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三十八章

如今，在歐洲列強中，只有一個始終如一的盟友還能得到蘇丹的青睞——德國。在過去的二十幾年間，俾斯麥一直關注著奧斯曼帝國。德國無意侵占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只是希望趁著英國政治影響力下降，在土耳其取得更多的影響力。在東方問題方面，俾斯麥的態度也十分謹慎。他曾經在柏林會議上充當「誠實的中間人」的角色。俾斯麥認為，德意志帝國應當發揮歐洲仲裁者的作用，同時也在與奧匈帝國和巴爾幹國家的聯盟中充當領導者。在這一地區，德國最關注的是保持與俄羅斯之間的力量均衡，而奧斯曼帝國對這一目標而言無足輕重。在俾斯麥看來，東方問題「不值得哪怕一個波美拉尼亞（Pomerania）[1]擲彈兵為之送命」。 不過，於1888年即位的德國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卻有更大的野心。威廉二世主要受到了馮·德·戈爾茨元帥（Marshal von der Goltz）的影響。馮·德·戈爾茨元帥曾經和一些德國軍官花了五年時間幫助奧斯曼帝國訓練軍隊，並利用德國生產的武器裝備對奧斯曼軍隊進行現代化改造。在他的影響下，皇帝計劃在更廣闊的範圍內影響土耳其。在他看來，土耳其的亞洲部分應當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不僅在戰略層面上如此，在經濟、貿易和技術領域也應當如此。不久，威廉二世解除了俾斯麥的職務——俾斯麥強烈反對任何在歐洲之外推行泛日耳曼主義的活動——隨後便投身到雄心勃勃的「東進」（Drang nach Osten）事業之中。他的主要計劃是修建一條巴格達鐵路。按照規劃，這條鐵路最終將把柏林和波斯灣連接起來。這個計劃很合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心意，他也想要修建鐵路、公路和電報網，將帝國遼闊的亞洲領土連接起來，以便實施行政管理和促進經濟發展。 為了建設鐵路，蘇丹在不同階段給了德意志銀行集團各種讓步。於是，在19世紀的最後十年里，德國的金融家、商人、工程師和各個領域的專家開始湧入奧斯曼帝國。與此同時，威廉二世皇帝不顧俾斯麥的反對，在他即位的第二年就來到伊斯坦堡，正式拜訪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蘇丹。蘇丹對德國人十分欣賞，之前還不斷地把他私人持有的債券換成德國銀行的證券。這一次，他用十足的皇家禮遇接待了德國皇帝和皇后。為了安排他們的住宿，他在耶爾德茲宮內興建了一座富麗堂皇的別墅，這座別墅實際上已經堪稱一座小型的皇宮了。他為他們設下奢華的國宴，國宴上提供的是歐式菜餚，盛放菜餚的則是從巴黎買來的鑲嵌了珠寶的黃金盤子。蘇丹還向德國皇后獻上了從御花園裡採摘的一束花。皇后發現，花瓣中竟簇擁著一顆巨大的鑽石。 九年之後，威廉二世第二次正式訪問了蘇丹的國家。此時，巴格達鐵路已經延伸到了遠在安納托利亞中部的科尼亞，德國的輪船公司開通了漢堡和伊斯坦堡之間的航線，德土兩國之間的貿易欣欣向榮，安納托利亞各個階層的民眾都從中獲益匪淺。因為德國是列強中唯一沒有就近來的亞美尼亞屠殺向阿卜杜勒·哈米德提出抗議的國家，他對德國皇帝倍加歡迎。 這一次，德國皇帝還訪問了奧斯曼帝國的其他地區。他打扮成基督教朝聖者和十字軍騎士的樣子，隆重地進入了耶路撒冷。他跪在塵土中，面向聖城祈禱，隨後又為一座路德宗教堂主持了落成儀式。不久，他又來到了穆斯林的城市大馬士革，戴著頭巾拜訪了薩拉丁之墓。他向3億穆斯林承諾說，德國皇帝將永遠保護他們，以此來表示他對蘇丹—哈里發的宗教政策的公開支持。這樣一來，他就確保了巴格達鐵路下一階段的修築權，這條鐵路將繼續從科尼亞出發，朝著陶魯斯山脈和波斯灣的方向延伸。 英國政府由於已經牢牢控制了蘇伊士運河，對安納托利亞鐵路一直不甚關心。但現在，鑒於這條鐵路可能會一直延伸到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灣，身為印度總督的寇松勳爵（Lord Curzon）代表印度政府與位於波斯灣末端的科威特的謝赫達成了一項協議。根據協議，科威特謝赫在沒有得到英國同意的情況下不得割讓土地給外國，也不得接待任何外國代表。同時，阿曼的蘇丹也接受了類似的限制條件。這樣一來，即便巴格達鐵路能夠最終修築完成，其終點也已經被英國的勢力範圍提前封鎖了。與此同時，俄國人也表示了擔心，害怕土耳其人會利用這條鐵路威脅俄國在高加索地區的利益。因此，俄國迫使土耳其人接受了一份《黑海協議》。根據這一協議，只有代表俄國利益、得到沙皇許可的財團才能在安納托利亞北部修築鐵路。 還有另外一項隱秘的工程，與阿卜杜勒·哈米德心心念念的伊斯蘭世界霸主地位有著直接的聯繫。這項工程就是漢志鐵路（Hejaz Raiway）。漢志鐵路從大馬士革出發，可以將朝聖者運送到麥地那和麥加的聖地去。藉此，蘇丹作為哈里發的地位就可以在國內外都被認可。與此同時，這條鐵路還能幫助他加強對葉門和其他地區的阿拉伯人的政治掌控力。由於這是一條神聖的鐵路，其資金全部來自伊斯蘭世界的捐贈，參與修築的工人也全都是穆斯林，奧斯曼軍隊也參與了工程。不過，還是有外國工程人員為工程提供監督和建議。漢志鐵路於1901年動工，用了八年時間修到了麥地那，不僅提高了奧斯曼帝國的威信，也讓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對哈里發產生了崇敬之情。 德國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即便在蘇丹公然違背了條約中對基督徒臣民的承諾的時候，也刻意不去像其他大國那樣譴責蘇丹。此前，德國曾經拒絕支持亞美尼亞人。現在，儘管歐洲其他國家都在要求奧斯曼帝國履行承諾，在克里特島和馬其頓實施改革，德國依然拒絕表態支持它們的訴求。從希臘獨立戰爭時期開始，一直處於土耳其人統治之下的克里特島就經常爆發叛亂。本來，《柏林條約》大可以把克里特島併入希臘王國，因為該島上講希臘語的基督徒占大多數，而當地的政權維護的卻是人口比例不到10%的穆斯林群體的利益。 蘇丹決心要讓克里特島上占大多數的基督徒像亞美尼亞基督徒一樣屈服。但是，驍勇善戰的克里特人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因此，他在每次叛亂的間歇期，就指派基督徒總督管理克里特島，以期安撫當地居民。然而，基督徒總督的任期往往很短暫，很快就被穆斯林取代了。克里特島上的大多數居民決心建立一個基督徒控制的政府，於是要求希臘兼併克里特島。不過，希臘政府害怕與土耳其開戰，因而對此提議不甚熱心。但是，1889年，在島上的一次起義之後，大量的基督徒難民逃難到了雅典。在公眾的壓力之下，希臘政府要求奧斯曼帝國政府公正地對待克里特人，並且改進當地的政府管理。蘇丹頒布了一道法令，重申了之前空許的諾言，還宣布了一些改革。這些措施並不能讓克里特人滿意，但是暫時平息了暴亂。在克里特島接二連三地繼續爆發騷亂之後，蘇丹決定派遣一支非正規軍掃蕩克里特島，就像20年前對待保加利亞那樣。 1896年，基督徒再一次發動了起義——這也是他們發動的最後一次起義。隨後，這次起義就演變成了克里特島上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內戰。穆斯林得到了奧斯曼帝國軍方的支持，基督徒則尋求列強的支持，並宣布與希臘合併。於是，希臘人派出了軍隊前往克里特島。他們先派出一隊魚雷艇截擊奧斯曼帝國增援部隊，接著又派出了陸軍，決心占領該島。六大國的艦隊來到克里特島附近海域，占領了干尼亞港口。德國人和俄國人一起要求對克里特島進行國際封鎖，以迫使希臘人撤軍。但是，在英國的推動下，六大國要求克里特島獲得自治權，同時全部的希臘軍隊和一大部分奧斯曼軍隊必須撤離該島。蘇丹最終同意了這些條件。 與此同時，希臘國內的民眾要求與土耳其開戰。希臘國王和奧斯曼帝國蘇丹都不想打仗，但希臘民族主義者迫使希臘政府不得不有所動作。民族主義分子越過邊界，進入了馬其頓和色薩利。1897年春天，土耳其向希臘宣戰。這場戰爭只持續了30天，但對於希臘人來說卻是一場災難。希臘海軍占據優勢，但可能是因為迫於列強的壓力，並沒有取得什麼戰果。在陸地上的伊庇魯斯和色薩利，希臘軍隊都被打得潰不成軍。土耳其人迅速進軍，雅典城內一片恐慌。但是，列強此時出面干預，要求雙方停火。六個月後，雙方在伊斯坦堡簽署了和約。希臘人付出了大量的賠款；土耳其人從色薩利和伊庇魯斯撤軍，而且很滿足於在兩國邊境取得的一小片領土。希臘王國獲得了拯救；而蘇丹在多年的失意之後，終於在戰場上取得了一次軍事勝利，因而其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儘管戰爭的勝利其實要歸功於德國人。 克里特島上的鬥爭又延續了一年。德國和奧地利依然支持蘇丹，它們不滿於列強的親希臘政策，於是從克里特島上撤走了自己派出的占領軍。 其他列強希望可以為自治的克里特島（但依然奉蘇丹為宗主）找到一個合適的執政者。島上騷亂頻發，一位英國副領事在騷亂中喪生。隨後，列強要求蘇丹從克里特島上撤出所有奧斯曼軍隊，蘇丹最後只好照辦。希臘的喬治王子成了克里特島的執政者，阿卜杜勒·哈米德實際上失去了克里特島。自從羅馬人征服克里特島之後，這是1 900年來克里特島第一次重新回歸希臘，雅典為此歡欣不已。 在奧斯曼帝國的歐洲部分，剩下的一個重要的省份是堪稱巴爾幹焦點之一的馬其頓。與馬其頓相鄰的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在擺脫了土耳其的統治之後，都已經恢復了秩序，取得了進步。而馬其頓非但談不上效仿了它們的成功，還在不停地退化，奧斯曼帝國政府的惡政已經讓它失去了諸多省份，而現在它甚至超過了以往，變得更加貪婪、腐敗和無能。奧斯曼軍隊拿不到軍餉，結果變成了駐地居民的沉重負擔；對基督徒來說，法庭上幾乎沒有公正可言，非法的壓榨已經成為常態。基督徒農民的土地被奪走，而得不到任何補償，阿卜杜勒·哈米德也幾乎沒做任何努力去改變這一切。結果，基督徒們不斷地向外遷徙，移民到鄰近的國家，尤其是保加利亞。很快，來自國界以外的難民就構成了索非亞城中接近一半的人口。 馬其頓就像一個縮微版的奧斯曼帝國，不同種族、使用不同語言、擁有不同信仰的人們雜居在一起，這些人群彼此之間爭鬥不休，與土耳其的地方政府也衝突不斷。除了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之外，馬其頓還與希臘相鄰，而希臘文化在歷史上一直深深影響著馬其頓。但是，在最近的這次希土戰爭之後，希臘人的影響力變弱了，受到了當地最大的基督徒族群——斯拉夫人的挑戰。為了與希臘大牧首的權威相抗衡，在馬其頓出現了一個保加利亞主教區，這讓保加利亞民族主義情緒開始在馬其頓抬頭。奧斯曼帝國對此加以利用，鼓勵提升保加利亞的影響力，以削弱希臘的影響力。在19世紀的最後十年里，奧斯曼帝國批准設立了七個保加利亞主教。與此同時，塞爾維亞人也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主教轄區。這就給希臘人和斯拉夫人在馬其頓的衝突埋下了禍根。隨著19世紀步入尾聲，希臘人和斯拉夫人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幾乎看不到和解的可能。與此同時，阿卜杜勒·哈米德還火上澆油，鼓勵阿爾巴尼亞穆斯林侵蝕希臘人和斯拉夫人的土地。 在薩洛尼卡出現了一個馬其頓革命組織，該組織要求馬其頓獲得自治權；在索非亞則出現了一個與之針鋒相對的委員會，主張保加利亞兼併馬其頓，這個委員會還在1895年組織對馬其頓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突襲。保加利亞土匪團伙在山區里遊蕩，襲擊奧斯曼帝國境內的村莊，他們自己也時常被希臘匪徒襲擊。奧斯曼帝國的非正規軍則會選擇合適的時機幫助其中的一方作戰。結果，戰爭給馬其頓的鄉間帶來了巨大的破壞，整個馬其頓逐漸陷入了混亂和無政府的狀態之中。1903年，發生在薩洛尼卡的一系列暴行引發了一場有組織的起義，最后土耳其人從伊斯坦堡派來了援軍，才把起義鎮壓下去。 正如斯拉夫起義者所期望的那樣，這一切終於引起了列強的關切，斯拉夫人希望可以藉此終結土耳其人的統治。其實，無論是穆斯林還是基督徒，他們都認為「土耳其在歐洲的省份不能再繼續處於這種悲慘的境遇之下了」。蘇丹任命了一位總督察，負責恢復法律和秩序。列強之間遠遠稱不上團結。無論是德國還是奧地利，都不希望看到馬其頓擺脫它們的盟友蘇丹的統治而獲得自治權。奧地利和俄國一起提出了一個在馬其頓實施溫和而保守的行政改革的提案，這個提案幾乎不會改變現狀。 而另一方面，英國採取了更加積極和自由主義的態度，建議進行改革，任命一名基督徒總督，並賦予基督徒更多權力，同時還要求奧斯曼帝國撤出其非正規軍。在維也納附近的米爾茨施泰格（Mürzsteg）舉行的會議上，沙皇和奧地利皇帝最終接受了英國提案的修正版：由俄羅斯和奧地利各自派出一位純粹顧問性質的「行政代理人」，輔佐土耳其人任命的總督。馬其頓當地的憲兵隊將由一位歐洲人指揮，同時列強各自負責管理馬其頓一部分地區的治安。大體上根據民族分界線，馬其頓重新劃分了行政區域，同時鼓勵各個行政區域內進行地方自治。在城鎮裡，穆斯林和基督徒共同組成委員會，決定地方的改革事宜。除了英國之外，其他列強都不同意讓奧斯曼帝國從馬其頓撤軍。除此之外，它們對英國的提案表示贊同，並指示各自的領事準備將其付諸實施。 鑒於列強已經達成了一致，蘇丹只好不甚情願地在原則上接受了米爾茨施泰格方案。但是，奧斯曼帝國不停地以維護蘇丹的主權為名，拖延、阻撓方案的實施。即便有些改革已經獲得了奧斯曼帝國的同意，他們也會經常對改革方案加以修改，使其要麼令人無法接受，要麼不具備實施的可能性。兩年的時間就這樣在談判和妥協中度過，幾乎沒有任何真正的改革得到推行。實際上，奧地利和德國也沒有為此做出什麼像樣的努力。它們各有各的政治利益，對此不甚關心，不願意對奧斯曼帝國施加壓力，或過度侵犯蘇丹珍視的主權權利。很明顯，德國和奧地利實際上不希望看到馬其頓的局勢有任何改觀。對它們來說，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局面就是馬其頓作為一個土耳其人治下的落後省份繼續存在下去，而不是讓它被別的政權更穩定的國家占有。最終，奧地利的計劃演變成了自身勢力向愛琴海沿岸和東方的擴張。1908年，一個不好的苗頭出現了。奧地利人要求奧斯曼帝國在馬其頓給予奧地利經濟上的優惠。作為報答，奧地利承諾，如果歐洲各國向奧斯曼帝國施壓，要求奧斯曼帝國在「影響巴爾幹半島的一切問題上」有所作為、進行改革，那麼奧地利將幫助奧斯曼帝國抵擋這些壓力。 在改進馬其頓現狀的問題上，英國政府變得越發積極。1905年，就在米爾茨施泰格方案愈加缺乏效力的時候，英國向蘇丹提出組建一個國際委員會，負責籌備馬其頓的財政改革。這個委員會的人選將由列強提名，由土耳其委任一名總督察負責管理，還會有一些外國代表參與其中。對這樣的外國干涉，蘇丹一開始表示拒絕，還提出要提高海關關稅。接著，除了德國之外的其他列強派遣海軍進行武力威懾，還奪取了米蒂利尼（Mytilene）[2]和利姆諾斯島的海關。於是，蘇丹屈服了，同意由歐洲列強派遣四位財政專家，與薩洛尼卡的俄國和奧地利行政代理人合作。不過，這個國際委員會並沒有任何執行權。1908年，英國又提出要求，認為儘管馬其頓總督是土耳其人，但其人選應當獲得列強的認可，且其手下的官員應當由歐洲人組成，並使用馬其頓的財政收入支付他們的薪資。這個提議獲得了法國和俄國的認可，沙皇和英王愛德華七世（Edward VII）還在列巴爾（Reval）[3]簽署了相關協議。米爾茨施泰格方案的條款還在一定限度下發揮著效力，而這個方案的期限也被延長了六年。 不過，除基督徒之外，在馬其頓生活的穆斯林也越發對現狀感到不滿，要求蘇丹拿出辦法，保證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蘇丹派到馬其頓的總督察名叫希勒米帕夏（Hilmi Pasha）。此人名聲很好，為了滿足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要求，希勒米帕夏也構想了一些基本的改革項目。但是，阿卜杜勒·哈米德就像對待列強提出的改革方案一樣固執地無視了希勒米帕夏提出的這些改革項目。蘇丹在被自己丟掉的克里特至少還曾經試圖造福那裡的穆斯林群體；而到了馬其頓，他對此地人民的福祉漠不關心，因此不但讓那裡的基督徒與他形同水火，就連穆斯林也與他離心離德。 此時，在歷史上時常動盪不安的馬其頓，發出了比以往更強烈的要求徹底變革的呼聲。在這裡，追求進步的力量希望能讓馬其頓像那些鄰邦一樣實現進步，而這也符合奧斯曼帝國的利益。但是，固執保守的阿卜杜勒·哈米德消極地抗拒著外國人的影響，對境內臣民的利益也漠不關心，繼續著他的反動統治。他的統治不僅低效無能，而且目光短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阿卜杜勒·哈米德十分堅定地不想理睬歐洲的事務，但他實際上恰恰在馬其頓這個歐洲省份里積攢著穆斯林的怨氣，而這些怨氣終將爆發，並最終導致他的失敗。 詭異的是，他的失敗恰恰源自他最了不起的成就——對土耳其教育體系的改革與擴張。由於有了這項同時影響了公民教育和軍事教育的改革，在上一代人中湧現出了一個規模龐大的新興中間階層。儘管蘇丹本人實行著專制統治，但在他開辦的現代化學校的學生群體中，政治自由的種子卻開始生根。1889年，時逢法國大革命一百周年之際，伊斯坦堡軍事醫學院的四名醫學學生秘密創立了第一個反對派組織。這個組織像早年的青年奧斯曼人一樣，效仿義大利燒炭黨的組織形式，由一個個小單元組成。很快，這個組織就在伊斯坦堡的民政、陸軍、海軍和醫學學校及其他高等教育機構的學生中吸納了大量成員，還與在巴黎流亡的自由派人士最早組建的組織建立了聯繫。自從阿卜杜勒·哈米德解散了議會之後，這些人就一直住在巴黎。不久之前，來自布爾薩的一位聲名顯赫的教育主管艾哈邁德·勒扎（Ahmed Riza）也加入了他們，並全身心地投入到他們的政治活動之中。 在流亡者中，有一位曾經的議會成員創辦了一份刊物，命名叫「La Jeune Turquie」（即《青年土耳其人》）。於是，他的同志們開始使用「青年土耳其人」的名稱。與此同時，勒扎和其他一些流亡者出版了一本名叫《磋商》（Meshveret）的刊物，並通過外國郵局偷運進土耳其去。這份刊物的副標題是「秩序和進步」，後來又加上了「統一」，意在團結各個種族、各種信仰的民眾，組建統一與進步委員會（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4]。 1896年，一場意在推翻蘇丹的政變密謀敗露，一些反對派成員和另外一些被認為在政治上從事煽動工作的人被放逐到了偏遠的省份。與此同時，反對派組織在流亡者中也蓬勃發展，遍布巴黎、開羅、日內瓦和倫敦（倫敦的反對派組織發展相對緩慢）。這些組織通常在意識形態上都不盡相同，也互不隸屬。事實證明，他們彼此之間並不團結，一些人很願意討好蘇丹，以求獲准返回伊斯坦堡，而這種做法很讓其他人灰心喪氣。 但是，在伊斯坦堡的學生中，反抗的情緒仍然在蔓延，甚至波及加拉塔薩雷的皇家奧斯曼公立中學。在節日慶典中，在這裡讀書的統治精英子弟們通常會歡呼「帕迪沙阿萬歲！」但是，在1906年，他們卻喊出了「打倒帕迪沙阿！」在遠離皇宮影響力的外省學校，極端情緒更加顯著。正因如此，革命就在馬其頓爆發了。薩洛尼卡的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得到了共濟會、猶太人和東馬派猶太人（改信伊斯蘭教的猶太人）等組織的暗中支持，因此比巴黎的組織更具實際行動能力。1907年，兩個組織實現了合併。蘇丹目光短淺，沒有意識到反叛活動會滲透進行伍間的現役軍官之中，而這些軍官正是其權力所依賴的奧斯曼軍隊精英骨幹。一方面，他們卓有學識，在政治上也已經覺醒；另一方面，作為軍人，他們本身也有許多怨氣，比如軍餉不能及時發放，武器裝備水平低劣。因此，一旦發生革命運動，他們有可能會在革命中打頭陣。 1908年年初，馬其頓的第三軍團發動了兵變。那年夏天，沙皇和英王愛德華七世在列巴爾舉行了會面。在土耳其人看來，這意味著外國即將迫使奧斯曼帝國賦予馬其頓自治權，從外部和內部同時威脅帝國的安全。以此為導火索，軍隊發動了兵變，反對專制統治，倡導自由與祖國、憲政與國家的政治原則。無數的探子給阿卜杜勒·哈米德送去了大量的報告，但是他忽視了這些報告的內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無所作為，最後發現木已成舟。 兩名青年土耳其黨的少校在薩洛尼卡城後的雷斯納山（Resna Hills）樹起了自由的旗幟。其中一個名叫恩維爾貝伊（Enver Bey），他寡言少語，有作戰勇敢的名聲；另一個名叫尼亞齊貝伊（Niyazi Bey），是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早期成員，曾經喬裝打扮成多種身份在安納托利亞活動，招募蘇丹統治的反對者，將他們吸納進組織。跟著尼亞齊上山的，是一支忠誠於使命的隊伍，他們從他所管轄的營里得到了武器、彈藥和經費。在這座山上，這兩位軍官宣布舉事。在薩洛尼卡，他們得到了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支持，委員會公開要求恢復米德哈特帕夏起草的1876年憲法。 阿卜杜勒·哈米德派了一支軍隊到莫納斯提爾（Monastir）[5]，準備鎮壓叛軍。結果，這支部隊的指揮官——將軍舍姆西帕夏（General Shemsi Pasha）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他手下的一名軍官槍殺，其他反對革命的軍官也遭遇了類似的下場。與此同時，一直被蘇丹視作自己盟友的阿爾巴尼亞人也站了出來，表示支持駐紮在色雷斯的第二軍團。1908年7月21日，蘇丹接到了一封以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名義發來的電報。電報要求他恢復立憲，否則就將推舉他的繼承人為蘇丹，並派遣一支大軍向伊斯坦堡進軍。 根據穆斯林的傳統，阿卜杜勒·哈米德向謝赫伊斯蘭申請了一份裁決，讓他判定對挑戰帕迪沙阿權威的叛軍開戰是否合法。在仔細研究了事實經過之後，大穆夫提表示，這些軍人要求改革、消除不平的做法並不違背神聖法。接著，阿卜杜勒·哈米德召開了內閣會議。會議持續了三天，內閣中的大部分成員都同情軍人的要求，並且認為除非讓步，否則很可能會引發內戰。於是，內閣一致同意恢復憲政。不過，把這個決定告訴蘇丹可不是一個讓人羨慕的工作。蘇丹的首席占星官接下了這個重任。他向蘇丹保證說，星象也支持內閣的決定。於是，蘇丹屈服了。他通過電報向馬其頓方面宣布，他以《古蘭經》的名義起誓，憲法已經恢復了效力。在經過大選之後，於1877年被解散的議會得以重新召開。阿卜杜勒·哈米德蘇丹則保住了他的寶座。 在蘇丹妥協之後，恩維爾貝伊在馬其頓宣告了進步和統一的原則。進步，即要消滅專制政府；統一，則意味著「從此以後，眾人皆兄弟，再無保加利亞人、希臘人、羅馬人、猶太人、穆斯林之分；生活在同一藍天之下的眾人皆平等，皆為光榮之奧斯曼人」。在一座城市裡，保加利亞委員會的主席擁抱了希臘主教；在另一座城市裡，革命的軍官們逮捕了一名侮辱基督徒的土耳其人。在一座基督教公墓里，土耳其人和亞美尼亞人在各自的神職人員的帶領下，共同誦讀了禱告詞，悼念亞美尼亞大屠殺中的死難者。在伊斯坦堡，人們群情激奮，高呼「憲法萬歲！」和「打倒密探！」——不久，令人畏懼的為警察國家服務的密探組織就被取締了。報紙審查員被趕出了編輯部，報紙上也歡騰一片。喜悅的情緒持續了好幾天，土耳其人的毛拉、猶太人的拉比和各個基督教教派的教長們並肩坐在車上參加遊行，氣氛融洽。車隊時不時地停在人群面前，穆斯林和基督徒先後站起身來，伸出雙手，祈禱神保佑憲法，並且感謝神賜予的自由。 不過，他們同時也為蘇丹做了祈禱。事實上，在這座屬於他的城市裡，「蘇丹萬歲！」的呼聲比其他呼聲都更加響亮。在最後關頭，阿卜杜勒·哈米德十分狡猾地搶了青年土耳其黨的風頭。在人民面前，他擺出一副十分大度的立憲君主的樣子，仿佛是他賜予了人民自由。一大群人聚集在耶爾德茲宮門前，高聲讚頌著他，而他很少在這座宮門前露面。第二天，他露面了，在歡呼聲中乘車在街道上穿行，到阿亞索菲亞清真寺去參加星期五的禮拜。這也是他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第一次進入阿亞索菲亞清真寺。清真寺旁的議會大廳自1877年起就一直關閉，不久之後也重新開放，供新當選的、代表各個種族和宗教信仰族群的議員們使用。對土耳其人來說，一個得到祝福的新千年已然開始。 然而，事情的進展並沒有那麼快。在這一階段，青年土耳其黨和他們的統一與進步委員會並不能接管奧斯曼帝國政府。他們只是得到了一些平民支持的、充滿愛國熱情的年輕軍官，他們發動政變的目的也只是限制獨裁而無能的蘇丹的權力，代之以立憲政府，以幫助帝國更好地應對愈演愈烈的種種威脅。從本質上說，他們很保守，也沒有什麼激動人心的意識形態訴求，因而並不想追求革命性的社會變革，而只是想繼續推進19世紀的改革運動。 青年奧斯曼人出身於統治精英階層，因而有能力執掌政權，在立憲原則下治理國家。青年土耳其人卻沒有這樣的執政能力。他們受益於阿卜杜勒·哈米德在教育、軍事和民政方面的改革，出身於具有專業技能的中產階級。他們在諸多領域擁有特別的才能，但是大多在政治上並不成熟，也沒有執政必需的經驗。因此，在最初的階段，他們充當的是憲法守護者的角色，在皇座後面機警地監視著，而執掌政權的是體制中比較開明的老一代土耳其人。所以，權柄仍然掌握在奧斯曼帝國現有政府的手裡，他們與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密切合作，限制著蘇丹的權力。 不久，衝突就發生了。蘇丹不僅想要親自任命大維齊爾和謝赫伊斯蘭，還聲稱自己擁有任命戰爭大臣和海軍大臣的合法權力。如果蘇丹擁有這樣的權力，他就可以有效控制奧斯曼帝國的武裝部隊，從而削弱委員會和年輕軍官們的權威。委員會拒絕了他的主張，認為這一主張違憲，還迫使蘇丹的大維齊爾下台，並由卡米勒帕夏（Kamil Pasha）取而代之。卡米勒帕夏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同時又不是蘇丹的追隨者。他任命了一位可以獲得接受的戰爭大臣。在當年年底的議會大選開始之前，他與自由同盟（Party of Liberal Union）一道開啟了一個傳統的改良計劃。 在統一方面，青年土耳其人一開始想要發揮奧斯曼主義的作用，讓帝國境內不同種族、不同宗教的人群自由融合起來，形成一個多民族國家。但是，他們的夢想突然被三個事件給打破了。奧匈帝國吞併了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當地居民因而也無從享受到奧斯曼帝國憲法所賦予的任何權利。保加利亞宣布完全獨立，按照中世紀時期保加利亞帝國使用的稱謂，斐迪南大公成了「保加利亞人的沙皇」。克里特島則宣布與希臘合併。民族主義情緒勝過了奧斯曼主義。 1908年12月17日，阿卜杜勒·哈米德蘇丹乘車駛過街頭，前去為新的土耳其議會開幕。他穿著大衣，駝背、蜷縮，面無血色。新的土耳其議會仍然在以前開會的學識之泉（Fountain of Learning）召開，那裡在拜占庭時期曾經是元老院所在地。在議員之中，土耳其人和其他族群的議員大約各占一半，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成員則占了大多數。委員會在巴黎時期的主席艾哈邁德·勒扎出任參議院議長。蘇丹大聲宣讀了開幕致辭。在致辭中，他假惺惺地說，自己之前之所以關閉議會，是因為當時人民還不夠成熟，不適合採用立憲政府；而現在，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們普遍要求恢複議會，因此自己毫不猶豫地恢復了憲法，「儘管有些人仍然反對這樣做」。現在，他已經下了「絕對而不可更改的決心，要實行憲政」。他很精明地擺出討好的姿態，邀請所有議員到耶爾德茲宮赴宴。他與艾哈邁德·勒扎共飲了屬於自己的聖泉之水。艾哈邁德·勒扎幾乎真的相信，蘇丹真心實意想要做一位立憲君主。 他的幻想很快就破滅了。反動的力量開始活動起來。他們的核心組織是穆罕默德協會（Society of Mohammed）。這個協會堅定地維護神聖法統治和伊斯蘭教的教條，反對一切自由化改革。他們出版了一本名叫「沃爾坎」（Volkan）的刊物，很受議會裡的保守派、宗教派別及軍隊里的普通士兵的歡迎。丟掉工作的密探、公務員和宮廷內侍中也有許多人心懷不滿，成了穆罕默德協會的支持者。 1909年4月初，第一軍團的部隊在伊斯坦堡發動了兵變。他們不聽軍官的命令，前進到議會大廳前的廣場上，要求恢復神聖法。還有大量的宗教極端分子和其他激進分子也加入其中，高呼他們的口號，還加入了諸如「打倒憲法！」「打倒委員會！」之類的其他口號。畢竟，這才是他們真正的政治訴求。軍隊和示威人群衝進了議會大廳，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議員逃之夭夭。大維齊爾辭職，繼任的大維齊爾組建了一個新的內閣，裡面一個委員會的成員都沒有。阿卜杜勒·哈米德仁慈地赦免了兵變分子，同意了他們的要求。與此同時，就好像要使他的統治始終如一，在阿達納和西里西亞的其他地區也爆發了騷亂，又一次導致數千名亞美尼亞人慘遭屠殺。 反革命變亂發生了。消息一傳到薩洛尼卡，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就果決而迅速地行動起來，保衛憲法。他們派出了第三軍團的一支部隊向伊斯坦堡進發。這支「解放軍」由激情蓬勃的將領馬哈茂德·塞夫凱特帕夏（Mahmud Shevket Pasha）指揮，其麾下軍官包括恩維爾和尼亞齊，他的參謀長則是一位前途無量的年輕軍官，名叫穆斯塔法·凱末爾（Mustafa Kemal）。在他的部隊前去包圍首都的同時，參眾兩院的議員們從首都來到了聖斯特凡諾，在這裡組成了國民大會。他們給將軍本人起草的命令賦予法律效力，將其上升為國家意志。將軍宣布實行軍事管制，懲辦兵變分子，還命令伊斯坦堡的守軍投降。 4月25日，他的軍隊進入了伊斯坦堡。城中兩處主要的兵營原本由蘇丹的阿爾巴尼亞衛兵占據，後來被來自薩洛尼卡的士兵取代。然而，這些士兵已經被反動分子收買了。他們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但是在大炮的轟擊下，他們還是在五個小時內投降了。耶爾德茲宮很快落入了解放軍手中，當夜宮內一片漆黑。第二天早上，解放者們從皇宮中走出來，在街道上遊行，蘇丹的宦官、密探和奴隸組成了長長的隊列走在他們前面。 國民大會召開了秘密會議，商討蘇丹本人的命運。阿卜杜勒·哈米德十分狡猾，一直不對反革命分子表示公開支持。但毫無疑問，他花費重金資助了各個階層的反動分子。公眾一開始以為蘇丹只不過是個旁觀者，但後來逐漸意識到，即便蘇丹不是始作俑者，至少也是個幫凶同謀。因此，議會決心將他廢黜。為了嚴格遵守神聖法的規定，議會向謝赫伊斯蘭提出，如果虔信者的指揮官做出如下行為，應當如何處置：他違背了《古蘭經》和神聖律法的規定；他為不正當的目的花費公帑；非法殺害、囚禁、折磨其子民，專橫殘暴；「他發誓修復社會裂痕，卻違背諾言，播撒不和的種子，破壞安寧和平，釀成流血事件」。在這些情況下，他是否可以被廢黜？大穆夫提為上述問題給出了同樣的答案：可以。 議會的一個委員會投票做出了一致決定，隨後便開始處置蘇丹了。他們來到宮中的一個大房間，蘇丹的秘書和30名黑宦官正在房間裡等候。不久，阿卜杜勒·哈米德從一扇屏風後走出來，一手牽著他年僅12歲的幼子。代表團的首領向蘇丹敬禮，言辭也十分得體。他向蘇丹宣讀了一份費特瓦：經過一致決議，蘇丹已經被依法廢黜，蘇丹之位將由其弟雷沙德（Reshad）繼承。蘇丹莊嚴地回答道：「此乃天命。」接著，他情緒略微激動地詢問自己是否能夠保全性命。議員們回答說，議會將以公正和土耳其人民之名做出決斷，而土耳其人民十分寬宏。在帶著哭腔自我辯白了一番之後，阿卜杜勒·哈米德發出了一聲絕望的喊叫：「願真主懲罰作惡之人！」一位委員暗暗地回應他說：「但願如此！」接著，年幼的皇子突然大哭了起來。 蘇丹的性命獲得了保全。深夜時分，他被送到了火車站——在此之前他從未造訪過火車站——接著被送到了薩洛尼卡。他被羈押在一個猶太人的宅邸——阿拉蒂尼別墅（Villa Allatini），跟他在一起的還有兩位年幼的皇子和幾位從內廷與後宮裡挑選出來的寵臣。 這位近代時期的奧斯曼暴君就這樣被擊敗了。阿卜杜勒·哈米德曾經背棄了偉大的改革家米德哈特帕夏的事業，把專制統治強加於奧斯曼帝國，然後又親手葬送了他的專制統治——他先是在一場不流血的革命面前屈服，接著又在一場陰險的反革命運動中遭到了徹底失敗。儘管開明、進步的浪潮會遭遇種種挫折，有著種種缺點，但自從19世紀的前25年以來，它已經深入人心，並且在相鄰的巴爾幹民族國家得到實踐。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反動統治與這種趨勢格格不入。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阿卜杜勒·哈米德自己卻順應了這種潮流，在帝國內推動了教育和行政體制改革，全然沒有意識到這些改革最終會葬送自己的統治。 儘管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統治十分殘暴，但從歷史的角度看，他也可以算作奧斯曼帝國先祖的合格繼承者。他與他的先祖們有著截然相反的成就。他並非穆罕默德二世和蘇萊曼一世那樣的征服者，但像他們一樣意志堅定，絕不對外征服。如果說穆罕默德二世和蘇萊曼一世善於積極進取，那麼阿卜杜勒·哈米德就善於消極守成。他一心想著保守自己的基業，努力保存帝國剩餘的領土，為此想方設法地避免戰爭，也不參與任何有可能導致戰爭的外交糾葛。他堅決地奉行孤立主義政策，不願意通過積極的軍事行動去對付外國人，而是用消極的外交伎倆與他們周旋。他的目標就是不惜一切代價維持和平，而他也確實在整整一代人的時間裡基本做到了這一點。 他堅持的政策之一，就是拒絕外國勢力對其國內基督徒少數群體事務的干涉。而對於他的穆斯林臣民來說，生性反動的阿卜杜勒·哈米德卻並非現代化的敵人。相反，他在許多方面堪稱坦志麥特改革和19世紀矢志改革的蘇丹們的合格繼承人。偉大的改革者馬哈茂德二世相信，只有通過集權的手段才能達到他民主的目的。19世紀，改革運動在意識形態的碰撞和強弱蘇丹的更迭之中起起落落，一波三折，恰恰證明了這一點。而在獨裁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上台之後，這些衝突消失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相信，改革——或者說有限度的改革——應當自上而下地推行，而不能自下而上地蔓延。 阿卜杜勒·哈米德擁有鐵板一塊的政權，無論是自由派人士還是伊斯蘭主義者，都無法限制他至高無上的權力。因此，阿卜杜勒·哈米德也就能夠把那些更加自由開明的先代蘇丹未能完成的改革付諸實施。的確，他完全無視社會底層人民的福祉，讓土耳其的大眾生活在無知、貧窮和落後的狀態之中。但是，在社會上層，他通過教育改革創造出了一個嶄新的中間階層。一心想要成為現代國家的土耳其終於擁有了渴求已久的完整的公務員體系。阿卜杜勒·哈米德以這樣的公務員體系為工具，支撐起所謂蘇丹—哈里發無所不能的自誇，同時他又任性地無視人民的真正需求。但是，與此同時，教育的發展塑造了日漸成熟的新土耳其人，他們之中不僅包括軍人和公務員，還包括醫生、教師、記者、商人、生產者等專業人才。不論蘇丹是否情願，他的教育改革將這些人喚醒，並擴大了他們的數量。在反對反動統治的過程中，這些人的思想越發進步，終於促成了青年土耳其人的革命。 這正是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獨裁統治時期的弔詭之處。他反對自由，行事粗暴，卻為土耳其開闢了通向更加自由的明天的道路。在這段國內外都比較和平的時期，他系統性地填補了急需填補的空白。他在技術層面上為土耳其帶來了電報、鐵路和印刷等通信方式，同時也在人文和文化層面上為土耳其帶來了現代化的框架，使得這個國家可以按照自己選擇的道路自由前進。基礎已經打好，舞台已然就緒，演員們也經過了訓練。現在，擺在接下來的幾代人面前的任務，就是演好這齣變革的大戲。 [1] 波美拉尼亞是德意志帝國境內的一個地區。 [2] 該城位於愛琴海東岸的萊斯博斯島上，今屬希臘。 [3] 即今愛沙尼亞首都塔林，當時屬於沙皇俄國。 [4] 統一與進步委員會是一個政黨。除了一些早期人員譜系上的差別，我們可以簡單把青年土耳其黨等同於統一與進步委員會，青年土耳其人即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成員。 [5] 即今天的比托拉（Bitola），位於今馬其頓共和國西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