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三十六章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是一個不幸福的人，也是個毫無同情心的蘇丹。在他7歲那年，他摯愛的切爾克斯人母親就去世了。據說，從那以後，「他就再也沒有愛過任何人，尤其是不喜歡他自己」。從少年時代起，他就離群索居，設法避開他的同齡人和身邊的其他人。他年輕時曾經與他的叔叔阿卜杜勒·阿齊茲一起訪問歐洲。因此，他並沒有像他的先輩那樣成長於「牢籠」之中，但一直生活在他的內向性格為他製造的牢籠里。 等到他即位成為蘇丹之後，他的這種個性有了看得見摸得著的外在體現。他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坡地上興建了耶爾德茲宮（Yildiz Palace）[1]，然後就在這座宮殿高不可攀的宮牆內統治他的國家。作為一個內向的人，他不喜歡他父親興建的多爾瑪巴赫切宮，因為這座毗鄰海岸的宮殿太過張揚地炫耀它的華麗。他擴建了曾經屬於蘇丹一位寵臣的「星宮」，供自己隱居。他拆除了宮殿周圍的房屋，還霸占了其臣下的土地（包括兩座基督教墓園）以興修花園，最終建成了這片雜亂無章、自成一體的建築群，其中包含了一座座亭子、棚屋、秘書室、政府辦公室、兵營和警衛室。這裡變成了皇宮和新的權力中心，蘇丹自此開始從這裡統治整個奧斯曼帝國，高高在上，與世隔絕。他成了奧斯曼帝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享有絕對大權的專制君主。 與此同時，這裡也是恐懼的中心。阿卜杜勒·哈米德生來就不信任任何人，懷疑人們做事的動機，進而害怕他身邊的所有人。因此，他毫無根據地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從他的統治初期開始，他就陷入了長期的神經焦慮。當時，青年奧斯曼人的領袖之一阿里·蘇亞維從流亡地歸國。他打算推翻阿卜杜勒·哈米德，用他被罷黜的兄長穆拉德五世取而代之。於是，自由派人士在伊斯坦堡發起了一場叛亂。 阿里·蘇亞維率領一大批武裝起來的支持者來到了博斯普魯斯海峽旁的一座宮殿，穆拉德就被拘禁在那裡。在穆拉德的母親的幫助下，他勸說穆拉德帶上佩劍跟他走。但是，這位嚇壞了的皇子不敢從命，逃回了他的後宮。這一耽擱就給了警察趕來的時間。警察的指揮官用短棍擊倒了阿里·蘇亞維，後者當場喪命。他的一些同伴也或死或傷，其他人則被送上了軍事法庭，遭驅逐出境。與此同時，穆拉德本人則被送到了耶爾德茲宮的一座亭子裡，被更加嚴密地看管了起來。 宮廷密探故意把阿里·蘇亞維這場失敗的政變解讀成一場涉及面很廣的陰謀，這讓阿卜杜勒·哈米德大受刺激。當英國大使萊亞德要求面見蘇丹討論外交事務時，阿卜杜勒·哈米德卻認為自己會遭到罷黜並被人拖上英國戰艦，而穆拉德會接替自己的蘇丹之位。根據亨利·萊亞德爵士的回憶，他看到蘇丹滿臉驚恐地蜷縮在大廳的角落裡，身邊都是他的衛兵。 從此之後，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疑心和恐懼到了神經質的程度。很快，耶爾德茲宮就變成了一座要塞。阿卜杜勒·哈米德從裡面封閉了耶爾德茲宮的大門，還在外面修了第二道圍牆。在宮殿的對面，他還修建了巨大的兵營，裡面駐紮著由阿爾巴尼亞人組成的皇家衛隊，人數多達數千人。在圍牆之內，每個重要位置都設置了觀察哨，高倍數的望遠鏡監視著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金角灣，可以為皇宮預警來自任何方向的潛在威脅。不久，阿卜杜勒·哈米德就到了很少走出耶爾德茲宮的地步。他在皇宮門口興建了一座清真寺，每周五就在這座清真寺里禮拜，這樣就不用再遠離皇宮到城中的清真寺去了。 阿卜杜勒·哈米德面色蒼白、沉默寡言、鬱鬱寡歡，雖然故意做出一副彬彬有禮的樣子，臉上卻總帶著「不祥和審視」的神情。他到處都能嗅到危險的味道，懷疑他身邊的所有人。他在身邊聚集了一群密探、臥底間諜、秘密警察和告密者，每天從他們那裡得到匯報。當時甚至有了這樣的說法：伊斯坦堡有一半的人都是密探，用來監視另外那一半人。 阿卜杜勒·哈米德是那種把所有國事都置於自己的嚴密掌控下的統治者。他不知疲倦地從早上工作到夜晚，只有用餐的時候才稍事休息。由於長期消化不良，他的飲食很有節制，吃得很少，飲品也只喝水。出於迷信，他喝的水都來自一眼聖泉，因為一位占卜者說此處泉水永遠不會被霍亂或瘟疫污染。他所有的往來文書都親自動筆，不論是訂約、簽署讓步條約，還是審閱賬本和陳情書，他連最微不足道的細節都要親自過問，所有事務的相關人等他都親自會見。 他不信任他手下的大臣和官員，認為他們都是「偽君子和寄生蟲」。因此，他挑動他們之間的矛盾，從中漁利。他故意指派相互不和的人共事，讓他們互相鬥來斗去，以防他們聯合起來反對他。他獨攬大權，總是單獨通過他的私人秘書向臣僚直接下達命令和指示。他給其他臣僚的指示往往與發給大維齊爾的指示相矛盾，從而降低了大維齊爾的地位，使其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替蘇丹行使權力，無法繼續在蘇丹與大臣之間發揮作用。 他相信君權神授，用享有絕對權力的獨裁君主的方式統治國家。他的國家實際上成了一個警察國家，其官僚體系以耶爾德茲宮為核心，並使用了一種帝國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強力專制工具來進行統治。這種工具就是電報。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英法兩國第一次為土耳其人引進了電報。隨後，在法國人的幫助下，電報開始在整個帝國發展起來。阿卜杜勒·哈米德把電報的作用充分利用了起來。他組建了郵政電報部，在學校里設置課程培訓電報員。很快，電報線路和電纜就鋪遍了帝國的各個角落，總里程達到了2萬多英里（約3.2萬千米）。從首都到各個行省的行政中心都有電報線路相連。因此，阿卜杜勒·哈米德可以直接控制他的官僚系統，而前代的蘇丹都無法做到這一點。行省的總督再也不是自行其是、自負風險的代理人了，因為蘇丹可以通過電報「驅使他做這做那，知曉他在做什麼，申斥他，召回他，還可以讓他的下屬打小報告，大體相當於剝奪了他全部的實權」。作為一個絕對大權不受任何政治上的反對力量或憲法約束的專制者，阿卜杜勒·哈米德厭惡一切形式的自由政府。他輕蔑地認為，正是因為有了自由政府，西方國家的統治者才會被自己的臣民控制。 不過，拋開政治領域不談，他也並不是盲目地反對一切進步。像坦志麥特改革時期的先輩一樣，他也追求現代化，並在此過程中向西方學習。他不僅追求技術的現代化，也進行司法和教育方面的改革。他利用專制手段，將前代改革者未能徹底完成的計劃付諸實踐，開花結果。此時，奧斯曼帝國最需要的就是一個更龐大的行政體系。這個行政體系必須能夠按照蘇丹的意願處理公共事務，管理法律和財政，確保帝國的有序發展。 在蘇丹看來，帝國最需要對其公共教育體系進行改革和改進。這不僅是讓奧斯曼帝國跟上西方國家前進腳步的必經之路，更是讓帝國能夠跟得上國內基督徒群體進步的必要條件。他需要一批可靠而有學識的官員，用來替代那些遭到處分或流放的官員。他還需要培訓新的官員，以便在未來讓他們為國效勞，依靠他們實現自己的意願。為此，他重組了公務員學校（Mülkiye）——奧斯曼帝國首個高等公務員教育中心，使其容納的學生數量達到了其父在位時的12倍之多。 在軍事領域，他也同樣擴大了軍事學院（Harbiye）的規模。同樣得到擴充的還有海軍學校、軍事工程學院，以及軍事醫學院和民用醫學院。他還為帝國的教育體系添加了18所新的高等專業院校，涵蓋了財政、藝術、民用工程、警察和海關等專業領域。最後，他還實現了半個世紀前的坦志麥特改革時期未能完成的計劃——創立伊斯坦堡大學。為了給這些新的高等學院提供師資和學員，他還增加了初等學校、中等學校和師範學校的數量。隨著使用法語和土耳其語授課的加拉塔薩雷高級中學的擴建和土耳其化，伊斯坦堡對中等教育的改革達到了頂峰。這所學校此時被稱為皇家奧斯曼公立中學，成了接納奧斯曼帝國統治階層子弟的精英公立學校，其教師都是頂尖的土耳其學者和文人。 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堅決推動下，遲遲未能付諸實踐的坦志麥特教育理念終於結出了碩果。於是，一個新的受教育階層出現了，其日漸壯大的核心人群就是接受過專業訓練的公務精英。這個人群不僅為哈米德時代的官僚體系提供了足夠的人手，甚至還十分諷刺地為日後取代哈米德政權的統治體系提供了人才。 在司法改革領域，阿卜杜勒·哈米德最初的努力並不大成功。他想要限制讓步條約賦予外國人的司法特權，因此希望在司法部之下改革奧斯曼帝國的世俗司法體系，以使其獲得外國委員會的認可。但是，外國使團並不同意在混合法庭執行有關民事訴訟程序和判決執行的新法案。就這樣，外國人保住了他們的治外法權。在文化領域，報紙、期刊、書籍等印刷媒體獲得了迅速發展，促進了土耳其的現代化進程。不過，所有這些印刷媒體都在嚴格的審查制度的監管之下。用一位外國觀察家的話說，這裡的報紙經常成了「被閹割的報紙」，裡面沒有任何重要的政治內容。不過，這些刊物的發行範圍很廣，它們在與政治無關的領域，比如文學、科學和其他學科方面，擴展著新興讀者群體的視野。 在財政上，奧斯曼帝國對歐洲的依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柏林會議上，相關國家第一次嘗試解決奧斯曼帝國的債務違約問題。在一份正式的會議紀要中，列強提出在伊斯坦堡組建一個國際財政委員會，試圖結合奧斯曼帝國政府的財政狀況，尋求滿足債權人要求的方法。對於已經在歐洲淪喪了國土的奧斯曼帝國來說，這意味著歐洲人將在國內事務上踐踏奧斯曼帝國的主權。對阿卜杜勒·哈米德來說，這一羞辱是對土耳其人尊嚴的巨大打擊，他難以接受。但是，由於國庫急需資金，他意識到必須安撫歐洲的債主，以恢復奧斯曼帝國在國外的聲望。 1881年，在與歐洲債權人協商一致後，阿卜杜勒·哈米德頒布了《穆哈蘭姆敕令》（Decree of Muharrem）[2]，宣布成立公共債務委員會（Council of the Public Debt）。該委員會包括來自奧斯曼帝國和其他國家的代表，主要職責是確保以後債務能夠得到償還。蘇丹的敕令用詞十分微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贏得歐洲人對奧斯曼帝國的善意，同時又不會有辱於他的君權。按照柏林會議上提出的設想，這個公共債務委員會本來應當是一個由外國政府代表組成的官方的國際委員會。但在實際操作中，這個委員會其實是一個半官方性質的委員會，由奧斯曼帝國政府和債權人協商組成。這種安排更容易讓蘇丹接受，且未經任何外交干預就得到了雙方的同意。 委員會做出的安排對奧斯曼帝國來說很有利。債務總額被削減了一半，只剩下略多於1億英鎊；利率也不超過4%，有時甚至只有1%。作為交換，奧斯曼帝國把政府年度收入的一大部分都交給了委員會，用來支付利息，贖回債券。抵押給委員會的收入包括鹽和菸草的專營收入、保加利亞和東魯米利亞交納的歲貢、賽普勒斯政府的財政盈餘，以及一系列間接稅和什一稅收入。償付了利息和本金之後的剩餘部分會被交還給奧斯曼帝國的國庫。這個債務委員會給奧斯曼帝國政府帶來了沉重的負擔。但是，這個委員會的組建，表明了一貫尊重製度的土耳其人遵守規則、推崇理智的精神。在此之後的40年里，奧斯曼帝國政府忠實地履行了阿卜杜勒·哈米德在《穆哈蘭姆敕令》中宣布承擔的義務；如果沒有頒布這一敕令，奧斯曼帝國可能早就陷入動盪之中了。 奧斯曼帝國債務問題的解決，意味著這個國家從此之後的經濟發展將通過公共債務委員會得到歐洲投資者的支持。奧斯曼帝國經濟迅速繁榮發展，在給外國人帶來大量利益的同時，也讓土耳其穆斯林得到了好處。他們獲得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也享受到了更多的服務。在取得了特許經營權之後，外國人開發了奧斯曼帝國被人忽視的農業和工業資源。依靠公債，布爾薩的絲綢行業得到了復甦。法國人投資開發了黑海沿岸城市宗古爾達克（Zonguldak）的煤礦資源。菸草種植業的發展為從馬其頓到黎凡特乃至安納托利亞東北部的數萬穆斯林工人提供了工作機會。更重要的是，在公共債務委員會的推動下，當年由阿卜杜勒·阿齊茲引入奧斯曼帝國的鐵路體系獲得了迅速的發展，使奧斯曼帝國變得愈加開放。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統治時期，原本連道路都沒有的地方逐漸修建起了成千上萬英里的鐵路，將帝國的主要城市連接起來，促進了當地工業和周邊鄉村地區的發展。1888年，東方快車的前身——一輛從維也納駛來的列車在一陣小號聲中抵達了伊斯坦堡，標誌著土耳其與西歐通過鐵路連接到了一起。 不過，阿卜杜勒·哈米德蘇丹對這一突破東西方界線的劇變並不全然滿意。像他的個人生活一樣，他在帝國的外交政策方面也越發傾向於孤立主義。由於西方國家在他上一場與俄國的戰爭中拋棄了他，他變得越發不信任西方國家的行事動機，因此與它們漸行漸遠。他尤其怨恨英國，因為他認為英國人背叛了他——英國拒絕在戰爭中向他施以援手，讓他的國家陷入破產的境地，幾乎完全喪失了經濟主權，還堅持要求他在地方上推行他不喜歡的改革，持續干涉帝國的內政。他還特別「害怕格萊斯頓」，此人在1880年重新掌權[3]，視蘇丹及其政府為「欺詐和虛假的無底深淵」。 倫敦、巴黎和維也納逐漸失去了對奧斯曼帝國的影響力。1885年，在托利黨重新掌權之後，英國大使威廉·懷特爵士（Sir William White）曾這樣對索爾斯伯里侯爵談及此事：「奧斯曼帝國以前經常徵詢這些國家的意見。但現在，奧斯曼人要麼把他們的建議當作耳旁風，要麼態度非常惡劣，甚至對他們的意見充滿鄙夷。他們提出的照會和申請都只能得到閃爍其詞的答覆，有時甚至得不到任何答覆。」這是因為，阿卜杜勒·哈米德逐漸拋棄了他的傳統盟友，而轉向了宿敵俄羅斯。俄國人十分圓滑地竭力巴結，讓奧斯曼帝國對俄國越發產生好感，而遠離了其他西方國家。更重要的是，蘇丹還開始向日漸強大的德國尋求支持。此時的德國依然在俾斯麥的治下，而且與俄羅斯和奧地利結成了「三帝同盟」。德國通過派遣軍官訓練，發展奧斯曼軍隊，很快在奧斯曼帝國內部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 在簽署了《柏林條約》之後，阿卜杜勒·哈米德又採取了一些行動，拖延和約條款的履行。1880年，他在黑山遭遇了第一次挫敗。根據條約規定，黑山已經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在亞得里亞海上擁有安蒂瓦里港（Antivari）[4]。為了防止這座港口演變成俄國軍港，條約規定無論是黑山的海軍還是別國軍艦，都不得使用該港。而現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乾脆拒絕交出這座港口。歐洲列強的海軍在港口外宣示武力，但他依舊不為所動。最後，英國由格萊斯頓派出的大使戈申子爵（Viscount Goschen）發出了威脅：倘若蘇丹不屈服，那麼英國艦隊將攻占另一座奧斯曼帝國港口——事後披露，英國人打算占領的是士麥那。在接到這一威脅的當晚，蘇丹依然拒不屈服，並且大發雷霆，聲稱自己將很高興看到倫敦遭到毀滅。但是，等到英國艦隊真的準備起航時，土耳其人從岸上匆匆忙忙地派出了一艘小艇，艇上的一位官員瘋狂地揮舞著一張紙。蘇丹屈服了。 在確定希臘邊界的時候，耶爾德茲宮方面也出現了類似的拖延。由於希臘已經退出了戰爭，柏林會議推遲了確定希臘邊界的事宜。在這個問題上，阿卜杜勒·哈米德比較成功地利用了列強之間的矛盾。他先是拒絕割讓整個色薩利和伊庇魯斯給希臘，接著，在進一步的談判之後（同時希臘也開始動員軍隊），他達成了新的協議，同意割讓整個色薩利，但只割讓三分之一的伊庇魯斯，有穆斯林人口居住的地區得以保留。希臘也沒有能夠如願得到克里特島。 在面對距離他最近的歐洲鄰國——保加利亞時，蘇丹顯得不是那麼積極。在《柏林條約》簽署後，他曾經有過好幾次機會可以在不違反條約的基礎上出手干預保加利亞局勢，為帝國爭取利益。但是，他每一次都擺出一副消極、執拗的姿態，無所作為。在位於巴爾幹山脈以北、實行自治的北保加利亞大公國，「俄國解放者」最初似乎占據了支配地位。這個大公國的大公是巴騰貝格的亞歷山大（Alexander of Battenberg）。他由保加利亞國民大會選出，但後來解散了這個國民大會。一開始，俄國人在背後支持他，給他做靠山，想以沙皇的名義控制大公，管理他的人民。但是，作為一個德國人，亞歷山大十分蔑視俄國人，對俄國在這個大公國的支配地位感到十分不滿。他曾經抱怨說：「俄國的敗類都跑到我這兒來了，玷污了我的國家。」保加利亞人也對這些外國來的「監工」感到難以忍受。這些俄國人盛氣凌人，惹人厭惡。大公國的政府本應是一個自由政府，卻經常遭到俄國人的粗暴干預。在保加利亞人看來，他們似乎才出狼穴又入虎口，只不過是從土耳其人壓迫下的拉亞變成了俄國人眼中的劣等亞洲民族罷了。很快，保加利亞人就變得更願意支持來自巴騰貝格的「解放者亞歷山大」。他們在家裡掛起亞歷山大的畫像，民族主義的呼聲則逐漸響徹整個國家：「保加利亞是保加利亞人的保加利亞！」 隨著保加利亞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興起了一場主張合併南北兩個保加利亞國家的運動。根據《柏林條約》的規定，在巴爾幹山脈以南還有一個更富饒的東魯米利亞，這個自治的保加利亞國家仍然置身於蘇丹的保護之下。東魯米利亞頒布憲法之後，俄國軍隊就從這裡撤走了。隨後，阿卜杜勒·哈米德任命基督徒加夫里爾帕夏（Gavril Pasha）為東魯米利亞的總督。加夫里爾帕夏曾是混合法庭的主席，被土耳其人稱作「教員主席」。他剛一到達普羅夫迪夫（Philippopolis）[5]，就把頭上戴的奧斯曼帝國官方的菲斯帽換成了保加利亞式的黑氈帽。當地的民族主義分子容忍了他的統治，因為他們擔心一旦自己有所動作，蘇丹就會行使《柏林條約》賦予他的權利，調集軍隊開進東魯米利亞，進而擊敗他們所仰仗的保加利亞軍隊。 不過，他們還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合併。火上澆油的是，奧斯曼帝國還一直堅持主張自己有權否決東魯米利亞的立法。此外，蘇丹還頒布了一個帶有挑釁意味的命令，禁止使用保加利亞旗幟。民眾繼續在首府普羅夫迪夫升起保加利亞的旗幟，以示反抗。在「合併萬歲」的民族主義呼聲之中，保加利亞人的軍隊發動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也沒有遇到任何阻力。幾天之後，在起義領袖斯塔姆博洛夫（Stambulov）的堅持要求下，亞歷山大大公命令軍隊開進普羅夫迪夫，並自稱東魯米利亞的統治者。保加利亞的國民大會興高采烈地批准了兩個保加利亞的合併。與此同時，土耳其人派來的總督加夫里爾被慶祝合併的人群裹挾著穿過街巷，身上還掛著一把沒有入鞘的劍。隨後，他被送回了奧斯曼帝國境內，又戴回了他的菲斯帽。 這既是對奧斯曼帝國的冒犯，更是對《柏林條約》的公然踐踏。保加利亞人相信，一貫反對南北保加利亞合併的蘇丹一定會主張列強在《柏林條約》中賦予他的權利，派遣奧斯曼軍隊進犯。因此，保加利亞人開始了自衛的準備。但是，他們並沒有看到任何軍隊的影子。阿卜杜勒·哈米德宣稱，他擔心自己的軍隊紀律散漫，會重演保加利亞屠殺的慘劇，進而激怒歐洲列強。因此，他決定接受既成事實，任命亞歷山大大公為東魯米利亞的總督，任期五年。與此同時，兩個國家的國民大會從此之後也合併成一個，在索非亞召開會議。 在完成合併之後，保加利亞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國家，這讓它的鄰國塞爾維亞嫉恨不已。塞爾維亞國王米蘭一世（Milan I）[6]要求獲得領土補償，於是派軍隊從西方越過保加利亞邊界，發動了進攻。對於保加利亞人來說，這場戰爭來得不是時候。俄國人對亞歷山大的成功感到不滿，因而從保加利亞軍隊里撤走了所有俄國教官。不過，在亞歷山大大公的指揮和鼓舞下，保加利亞人飽含著民族主義熱情，頑強地擊退了作戰經驗更加豐富的塞爾維亞軍隊。只用了不到三天時間，保加利亞人就在通往索非亞的交通要衝斯利夫尼察（Slivnitsa）擊退了塞爾維亞人，將他們逐回塞爾維亞境內。接著，保加利亞軍隊開始沿著通向貝爾格勒的道路發動進攻。此時，塞爾維亞的保護國奧地利出面調停，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恢復了和平。如果保加利亞被塞爾維亞擊敗，它很可能就不得不接受奧匈帝國的這個保護國強加在它頭上的要求。但是，保加利亞國家用一場勝利完成了戰火的洗禮。 作為保加利亞名義上的宗主，阿卜杜勒·哈米德本來也有權在此時派軍進入保加利亞，但他又一次放棄了機會，因為國內的抗議和國防事務已經夠他忙的了。他的不作為可能看上去不太光彩，但是讓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感到很滿意。索爾斯伯里侯爵很樂於看到一個團結而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保加利亞出現在巴爾幹地區，因為這樣一個國家可以阻擋俄羅斯擴張的腳步，填補土耳其人留下的權力真空。在他派到奧斯曼帝國的大使看來，奧斯曼帝國的軍事力量正在「逐漸流失」，因而越發不願意用武力解決問題。 亞歷山大大公的大膽政變讓沙皇大為光火。為了報復，俄羅斯軍官在駐索非亞使館武官的支持下，密謀了一個反對亞歷山大大公的計劃。他們綁架了大公，迫使他簽署退位詔書，然後把他帶到了俄國境內。但是，在隨之而來的政治動盪之中，起義領袖斯塔姆博洛夫喚醒了保加利亞民眾的熱情，成功地讓俄國送回了亞歷山大大公。隨後，他還拘捕了那些密謀反對亞歷山大大公的陰謀家。然而，亞歷山大卻退縮了。他感到自己所處的地位十分危險，擔心自己一旦復位可能會遭遇暗殺或俄國的軍事占領。於是，他不顧保加利亞人的意見，重申了他的退位決定。他傳話給沙皇說：「既然是俄羅斯給了我大公的冠冕，我也願意把它歸還給俄國的君主。」接著，他任命了三名攝政者接替他執政，隨後離開了保加利亞，再也沒有回來。 隨後，在國民大會選出新的大公之前，保加利亞雖有以斯塔姆博洛夫為首的三名攝政者統治，但還是進入了一段混亂的權力真空期。俄國人派了一支艦隊到瓦爾納，想方設法恢復他們在保加利亞的影響力，竭力阻撓新大公的推選。儘管俄國人向奧斯曼帝國示好，但阿卜杜勒·哈米德依然堅持著他的不干預政策。與此同時，俄國人派了一位名叫考爾巴斯（Kaulbars）的傲慢自大的將軍到索非亞，給保加利亞人充當「顧問」。他給出的建議就是釋放那些羈押中的密謀者，並且推遲選舉。不過，就在他到處遊走、對著保加利亞人咆哮怒吼的過程中，那些不堪其擾的保加利亞農民喪失了對俄國人的所有好感，反而燃起了充滿敵意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保加利亞人宣布提前舉行選舉之後，考爾巴斯宣布俄國政府拒絕承認選舉的合法性。沙皇斷絕了與保加利亞的外交關係，召回了這位將軍和全部俄國領事。就這樣，在巴爾幹地區高漲的民族主義熱情的阻撓下，俄國人遭受了嚴重的挫折。 與此同時，歐洲列強很快意識到，即便沒有外國援助，保加利亞的臨時攝政也能管理好保加利亞。這主要得歸功於斯塔姆博洛夫，他實際上已經成了這個國家的獨裁者。對保加利亞和保加利亞人來說，他是國家實現統一和自由的英雄。同時，他富於遠見，了解他的人民，全身心地投入保加利亞人的事業之中。保加利亞即將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但是又缺乏政治方面的經驗。因此，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保加利亞需要一位深得民心、值得信賴和跟隨的領袖。斯塔姆博洛夫成功地在國內消除了俄國的威脅，在保加利亞人心中燃起了新的民族自豪感和熾熱的愛國主義精神。 現在，這個新生的國家還需要選出一位新的大公。1887年，國民大會選擇了科堡的斐迪南（Prince Ferdinand of Coburg）出任大公。俄國拒絕承認他的當選，但其他歐洲列強根據《柏林條約》默許了他的當選，因此他還是成功即位。就這樣，1887年的新選舉確認了斐迪南的大公地位。在巡視全國的過程中，他獲得了人民彬彬有禮的歡迎，而英雄般的斯塔姆博洛夫則得到了狂熱的擁戴。儘管俄羅斯和奧斯曼帝國不承認斐迪南的當選，但索爾斯伯里侯爵承認了這一結果，因為科堡家族的成員跟維多利亞女王還有親緣關係。斯塔姆博洛夫又作為首相為斐迪南服務了七年，堅持奉行對抗俄羅斯的政策。他贏得了英國的欣賞，被英國人稱為「保加利亞的俾斯麥」。 到了最後，阿卜杜勒·哈米德還是禁不住給了保加利亞隱秘的反手一擊：對進入奧斯曼帝國境內的保加利亞產品徵收進口關稅。但是，他已經讓人們看到，他不是那種在必要的時刻會為帝國的殘餘領土奮力一搏的戰士。在簽署了和平條約之後，哪怕是在風險和後果都能看得很清楚的情況下，他也儘量避免再度捲入戰爭，而是寧願放棄他對保加利亞最後的主權。在他的先祖開疆拓土的時代，東魯米利亞是他們在歐洲建立偉大帝國的第一塊基石，而阿卜杜勒·哈米德甚至都沒有嘗試把它當作保衛帝國的最後一道壕溝。現在，奧斯曼帝國這個歐洲病夫帶著相信宿命的情緒轉過頭去，不再關心歐洲的命運。 [1] 意為「星宮」。 [2] 穆哈蘭姆指伊斯蘭曆的每年第一個月。這一敕令頒布於伊斯蘭曆的一月，因而得名。 [3] 威廉·格萊斯頓為自由黨人，曾四度擔任英國首相，任期分別為：1868—1874年、1880—1885年、1886年、1892—1894年。 [4] 今名巴爾（Bar）。 [5] 東魯米利亞地區的首府。 [6] 塞爾維亞的統治者從1882年起就開始稱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