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二戰親歷回憶錄 · 巴塞羅那，開戰了！
五月三號的晌午，我無意間聽到一個朋友路過旅館的休息室時說了一句「聽說電話局那邊出事了」。不知為何，我當時並沒有在意他說的話。
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我正走在蘭布拉大道上時，突然聽到身後不遠處傳來了槍聲。我回頭一看，一群年輕人正端著步槍，脖子上裹著無政府主義者統一佩戴的紅黑相間的領巾，沿著蘭布拉大道漸向北去了。顯然，與他們交火的正是埋伏在那座高聳的八角塔（那應該是一座教堂，整條街道都在它的控制範圍內）里的一伙人。我的第一反應便是「開戰了！」不過，這已經算不上什麼新聞了，因為這些日子以來，人們隨時都在等著戰爭的爆發。我馬上意識到我必須立刻回到旅館，我要確保我妻子的安全。可是那幫無政府主義者把著街口，對著人群吼叫，勒令人們往後退，不要穿越火線。槍聲越來越緊了，子彈從高塔飛向大街，籠罩在恐慌中的人群為了逃避戰火，不得不沿著大街比肩接踵地往後方擁退。此時，夾雜在槍聲中的還有街道上的店老闆們噼里啪啦地緊關百葉窗的聲音。我發現有兩個手持左輪手槍的人民軍軍官，正借著路邊樹的掩護而警惕地一步步撤退。前方蜂擁的人群正沖向蘭布拉大道中央的地鐵站尋求庇護。我決定避開他們，否則我很可能會被困在地下長達幾個小時。
就在這時，一位曾和我們在前線並肩作戰的美國醫生突然跑過來，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他的激動之情溢於言表。
「快！我們得馬上趕到獵鷹旅館（這是一家由馬統工黨負責的寄宿旅館，專供民兵休假時居住）。」「馬統工黨的兄弟們要在那兒會合。現在是危急關頭。我們必須團結在一起。」
「見鬼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我追問道。
醫生只管拽著我拚命地跑，此時，他已是驚慌失措、語無倫次了。看來，他一定是在加泰羅尼亞廣場親眼看見了大批滿載著全副武裝的警衛隊的卡車駛向電話局並發動了突然襲擊，車上幾乎全是全國勞工聯盟的工人。緊接著，一批無政府主義者便趕到了那裡，衝突就此爆發。前不久我聽說，這場衝突的導火索是政府提出了接管電話局的要求，顯然這個要求是遭到了拒絕。
我們沿著街道一直往前跑，突然迎面而來的一輛卡車從我們身邊急馳而過，車斗里站滿了手持步槍的無政府主義者，最前面還有一位衣衫襤褸的年輕人趴在堆起來的墊子上，護著一把輕機槍。當我們到達蘭布拉大道盡頭的獵鷹旅館時，那裡已經擠滿了騷動的人，他們聚集在旅店入口的大廳里亂作一團，面對當時的情景，大家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或者我們該幹些什麼。這裡除了大樓里充當人民警衛隊的少數突擊隊員身上有裝備以外，其他人都手無寸鐵。我橫穿過街道，走到馬統工黨當地所在的委員會，那裡的樓上有一間經常給民兵發工資的屋子，裡面亂鬨鬨的，擠滿了人。其中有一個個子高高的、長相很英俊的男人，三十歲左右的樣子，他穿著便裝，臉色有些蒼白。他一邊試圖維持著秩序，一邊從牆角的一堆東西里給大家分發皮帶和彈藥筒，目前大概還沒有槍。這時我忽然發現，那位美國醫生不見了，我才明白過來，一定是出現了人員傷亡，需要醫生。而此時，又來了一個英國人。這時，那個高個子和幾個人正從裡面的辦公室里抱出了一些步槍，開始分給大家。由於我和那個英國人是外國人，他們對我們還稍有芥蒂，所以一開始沒有人肯給我們發槍。後來，還是我在前線認識的一個民兵走進來認出了我，他們才比較不情願地給了我們一把槍和幾顆子彈。
遠處響起了一陣槍聲，街上空無一人。大家紛紛議論，說想去蘭布拉大道是不可能了。警衛隊已經占據了所有大樓的制高點，對過往的人群無不開槍掃射。我原本打算冒險回到旅店，但是考慮到委員會隨時都有可能遭到攻擊，於是我決定還是留下來為好。整棟大樓里到處都是成群結隊的人群，無論是在樓梯上還是在外面的過道里，處處是熙攘的吵鬧聲，人們個個情緒緊張，慌忙無措。似乎並沒有人知道這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只知道是警衛隊攻占了電話局，他們占領了一切有利地位，控制了原屬於工人的所有高樓大廈。在諸多大眾的意識里，警衛隊總是排在全國勞工聯盟和工人階級之後。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現在，人們聽不到一絲對政府的埋怨。在巴塞羅那，貧民階層把警衛隊視為走狗級別的暴力團伙，所以，他們自發組織發動突然襲擊可能也被認為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當我得知事情的真實狀況後，這件事情在我腦海中開始變得清晰起來。事情再清楚不過了。衝突的一方是全國勞工聯盟，另一方是警察。對於在資產階級共產黨心目中理想化了的「工人」形象，我並沒有特別的好感。但是，當我看到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以他的血肉之軀與武裝精良的警察，與他的天敵奮力鬥爭時，我知道我再也沒有理由懷疑自己的立場了。
已經過去很長時間了，我們這邊似乎什麼也沒有發生。而我甚至沒有想過給我妻子所在的旅館打個電話，確認她是否安全，我只是想當然地認為，電話局已經中斷了一切工作，然而事實上，電話局僅僅是短短几個小時的停滯運作而已。在這兩幢樓里，差不多聚集了三百來號人。他們大多是生活在最底層的窮苦人民，從碼頭那邊的窮街陋巷跑來這裡避難的，其中有很多婦女，有的懷裡還抱著孩子，還有就是一群衣衫破爛的小男孩。我想，他們中多數人應該壓根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是慌亂中逃到馬統工黨的大樓里來尋求庇護吧。這棟樓裡面還有一些正在休假的民兵和為數不多的外國人。我估計，在這三百多號人裡面大概只有六十支槍。樓上的辦公室已經被圍得水泄不通，人們都爭先恐後地索要槍支，卻被一遍又一遍地告知已經沒有多餘的槍支了。民兵隊的小後生們似乎認為這只是一場熱鬧的聚會，他們只是不停地四下徘徊，想方設法地去討好那些有幸分到槍支的人，或許乾脆趁其不備順手偷來一把。不一會兒，我的槍就被一個小傢伙偷走了，還未來得及察覺，那傢伙已經縱身逃走，轉眼間便消失得無影無蹤。要不是我身上還有一把手槍和一盒子彈，我就只能赤手空拳了。
天色暗了下來，我的肚子也開始抗議了，而放眼望去，似乎在獵鷹旅店也找不到什麼可吃的東西。於是，我和我的一個朋友便偷偷地跑到他住的旅店去弄點晚上吃的東西，恰好那個旅店離這兒不算遠。此時大街小巷都已經陷入一片漆黑而寂靜的夜色中，連一個人影都沒有。所有商店都門窗緊閉，家家戶戶的窗戶都用鋼製的百葉窗封了起來，不過街上的壁壘還沒有建起來。朋友住的旅店已經反鎖上了大門，還用重物擋起來作為防護措施。他們對於我們自然是很警惕的，在一番大驚小怪的盤問之後，終於放我們進去了。回來之後，我才得知電話局已經開始正常工作了，於是，我迫不及待地一口氣跑到樓上辦公室，想給我的妻子打個電話。當然，這棟大樓里是不會有電話簿的，我又不知道我妻子所在旅店的電話號碼。無奈之下，我只得輾轉挨個搜尋每個房間，找了大約一個小時之後，才在一個房間裡發現了一個旅行指南，我終於找到了我想要的電話號碼。然而我沒有聯繫上我的妻子，不過，幾經周折後最終我還是與英國獨立工黨駐巴塞羅那的代表約翰·麥克奈爾取得了聯繫。他告訴我那邊一切正常，沒有人遭到槍擊，並且關切地問我馬統工黨委員會這邊是否安全。我調侃地說道，要是能有煙抽就更好了。我只不過是開了個玩笑，沒想到半個小時之後，麥克竟然帶著兩包「好彩」香菸站在了我的面前。在那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他隻身一人穿過街道，冒險穿梭在無政府主義者巡邏隊的視線中。他們先後兩次攔住他，用槍口指著他檢驗了他的所有證件。他這個小小的英雄壯舉讓我永生難忘。當時，我心中有說不出的喜悅，我們真的有煙抽了。
那幫人幾乎在樓上的所有窗口旁邊都安排了武裝守衛。在街上，一隊突擊騎兵正在對幾個過路人攔下來進行盤問。一輛裝滿了武器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巡邏車開了過來。車上除了那個駕駛員，還有一個漂亮的黑髮女孩，大概十七八歲的樣子，腿上放著一挺輕機槍，她在小心地擺弄著。我在大樓的周圍轉悠了很長時間，這裡倒是個閒逛的好去處，不過要想了解到一點地形情況是絕無可能的。滿眼望去，處處是廢棄的垃圾，破舊的家具，還有那些被人們隨手撕掉的宣傳單和海報……而這些似乎都是革命的必然產物。每每路過人群，只見大家都姿勢各異地在沉沉地睡著。在走廊邊的一個破沙發上，還躺著兩個從碼頭那邊逃過來的婦女，她們總是發出有節奏的呼嚕聲。這裡曾經是一個卡巴萊劇場，後來才被馬統工黨接管。有幾個房間裡還留著表演的小舞台，其中一個舞台上擺放著一架大鋼琴，此時的它顯得如此落寞、孤獨。走著走著，我的眼睛忽然被牢牢地吸引過去，我終於發現了我一直求而不得的東西——那是—個軍械庫。我來不及想這麼做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我只知道我迫切地需要武器。以前經常聽說，加聯社黨、馬統工黨、全國勞工聯盟——FAI……這些對立的黨派都一直在巴塞羅那的很多地方囤積著武器，所以我相信除了在這兩幢大樓里我們所見到的五六十支槍之外，一定還有武器儲藏在別的什麼地方，在此之前我一直這麼盤算著。這個軍械庫周圍沒有任何安保措施，門也很破舊，我和另一個英國人便不費吹灰之力就把門給撬開了。進去之後才發現，他們講的全都是實話——武器確實沒有多少了。我們只找到二十來支老式小口徑來復槍和幾支獵槍，而子彈卻一顆也沒找到。我趕忙跑到樓上辦公室，問他們是否還有多餘的子彈，答案是沒有。不過，這裡倒還有幾箱手榴彈，是無政府主義者的一輛巡邏車給我們送來的。儘管都是些粗製濫造的手榴彈，我還是毫不猶豫地拿了兩枚放進自己的彈藥匣子裡。
地上到處都睡滿了四仰八叉的身體。不知道哪個房間裡還傳出了嬰兒的哭聲，哭聲響個不停。雖然已經到了五月天，晚上卻越發地冷了。有個房間的舞台上還掛著幕布，我便用刺刀割下一塊裹在身上，打算睡幾個小時。然而，我卻總是被噩夢驚醒，睡夢中一想到那些手榴彈我就擔驚受怕，想到如果我稍微用力翻個身，壓在身體下面的那兩顆手榴彈就會把我炸飛。凌晨三點的時候，那個高個子的年輕人叫醒了我，他給了我一支步槍，讓我在一個窗戶旁邊站哨。他跟我說，帶頭髮動突襲的警察局長薩拉斯已經被逮捕了。（後來我們才得知，實際上薩拉斯只是被解除職務而已。然而，新聞報道卻仍然在說，是警衛隊在沒有接到命令的情況下擅自行動的。）天剛破曉，大家就開始動手在樓下修建了兩道街壘，一道建在馬委會外面，另一道建在獵鷹旅館外面。巴塞羅那的街道是用方形鵝卵石鋪的，用這些石頭很容易壘起一道牆，而且卵石下還有很多小石子，很適合裝沙袋。這兩道街壘的修建過程簡直稱得上是一道奇妙的風景，我想要是能有什麼東西能把它們拍下來那該有多好！對於一件下決心要幹的事情，西班牙人總是會奉獻出他們無限的激情。人們無論男女老少，排著長長的隊伍，無不揮灑著汗水，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就連那些年紀尚小的孩子們也都成群結隊地團結在一起，他們用一雙雙孱弱的小手將那些鵝卵石一塊一塊地擊碎，又將它們一捧一捧地裝進麻袋裡，然後使出吃奶的力氣將裝滿石子的麻袋拖到一輛不知從哪兒找來的手推車上，他們樂此不疲地推著裝滿沙袋的車子，搖搖晃晃地來來去去。在當地委員會的大樓門口，有一個德國的猶太小女孩，穿著一條民兵長褲，褲膝紐扣都蓋住了她的腳踝，她笑眯眯地四下張望著。幾個小時後，壁壘已經砌得有一人多高，射擊口旁邊都站上了士兵，在另一道壁壘後面，有人燒起了火，打算好好地享用他們的煎雞蛋了。
他們又把我的槍拿走了，對此我似乎無能為力。我和另一個英國人決定回到大陸旅館去。雖然仍可聽見遠處接二連三的槍聲，但似乎蘭布拉大道上沒什麼動靜。在回旅館的途中，我們去食品交易市場上看了看。只有不多的幾家商販在營業，那些貨攤被一群從大街南面的工人居住區來的人圍得水泄不通。我們剛到那裡，便聽到外面傳來了沉重的槍聲，屋頂上方的玻璃也被震得顫動起來，人們都飛奔著向市場的安全出口擁去。然而，仍有幾家貨攤還是選擇繼續營業。我們倆一人要了一杯咖啡，我還買了幾條山羊奶酪放到了裝手榴彈的袋子裡。幾天後，當我還能吃上奶酪時，我不得不感到自己無比的慶幸。
就在前一天我還在那個街角看到無政府主義者開火，現在這裡已經築起了街壘。站在壁壘後面的一個人朝我大聲喊，讓我注意安全（我當時在街道的另一面）。已經占據了教堂鐘樓的警衛隊站在高處不分青紅皂白地朝所有的路人開槍。我停了一下，然後猛地衝過街道，好險啊，一顆子彈從我肩膀的一側飛了過去，近得讓我不寒而慄。當我還在街道的另一側，快要接近馬統工黨的行政大樓時，站在大樓門口的突襲騎兵向我大聲地發出警告——可我當時沒聽明白他們在喊些什麼，因為中間隔著幾棵樹和一個報亭（在西班牙，這種類型的街道都有寬闊的人行橫道），我根本看不清他們在比畫什麼。我跑進大陸旅館，覺得這裡應該沒有發生什麼意外情況，於是，洗了把臉，然後又回到馬統工黨的行政大樓里請命，大陸旅館和行政大樓之間大約有一百米的距離。此時，大樓外面從四面八方傳來的槍聲足以讓人聯想到這是一場真正的戰役。樓下接二連三響起令人膽戰心驚的爆炸聲，那聲音響徹天際，我想一定是有人在用野戰炮向我們開火。實際上那只不過是手榴彈，因為手榴彈在石材建築之間爆炸，所以爆炸聲響起來時要比平常高出兩倍之多。混亂中我找到了柯普，問他我們該做些什麼。
柯普朝窗外看了一眼，將手杖從背後收起來，說道：「下去看看再說。」接著，他便和往常一樣，不慌不忙地慢慢走下樓梯，我也緊跟著一起下了樓。結果發現，就在大樓的門口，一群突襲隊員正在扔手榴彈，他們就像扔保齡球一樣將手榴彈扔出去，讓它順著台階滾到人行道上。手榴彈在二十米以外的地方爆炸了，和槍聲交織在一起，發出了可怕的震耳欲聾的聲響。在街道中間的報亭後面，有個人偷偷地探出了頭，此時此刻，他的頭就像是琳琅滿目的展會上擺放的一顆椰子那樣惹眼——他是我非常熟悉的一個美國民兵。直到後來我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原來緊挨馬統工黨大樓的是一家樓上設有旅館的咖啡館，叫摩卡咖啡館。開火的前一天，有二三十個全副武裝的警衛隊員住進了咖啡館，衝突發生後，他們便第一時間占領了整個大樓，而他們自己也困在了裡面。或許他們是提前受命占領咖啡館，以便為之後突襲馬統工黨大樓做準備。而當第二天一大早，他們想走出摩卡咖啡館時，與突襲隊民兵交了火，結果，有一名突襲隊員身負重傷，而警衛隊中有一名人員死亡。後來，警衛隊撤回了咖啡館，當那個美國人沿街走過來時，警衛隊便向他開火，儘管那個美國人手裡並沒有武器。美國人急忙躲到報亭後面，這時，突襲隊員看到警衛隊出來放槍，便向他們扔手榴彈，想將他們再次逼回館內。
大致了解了情況之後，柯普徑直走過來，一把將那個正用牙齒咬手榴彈保險銷的紅頭髮德國突襲隊員拽了回來，緊接著便大聲命令人們撤回大樓，並試圖用各種語言讓大家明白，我們必須避免流血犧牲。隨後，他便走出大門，站在一處可以看得見警衛隊動向的人行道上，從容自若地解下手槍，輕輕地放在地上。隨行的兩個西班牙民兵軍官也隨之卸下手槍放在了地上。三個人緩緩地走向聚集在門口的那些正處於高度緊張、恐慌的情緒之中的警衛隊人員。這件事若換作是我，就算給我二十英鎊我也不會幹的。他們赤手空拳地朝著那些裝有真槍實彈的警衛隊士兵走過去，可那些士兵卻被他們的機智嚇壞了。一個穿著襯衫、臉色嚇得發青的士兵走出來和柯普談判。他的手一直指著放在人行道上的兩枚手榴彈，情緒顯得十分激動。柯普回來之後告訴我們，最好去引爆那兩顆手榴彈，否則路過的行人會很危險的。於是一個突襲隊員向其中的一顆手榴彈開了一槍，手榴彈爆炸了，但他沒有擊中另一顆。我要過他的槍，蹲下來朝第二顆手榴彈開了一槍。很慚愧，我也沒擊中。
這是我在這場暴亂中開的唯一一槍。人行道上灑滿了從摩卡咖啡館的招牌上掉下的碎玻璃片，停在外面的兩輛車中，一輛是柯普的軍用車，車上布滿了被子彈打出的窟窿，擋風玻璃完全被爆炸了的炸彈震碎了。
柯普又帶我上了樓，並給我解釋了一下目前的情形。如果馬統工黨大樓遭到攻擊，我們必須守住這裡，但是馬統工黨的領導們命令我們按兵不動，不到萬不得已不得開火。這棟大樓的正對面有一個叫作波利羅馬的電影院，電影院的樓上設有一個博物館，它的屋頂比其他正常的建築高出很多，屋頂上還有個雙拱形的瞭望塔。在這個位置上可以控制整個街道，只要有士兵拿著幾把槍守在那兒，就可以抵制一切向大樓發起的攻擊。電影院的管理員是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我們在電影院進出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至於被困在摩卡咖啡館的警衛隊，他們對我們是沒有太大威脅的，他們不想打仗，讓別人活著，同時也能給自己留條活路是他們求之不得的事情。這時，柯普重申了命令：除非有人向我們開火或者我們的大樓受到攻擊，否則任何人不許開槍。雖然柯普沒有說出來，但是不難推測出，馬統工黨的領導們對被牽連到這個事件當中是非常憤怒的，但他們還是認為不得不和全國勞工聯盟站在同一條戰線上。
我們已經在瞭望塔上安排好了守衛。在接下來的三天三夜裡，除了溜進對面的旅館吃飯時能短暫休息一下，我一直守在波利歐羅馬電影院的屋頂上，沒有遇到任何危險。我所忍受的最大的煎熬便是飢餓和無聊了，然而，這卻是我一生中經歷過的最難熬的日子。在我的記憶中沒有什麼經歷能比這場巷戰更讓人感到厭惡、絕望、身心疲憊的了。
在這幾天當中，我總是坐在屋頂上，只是驚訝於眼前所發生的這一切荒謬的景象。透過瞭望塔的小窗戶，可以一眼望到好幾里遠的地方——那裡有一排排高聳的樓房，琉璃的穹頂，還有那些由耀眼的紅磚綠瓦蓋成的拱形的屋頂。東面是波光粼粼的淡藍色的大海——這是我來到西班牙後第一次看到大海。這個有著百萬人口的大都市竟被深鎖在了一個如此死氣沉沉的噩夢之中。陽光毫不吝嗇地灑在空曠的街道上，然而除了從壁壘後面和用沙袋壘起的窗台里射出的槍林彈雨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動向。街上沒有來往的車輛，電車停在蘭布拉大道上一動不動，電車司機早在開戰前就跳出車外逃之夭夭了。此時，一直以來令人厭惡的聲音帶著跌宕綿延的迴響在成千上萬的石頭建築物之間飄蕩，整個城市就像正在接受一場熱帶暴風雨的洗禮。機關槍、衝鋒鎗和手槍發出的噼里啪啦的響聲和地動山搖的手榴彈的轟鳴聲交織在一起——時而漸漸弱下來變成稀稀拉拉的響聲，時而又變成震耳欲聾的猛烈的轟鳴聲，這些聲音一整天從未休止過，直到深夜。而當第二天的黎明到來時，又會準時地響起。
見鬼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究竟是誰和誰在對打，又是誰占了上風，起初很難搞清楚。巴塞羅那人早已習慣了巷戰，對地形環境也十分熟悉，所以，單憑直覺他們就能分辨出哪個政黨會控制哪些街道或是哪些建築物，這是任何一個外來人員所無法企及的。站在瞭望塔向外望去，一眼便能看到這座城市的其中一條主要街道——蘭布拉大道，形成了整個城市的一條分界線。在蘭布拉大道以東，無政府主義者牢牢地占據著工人階級的陣營；在以西的方向，在一條蜿蜒曲折的小巷中，正進行著一場毫無頭緒的戰鬥，而在這場戰鬥中，似乎加聯社黨和警衛隊都或多或少地占有主動權；而在蘭布拉大道以北，加泰羅尼亞廣場周圍的地形情況十分複雜，若是每幢大樓上不掛上一面黨旗，是很難辨別那裡是屬於哪個黨派的。這裡的主要建築就是科隆旅館——也就是加聯社黨的總指揮部，掌控著加泰羅尼亞廣場。科隆旅館這棟大樓僅有的靠近廣場的一扇窗戶里，架起了一挺機槍，選在這個位置作為機槍射擊點，其威力足以橫掃整個廣場。在蘭布拉大道南面，在我們以東一百米的地方，加聯社黨的青年聯盟（相當於英國的青年共產主義者聯盟）占據著一家大百貨商店，他們將店內正對著我們瞭望塔的窗戶用沙袋堵了起來。他們降下了他們的黨旗，升起了加泰羅尼亞的國旗。對於電話局來說，所有衝突的起因都是加泰羅尼亞的國旗和無政府主義者的黨旗在並排飄揚著。那裡已經達成了某種暫時性的協議，電話局的工作並未中斷，大樓里暫時並沒有人開火。
而此時，我們這邊出奇的平靜。摩卡咖啡館的那幫警衛隊已經關上了鐵窗，用咖啡館的家具堆起了一道路障。不久，就有六個人爬到了我們對面的屋頂上，用床墊搭起了另一座壁壘，而且還掛上了加泰羅尼亞的國旗。但是，看得出他們並不想主動開火。柯普和他們達成了明確的協議：如果他們不向我們開槍，我們也絕對不向他們開槍。上次交涉之後，柯普已經和那幫警衛隊的士兵相處得很好了，並且還去咖啡館對面拜訪過他們幾次。當然，警衛隊已經將咖啡館裡所有能喝的東西洗劫一空了，他們送給柯普十五瓶啤酒當作禮物。作為回報，柯普竟然把我們的一支步槍送給了他們，用來補償他們前一天無故不知去向的一支槍。然而，蹲守在屋頂上的確感到一切都是那樣的荒誕離譜。有時候，我會油然升起一種莫名的厭惡感，對那些可憎的聲音置若罔聞。我常常會花上好幾個小時，去看企鵝出版社的系列讀物，幸好幾天前我買到了幾本。偶爾，我也會意識到在五十米外有士兵正在盯著我。我仿佛又回到前線的戰壕里，有好多次我意識到我竟然差點把警衛隊叫成了「法西斯」，費了好大的力氣才讓自己從這個習慣中擺脫出來。我們總共有六個人守在那兒，每一個瞭望塔內都安排有一個守衛，而其他人則都坐在下面的鉛板屋頂上，那兒除了一道石欄杆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做掩護。我心裡很清楚，警衛隊隨時都可能接到開火的命令。雖然他們已同意在開火之前給我們警示，但是也很難保證他們不會首先破壞協定。然而，只有一次，我以為我們所擔心的事情就要發生了，後來發現是虛驚一場。那時對面的一個警衛隊士兵蹲下來朝著壁壘開槍，當時我正好在瞭望塔站崗，見他開槍我便立即把槍口對準了他，朝他大聲喊道：
「喂，不要開槍！」
「什麼？」
「不要朝我們開槍，否則，我們就要還擊啦！」
「不要，不要！我並不是朝你們開槍。你看下面！」
他用槍口指了一下通往我們大樓的一條小街道。那裡有一個穿藍色工作服的年輕人，手裡拿著一把步槍，在街角鬼鬼祟祟的。顯然，這個人剛向屋頂上的警衛隊開過槍。
「我剛才是朝他開槍呢，是他先開的槍。」（我相信這是真的）「我們不會向你們開槍的。我們跟你們一樣，都只是工人。」
他向我敬了一個反法西斯的禮，我回敬了他。我朝對面高聲喊道：
「你們還有啤酒嗎？」
「沒有了，都喝光了！」對方大聲回應道。
而就在當天，當我無意間把頭探出窗外的時候，加聯社黨青年聯盟的一個士兵在街邊不遠處的大樓里，毫無緣由地突然向我開了槍。也許是因為我太過惹眼了。我並沒有還擊。雖然他離我只有一百米左右，但子彈還是離我偏出了好幾米遠，連瞭望塔的屋頂都沒打著，像往常一樣，西班牙人的射擊水平又救了我一命。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遭到從這幢大樓里發出的襲擊了。
萬惡的槍聲仍舊響個不停。但是，就目前形勢來看，雙方都是出於自衛才開槍的。人們都只是待在自己的大樓里或壁壘後面向對方射擊。離我們大約半里地的地方有條街道，那裡的全國勞工聯盟辦公室和勞工總會的辦公室幾乎是面對面，從那個方向傳來的聲音最為可怕。戰爭結束後的第一天，我經過那條街道時，還能看到櫥窗的玻璃被子彈打得像篩子一樣。（巴塞羅那大部分店鋪的窗戶都用長紙條交叉著封貼起來，這樣就可以避免子彈打到窗格上的時候，玻璃會被震碎）。步槍和機關槍開火的嗒嗒聲時不時地被手榴彈的爆炸聲所掩蓋，而遠遠地人們就能聽到沉重而響亮的爆炸聲。這樣的聲音差不多有十幾次，而且每一次都間隔挺長時間，我當時也搞不清這是怎麼回事，聽起來像是空投炸彈，但又不可能是空投炸彈，因為周圍根本沒有出現過飛機。後來才有人告訴我，事實上很有可能是內部間諜故意一次性引爆了一堆炸藥，為的就是製造更大的動靜，造成更大的恐慌。不過，我並沒有聽到火炮聲——我一直在等著聽大炮的響聲，因為一旦有大炮的轟鳴聲響起，就意味著事態已經很嚴重了（火炮在巷戰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後來，報紙上刊發了有關街道壁壘遭槍擊的小道消息，卻沒人能夠確切地指出哪幢樓房遭到過炮擊。因為不管怎樣，對於早已習慣了槍聲的大眾來說，發布壁壘遭到槍擊的消息是絕對不會弄錯的。
食品短缺從一開始就是個難題。為了給守衛馬統工黨大樓的那十幾個民兵弄到吃的，我們只能在黑夜的掩護下克服重重困難，溜到獵鷹旅館那兒找點吃的（因為那些警衛隊的士兵常常埋伏在蘭布拉大道一帶）。但是吃的根本不夠分，因此，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必須儘可能地去大陸旅館吃飯。大陸旅館已經被自治政府「集體化」了，這兒和其他被全國勞工聯盟或勞工總會控制的旅館不同，它被視為是中立地。因此，戰爭一開始，這個旅館就被一大群人擠得滿滿的，數都數不過來。其中有外國的新聞記者；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嫌犯；有為政府服役的美國飛行員；還有來自不同國家、持不同的政治觀點、屬於不同派別的共產黨特工，其中有一個肥頭大耳，一臉兇相的俄國人，據說他是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 的人，綽號查理·琛，他腰帶上別著一支左輪手槍和一枚小巧的手榴彈；看起來很像是親法西斯的西班牙有錢人；有兩三個負傷的國際縱隊士兵；有因戰爭受阻而無法把橘子運回法國而滯留的法國卡車司機；還有許多人民軍的軍官。人民軍作為一個集體，在戰爭期間一直保持中立，儘管也有少數士兵溜出來自立門戶。在星期二的上午，我在馬統工黨的兵營里就見到過其中的幾個人。剛開始，在食物短缺的形勢還不是十分嚴峻、報紙還沒有開始藉此挑起仇恨之前，多數人都把整個事件當成一個玩笑。大家都說，這種事在巴塞羅那是每年都會發生的。一位義大利新聞記者走了進來，他叫喬治·提奧利，是我們的一位很了不起的朋友，他的褲子淋滿了鮮血。原來他只是出去看看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後來在人行道上遇上一個傷員，便給他包紮傷口，不料竟有人像開玩笑似的向他扔了顆手榴彈，幸好他傷得不是特別重。我記得他當時感慨道：巴塞羅的鋪路石是應該計算一下數量的，這樣修築和拆毀街道的壁壘時就少了好多麻煩。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在換崗後飢腸轆轆、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滿身污垢地走進旅館時，看到房間裡坐著兩個來自國際縱隊的隊員時的情景。他們的態度完全是中立的。我想，假如他們是自己政黨忠實的擁護者，他們一定會極力勸我改變立場，或者乾脆把我綁起來，拿走我滿滿幾口袋的彈藥。令我略感意外的是，他們只是十分同情我在休假期間還堅持在房頂上值勤。而他們對這場巷戰的態度大致是：「這只是無政府主義者和警察之間的一場小衝突，它並不代表什麼。」不管戰鬥進行到什麼程度，不管有多少人傷亡，我相信，較之官方所謂的這是一場有計劃的起義的說法，他們的說法倒是更有幾分貼近事實。
一直到星期三，也就是五月五日，這一切似乎都發生了改變。街道兩側家家戶戶鐵窗緊鎖，安靜得可怕，即便有幾個行人也是因為他們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才出來，出來的時候也是一邊躡手躡腳，一邊高舉著白色的手帕向周圍的武裝力量示意他們無意做出任何冒犯的舉動。在蘭布拉大道中間有一處還算比較安全的角落，幾個賣報的人站在那兒朝著空蕩蕩的大街叫賣。無政府主義者出版的《團結報》在星期二刊登的內容里，把電話局遭到攻擊稱為是一場「駭人聽聞的挑釁」（或是其他類似的描述），而一轉眼到了星期三，這家報紙的態度就發生了變化，並開始勸導人們回去上班，語氣中似帶著幾分懇求。無政府主義者的領袖們也發布了同樣的消息。馬統工黨報紙印刷廠的辦公室——報紙的名字叫作《戰鬥報》——幾乎和電話局同時遭到了突襲，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警衛隊占領了。但報紙仍在印刷出版，而且利用一些其他的渠道把消息散布了出去。我極力勸說大家要待在壁壘後面。在這個時候，人心惶惶，大家都想知道整個事件將會如何收場。也許目前還沒有人離開壁壘，但我敢肯定每個人都已經對這種毫無意義的槍戰達到了極度厭惡的程度，這樣下去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因為沒有人希望整件事最後演變為一場全國範圍的內戰，那只能意味著徹底輸掉了反對佛朗哥法西斯的戰爭。據我了解，這種擔憂不止存在於一個黨派中，每一個黨派，每一個人幾乎都對此憂心忡忡。到目前為止，我們不難發現，從廣大的全國勞工聯盟成員的一貫主張和既得利益來看，他們的要求只有兩個：一是拿回電話局的控制權；二是解除令人憎恨的警衛隊武裝。如果政府能答應這兩個條件，並承諾不再牟取食品暴利的話，那麼毫無疑問，用不了兩小時壁壘就會被全部拆除。但是，顯然自治政府沒打算妥協，而此時，謠言仍在四處散播。有傳言稱，巴倫西亞政府已派出六千多名士兵前去占領巴塞羅那，而五千多名無政府主義者和馬統工黨民兵則已經離開了阿拉貢前線，準備對抗政府軍。事實上，只有第一個傳言是真的。從瞭望塔望去，我們看到了淺灰色船隻已駛進港口，看上去像是軍艦。水手出身的道格拉斯·莫利說，那東西看起來像是英國的驅逐艦。後來我們才知道，其實那就是英國的驅逐艦。
我聽說那天晚上在西班牙花園廣場，有四百名警衛隊士兵向無政府主義者繳械投降了，還有消息稱，全國勞工聯盟好像已經在郊區（主要是工人階級居住區）控制了整個局勢。從這些消息來看似乎我們已經勝利在望。但是就在同一天晚上，柯普派人找我過去，他表情凝重地告訴我，根據剛剛獲得的情報，政府即將取締馬統工黨，並宣布因為此決定已經進入了戰備狀態。這個消息簡直就像三月天的響雷，著實令我震驚，而這也是我第一次意識到這個消息是此後發生的一切事情的真正理由。我隱約感到，一旦戰爭結束，所有的一切罪名都會落到馬統工黨的頭上，因為它是力量最弱的一個黨派，讓它做替罪羊再合適不過了。同時，我們在這裡的中立立場也將宣告結束，一旦政府向我們發難，那麼我們除了自衛別無選擇。而且我們完全可以確信，此時駐紮在行政大樓對面的警衛隊一定會收到向我們開火的指令，因此，我們只能先下手為強。柯普在電話旁等候命令，如果馬統工黨的確被宣布以非法黨派的名義取締，那麼我們必須馬上做好占領摩卡咖啡館的準備。
我至今依然記得那個漫長的、夢魘般的夜晚，我們一直在加強大樓的防衛措施。我們鎖上了大樓前門的鐵窗，在前門的後面，用工人們弄來的備用石板築起了一道壁壘。我們仔細檢查了軍械庫。加上波利歐羅馬屋頂上的六支步槍和一支壞了的手槍，我們總共有二十一支槍，每支槍大約有五十發子彈，還有幾十枚炸彈。若不是我發現了這個軍械庫，除了幾支手槍外，我們就什麼也沒有了。現在我們有十二個士兵，其中大多是德國人，他們都表示一旦開戰，他們願意主動進攻摩卡咖啡館。當然，如果要開戰的話，對於我們來說最好的選擇就是在午夜剛過的時候從屋頂上向他們發起突擊，打他們個措手不及。他們雖然人多，但我們士氣更高漲，儘管這麼做肯定會有人犧牲，但是我們最終必然能夠攻下咖啡館。我們大樓里除了有些巧克力外，沒有什麼可吃的東西，而且到處有傳言稱「他們」要給我們斷水（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是掌管著供水的政府，還是全國勞工聯盟，我們無從知曉）。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把盥洗室的所有水盆，以及我們能夠找到的每隻水桶都裝滿了水，最後，連警衛隊送給柯普的十五個早已喝光了的啤酒空瓶子裡也灌滿了水。
我已經差不多六十個小時沒有好好睡覺了，我已經筋疲力盡了，情緒已接近崩潰。現在已是深夜了。樓下的壁壘後面睡了滿地的人。樓上的一間小房間裡放著一張沙發，我們打算把這裡作為傷員包紮室。儘管毫無疑問，在這幢大樓里既沒有碘酒，也沒有繃帶。我在沙發上躺了下來，此時，哪怕在攻打摩卡咖啡館之前睡上半個小時也是好的，而之後我便很有可能會在戰鬥中身亡。我至今仍會想起當時我在睡夢中仍能感受到別在皮帶上的手槍勒得我的腰部疼痛難忍；另一件至今記憶猶新的事情，便是當我突然醒來，驚訝地發現我的妻子站在我的身邊。原來，我的妻子早已從旅館裡跑了過來，她打算臨時充當一名護士以備不時之需。天亮了，什麼也沒有發生，政府沒有向馬統工黨宣戰，也沒有停水，除了零星的幾聲槍響，街道上一切正常。我的妻子說她不忍心叫醒我，就在外面房間的扶手椅上睡了一晚。
這天下午出現了開戰以來的第一次休戰。隨著戰火聲漸漸消失，街上隨之便擠滿了烏泱烏泱的人群。有幾個商店已經打開了鐵窗開始做生意，市場裡貨攤上的貨物已經所剩無幾了，外面還是被一大群瘋狂搶購食物的人擠得水泄不通。然而，這裡不得不說一下，電車還沒有開始運行。警衛隊仍然守在摩卡店的壁壘後面，兩邊的防禦工事並沒有拆除。人們為了購買食物而四處奔走。在街頭巷尾，隨處都能聽到這樣的擔心：「你說這算是停戰了嗎？你覺得還會再打起來嗎？」人們所議論的這場戰爭，就像是突發的自然災害，就像是一場兇猛的颶風或強烈的地震一樣，無情地降臨到每個人身上，誰都無力阻止。果不其然，我原以為會休戰幾個小時，但是好像僅僅消停了幾分鐘而已。突然一陣槍聲響起，就像是六月的暴風雨一樣，所有人聞聲便嚇得撒腿就跑，只聽人們嘩嘩地將門窗緊鎖起來，街道上像變魔術一樣瞬間變得空無一人，壁壘後面的人們又迅速地各就各位，人們所擔心的噩夢又開始了。
我帶著滿腔的厭惡與憤怒重新回到屋頂的崗位上。我想，如果當一個人置身於類似事件的時候，他也許會在某種程度上感覺自己是在創造歷史，按理說至少應該覺得自己是一個歷史人物。但此時此刻，如果你身在其中，你是絕對不會這麼想的，因為這時，你的身體極限以及對現實的承受能力已經遠遠重於一切。在戰爭期間，我從未對那些離戰場數百里遠的記者們想當然地做出的形勢報道進行過所謂正確的分析判斷，此時我更加關心的並不是這場兩敗俱傷的、災難性的戰爭的是非對錯，而是如何能儘早地結束這沒日沒夜的待在屋頂上的那種按捺不住的不安和煩躁，還有越來越難以忍受的飢餓——要知道，從星期一到現在，我們一頓像樣的飯都沒吃過。我心裡暗自發誓，等這差事一結束，我就立馬回到前線去。我在這兒幾近崩潰了。我已經在前線的陣地上待了足足一百一十五天了，本想著回到巴塞羅那能夠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可到頭來不僅沒能如願，反而只能在屋頂上度日如年地這麼待著。對面屋頂上的警衛隊士兵也跟我一樣。他們總是隔段時間就向我揮手，告訴我他們是「工人」（意思是希望我不要向他們開槍），但是，如果他們一旦接到開火的命令，是勢必會向我們開槍的。如果說這是歷史，那這一切絕不像是歷史的真正面貌，而更像是一段在前線最難熬的日子。由於士兵人數匱乏，我們每個人只能超負荷地比往常多站好幾個小時的崗，絕不是為了逞英雄，只是盡忠職守罷了。我們每個人都已經身心倦怠，嚴重的睡眠不足導致我們常常幾次三番地暈倒在崗哨上，而對於這麼做到底是為了什麼，我們絲毫無暇顧及。
在旅館裡面，那些神色各異、不同類型的烏合之眾連鼻子都不敢伸出門外，而此時，最為可怕的事情發生了。旅館裡的人開始相互猜疑起來，對間諜變得有些神經質的人們，疑神疑鬼地走來走去，不時地小聲嘀咕著某某是共產黨派來的間諜，或托洛茨基分子，或無政府主義者……那個肥頭大耳的俄國特工，不停地糾纏著那些外國難民，並大肆渲染整個事件都是無政府主義者的陰謀。我饒有興趣地看著他，因為這還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一個以撒謊為職業的人——當然，那些新聞記者是不算在內的。和著窗外噼噼啪啪的槍聲，在緊鎖的鐵窗後面，人們依舊上演著一場時髦的旅館生活鬧劇，這種場景實在令人憎惡至極。射進來的子彈擊毀了位於大樓正面餐廳的一根柱子，現在餐廳已經停用了，客人們都擠到後面一個漆黑的小屋裡，屋裡的座位根本不夠。旅館已經分批裁減了一部分服務員——他們中有一些是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曾經參加過大罷工。現在，雖然這些服務員已暫時脫下了工作服，但是他們仍然在盡職盡責地提供著服務。事實上，根本就沒有什麼食物可以提供，這看起來多少有些諷刺。星期四的晚上，旅館裡的主食僅僅是每人一條沙丁魚，麵包已經很多天沒有供應了，甚至連酒也很難供應，迫不得已，我們只得享用那些年頭越來越久、價格也越來越貴的酒。就在戰事結束後，這裡的食品短缺問題仍然持續了很久。我記得，接連三天，我和妻子的早餐只有一小塊山羊奶酪，沒有麵包，而且連喝的都沒有。而這裡唯一不缺的就是橘子。法國卡車司機把他們無法運回國的大批的橘子拿到旅館來賣。他們都是一些長相很粗魯的漢子，身邊總是跟著一些俗氣的西班牙女孩，身後還有一個穿著黑襯衫的大塊頭搬運工。若是在平日裡，略微有些勢力的旅館經理會千方百計地整得他們不舒坦，事實上會拒絕他們在大樓內留宿。但是現在這些人卻很吃香，因為他們不像我們一樣身上連粒糧食都沒有，他們擁有一間私人麵包房，我們這些人都必須低聲下氣地從他們那兒設法買點麵包吃。
最後一個晚上，也就是星期五晚上，我在屋頂上整整守了一夜。第二天，看起來戰爭像是真的要結束了。我記得，那天沒有多少槍戰，沒有人敢確定巴倫西亞方面的軍隊是否已經來了——其實，他們在那天傍晚就已經抵達了。政府用一半安撫一半威脅的口吻廣播，要求每個人都立即回家，並聲稱一個小時後如果發現任何人攜帶武器，都將被抓捕。雖然人們對廣播並沒有太在意，但是，街道壁壘後面的人群卻是逐漸地散去了，我相信，散去的主要原因多半是食物匱乏。不管是從哪裡發出的聲音，大家的想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我們沒東西吃了，我們得回去上班了。」而對於警衛隊來說，情況卻大不相同，只要城裡還有任何可以吃的東西，他們就能得到供應，也就能繼續堅守陣地。到了下午，雖然四周空蕩蕩的壁壘仍原封不動地立在那裡，但街道上似乎已經恢復了往日的樣子，蘭布拉大道人頭攢動，商店也差不多都已經開始營業了，而看起來最讓人放心的是，在封鎖的街區停運已久的電車已經開始運行了。警衛隊仍然占據著摩卡咖啡館，雖然他們並沒有拆除街道上的壁壘，但是有些人已經拿了把椅子坐在人行道上，毫無警惕地把槍橫放在腿上。當我無意間從一個警衛隊士兵身邊經過時，他還善意地朝我眨了眨眼睛，對我露出了友好的微笑，他當然知道我的身份。電話局的大樓上，無政府主義者的旗幟已經降了下來，只有加泰羅尼亞的國旗在迎風飄揚著。這就意味著工人們一定是吃了敗仗。現在我才意識到——由於我對政治意識的缺乏，對本該清楚的事卻仍然不是很清楚——那就是政府心知肚明，工人們是一定不會善罷甘休的。但是，當時我對這些事不感興趣，我所關心的是，這場可惡的戰爭終於結束了。我們可以在返回前線之前吃上飽飯，可以稍微平靜地休息一下了。
從巴倫西亞開來的軍隊最初出現在街道上的時候，天色已經很晚了。他們都是突擊衛隊——一種類似警衛隊和卡賓槍手之類的隊伍（主要從事警察工作），是共和國的精銳部隊。他們像是突然間從地底下冒出來的似的，每十個人分成一個小組，在街道上到處巡邏。他們個個身材魁梧，身著灰藍色的制服，肩上背著長槍，每個巡邏小組還配有一把衝鋒鎗。而就在這時我們還有一項任務要完成，我們在瞭望塔上駐守時用的六支步槍還放在那兒，我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把槍弄回馬統工黨的大樓，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雖然只是把幾支槍送到街對面看似距離很近的地方，但是這些槍是屬於這棟大樓日常軍備的一部分，要將槍支運到街上，就違反了政府命令，如果運送時被政府的人發現，那我們肯定會被逮捕。更糟糕的是，這些好不容易弄來的槍會被統統沒收。大樓里一共就只有二十一支槍，這六支槍我們可損失不起，無論使出任何手段都必須把它們運回到大樓里。可是怎樣才能穿過街道而不被發現呢？仔細研究了一番以後，我們終於想出了一個較為理想的方案。我和一個紅頭髮的西班牙男孩開始往外偷運槍支。其實，想要避開巡邏的突擊隊是很容易的，真正對我們構成威脅的是在摩卡咖啡館的警衛隊。他們很清楚我們在瞭望塔還有槍，要是被他們看到我們在往外搬運槍支，事情就全部暴露了。我們脫掉了上衣，把槍帶掛在左肩，槍口朝下，槍托夾在腋窩，槍管藏在褲腿里，但可惜這些都是長毛瑟步槍，即使是我這麼高的個子，要想把它舒舒服服地塞在褲腿里也是很難的。我們拖著一條完全僵直的左腿，一步一步地從瞭望塔的螺旋狀樓梯上走下來，別提有多難受了。下了塔樓，走到平坦的大街上的時候，我們才發現往前走的唯一方式就是要走得特別慢，慢到你根本不用彎曲你的膝蓋。當我以烏龜前進的速度走到電影院外面時，我看到有一群人不住地盯著我，神色頗為好奇。當時我就想：他們會以為我出了什麼事呢？或許是以為我在戰鬥中負了傷吧！然而，無論如何，所有的槍支還是有驚無險地被偷運了過去。
第二天，突擊隊的士兵在大街上招搖過市，儼然一副征服者的架勢。這毫無疑問是政府有意在炫耀武力，目的就是震懾那些他們明知道根本不會反抗的老百姓。如果他們是擔心再次發生暴動而守衛的話，他們就不會一群一夥地把軍隊分遣在大街上，而一定會安排武裝力量待在壁壘里做好守衛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這支軍隊是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最像樣的軍隊，雖然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我把他們認定為我的「敵人」，但是我依然情不自禁地羨慕他們的軍容。不過我也只能驚訝地看著他們在大街上走來走去。曾經在阿拉貢前線的時候，我見慣了衣衫襤褸、幾乎沒有武裝的民兵，未承想共和國還擁有一支這樣的軍隊。更讓我發自內心驚嘆不已的不單是他們百里挑一的身形軍姿，更是他們優良的武器裝備。他們整齊劃一地配備了全新的「俄式步槍」（這些是蘇聯支援給西班牙的步槍，但我敢肯定那一定是美國製造的）。我盯著其中一個士兵身上的那支槍仔細端詳了一番，發現它雖不是那麼完美，但比起我們在前線時用的那種糟糕透頂的老式大口徑步槍，已經是好過不知道多少倍了。這些突擊隊的士兵平均每十人就擁有一挺機關槍，每人擁有一支自動手槍。而在阿拉貢前線時，我們每五十個人才可能擁有一挺機關槍，至於手槍則只能靠非法購買了。事實上，我直到現在才發現，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從來沒上過前線的警衛隊和卡賓槍手們都擁有遠比我們先進的裝備，穿著遠比我們高檔的軍裝。我想，這大概就是所有的戰爭的共同點——後方和前線總會形成某種鮮明的對照，在西班牙，一方面是穿戴整潔的警察，而另一方面則是衣衫襤褸的士兵。
第一天，有些突襲隊員以挑釁的方式給老百姓製造了許多麻煩，他們強行登上電車，對乘客進行搜查，如發現有乘客帶著全國勞工聯盟會員證，他們就會立即撕毀，而且還會扔到地上跺幾腳。這引起了無政府主義者與他們之間的暴力衝突，期間還有一兩個人被殺了。不過，我猜他們也是奉命行事，很快他們就收起了征服者的架勢，逐漸變得友善起來了。一兩天後，突擊隊和老百姓們便開始相處得很好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中的很多人僅用了一兩天的時間就把當地的女孩子哄到了手。
巴塞羅那的那場戰爭最終成了巴倫西亞政府期待已久的全面控制加泰羅尼亞的藉口。他們會解散工人民兵，將他們重新編入人民軍。西班牙共和國的國旗在巴塞羅那上空到處飄揚，大概除了在前線的法西斯分子陣營里，我還是頭一次看到這種情形。工人階級居住區內正在拆除壁壘，拆除的過程比建造時要緩慢得多，因為拆除一座街壘再把石頭一塊塊搬回去遠比建造它要困難得多。加聯社黨大樓外面的壁壘可以繼續保留著，有些甚至一直到了六月底才拆掉。警衛隊仍然占據著所有的有利地形。在全國勞工聯盟的大營里，正在大規模的搜查武器，不過我相信，一定還會有很多武器被私自收藏起來的。《戰鬥報》仍在出版，但刊登的內容要經過嚴格的審查，以致到最後頭版內容幾乎完全是空白的。不過加聯社黨的報紙並未列在審查之列，該報紙還在繼續發表煽動性的文章，不斷地倡導要鎮壓馬統工黨，聲稱馬統工黨是一支隱蔽的法西斯組織，還配了一幅代表馬統工黨的漫畫，漫畫裡馬統工黨被撕開了畫有錘子和鐮刀標誌的面具，露出了一副有著納粹標記的醜惡嘴臉，漫畫被加聯社黨的宣傳人員貼遍全城的大街小巷。事實很明顯，政府對巴塞羅那戰爭已經下了定論，那就是：這是一場由馬統工黨一手策劃的一次法西斯「第五縱隊」的暴亂。
旅館裡那種可怕的懷疑和敵對的氛圍，隨著戰鬥的結束已然愈演愈烈。當每個人面對橫飛的指責時，想要保持中立就沒那麼容易了。郵局又開始營業了，國外持不同立場的共產黨報紙也隨之散播了進來，當然，他們對戰爭的報道不但極富強烈的黨派傾向性，而且對戰爭的描述與事實依舊大相徑庭。我想對於那些曾經身赴戰場並親眼看見了那裡所發生的一切的那些共產主義者而言，無疑也會對這些掩蓋和歪曲事實真相的說法感到萬分沮喪而無奈，但是他們自然還得堅持自己黨派的立場。我的一位共產黨朋友就曾經找到我——這已經是他第二次來找我了——他問我是否願意站到國際縱隊這邊，這讓我頗為驚訝。
「你們的報紙說我是法西斯，」我回應道，「當然，你們也可以把我說成是一個馬統工黨的政治嫌疑犯。」
「哦，那沒有關係的。畢竟，你也只是奉命行事。」
我不得不告訴他，經歷了這件事以後，我不可能再參加任何在西班牙共產黨領導下的部隊了。因為那可能意味著我遲早會被人利用，來對抗西班牙的工人階級。誰也說不準這種事會不會再次發生，如果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我必須選擇拿起槍桿，我也會站在工人階級那一邊，而不是與他們為敵。他對我的看法並未發表意見，但之後，整個談話的氣氛便發生了改變。畢竟，你再也不可能和一個即將成為你政治對手的人在一起各抒己見、舉杯暢飲了。
旅館裡的爭吵聲此起彼伏，而與此同時，監獄裡也已經人滿為患了。戰鬥結束後，無政府主義者理所當然地釋放了俘虜。但是，警衛隊卻不然，他們把大部分俘虜都關進了監獄，常常是不經過審判便關押起來，一關就是好幾個月。而且，由於警察一貫地粗暴腐敗，總是會有很多人無辜地被拘捕和迫害，這種情況自始至終一直沒有得到改善。
之前，我曾提到過道格拉斯·湯普森在四月初受傷的事。從那以後，我們就與他完全失去了聯繫。這是常有的事，因為傷兵會不斷地從一所醫院轉到另一所醫院。星期二的早上，我在街上遇見了他。其實，他就住在塔拉戈納醫院，大概是戰鬥打響時被送到巴塞羅那的。湯普森完全被這沒頭沒腦的槍聲搞蒙了，他問了我一個所有人都問的問題：
「見鬼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盡力詳細地解釋了一番之後，湯普森立馬說：「我得離這種事遠點。我手臂上的傷還沒有好呢。我要回旅館去，就待在那裡哪兒也不去。」
事實總是在提醒人們，在巷戰中熟悉當地的地形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情！他回到了他的住處，但不幸的是，這家旅館位於警衛隊所控制的城區，結果旅館遭到了襲擊，湯普森被捕入獄。他被關進了人滿為患、沒有立足之地的囚牢里，一關就是八天。這種事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一些被列為政治嫌疑分子的外國人被迫逃走，而那些想保全自己飯碗的警察緊緊地盯著他們的行蹤。義大利人和德國人的情況更糟糕，他們沒有護照，時常遭到他們本國秘密警察的追捕。一旦被捕，他們就極有可能被驅逐到法國，這也就意味著他們將會被遣返義大利或德國，到那時，沒有人會知道等待他們的是多麼恐怖的命運。有幾個外國婦女甚至通過和西班牙人「閃婚」的方式，來獲得她們的合法地位。有一個德國女孩因為沒有任何證件而不得不接連好多天假扮成一個男人的情婦來躲避警察的抓捕。有一次我偶然碰見她從那個男人的臥室中走出來，我至今仍然記得當時這個可憐的女孩臉上寫滿了羞恥和痛苦。當然，她不是他的情婦，但她無疑會以為我一定會是這樣認為的。當然，我是不會告發她的。如果你一直當作朋友的人向秘密警察告發了你，那麼你必然會對他恨之入骨。我被這場噩夢般漫長的戰鬥無休止地糾纏著，戰火聲吞噬著我的整個身體和靈魂，幾個日夜不眠不休、滴水未進，又累又餓的我在屋頂上既緊張又煩悶，我好像著了魔一樣地在想下一秒我會不會被別人開槍打死，抑或是不得已而開槍打死別人，想著想著我的神經幾乎接近崩潰，每當門外響起砰砰的聲音時，我便緊緊地握住手槍，讓自己從噩夢中醒來繼而精神也高度緊張起來。
星期六的早晨，外面突然想起了一陣刺耳的槍聲，人們喧囂起來了：「又打起來了！又打起來了！」我跑到街上一看，原來是一些突襲隊員在向一條瘋狗開槍。那段時間，甚至是之後的幾個月，在巴塞羅那生活過的人們，誰也不會忘記那種極度恐怖、極度令人厭惡的氛圍：對死亡的恐懼，對周圍的人的猜忌和懷疑，對敵人的仇恨；經過嚴審後多半只剩謠言和假象的報紙，人滿為患的監獄，龐大的瘋狂搶購食物的隊伍，還有那端著武器、成群結夥地在街上到處巡邏的突擊隊。
執筆至此，我一直在盡力詮釋一些我認為在巴塞羅那戰鬥中最重要的東西，然而對於當時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我想或許還有些疏於表述。回憶起當時的情形，雖然都是些經意或不經意間的所見所聞，有些事情卻始終在我的腦海里揮之不去。至今我還記得有一次，槍聲響徹了整個街區，大概相隔兩三條街的人們都能聽到混亂的槍戰聲，但是依然有一位穿著時尚的婦女，胳膊上挎著購物袋，手裡牽著一條白色的獅子狗，漫步在蘭布拉大道上，或許她是一個聾子吧，我心裡這樣想；還有一個男子雙手揮動著兩條白色的手帕，衝過了加泰羅尼亞廣場那個被封鎖的無人區；而那一群身穿黑色衣服的人，差不多花了一個多小時想穿過加泰羅尼亞廣場，可都以失敗告終，只要他們在街角一出現，科隆旅館裡加聯社黨的機關槍手就朝他們開火，把他們逼退——對此我十分不解，因為很明顯他們都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後來，我在想，他們很有可能正在舉行葬禮；而曾經在波利歐羅馬樓上博物館裡當門衛的小個子男人，他甚至把整場戰鬥當成一種社交的機會，他很是高興能有英國人來看他，他說英國人太可愛了，他希望戰事結束後，我們都能再來看他，事實上，我的確去看過他；還有一個小個子男人，他躲在門後，在一片該死的槍炮聲中，仰望著加泰羅尼亞廣場上空，似乎很享受地搖搖頭，說道：「看來我們又回到七月十九號了！」他的語氣就像在評論早上的天氣不錯一樣；除此之外，還有那些正在為我做軍靴的鞋匠，開戰前，我曾去過那家鞋店，停戰後，也就是五月五日休戰期間，我又去那裡待了一小會兒。這家店要價很高，店員都是勞工總會的成員，而且很可能曾經一直是加聯社黨的成員——不管怎樣，他們和我一定不在一條政治戰線上，而且他們也知道我在為馬統工黨服務，但是，他們對整場戰鬥的態度顯然沒那麼在意，「過這種日子真夠倒霉的，你說是不是？影響我們做生意啊。打個沒完沒了，好像前線打得還不夠熱鬧似的，太倒霉了！」我敢肯定地說，很多人，甚至是大部分巴塞羅那的老百姓，對整個事件絲毫不感興趣，至少如果空襲沒有降臨在他們頭上，他們是不會那麼在意的。對於那些從未真正加入戰鬥的人來說，整個事件只不過是一場毫無意義的騷動而已。
這裡我只是就我的個人經歷和體會做了一些描述。在下一章里我將盡力探討的是一些更為深刻的話題——那就是事情究竟是怎麼回事，結果又是怎樣，整件事中到底誰是誰非，又該由誰來承擔責任。巴塞羅那的這場戰爭衍生出了很多的政治資本，因此用平衡、公正的眼光來看待這場戰爭是極為重要的。圍繞這場戰爭寫出來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如果要編冊成書的話恐怕也早已堆成山了。如果說這其中有十分之九都是杜撰的，那也絕非誇大其詞。戰爭期間發布的所有新聞報道，幾乎都是那些從未到過事發現場的新聞記者們編造出來的，他們不僅沒有報道出事實的真相，而且還在報道中蓄意誤導人們。通常，公之於世的僅是一些片面的事實。我和當時待在巴塞羅那的每個人都一樣，所目睹的僅僅是身邊的街區所發生的事情，但光是這些所見所聞就足以用來反駁那些漫天橫飛的謊言了。我之前說過，如果你對政治爭議毫無興趣，對那些黨派以及黨派內部衍生出來的政治名詞毫無興趣，你大可以忽略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就像中國古代戰爭中那些將軍們的御封頭銜一樣令人迷惑不清。試圖去搞清楚政治黨派之間爭論的細節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就像一腳踏入一個臭水坑一樣無法自拔又理不清頭緒。但是，我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去嘗試，去揭開事情的真相，去更深刻地探究在這個遙遠的城市裡所發生的這場混亂不堪的鬥爭，或許遠比最初所看到的表象要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