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二戰親歷回憶錄 · 營救失敗，順利逃回

在巴塞羅那這樣的一座城市裡，警察濫捕濫殺，導致所有的店鋪都很晚才開始營業，這真是再糟糕不過了。在荒郊野地睡了一宿，早早地就被黎明的光芒喚醒，可所有的咖啡館都在九點以後才開門。我足足等了好幾個小時才喝到了一杯咖啡，找了一家理髮店理了理久未修剪的鬍鬚。很奇怪，在理髮店的牆上，依然可以看到無政府主義者的標語和明令禁止索要小費的公告。標語上寫著：「革命已經砸開了束縛在我們身上的鎖鏈。」我很想告訴理髮師，如不小心提防的話，也許很快就會重新被鎖鏈束縛。 我走著回到了市中心。在那些曾經屬於馬統工黨的建築物的屋頂上，紅旗已經被撕落，迎風飄揚的是共和國的旗幟；大樓門口站著很多全副武裝的警衛隊士兵，他們有的漫不經心地在門口晃悠，有的則懶洋洋地斜靠在大樓門前的牆壁上。還有些警察似乎閒來無事，在加泰羅尼亞廣場一角的紅色援助中心裡，以打砸窗戶上的玻璃來尋找樂趣。馬統工黨的書店裡已經片紙不見，蘭布拉大道的公告欄內馬統工黨的公告已經被換成了反動的漫畫——一個偽裝的面具之下露出的一張法西斯分子的醜惡嘴臉。在蘭布拉大道的盡頭，離碼頭不遠的地方，我看到了令人痛心的一幕：一排從前線歸來的士兵，他們滿身污垢、衣服又髒又破，正仰面躺在幾把擦鞋匠用的破椅子上，神情是那樣的疲憊不堪。我立刻分辨出了他們的身份——我認出了其中的一位，那是馬統工黨的民兵。他們前一天才從前線撤下來，結果卻發現馬統工黨已經遭到鎮壓，而他們也不得不露宿街頭，因為他們的家庭已被洗劫一空。對於浴血奮戰三四個月之久的戰士來說，從前線歸來本該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然而對於馬統工黨的士兵來說，此時迎接他們的卻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趕快躲起來，要麼立即被送進監獄。 此時，我們的處境很是令人匪夷所思——晚上是被通緝的逃犯，而在白天卻可以過正常的生活。任何人，只要被發現有包庇馬統工黨成員及其相關人士的嫌疑，都已經或者極有可能被監視起來。沒有人能夠輕易進入旅館或公寓，因為政府已經頒布了法令，一旦發現陌生人進入旅館，那裡的負責人必須立即向警察報告，也就是說，行人只能露宿街頭。相對於晚上而言，在白天似乎更有安全感，在巴塞羅那這樣一個偌大的城市裡，儘管警衛隊的士兵、突襲隊員、卡賓槍手和普通警察在大街上熙攘成群，當然，還有那些數不盡的身著便衣的警察密探，但是他們不可能攔截盤查每一個過路的行人，如果你看起來不是那麼惹眼，或許可以避開他們的視線。最重要的是，一定不要在馬統工黨的建築物附近逗留，一定不要進入那些可能被員工認出來的咖啡館和飯店。那天我進了一家公共澡堂，並且一直到第二天我都沒有離開過那個澡堂半步，因為我發現這是一個既可以消磨時間又不會引起人注意的好去處。然而，好景不長，沒多久便有很多人都發現了這個躲避追捕的辦法。於是，幾天後——那時我已經離開了巴塞羅那——不幸的事情發生了，警察突然襲擊了一家公共浴室，並且在那裡逮捕了一大批一絲不掛的「托洛茨基分子」。 我沿著蘭布拉大道一直往前走，忽然碰到了一個在毛琳療養院認識的傷員。我們暗中交換了一下眼神——在那個特殊時期，人們似乎只能用這種方式來傳達信息——然後悄悄地溜進了一個離街道較遠的咖啡館裡碰面。他是在警察突襲療養院時僥倖逃出來的，不過也只能像其他逃出來的人一樣流落街頭。倉皇中他只穿了一件襯衫——由於來不及帶夾克，他現在身無分文。他給我講述了一個警衛隊的士兵是如何將毛琳的掛像撕下來，又用皮靴踩成碎片的——毛琳是馬統工黨的創始人之一，人們普遍認為他在落入了法西斯分子之手以後就已經遭到了槍殺。 上午十點，我在英國領事館門前見到了我的妻子。不一會兒，麥克奈爾和科特曼也到了。見面後，他們所說的第一件事就是鮑勃·斯邁利死了。他死在巴倫西亞的監獄中，死因已無人知曉，屍體當時就被火葬了，在場的英國獨立工黨代表大衛·默里曾請求看一下他的遺容，但遭到了拒絕。 我立刻便想到斯邁利是被槍殺的，當時大家也都這麼想，後來我才覺察到事情可能並非如此。斯邁利的死因被公布為闌尾炎。事後我們從另一個獲釋出獄的人那裡得知，斯邁利在入獄後不久就病倒了。這麼說來，或許闌尾炎致死的說法是可信的。他們拒絕讓默里看斯邁利的屍體的原因，可能只是出於對敵對勢力的仇視吧。但是，鮑勃·斯邁利才二十二歲，是我見過的人裡面最強壯的一個，在我的印象中，無論是英國人，還是西班牙人，唯有他可以在戰壕中連續待上三個月而身體卻安然無恙。一個身體如此強壯的人，如果能得到適當的照料，是不會被闌尾炎奪去生命的。但是，當你看到西班牙監獄裡的生活，包括那些用於關押政治犯的臨時監獄的時候，你就會意識到，一個囚犯生病後能夠得到適當照顧的機率會是多麼的渺小，這些監獄也只能稱得上是地牢罷了。在英國，只有退回到十八世紀，才能見到如此不堪的情景。人們被囚禁在狹小的牢房裡，只能勉強容身，還有更多的人會被關在地窖或者其他更黑暗潮濕的地方，更何況，這些人並非只是在這裡忍受一時，更多的是要在這種不見天日的地方被關上長達四五個月之久，每天在污穢不堪的環境中只能喝上兩碗湯，吃到兩片麵包（儘管幾個月後，他們的伙食似乎稍稍有所改善）。這些並非誇大其詞，這從任何一個曾在西班牙遭到拘禁的政治嫌疑犯身上都能得到證實。我曾多方面獲得了他們對西班牙監獄生活的描述，所有的說法都得到了證實，幾乎沒有絲毫出入，而我自己也曾有幸親眼看見過獄中的狀況。一位曾被囚禁的英國朋友在講述他的獄中經歷時寫道：「斯邁利的死很容易就可以想像得到。」而他的死讓我一生難以釋懷。他是一個勇敢又聰明的小伙子，為了來到西班牙，投身反法西斯的戰鬥，他毅然放棄了自己在格拉斯哥大學的學業，在我眼裡，他在戰場上的表現毫無瑕疵，他用無可挑剔的勇氣和決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然而那些人對他都做了些什麼，讓他身陷囹圄，最終像一隻被遺棄的動物那樣含冤死去。我明白，在一場規模如此巨大、血腥而慘烈的戰爭中，也許個人的犧牲微不足道，一顆在人群擁擠的大街上爆炸的空投炸彈遠比一場政治迫害造成的傷亡殘酷得多。但讓人怒不可遏的是，這是一種徹底的毫無意義的犧牲。不錯，將士戰死沙場，那是死得其所；但是僅僅為了滿足那些不同類別的黨派中別有用心之人的報復心理，便被毫無緣由地投入監獄，直至孤獨地死去，這又讓人做何感想呢？人們絲毫無法想像這種事情會對戰爭的勝利有任何幫助，更何況斯邁利的死並非是一個特例。 那天下午我和妻子去探視了柯普。如果沒有被單獨監禁，是可以獲得探視的，但是也僅限一到兩次，去多了便不安全，警察密切監視著來來往往的人。如果探視頻繁，那就等於給自己貼上了「托洛茨基主義分子」朋友的標籤，其結果很可能是自己被牽連入獄——這種事已經發生過不止一次了。 柯普沒有被單獨監禁，探視的時候還算比較順利。我們被帶領著穿過監獄的重重鐵門，當時正好遇到一個在前線認識的西班牙民兵，在兩個警察的押送下從監獄裡出來。在看到彼此的一剎那，我們只是迅速地互換了個眼神，便即刻裝作互不認識。進入監獄後，看到的第一個人是幾天前正要準備回國的一個美國士兵，他已備好所有的證件，但仍舊在出境檢查時被抓了起來，或許僅僅是因為他當時穿了燈芯絨馬褲，一眼便能看出他是個民兵。我們依舊那樣擦肩而過，卻似乎從不相識——那是一種多麼令人心痛的感覺！他曾經是我並肩戰鬥了幾個月的戰友，我們曾在一條戰壕里同甘共苦，在我負傷的時候是他把我背下陣地，那是任何一名軍人都會毫不猶豫地去做的事情——但是，由於那些身穿藍制服的衛兵在盯著每一個角落，一旦被發現有太多的熟人便會招致殺身之禍。 這個所謂的監獄原是一家商店的底樓。總共有兩個房間，每間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地方卻嚴嚴實實地塞了一百多號人——這簡直就是十八世紀的紐蓋特監獄，人們在被污穢與惡臭充斥的空間裡蜷縮著身體，除了一條長凳和幾條破毛毯便只剩下了光禿冰涼的石地鋪，從緊鎖的鋼質百葉窗外勉強看到一縷灰暗朦朧的光。灰濛濛的牆壁上塗滿了革命口號——「馬統工黨萬歲！」「革命萬歲！」……幾個月來，這裡一直被用作政治犯的臨時關押所。刺耳的叫嚷聲、呼喊聲不絕於耳地在空氣中迴蕩。因為是探監時間，眼前是黑壓壓的一片攢動的人頭，幾乎動彈不得。來探監的幾乎都是最貧困的無產階級工人——婦女們正打著包裹，為被囚禁的丈夫取出那可憐的食物；這裡還關著從毛琳療養院抓來的傷員，其中有兩個人腿部已經截肢，有一個人顯然在被捕時沒來得及帶上拐杖，只能靠剩下的一條腿彈跳著艱難地挪動；還有一個不到十二歲的孩子，他們甚至連孩子也不放過……一大群人，在沒有任何衛生措施的情況下，被關在一個如此寸步難移的地方，讓這個原本就黑暗的牢籠更加籠罩在一股刺鼻的惡臭中。 柯普用胳膊撥開人群，費力地向我們這邊擠了過來。他的臉看上去還是那麼圓潤而有生氣，在這個污穢齷齪的地方，他的制服依然十分乾淨，連鬍鬚也是剛剛刮過的。囚犯中還有一個身穿人民軍軍裝的軍官，他在人堆里與柯普擦肩而過的一剎那，兩個人都不約而同地行了軍禮，那一瞬間，我有一種難以抑制的心酸。柯普的精神狀態似乎很好。「哦，也許我們都會被槍斃。」他的語氣似乎很輕鬆，也很樂觀。「槍斃」這個詞讓我不禁內心一顫。不久前子彈剛剛穿過我的身體，那種感覺仍浮現在我腦海里，一想到同樣的事情會發生在自己無比熟悉的人身上，心裡真不是滋味兒。當時，我的確很自然地聯想到，所有馬統工黨的領袖，也包括柯普在內，都將可能被槍斃，因為關於尼恩的死亡，謠言才剛剛消散，馬統工黨被指控犯有叛國罪和間諜罪的消息已經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種種跡象表明，等待這些人的將是一場以陰謀陷害為目的的審判，隨即而來的便是對「托洛茨基分子」中堅力量的殘酷殺戮。此時此刻，最痛苦的事情莫過於眼看著朋友身處險境，卻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無力相救。任何人都無能為力，我們甚至無法請求得到比利時政府的援救，因為柯普來到此地已經違反了自己國家的法律。由於在這個人滿為患、噪音如潮的小屋裡我低弱的嗓音連自己都無法聽得到，我的妻子只好向柯普代為轉達了我的意思。柯普跟我們談起了他在這裡結識的許多獄友，還有看管他們的獄警，他說有些獄警人很好，但也有一部分獄警專門欺負、毆打那些膽小怕事的囚犯。他說獄中的食物簡直就是「豬食」。幸好我們早已想到給他帶來了一些食物和香菸。接著，柯普跟我們談起了他被捕時被沒收的那些文件，其中有一封是作戰部寫給東方軍工程指揮上校的信函，那些警察沒收之後不肯還給他。據說函件被放在警察總局的辦公室里，如果能找到那封信的話，柯普的處境便可能會有所好轉。 我當即意識到了這封信對柯普的重要性。這封軍事公函上有作戰部和波薩斯將軍對柯普的推薦內容，足以證明柯普的清白。但棘手的問題是如何才能拿到這封信呢？如果信函被警察總局的人看到，很可能會被密探或其他什麼人銷毀。也許只有一個人能將函件要回來，那就是作戰部簽署信函的那位上校。柯普已經想到了這一點並寫好了一封信，希望我能把它偷偷地帶出監獄並郵寄出去。不過顯然，我親自去一趟作戰部會更快、更穩妥一些。我讓妻子和柯普先待在這裡，便轉身沖了出去。等了半晌終於等到了一輛出租車。我知道在這個關頭時間就意味著生命。當時已是下午五點半，上校也許六點鐘就會離開辦公室，但是如果等到第二天，天知道那封信函會被弄到哪兒去，要麼被銷毀，要麼隨著更多的人被捕，更多的文件被沒收，那封信也會被隨手丟進亂七八糟、堆積如山的文件里。上校的辦公室在碼頭北面的陸軍作戰部。當我急匆匆地走到門口時，值勤的突擊隊員用長刺刀攔住了我，要我出示「證件」，我衝著他揮了一下我的退役批文，他便放我上了樓，顯然，他並沒有看清楚批文上面的內容，或許那張「證件」還給他留下了一絲神秘的印象。進去以後是一座圍繞著一個中心庭院建成的結構複雜的大樓，每一層樓上各有上百個辦公室。在西班牙這個地方，要在這樣一座建築樓里找到一個辦公室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沒有人能提供一點關於辦公室位置的信息。我逢人便問：「El coronel——，jefe de ingenieros，Ejército de Este！」 但是他們只是沖我微笑，並優雅地聳聳肩，而那些仿佛知道一點的人指給我的方向卻又總是南轅北轍，從一面樓梯上去，又從另一面樓梯下來，走過每一條無盡的長廊，如此反反覆覆，卻總是碰壁而回。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我感覺自己仿佛被困在夢魘中無法醒來：我就這樣不停地上上下下，看著神秘的面孔來來往往，我挨門挨戶地向每個辦公室探頭望去，只見各種各樣的文件橫七豎八地散落在地上，打字機噼啪作響……時間一刻不停地溜走，也許一條無辜的生命正危在旦夕。 然而，我還是及時找到了那間辦公室，有件事情讓我感到有些意外，在那裡竟然能夠有一個人願意耐心地聽我講述。我沒有見到上校本人，但是他的副官，或者叫秘書——一個身著嶄新制服的、眼睛很大而略帶斜視的小軍官出來接待了我。我開始一股腦地講述事情的經過：我是受上級軍官的委託前來找上校的，陸軍少校喬治·柯普在身負緊急使命趕往前線的路上被誤抓了，那封給前線上校的信函是一封機密函件，必須立刻找回來；我和柯普在前線一起並肩戰鬥數月，他是一個品質高尚的軍官，對他的抓捕一定是一個誤會，警察一定是把他和別人弄混淆了……我一個勁兒地反覆強調柯普所執行的任務對於前線的緊迫性，因為我知道這是最終能否拿回函件的關鍵所在。整個過程聽起來很像一個離奇的故事，我操著笨拙的西班牙語，每到心急之處就會一不留神蹦出法語單詞。更令我不安的是，我只有聲嘶力竭，才能斷斷續續地發出一點點微弱而嘶啞的聲音。我總是擔心不知道什麼時候連這點也可能發不出來，以至於這個年輕軍官再也沒有耐心聽我說下去。後來，我常常會想，他當時會認為我的聲音出了什麼問題呢？或許會認為我是喝醉了酒，抑或是覺得我僅僅是因為做了什麼錯事而受到良心的譴責之後，慚愧到無法大聲說話呢？ 但是，這位年輕軍官還是耐心地聽我說了下去，而且頻頻點頭，很謹慎地表示贊同。是的，這一切聽上去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錯誤，顯然應該進行調查。 「明天……」 「不，」我立刻回答道，「不能等到明天！情況緊急，柯普這會兒本應早已到達前線了。」 青年軍官似乎贊同我的說法，接著，他終於問出了那個最令我擔心的問題。 「這位柯普少校在哪個部隊服役？」 「馬統工黨的民兵部隊。」我不得不說出了那幾個令人惶恐不安的字眼。 「馬統工黨！！！」他突然喊出來。我真想用我的全部力量描繪出他聲音中所飽含的那種震驚與恐慌，要知道馬統工黨當時在人們眼裡是一個多麼恐怖的名字。人們對間諜的恐懼已經到了空前的高度，或許所有的共和派人士無不一時間確信馬統工黨就是一個受僱於德國納粹的龐大的間諜組織。對一位人民軍軍官提到此事，簡直無異於在紅色恐怖時期一個突然闖進騎兵俱樂部的人宣稱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一樣。他那雙黑色的大眼睛斜視著在我的臉上停留了片刻，一陣沉默之後，緩緩地向我問道： 「你說你和他在前線一起戰鬥過？那麼你自己也曾經在馬統工黨的民兵中服役？」 「是的。」 他即刻站起來，轉身進了上校的辦公室，聽到他們談話的語氣，我能想像到他們的情緒很激動。我想，「這下全完了！或許我們本來就不該想著取回那封信。而現在，我又暴露了自己是馬統工黨的人，他們一定會立刻通知警察，把我抓起來，現在又多了一個自投羅網的托洛茨基分子。」不過，那位軍官很快便出來了，他一邊整理軍帽，一邊嚴肅地示意我跟他走。我們要去警察局長辦公室。這段路很長，步行至少需要二十分鐘。軍官邁著僵硬的步子走在我前面。一路上我們一句話也沒說。走到警察局長辦公室時，一群看上去面目猙獰的無賴模樣的人正在門外逗留，這些人無疑是警察的眼線、密探或各類間諜。年輕軍官走了進去，在那間辦公室里進行了一番長時間的、激烈的對話。只聽得雙方的嗓門一陣高過一陣，我腦海中立刻浮現出了一系列伴隨著吵架的肢體動作——他們不時地搖頭聳肩、拍案頓足……警察局顯然不願意交出那封函件。不過，年輕軍官終於出來了，他滿臉通紅，手裡拿著一個大信封，這正是從柯普身上沒收的那封公函。我們取得了一次小小的勝利——但事後表明，這次的勝利對營救柯普沒有起到絲毫的作用。函件被及時寄了出去，然而柯普的上級卻根本無法救他出獄。 軍官當場向我保證，函件會被立刻送往前線。「但是，柯普呢？」我問道，「我們不能把他救出來嗎？」軍官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說道：「這是兩碼事。」他們並不清楚柯普究竟是為何被捕的。他只是告訴我，他們會按規矩對此事進行調查。我明白現在已是多說無益，該是分手的時候了。我們彼此微微鞠躬致意，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不可思議的一幕，深深地打動了我，這位年輕的軍官稍顯猶豫之後，突然上前一步握住了我的手。 不知對於我此時內心的感動人們是否能夠感同身受，這似乎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對我而言卻彌足珍貴。你也許不會忘記，那是一個充滿了恐怖、懷疑和仇恨的時期，惡語中傷、謠言誹謗比比皆是，街頭巷尾、殘垣斷壁上貼的都是宣傳我，還有我的戰友們是法西斯間諜的海報。你應該已經注意到，當時我們就站在警察局長辦公室的門外，周圍還遊蕩著一幫無事生非的政治無賴和擅長挑釁滋事的特工，也許其中的某個人便會一眼認出我是一個正在被追捕的「通緝犯」。他這樣做的危險比起在一戰期間與一個德國納粹分子公開握手有過之而無不及。我想，在這位軍官心目中，我多半已被摘去了法西斯間諜的帽子，想到這裡，一種對他的敬意不禁油然而生。 儘管也許微不足道，我還是要把它記錄下來，因為這是典型的西班牙人的品質——在許多極端惡劣的情況下，西班牙人身上寬廣博大的胸襟總是會閃現著光芒。我對西班牙這個國家曾心生厭惡，但對於這個國家的人民卻從未有過一絲一毫的壞印象。我畢生僅對一個西班牙人發過兩次火，而每當回想起來，我都會為自己的錯誤而深深地自責。他們身上有一種寬宏大量的品質，一種與這個戰亂中的二十世紀毫不相稱的高貴品格，也許正是因為如此，人們才會覺得在西班牙，即使是被法西斯統治也會不那麼殘酷，不那麼難以承受。在這個國家幾乎沒有幾個人具備現代極權主義國家所需要的那種特質：一種可怕的高效性和高度的一致性。幾天前的那個晚上，警察在搜查我妻子客房時的情景，就充分證明了這一事實。整個搜查過程讓人哭笑不得，真希望當時我能夠在場，不過還好我沒有在場，否則我很可能會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 他們用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或蓋世太保那老一套的搜查模式。夜裡十二點多，隨著一陣猛烈的敲門聲，六名警察闖進了房間，打開燈後便迅速控制了房間內的各個重要位置，當然，這些都是事先計劃好的。接著，他們以難以想像的細緻翻遍了客房的兩間屋子（包括洗浴間），敲打牆壁，翻看座椅下的墊子，敲擊查看地板，拍打浴缸，掀開窗簾抖擻數遍，又仔細查看了暖氣片，還把所有衣櫃家具翻了個底朝天，所有的衣物鞋帽都拿到燈光下仔細檢驗一番。他們沒收了我們所有的書籍，還有包括廢紙簍里的所有報刊和紙張。當翻到一本法文版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時，他們便立刻高興地如獲至寶一樣，以為拿到了什麼重要的證據，所幸這不是唯一的一部敏感讀物，否則我們就真的大難臨頭了，因為在他們看來讀《我的奮鬥》的人毫無疑問是一個法西斯分子。但是，緊接著他們又翻出了一本史達林寫的小冊子，名叫《論徹底清除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兩面派的方法》，這才讓他們消除了幾分疑慮。抽屜里有幾包捲菸紙，他們便翻出來逐一拆開來看，一張一張地細細檢查，生怕漏掉可能會記錄在上面的任何信息。他們在房間裡折騰了差不多兩個小時，但是卻沒有人去搜查那張床。我妻子一直躺在床上，床墊下面顯然是個暗藏機關槍的好地方，而枕頭下面也可能會藏有很多托洛茨基分子的文件。可是，沒有一個人去靠近那張床，甚至都沒有往床底下看一眼。我真不敢相信這就是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肅反委員會的行事方式。要知道警衛隊幾乎已經完全處在共產黨的控制之下，說不定這些人原本就是共產黨，然而，他們同時也是西班牙人，對於他們來說，把一個弱女子從床上趕下來這種事情是怎麼也做不出來的。於是，這項搜查工作便被心照不宣地免除了，這也使得整個搜查工作失去了它的意義。 當天晚上，我和麥克奈爾，還有科特曼在一片建築用地附近的草叢裡睡了一宿，夜裡郊外的野地還十分寒冷，我們幾乎沒睡多久便早早地醒來了。我記得，我在街上徘徊了好幾個小時後才喝到一杯咖啡。那天，是我來到巴塞羅那之後第一次得閒去到教堂——那是一座現代教堂，不過似乎是世界上最醜陋的建築之一，四個酒瓶狀的塔尖平行而起，遠處望去像鋸齒一樣高聳入雲。不過，這座教堂沒有像其他教堂建築那樣在革命期間遭到破壞——據說，它之所以倖存下來是因為極具「藝術價值」，可我認為，無政府主義者本可以毀掉它，之所以讓它倖存下來多半是因為他們的藝術品位太過低俗吧，儘管他們確曾將紅黑相間的旗幟懸掛在那爪牙般醜陋的塔頂中央。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最後一次前去探望了柯普，除了道別，還留了一些錢給西班牙的朋友，除了拜託他們給柯普買些食品和香菸以外，我們無法為他做任何事情。然而，就在我們離開巴塞羅那後不久，柯普就被單獨監禁了起來，甚至連吃的東西都送不進去。那天晚上，我們去蘭布拉大道，路過摩卡咖啡館時，看到那裡仍有警衛隊重兵把守著。衝動之下，我走進了咖啡館，並和兩個懷裡抱著步槍，斜靠在櫃檯上的士兵攀談起來。我問他們是否知道他們的同志中有沒有在五月戰鬥時曾在這兒執勤的人。他們都說不知道，而且他們也不知道該從何打聽這件事——這種從不追根究底的性格完全是西班牙人的特質。我說，我的朋友喬治·柯普被捕了，因為受了五月戰鬥的影響將被審判，當時在這裡執勤的人都知道，是他阻止了這裡的戰鬥，從而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我希望他們能夠有人站出來證明此事。其中一位神情木訥，一味地搖頭，可能是因為交通嘈雜聽不清我說的話，而另一位士兵則對我的話做出了反應，他說他曾經從戰友那裡聽到過關於柯普的英勇行為，柯普是一個好夥計。我知道，即便如此也於事無補。如果柯普接受審判，他們便會像對待其他的兄弟一樣，想盡一切辦法來羅列偽證以落實加在他頭上的那些莫須有的罪名。一旦他被槍斃（這是我最擔心卻是極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他的碑文上將會刻上這樣的話：他是警察眼中的好夥計，身在黑暗的制度中，他卻保留了一顆人類特有的能辨別真善美的心。 我們過著一種非同尋常、近乎精神崩潰的生活。夜晚我們是罪犯，而白天我們又不得不偽裝成瀟灑風光的英國遊客。儘管夜晚只能睡在荒郊野外，但只要修理一下鬍子，洗個澡，擦擦皮鞋，整個人就會顯出些許光彩照人的模樣。目前，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儘可能地把自己打扮得看起來像個資產階級。我們頻繁出入上流社會生活區，在那裡沒有人會認識我們。我們只光顧高檔餐館，在服務生面前表現出英國紳士的風度。我生平第一次在牆壁上題字，在一些裝修精緻的餐館走廊里，我用盡全力畫上了幾個大大的字眼：「馬統工黨萬歲！」雖然我一直在有意識地隱藏，但我似乎並沒有感到自己的危險處境，這是一種多麼荒唐的想法——英國式的教條思想使我固執地認為：如果你沒有觸犯法律，「他們」是不可能逮捕你的，然而在一場充滿殺戮的政治較量中，這種教條式思想是十分危險的。他們已經下發了對麥克奈爾的拘捕令，很有可能還有更多的人，也包括我都被列入了拘捕名單中。多少天來大範圍的搜捕、突襲從未停止過，截至目前，許多我們認識的人都已被捕入獄，只有那些還奮戰在前線的人能夠暫時倖免。警察甚至登上了定期輸送難民的法國輪船來抓捕托洛茨基分子的「嫌疑犯」。 多虧英國領事館的熱情相助，我們才總算辦好了護照和其他的出境手續，一周以來，那位領事一定為此事費盡了心思。我們應該儘早離開這裡，越快越好。當天晚上七點半有一趟開往波烏港的火車，不過通常會晚點一個小時才能出發。我們已經事先有所計劃：我妻子預定一輛出租車，然後打點行李，結算賬單，儘量能在出發前最後一刻離開旅館，這樣才能避免過早地打草驚蛇，否則旅館的人一旦發現她要離開，肯定會去報告警察。然而事情總是不如人所願。大約七點鐘，我來到了火車站，卻發現那趟火車已經開走了，事實上六點五十就已經發車了——火車司機大概又臨時改變了主意。所幸我們及時通知了妻子。第二天早晨還有一趟開往波烏港的火車。我和麥克、科特曼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小餐館裡吃了晚餐，謹慎地打聽了一番後才知道，這家餐館的老闆是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為人相當和善。他給我們安排了一個三人房間，而且並沒有向警察透露我們的消息。五天以來，這是我第一次能夠脫掉外衣睡覺。 第二天一大早，我的妻子順利地從旅館裡溜了出來。火車晚點了近一個小時。我利用這段時間給作戰部寫了一封很長的信，講述了關於柯普的事情——柯普無疑是被誤抓的，前線迫切地需要他，有無數人可以證明他沒有犯下任何過錯……我不知道是否會有人看到這封信，信寫在一張從筆記簿上撕下來的紙上，由於我的手指還有些麻木，再加上我那生疏的西班牙文，字跡寫得歪歪斜斜，十分潦草。可是無論如何，這封信，以及此前所有的努力都無濟於事，半年過去了，柯普仍舊被關在監獄裡（如果沒有被槍斃的話），既沒有接受審判，也沒有獲得釋放。起初我們收到過他的兩三封來信，是幾個被釋放的囚犯偷偷帶出監獄後從法國寄過來的。信里反覆講到，他們被關在骯髒晦暗如洞穴般的牢籠里，吃的東西酸腐難忍卻又整日裡食不果腹，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已經疾病纏身卻得不到應有的醫療護理，對於這些我已然十分了解，無論是從英國還是法國方面的朋友那裡都能得到證實。不久前，柯普已被關進了一個「秘密監獄」，已經無法再與外界取得任何聯繫。柯普只是幾百名遭受迫害的外國人之一，而那些遭受如此迫害的西班牙人就更是數不勝數了。 終於，我們平安無事地通過了邊境。我們乘坐的火車有一節頭等車廂和一節餐車，這還是我來西班牙之後第一次看到這樣先進的火車，不久前加泰羅尼亞的火車還只有普通車廂。有兩個偵探在我們的列車上來迴轉悠，挨個記下了每個外國人的名字。當他們在餐車上看到我們時，似乎立刻流露出了一種尊敬而略帶興奮的神情，這簡直太不可思議了，讓人不得不感嘆世事無常。就在六個月之前，那時無政府主義者仍權力在握，似乎只有無產階級模樣的人才能受到尊敬。當初來西班牙時，在從佩皮尼昂到塞貝爾斯的路上，一個推銷員還一臉嚴肅地對我說：「你不能穿戴成這個樣子去西班牙。趕快脫了那件高領襯衣，摘掉那條領帶，否則巴塞羅那的人們會替你把它們從身上拽下來的。」雖然他的話聽起來有些誇張，但是至少代表了當時多數人對加泰羅尼亞的認識。果然不出所料，進入西班牙邊境後，一對穿戴考究的法國夫婦便被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衛兵盯上了，我想大概就是因為他們看起來太像資本家了。然而，時至今日，一切都已是天壤之別。偽裝成資產階級已然成了一種逃命的手段。在簽證處，他們仔細查看了嫌疑犯名單，幸運的是名單上並沒有我們的名字，甚至連麥克奈爾的名字也不在名單上，這還要多虧了西班牙警察低效能的業務水平。我們從頭到腳被搜查了一遍，但沒發現任何相關的犯罪證據，除了我的那張退役批文。而搜查我的那位士兵並不知道我所在的二十九師就是馬統工黨的民兵隊。我們總算闖過了這一關。再次登上法國的土地已是半年之後。那時，我僅有的西班牙紀念品是一隻羊皮水壺和一盞阿拉貢農民用點燃的橄欖油來照明的小鐵油燈，這個小油燈是我在一個廢棄的小屋裡撿到的，其形狀酷似兩千多年前羅馬人使用的赤陶燈，我把它牢靠地塞進了行李箱。 事實證明，我們走得非常及時。我們看到的第一張報紙上就刊登了政府以間諜罪緝拿麥克奈爾的消息。西班牙當局宣布這一消息時似乎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因為在法國托洛茨基分子的罪名是不在引渡範圍之內的。 不知人們是否想過當離開一個戰火紛飛的國家，踏上另一片和平安寧的土地時，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衝進菸草店，買了滿滿幾口袋的雪茄和香菸，直到衣服口袋裝不下為止。然後我們進了一家自助餐館喝了一杯茶，這是多少個日日夜夜以來我喝到的第一杯加了鮮牛奶的茶。幾天以前我就曾想，到了法國就可以任何時候都能買到菸草了。然而我也會偶爾幻想菸草店的大門緊閉，窗口掛著「暫無菸草」的告示牌的那種情景。 麥克奈爾和科特曼打算去巴黎，我和妻子則在巴紐爾斯車站下了車，巴紐爾斯火車站是鐵路沿線的第一站，我們已經感到十分疲勞，迫切需要休息。然而，在這裡我們並沒有受到應有的禮遇。當知道我們來自西班牙時，人們便接二連三地問：「西班牙？你是作為哪派參戰的？政府一邊？哦！」接下來就是明顯的冷落。這裡的人看上去都在堅定地支持佛朗哥，當然，這無疑是受了那些一批又一批逃到這裡避難的法西斯主義者的影響。我常去的那家咖啡館有個擁護佛朗哥的西班牙服務生，每次給我上飲料時都會仰著頭輕蔑地看我一眼。然而，到了佩皮尼昂以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這裡的人對西班牙政府的黨派很牴觸，同時不同的派系間也在不斷地明爭暗鬥，與巴塞羅那的情形不相上下。那裡有一個咖啡館，只要進了那個咖啡館的人提到「馬統工黨」幾個字，你就能夠立刻結交到法國朋友，服務生也會對你笑臉相迎。 我們在巴紐爾斯大概停留了三天，這三天我們一直被一種說不出來的不安困擾著。這裡只是一個安靜的海濱城市，聽不到手榴彈和機關槍的聲音，沒有排著長隊搶購糧食的人群，沒有漫天飛舞的宣傳性言論和爾虞我詐的陰謀詭計，我們本應感到輕鬆、欣慰。可是，卻絲毫沒有這樣的感覺。我們在西班牙的所見所聞在這裡並沒有消失或淡去半分；相反，那一切似乎仍在我們的眼前，並且越發地清晰起來，我們總會想起那段歲月，會不知不覺地談起曾經的經歷，過往的一幕幕常常偷偷地襲進我們的睡夢裡。那個時候，我們常常對自己說，「只要離開西班牙」，我們便穿越地中海，去往隨便哪個地方，在那裡過一段安安靜靜、閒適垂釣的日子；可是，如今我們身在巴紐爾斯這個海濱小城，心中卻是無盡的厭煩和失望。海風陣陣，涼氣襲人，黯淡的海面上波濤翻滾，漂浮的泡沫、木渣、動物的臟腑和成坨成堆的垃圾一股腦朝海邊的岩石沖刷過來。說出來也許會被人認為是我們精神失常，但是此時我們最想做的事就是回西班牙，儘管這樣做可能對我們都沒好處，甚至是引火燒身，但我們最希望的還是能和那些人關在一起。我想我無法更加詳盡而真切地描述那幾個月在西班牙的經歷對我一生的意義，雖然我記錄下了具體的事件表象，但我無法形容這段經歷留給我的親身感受，仿佛在品嘗一道充斥著視覺、嗅覺和聽覺的大雜燴，那種感受是文字所不能夠窮其意味的。戰壕里泥土的氣味和著汗水和雨水；山脊後黎明的曙光緩緩升起，照亮無垠的大地；呼嘯的子彈和炸彈發出聲聲震耳的鳴響和刺眼的寒光；臘月里清新而寒冷的早晨，兵營中留下的士兵們晨練的足跡，那時候的他們還滿懷著對革命的信仰；排著長長的隊伍搶購食物的人群、紅黑相間的馬統工黨旗幟，還有民兵們一張張鮮活的面容——尤其是那些與我一起戰鬥在前線的兄弟，如今卻已天各一方，杳無音信，他們有的慘死沙場，有人落得終身殘疾，還有人已經身陷囹圄。但是我真心地祝福他們，祝他們平安、健康，期待他們能夠早日贏得戰爭，驅逐敵寇，將那些德國納粹、蘇聯共產黨還有義大利法西斯分子統統趕出西班牙。在這場戰爭中，我只是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戰爭留給我的只有噩夢般的回憶，但我為有這樣的一場經歷而無怨無悔。無論戰爭以何種方式結束，它終究是一場令世界震驚的災難，它所造成的傷害遠不止肉體上的殘害和屠戮所帶來的痛苦。然而奇怪的是，當我親身經歷了這樣一場災難之後，我深深地感到它所帶來的也許並不是理想的幻滅或對現實的諷刺，而是讓我更加堅信人類崇高而神聖的品質。 但願我的敘述不會造成人們太多的誤解，但是我相信，面對一場規模如此宏大，過程如此複雜的戰爭，沒有人能夠完全真實地將它描述出來，若非親眼看見，任何事情都無法確定，任何人的描述都會有意無意地站在某一黨派的立場、摻雜了某種黨派情感。如果之前的內容忽略了這些，那麼請允許我在這裡做一些補充：請注意我的黨派身份，在此基礎上請原諒我在某些事實的描述中存在的錯誤，由於我所目睹的事情缺乏綜合的視角，在部分事實的描述中難免以偏概全。同時，這也是人們在閱讀每一本關於記錄這場西班牙戰爭的書籍時應當注意的幾點。 我和妻子一直覺得我們應該做點什麼，而在這裡我們完全無事可做，於是我們決定提前離開巴紐爾斯。隨著列車向北行進，這片土地變得越來越蔥綠，越來越柔媚。離開了山巒和枯藤，又看到了草地和榆樹。在我去年年底前往西班牙途經巴黎時，巴黎給我的印象已是一片蕭條和陰鬱，完全不同於我八年前所見到的巴黎，那時生活成本低，人們還不知道希特勒。而今的巴黎已是米珠薪桂，人們都生活在對戰爭的恐懼中，那些我所熟悉的咖啡館多半已經因為生意慘澹而關門，不過對於剛剛離開西班牙的我們來說，即便是現在的巴黎也是那樣明快艷麗而富有生機。那裡有一個大型展會正高潮迭起，但是我們卻無心去理會。 終於回到了英國——這裡是英國的南方，大概也是世界上風光最秀麗的地方了。一路走來，特別是長時間海上顛簸後從暈船中逐漸恢復過來，發現自己坐在接船的專用列車上，身體下面是豪華的絲絨坐墊，你很難相信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正在發生著什麼重大的事情——日本在地震、中國在鬧饑荒、墨西哥正在掀起一場革命……無須擔心，明天早上依然會有牛奶放在門前的台階上，星期五依然能夠看到《新政治家》報。這裡遠離重工業的都市，污染的濃煙和慘澹的生活被掩藏在了地平線的背後。這裡依然是我兒時熟悉的英國：火車駛過深陷的路塹，兩側是漫山遍野的花朵；馬兒在鬱鬱蔥蔥的草地上時而恬靜地吃草，時而低頭沉思；低垂的楊柳下潺潺的溪水輕輕地流淌；榆樹上榆錢朵朵，沉沉地掛滿枝頭；農舍周圍的紅花綠葉，倫敦郊外寂靜的原野，泥濘的河灘上停泊的船隻，熟識的街道，一切都是記憶中的模樣；海報欄上繼續書寫著板球賽和王室婚禮的公告，男士們依舊戴著圓頂高禮帽，特拉法加廣場的鴿子依然在縱情嬉戲；紅色的巴士，身著藍色制服的警察……仿佛一切都在大地的懷抱中靜靜地沉睡。沉睡中的英國啊，真希望我們永遠不會醒來，希望那咆哮的炸彈永遠不要驚醒我們甜美的夢…… 一九三八年喬治·奧威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