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二戰親歷回憶錄 · 揭開巴塞羅那戰鬥的面紗
對於巴塞羅那戰鬥，是很難做出完全準確而且客觀公正的描述的，因為沒有人對此做過完整的記錄。未來的歷史學家也只能在大量的政黨宣傳和黨派間的謾罵指責中做出一些研究考證。除了我自己所看到的，以及從可靠的目擊者那裡獲悉的數據外，我自己也沒有什麼更準確的證據。不過，對那些赤裸裸公然散布的謊言我是可以做出反駁的，或許可以幫助人們在一定程度上對這一事件有個清晰的輪廓。
首先，我們來縱觀一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整個加泰羅尼亞都瀰漫著緊張的氣氛。在這本書的前幾個章節里，我已經對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鬥爭進行了一些描述。到了一九三七年五月的時候，事情已經發展到了不可避免暴力衝突的地步。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政府下令要求上繳所有私人武器，同時又宣布要建立一個全副武裝的「非政治」警衛力量，而工會成員卻被排除在外。政府的意圖是顯而易見的，下一步就是要接管由全國勞工聯盟控制的一些重要工業。與此同時，由於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工人階級產生了一定的不滿情緒，我們可以隱約地感覺到革命的進程出現了阻礙。因此，一場預想中的暴亂似乎不可避免。因此，當五月一號當天並沒有發生暴亂的時候，許多人不免感到非常驚訝。五月三號，政府決定接手電話局，而電話局自戰爭開始以來就主要是由全國勞工聯盟的工人掌管的。據稱，政府提出接手的理由是，電話局管理不善而導致官方的電話被竊聽。電話局外面的街道被穿便服的武裝警察清理了之後，警察局長薩拉斯派出了三卡車的警衛隊士兵占領了電話局大樓（這麼做是否有超越其職權之嫌尚不清楚）。差不多在同一時間，警衛隊又占領了其他大樓的各個有利戰略位置。無論警察局這麼做的真正意圖是什麼，這一舉動無疑會被認為是警衛隊和加聯社黨（分別代表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發出的全面攻擊全國勞工聯盟的信號。頓時，工人們所控制的大樓已遭到襲擊的消息迅速傳播開來，無政府主義者停止了生產，拿起武器出現在街頭，戰鬥隨即便爆發了。當天晚上到第二天早上，整個城市到處築起了壁壘，戰鬥持續了三天三夜，一直到五月六號的早晨才漸漸平息下來。儘管如此，戰鬥雙方採取的也主要是防禦陣勢，雖然大樓都被包圍了起來，但據我所知，沒有一幢大樓遭到摧毀，其間也沒有任何一方使用過火炮。大體上說來，全國勞工聯盟——FAI和馬統工黨的部隊占據了工人階級聚居區，武裝警衛隊和加聯社黨占據了城市的中央和政府所在的地區。五月六號，在短暫的休戰之後，很快又再次爆發了戰鬥，可能是因為警衛隊在要求全國勞工聯盟上繳武器這件事情上有些操之過急了。可是第二天早晨，人們便開始走出了自己的壁壘。其實，大約在五月五號晚上全國勞工聯盟的工人就占了上風，已經有大量的警衛隊士兵開始投降。總體來說，這場戰鬥沒有明確的領導，也沒有制訂詳細的計劃——實際上就目前判斷而言，根本就沒有計劃，人們只是自發地去抵制警衛隊對電話局和大樓的控制而已。甚至到最後全國勞工聯盟的領導也和勞工總會的領導人一起，懇求大家回到工作崗位上去。與這一切相比，更為重要的一點是食物開始供應不足。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能夠保證自己會堅定地繼續戰鬥下去。五月七號下午，形勢基本上恢復了正常。那天晚上，從巴倫西亞海運過來的六千突擊隊士兵抵達並控制了這個城市。政府發布了一條命令——除了正規軍持有的武器外，所有人的武器都必須上繳。之後，不到幾天時間裡，大量的武器都已經上繳了。據官方透露，在這次戰鬥中遇難的大約有四百人，而受傷的則有一千餘人。或許四百人遇難聽起來有些誇張，但是由於確切的數據無法考證，我們只能姑且先接受這個數字。
其次，我們來說一說這場鬥爭所產生的影響。當然，如果要十分確切地說這場鬥爭到底造成了一些什麼樣的影響，那是不太可能的。儘管如果鬥爭再持續幾天的話，可能會對戰爭的進程造成一定的影響，但是，我們仍然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場鬥爭對整個巴塞羅那戰爭的進程有任何直接的影響。或許這場鬥爭是使得加泰羅尼亞直接受控於巴倫西亞，使得民兵組織在加聯社黨的壓制下加速瓦解，也是使得卡巴列羅政府迅速垮台的一個因素。然而，我們都知道，即使沒有這場鬥爭，這些事情也是早晚會發生的，這是毋庸置疑的。問題的重點在於，在這場鬥爭中在大街上遊行抗議的全國勞工聯盟的工人得到了什麼，又或者失去了什麼。在我看來，當然，我也只是猜測，他們在這場鬥爭中還是得大於失的。占領巴塞羅那電話局大樓只是漫長進程中的一個偶然事件。其實，早在一年前，全國勞工聯盟已經逐漸失去了對企業的直接管轄權，而革命的控制權也逐漸從工人階級大眾手中轉向了中央集中控制，誘使整個社會體制走向國家資本主義，甚至是重新返回到私人資本主義制度上來。單就這一點而言，工人階級的反抗可能起到了延緩體制演變的作用。戰爭爆發一年後，加泰羅尼亞工人失去了很多權利，但是他們的處境還是比較有利的。如果他們表現出無論面臨什麼樣的挑釁都不會反抗的話，情況很可能比現在要糟糕得多。很多時候，在戰爭中全力反抗而被打敗要比一開始就放下武器要好得多。
第三，讓我們來探討一下戰爭的目的何在。如果這是一場有目的的戰爭，那麼戰爭背後到底隱藏著什麼？是一場政變還是一場革命的嘗試？是否戰爭的目的只是明確地為了推翻政府的統治？這是否完全是一場有計劃的起義呢？
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言，這不是一場蓄意謀劃的戰鬥，除非人人都期待一場戰鬥的爆發。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參戰的任何一方是蓄意謀劃這場鬥爭的。對於無政府主義者來說，他們幾乎是自然而然地被推向鬥爭的，因為這件事的參與者主要是普通的人民群眾，他們自發地上街遊行抗爭，而他們的政治領袖則不得不無奈地跟隨而去，有些領導甚至根本就沒有出現在街上。在革命的緊張形勢下，敢於站出來發言的只有杜魯提之友 和馬統工黨。
然而他們仍舊是追隨者而不是領導者。杜魯提之友的成員們是五月五號才開始散發革命傳單的，而戰鬥早在兩天前就已經爆發，所以他們根本不是挑起戰事的一方。全國勞工聯盟的領導人從一開始就將自己與整件事撇清了關係，這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全國勞工聯盟在政府中仍占有一席之地，而自治政府是可以促使這些領導人比其他的聯盟成員更加保守一些的。其次，全國勞工聯盟領袖的主要目的是與勞工總會結成聯盟，然而，二者的鬥爭必然會使他們產生更深的隔閡。第三，其實無政府主義領袖更加擔心的是，如果事情的發展超出某個限度，到那時如果工人們占領了整個城市的話會有國外勢力進行干預（雖然他們是否能夠撐到五月五號尚未可知），而當時這一點並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時，一艘英國巡洋艦和兩艘驅逐艦已經迫近港口，毫無疑問在不遠處還會有其他軍艦。而英國報紙聲稱，這些軍艦進入巴塞羅那只是為了「維護英國的利益」，但實際上他們沒有為此採取任何措施，他們既沒有派人登陸巴塞羅那，也沒有帶走一個難民，就算這一點尚不確定，那麼至少可以斷定的是，英國人沒有為了挽救西班牙政府而動過佛朗哥一個手指頭，但是卻會在西班牙政府與工人階級的鬥爭中毫不猶豫地將矛頭指向工人階級。
馬統工黨的領袖與全國勞工聯盟相反，他們不但沒有撇清關係，反而鼓勵其廣大成員堅守在壁壘後面，甚至還在五月六號的《戰鬥報》上聲明，批准他們接受杜魯提之友散發的革命傳單。對於這些傳單的內容已經無法證實，因為時至今日已無人能夠再重寫一份，但是在一些外國媒體的口中，這種在城市中四處「張貼」的傳單被說成是「極富煽動性的海報」，這種說法自然是憑空捏造的。當我們對於各種媒體的報道稍作比較之後，不難看出這份傳單無非是呼籲：第一，組織建立一個革命委員會；第二，槍斃那些襲擊電話局大樓的罪魁禍首；第三，解除警衛隊的武裝。我們無法確定《戰鬥報》在多大程度上贊同傳單上的內容，我也沒有看到當天的報道，我唯一見過的一張傳單是五月四號由一小組托洛茨基分子（「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散發的。傳單上只寫著：「除了軍工業以外，停止一切生產，都到壁壘後面去！」（其實，傳單上倡導的已然是既成的事實）。而此時的馬統工黨領導層的態度依然踟躕不定。在反對佛朗哥的戰爭取得勝利之前他們是不贊成暴動的；而另一方面，當工人們已經聚集在街頭的時候，馬統工黨的領導層遵從的卻是相當教條的路線，即當工人們聚集在街頭時革命政黨有責任和他們一道去抗議。因此，他們一面打著「重振七一九精神」等一系列的革命口號，一面卻盡力將工人們的行動狀況控制在自衛的範圍內。比如，他們從未下令攻擊任何一座大樓，只是要求黨內的成員保持警惕，正如前一章所講到的，不到萬不得已，絕不開第一槍。《戰鬥報》還發布指令：任何人不得離開前線 。事到如今，我只能說馬統工黨所發揮的作用只是敦促每個人都待在壁壘後面，並儘可能地說服大家停留更長的時間。我從一些當時與馬統工黨領導層交往較密的朋友那裡得知，事實上，他們對整個鬥爭過程都有一種沮喪的情緒，但是他們又不得不參與此事。後來，還和往常一樣，他們由此獲得了政治資本。馬統工黨的領導人之一尼恩·戈爾金，甚至將其稱為「五月的光輝」。從宣傳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是一條正確的路線。當然，馬統工黨在遭到鎮壓之前的確有幾次短暫的崛起。然而，從戰略的眼光來看，同情杜魯提之友的傳單可能是一個重大失誤。因為杜魯提之友其實是一個很小的組織，而且通常對馬統工黨持敵視的態度。鑒於當時對峙雙方的亢奮狀態已經處於一定的高度，再加上上述提到的種種狀況，那些傳單其實並沒有發揮一定的作用，其意義也無非就是告訴人們要守住壁壘。但是由於馬統工黨在《戰鬥報》上發表了贊同傳單內容的聲明，而無政府主義者的報紙《團結報》卻表明了反對杜魯提之友的態度，導致後來共產主義者的媒體便輕而易舉地以此為由，將這場動亂說成是馬統工黨一手策劃的。然而，事實上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共產主義媒體在任何情況下都會這樣說的，與那些事前事後毫無憑證的無端指責相比，這點罪名實在算不上什麼。而此時，全國勞工聯盟並沒有因為其謹慎的態度而撈到什麼好處，雖然他們的忠誠被大加讚賞，但是一旦時機成熟，無論是巴塞羅那政府還是自治政府都會將其掃地出門。
從人們的言談中我們不難看出，此時革命的真正意圖尚不明了。守在街壘後面的都是全國勞工聯盟的普通工人，其中也可能會有幾個勞工總會的成員。不過在這些人看來，不管他們的努力正確與否，他們正在做的並不是推翻政府，而是抵制警察的攻擊，他們行動的本質只是自衛。我想，我是否也應該像外國各大報紙所說的一樣，將其稱為「起義」，起義就意味著有計劃地主動挑起戰事。更確切地說，這是一場暴亂——一場充滿了血腥的暴亂，因為對峙的雙方手中都持有武器，且隨時都做好了開槍的準備。
但是鬥爭的意圖究竟是什麼呢？如果不是無政府主義策劃的政變，難道這是共產主義者策劃的一場政變嗎？是為了一舉粉碎全國勞工聯盟的勢力嗎？
儘管人們可能會因為某些事情而有此猜測，但我卻不這麼認為。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兩天後在塔拉戈納也發生了非常類似的事件——武裝警察得到來自巴塞羅那的命令而占領了那裡的電話局。在巴塞羅那發生的突襲電話局事件並不是一次孤立的行動。在城市的各個地方，大批的警衛隊和加聯社黨成員占據了多個建築戰略要地，即便他們的行動不是在戰鬥開始前進行的，至少這種突襲橫掃的速度是十分驚人的。不過我們要時刻記得，這種事情只發生在西班牙，而不是在英國。巴塞羅那是一個有著悠久巷戰歷史的城市。在這裡，事情發生的速度總是很快，各個派別隨時可以召集起來，而且每個人都熟知當地的地形，一旦槍聲響起，人們便在各自的位置上迅速就位，就像是參加一場消防演習一樣。大概是那些負責占領電話局的人想要製造麻煩——儘管他們未曾預想到事情會發展到當前的規模，但是也已經做好了應對它的準備。不過，要說他們這樣做是為了一舉擊垮全國勞工聯盟的勢力也實在難以自圓其說。我之所以不相信雙方都做好了參與一場大規模戰鬥的準備，是基於兩個原因：第一，任何一方都沒有事先派部隊潛入巴塞羅那，戰鬥只是發生在那些原本就住在巴塞羅那的人之間，主要是平民和警察。第二，戰鬥一開始，食品就陷入了極度短缺的狀況。在西班牙服役的人都知道，西班牙人應對戰爭的真正出色之處，就在於他們對軍隊的糧草供應非常及時。如果是其中一方在事先預謀一場持續一兩個星期的巷戰，舉行一兩個星期的大罷工，而事前卻沒有儲備好糧草，這幾乎是說不通的。
最後，我們來論一論這場戰爭的是非曲直。
這場戰爭在國外的反法西斯媒體界掀起了軒然大波，他們故弄玄虛，讓事情的真相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對於這些報道，人們聽到的依舊只是一面之詞。結果，巴塞羅那戰鬥就被形容成不忠不義的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發起的一場暴動，稱他們是「在西班牙政府背後捅刀子的人」……問題遠不止這麼簡單。而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當我們在與我們的致命死敵交戰時，我們內部最好不要起內訌，但是請相信，一個巴掌拍不響。如果人們不是發現他們受到了挑釁和威脅的話，他們是不會無緣無故地去構築街壘的。
前面已經說過，這場鬥爭的源頭在於政府發布了讓無政府主義者交出武器的命令，而當這件事被翻譯成英文，出現在英國報紙上時卻變成了：阿拉貢前線急需武器，但是武器未能及時運往那裡是因為受到了毫無愛國之心的無政府主義者的阻撓。這樣的報道完全忽略了西班牙的實際情況。人們心裡都清楚，無政府主義者和加聯社黨都在囤積武器，而當戰鬥在巴塞羅那爆發時，這件事情變得更加一目了然——雙方都製造了大量的武器。無政府主義者清楚地意識到，即使他們上繳了武器，加泰羅尼亞政界的主要力量——加聯社黨依然會保留他們的武器，而事實證明，戰鬥結束後確實如此，加聯社黨並沒有上繳他們的武器。戰鬥中街上出現了大量的武器，這些武器都是前線迫切需要的，但卻被後方的「非政治」力量的武力警察把持著。在武器問題的背後，實然隱藏著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矛盾遲早會引發一場鬥爭。內戰爆發以來，西班牙共產黨的人數急劇增加，他們也奪去了很大一部分政治權力，還有成千上萬的外國共產主義者也加入了西班牙共產黨，而當反對佛朗哥的戰爭取得勝利之後，他們中的許多人便隨即公開表達了他們要和無政府主義者「算賬」的意圖。如此一來，好不容易才在一九三六年夏天拿到武器的無政府主義者，就更加不可能交出武器了。
警衛隊占領電話局大樓只不過是一條引爆了炸彈的導火索。或許可以想像，那些挑起事端的人並沒有想到這件事會造成什麼大麻煩。據說，加泰羅尼亞總統孔帕尼幾天前還笑著宣布，無政府主義者會儘量忍受一切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絕不是明智之舉，因為幾個月以來，西班牙各地的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發生了一系列的武裝衝突。整個加泰羅尼亞，特別是巴塞羅那，一直處於一種緊張的局勢中，這期間發生了街頭聚眾滋事、暗殺等流血事件。突然，整個城市傳開了這樣的消息：武裝分子突然襲擊了工人們在七月巷戰中占領的、並對之寄託著深厚情感的大樓。別忘了，警衛隊一貫是不受工人階級愛戴的。在西班牙，衛兵祖祖輩輩都是地主老爺和企業老闆的附屬品。警衛隊更是受人憎恨，因為人們對於他們是否能忠實地站在反法西斯者的立場上是充滿懷疑的，而這種懷疑也是十分公允的 。很可能就是由於這種情緒才使人們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內便齊聚街頭，如同正是這種情緒使他們在戰爭一開始便抵制叛軍將領一樣。當然，至於全國勞工聯盟的工人是否應該沒有任何反抗地交出電話局還有待商榷。人們在這件事情上的觀點取決於他們在對待是否應該走中央集權制的道路還是堅持工人階級掌握政權這一問題上的態度。退一步說，「的確，全國勞工聯盟很可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畢竟前線還在打仗，他們沒有任何理由在後方挑起戰火啊。」這種說法我完全贊同。任何形式的混亂都可能是對佛朗哥的變相支援。但究竟是什麼原因釀成了這場鬥爭呢？不管政府是否有權接管電話局，問題在於戰鬥的爆發已是必然，因為這是一種挑釁行為，仿佛是在擺出某種陣勢——或許就是有意擺出這種陣勢，告訴人們：「你們的權力就此結束，這裡已經是我們的了！」以這樣的方式來索取，得到的必將是反抗，否則便不合邏輯。但凡有點分寸的人一定會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責任不可能，也不應該單單歸咎於任何一方。但是單方面責任的說法已被大多數人接受，其原因很簡單，那就是西班牙革命政黨在國外新聞媒體沒有發言權。尤其是在英國報紙上，無論是在戰爭的任何時期，要想找到對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有利的言論如同大海撈針。無政府主義者已經被這些媒體從頭到腳批判得一塌糊塗，而且根據我的經驗，任何人想要刊登為他們辯護的言辭都是絕無可能的。
儘管我在努力地做到更加客觀地描述巴塞羅那的那場戰鬥，但是很顯然，在這種問題上，沒有人能真正地做到完全客觀。每個人都有義務去偏袒其中的一方，至於我的立場，我想也已經很明確了。我對事實的陳述一定會不可避免地犯一些錯誤，不僅是在這裡的敘述，很可能在其他章節的敘述里也犯了類似的錯誤。要對西班牙戰爭進行準確的陳述確非易事，因為隨處看到的都是宣傳性的文件。我提醒大家不要受到我個人偏見的影響，希望大家能夠糾正我的錯誤，而且，我也會儘可能地做到尊重事實。不過，人們會看到我的描述完全不同於那些出現在外國報紙上的新聞，特別是共產黨媒體的報道。它的報紙會在世界各地發行，而且每隔一段時間便會進行內容的增補，大概這是最能夠被廣泛接受的報刊。
據五月十一號的《工人日報》報道：
那些擁入巴塞羅那的德國和義大利的奸細，表面上是去「準備」臭名昭著的「第四次國際大會」，實際上他們有一個更大的任務，那就是：他們與當地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合作——準備使這個地區陷入一種混亂和流血的局面中，如此他們便可以宣布「由於當前巴塞羅那的這場混亂，德國人和義大利人無法有效地控制加泰羅尼亞海岸，因此，他們除了向巴塞羅那派遣武裝力量之外，別無選擇」。
換句話說，他們正在精心策劃的一場局面是——使德國和義大利政府可以名正言順地派陸軍和海軍駐紮在加泰羅尼亞海岸，並宣稱他們這樣做是「為了維持秩序」。
而讓德國和義大利軍隊輕鬆得手的工具便是托洛茨基分子組織，也就是馬統工黨。
馬統工黨與有名的犯罪分子合作，在一些受矇騙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幫助下計劃組織並直接領導了這場戰鬥，起到了在後方開火，配合佛朗哥攻打畢爾巴鄂前線的作用……
到了文章報道的後面，巴塞羅那鬥爭變成了「馬統工黨發動的襲擊」，而在另一篇文章中，同樣的問題是這樣陳述的，「毫無疑問，馬統工黨必須為加泰羅尼亞的流血傷亡事件負起責任。」五月二十九號的Inprecor指出，那些「在巴塞羅那豎起街壘的都是馬統工黨組織的成員，這些成員在他們黨內的任務就是挑起戰爭。」
我還可以引用更多材料，但是這些已足夠清晰。馬統工黨就是「罪魁禍首」，而且執行的是「法西斯的命令」。我們必須說明一下為什麼這個由馬統工黨策劃的五月戰爭是一場法西斯暴動的說法是不可信的。
首先，馬統工黨沒有足夠的人員或影響力來煽動起一場如此大規模的混亂，更沒有能力去組織一場大罷工。這是一個在工會裡尚沒有明確地位的政治組織，打個比方，正如英國共產黨不可能在格拉斯哥舉行大罷工一樣，他們是沒有能力在巴塞羅那掀起一場大罷工的。如前所述，馬統工黨領導人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有助於延長戰爭的進程，但他們絕不可能是戰爭的發動者，即便他們有過這樣的想法。
其次，所謂的法西斯陰謀的說法只是純粹的主觀臆斷，所有的證據都讓我們不得不朝另一個方向看去。他們說整個計劃的意圖是讓德國和義大利政府有足夠的理由在加泰羅尼亞駐紮軍隊，但是卻沒有看到德、意的軍艦靠近海岸。至於「第四屆國際大會」和「德國和義大利的奸細」，這些完全是不符合事實的。據我所知，甚至沒有一個人談論起第四次國際會議。馬統工黨和他的兄弟黨（英國獨立黨、德國社會民主黨等等）倒是有一個不確期的會議計劃，大約是在七月的某一天吧，可是兩個月後，卻沒有看到一個會議代表抵達巴塞羅那。關於德、意奸細的消息在《工人日報》里也是被鋪天蓋地報道，而在當時，任何越過邊境的人都知道大批的人要「湧進」西班牙實非一件容易的事。
第三，無論是在馬統工黨的要塞萊里達還是前線，都沒有發生什麼大的動靜。可想而知，如果馬統工黨領導人想要援助法西斯的話，他們可以命令民兵離開戰線，為法西斯分子放行。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甚至想都沒想過。也沒有人以任何事情當藉口偷渡一兩千人（姑且列舉這樣一個數字）進入巴塞羅那，儘管這是很輕易就能做到的事情。他們甚至沒有嘗試哪怕是間接地去破壞前線，往前線運輸的食物、彈藥等軍需品都正常地運輸著，這些都在我後來的調查中得到了證實。最重要的是，提前策劃如此規模的暴動是需要花上幾個月的時間去準備的，包括在民兵隊伍中做大量顛覆性的宣傳等等，但是我們沒有聽到任何關於此類事件的跡象或風聲。事實上，民兵在開始的時候並未參與「暴動」，這是可以確定的。如果馬統工黨真的在策劃政變的話，那麼他們卻沒有動用那唯一一支一萬多人的戰鬥隊伍，這是很令人費解的。
如此一來，我們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關於馬統工黨是受法西斯指使策劃「暴動」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接下來我還會摘錄更多的新聞媒體所報道的內容。對事變的開端，也就是突襲電話局的闡述很能說明一些問題。這些媒體除了把責任一味地怪罪於對方之外不承認任何事實。我們應該注意到，在英國共產黨的報紙上，責任首先是放在無政府主義者身上，而之後才指向馬統工黨，這其中的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因為在英國並不是每個人都知道「托洛茨基主義」，而每一個說英語的人一聽到「無政府主義者」這幾個字眼便會被嚇得不寒而慄。請注意，此時「無政府主義者」這個概念被牽扯了進來，也就為偏見的樹立創造了恰當的氛圍，此後，挑起事端的責任便可以順理成章地轉嫁到「托洛茨基分子」身上。因此五月六號的《工人日報》開頭這樣寫道：
星期一和星期二兩天，一小撮無政府主義者占領了電話局，並試圖控制那裡的電話和電報室，之後便開始向大街上開火。
這簡直就是一場角色大轉換。警衛隊士兵攻擊了原由全國勞工聯盟掌管的建築，因此聽上去就像是說全國勞工聯盟是在自己攻擊自己，攻擊自己的建築。而另一方面，五月十一日的《工人日報》寫道：
左翼加泰羅尼亞公安部部長阿依瓜德和美國社會主義公共秩序總政委羅德里格·薩拉斯，派遣武裝共和黨警察進入電話局的大樓里，繳了那裡工作人員的武器，其中大多數人都是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
這似乎和前一條陳述完全不符合！然而《工人日報》不承認第一條陳述是錯誤的。五月十一日的《工人日報》寫到，全國勞工聯盟否認他們參與了杜魯提之友散發傳單的事件，而這些傳單于五月四號到五號出現在了暴亂中。而據五月二十二日的Inprecor報道，那些傳單是五月三號，戰鬥開始之前出現的，還說「鑒於這些事實」（即傳單的散播）：
五月三日下午，由警察局長官親自帶隊，占領了中央電話局。此間有警察因為履行職責而中槍，由此打響了破壞分子在整個城市射殺滋事的第一槍。
五月二十九日的Inprecor：
下午三點，公安政委薩拉斯同志去了電話局。那裡已於前一天晚上被馬統工黨和各種不可控力量占領。
這聽上去似乎很奇怪。五十名馬統工黨成員就占領了電話局，這可以算是一個特別事件，真希望能有人親眼看見當時的場面！但似乎在三四個星期後人們才發現事情的奇怪之處。在另外一期的Inprecor中，五十名馬統工黨成員又變成了五十名馬統工黨民兵。事實上，除了這幾段報道之外，還有更多自相矛盾的說辭不勝枚舉，這裡很難一一羅列出來。一會兒說全國勞工聯盟襲擊了電話局，一會兒又說全國勞工聯盟在電話局遭到了別人的襲擊；一會兒說電話局被占領之前杜魯提之友散發的傳單是造成事變的起因，一會兒又說電話局被占領後才導致傳單的散播；一會兒說電話局是被全國勞工聯盟的人占領的，一會兒又說占領大樓的是馬統工黨……之後在六月三號發布的一份《工人日報》里，坎貝爾先生又告訴我們，政府封鎖了電話局是因為街上已經豎起了街壘！
由於篇幅所限，這裡我只是截取了對一件事情的報道來進行分析闡述，在《工人日報》的新聞報道中這樣自相矛盾的言論比比皆是，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報道顯然是捏造事實。例如，這裡還有一段引自五月七號的《工人日報》的報道，據說是由駐巴黎的西班牙大使館發布的：
這次動亂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舊的君主主義旗幟已從巴塞羅那上空飄落。毫無疑問，動亂的始作俑者已經在那裡全面掌握了大局。
《工人日報》很有可能原文照搬了這條消息，殊不知那些在西班牙大使館發布此消息的人一定是在蓄意編造。任何一個西班牙人對自己國家形勢的了解都比這條消息來得準確可靠。一面立在巴塞羅那的君主主義國旗！太可笑了。這樣一面旗幟足以促成交戰各派第一時間聯合起來對其進行反抗。同樣不準確的消息不止一條，他們還說馬統工黨在暴亂期間使用了武器，這恐怕只能誤導那些對事實一無所知的人。在五月十七日的《工人日報》中弗蘭克·皮特凱恩是這樣說的：
暴怒中，他們動用了各種各樣的武器，有些是他們在過去幾個月的時間裡偷去後藏起來的，其中還有坦克，是他們在戰鬥剛爆發時從營地里偷來的。顯然，他們還擁有大量的機槍和幾千支步槍。
五月二十九日的Inprecor中還寫道：
五月三日，馬統工黨已經準備了幾十挺機槍和幾千支步槍……托洛茨基主義分子在西班牙花園廣場使用了一批「七五」式手槍，而這些槍支是要運往阿拉貢的前線，是這些民兵們事先將他們私藏在了自己的住所。
皮特凱恩先生並沒有向我們說明他是如何知道，又是什麼時候知道馬統工黨擁有大量的機槍和幾千支步槍的。我估算了一下，馬統工黨所在的三棟主要的建築樓里大約有八十支步槍，幾顆炸彈，根本沒有機槍，也就是說，這些武器大概剛好可以供那時所有政黨布置在各自大樓中的武裝警衛來使用。奇怪的是，當後來馬統工黨被鎮壓，數座建築樓被占領的時候，這些「成千上萬的武器」卻從未露面，特別是「坦克」和「機關槍」，這些可不是隨便在什麼煙囪里就可以藏的。顯然，上述兩種私藏武器的說法，恰恰暴露了他們對當地地形的一無所知。至於皮特凱恩說的，馬統工黨從兵營里偷走了坦克一事，他並沒有告訴我們到底是從哪個軍營偷的。在巴塞羅那的馬統工黨民兵（現在已為數不多，因為馬統工黨已經不再直接徵召民兵）和大批的人民軍軍隊使用的都是列寧營房。因此，皮特凱恩先生是在告訴我們，馬統工黨是在人民軍的縱容下偷走了坦克，同樣又在人民軍的縱容下私自將「七五」式手槍藏在了他們自己的「住所」，卻沒有指出這些「住所」在哪裡。那些在西班牙花園廣場上使用的「七五」式手槍堂而皇之地上了各大新聞報紙，但我認為，甚至可以肯定地說，這些都是子虛烏有的事情。如前所述，在戰爭期間，我從未聽到西班牙花園廣場有槍炮聲，那裡離我只有一公里左右的距離。幾天後我去了西班牙花園廣場，但在那裡的建築物上也沒有發現任何彈痕。據住在附近目擊了整個戰鬥過程的人回憶，那裡並沒有出現過任何槍支（順便提一下，偷槍的說法可能源自蘇聯總領事安東諾夫·奧夫新科。不管怎麼說，是他和一個著名的英國記者說了這件事，後來這個記者在一份周報上也如實地複述了這件事。自那以後，安東諾夫·奧夫新科便被「請下了台」，至於是否是這件事影響到了他的清譽，我們不得而知）。當然，事實就是，這些關於坦克、機關槍等等的說法都是被捏造出來的，否則他們便無法解釋如此大規模的巴塞羅那戰鬥和如此弱小的「挑起此次戰鬥的」馬統工黨組織之間的矛盾。這裡必須說明一下，根據Inprecor的報道，馬統工黨應該對這場戰爭「負完全責任」；同時這個政黨又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政黨，沒有追隨者，只有幾千個編了號的黨員。若要使我們同時相信這兩種說法，那麼馬統工黨就必須擁有一支現代機械化部隊所擁有的全部武器。
當你讀完《工人日報》的相關新聞報道時你會忍不住產生一個念頭，那就是他們在有意地利用公眾對事實的一無所知，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樹立起群眾的偏見。因此，就有了像皮特凱恩在五月十一日的《工人日報》里所說的，「暴動」被人民軍鎮壓了的說法。這只是想給外界留下一種印象，那就是整個加泰羅尼亞是堅決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但是人民軍在整個戰鬥中都是保持中立的，每個在巴塞羅那的人都知道這件事情，我們很難相信皮特凱恩先生卻對此置若罔聞。更有甚者，這些媒體竟然玩起了虛報傷亡數據以誇大戰鬥規模的把戲。西班牙共產黨的總書記迪亞茲稱戰鬥中死亡人數為「九百」，受傷人數為「兩千五」，這些數據被各大報紙廣泛地引用。加泰羅尼亞的宣傳部長也絕不可能壓低數字，卻給出了「四百」人死亡，「一千」人受傷的數據。顯然，這些媒體的報道將實際數據翻了一倍，而且還索性加了幾百。
然而，國外的資本主義媒體卻傾向於把責任歸咎於無政府主義者，不過也有一些報紙支持共產黨的說法。其中一家媒體是英國的《新聞紀事報》。該報社的記者約翰蘭登·戴維斯當時也在巴塞羅那，這裡是我從他的一篇名叫《托洛茨基分子的叛亂》中摘錄的一部分：
……這不是一場無政府主義者的起義。這是擁護托洛茨基主義的馬統工黨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利用他們所控制的組織——杜魯提之友和自由主義青年團發動的一場暴亂……悲劇開始於星期一的下午，當時政府派出武裝警察進入電話局的大樓，要求解除工人的武裝。這些工人大多是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他們在服務期間有嚴重違規行為的醜聞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了。然而，全國勞工聯盟的工人卻拒絕執行命令，而是一步步撤退，直至上了大樓的樓頂，此時廣場外面已經聚集了大量的人群……事情的來龍去脈尚未弄清楚，卻已經有人放出謠言，說政府是在反對無政府主義者。於是，街上布滿了武裝分子……夜幕降臨時，每一個工人街區的中心和政府大樓的周圍都建起了街壘。夜裡十點鐘，一陣槍聲響起，只聽在所有的街道上救護車的警報聲此起彼伏。黎明時分，所有的街壘都遭到了火力攻擊……戰鬥持續了整整一天，死亡人數多達一百多人，戰鬥狀況之激烈可想而知。無政府主義組織下的全國勞工聯盟和有社會主義信仰的勞工總會並沒有「集聚街頭」。他們只是躲在街壘後面，警惕地注視著街上的情況，一旦發現有攜帶武器者出現在街頭，他們便會開槍射擊……然而，那些唯恐天下不亂的法西斯分子必然會想方設法將勢態進一步惡化——有一些隱藏身份混入人群中的小嘍囉，他們從屋頂上向四周胡亂開槍，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製造更大的恐慌……然而，到了星期三晚上，這場叛亂的幕後主使便漸漸地浮出了水面。街上到處貼滿了煽動性的海報，號召大家即刻起來革命，推翻共和國和社會主義的領袖，海報後署名「杜魯提之友」。星期四早上無政府主義者在他們的報紙上稱他們對此事一無所知，並且對此煽動性言論毫無同情之意，但是馬統工黨的報紙《戰鬥報》卻對此言論做了全部轉載，並高調讚揚這種做法。至此，巴塞羅那，這座西班牙的第一大城市，由於反動組織受到奸細的利用而陷入了一片血腥的殺戮之中。
這與我上面摘錄的共產黨的說法並不完全一致，但我們可以看出，即便我們只剖析這一種說法，也會發現其內容是自相矛盾的。起初，這個事件被說成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叛亂」。接著又說事件的起因是電話大樓遭到了襲擊，並且引起了人們對政府要對付無政府主義者的懷疑，整個城市到處建起了街壘，守在街壘後面的是全國勞工聯盟和勞工總會的成員；兩天後出現了煽動性的海報（實際上就是一份傳單），文章又暗示這才是事發的導火索。但是，這裡面存在著極其嚴重的罔顧事實的嫌疑。文章稱杜魯提之友和自由主義青年團是馬統工黨控制的組織，然而，這兩個組織都是無政府主義組織，和馬統工黨沒有任何聯繫。自由主義青年團是無政府主義者的青年聯盟，相當於加聯社黨的JSU；而杜魯提之友是FAI內部的一個小組織，而且這個組織一直對馬統工黨心存強烈的敵視，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發現哪個人既是杜魯提之友的成員，又是馬統工黨的成員，這幾乎就相當於是在讓我們相信社會主義聯盟是英國自由黨控制的一個組織一樣。難道蘭登·戴維斯先生不知道這一點嗎？如果他真的不知道這一點，那麼在報道如此複雜的一件事情的時候，下筆應該更謹慎一些才是。
我無意攻擊蘭登·戴維斯先生的職業操守，但不可否認的是，戰鬥結束時，他本可以藉此機會做一番嚴肅的調查，但是他卻離開了巴塞羅那，而在他的整個報告裡，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只是接受了官方的說法，才將此事件說成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叛亂」，其本人並沒有去做足夠的事實調查，這一點在我摘錄的文章里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證明。「夜幕降臨時……建起了街壘」，「夜裡十點鐘……槍聲響起」。這顯然不是一個目擊者所看到的事實。我們可以想像，也許，當敵人豎起街壘之後才開始射擊還算正常，但是文章中告訴我們的是，從豎起街壘到槍聲響起，中間隔了數小時之久，這顯然是在歪曲事實。當時在場的許多人，包括我，都親眼看到早在下午的時候就已經有槍聲響起。另外，文章中還提到那些「從樓頂上」開槍的「法西斯分子的小嘍囉」。蘭登·戴維斯先生並沒有解釋他是如何知道這些人是法西斯分子的。我想他應該是沒有爬上屋頂去問過的，他只是引用了別人的說法，因為這種說法與官方的版本相吻合，他便沒有去懷疑它的真實性。事實上，在這篇文章的一開始，他就無意中透露出他的大部分信息都可能是來自那位宣傳部長之口。駐西班牙的外國記者無不完全處於宣傳部長的左右之中，儘管大家都認為，光是聽到宣傳部長這個名字就要加以小心。當然，宣傳部長也許會像已故的卡爾森爵士客觀地描述一九一六年的都柏林起義那樣，客觀地描述巴塞羅那的危急。
如上，關於西班牙共產黨對這場暴動事件的說法不能當真的理由，我已經做了一些說明。此外，對於大量的指控馬統工黨是收了佛朗哥和希特勒好處的秘密法西斯組織的說法，我還必須多說幾句。
這個指控反覆出現在西班牙共產黨的媒體報道中，而馬統工黨則被認為是托洛茨基主義在西班牙的代表。據《紅色戰線》（巴倫西亞共產黨的一份報紙）闡述，「托洛茨基主義」不是一種政治信條，而是一個官方資本主義組織，是一個法西斯主義恐怖團伙，專門從事犯罪活動和反人民的破壞活動。馬統工黨是一個與法西斯分子勾結的「托洛茨基分子組織」，隸屬於「佛朗哥的第五縱隊」。可是很明顯，從一開始就沒有任何一條證據能夠支持這一指控，只不過這一指控中始終帶著一副權威性的姿態而已。這種言論攻擊極大程度地流露出個人誹謗的成分和一種可能對戰爭造成的影響的完全不負責任的態度。在二月份的《工人日報》里，一個叫作威妮弗蕾德·貝茨的作家這樣寫道：「馬統工黨在前線投放的兵力只有其後方武裝力量的一半。」這並非事實，但作者可能認為這是真的，於是，這位作家便和《工人日報》一起，欣欣然地把一條最重要的軍事信息通過報紙專欄成功地傳達給了敵人。拉爾夫·貝茨先生又在《新共和國》報紙上寫道：「有一次，馬統工黨軍隊『與法西斯分子在無人區踢足球』。最後，馬統工黨軍隊傷亡慘重，其中受傷和遇難的還有與我交好的朋友。」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惡意中傷的漫畫四處流傳，起初是在馬德里，後來就傳到了巴塞羅那。圖片上馬統工黨戴在頭上的具有錘子和鐮刀圖標的面具滑落了下來，露出了一張標著納粹分子十字標誌的面孔。如果政府不是受到了控制，在戰爭期間這類事情是絕不允許四處傳播的。這不僅是在有意打擊馬統工黨民兵的士氣，同時也是對那些恰好在其周圍的反法西斯武裝力量的打擊，因為沒有什麼事情是比知道你旁邊戰線里的軍隊是叛徒更加令人沮喪的了。實際上，我們並不知道這種來自後方的誣衊是否對馬統工黨的民兵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但至少可以肯定，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必然在於此，而製造傳播此言論的人一定是懷著某種惡意破壞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政治主張的。
對馬統工黨的攻擊性言論最後變成了這樣：
除了眾多國外幫手和支持者（大多是來自法西斯國家的難民）之外，數以萬計的參戰者（幾乎全部都是工人階級）和成千上萬的民兵，實乃法西斯主義驅使下的一個巨大間諜組織。
這是有悖常理的，但凡了解馬統工黨歷史的人都會覺得這種說法實在難以令人信服。所有馬統工黨領袖背後都有一段革命史。其中有些人還參與了一九三四年的起義，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曾因參加反對勒魯斯政府或君主制的社會主義活動而被關押入獄。然後在一九三六年，當時的領導人華金·毛琳曾經作為佛朗哥的代表議會上的代表之一，在議會上給出了即將發生起義的警告。起義爆發後，他在佛朗哥後方組織反抗時被法西斯主義者關進了監獄。當時，馬統工黨在抵制起義上發揮了顯著的作用，尤其是在馬德里，許多馬統工黨的成員都在巷戰中犧牲了。這是在加泰羅尼亞和馬德里組建的第一批民兵團體中的一個。我們似乎很難相信這些行動都是因為收受了法西斯主義者的好處，如果是那樣的話他們選擇加入的應該是他們的對立面才對。
此外，在戰爭期間我們也沒有發現馬統工黨有任何親法西斯主義的跡象。有說法稱馬統工黨推行了更具革命性的政策就分散了政府的力量而變相地援助了法西斯，雖然這種說法還存在爭議，但我是不贊成的。
我想，對另一個堅持走改革路線的政府來說，馬統工黨成為他們的絆腳石這件事或許是可以理解的，但這與叛國罪完全是兩個概念，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如果馬統工黨果真是一個法西斯組織，為什麼這個組織在前線的士兵們還依然保持著忠誠，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在那兩個無法忍受的冬天，那裡仍然有八九千，近一萬名士兵堅守著前線最重要的部分。他們中很多人在戰壕里一待就是四五個月。為什麼他們沒有選擇直接走出戰壕去投奔敵人，這簡直很難理解。他們完全可以這樣做，而且這樣做的後果很可能會對戰爭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而是選擇了繼續戰鬥。然而，就在馬統工黨作為一個政治黨派剛剛被鎮壓不久，所有人對他們的認識便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故事被說成是：「民兵組織在還沒有被重新分配到人民軍之前，參加了兇殘的襲擊韋斯卡東部的戰爭，在不到兩天的時間裡就有數千人因此而喪生。」還有人認為民兵中間有「親敵現象」和不斷發生的「逃跑事件」。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講的，逃跑事件的發生是非常少見的。還有人相信了馬統工黨有「親法西斯主義」「失敗主義」等等的宣傳，但這些都是子虛烏有的事情。當然，在馬統工黨里一定還有法西斯分子的間諜和破壞分子的奸細，但這些間諜和姦細在所有左翼政黨中都是存在的，而且未見得這些混入馬統工黨的間諜和姦細一定會比其他政黨內的多。
事實上，一些媒體的攻擊性報道中牽強地說只有馬統工黨的領導人受了法西斯主義的控制而為其賣命，而隻字未提黨內的士兵。但這無疑是將該黨的領導人和士兵之間分裂開來。此類指控往往意味著其普通成員、民兵等等所有人都牽連其中，因為，如果戈爾金和其他領袖真的受法西斯控制的話，那麼那些和他們密切聯繫的追隨者一定會比那些遠在倫敦、巴黎、紐約的記者更加清楚內幕。最後，當馬統工黨被鎮壓時，被控制的秘密警察將與其有關的所有人都定為有罪。他們逮捕了所有與馬統工黨有過聯繫的人，只要能夠下手，一個都不放過，包括傷員、醫院的護士、黨內成員的家屬，甚至是孩子。
終於，六月十五日至十六日，馬統工黨被鎮壓了下去，並被宣布是一個「非法組織」。這是奈格林政府從五月上任以來的第一個行動。當馬統工黨的執行委員被捕入獄時，相關報紙便刊登出了「一個巨大的法西斯主義陰謀被揭露」的消息。以下是六月二十一日西班牙共產黨報紙《工人日報》的報道總結：
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與佛朗哥的陰謀隨著大批托洛茨基主義的首要人物在巴塞羅那和全國各地被捕……上周末，大戰期間最殘酷的間諜案細節，以及迄今為止最無恥的托洛茨基主義分子的叛變行徑已經大白於天下……警察手中掌握的材料，以及至少兩百名被捕者的完整供詞等等，都證明了上述內容的真實性。
這些揭露出來的事情所證明的是，馬統工黨的領導人通過廣播向佛朗哥大將軍傳遞軍事秘密，他們與柏林有聯繫，並且與馬德里的秘密法西斯組織有勾結。
另外，還有關於用「隱跡墨水秘密傳遞消息」、有「署名為字母『N』（N代表尼恩）的神秘文件」等等，一系列聳人聽聞的細節。
但重點是最後的結果。如我所說，事情過去了六個月之久，大部分的領導人仍被關在監獄裡，但卻從來沒被提審過，諸如通過廣播與佛朗哥聯繫之類的指控也從來沒有給出明確的定論。如果他們真的犯了間諜罪，就一定會像之前的許多法西斯分子那樣，在一個星期內受審並被槍斃。但是到目前為止，除了在相關報紙上刊登的那些憑空斷言的說辭之外，沒有人能夠給出一星半點的證據。至於那兩百份「完整的供詞」，如果確實存在，那就足以定任何人的罪，但後來再也沒有聽到有人提起過此事。實際上，它不過是有人絞盡腦汁的兩百次想像罷了。
不僅如此，西班牙政府的大部分官員都拒絕相信對馬統工黨的指控。最近，七名政府內閣以五比二的比例通過了釋放反法西斯政治犯的決定，而那兩名反對者就是共產黨的部長。八月份，由詹姆斯·馬科斯頓議員率領的國際代表團來到西班牙，調查對馬統工黨的指控以及安德烈斯·尼恩·普列托的失蹤案。國防部長伊魯霍、司法部長蘇加薩戈伊蒂亞、內閣部長奧爾特加·加塞特、總檢察長普拉特·加西亞等人，都不相信馬統工黨的領導人犯了間諜罪。伊魯霍還補充指出，他已經從頭到尾翻看了該案的卷宗，沒有任何所謂的證據能夠經得起推敲，而那份所謂的由尼恩簽署的文件也毫無價值——它是偽造的。普列托認為馬統工黨的領導人對巴塞羅那的五月巷戰負有責任，但不認為他們是法西斯間諜。他補充道：「最嚴重的問題是，逮捕馬統工黨的領導人並未經過政府的統一決定，而是警察濫用職權，擅自行事。」他還引用了另外幾件警察非法抓人的案子。伊魯霍也同樣指出，警察已經成為一個「預獨立的」機構。十二月份，由約翰·麥戈文議員率領的另一支代表團來到西班牙後，也對此事件做出了基本相同的陳述。內閣部長蘇加薩戈伊蒂亞甚至更加露骨地重複了普列托的評論：「我們接受了俄國人的援助，就必須默許某些我們不喜歡的行動。」有一件事情十分有趣，它充分說明了西班牙警察的自主政權問題，那就是即便是有了監獄總長、司法部長麥戈文以及別的重要人物簽署的命令，人們也不可能獲許進入巴塞羅那的任何一個「秘密監獄」。
我認為這些足以說明事實。指控馬統工黨犯有間諜罪並將其抓捕，僅僅是部分報紙編出來的虛妄之言和一些秘密警察所做出的擅自行動。馬統工黨的領袖們以及成千上萬的追隨者仍在承受著牢獄之災；在這六個月里，共產黨的媒體一直不斷地叫囂著要處死「叛國者」。但是奈格林和他的政府官員們還算頭腦清醒，他們拒絕上演這齣大規模屠殺「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慘劇。考慮到他們頭上的壓力，這樣的決定實在值得被大加讚賞一番。同時，綜上所述，我們也很難相信馬統工黨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間諜組織，除非我們一同相信馬科斯頓、麥戈文、普列托、伊魯霍、蘇加薩戈伊蒂亞以及其他人都是收了法西斯的好處而被其驅使的。
最後，說一下關於馬統工黨是「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指控。「托洛茨基主義者」這個詞已經越來越隨意地被廣泛使用，並極具誤導性，且更多是蓄意誤導。這裡我們也有必要對這個詞做出明確的解釋。「托洛茨基主義者」一詞有三種不同的含義：
（1）指像托洛茨基那樣的人，鼓吹「世界革命」而反對「單獨個別國家的社會主義」。不嚴格地說，就是革命的極端主義者。
（2）指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其組織內的成員。
（3）指披著革命外衣的法西斯主義者，特別是那些在蘇聯境內從事陰謀破壞活動的人，但通常指的是分裂和瓦解左翼力量的人。
就第一個含義而言，馬統工黨也許能被稱為托洛茨基主義者。那麼英國的獨立工黨、德國的社民黨和法國的左翼社會主義黨派也都具備被稱為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資格。但是馬統工黨與托洛茨基或托洛茨基主義者（「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組織毫無瓜葛。大戰爆發時，的確有不到二十個外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曾來到西班牙為馬統工黨工作，因為該黨的觀點與他們最接近，但他們並沒有加入馬統工黨。後來，托洛茨基命令手下人開始攻擊馬統工黨的政策，因而那一小股托洛茨基主義者也被清除出了馬統工黨，只有少數幾個留在了民兵中。毛琳被法西斯逮捕後，尼恩接替他的職位成了馬統工黨的領袖，他有一段時間當過托洛茨基的秘書，但早在幾年前就離開了，並聯合各個在野黨和「工農聯盟」黨組建了馬統工黨。相關媒體因此而利用尼恩與托洛茨基曾有過聯繫，試圖落實馬統工黨是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的罪名。要是以此推斷的話，甚至可以說英國共產黨也成了真正的法西斯組織，因為約翰·斯特拉奇先生也曾跟奧斯瓦德·莫斯利爵士有過聯繫。
第二種含義是「托洛茨基主義」最準確的定義。但是從這個定義上來分析，馬統工黨當然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這裡將第二種含義於其他兩個含義區分開來是很重要的，因為大部分共產主義者都想當然地認為，如果符合了第二個含義所解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便一定也等同於符合了第三個含義所定義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也就是說，整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成了一個法西斯分子完成間諜活動的工具。「托洛茨基主義」這個詞之所以引起公眾的注意，是從蘇聯審判從事陰謀破壞活動的反動分子時才開始的。把一個人定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幾乎就等於把他定為謀殺犯、奸細等等。但同時，任何站在左翼立場批評共產黨政策的人，都應該被稱為托洛茨基主義者。那麼，難道我們可以就此斷言，每一個信奉革命極端主義的人，都是受了法西斯的利誘嗎？
事實上，由於各地的政策所限，對此說法也多有不同。上面我提到，當馬科斯頓接受委託來到西班牙時，《真理報》《紅色戰線》等報紙立即公開抨擊他為「托洛茨基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蓋世太保 的間諜，等等。不過，英國共產黨的媒體卻很謹慎，他們沒有附和這樣的指控，而只是十分模糊地將其稱為「工人階級的反動派敵人」。當然，這也只是因為英國共產黨媒體在接受了幾個嚴厲的教訓、對《反誹謗法》產生了些許敬畏之後的一種謹言慎行的態度。如果在一個國家裡，一個亟待證實的犯罪指控卻在被人拋出之後便從此消失在公眾的視聽範圍內，那就足以證明這個指控只不過是一個謊言而已。
也許你會認為對於馬統工黨的各種指控，我進行了過多不必要的贅述，因為在黨派之間的口角之爭中出現一些黑白顛倒，惡意中傷的事情是很常見的，但是與內戰所帶來的災難相比，這些事情似乎是那麼微不足道。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我敢說，這些誹謗中傷和利用筆桿子作鬥爭的方式，以及由此所體現出來的各方各派的思維習慣最終將會為反法西斯事業帶來最致命的傷害。
任何人，只要看一眼題目，就知道以憑空捏造的罪名來對付政敵的把戲已經不那麼新鮮了。今天的關鍵詞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而昨天的關鍵詞還是「社會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大約六七年前，蘇維埃政府還曾通過審訊「證明」了第二國際的領導人，包括如利昂·布盧姆以及英國工黨的眾多首要成員，曾試圖策劃一場巨大的對俄入侵的軍事陰謀。然而就在今天，法國的共產黨人卻歡欣雀躍地將布盧姆視為自己的領導人，而英國的共產黨人則擠破腦袋要加入勞工黨。在我看來，即便是對於一個宗派觀念極端強烈的人來說，他們這樣做的價值也是值得懷疑的。而唯一值得肯定的，是由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的指控所引發了極度強烈的仇恨和衝突。由於「托洛茨基主義者」和與馬統工黨相關的各黨派遭遇打擊而淪落成了遭人唾棄的「反共分子」，導致每個地方的基層共產主義者都陷入了一片對其盲目而無意識的政治迫害風潮中，世界工人運動已經開始面臨走向分裂的危險。如果類似的誹謗再強施於那些堅定的社會主義者頭上，類似指控、迫害馬統工黨的陰謀再次出現，那麼分裂的局勢將無可挽回，或許唯一的希望就是將這些政治紛爭拿到檯面上來討論才有可能窮其盡頭吧。
對於那些宣布支持或者已經站在其左翼對立面的人來說，在反法西斯的路線問題上的確存在著差異。一部分人認為，通過與部分資產階級（人民陣線）結成聯盟，就能打敗法西斯主義。而左翼派則認為，這樣做只能助長法西斯主義的氣焰。但是，只要沒有人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的另類聲音，對反法西斯路線問題的討論便不會開始。如果他忠實地服從著本黨路線，他就不得不號稱我是在撒謊，或最多也只能說我是徹底地被誤導了。即便是任何一個遠在千里之外的人，看一眼《工人日報》的標題，便會覺得自己比我更了解巴塞羅那發生的事情。在這樣的情形中是不可能有什麼爭論的，因為根本連最起碼的事實都無法達成一致。那些人散布謠言，稱連馬科斯頓那樣的人都是受了法西斯的利誘，其意欲何為呢？唯一的目的就是混淆視聽，讓該解決的問題得不到認真的討論。就像一場進行了一半的西洋棋錦標賽，一個參賽選手突然大聲尖叫起來，稱對手犯了縱火罪或重婚罪，這樣一來就只能將棋局擱置，誹謗陷害的結果就是避開核心問題，讓事情得不到任何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