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三十七章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蘇丹同樣也遠離了非洲大陸。他做出這樣的選擇並沒有經過什麼深思熟慮，而只是出於同樣消極而敷衍的外交態度。他丟掉了突尼西亞，法國成了突尼西亞的保護國；更重要的是，他還丟掉了「蘇丹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埃及。此時的埃及在名義上還屬於蘇丹，統治埃及的赫迪夫是伊斯梅爾帕夏。這個由穆罕默德·阿里開創的王朝已經統治埃及達半個世紀之久。像近幾任的蘇丹一樣，伊斯梅爾也因為自己窮奢極欲的生活而陷入了債台高築的境地，欠下的貸款接近1億英鎊。在奧斯曼帝國政府出現債務違約的1876年，伊斯梅爾也陷入了破產的窘境，只好按照一個負責清償埃及公共債務的國際委員會準備的方案，將財政大權交了出去，由英國和法國各委任一名財務主管打理財政。在他們的堅持下，埃及的新內閣里出現了一位英國籍的財政大臣和法國籍的公共工程大臣。1879年，伊斯梅爾試圖組建一個完全由埃及人組成的內閣，於是解除了這兩位大臣的職務。結果，英法兩國政府正式奉勸他「退位，離開埃及」。英法兩國的做法也得到了歐洲其他強國的支持。 一旦伊斯梅爾拒絕退位，英法兩國就將向蘇丹施壓。為了給自己爭取時間，伊斯梅爾派人帶了重禮去遊說蘇丹，稱兩個外國試圖踐踏蘇丹的君權。阿卜杜勒·哈米德一直沒有學會正確解讀歐洲人的心思。他沒有意識到，即便沒有他的同意，歐洲人也能迫使伊斯梅爾退位。他將此事視作對其在國內外的權力與尊嚴的重大挑戰，於是為此召開了內閣會議。內閣會議認為，如有可能，應當儘量讓伊斯梅爾避免被廢黜的命運。阿卜杜勒·哈米德像以前一樣不著急做出決定，於是提出進行談判，以拖延時間。 只有一位大臣斗膽進諫道，在這樣的緊要關頭，任何進行拖延的嘗試都將導致致命的後果，因為這只會讓列強不顧蘇丹的態度而單方面採取行動。這位大臣是一名希臘基督徒，名叫卡拉特奧多里（Caratheodori），曾經作為蘇丹的外交大臣參加過柏林會議。他指出，此時必須做出決斷。於是，蘇丹終於頒布了一道法令，宣布罷黜伊斯梅爾，由其子陶菲克（Tewfik）接替其職位。就這樣，蘇丹在最後關頭避免了列強的干涉，保住了自己作為君主的顏面。 兩年後，一場新的危機又出現了，再一次挑戰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主權。埃及出身的軍官對軍隊中的現狀感到不滿，反對軟弱的陶菲克赫迪夫任由英法兩國操控埃及財政，發動了一場反對陶菲克的民族主義政變。領導政變的是艾哈邁德·阿拉比（Ahmed Arabi），一名出身於法拉欣階層（fellah）[1]的上校。在政變的衝擊下，陶菲克赫迪夫的首相被迫下台，陶菲克本人的權威也受到了損害。在叛亂爆發之後，格萊斯頓和其他主張不干涉政策的大臣認為英國應當只採取外交手段解決這一問題，因為只有埃及的君主——奧斯曼蘇丹有進行武裝干涉的責任。不過，儘管格萊斯頓並不情願，但英國還是在1882年年初回應了法國方面的壓力，與法國一道表示了對陶菲克赫迪夫的支持，並且繼續維持現行的財政控制體系。 這在埃及激起了更激烈的反彈。阿拉比高呼「埃及屬於埃及人」，迫使赫迪夫組建了一個態度強硬的民族主義政府，由阿拉比本人出任戰爭大臣。英法兩國派遣戰艦到亞歷山大港維持秩序，還試圖重新確立赫迪夫的威望。[2]但它們未能如願。在埃及，軍方的地位依然牢固，同時又激發出了新的不安定因素。人們相信阿拉比將驅逐所有的基督徒，軍官們則要求廢黜赫迪夫。外國戰艦的持續存在激發了埃及民眾的排外情緒。大批歐洲人從局勢混亂的內陸地區逃到了亞歷山大港；而就在亞歷山大港，當地人也開始襲擾歐洲人，朝他們吐口水。一名謝赫在街頭大聲疾呼：「穆斯林！過來幫我殺掉這些基督徒！」針對歐洲人的致命暴亂爆發了，一天之內就有大約50名歐洲人被殺。 現在，英法兩國顯然要用武力鎮壓阿拉比了。法國人有可能與民族主義者私下達成了協議，因而拒絕進行武力鎮壓。於是，這就只能由英國人動手了。英國內閣里立場比較強硬的成員要求格萊斯頓採取堅決行動進行武力干涉，格萊斯頓只好徹底改變了他的政策。英國海軍將領西摩[3]接到指示後，要求阿拉比停止在亞歷山大港興修要塞，這些要塞顯然是用來對付英法艦隊的。在遭到拒絕後，這位海軍將領做出了政府指令之外的舉動——炮轟亞歷山大港。法國人拒絕參與這一行動，於是很快撤走了他們的艦隊。法國人的行為讓阿卜杜勒·哈米德大為欣喜，他認為基督教大國之間出現了分歧。與此同時，赫迪夫宣布阿拉比為叛逆，並對他發起戰爭。 在此之前，英法兩國政府在伊斯坦堡召集各國開會，試圖在蘇丹的配合下解決埃及危機。蘇丹拒絕出席會議，反而派了兩名特使，帶著相互矛盾的指令去了埃及。他們也都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在蘇丹沒有派代表出席的情況下，與會各國討論了武裝干涉恢復埃及秩序的必要性，隨後邀請蘇丹一同出兵。在長達三個星期「愚鈍而神秘的籌劃」之後，蘇丹終於同意指派一名代表參會。但是，此時他已經來不及阻止英軍炮擊亞歷山大港了。這一次，他依然無法想像英國膽敢在沒有得到他的允許的情況下採取這樣的行動。 現在，英國人又需要完成「將埃及從無政府和衝突的狀態下解救出來、恢復和平和秩序的任務」（格萊斯頓語）。由於法國人拒絕參加這一行動，最終英法兩國共同掌控埃及財政的安排也告結束。格萊斯頓政府只打算暫時占領埃及，以確保埃及在未來可以擁有一個良好的政府。在英國進行長達兩個月的軍事準備的同時，英國駐奧斯曼帝國大使達弗林侯爵（Lord Dufferin）一直在勸說蘇丹派遣奧斯曼軍隊與英軍一同行動，聯合占領埃及，以便維護他對埃及的主權，同時還可以確保英國尊重奧斯曼帝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英國人起草了一份軍事協議，呈交給蘇丹簽署。但是，阿卜杜勒·哈米德顯然認為英國人不敢在他不參與的情況下輕舉妄動。他一直拒絕簽署協議，提出各種微小的文本變動，不斷拖延時間，貽誤了時機。最終，英國外交大臣格蘭維爾伯爵（Lord Granville）在發給駐奧斯曼帝國大使的電報中寫道，鑒於「危急時刻已經度過，蘇丹陛下應當不會認為有必要派兵去埃及了」。 就在那一天——1882年9月13日，先行到達亞歷山大港的將軍嘉內德·沃爾斯利爵士（General Sir Garnet Wolseley）調遣了一支英國遠征軍，穿過蘇伊士運河到達了伊斯梅利亞（Ismailia）[4]。接著，這支軍隊繼續向內陸深入，在泰勒凱比爾（Tel-el-Kebir）殲滅了阿拉比的埃及軍隊。第二天，一支英國騎兵進入了開羅。對於赫迪夫來說這是個好消息，他現在可以作為得勝者重新回到他的首都。而阿卜杜勒·哈米德又一次錯失了機會，這讓他大感羞辱，並且對英國人怒不可遏。蘇丹依然沒有把握住東西方在外交節奏上的明顯差異。 一開始，英國打算在埃及建立穩定且依舊效忠於蘇丹的當地政權之後，就儘快撤出其部隊，這一方案也得到了英國和奧斯曼帝國雙方的一致同意。阿卜杜勒·哈米德通過他的代理人在開羅密謀反對英國人的統治，而達弗林侯爵則在起草方案，打算在埃及建立埃及人的自治政府。與此同時，英國軍方則在探討為期兩到三年的撤軍時間表。1885年，保守黨政府開始統治英國，索爾斯伯里侯爵成了英國首相。他派遣亨利·德拉蒙德—沃爾夫爵士（Sir Henry Drummond-Wolff）出使伊斯坦堡，執行一項特別的任務。為了繼續維護英國和奧斯曼帝國之間的友好關係，他希望可以在兩國之間達成一項互惠的協議，既確認蘇丹在埃及的權利，同時又維持英國的影響力。 兩國很快達成了初步協議，由英國和奧斯曼帝國各自派遣專員到埃及，監督埃及的軍政改革。不過，到正式談判開始之前，又耽擱了一段時間。1887年，英國和奧斯曼帝國簽署了協議，隨後交付兩國君主批准。根據協議，除非埃及遭遇重大的內部或外部危機，英國必須在三年內將軍隊撤出埃及；同時，如果埃及遭到侵略威脅或國內陷入動亂，英國無限期保留在上述情形下重新派軍進駐埃及的權利。在英國撤軍的同時，國際社會還需要保證埃及的中立地位。這就意味著，歐洲列強也需要批准這一協議。 由於這一協議暗示了英國在埃及的特殊地位，它遭到了法國的強烈反對。法國駐奧斯曼帝國大使別有用心地與俄國大使聯合起來向蘇丹施壓，要求他拒絕批准這一協議。面對他們的要挾，阿卜杜勒·哈米德又一次在最後關頭做了決定——他代表奧斯曼帝國方面拒絕了英土協議的簽署。亨利·德拉蒙德—沃爾夫爵士兩手空空地回到了英國；英軍繼續占據著埃及，不再考慮提前撤軍的計劃。 起初，阿卜杜勒·哈米德似乎還為自己在外交上壓倒了英國人而沾沾自喜。很快，他就意識到自己實際上犯了個大錯誤。於是，他派人找到索爾斯伯里侯爵，要求重啟談判。英國首相客氣而又堅決地拒絕了他的要求。在接下來的五年中，奧斯曼帝國、法國和俄羅斯都試圖讓英國從埃及撤軍，但都沒有收到任何成效。而且，英埃聯合行政機構的一些內在問題，也使得英國不再考慮從埃及撤軍。 此時，掌控埃及並在亞歷山大港擁有一個海軍基地，對於西方列強來說已經變得越來越有必要性，因為東方問題的重心已經轉移。各國爭奪的中心已經從土耳其移到了埃及，從博斯普魯斯海峽移到了蘇伊士運河，從近東移到了遠東。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俄國一直試圖滲透進巴爾幹地區，或經過海峽進入地中海，從而對奧斯曼帝國構成了直接威脅。但是，隨著俄國人的擴張野心向東轉向了亞洲，這種威脅逐漸減弱了。這樣一來，英俄衝突的風險點就轉移到了印度邊境。因此，經過埃及的海路就變得越發重要。現在，埃及落入了英國的實際控制之中。在過去的370年里，它一直都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但現在，阿卜杜勒·哈米德蘇丹放棄了奧斯曼帝國對埃及最後一點表面上的宗主權。 過著孤家寡人式的與世隔絕生活的蘇丹，一直身陷於自己比外國人更聰明的迷夢之中，拒不接受任何睿智、可靠的建議。他既不真誠，外交手腕又十分拙劣，結果在處理外交事務時錯失了一個又一個機會。在這方面，埃及可謂是最好的例子。儘管英國人一直對他抱有善意，並且鼓勵他有所作為，但他頑固地拒絕用實際行動來捍衛他本人和帝國的利益。如果說他消極地放棄在保加利亞的所有權利、拋棄帝國在巴爾幹地區殘餘領土的行為，還可以解釋為是他務實地看到奧斯曼帝國在西方已經沒有未來，最終的失敗只是時間問題，那麼他在埃及的所作所為就只能說是毫無理由、極不明智的了。 在世俗層面上，阿卜杜勒·哈米德對埃及僅有名義上和象徵意義上的主權。但是，在宗教層面上，埃及對他的政策來說卻是至關重要的。在帝國丟掉了在基督教歐洲的殘餘領土之後，阿卜杜勒·哈米德希望可以在亞洲復興他的伊斯蘭帝國，至少也要讓這個帝國存活下去。在亞洲，帝國廣闊的版圖依然大體完整。因此，他把他的重心向東移向了伊斯蘭世界。亞洲不僅是奧斯曼民族和奧斯曼帝國的搖籃，更是伊斯蘭教和它大部分子民的故鄉。對這些人民來說，他們的蘇丹不僅是土地和生命的守護者，更是他們的信仰的捍衛者。 因此，埃及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在超過一千年的時間裡，開羅一直是伊斯蘭世界一處重要的宗教中心，早在土耳其人奪走哈里發寶座之前幾個世紀就已經如此。1517年，奧斯曼帝國的征服者塞利姆一世進入開羅，阿拔斯王朝末代哈里發的後嗣正式承認了塞利姆的哈里發地位。隨後，塞利姆又接受了麥加的謝里夫的效忠，成了伊斯蘭聖地的守護者。這意味著奧斯曼家族成了整個伊斯蘭世界的精神領袖，伊斯坦堡也成了普遍認可（但不無爭議）的哈里發的居所和伊斯蘭之城（「伊斯蘭布爾」，Islambol）。從那以後，每一位奧斯曼帝國蘇丹都身兼世俗和宗教上的職責，自稱蘇丹—哈里發。儘管不接受他們的這一主張的伊斯蘭國家不在少數，但阿卜杜勒·哈米德還是試圖藉助哈里發的頭銜來重振奧斯曼家族的權勢和威望。而且，他的野心並不局限於奧斯曼帝國的亞洲版圖，而是要影響整個伊斯蘭世界。因此，他在這個時候輕易地放棄了在埃及的世俗權力，可謂是不智之舉，畢竟他的哈里發稱號在宗教上的權威的源頭就來自埃及。 從北非到中亞再到印度，西歐和俄羅斯帝國主義在伊斯蘭世界占據了越來越多的土地，這激起了伊斯蘭世界對它們的普遍反感，而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政策轉向正體現了這種態度。飽受帝國主義之害的穆斯林將奧斯曼帝國選為集結點，他們推崇阿卜杜勒·哈米德，認為他將成為一位掙脫西方束縛的統治者。用阿諾德·湯因比的話說，在他們看來，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帝國「無疑是現存的最強大、最高效、最開明的伊斯蘭國家」。坦志麥特改革者未能解決政教二元體系的內在矛盾，而阿卜杜勒·哈米德乾脆用自己的專制統治破除了這種矛盾。憑藉現代科學技術提供的統治工具，他擺出一副「立憲專制」的樣子，推行那些他想要推行的改革。像坦志麥特改革時期一樣，改革主要在中央層面進行，並且有利於越發官僚化的精英階層。 在大部分臣民看來，阿卜杜勒·哈米德重新確立了強有力的傳統伊斯蘭體制，不受外國的干涉和影響。在他們看來，這是他們能夠理解和欣賞的東西。在這位蘇丹—哈里發的身上，這些深受嚴格自律思想影響的穆斯林看到了他們引以為傲的個人品質——樸素、持重、虔誠。除此之外，忠誠擁護他的不僅有他的大臣和政府機構人員，還有政府機構之外的烏理瑪。另一部分忠誠於他的人是一個日益擴大的宗教人士階層，這些人等級有別，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後裔，或是其他人等，在伊斯蘭世界統一的觀念下受人尊敬。另外，學者和來自非正統教派及托缽僧團體的神秘主義者也忠實於他，這些團體在他的帝國版圖內也十分受歡迎。 在首都離群索居的阿卜杜勒·哈米德把西方看作一個遙遠而陌生的世界，對其不屑一顧。在他審查之下的媒體，對他在政治觀點、制度和行為上的謬誤完全聽之任之。知識分子腦袋裡灌輸的全都是中世紀的伊斯蘭文明有多麼優越。儘管青年奧斯曼人也把他們的改革和現代化方案與伊斯蘭制度相聯繫，但他們承認這些方案來自西方。阿卜杜勒·哈米德絕不承認這種事。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看來，阿拉伯文明是歐洲文明的源頭，西方文明不僅學習了伊斯蘭文明的政治體系，還學習了阿拉伯世界的科學和技術（代數、化學和物理）、近代發明（指南針和火藥）以及文學和史學。一言以蔽之，西方受人推崇的一切，都學習自阿拉伯文明。因此，除了一些歐洲人從穆斯林那裡學來又進行了改良的發明之外，穆斯林又能從歐洲得到什麼呢？一本闡釋上述觀點的書是這樣開篇的：「當代文明的基石不是別的，正是穆罕默德的行動和傳統。」 這種想法當時對整個伊斯蘭世界都很有吸引力，後來演變成了曇花一現的泛伊斯蘭主義。此時的奧斯曼帝國在亞洲依舊擁有完整的版圖，因此成了穆斯林尋求慰藉、靈感和領導的中心。阿卜杜勒·哈米德從統治初年起，就一直希望他自己和他的帝國能夠扮演這樣的角色。當初，土耳其人從安納托利亞的心臟地帶進入了歐洲；現在，他們又退回了這裡，與遼闊的版圖內部和外部形形色色的伊斯蘭群體產生了更廣泛的聯繫。於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更加努力，希望可以實現他的願景。 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伊斯蘭政策，最早體現在他的大維齊爾人選上。以往，大維齊爾的人選通常都是土耳其人，或是直接為蘇丹效命的臣子。而他選擇的卻是一位切爾克斯政治家——海雷丁將軍（General Khair-ed-Din），此人最初是作為突尼西亞貝伊的首席輔政得以發跡的。蘇丹在宣布這一任命的敕令中大膽地宣稱，他之所以拋棄以前的傳統，是因為伊斯蘭世界裡所有的遜尼派穆斯林都有義務為哈里發服務。他在為政府和宮廷職位選擇人選時，更願意使用穆斯林，而不是基督徒；不僅如此，他還要優先使用帝國里其他民族的穆斯林，而不是土耳其穆斯林。來自遙遠的阿拉伯地區的謝赫們在大薩拉基里奧宮裡甚至有了屬於他們自己的居所。基督教國家咄咄逼人地侵犯他的帝國，給阿拉伯人、庫爾德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其他穆斯林帶來了一系列問題。為了爭取穆斯林對他的忠誠，他不僅要在國內處理這些問題，還要在國外關注遙遠國度里的穆斯林社群的利益。在收縮回伊斯蘭世界之後，曾經的歐洲病夫現在想要做亞洲硬漢。但是，這樣做只會加劇他和歐洲—西方世界之間的衝突，因為在伊斯蘭世界內部，還有一支人數眾多的基督徒少數民族。阿卜杜勒·哈米德對這個民族感到越發不信任，而且認為他們是他所有計劃的障礙。這個民族就是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位於東西方之間，是相互征伐的帝國鋒芒交會之處。早在13世紀，亞美尼亞就喪失了獨立。現在，這個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大部分居住在土耳其、俄羅斯和波斯。由於亞美尼亞人自己的國家已經不復存在，他們無處尋求祖國的保護。在奧斯曼帝國居住著大約250萬亞美尼亞人，其中至少有150萬人在東部的六個州[也被稱作「維拉亞特」（vilayet）[5]]擁有土地。但是，在任何一個州里，亞美尼亞人都不占多數。在他們自己的家鄉，亞美尼亞人作為宗教上的少數群體與穆斯林生活在一起。與巴爾幹地區的基督教少數群體不同，亞美尼亞人也稱不上驍勇善戰。一直到19世紀的後半段之前，亞美尼亞農民就像在城市裡經商的同胞一樣，在政治上默默無聞，以持重和節儉聞名。 但是，作為一個對自己的宗教、語言和文化都十分執著的雅利安民族，亞美尼亞人有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們自視為歐洲人，並且在美國新教傳教士的幫助下，在東方就可以接受西方式教育，而不用為此長途跋涉到天主教歐洲去。西方式的教育激發出了他們的民族感情。於是，在柏林會議上，亞美尼亞人派出了一支代表團，要求奧斯曼帝國像對待於1861年就獲得了自治權的黎巴嫩[6]一樣，委任一名基督徒總督來管理東方各州的亞美尼亞人。儘管這一要求沒有得到回應，但歐洲各國還是認可了亞美尼亞人有關在他們所在各州進行改良、並且保護他們不受切爾克斯人和庫爾德人威脅的主張。根據《柏林條約》，奧斯曼帝國有義務推進這些目標，還需要定期向列強匯報進展，列強則會監督這些政策的執行情況。 但是，阿卜杜勒·哈米德堅決不同意履行這些承諾。他做出的唯一讓步就是給每一個有亞美尼亞人的州派了一名基督徒次級長官。這些人無非是蘇丹的木偶而已。他們對他唯命是從，一旦自作主張就會馬上被撤職。因此，他們被人們十分諷刺地稱作「埃韋特阿凡提」（Evet Effendi），即「遵命先生」之意，因為他們對主子的命令總是乖乖聽從。人們很快發現，阿卜杜勒·哈米德根本無意按《柏林條約》的規定去推行改革，更不要說在那些意欲干涉他的主權的外國大使插手的情況下推行這些改革了。他尤其不想改善亞美尼亞人的境遇，反而懷著十足的惡意去對待他們，讓他們充滿恐懼。每當有官員因為虐待亞美尼亞人而在外國大使的壓力下遭到解職，蘇丹就一定會對此人加官晉爵、放到更有利可圖的位置上去。這已經成了盡人皆知的事實。 根據奧斯曼帝國與英國單獨簽署的、與《柏林條約》內容相近的《賽普勒斯協定》，英國政府向東方各州派遣了領事。他們發回的報告證實了亞美尼亞人在土耳其法庭上遭遇的不公正對待，以及腐敗的中央和地方官員在評估徵收稅款或什一稅時對亞美尼亞人的普遍歧視。而且，在奧斯曼帝國政府力量比較薄弱的偏遠地區，亞美尼亞人還要受到強大的庫爾德人酋長的壓榨，或被其他庫爾德人搶劫。如果要遏制這種混亂局面，就必須重組警察和憲兵部隊，約束庫爾德人的行為。但是，每當英國政府提出抗議，奧斯曼帝國政府就說一堆空話作為煙幕彈。伊斯坦堡方面假裝已經採取了必要的措施，聲稱已經向庫爾德斯坦派駐了能幹的官員，打包票說他們一定能夠保障亞美尼亞人和「蘇丹的其他忠實子民」的安全。但是，奧斯曼帝國政府又補充道：「就像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一樣，亞美尼亞也會發生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每當有這種事情發生，就有些過於狂熱的好事者對其加以利用，在真相的基礎上再編造出一些不存在的罪行，然後拿去給歐洲公眾和外國領事看，就好像那些事情也真的發生了似的。」 1880年，奧斯曼帝國無動於衷、閃爍其詞的答覆終於讓六名在《柏林條約》上簽字的大國的大使聯合遞交了一份照會。他們批評了奧斯曼帝國的做法，並且要求實施具體的改革，「以確保亞美尼亞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對於這一照會，奧斯曼帝國又一次給出了含糊其詞的答覆，甚至都沒具體提起涉及的問題。頑固敵視外國人的阿卜杜勒·哈米德蘇丹要出出他在戰場上和談判桌上失敗後積攢的惡氣，拒不同意外國勢力在奧斯曼帝國的版圖內支持還留在當地的基督徒臣民。很明顯，除非武力干涉，列強也採取不了什麼有效的措施。索爾斯伯里侯爵不得不承認列強的條約成了空話，十分遺憾地表示「艦隊開不到陶魯斯山脈以遠的內陸去」。重新成為首相的格萊斯頓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他先是降低了當地領事的特殊地位，到後來乾脆將其特殊地位全部取消。一份領事提供的報告中提到，土耳其人的改革措施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因為很多當地官員甚至都不識字。 1882年，為了讓奧斯曼帝國接受改革方案，列強又做了一次努力。但這一次，他們的努力卻因為內部的分歧而失敗了。俾斯麥表示，他願意在任何事務上與英國合作，唯獨不願意迫使蘇丹在亞美尼亞實施改革。被格萊斯頓拖延的行動，就這樣乾脆被俾斯麥拒絕了。亞美尼亞人試圖憑藉自己的力量，通過和平手段爭取改革。他們向土耳其人表示，他們並不要求獲得政治上的自治，只是想保證人身安全。但他們的努力徒勞無功。亞美尼亞人還宣稱，他們無意改換門庭接受俄國的統治。俄國人也不鼓勵亞美尼亞人投效，因為他們正忙著迫使本國境內的亞美尼亞人改信東正教，以消除他們的民族意識。就這樣，在19世紀80年代餘下的時間裡，亞美尼亞人的生活境遇持續惡化，一邊面對的是劫掠成性的庫爾德部落鄰居，另一邊面對的則是充滿敵意的蘇丹政府。 顯然，對於生活在奧斯曼帝國境內的亞美尼亞人來說，是時候將他們自己以某種政治基礎組織起來了。他們開始組建地方性的民族主義小組和秘密社團，還受到了生活在俄國的亞美尼亞同胞的激勵。那些生活在高加索地區的亞美尼亞人，奉行著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革命理念，他們的理念遠遠超前於那些生活在奧斯曼帝國境內的亞美尼亞同胞。不久，他們的影響力就跨過了國界，開始滲透進埃爾祖魯姆和凡城這樣的中心城市。他們希望能夠喚醒生活在奧斯曼帝國境內的亞美尼亞人，讓他們站起來保衛自己的天然「祖國」。 1881年，亞美尼亞人在埃爾祖魯姆成立了一個名叫「祖國保衛者」的組織。該組織的革命口號是「不自由毋寧死」，目標是保護亞美尼亞人不受庫爾德人和土耳其人的侵害。1885年，第一個亞美尼亞人的政黨在凡城成立——亞美尼亞人黨。他們的主張經由熱愛自由的人們傳播到了海外，促成了「歐洲亞美尼亞人愛國社團」的成立。這個成立於倫敦的組織公開主張「通過革命為亞美尼亞人爭取自治的權利」。但是，他們的態度過於溫和，而且天真地指望依靠大國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目標。1887年，亞美尼亞人流亡者在日內瓦組建了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更加激進的組織。這個組織的目標是通過革命創建一個統一的亞美尼亞社會主義國家，從奧斯曼帝國獨立出來。這個組織也逐漸演變成了奧斯曼帝國境內第一個革命性的社會主義政黨。一份在海外出版的、名叫《紅查克》（Hunchak，意為「鍾」）的雜誌是這個政黨的喉舌，擴大了該黨的影響力。 紅查克變成了一場國際運動，其成員遍布歐洲各國的首都，甚至遠在美國都有該組織的代表。不過，最活躍的還當屬在高加索家鄉活動的起義軍團體。這些紅查克有組織地在奧斯曼帝國境內發動襲擊，公開挑戰奧斯曼帝國政府的權威。他們不僅在有著「土屬亞美尼亞的首都」之稱的埃爾祖魯姆活動，甚至還出沒於西方遙遠的伊斯坦堡和奧斯曼帝國的其他中心城市。1890年，亞美尼亞革命聯盟在提比里西成立，這標誌著他們活動的頂峰。亞美尼亞革命聯盟也被稱作「達什納克楚瓊」（Dashnaktsutium），其成員因而也被叫作「達什納克」。一開始，他們團結了各種各樣的極端團體。不過，由於達什納克們在意識形態上更青睞民族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因此他們很快就與紅查克分道揚鑣了。不過，兩個團體還是有著更重要的共同目標——靠武裝鬥爭贏得亞美尼亞的自由。他們甚至宣稱：「亞美尼亞人再也不會向誰哀求了，他們現在要手握鋼槍提出要求。」他們再也不打算等待永遠也等不到的列強的幫助，決心把民族的命運握在自己的手中。 阿卜杜勒·哈米德原本就對聰明的亞美尼亞人很不放心，現在他們又開始反抗，這讓他大為警覺。他想了一個狡猾的計策，決定利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的分歧。庫爾德人成了他的分化政策的重要工具。1891年，他開始從庫爾德部落中招募一支民兵武裝，相當於准許了他們對亞美尼亞人的襲擊。這些庫爾德人被編成了騎兵團，人稱「哈米迪耶」（Hamidiye），即「效忠於哈米德的人」。到1892年年底，這些騎兵團的總規模達到了大約1.5萬人，且人數還在繼續逐年增長。這些來自東方的人生性粗獷。他們穿著花哨的制服，神氣十足地在伊斯坦堡的基督徒聚居區走過，讓當地居民大為緊張。他們公開宣稱自己的正式任務就是鎮壓亞美尼亞人，而且在鎮壓基督徒過程中的任何行為都可以不負法律責任。這些說法在亞美尼亞引發了恐慌。 與此同時，在1893年，亞美尼亞革命者也不再滿足於發動襲擊行動，而是設法在安納托利亞中西部地區煽動穆斯林叛亂。他們在城鎮的圍牆上張貼煽動性的標語，呼籲全體穆斯林起來反抗蘇丹的壓迫。這個計劃太過天真，結果只是導致大量的亞美尼亞人在安納托利亞各個地區被捕入獄，亞美尼亞人有組織的抵抗行動遭遇了重大挫折。但是，這些行動造成了巨大的混亂，最終導致了1894年在蘇丹命令下發生的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在穆什（Mush）[7]以南的薩松（Sasun），庫爾德部落酋長對亞美尼亞人的壓榨已經演變成了一個有組織的納貢體系，亞美尼亞人要想得到安全保障就必須付錢，實際上形同敲詐。由於亞美尼亞人要向庫爾德人納貢，奧斯曼帝國政府心照不宣地免除了亞美尼亞人的稅金。這種情況持續了好多年。可是現在，奧斯曼帝國政府卻要求亞美尼亞人支付欠下的稅金。亞美尼亞人拒絕接受這樣的雙重壓迫。結果，在庫爾德部落武裝的密切配合之下，奧斯曼軍隊開進了這一地區。很快，他們就開始不分青紅皂白地屠殺無助的亞美尼亞人。軍人在整個地區里地毯式地搜索亞美尼亞人，一直追到河谷和山區，仿佛在「獵殺野生動物」一般。他們不接受投降，就用刺刀殺死男人，強姦女人，把孩子在石頭上摔死，還把亞美尼亞人遺棄的村莊付之一炬。負責指揮這一行動的指揮官澤基帕夏（Zeki Pasha）還獲得了蘇丹的嘉獎。 奧斯曼帝國政府試圖把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說成不值一提的意外事件，但最先發生的一些屠殺事件還是被泄露了出去，在歐洲引發了自由派人士的強烈抗議。於是，英、法、俄三國要求組建一個委員會進行調查。1895年，為了搶得先機，坐實奧斯曼帝國政府所描述的說法，蘇丹組建了一個委員會，負責「調查亞美尼亞匪幫的罪行」。在這場鬧劇之後，倫敦和巴黎爆發了大規模的集會，列強則提出了一個亞美尼亞改革方案。蘇丹假意接受了列強的提議，實際上只是做了大量徒有虛名的書面承諾，讓整個改革方案的效果大打折扣。 與此同時，在紅查克的領導下，亞美尼亞人發動了大規模的示威。他們在伊斯坦堡遊行示威，向奧斯曼帝國政府請願、抗議，要求進行改革。儘管亞美尼亞人的主教建議他們保持耐心，但局勢還是失控了。一位來自薩松的示威者高呼：「不自由，毋寧死！」結果示威人群群起響應，開始高唱革命歌曲。這引發了警察的干預，警察當場用棍棒打死了很多人。與此同時，在警察的放任之下，土耳其平民中的狂熱分子也在街頭遊走，到處尋找亞美尼亞人，再用棍棒將他們殺害。暴力和恐怖持續了十天，數以千計的亞美尼亞人躲進了他們的教堂。外國大使勸說他們放下武器。在得到生命安全的保證之後，他們才敢從教堂里走出來。 與此同時，一艘外國船隻的船長帶來了另一個消息：在特拉布宗發生了一起大屠殺。他看到亞美尼亞逃亡者朝著他的船隻游來，卻在半路上被乘著小船的土耳其人截住，或被擊打頭部，或被按到水中淹死。他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切，卻無能為力。在特拉布宗城中，將近1 000名亞美尼亞人被殺，其中許多人被活活燒死在家中。一支奧斯曼軍隊和當地山區裡的拉茲部落成員（Laz）[8]衝進了亞美尼亞人居住的區域，先是搶劫了市場上的亞美尼亞人商店，接著又放火焚燒，暴行一直持續了五個小時之久。 接著，就在蘇丹裝模作樣地接受列強提出的亞美尼亞改革新方案的同時，在土耳其東部也發生了一系列有組織的屠殺。據說，所有這些屠殺事件開始和結束的時候都會響起軍號聲，就好像是在進行某種軍事行動一樣。實際上，這些屠殺事件就是軍事行動。在這些地方，並沒有發生亞美尼亞人突然舉事、迫使官方動用警察進行鎮壓這樣的事情。事實剛好相反。在蘇丹的授意之下，亞美尼亞人聚居的東部六州的軍事力量進行了密切合作，籌劃實施了這樣一場行動，像對付外敵一樣對付亞美尼亞人。 他們採取的戰術遵循了蘇丹的原則——激起穆斯林社群的宗教狂熱。阿卜杜勒·哈米德為他派到亞美尼亞的代理人做了具體的指示，告訴他們應當怎麼做。他們通常的做法是，先在某個城鎮最大的清真寺里召集穆斯林聚會，然後以蘇丹的名義向他們宣布，亞美尼亞人正在進行反對伊斯蘭教的叛亂。蘇丹命令虔誠的穆斯林起來對付這些異教叛亂分子，捍衛自己的信仰。蘇丹提出，根據神聖法，虔信者可以剝奪叛亂分子的財物。他用這種方式鼓勵穆斯林以信仰之名去侵吞他們的基督徒鄰居的財產，如果遭遇抵抗就殺死他們。於是，在整個亞美尼亞，「日益壯大的狼群到處襲擊綿羊」。 另一方面，阿卜杜勒·哈米德還曲解了伊斯蘭教的另一項宗旨。他允許穆斯林用刀架在敵人的脖子上，在最後關頭逼迫他們皈依伊斯蘭教，不然就殺掉他們。在此之前，逼迫他人皈依伊斯蘭教的做法已經在西方壓力下，由阿卜杜勒·邁吉德廢除了。在村莊裡居住的一些缺乏抵抗意志的家庭寧願選擇皈依伊斯蘭教，因為他們犧牲掉的只是作為基督教世界一員的獨立認同罷了。 掌控所有這一切活動的，是沙基爾帕夏（Shakir Pasha）。此人十分險惡，曾經出任駐聖彼得堡大使。表面上，他的職責是「巡視奧斯曼帝國亞洲省份的部分地區」，這一任命也是蘇丹裝模作樣的改革方案的一部分。而實際上，他的任務是在這些地區策劃、執行屠殺活動。執行這一任務的人為了方便行動，認定亞美尼亞人正逐漸對自己低人一等的地位產生不滿。於是，他們定下的目標就是無情地減少亞美尼亞人的人口，直至將他們趕盡殺絕，然後把他們的土地交給土耳其人。 這一次次由軍號聲宣告其開始和結束的活動，其過程也十分相似。首先進城的是奧斯曼軍隊，他們的任務是屠殺；接著是庫爾德非正規軍和部落武裝，他們進城來洗劫；最後，為了追擊流亡者和全面掃蕩，戰火和毀滅將席捲周邊的土地和村莊，帶來徹底的大災難。在1895年的這個可怕的冬天，在土耳其東部的20個不同地區，亞美尼亞人損失了十分之一的人口和大量的財產。屠殺通常都發生在星期五。這一天，穆斯林們會聚集在清真寺里，而政府會散布謠言說，亞美尼亞人打算在穆斯林禱告的時候就把他們屠殺殆盡。於是，穆斯林會站起來阻止他們的計劃，最後被屠殺的反而是亞美尼亞人。考慮到死於傷病、無家可歸和飢餓的人數，遇難者的總人數大概在50萬到100萬之間。 在13個較大的城鎮，每個城鎮裡的死亡人數都達到了四位數。在埃爾祖魯姆，擁有1 000家店鋪的大市場慘遭洗劫和破壞。在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在一座亂葬崗里就掩埋了300多名亞美尼亞人。 最為殘酷、破壞性最大的屠殺發生在烏爾法。在這裡，亞美尼亞人占了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在他們的街區遭圍攻兩個月之後，亞美尼亞人的領袖們於1895年12月在大教堂里集會，起草了一份要求奧斯曼帝國政府出面保護的聲明。負責指揮的土耳其軍官表示將保證他們的安全，隨後派兵包圍了大教堂。接著，一大群土耳其士兵和緊隨其後的暴徒衝進了亞美尼亞人的街區。他們四處搶劫，將亞美尼亞人成年男子屠殺殆盡。 在軍號聲宣告當天的行動結束之後，有3 000多名逃亡者湧進了大教堂尋求庇護。第二天是星期日。就在這天早晨，一群狂熱的暴徒衝進了教堂，大肆屠殺，並且劫掠了教堂的神龕。接著，他們堆起了一大堆草蓆，用它們蓋住屍體，又澆上30罐石油，將其點燃。有一大群婦女和孩子躲在木質的走廊里。他們驚恐地哀號起來，身上著了火，最後全死在了大火之中。下午3點半，軍號準時吹響，奧斯曼官員在亞美尼亞人的街區里四處遊走，宣告屠殺已經結束。有126戶人家絕戶，連一個女人或嬰兒都沒活下來。算上在大教堂里被殺的人們，整個城鎮的死亡人數達到了8 000人。 只有在一個地方，亞美尼亞人成了加害者。在位於山區、曾經屬於西里西亞行省的澤伊通（Zeitun）[9]要塞，以紅查克為核心的一支亞美尼亞武裝對要塞發動了攻擊。他們在戰鬥中擊敗了奧斯曼軍隊，將奧斯曼守軍逐出了澤伊通的城堡，抓獲了400名土耳其人俘虜。他們穿上奧斯曼軍隊的制服，洗劫、焚燒了附近的一座土耳其城鎮，控制了該地區。最後，土耳其人派了一支大軍開赴澤伊通，炮擊了城中的城堡，並使之起火。不過，亞美尼亞人在此之前就已經撤離了城堡。與此同時，在伊斯坦堡的亞美尼亞人社群的請求下，外國大使出面調停，並與奧斯曼帝國政府達成了協議，要求該地區的土耳其人和亞美尼亞人都必須放下武器，以實現停火。 1896年8月，對亞美尼亞人接連不斷的屠殺達到了頂峰。這一次，屠殺就發生在伊斯坦堡。像上一年一樣，一個亞美尼亞革命團體的活動給了奧斯曼帝國政府藉口。一小群魯莽的達什納克在午餐時分走進了歐洲資本家的重要據點——奧斯曼銀行。他們裝成要兌換貨幣的樣子來到銀行，身後跟著一些扛著袋子的搬運工，袋子裡面裝的似乎是金幣和銀幣。突然，一聲哨響，25名武裝分子緊隨其後衝進了銀行，開始開火。他們打開了袋子，裡面裝的是炸彈、子彈和炸藥。他們聲稱自己不是銀行劫匪，而是亞美尼亞愛國者，此舉的目的是要讓六個歐洲國家的使館注意到亞美尼亞人所遭受的苦難。他們把亞美尼亞人的遭遇寫進了兩份文件里，裡面還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他們宣布，如果在48個小時之內得不到外國的干預，他們將「不畏犧牲」，炸掉整座銀行。 與此同時，銀行主管埃德加·文森特爵士（Sir Edgar Vincent）小心翼翼地順著天窗逃到了緊鄰的一座建築里。就在他的同事被劫為人質的時候，他跑到了高門。他向奧斯曼帝國政府要求道，只要這些達什納克還留在銀行里，警察就不能向他們發動進攻。這樣一來，他就爭取到了適合談判的環境。負責談判的是俄國大使館的首席譯員。他先從蘇丹那裡為襲擊者取得了赦免和順利離境的權利，接著對襲擊者發表了長篇大論的演講。他向他們保證可以繼續進行談判，成功地說服他們離開銀行。襲擊者保留了他們的武器，但不甚情願地放棄了他們的炸彈，隨後安靜地登上了埃德加·文森特爵士的遊船，流亡到法國。 這些年輕人充滿理想，但對政治煽動的詭計一竅不通。他們的所作所為沒能幫助他們的朋友，反而給了敵人機會。在伊斯坦堡的亞美尼亞人街區，無法無天的暴徒、宗教狂熱分子和野蠻的非正規軍肆虐了兩天。他們揮舞著短棍、刀子和鐵棒，在街巷中欠下累累血債。警察和軍隊非但不干預他們的行為，甚至還為他們提供幫助，與他們狼狽為奸。暴徒們打死他們在街道上遇到的任何亞美尼亞人，還衝進房屋殺死裡面躲藏的人，最後留下了6 000多具橫七豎八的屍體。大屠殺進行到第二天，六大國的代表向奧斯曼帝國政府提出了抗議。奧斯曼帝國一開始沒有理睬。但是，當晚就有消息傳來，說英國人正在派遣海軍陸戰隊登陸，以保護本國國民。於是，奧斯曼帝國政府下達了停止殺戮的命令。終於，各國大使們站在使館的門口，就能親眼看到一直以來在整個亞美尼亞發生的可怕罪行；而表里不一的蘇丹一直試圖通過官方審查欺騙外界，不讓這些罪行為全世界所知。現在，六大國的代表發表了一份給蘇丹的公開電報，要求他立刻終止屠殺。「如果屠殺繼續下去，蘇丹的寶座和他的王朝的存續都會面臨威脅。」 在屠殺結束後，各國使節聯合向奧斯曼帝國政府遞交了一系列照會。在提供了詳盡的證據之後，他們指出「伊斯坦堡發生的騷亂」並非狂熱情緒的偶然爆發，而是一股特殊的力量有意為之的產物；「不僅發生在政府的眼皮底下，而且還有政府的代理人從中配合」。他們表示，這股力量是「一種特別危險的武器」，非但隨時可以用來傷害少數族群聚居區，「甚至還可能會威脅到那些容忍其存在的人」。列強的代表要求奧斯曼帝國政府「查清這一系列事件的源頭，盡最大努力找出並懲辦其發起人和主要參與者」。他們還表示，願意提供目擊證人，幫助奧斯曼帝國進行調查。這其實是外交辭令。他們的真實意思是，阿卜杜勒·哈米德就是伊斯坦堡大屠殺的始作俑者，或者至少也是個煽動者。對於列強的照會，奧斯曼帝國政府給出了閃爍其詞的答覆，辯稱亞美尼亞人也攻擊了穆斯林，還許諾將組建特別法庭審判衝突雙方。為了平息列強的怒火，他們逮捕了一些社會底層人員，而這些人所做的無非是忠實服從了蘇丹的命令。 與此同時，英國的自由派人士再次陷入了狂怒，他們強烈要求推翻蘇丹。86歲高齡、已經退休的格萊斯頓在利物浦發表了最後一次針對「難以啟齒的土耳其人」的演講。他怒斥土耳其人的帝國是「文明之恥辱」和「對人類的詛咒」，應當「被從地圖上抹去」。他把蘇丹稱作「大劊子手阿卜杜勒」，法國人則稱他是「血紅色的蘇丹」。格萊斯頓堅持認為，根據《賽普勒斯協定》，英國有義務出面干預，在必要的情況下甚至可以獨自出面干預。儘管一開始有人提出，要派遣英國艦隊強行闖進達達尼爾海峽，但很快人們就發現列強都沒有做好為了保衛亞美尼亞人而動用武力的準備，甚至連施加威脅的想法都沒有。只有索爾斯伯里侯爵曾經隱晦地告誡阿卜杜勒·哈米德說：「管理失當的國家終將遭遇不幸。」 索爾斯伯里侯爵試圖尋求俄國的支持，一起推翻現任蘇丹，但是他又不願意為此在海峽事務方面讓步；而俄國也不想讓亞美尼亞獲得獨立，擔心獨立的亞美尼亞可能會在小亞細亞扮演與新生的保加利亞在歐洲一樣的角色；奧匈帝國深陷巴爾幹地區事務，不願意在亞美尼亞貿然行動；與奧斯曼帝國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法國則寧願維持現狀；德國希望在小亞細亞獲得更多權益，因此依然以蘇丹的保護者自居。所以，並沒有哪個國家願意分裂奧斯曼帝國，或是對奧斯曼帝國採取某種形式的國際共治。1897年，要求奧斯曼帝國政府推行最終改革方案的最後一次會議無果而終。在此之後，不幸的亞美尼亞人就再也沒有得到過任何幫助。 歐洲列強之間的不和與它們的優柔寡斷，使日益衰落的奧斯曼帝國再次逃過一劫。阿卜杜勒·哈米德的頑固脾氣讓他贏得了一場「負面的勝利」，但他毫無人性的冷酷作為也讓他在世人的眼中留下了永久的劣跡。 [1] 法拉欣通常指中東和北非地區的農民。 [2] 本書畢竟是英國作者在1979年初次出版的，不具備我們如今對於殖民主義的敏感與反思程度。這裡作者的措辭有掩飾英法帝國主義行徑之嫌。19世紀後期，英國、法國、俄國、德國、奧匈帝國、比利時等國在全球各地對殖民地展開了空前激烈的爭奪。分割巴爾幹地區、滲透埃及、操控奧斯曼帝國，都可以視作全球帝國主義爭奪的縮影。而19世紀末出現在巴爾幹、埃及以及同時代的印度、南非等地的民族主義浪潮，也很大程度上可以解讀為對歐洲帝國主義的反抗。我們不妨帶著批判和反思的眼光看待作者提及的這段歷史。中國在近代面臨的問題，和奧斯曼帝國等國非常相似：一方面學習西方長處，實現現代化，另一方面保衛民族自決，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經濟和軍事侵襲，這兩個方面的緊張關係，正是中國自身在近代歷史中一直需要面對的問題。——編者注 [3] 即奧爾斯特男爵比徹姆·西摩（Beauchamp Seymour），時任英國地中海艦隊司令。 [4] 伊斯梅利亞位於蘇伊士運河西岸，是運河地區的中心城市。 [5] 「維拉亞特」是奧斯曼帝國後期的行政區劃，在坦志麥特改革期間開始將原有的省份重新劃分為了「維拉亞特」。 [6] 黎巴嫩人主要信仰基督教。 [7] 位於今土耳其東部。 [8] 拉茲人是土耳其和喬治亞黑海沿岸地區的本土族群。他們最初信仰基督教，其中大部分後來皈依了伊斯蘭教遜尼派。 [9] 今稱蘇萊曼勒，位於土耳其中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