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三十五章
新任蘇丹精心安排了隆重慶賀憲法頒布的時機，以安撫在伊斯坦堡參加六大國[1]會談的歐洲國家代表。他頒布憲法之時，恰逢六大國會談第一次全體會議開始之際。這次會談由英國發起，目的是商討巴爾幹局勢，同時也是為了響應俄國有關保護基督徒的一項提議。俄國人認為，蘇丹應當採取一些具體的行政方面的變革，來為其在歐洲的基督徒子民提供更妥善的保護。
1876年，巴爾幹地區的騷亂升級。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在俄羅斯的煽動和唆使下，公開向奧斯曼帝國宣戰。土耳其人用了不到三個月時間就擊敗了塞爾維亞人。如果不是要求停戰的俄國人直接出面干預，土耳其人本來可以一舉拿下貝爾格勒。在德國的支持下，俄國沙皇和奧地利皇帝擬定了要求奧斯曼帝國政府實施改革的《柏林備忘錄》。與此同時，他們還不甚客氣地要求英國合作。
英國人同樣不甚客氣地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俄、奧、德這三個軍事強國事先並沒有徵求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的意見。在英國看來[用時任首相迪斯雷利（Disraeli）的話說]，這三國的提議「相當於讓我們准許他們把刀抵在土耳其的喉嚨上」。英國致力於保證奧斯曼帝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而這三國的提議最終可能會導致對奧斯曼帝國的聯合軍事占領。這兩個目標是相衝突的。英國派遣其地中海艦隊的一個分隊駛抵達達尼爾海峽入口處，以向奧斯曼帝國政府重申英國的支持態度。很顯然，俄國在準備發動戰爭。為了避免戰爭的爆發，英國人倡議召開了「君士坦丁堡會議」。
蘇丹在此時頒布憲法，讓俄國的參會代表失去了提出要求的根據。既然奧斯曼帝國已經提出了憲政改革的完整方案，那麼它就不再需要外國的干預和幫助。但是，鑒於以往的經驗，歐洲國家的代表對新憲法表示不屑，認為毫無信譽的奧斯曼帝國頒布憲法不過是司空見慣的弄虛作假、政治欺詐。以前，他們就曾這樣錯誤地指責坦志麥特改革中頒布的兩個法令，認為它們不過是奧斯曼帝國在危機時刻用以博取西方的好感和支持從而對抗俄羅斯威脅的工具。但是，既然憲法已經問世，歐洲國家就失去了達到它們各自目的的藉口。於是，1877年1月，在進行了一次磋商的嘗試之後，六大國會議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便宣告結束。很快，奧斯曼帝國政府與塞爾維亞在承認現狀的原則基礎上單獨簽署了和約。英國的與會代表索爾斯伯里侯爵（Lord Salisbury）認為戰爭已經不可避免，遂離開了伊斯坦堡。
實際上，索爾斯伯里侯爵試圖避免戰爭的任務十分艱巨。自從保加利亞屠殺事件之後，英國政府高層對奧斯曼帝國的看法就有很大的分歧；與此同時，格萊斯頓在發表了他的小冊子之後越發活躍地進行著反對奧斯曼帝國政府的活動，在英國各地的會議上發表強有力的演講。他在這些會議上譴責奧斯曼帝國糟糕的政府管理和對基督徒臣民的殘暴罪行，要求剝奪奧斯曼帝國在保加利亞的全部行政權，還廣泛煽動公眾對「讓人難以啟齒的土耳其人」的反感情緒。雷德克利夫勳爵斯特拉特福德也支持格萊斯頓的看法，認為英國應當把自己的保護範圍擴大到保加利亞以外，將巴爾幹地區所有受壓迫的奧斯曼帝國的臣民都涵蓋進去。
格萊斯頓，這位資深的自由黨政治家發起了一場運動,衝破了黨派政治的界限，在內閣里也引發了意見分歧。外交大臣德比勳爵強烈反對格萊斯頓一伙人所謂發動十字軍聖戰、將土耳其人逐出歐洲的說法，但他還是代表英國政府告知蘇丹，土耳其人的罪行引發了英國民眾的義憤，並要求懲辦兇手，撫恤受害者。英國的態度讓俄國大為滿意。俄國正在考慮對奧斯曼帝國開戰，而英國人的態度讓俄國人覺得英國不太可能出手干預。德比勳爵警告俄國政府說，一旦爆發戰爭，英國絕不會容忍俄國人威脅伊斯坦堡、博斯普魯斯海峽、埃及和蘇伊士運河。但他的這一表態相當於鼓勵俄國人開戰。在沙皇看來，德比勳爵的表態清楚地表明，如果俄國人在其他地區對奧斯曼帝國展開行動，英國就不會插手。沙皇還向英國大使表達了自己渴望和平的立場。實際上，英國內閣里的大多數成員都站在奧斯曼帝國的立場反對與俄羅斯開戰。
不過，英國首相迪斯雷利[不久後他獲封比肯斯菲爾德（Beaconsfield）伯爵、從而躋身上院]卻對俄羅斯抱有更激進的態度。他十分擔憂俄國的進一步擴張，他也從來不相信俄國人說的話。作為一名富有遠見的帝國主義者，迪斯雷利堅持認為必須像當年巴麥尊勳爵主張的那樣保障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完整和獨立，更何況當前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完整和獨立已經得到了《巴黎和約》的保證。在蘇伊士運河開通之後，大英帝國必須保證自己的交通線不會受到俄羅斯進一步擴張導致的側翼威脅。因此，英國在東方問題上更加需要堅持它的一貫態度，以維護大英帝國的威信。
對於保加利亞慘案，迪斯雷利一開始就抱著懷疑的態度。對於最早那些未經證實的報道，他在另外一家報紙上刊文，有理有據地質疑這些報道的誇大之處。在他看來，這些消息無異於「咖啡館裡的胡言亂語」，在更加宏大的東方問題面前，這些事情充其量不過是一些次要問題。領事館進行的調查顯示，實際的死亡人數只有最初報道的一半。但是，這些事件毫無疑問還是聳人聽聞的。不過，大英帝國真的有必要為此背棄和約，更改其傳統政策嗎？對英國來說，最重要的事情還是要保證奧斯曼帝國不受俄羅斯的入侵，正如克里米亞戰爭時那樣。
在迪斯雷利曾經的選區艾爾斯伯里（Aylesbury）進行的一次黨內演講中，他譴責格萊斯頓「毫無愛國之心」，認為其煽動行為既有害於英國的長遠利益，又會威脅到歐洲的和平局面。他在寫給布拉德福德夫人（Lady Bradford）的信中寫道，格萊斯頓「為了報復保加利亞發生的暴行，不惜讓全世界變成屠宰場」。在倫敦市長日（Lord Mayor’s Day）[2]那天，迪斯雷利在倫敦市政廳發表了一場有力的演說，支持奧斯曼帝國的獨立自主，反對來自俄羅斯的「訴諸武力的可怕提議」。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蘇丹沒把德比勳爵和索爾斯伯里侯爵較為正式的表態放在心上，反而將迪斯雷利充滿激情的演講內容當成了英國的官方態度。因此，他深信奧斯曼帝國一旦與俄羅斯開戰，一定可以得到英國的支持。於是，他決定拒絕接受六大國會談提出的任何解決方案。與此同時，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也毫不掩飾自己的敵意，在莫斯科發表了響徹歐洲的公開宣言。他宣稱，如果奧斯曼帝國不能做出讓俄羅斯滿意的承諾，那麼他就會堅決地採取單方面行動，他也堅信俄羅斯人將響應他的召喚。
為了獲取戰略優勢，爭取時間，沙皇又做了最後一次努力，試圖達成一個各大國都可以接受的折中方案。但是，奧斯曼帝國以其提議違背《巴黎和約》為由，拒絕接受他的方案。俄羅斯遂向奧斯曼帝國宣戰。與此同時，俄羅斯又與奧地利達成了一個秘密協議，劃分了兩國在巴爾幹地區的勢力範圍。為了換取奧地利的中立，俄羅斯允許奧地利在一定條件下占領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這樣一來，俄羅斯在進攻奧斯曼帝國時就可以不必擔心其側翼會受到來自西方的威脅。
阿卜杜勒·哈米德蘇丹很快就意識到，英國人並不會援助他。在英國，格萊斯頓和他的自由黨追隨者們主張加入俄羅斯一方，發起對奧斯曼帝國的「十字軍遠征」；而維多利亞女王則威脅說，「如果我的國家要去親吻阻撓自由和文明的野蠻人的腳」，她寧可放棄王位。面對意見不統一的內閣，比肯斯菲爾德伯爵只好在這兩種意見中間採取一個折中路線。他認為，英國政府應當表態反對俄羅斯的做法，但同時又不能像克里米亞戰爭時那樣出手干預，因為英國民眾已經不再同情土耳其人了。於是，他的內閣採納了一種警惕中立的政策。這樣一來，阿卜杜勒·哈米德蘇丹就只能在沒有盟友幫助的情況下獨自與俄羅斯作戰了。
1877年4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兩支俄國軍隊入侵了蘇丹的帝國。一支俄軍在歐洲渡過了普魯特河，另一支俄軍在亞洲從高加索出發，向卡爾斯、阿爾達漢（Ardahan）[3]和埃爾祖魯姆進軍。在阿卜杜勒·阿齊茲蘇丹添置了鐵甲船之後，土耳其人依然控制著黑海。因此，俄軍需要從陸地上入侵歐洲。俄軍入侵的關鍵點是羅馬尼亞——由瓦拉幾亞和摩爾達維亞這兩個大公國合併而成的一個自治的奧斯曼帝國附庸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議會批准了俄軍進入羅馬尼亞的行動。為了報復羅馬尼亞允許俄軍借道的行為，土耳其人炮擊了多瑙河上的一座羅馬尼亞要塞。於是，像塞爾維亞以前做過的那樣，羅馬尼亞向奧斯曼帝國宣戰，並且宣布獨立。在俄羅斯人接下來入侵保加利亞的行動中，羅馬尼亞的土地和軍隊為俄國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親自率軍進入了保加利亞，作為解放者受到了當地人的熱烈歡迎。隨著俄軍逐漸深入保加利亞境內，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亞的統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有保加利亞人參與其中的新的行政機構。最後，沙皇還是吩咐道：「遵從俄國人的指揮。」
俄軍從特爾諾沃（Tirnovo）的大本營出發。膽大的俄軍統帥指揮一支先頭部隊翻過巴爾幹山脈，進入了色雷斯平原。接著，他們又從那裡折回，直奔重要的希普卡山口（Shipka Pass）而去，在那裡擊敗了奧斯曼守軍。在保加利亞基督徒的支援下，俄軍繼而在馬里查河河谷對土耳其人發動了突襲，兵鋒威脅阿德里安堡，甚至在伊斯坦堡都引發了恐慌。
不過，土耳其近代戰爭史上並不鮮見的一幕又出現了：蘇丹遲緩地任命了兩名能幹的將領，實現了戰局的逆轉。從普魯士歸順而來曾任克里特島總督的穆罕默德·阿里成了奧斯曼軍隊在歐洲的統帥。他率軍擊敗了俄軍及其保加利亞盟友，使他們遭受重創並退回了巴爾幹山區。而在北方，參加過克里米亞戰爭的老將奧斯曼帕夏率領一支奧斯曼軍隊在多瑙河一帶擋住了俄軍主力，使其無法繼續向前推進。
奧斯曼帕夏將他的部隊嵌入了通往普列文鎮（Plevna）的道路前及該鎮的周邊地區。這個鎮子在尼科波利斯以南大約20英里（約32千米）的一個深邃的岩石峽谷中，四周都是葡萄園。在此之前，這裡只有自然屏障，並無任何人工工事。不過，奧斯曼帕夏在技藝嫻熟的工程人員的協助下，迅速組織修建起了一座堅固的軍事要塞。他們修建了帶有多面堡壘的土壘，挖掘出塹壕和炮位。就這樣，奧斯曼帕夏的部隊迅速在普列文鎮占據了進入保加利亞心臟地帶的戰略要地。
具有巨大兵力優勢的俄國人從7月份發動進攻伊始，就低估了他們的敵人，而且完全沒把圍城戰放在眼裡。結果，指揮有方、勇猛頑強的奧斯曼守軍讓他們大吃一驚。特別讓俄國人感到驚訝的是，奧斯曼軍隊已經配備了現代化的後裝式來復槍。這些當年阿卜杜勒·阿齊茲蘇丹從美國引進的步槍，火力要遠超俄國人自己配備的射速緩慢的前裝式火槍。因此，在普列文圍城戰的第一天結束時，俄國人就已經被擊敗了。
現在，奧斯曼帕夏獲得了六個星期的休整時間，得以增強防禦，修建更多的掩體。與此同時，俄國人前去尋求羅馬尼亞大公卡羅爾（Charles）[4]的軍隊支援。羅馬尼亞大公卡羅爾同意提供支援，條件是由他指揮聯合圍城作戰。俄羅斯—羅馬尼亞聯軍從三個方向發動進攻，志在必得。的確，在這場殘酷的圍城戰的最初兩天，俄羅斯和羅馬尼亞的旗幟曾經在土耳其人的防禦工事上空飄揚過。但是，土耳其人在第三天發動了瘋狂的反擊，迫使羅馬尼亞人撤軍，普列文上空的俄羅斯鷹徽也被新月旗取代。在第二次進攻失敗後，俄國人意識到他們不可能通過強攻奪取普列文。在俄國近衛軍一位技藝嫻熟的工程師的安排下，俄國人打算與羅馬尼亞人一道包圍要塞，用飢餓逼迫守軍投降。
奧斯曼帕夏兩次擊敗了兵力比自己多一倍的敵人，迫使俄國人不得不在冬季繼續進行這場艱苦的戰役。不過，奧斯曼帕夏十分務實，他寧願選擇在時機允許時率先撤出普列文。但是，報刊對他在普列文保衛戰中英勇表現的詳盡報道讓歐洲人充滿遐想，扭轉了時下歐洲人心目中土耳其人野蠻落後的印象。歐洲人把奧斯曼帕夏視作鬥牛犬一般勇猛的鬥士，歐洲公眾也開始轉而支持奧斯曼帝國一方。阿卜杜勒·哈米德蘇丹意識到奧斯曼帝國在西方的形象得到了修復，急於利用這一時機謀取政治上的利益。因此，他命令奧斯曼帕夏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堅守普列文。他許諾將派出一支大軍前去解除普列文之圍。於是，奧斯曼帕夏頑強地堅守陣地，同時從南方獲取補給，直到俄國人切斷了最後一條通路，徹底包圍了這座要塞。阿卜杜勒·哈米德派出的援軍姍姍來遲。事實證明，他們不過是一群臨時拼湊起來的烏合之眾，很快就被俄國人擊潰。
現在，在巴爾幹地區嚴冬的大雪中苦撐的守軍失去了獲救的希望。他們彈盡糧絕，士兵們開始靠吃貓、狗和老鼠度日，而俄軍軍官卻吃著魚子醬。奧斯曼帕夏明白，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率領守軍出其不意地從要塞里突圍。12月初的一天深夜，土耳其人靜悄悄地從要塞中出來，向西進發。他們在維特河（River Vit）上搭建了橋樑，隨後隊形齊整地向俄軍前哨發動了奇襲。在突破了第一道防線之後，他們又向俄軍的主防線發動了進攻。雙方展開了近距離的白刃戰，任何一方都不占上風。就在這時，一顆流彈擊斃了奧斯曼帕夏的坐騎，還傷到了他的腿部。人們開始傳言奧斯曼帕夏已死，使得軍中人心惶惶。作戰英勇但已經飢腸轆轆的士兵們以為長官已死，於是開始潰逃，任由俄軍占領要塞的防禦工事。
普列文鎮的上空升起了白旗，沙皇率領他的部隊開進了鎮子。奧斯曼帕夏簽署了投降書。他得到了俄國人的禮遇，但他的部隊淪為俘虜，上千人在長途跋涉中死在了雪中。重傷員被丟棄在了戰地醫院裡，被趕來的保加利亞人殘暴地屠戮。
隨著普列文鎮在1877年年底投降，在五個月的圍城戰中被擋住的幾十萬俄軍終於投入了戰場。一支俄軍翻越了巴爾幹山脈，前去奪取保加利亞中心城市索非亞；另一支俄軍在希普卡山口迫使一支奧斯曼大軍投降，攻進了阿德里安堡，兵鋒直接威脅伊斯坦堡。塞爾維亞又一次向奧斯曼帝國宣戰，並且占領了尼什。黑山人在黑塞哥維那攻城略地。斯拉夫人的軍隊在巴爾幹各地都取得了勝利。希臘人也威脅說要發動戰爭，還支持奧斯曼帝國境內希臘人居住的省份（包括克里特島在內）發動叛亂。在亞洲，俄國人從土耳其人手中奪取了卡爾斯要塞（這是這座要塞歷史上第三次被占領），同時還占領了阿爾達漢和埃爾祖魯姆，從而據有了亞美尼亞東部的大部分地區。
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cholas）率領俄軍從阿德里安堡出發，直奔伊斯坦堡而去。此時，已經沒有像樣的奧斯曼軍隊能夠阻擋這支俄軍了。這在伊斯坦堡引發了恐慌，也讓倫敦方面憂心不已。土耳其人試圖援引1871年條約[5]的條款，要求歐洲列強出面干預。由於英國拒絕援助奧斯曼帝國，奧斯曼帝國政府對英國尤為怨恨。奧斯曼宮廷掌控的一家報紙在漫畫裡將英國人畫成了「一群懦夫」。
與之前一樣，英國內閣里仍然分成了主和派和主戰派，而比肯斯菲爾德伯爵則決心不惜一切代價阻止俄國人占領伊斯坦堡。在俄軍即將到達之處，男人、女人和小孩頂著風雪逃難，疾病、凍傷和飢餓折磨著他們。幾十萬難民從西邊逃進了伊斯坦堡，光是阿亞索菲亞清真寺里就湧進了5 000名難民。「索弗塔斯」（神學學生）開始鬧事，蘇丹則請求英國大使在必要時給他庇護。阿卜杜勒·哈米德親自給維多利亞女王發電報，請求她出面調停。蘇丹的請求被轉達給了沙皇，但沙皇在回復時避而不答，反而把蘇丹停戰的請求轉交給了前線的將領。
在前線的尼古拉大公表示，除非土耳其人先接受他的條件，否則免談停火一事。而他開出的條件，無異於讓奧斯曼帝國任由其擺布。與此同時，他又繼續進軍，一直前進到馬爾馬拉海邊的聖斯特凡諾村（San Stefano）[6]。此地距離伊斯坦堡的城牆只有區區10英里（約16千米）之遙。為了擋住俄國人，比肯斯菲爾德伯爵終於不顧內閣大臣的反對，命令英國艦隊中的五艘戰艦開赴馬爾馬拉海。這些戰艦打著保護英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旗號，停靠在了王子群島（Princes Islands）[7]的背風處，其位置已經在俄國人的射程之內。
到了這個時候，俄國人和土耳其人終於達成了停火協議。在比肯斯菲爾德伯爵看來，這個停火協議簡直是一出「滑稽戲」，因為尼古拉大公選擇繼續進軍，到了距離伊斯坦堡很近的地方。倫敦股票交易所幾乎為此陷入恐慌。這樣一來，比肯斯菲爾德伯爵在議會獲得支持就容易得多了。議會批准了600萬英鎊的預算，讓女王的軍隊進入戰備狀態，同時海軍也進行了部署，以便做好在必要時於加里波利進行登陸作戰的準備。
英國公眾普遍感到十分興奮，充滿愛國熱情的人群湧入了議會廣場，向首相歡呼。俄國人造成了新的威脅，英國則做出了應對，善變的英國公眾此時又開始同情土耳其人一方，仿佛又回到了克里米亞戰爭的時候。在倫敦的音樂廳里，這樣一首歌曲詮釋了新的帝國精神：
我們不想打仗喲：
可老天喲，如果我們非得打，
我們有人，我們有船，
我們還有錢呢喲。[8]
英國人咄咄逼人的民族主義熱情收穫了令人滿意的結果。在英國人的威脅下，俄國人沒有進入伊斯坦堡。沙皇發電報給蘇丹，保證自己沒有占領伊斯坦堡的意願。長久以來，俄國一直以「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統治者的合法繼承人」自居，夢想在「君士坦丁堡」逼迫土耳其人和談。結果，俄國人還是未能實現他們的心愿。為此，他們十分怨恨英國，尤其怨恨狡猾的英國大使亨利·萊亞德爵士（Sir Henry Layard），甚至把他稱作「大騙子」先生（Mr. Lie-Hard）。
1878年3月3日，俄土雙方在聖斯特凡諾簽署了和約。和約的條款一開始沒有披露給歐洲列強，因為俄羅斯打算肢解掉奧斯曼帝國在歐洲部分的領土。俄羅斯的方案只考慮了斯拉夫民族的利益，而損害了其他人群——不管是基督徒還是穆斯林——的利益。根據俄羅斯的方案，巴爾幹地區將出現兩個由斯拉夫人主導的大國，它們都將獲得完全獨立的地位，無須向蘇丹支付任何貢賦。一個是黑山，它的領土將擴大兩倍，人口將增加一倍；另一個是塞爾維亞，它也將獲得更多的領土，幾乎擴大了一圈。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依然屬於蘇丹，但都將成立自治政府。羅馬尼亞的獨立地位也將獲得確認。儘管羅馬尼亞在戰爭中忠實地援助了俄羅斯，但是作為一個拉丁人的國家，羅馬尼亞沒有得到體面的回報——它失去了比薩拉比亞，還在與俄羅斯的領土交換中吃了虧。
得到好處最多的是羅馬尼亞的斯拉夫鄰邦保加利亞，它幾乎恢復了中世紀時保加利亞帝國的領土。保加利亞占據了多瑙河以南、從黑海到愛琴海之間的大片土地，還掌控了這兩個海岸上的港口。此外，保加利亞還獲得了希臘人主張的領土——色雷斯和馬其頓，其版圖還向西擴展到了阿爾巴尼亞。新興的保加利亞名義上還要承認蘇丹的宗主地位，但實際上已經是一個自治的國家。保加利亞大公由俄羅斯選出，國家由俄國化的政府統治，整個國家實際上成了俄國在巴爾幹心臟地帶的一塊飛地，還可以作為俄國日後向東進攻伊斯坦堡的橋頭堡。這樣一來，奧斯曼帝國在歐洲的剩餘領土就被分隔成了兩個互不相連的部分，而且兩座主要城市之間隔著保加利亞的領土。[9]
在整個歐洲和巴爾幹人看來，《聖斯特凡諾和約》絲毫沒有顧及民族原則、歷史訴求和宗教差異等因素，同時還踐踏了各個非斯拉夫民族日益高漲的民族感情。正如比肯斯菲爾德伯爵所說的那樣：「奧斯曼帝國蘇丹成了俄國的臣屬……在這種安排之下，原本被歐洲各國置於奧斯曼帝國政府管理下的土地和資源就完全落入了俄國手中。我們反對這種安排。」
從一開始，比肯斯菲爾德伯爵就要求俄羅斯必須把它與奧斯曼帝國簽訂的和約條款交給歐洲各國仲裁。由於歐洲列強簽署了1856年和1871年的和約，要修改和約中涉及的條款，就必須經由它們的許可。俄國原則上同意召開一次會議來磋商和約條款，但它要求應當由俄國來決定具體商討和約中的哪些條款。英國政府則堅持認為，整個和約都應當交付商討。俄國拒絕了英國的要求。於是，比肯斯菲爾德伯爵決心訴諸武力，他動員了預備役部隊，還命令一支印度軍隊經由蘇伊士運河前往馬耳他。
在英國展示武力的同時，最早提出召開會議進行協商的奧匈帝國也為了保衛自己在巴爾幹地區的領土利益而下達了動員令。此外，英國還對羅馬尼亞人和希臘人表示支持，贊同他們也派出代表參加會議。英國政府對希臘人表示，英國將「竭盡所能，避免任何希臘人被併入斯拉夫國家」。巴爾幹地區的穆斯林也希望維多利亞女王為他們伸張正義，因為維多利亞女王本人也擁有1億穆斯林臣民。阿爾巴尼亞人組成了一個聯盟，宣布將「誓死抵抗」任何入侵行動。在這種形勢下，沙皇改變了態度。在不久之後披露的一份英俄秘密協議中，俄國駐倫敦大使修改了原本的「大保加利亞」方案。這就為歐洲各國召開會議進行協商鋪平了道路。1878年夏，在俾斯麥的主持下，歐洲各國代表在柏林舉行了會議。
六大國[10]在一個月內就簽署了《柏林條約》。《柏林條約》的簽署實際上廢除了《聖斯特凡諾和約》。俄國人放棄了「大保加利亞」計劃，保加利亞被分成了兩部分。北方的那一部分以多瑙河、黑海（包括瓦爾納港）和巴爾幹山脈為界，與塞爾維亞和馬其頓接壤，但不再擁有愛琴海沿岸的領土。這一部分在名義上依然奉蘇丹為宗主，但擁有政治自主權，由保加利亞大公統治。保加利亞大公的人選不能來自任何重要國家的王室，也不能由俄羅斯單方面指定，而是需要得到奧斯曼帝國及列強的一致同意。另一部分保加利亞位於巴爾幹山脈以南，將被命名為東魯米利亞。這一地區將作為一個自治省成為奧斯曼帝國在歐洲的邊疆省份，「蘇丹擁有該省份的直接軍政大權」。
俄國人一開始就拒絕接受這一方案，但最終還是屈服於毫不讓步的比肯斯菲爾德伯爵。用俾斯麥的話說：「土耳其再度出現在了歐洲的版圖上」。東魯米利亞的組建事宜由歐洲列強組成的一個委員會負責。俄國在巴爾幹地區東部的擴張就這樣遭到了遏制。而在巴爾幹地區西部，俄國的擴張同樣遇到了阻力。根據戰前俄奧兩國簽署的秘密協議，為了讓奧地利在戰爭中保持中立，俄國允許奧匈帝國占領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並在那裡建立統治。在這兩個偏遠的省份並沒有太多土耳其人居住，而是雜居著穆斯林和斯拉夫人等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在與會的歐洲列強看來，這樣一個地區最好由強有力的外部勢力控制。奧匈帝國就是一個上佳的選擇，因為其領土內本來就已經有了克羅埃西亞人和塞爾維亞人。而且，這種權宜安排還可以避免在巴爾幹地區出現強大的斯拉夫國家集團。《聖斯特凡諾和約》中許諾給黑山的一部分土地，現在被轉交給了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因此，原本會增加兩倍的黑山領土現在僅僅增加了一倍；此外，塞爾維亞原本會從土耳其那裡獲得一部分領土作為補償，現在它獲取的領土卻來自保加利亞。在黑山和塞爾維亞這兩個斯拉夫國家中間出現了一個緩衝地帶——屬於奧斯曼帝國的諾維帕扎（Novibazar）桑賈克。奧匈帝國在這一地區擁有一些特權，可以經由此地前往阿爾巴尼亞和馬其頓。
像《聖斯特凡諾和約》一樣，《柏林條約》中受害最深的還是羅馬尼亞。在這次會議上，羅馬尼亞又遭到了俄羅斯不公正的對待。俄羅斯決心將整個普魯特河沿岸都變成自己的領土。於是，以承認羅馬尼亞獨立為條件，俄羅斯還是成功地要走了比薩拉比亞南部地區。這一地區位於多瑙河以北，無論是從歷史角度看還是從人種角度看，都應該屬於羅馬尼亞。作為交換，俄羅斯把原本屬於保加利亞的多布羅加補償給了羅馬尼亞。[11]這個地區位於多瑙河以南，主要居民是保加利亞人和土耳其人。
希臘也終於在《柏林條約》中得到了甜頭。希臘的領土並沒有明顯增加，但是在英國的努力下，希臘從土耳其的伊庇魯斯和色薩利行省獲得了一些領土。與此同時，儘管馬其頓行省留給了土耳其，但它至少沒有落到保加利亞人的手裡。希臘希望可以得到克里特島，但該島仍然留在了土耳其人手中，這讓島上的基督徒居民大為不滿。仍然留在奧斯曼帝國內的歐洲地區——馬其頓、色雷斯、阿爾巴尼亞和伊庇魯斯大部——並沒有得到什麼新的政治安排。這些地區的基督徒居民和克里特島上的基督徒居民一樣，只能接受所謂的特別代表委員會制度。這個制度在十年之前就已經問世，但到這時為止依然是一紙空文，而且看起來很可能會一直這樣下去。
《柏林條約》的最終簽署避免了一場大戰的爆發。因此，比肯斯菲爾德伯爵稱讚其帶來了「光榮的和平」。為了這一和平局面同樣付出巨大努力的還有俾斯麥。他成功地在巴爾幹地區西部增強了奧匈帝國的實力，打擊了俄羅斯。這符合德國的利益。此時的土耳其人已經無力控制巴爾幹地區西部，而奧地利人有可能更好地管理這一基督徒和穆斯林雜居的地區。至少，歐洲列強在柏林會議上為巴爾幹地區做出了一個安排。儘管這個脆弱的安排經常遭到違反，但它還是在一代人的時間裡維繫了該地區的和平。歐洲列強在最後關頭挽救了奧斯曼帝國在歐洲的領土，讓日益衰弱的奧斯曼帝國又獲得了最後的苟延殘喘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儘管列強過去縱容了俄國吞併巴爾幹大部分地區的野心，但此時它們終於對俄國加以遏制。在此之後，俄國在巴爾幹地區依然擁有強大的影響力，但不能占據這一地區。
俄國的帝國主義訴求逐漸式微，而巴爾幹民族主義將在這一地區崛起。隨著塞爾維亞人和希臘人接連不斷的反抗活動，巴爾幹地區在19世紀早些時候出現了民族意識的覺醒。在西歐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精神的影響下，巴爾幹地區依然作為少數民族生活在大國內部的各個民族也開始了爭取自由的鬥爭。在「巴爾幹屬於巴爾幹民族」這一原則的指引下，《柏林條約》確認了一系列獨立的巴爾幹國家的地位，使它們可以像日漸衰弱的奧斯曼帝國的各個行省一樣，成為阻擋俄國帝國主義的屏障。在這些「米利特」獲得解放、成為國家之後，它們不會願意再度臣服於另一個帝國霸權。
比肯斯菲爾德伯爵希望新生的保加利亞可以成為奧斯曼帝國阻擋俄羅斯的屏障，而不是俄羅斯對付奧斯曼帝國的堡壘。就像俾斯麥後來評價的那樣：「在從土耳其人手中爭取解放時，這些民族很樂於接受俄羅斯的幫助；但是，在獲得自由之後，他們並不情願再讓沙皇扮演蘇丹曾經扮演過的角色。」因此，在最後的這次俄土戰爭結束後，試圖解決東方問題的柏林會議為東歐設計了與以往的戰後安排在本質上截然不同的政治藍圖。
在亞洲，按照《聖斯特凡諾和約》的安排，俄國人將把埃爾祖魯姆歸還給土耳其人，但是會占據卡爾斯、阿爾達漢、巴耶濟德和巴統（Batum）[12]。這樣一來，奧斯曼帝國在亞洲的邊界就會西移，以埃爾祖魯姆和黑海之濱的特拉布宗之間的山脈為界。而現在，在比肯斯菲爾德伯爵的努力之下，土耳其人收回了巴耶濟德，使其在通往波斯的道路上獲得了更靠近東方的重要防禦據點。另外，儘管俄國人「占領」了巴統，但是沙皇承諾將賦予這座港口商業自由港的地位，不設軍事要塞。為了換取俄國人在這方面的讓步，英國同意恢復戰前對達達尼爾海峽的安排。土耳其人承諾，在收回亞美尼亞東部的土地之後，他們將按照亞美尼亞居民的要求實施改革，還會保證他們的安全，使他們免受切爾克斯人和庫爾德人的威脅。
英國還履行了一項特別的職責。在召開會議之前，英國擔心俄國不肯吐出這些已征服領土。於是，與跟俄國大使簽署的在歐洲分割保加利亞的秘密協議相類似，英國也與奧斯曼帝國簽署了一項有關亞洲領土的秘密協議。為了讓英國能夠幫助蘇丹保衛其在亞洲的剩餘領土不受俄國侵犯，賽普勒斯島被交給英國管理。作為回報，賽普勒斯島的財政盈餘要作為歲貢上交蘇丹。與此同時，蘇丹還許諾將在英國的幫助下推行改革。
這個秘密協議直到柏林會議時才第一次被披露出來。就這樣，賽普勒斯成了另一個直布羅陀，英國人將在這裡協助土耳其人，避免俄國人染指東地中海。賽普勒斯將成為一個基地，不僅可以用來保衛奧斯曼帝國在亞洲的陸疆，還可以用於保障英國與印度之間的交通。通過占領賽普勒斯，英國可以在東方恢復自己的威望，同時也算是補償了它對俄國的種種讓步。於是，奧斯曼帝國在東方和西方就各有了一個防範俄國帝國主義企圖的哨兵——大英帝國和奧匈帝國。
與此同時，在奧斯曼帝國的心臟伊斯坦堡，歐洲列強對新憲法前景的懷疑得到了充分印證——儘管其理由未必完全合理。儘管歐洲列強對土耳其人頒布新憲法的動機充滿了懷疑，但米德哈特帕夏和逐漸成熟的憲政改革派人士其實是充滿了誠意的。倘若穆拉德五世的精神狀況足以勝任蘇丹之職位，那麼年輕時就心向改革的他，或許可以成為一位推動憲政改革的合格君主。
但是，他的弟弟阿卜杜勒·哈米德卻有別的打算。阿卜杜勒·哈米德對專制制度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接受新憲法，純粹是為了投機。而且，他在修改憲法草案時已經表明，比起保障人民的權利，他更關心對君上大權的保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在1876年「君士坦丁堡會議」上還把憲法舉出來裝點門面，以避免奧斯曼帝國被列強瓜分。會議剛一結束，他就獨斷專行地解除了米德哈特帕夏的大維齊爾職務，全然不顧他作為新憲法啟迪者和規劃者的身份。蘇丹擔心民眾會遊行示威支持米德哈特帕夏。於是，他立刻把米德哈特帕夏傳喚到皇家遊艇上，隨即將他驅逐到了義大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蘇丹的這一行徑是符合憲法規定的。在憲法即將定稿之際，蘇丹不顧眾人的強烈反對，堅持加上了這樣一條：蘇丹有權「根據警察機關的可靠信息，將危害國家安全之人驅逐出帝國版圖」。三年之後，米德哈特帕夏回到奧斯曼帝國，經審判被判處死刑。[13]後來，死刑被減刑為終身監禁。米德哈特帕夏在阿拉伯地區的一座要塞里服刑，直到1884年被害。
這就為坦志麥特改革憲章中推崇的個人自由敲響了喪鐘。按照這位獨斷的年輕蘇丹的設想，在未來的奧斯曼帝國里，決不允許有米德哈特這樣既有自己的堅定主張又獲得普遍支持的政治家存在。米德哈特帕夏採取行動時獨斷專行，還堅持自己的原則，這種人的存在對蘇丹的特權構成了威脅，還會削弱蘇丹的絕對權威。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看來，國家要對蘇丹負責，而不是蘇丹要對國家負責。只有他，作為國家唯一的主人，可以為國家頒布憲法；也只有他有權對國家機器發號施令。
與此同時，為了繼續維持憲法的門面，阿卜杜勒·哈米德下令舉行了伊斯蘭國家歷史上的第一次大選。1877年3月，第一屆奧斯曼帝國議會召開了會議。議會分為參議院和眾議院兩部分，參議院由25名經提名的官員組成，眾議院則由120名民選議員組成。議會的選舉受到了官方壓力的影響，其選舉過程也明顯不符合憲法規定。不過，議會還是像米德哈特設想的那樣，其成員包括了基督徒、猶太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各個族群都有了代表——儘管這種代表未必與他們的人口總量成比例。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看來，他的議會不過是一個傀儡機構，其作用只是給他想要採取的政策披上合法有效、民眾贊同的外衣。
不過，奧斯曼帝國議會還是很快發展出了自己的特色。有史以來第一次，來自奧斯曼帝國各個角落的省份、形形色色的代表們，得以有機會交流思想和經驗，發現共同面對的問題和令人不滿的現象。在議會裡，議員們從來不會批判蘇丹本人，但經常會發言抨擊蘇丹的各部大臣們和其他帕夏，指控他們的腐敗行徑和其他違法亂紀行為。這讓人們前所未有地清楚看到，整個國家急需對政府進行徹底的改革。在眾議院的議員里有一些新派知識分子，他們長於思索，擁有獨立的思想。如果在位的是一位擁有改革思想的蘇丹，這些知識分子提供的批判性思考可以為他提供寶貴的建議，幫助他制訂出具有建設性的內部改革方案。儘管眾議院議員們可能還缺乏經驗，但他們至少擁有實踐憲法的意願。他們對帕夏們的管理充滿敵意，甚至要求一些大臣出席眾議院會議來回應一些具體的指控。
由於議會不聽話，蘇丹在三個月之後將其解散。六個月後，也就是1877年12月13日，他又一次召開了議會。由於國家處於對俄作戰的緊急狀態，議會變得更容易操縱了。在議會開幕的講話中，蘇丹要求「國家的代表們團結一致，發揚愛國精神，與我一道共同保衛我們的合法權利……願真主眷佑我們」。接著，由於歐洲國家對奧斯曼帝國置之不理（至少奧斯曼帝國眾議院得到的說法是這樣的），奧斯曼帝國政府和俄國於1878年1月31日達成了停火協議。這時，充滿敵意的眾議員們又開始說話了。這一次，他們點出了三位大臣的名號，對每個人都提出了具體的指控，並且要求他們出席眾議院會議接受質詢。這回，蘇丹宣布議會無限期休會。在接下來的30年里，議會再也沒有召開過會議。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阿卜杜勒·哈米德在一個由參議員和眾議員組成的委員會面前，比較了他的祖父改革者馬哈茂德蘇丹和他的父親、任用自由派政府被動推行改革的阿卜杜勒·邁吉德蘇丹。「我現在明白了，」他宣稱，「真主授命我去保護人民，而人只有憑藉強力才能被改變。」後來，他又對一位歐洲記者辯稱，自己並不反對改革，「但是，賦予一個人過度的自由，以至於超出他習慣的程度，這樣做跟缺少自由一樣危險」。
從此之後，蘇丹的個人統治取代了稚嫩的憲政。坦志麥特改革的開明時代的最後傳人——青年奧斯曼黨人或遭流放，或遭迫害，很快消亡了。正如同樣遭到流放的納米克·凱末爾所說的那樣，面對奧斯曼帝國國內的「密探大軍」，流亡海外的改革人士「變成了革命者，組成了一支流亡者大軍」。他的朋友齊亞帕夏心生幻滅，這樣寫道：
憂傷總等待著帝國的忠誠兒女，
此民此國卻擁抱最純粹的瘋狂。
[1] 這六大國是英國、法國、俄國、德國、義大利、奧匈帝國。
[2] 倫敦市長日是當時定在11月9日的一個節日。
[3] 阿爾達漢位於今土耳其東北部。
[4] 卡羅爾本名卡爾（Karl），出身於德意志貴族霍亨索倫—西格瑪林根家族。1866年，在法皇拿破崙三世的推薦下，他來到布加勒斯特，成為羅馬尼亞大公，其名字也改用羅馬尼亞化的卡羅爾（Carol）；Charles是英文的用法。
[5] 1871年，英國、奧斯曼帝國、俄國、奧匈帝國、德國和義大利在倫敦簽署條約，複議1856年《巴黎和約》中規定的對多瑙河下游的多國託管，將託管的期限從1871年再延期12年。
[6] 今稱耶西勒廓伊（Yeşilköy）。聖斯特凡諾一名源自一個傳說。據說，13世紀, 在君士坦丁堡遭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洗劫之後，一艘載著聖司提反的遺骨的船隻從君士坦丁堡出發，打算將其運往羅馬，卻在此地遭遇了風暴。為了躲避風暴，人們將聖司提反的遺骨放在了這裡的一座教堂里，此地因而得名。
[7] 位於伊斯坦堡附近的馬爾馬拉海中。
[8] 歌詞原文：We don』t want to fight:
But, by jingo, if we do,
We』ve got the men, we』ve got the ships,
And we』ve got the money too.
其中的「by jingo」是「by jesus」（以耶穌之名）的隱晦說法。這首歌的流行創造了一個新詞彙：jingoism，指不惜訴諸激進的外交政策的民族主義。
[9] 在《聖斯特凡諾和約》中被隔開的領土主要是阿爾巴尼亞。條約中它東邊是保加利亞，東南邊是希臘，與更東邊的奧斯曼帝國領土隔開。同時，按和約內容，保加利亞延伸出來的一片領土截斷了阿德里安堡和伊斯坦堡之間的直接道路。這一方案稍後被廢除。
[10] 六大國和伊斯坦堡會議時一樣，為英國、法國、俄國、德國、義大利、奧匈帝國。
[11] 實際上多布羅加南北兩部分分屬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根據《柏林條約》，羅馬尼亞在多布羅加的勢力範圍得以南進，留在保加利亞手中的部分則相應縮小。
[12] 該城在今喬治亞西南部，位於黑海東岸。
[13] 米德哈特帕夏回國後在敘利亞做了三年總督。1881年因捲入暗殺蘇丹的陰謀（疑遭誣陷）而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