摔下來的狹窄的長椅，也睡過巴爾瓦斯特羅市立旅館的大床。一旦離開鐵路，除了僥倖能碰到一輛顛簸得像彈簧一樣的貨車以外便再也沒有其他的交通工具。為了碰到一輛貨車，常常要在路邊等上幾個小時，有時候也許是三四個小時，和那些總是三五成群、神情惆悵不安的農民們一起，帶著他們籮筐里嘎嘎亂叫的鴨子和活蹦亂跳的兔子，向一輛又一輛路過的卡車招手。當你終於有幸等到一輛沒有塞滿人、麵包或者彈藥箱的卡車時，你便可以嘗到那種在劇烈顛簸的車上打滾，直至把自己攪成糨糊的滋味，那種在馬背上騰躍而起的感覺遠不及一輛卡車將你拋向高空時的恐懼。大家只好將身體緊湊在一起讓自己儘量平穩一些。可笑的是，我的身體太虛弱，竟然不得不在別人的幫助下才能爬上卡車，這真是讓人尷尬不已。 去醫委會開證明時，我在蒙松醫院住了一晚。鄰床是一位突襲隊員，他的左眼受傷了。他對我很友好，還給了我幾支香菸。我說：「要是在巴塞羅那，我們只會互相攻擊。」說完我們便不約而同地笑了起來。說來也怪，只要是在靠近前線的任何地方，人們的情緒就會立刻變得不一樣起來。黨宗派別間幾乎所有的深仇大恨都會煙消雲散。在前線的那些日子裡，我從未想過會有哪個加聯社黨的追隨者會因為我曾服務於馬統工黨而對我心存敵意，這是只有在巴塞羅那或者距離戰爭更遠的地方才會發生的事情。謝塔莫有大批突襲隊員，他們是從巴塞羅那調過來參加進攻韋斯卡的戰鬥的。突襲隊員不是為前線戰鬥作準備的部隊，他們中有很多人從未打過仗。在巴塞羅那的街道上是他們說了算，但在這裡，他們是新兵，常常要與那些已在前線戰鬥過幾個月的十五六歲的娃娃民兵套近乎。 蒙松醫院的醫生又一次將我的舌頭拽出來，把鏡子塞進喉嚨的動作重複了一遍，像之前的那位醫生一樣信誓旦旦地對我說我再也發不出聲音了，神情里依舊帶著那種不可思議的歡快。他給我在檢查證明上籤了字。當我在等待接受檢查的時候，手術室里一場無比殘忍的非麻醉手術讓我永遠不願再想起，卻一輩子都無法忘記。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沒有使用麻醉劑，只聽尖叫聲一聲又一聲地震徹耳際，我仿佛看到了手術刀在一刀一刀地割下去，等到我走進去的時候，只見椅子被踢得橫躺遍地，地板上的血水和尿水早已混在了一起。 這是我在西班牙的最後一段旅程，很奇怪，這期間的每一個的細節都歷歷在目。和幾個月前相比，現在我的心態已經不同於以往，似乎更能夠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來看待周圍的一切。我終於拿到了批文，上面顯赫地印著第二十九師的印章，還有醫生開的證明，證實我已經被「宣告殘廢」。我終於可以自由地回到英國去了，終於，也是第一次，我可以好好看看這裡的一切了。我在巴爾瓦斯特羅待了近一天的時間，因為去往那裡的火車每天只有一趟。此前，我曾有幾次路過巴爾瓦斯特羅，與這裡有過匆匆的幾面之緣，那時的巴爾瓦斯特羅對我而言只是戰爭的一部分——污濁、孤冷、灰暗，到處是呼嘯而過的卡車和衣衫襤褸的士兵。而如今，這裡一切似乎不再是它以前的樣子，我隨意地漫步於街道間，忽然意識到那彎彎曲曲的街道原來如此怡人，古老的石橋安靜地端坐在河面上，各家小酒館裡陳設的一人多高的酒桶香醇四溢，人們在半地下的商鋪里精心製作著車輪、匕首、木勺和羊皮水壺的場景顯得格外引人入迷。我在一家製作羊皮水壺的店鋪前停下了腳步，饒有興趣地仔細端詳起來，才知道，原來壺裡是用未經煺毛的羊皮做的，因此，人們喝下的是真正的用山羊毛過濾過的水，我用了幾個月的山羊皮水壺，竟對此一無所知。小城後面有一條翡翠般淺綠的小溪，小溪的背後矗立著一座陡峭而筆直的石崖，崖上建有幾座房屋，遠遠望去，從房屋的窗口便可以跳入下方距崖頂一百米的河水中。成群的鴿子從崖洞中飛了出來。而那些已經坍塌的古老建築也成了燕子們的棲身之所，從遠處看去，它們在殘垣斷壁上築起的巢穴，就像是華麗而纖巧的洛可可時期的建築。奇怪的是，為什麼我在這裡駐留了近六個月的時間，卻對這些視而不見呢？我拿著批文，再次感到了自己作為一個真正的人的存在，更像是一個旅行者。第一次，我切實感受到了自己是真正地來到了西班牙，來到了一個我畢生嚮往的國度。在萊里達和巴爾瓦斯特羅靜謐的小街上，我終於可以駐足片刻，欣賞一個遠離謠言的西班牙，將自己與在每個人心目中紮根已久的那個戰亂中的西班牙隔離開來。白色的山巒、牧羊人的哨聲、宗教法庭的地牢、摩爾風格的宮殿、蜿蜒而行的黑色騾隊、銀灰色的橄欖樹、掛滿枝頭的檸檬、蒙著黑頭紗的姑娘、馬拉加和阿利坎特的美酒、教堂、紅雀、鬥牛，還有吉卜賽人和那悠揚的小夜曲……總之，這就是西班牙，它是整個歐洲最讓我心馳神往的國家。遺憾的是，當我千里迢迢來到這裡，看到的卻只是這個國家東北部的一角——一個在嚴冬季節中日日瀰漫在硝煙戰火中的西班牙。 回到巴塞羅那時天色已晚，已經沒有了出租車，毛琳療養院是回不去了，它在城外，我只好去了大陸飯店，路上停下來吃了一頓晚餐。我還記得與一個年歲稍長、面容和善的酒館店家的談話。我們聊起了用黃銅釘起來的橡木酒壺，是給客人斟酒用的，我說我想買一套帶回英國去，他嘆息地說：「是啊，美極了對吧？可惜現在買不到了，已經沒有人製作了，再也沒人做任何東西了。都是戰爭鬧的——哎！可惜啊！」聽他說完後，我默契地點點頭。我又開始覺得自己像一個旅客，店家輕聲地問我：「有沒有喜歡過西班牙呢？你還會再回來嗎？」「哦，當然，我應該會再來的吧。」這次平靜而祥和的談話我深深地銘記於心。之後便發生了一系列突如其來的事情。 進了旅館後，我看到妻子坐在休息廳里。看到我之後，便起身朝我走了過來，她漫不經心的樣子讓我感到十分驚訝。她故作甜蜜地摟住我的脖子，微笑著將臉貼到我的耳邊——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她低聲而有力地對我說： 「快走！」 「什麼？」 「快離開這兒！」 「什麼？」 「別愣著了！你必須立刻離開！」 「啊？為什麼？什麼意思？」 她拉著我的胳膊，三步化作兩步便朝樓梯走去。下樓梯時，我們遇到一個法國人——這裡就不指出他的名字了，儘管他和馬統工黨毫無瓜葛，卻總是在我們身處困境時站在我們這邊。他關切地看著我。 「聽著！你不應該過來。趁他們沒報警之前，趕快跑出去躲起來！」 突然，樓下的一名員工，從電梯裡偷偷地竄出來，神情慌張地對我說：「趕快走！」這名員工是馬統工黨的成員，我想，這裡的經理並不知道。而此刻，我還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到底怎麼回事啊？」一出旅館，我就問道。 「你還沒有聽說嗎？」 「沒有啊。聽說什麼？我什麼都沒聽說。」 「馬統工黨已經遭到了鎮壓。他們奪取了所有的建築，幾乎把所有人都關進了監獄。有人說一部分人已經被槍斃了！」 原來如此！我們必須換個地方說話。蘭布拉大道上所有的咖啡館都站滿了警察，不過我們在一條小巷裡找到了一家安靜的咖啡館。我的妻子向我說明了在我離開的這段時間裡所發生的事情。 六月十五日，警察突然在安德列斯·尼恩的辦公室將他逮捕。同一天晚上，他們搜查了獵鷹旅館，並抓捕了旅館裡所有的人，其中大部分是休假的民兵，這個地方頃刻間變成了監獄，塞滿了各種各樣的犯人。第二天，馬統工黨被宣布為非法組織，所有的辦公室、書報亭、療養院和紅十字援助中心等都被占領。同時，警察還不失一切時機地下手逮捕了所有與馬統工黨有關的人，不到兩天的時間，四十名執委會成員幾乎全部被關押了起來。即便有一兩個人躲了起來，警察也會使出抓人質的手段：他們會把逃跑者的妻子抓起來當人質——這已經是交戰雙方在戰爭中濫用的把戲。短短的時間內，被捕的人多到根本無法統計，我妻子聽說僅在巴塞羅那就有四百人被捕，而我始終認為，當時被捕的人數一定遠遠超出了這個數字。他們抓走的都是馬統工黨內部最優秀的成員，有些警察甚至過分到從醫院裡殘酷地把受傷的民兵拖走。 眼前的一切是多麼地讓人懊惱而沮喪！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我或許可以理解他們對馬統工黨的鎮壓，但是他們為什麼要逮捕那麼多人？目前看來，對這些人的抓捕簡直毫無意義。這明擺著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他們鎮壓馬統工黨，於是那些曾經和馬統工黨有關的人便遭了殃；馬統工黨被立為非法組織，因此那些曾經服務於該組織的人便都是犯了法的。還是那樣，所有被捕的人無一真正地受到過指控，而與此同時，巴倫西亞共產黨的報紙正在大肆編造「法西斯分子陰謀」的故事：馬統工黨利用電台向敵人傳遞消息，用隱形墨水簽署文件，等等。我在前面的章節已經提到過這些事情。重要的是，這些文字只在巴倫西亞的報紙上出現過，可以說，在任何巴塞羅那的報紙上，無論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還是共和派的報紙，都對這些事情或鎮壓馬統工黨的事情隻字未提。我們最先了解到對馬統工黨領導人指控的準確消息不是在西班牙的報紙上，而是在事發一兩天後才進入巴塞羅那的英國報紙上，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指控我們犯有間諜罪和叛國罪的不是政府，一些政府成員也拒絕承認這一點。我們只是隱約聽說馬統工黨的領袖們，或許也包括我在內的其他人被指控接受了法西斯分子的利誘。已經有謠言傳出監獄裡的人已經被秘密槍殺，雖然這種謠言有些誇大事實，但秘密槍殺的事情確實發生了，毫無疑問，尼恩就是其中的一個。尼恩被捕後就被轉移到巴倫西亞，隨後又被押送到了馬德里。尼恩被槍殺的謠言最早是在六月二十一日傳到巴塞羅那的，後來謠言的真相變得漸漸清晰起來：尼恩已在監獄裡遭到秘密警察的槍殺，屍體被扔在了大街上。這個消息來自於幾個方面，其中包括前政府官員費德里科·蒙特瑟尼，自此再也沒有人聽到過尼恩還活著的消息。事後，當各國代表團對此事向政府提出質問時，他們便支吾搪塞，只說尼恩已經失蹤，下落不明。有些媒體甚至編造謠言說尼恩已經逃到了法西斯分子的地盤上，但是他們並沒有提供相關證據。司法部長伊魯霍後來宣布：埃斯帕涅新聞社偽造了官方公報 。在任何情況下，像尼恩這樣的政治要犯是絕對不可能逃獄的，除非我們看到尼恩本人活著站在我們面前，否則我們便不得不認為他已經在獄中被暗殺了。 對馬統工黨的抓捕越來越猖獗，幾個月後，監獄裡除法西斯分子外，政治犯的人數已經瘋漲到數千人。警察局內下層人員的自主權頗為值得關注，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公開進行違法逮捕，一些由警察局長下令釋放的人卻在監獄大門口又被抓了回去，並且被轉移到了「秘密監獄」，庫爾特·蘭道和他妻子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們大約是在六月十七號被捕的，隨即蘭道就「失蹤了」。五個月之後，他妻子仍被關在監獄裡，沒有任何審判，也沒有她丈夫的消息。她宣布進行絕食抗議，此後司法部長才送來口信告訴她：她丈夫已經死了。不久之後，她被宣布釋放，但幾乎是同一時間，她又被抓了回去，再次被投進監獄。更為值得注意的是，起初，無論是哪個崗位的警察，似乎都從不關心自己的所作所為可能對戰爭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他們隨時都會抓捕重要軍官。大約在六月末，第二十九師的總司令喬斯·羅維拉將軍在靠近前線的地方被從巴塞羅那派來的一支警察隊伍抓了起來。他的部下組織了一個代表團向作戰部提出抗議，卻得知作戰部和警察局長奧爾特加都從未獲悉羅維拉被捕的消息。有一件事情雖然也許無足輕重，但卻始終令我如鯁在喉，那就是所有發生的事情都一概對前線部隊封鎖了消息。就像我前面說過的，我和前線的其他人都沒有聽到馬統工黨被鎮壓的任何風聲，馬統工黨的民兵總部、紅十字援助中心等都在正常運轉，直到六月二十日，在像萊里達這樣距巴塞羅那只有一百多里的鐵路沿線城市，都沒有任何人聽說那裡所發生的事情。所有與此相關的消息都被禁止刊登在巴塞羅那的報紙上，而巴倫西亞的報紙上謊造的「法西斯分子的陰謀」之類的消息也並沒有送到阿拉貢前線。毫無疑問，逮捕那些在巴塞羅那休假的民兵的意圖便是為了防止他們把消息帶回前線。我在六月十五日回到前線時所帶去的那期報紙一定是前線士兵所看到的最後一份報紙。我至今仍然對此事十分不解：事情怎麼會不為人知呢，那些來來回回運送物資的卡車可是一直都從那裡經過。但是無論如何，消息還是被封鎖了。儘管我已經從許多方面得知了這件事情，但是前線的將士卻是在事發好幾天之後才聽到了風聲。 所有這一切的動機可想而知。進攻韋斯卡的戰鬥剛剛開始，馬統工黨民兵仍是一支獨立部隊，政府可能害怕當他們知道事情真相之後會拒絕作戰。儘管，實際上，消息在前線傳開時根本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而此前那些諸多戰死沙場的人一定不知道後方的報紙把他們稱為法西斯分子。這樣的事情讓人無法釋懷。我知道，作為一種常規制度，向部隊封鎖壞消息，也許是合乎情理的。可是眼下戰士們一邊在為政府奮勇戰鬥，一邊卻不知道他們所擁護的政黨已經遭到政府的鎮壓，他們的領袖正蒙受著叛國罪的屈辱，他們的親友已經被關進了監獄……這一切似乎都需要有個說法。 妻子開始給我講述發生在我朋友們身上的事情。一部分英國人或其他的外國人已經離開了西班牙。威廉士和斯坦福·科特曼在搜查毛琳療養院時沒有被逮捕，他們僥倖藏了起來；僥倖躲過此劫的還有約翰·麥克奈爾，他本來去了法國，而當馬統工黨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後，他又回到了西班牙——這是一個魯莽的舉動，但他寧願在自己的同志身處險境時留在他們身邊，也不願一個人躲在安全的地方。至於其他人，則幾乎是相同的命運，我的妻子一一羅列了出來：「xx被捕了」，「xx也被捕了」，「喬治·柯普……」他們好像「逮捕」了所有的人。當聽到喬治·柯普也被「逮捕」的消息時，我突然吃驚起來。 「什麼！柯普？難道他不是在巴倫西亞嗎？」 妻子又告訴我，柯普回到巴塞羅那，手上拿著作戰部寫給負責東部戰線的陸軍上校的一封信，信里的內容是東部戰線的作戰運營計劃。柯普當然知道馬統工黨遭到了鎮壓，但他以為警察不會蠢到在他身負緊急軍令、火速趕往前線的路上逮捕他。他返回大陸飯店取工具箱的時候，我妻子正好外出，那裡的人便一邊設法撒謊拖住他，一邊偷偷地給警察打了電話。我不得不承認，當我聽到柯普被捕的消息時，心中的怒火無法抑制。他是與我私交甚好的朋友，我在他手下幹了幾個月，我們一起在戰火中並肩戰鬥，我知道他的經歷。他拋棄了一切——家人、祖國、安穩的生活——只為來西班牙參加這場反法西斯的戰鬥。在他還在比利時預備役部隊服役時，便未經許可就離開了那裡，投身於一支外國軍隊。他曾經幾度幫助西班牙政府非法生產軍火，一旦回到自己的祖國，等待他的將是多年的牢獄生涯。他從一九三六年十月起一直在前線，憑著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從民兵當上了少校，我已經記不清他曾經參加過多少次戰鬥，但卻知道他只受過一次傷。在五月巷戰中，我親眼看到在千鈞一髮之際，他成功地阻止了那場即將發生的戰鬥，或許有將近二十人的生命因此得到了挽救……而今，他所得到的回報竟是被那些人投進監獄。生氣只是浪費時間，但是壓抑這種該死的怨恨也實在是考驗耐心的一件事。 當時，他們並沒有抓捕我妻子，儘管她仍然留在大陸飯店，但警察根本沒有動她。顯然，她是被當作了誘餌，他們試圖將我一舉擒獲。幾天前的一個晚上，大約在黎明將近之時，六個穿便衣的警察闖入我們旅館的臥室里，翻了個底朝天。他們幾乎不放過每一塊紙片，所幸的是護照和那本票本還在。他們帶走了我的日記，所有的書籍，過去幾個月來積累的所有剪報，我很好奇，這些剪報對他們會有什麼用呢？還有所有的戰爭紀念品以及信函（不幸的是，他們一同帶走了許多讀者寄給我的還未來得及回復的信件，當然也包括那些讀者的地址。如果那些讀者曾來信和我探討我最近出版的一本書，卻沒有收到我的回信，那麼就請把這幾行文字當作我的一次道歉吧）。我後來得知，他們還拿走了我留在毛琳療養院裡的所有東西，甚至把我的一包髒衣服也帶走了，或許他們認為那上面會有用隱形墨水寫的情報吧。 不管怎樣，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我妻子選擇留在那家飯店是更為安全的。如果她想躲起來，他們會立即追捕她。至於我自己，我必須馬上躲起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儘管一批接一批的人被逮捕，我還是幾乎不能相信自己已經身處險境，這愚蠢的攻擊簡直毫無意義。但是，柯普正是由於對現實缺乏認真的思考才讓自己身陷囹圄。我不停地問自己，他們為什麼要逮捕我呢？我做了什麼？我甚至連馬統工黨的成員都不是。我的確在五月巷戰中扛槍上陣，但同時拿著武器和我並肩的還有四五萬人（這只是保守的估計）。 現在，我急需讓自己睡一宿好覺。我想冒險回到旅館去，但妻子不同意，她耐心地給我解釋目前的事態。我做過什麼或者沒做過什麼都無關緊要。這不是對犯罪分子的制裁，這僅僅是一場恐怖統治。我身上沒有背負明確的犯罪行為，但卻被加上了「托洛茨基主義」的罪名。我曾為馬統工黨服務這一事實就足以把我送進監獄。現在還固守著英國的那一套只要遵紀守法就會相安無事的觀念是徒勞的，現實是警察就是法律。我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持沉默、隱匿蹤跡，並掩蓋自己曾經和馬統工黨之間有過的任何關係。我們檢查了一下口袋裡的證件。妻子讓我撕掉民兵證，那上面顯赫地印著POUM幾個大字，還有一張以馬統工黨旗幟為背景的戰友們的合影，現在僅憑這些東西就足以讓他們把我抓起來。可是我需要保留好那張退役的批文，儘管這也很危險，因為批文上蓋著第二十九師的印章，警察可能知道那是一支馬統工黨的部隊。但是如果沒有它們，我便很可能以另一種罪名被抓起來——那就是逃兵。 我們現在需要考慮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離開西班牙。留在這裡等待早晚會降臨的牢獄之災簡直毫無意義，儘管我和妻子極其希望可以留下來，只想看看事情的究竟。但我猜想這裡的監獄一定已經污穢不堪（實際上，那裡比我想像的還要糟糕）。一旦進入監獄，便不知道何時才能出來。這時，除了胳膊的劇痛難忍以外，我的身體狀況已經差到了極點。我們計劃第二天在英國領事館見面，科特曼和麥克奈爾也會去那裡。護照可能要在幾天後才能準備好。在離開西班牙之前，需要在護照上加蓋三個地方的印章——警察總局、法國領事館和加泰羅尼亞移民局。警察總局顯然是個危險的地方，不過也許英國領事館能在不讓他們知道我們和馬統工黨有任何關係的情況下把事情辦妥。當然，他們一定會有一份外國「托洛茨基分子」嫌疑犯的名單，我們的名字很可能就在這份名單上，但或許在他們看到名單之前，我們已經幸運地出境了。整個過程，一定會有許多麻煩，可能會拖延一些時間，不過幸好是在西班牙，而不是在德國。西班牙的秘密警察有德國納粹警察的某些特質，但卻沒有他們那麼大的能耐。 分開後，我妻子回到了旅館，我一個人則獨自在黑暗的夜色中搜尋，想找個睡覺的地方，我多想有一張床，可以好好地睡一宿啊！那種煩躁抑鬱的心情至今記憶猶新。但是我無處可去，世界之大卻沒有我的容身之地，馬統工黨沒有地下組織。他們的領袖們無疑早已察覺到自己的政黨可能會被鎮壓，但他們完全沒有想到竟然是如此大規模的政治迫害。他們對現實太缺乏預測了，就在馬統工黨被鎮壓的那一天，他們還沒有放棄對自己轄區的那些建築進行改建（馬統工黨在對他們所管轄的建築進行改建，其中的一項工程就是將行政大樓內的一家銀行改建為一家電影院）。因此，那些對於每個革命政黨來說都應該擁有的秘密據點，在馬統工黨內部卻完全不存在，沒有人知道那天晚上有多少人因房屋遭到了警察的突襲而露宿街頭。連續五天勞頓奔波，睡在那些不是人睡的地方，我的胳膊已經痛得撕心裂肺，現在那幫傢伙又追著我東奔西跑，我不得不再次睡在了荒郊野地……我當時想到的只有這些，完全沒有對政治問題進行任何的思考，面臨正在發生的事情時，我也從來不做這樣的思考。似乎一貫如此，在面對戰爭或政治的混亂局面時，我只會意識到沒有辦法立刻緩解我身體上的不適，只希望這一切該死的荒唐事情趕快結束。儘管事後我會認識到事情的意義所在，但在那一刻，我只是想遠離一切——或許這是一種可恥的想法吧。 我走了很遠，不知不覺竟走到了總醫院附近。我想找個地方躺下，避開那些嗅覺靈敏、隨時要檢查證件的警察。最後，我試著進了一個防空洞，但它是新挖的，洞頂還在不斷地往下滲水。我又來到一座廢棄的教堂里，那裡已經被革命的烈火燒成了一片廢墟，只剩下四堵露天的殘壁。我在朦朧的夜色中強忍著疼痛，踉蹌地在四周的碎石塊中搜尋，終於，我發現了一片勉強能容納我身體的空地。躺在破磚爛瓦上並不舒服，好在這是一個溫暖的夜晚，我努力地讓自己睡了幾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