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二戰親歷回憶錄 · 再返前線，受傷而歸

在巴塞羅那的戰鬥結束後的第三天，我們重新回到了前線。然而，經歷了這場戰鬥之後，尤其是在目睹了報紙上那些肆意謾罵的口水戰之後，我再也無法像以前一樣，用一種天真的、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眼光去看待加泰羅尼亞戰爭。我想，每一個在西班牙待過幾個星期的人都會或多或少地在這種戰鬥中產生一種理想的幻滅之情。此時，我記起了前一年十二月份我剛到達巴塞羅那的第一天遇到的那位記者所說的話：「所有的戰爭都是一場騙局，這裡的戰爭也不例外！」我當時對他的話感到格外驚訝，根本不相信這是真的，即便是參加戰爭五個月之後，我也仍然不相信這是真的，現如今，他的話卻正在一點一點地得到驗證。事實上，每一場戰爭持續得愈久，其前進的腳步便愈加緩慢，因為在戰爭中諸如個人言論自由、媒體報道的客觀程度等因素都在制約著軍事效能的提高。 我們現在就可以預想一下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情況發生。很明顯，卡巴列羅政府即將垮台，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受共產黨影響更深、更右傾主義的政府——大約一兩周之後，事實也的確如此。新政府試圖一舉瓦解工會的權力。而後，如果佛朗哥被打敗——姑且不論西班牙政權重組所面臨的巨大困難——工人階級的前景也不容樂觀。至於報紙上說，這是一場「為民主而戰的戰爭」，也純屬無稽之談。即便是有了英國和法國的先例，但凡稍有理智的人也不會相信，在一個戰後如此分崩離析、元氣大傷的西班牙還會有什麼民主，此時的西班牙只可能實行專政，而且顯然工人階級專政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就意味著整個西班牙會漸漸趨向於法西斯主義，當然，這種法西斯主義會被蒙上一層更偽善的面紗，因為這是在西班牙，比起在德國和義大利，這裡的法西斯主義要來得更人道、更溫和一些。戰後的西班牙所面臨的選擇只能是，要麼接受更加無限專制的佛朗哥的統治，要麼使國家走向分裂——後者的可能性更大，或是走向疆域的分裂，或是走向經濟層次的分裂。 然而，無論戰後的西班牙走上哪一條道路，其結果都是令人失望的。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應該為共和國政府去奮起反抗更加殘酷而且極端的佛朗哥和希特勒的法西斯專政。不管戰後這個政府可能會犯多少錯誤，佛朗哥的統治一定會比它更糟糕。雖然對於工人階級，即城市無產階級來說，或許誰來統治這個國家並無大異。但是，西班牙是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政府的最終勝利無疑會給農民們帶來好處，至少當初鬥爭奪來的那些土地會繼續留在他們手中。而且，他們還會沒收並重新分配先前佛朗哥占有的土地，同時，在西班牙不少地方實行的農奴制也將一去不復返。戰勝後掌握政權的政府必然是反教會、反封建的政府，它會限制教會的權力，至少在短期內會是這樣的；它會使國家走向現代化——如，修建公路、加強教育和公共醫療建設，即使在戰爭期間，政府也已經做出了一些這方面的努力。而佛朗哥，直至今天，不僅一貫地充當著義大利和德國法西斯的傀儡，而且與封建地主沆瀣一氣，充當著教會軍事力量的頭目。人民陣線至多可能淪為一場騙局，但佛朗哥政權卻必然會逆潮流而動，人心所背。大概只有那些百萬富翁和空想主義者才對佛朗哥的勝利翹首以待吧！ 有一個問題就像噩夢一樣困擾了我將近兩年的時間，那就是法西斯主義在國際上的威名。從一九三〇年開始，法西斯分子就戰無不勝，現在是時候讓他們遭受打擊了，似乎誰來充當這個勝利者的角色並不重要。如果我們能將佛朗哥和他的外籍僱傭兵統統趕出西班牙，那麼國際形勢將會有極大的改觀——即便我們將面對的是令人窒息的獨裁統治，即便我們有無數的優秀戰士將坐穿牢底。因此，單就這一點而言，我們也必須為勝利而戰。 這就是我當時的看法。也許我要說，我對奈格林政府的看法比起它剛剛執政的時候已經多了一份讚許，畢竟它正在以極大的勇氣堅持這場戰爭，而且它也表現出了超出人們預期的政治寬容。但我仍然堅持我的觀點：戰後的西班牙若是走向分裂，則其前途未卜；若沒有走向分裂，則政府必將走上一條向法西斯主義傾斜的道路。我又一次壓上賭注，讓時間來檢驗所有的預言。 我們剛剛抵達前線就聽說鮑伯·斯邁利在返回英國的途中被捕，而且已被送往巴倫西亞，關押入獄。斯邁利自前一年十月份開始就在西班牙，曾經為馬統工黨工作過幾個月。後來，當其他的英國獨立工黨來到西班牙之後他便和他們一起參加了另一支民兵隊，並打算在前線待上三個月後便回國參加一次宣傳活動。過了好久我們才知道他被捕的原因——他一直被單獨監禁，連律師也不准接觸。在西班牙沒有任何人身保護的說法，你可能在沒有被提過審，甚至沒有接到任何指控的情況下被扔進監獄，一口氣關押長達好幾個月之久。最後，我們還是從一個被釋放的獄友那裡得知斯邁利是因「攜帶武器」而被捕的。而據我所知，這裡所謂的「武器」，只不過是戰爭初期用過的非常原始的兩枚手榴彈而已。他本打算帶上這兩個物件，回國後在他的講座上展示給觀眾看，另外還有一些他順手撿來的彈殼和其他作為紀念品的東西。那兩個手榴彈中的炸藥和雷管已經被拆除，其實只是毫無殺傷力的鐵筒而已。很明顯，所謂攜帶武器只是他們隨便找來的藉口，斯邁利的被捕無疑是因為人所共知的他和馬統工黨的關係。巴塞羅那戰鬥剛剛結束，當局非常擔心有人藉機散布反對他們的言論。所以，在過境檢查中，他們隨便找個理由便將那些可能反對他們的人抓了起來。也許逮捕斯邁利的初衷，只是想讓他滯留幾天後再離開西班牙。但問題是，在西班牙一旦被關押入獄，不管受不受審，通常都得一直待下去。 我們仍然在韋斯卡前線，但是被分在了更靠東面的陣地，就是在幾周前我們曾經一時占領的法西斯據點的對面。我現在是一名中尉——大約相當於英國陸軍的少尉，帶領著一支三十人左右的小分隊，其中有英國人，也有西班牙人。我的名字被呈報了上去，申請批准正式授命，但我不知道是否會得到批准。先前，民兵軍官通常不會被正式批准授命，因為那意味著將有額外的支出，違背了民兵的平均主義思想規範，但現在他們不得不這麼做。公報上已經宣布，班傑明升為陸軍上尉，柯普將要被任命為陸軍少校。雖然政府需要民兵作戰，就必須依靠民兵軍官，但卻從未封給他們少校以上的軍銜，這大概是為了把更高的指揮權留給正規軍和剛從軍校畢業的軍官吧。結果，在我們這支隊伍中有一個頗為奇怪的現象，而且毫無疑問，在其他很多隊伍中也是一樣，那就是那些不管是被臨時任命為師長、旅長或是營長的軍官，都只佩戴著少校軍銜。 前線倒沒有什麼明顯的情況。傑卡要道附近已經漸漸平靜下來，一直到六月中旬才又重新打響了戰鬥。在我們所處的位置上，主要的困擾是狙擊手。法西斯的戰壕雖然距離我們有一百五十多米遠，但他們地勢偏高，並且盤踞在我們的兩側。我們的陣地呈一個直角狀。直角頂端的部位是最危險的地方，據守那兒的狙擊手經常傷亡慘重。法西斯分子不時地運來槍榴彈或類似的武器，利用地形的優勢向我們發起攻擊。炮彈發出一種沉重的爆炸聲，這聲音讓人沮喪、懊惱、心神不寧、不知所措，因為你無法及時敏銳地判斷出炮彈飛來的方向，並立即採取躲避措施。不過這種炮彈並不算十分危險，它在地上炸出的彈坑僅相當於洗臉盆那麼大。 韋斯卡的白天炙熱難耐，夜晚雖然溫度宜人，可蚊子卻總是鬧得人心煩。雖然從巴塞羅那帶來了些乾淨衣服，但也很快便長滿了虱子。空曠的野外有荒蕪的果園，那裡的櫻桃已漸漸地變白。連續兩天的傾盆大雨漫進了防空洞，胸牆也下沉了一尺多。大雨過後，我們不得不找來一些破的可憐的鐵鍬，它們已經沒有了木柄，而且邊緣還像個鐵勺子一樣打起了卷，用了好幾天的時間才將已被完全浸濕的黏土挖了出來。 上面答應分給我們一門迫擊炮，我貪婪地等著它的到來。晚上我們還像平常一樣巡邏，但是比以往更加危險，因為法西斯那邊的人員裝備更加精良，而且他們的警惕性也更高了。他們在鐵絲網外面散放了許多空罐頭盒，一聽到聲響就用機關槍掃射。白天，我們潛入無人區對敵人進行狙擊。匍匐前進一百多米，就到了一條有著茂密草叢遮蔽的壕溝，這條壕溝可以挾製法西斯的一堵胸牆的隘口。我們在這條壕溝里架起一支步槍，如果等的時間足夠長，通常就會看到一些穿著卡其布制服的人影匆忙閃過那個隘口。我朝那裡開了幾槍，但不知道是否打中了人，不過打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為我的步槍射擊技術太差了。但更有趣的是，法西斯部隊竟然摸不清這些子彈飛來的方向，這讓我更加自信地認定我早晚會打中一個的。然而，不幸的是，就在我喜不自勝之時我卻被一個法西斯的狙擊手打中了。這事兒發生在我回到前線後的第十天。被子彈擊中的過程頗為有趣，值得細說一番。 那是在胸牆的拐角處，早上五點，這個時間一向是很危險的。因為我們背對著太陽，黎明時，只要把頭探出胸牆，那影子便會在晨光的映襯下格外地顯眼。當時，我正在與一個準備換崗的哨兵說話。談話間我突然猛地感覺到了什麼——那種感覺很難用語言形容，卻至今在我的腦海里鮮明而生動。 那種感覺仿佛是在一個爆炸中心，伴著剎那間鋪天蓋地而來的一聲巨響和一道刺眼的閃光，我的全身感到一陣劇烈的震動——只是一陣劇烈的震動，沒有疼痛，就像突然間觸了電那般猝不及防，只感覺全身癱軟，四肢無力。我面前的沙袋被震得彈出了好遠。我想大概就是被閃電擊中的那種感覺吧。我立刻意識到自己中槍了，但是因為伴隨著那聲巨響和閃光，我以為自己是被旁邊意外走火的來復槍擊中的。這一切就在一秒鐘之內發生了，緊接著，我的膝蓋便軟了下來，身子隨之而倒下，只聽一聲悶響，頭撞在了地上，所幸並沒有撞傷。此時的我已經意識麻木，頭暈目眩，只覺得自己好像傷得不輕，卻並沒有感覺到真正意義上的疼痛。 與我講話的那個美國哨兵立刻衝上前，喊道：「天哪！你中槍了？」一時間人們都圍了過來。接著又是一陣大驚小怪地呼喊聲：「把他抬起來！」「傷到哪兒了？」「解開襯衣！」……那個美國人趕忙喊人要刀子，想劃開我的襯衫，我知道我的口袋裡有一把小刀，想試著拿出來，卻發現右胳膊已經失去了知覺——居然沒覺得疼，這讓我有一種隱隱的滿足感。這回我妻子該高興了，我想，她一直想讓我受點傷，這樣就可以躲開激戰，避免丟掉性命。直到這時，我才開始想傷口在哪兒，傷勢有多嚴重。我什麼也感覺不到，只覺得子彈應該是打中了身體前面的某個部位。當我正要說話時，卻發現嘴裡已經發不出聲音了，只能聽到微弱的支支吾吾的聲音，我又一次竭盡全力，問他們我傷到了哪兒。「喉嚨。」他們告訴我。擔架員哈里·韋勃帶來了繃帶和一小瓶用於消毒療傷的酒精。當我被抬起來的時候，一股鮮血從我的嘴裡淌了出來。我聽到旁邊的一個西班牙人說，子彈從我的脖子穿了過去。若在平時，那酒精塗在傷口上只會讓我感到一陣猛烈的刺痛，而此時我卻覺得它灑在傷口上，是那麼涼爽與舒適。 他們把我放了下來，有人找來了擔架。當知道子彈穿透脖子的時候，我一下子覺得自己肯定完蛋了。我還從來沒聽說過有人，哪怕是動物被子彈射穿脖子還能活下來的事。血不斷地順著嘴角流出來。「動脈被打斷了。」我默默地想，心裡琢磨著一個人頸動脈被割斷後還能活多久，也許過不了幾分鐘吧！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大概有兩分鐘吧，我一直在想自己也許就要死了。這倒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有趣之處就在於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時刻能知道自己在想什麼。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妻子——或許每個人在這一刻都是如此吧。其次，我有一種對不得不離開這個世界的強烈的怨恨。時至今日，我能夠說我想說的話，做我想做的事，於我而言，這個世界還是很值得留戀的。那一刻，我有足夠的時間來真切地感受這一切。這簡直是一種荒誕的不幸，這讓我感到極度的憤怒，極度的不值。沒有戰鬥，而只是在這骯髒的溝渠的一角，只因自己的一朝不慎，就一命嗚呼了！我還想到了向我開槍的那個人——我在想他到底長得什麼模樣，他是西班牙人還是外國人，他知道自己打中了我嗎……我對他毫無怨恨之意。我想，他作為一個法西斯主義分子，如果可能的話，我也會同樣殺死他的。但是如果此刻他被俘虜，被帶到我面前，我一定會稱讚他的槍法一流——儘管，如果你真的面臨死亡，也許你的想法會大不相同吧！ 他們剛把我抬上擔架，我就感覺那隻麻木的右臂開始恢復了知覺，好傢夥，劇烈的疼痛朝我襲來，我想一定是我摔倒在地的時候跌斷了！不過，此時的疼痛讓我頓感安慰，因為我知道，人之將死的時候，感覺是不會那麼強烈的。我的意識漸漸清醒了，突然開始憐憫起那四個抬擔架的人來，他們個個大汗淋漓，肩上扛著擔架，一步一滑地向前挪著步子。就在一兩天前我還幫著抬運過一個傷員，深知這是個累人的活。救護車距離這裡還有三四里地，路況很糟糕，坑坑窪窪、崎嶇不平的，下雨過後又拖泥帶水，滑溜難行。一路上，不斷地有白楊樹葉掠過擔架，輕拂著我的面頰，這時我才感到，能夠活在一個有白楊樹的世界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但是我的手臂還在劇烈地疼痛著，猶如一隻惡魔的利爪在撕撓著我的胸口，我忍不住要罵出聲來，但終於還是忍住了，因為哪怕只是一次用力地呼吸都會讓鮮血從嘴裡流淌出來。 醫生又給我重新包紮了傷口，打了一針嗎啡之後，把我送到了謝塔莫。謝塔莫的醫院是一個臨時搭建的木棚，傷員通常只在那兒停留幾個小時，之後便被送往巴爾瓦斯特羅或萊里達。雖然打了嗎啡，但我還是疼痛難忍，幾乎動彈不得，只得不停地將湧上來的血吞咽下去。即使如此，那些未經訓練的護士仍然試圖逼我咽下醫院的標準餐——一大碗湯、一連幾個雞蛋、油膩的燉菜……這是典型的西班牙醫院的做法。見我不想吃，她似乎感到很驚訝。我想抽一支煙，但那時正值鬧煙荒，醫院裡連一支煙也找不到。沒過一會兒，有兩個從前線暫時請了幾個小時假的戰友來到了我的床前： 「嗨！你還活著吧？太好了！我們得用一下你的手錶，還有你的左輪手槍和手電筒。如果你有小刀的話，也一併給我們吧。」 他們帶走了我隨身攜帶的所有東西，這樣的事情已是家常便飯。在前線，如果有人受傷，他的所有東西都會被瓜分完。其實這也算不上過分，因為手錶、左輪手槍等在前線都是非常珍貴的東西，這些東西如果放在傷員的行李中帶在身上，便一定會在離開的途中被人偷走。 到了傍晚，所有的傷弱病殘人員一個接一個地被送了過來，湊滿了一輛救護車之後，我們便被抬上車，送往巴爾瓦斯特羅。那可真是一段難忘的旅程！人們總說，在戰場上四肢受傷的人一般都會好起來，但是一旦腹部受傷的話，往往是很難活下來的。我現在終於知道其中的原因了。因為任何一個身上有內傷的人，在傷口不斷流血的情況下，都挨不過那數里顛簸不堪的石砟路。那些道路被重型卡車碾壓得破爛不堪，而且自開戰以來從沒整修過。救護車一路駛過，不斷地發出乒桌球乓、嘰里哐啷的響聲！這不禁讓我想起了小時候在白城展覽會上見到的那個可怕的「搖擺器」。他們忘了把我們綁在擔架上。我還算幸運，左手還有點力氣，可以抓著擔架沒被摔下來，但是有個傢伙就很不幸了，他被重重地摔了下來，天啊！那該有多疼啊！還有一個人蹲在救護車的角落裡，排山倒海地吐了一地。巴爾瓦斯特羅的醫院非常擁擠，病床幾乎是連在一起的。第二天早晨，我和一部分傷員被抬到醫院的火車上，送往了萊里達。 我在萊里達待了有五六天的時間。那個醫院很大，容納了戰爭中的病號和傷員，以及普通的病患人員，所有的病人差不多都混雜在一起。我的病房裡有些人傷勢很重。我旁邊的病床上躺著一個黑頭髮的年輕人。他服用的藥物使尿液變成了像翡翠一樣的綠色，床前的尿瓶幾乎成了病房裡的一大景觀！一個會說英語的荷蘭共產黨人聽說醫院裡有一個英國人，便待我像朋友一樣，他給我拿來了英文報紙。他在去年的十月戰鬥中受了重傷，後來設法在萊里達醫院待了下來，並和這兒的一位護士結了婚。由於傷勢的緣故，他的一條腿萎縮得還不及我的胳膊粗。那兩個休假的民兵，我們是在前線的第一個星期碰到的，他們來醫院看望一個受傷的朋友。其實，他們只不過是兩個十八歲左右的孩子。他們認出了我，尷尬地站在我的床邊，似乎想說又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最後，突然從口袋裡掏出所有的菸草塞給了我，也許是一種對我受傷表示難過的方式吧，還沒等我開口道謝，他們便一溜煙地跑走了。這就是典型的西班牙人！後來我才知道，在這個小鎮上已經買不到任何的菸草，他們給我的是他們一周的配給。 幾天後，我的傷勢有所好轉，已經能夠掛著繃帶下床走動了，但不知為什麼，當胳膊垂下來的時候會比以前更加疼痛，同時，中槍時摔的那一跤導致現在還渾身酸疼，我幾乎已經完全發不出聲音了，不過中槍的傷口卻從來沒有感到過疼痛。可能就是這樣：一顆子彈引起的強烈刺激會麻痹身體某個部位的神經，但殺傷力較小鋸齒形的彈片卻會像利爪一樣讓你感覺刺痛。醫院的院子裡有個景致不錯的花園，那裡有個水塘，裡面養著一些金魚，還有一些深灰色的小魚。我常常坐在那裡看著它們，一看就是幾個小時。在萊里達醫院的這些天讓我對阿拉貢前線的醫院體制有了較深刻的了解——不知道其他前線醫院的情況是否也是這樣。從某些方面來看，這些醫院確實挺不錯。醫生們個個醫術精湛，醫院也從不缺少藥品和醫療器械。但可以肯定的是，由於兩個方面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成千上萬本該獲救的人卻在這裡失去了生命。 其中一個問題是，無論在什麼地方，靠近前線的醫院基本上只是為傷員清理、包紮傷口。如果不是傷到動彈不得而無法轉移到別的醫院，就不會得到任何治療。從理論上說，大部分傷員都要被直接送到巴塞羅那或是塔拉戈納，但是由於受到運輸條件的限制，路上通常要耽擱一個星期甚至十天的時間。傷員們被擱淺在謝塔莫、巴爾瓦特斯特羅、蒙松或萊里達等地，除了偶爾清洗一下繃帶，他們得不到任何治療，有時甚至連清洗繃帶也是奢談。那些被炮彈炸成重傷，或是骨頭被炸裂的傷員被嚴嚴實實的繃帶和巴黎產的石膏裹得密不透風，就像被套上了一個硬殼，傷勢記錄則用鉛筆直接寫在硬殼上。而通常情況下，這些石膏和繃帶只有在十天之後到了巴塞羅那或塔拉戈納後才能拆除，在路上檢查傷口是絕對不可能的，僅僅幾個醫生也根本來不及這樣做，他們只有在忙碌中經過病床邊的時候才會順便說一句：「會好的！會好的！到了巴塞羅那就會有人給你治療的。」而這些傷員們聽到的卻永遠都是那句「明天就會有開往巴塞羅那的列車了。」 另一個問題就是缺少訓練有素的護士。顯然，在西班牙根本就找不到幾個經過專業培訓的護士，可能是因為在戰前醫院的護理工作多是由修女來完成的緣故吧。我並非在抱怨西班牙的護士。她們對我一直都是和顏悅色、畢恭畢敬的。但我不得不說，她們對於醫療常識一無所知。她們只知道如何量體溫，有些人知道怎樣纏繃帶，但僅此而已。這樣一來，那些身受重傷、行動不能自理的人就無法得到照顧，他們只能眼巴巴地待在那裡，可憐極了。那些護士經常會眼睜睜地看著傷員便秘一個多星期而不去理會，她們幾乎不會去幫助那些身體孱弱、行動不便的人去擦洗身體。我記得，有一個被炸斷了胳膊的小伙子告訴我，他已經連續三個星期沒有洗臉了。床鋪也是好幾天都不收拾一次。不過，醫院的伙食卻是好得很——簡直是好得過了頭，傷員們總是被塞得酒足飯飽。在這裡，病人食之過飽、飲之過量的情況似乎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萊里達，一個大多數西班牙人都填不飽肚子的時期，醫院的伙食簡直稱得上是饕餮大餐：早餐從六點開始，便有一大碗湯、一個煎蛋卷、一碗燉菜，還有麵包、白葡萄酒和咖啡；午餐甚至更加豐盛。西班牙人似乎從來就不知道什麼叫清淡的飲食，他們給傷員的食物和給健康人吃的毫無二致，每樣東西都是用橄欖油浸泡過的，吃起來油膩無比。 一天早晨，醫院通知我們，這個病房的人當天會被送往巴塞羅那。於是，我費了好大力氣給遠在巴塞羅那的妻子發了電報，告訴她我很快就要回來了。過了一會兒，我們便被塞到車上，送往了火車站。可是，就在火車即將開動時，醫院的護理工才漫不經心地告訴我們，列車即將開往的不是巴塞羅那，而是塔拉戈納。我想可能是火車司機臨時改變了主意，這很像西班牙的做法！但他們同意停下來讓我再去發一個電報，這又是很典型的西班牙做法！可是那封電報根本就沒發出去，這一切都是那麼地充滿著西班牙色彩！ 我們被安置在一節普通的三等車廂，裡面只有木製的椅子。許多人傷勢很重，那天早上還是他們負傷以來第一次離開病床。不一會兒，由於酷熱和顛簸，幾乎有一半以上的傷員都堅持不住了，有幾個人還好一陣嘔吐，搞得整個地板污濁不堪，車廂內酸臭撲鼻。隨車的護工抱著裝滿水的山羊皮水壺，在橫七豎八的、僵硬的身體中來回穿梭，不停地往他們嘴裡灌水。那水難喝極了，水裡的怪味讓人一輩子都難以忘記。太陽快落山時，我們到了塔拉戈納。鐵路沿著海岸線，離大海只有一箭之遙。我們乘坐的列車進站時，正好有一列載滿國際縱隊士兵的軍用列車將要駛出站台，人們在天橋上紛紛激動地向他們揮著手。那是一列很長的火車，車廂幾乎要被擠爆了。車上裝滿了士兵，還有拖著野戰炮的敞篷卡車，每門野戰炮都被很多士兵圍了起來。至今，我仍清晰地記得那列火車在那個暮色黃昏中駛過的情景。一張張暗淡而洋溢著微笑的臉，緊貼著車窗從我們身後漸漸遠去，一條條長槍筒斜躺在車上，被一條條攢動的猩紅色的圍巾包裹起來——我們目送著這一切，直到他們漸漸消失在視線中，唯有那藍寶石般的海面伴著夕陽的餘暉在閃動著光芒。 「他們是外國人，」有人在說，「是義大利人！」 的確，他們是義大利人。因為除了他們，沒有人能組成一支如此精緻優美的隊伍，如此優雅地回應人們的歡呼致敬——這優雅絲毫未因列車上那近一半舉瓶仰面豪飲的士兵而遜色半分。後來我們才聽說，這些義大利士兵是在三月瓜達拉哈拉戰役中取勝部隊的一支分隊。他們剛剛休整過，現在被調往阿拉貢前線（恐怕這其中的多數人在短短的幾周後便陣亡在了韋斯卡戰役中）。那些尚能勉強站起來走動的傷員不停地擠過車廂，似乎是在追趕那列開往韋斯卡的列車，他們把拐杖伸出窗外不停地揮動著，時而發出激動的歡呼聲，他們用纏著繃帶的手一次又一次地獻上莊嚴的軍禮。這很像是一幅虛擬的戰爭畫面——一輛列車裝載著士氣高昂、活力正旺的士兵正驕傲地呼嘯而去；另一輛列車卻塞滿了遍體鱗傷、氣息孱弱的傷員緩緩地停下來。而那與我們擦肩而過的大炮依然是那樣令人感到一種揪心的恐懼，那種厭惡的感覺又襲上心來，遠遠地揮之不去——但，這終究還是一場光榮的戰爭。 塔拉戈納的醫院非常大，裡面住滿了來自各個前線的傷員。天啊，他們的傷口簡直慘不忍睹，無法直視！他們有一種特殊的方法用來治療某些傷口，或許是借鑑了最新的醫療實踐，但是看上去十分恐怖。他們給病人拆去繃帶，將傷口完全暴露出來，然後在傷口上罩上一層裹了薄紗棉布的鐵絲網，用以避開蚊蟲的叮咬。透過稀薄的棉布，就可以看到那半癒合的傷口上血紅的膠狀物。有一個傷員臉部和喉部受傷了，他的頭上就套了一個裹著薄紗棉布的圓形頭盔，由於嘴被封了起來，他只能通過插在雙唇間的細膠管來呼吸。這個可憐的傢伙！看上去是那樣的孤獨，他無助地踱著步子，只能透過那個棉布罩眼巴巴地看著你，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在塔拉戈納待了三四天之後，體力漸漸恢復了。一天，我竟然一個人獨自漫步到了海灘上。看到海邊的景象一切如昔，心裡有種說不出來的異樣感覺。那些沿著海濱長廊開設的高檔咖啡館依舊在營業，當地臀豐肉滿的資產階級在帆布躺椅上悠然自得地沐浴著陽光，仿佛全然沒有察覺到千里之外的戰爭一樣。但是，我清楚地看到一個正在沐浴的人被淹死了，我無法想像，在如此平靜的淺灘上竟然也會發生這樣的悲劇。 離開前線已經有一個多星期了，終於有人為我檢查傷口了。手術室里，醫生們正在給剛送來的傷員處理傷口。一個醫生雙手握著一把巨大無比的剪刀，剪開了一個傷員胸前的石膏，由於他的肋骨、鎖骨等部位都已是粉碎性骨折，所以在急救站的時候已經被包上了石膏硬殼。從那石膏硬殼一直往上看，領口處探出了一張神情焦慮、蓬頭垢面的臉，那片像雜草般東倒西歪的鬍子足足有一個星期沒有被修剪過了。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帥氣醫生，精神滿滿地向我走過來，他將我安頓在椅子上之後，便用一塊粗紗布將我的舌頭裹起來使勁地從嘴裡往外拉，接著又把一面牙醫用的小鏡子塞進我的喉嚨里，要我發出「啊——」的聲音。過了一會兒，直到我的舌頭上滲出了血，疼得我眼淚直流，他才說，我的一側聲帶不發聲了。 「那我什麼時候才能恢復聲音呢？」我問道。 「聲音？哦，你的聲音永遠都恢復不過來了。」他的語氣中帶著一種不知從哪兒來的歡快。 但是，事實證明他錯了。接下來大約兩個月的時間裡，我只能用微弱而細小的聲音說話。但後來，突然間，我的聲音就恢復了正常，另一側的聲帶已經足夠了！我手臂上的疼痛，是由於子彈射穿了脖子後面的一組神經而引起的，是一種類似於神經性的陣痛，我被這種疼痛折磨了有一個多月，尤其在晚上，疼得幾乎無法入睡。我右手的手指基本上處於半癱瘓狀態。直到現在，五個月過去了，右手的食指依然是麻木的——這種因頸部受傷而留下的後遺症大概也實屬罕見了。 我受傷的事成了醫院裡的一個小小奇聞。許多醫生在給我做檢查時，全都禁不住發出嘖嘖的喝彩聲：「運氣！真是運氣！」有一位醫生用很權威的口吻告訴我：子彈離動脈只差不到一毫米的距離。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測出來的。當時，所有見過我的人，包括醫生、護士、實習醫生和病人，無一不咋舌稱道，認為被子彈打穿脖子竟然能活下來，簡直是太幸運了！但我卻禁不住想說，如果子彈根本就沒打中，那豈不是要更幸運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