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三十四章
在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之後、《巴黎和約》簽署之前，斯特拉特福德勳爵一直在幫助奧斯曼帝國政府起草一份新的改革憲章。1856年年初，奧斯曼帝國頒布了《哈蒂—胡馬雍詔書》（Hatti-Humayun），公布了新的改革憲章。奧斯曼帝國之所以頒布這一詔書，是為了向在巴黎參加和約談判的各國展示奧斯曼帝國的善意，讓奧斯曼帝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獲得西方世界的尊重。這一詔書重申了坦志麥特改革的原則，並對其覆蓋範圍加以擴展，進一步完善了這份19世紀的「土耳其大憲章」。
改革憲章前所未有地明確闡述道，奧斯曼帝國全體臣民不論宗教信仰、種族和語言，均在稅收、教育、司法、財產所有權、擔任公職、參選職位等方面，享有自由和平等的地位，「帝國不因階層或宗教信條歧視任何人群，平等地鼓勵民眾爭當優秀公民」。此外，改革憲章還構想了改革國家財政和貨幣體系的具體舉措，以及鼓勵貿易、農業和興建道路與運河等種種積極措施。在促成這一改革憲章的過程中，斯特拉特福德厥功至偉。
但是，樂觀情緒未能持續太久，奇蹟也沒能發生。改革憲章確實被寫進了《巴黎和約》之中，這意味著和約承認了「蘇丹對其帝國內基督徒子民的寬宏大量」。但是，歐洲各大國拒絕幫助奧斯曼帝國切實推進改革，從而讓這種承認變得毫無意義。歐洲各大國表示，它們無權「集體或單獨干預蘇丹與其子民之間的關係，或插手帝國的內部行政事務」。
這一變故被普遍認為是法國對英國的背叛，因為法國一心要不惜一切代價尋求和平，安撫俄羅斯。斯特拉特福德十分務實地意識到，這對奧斯曼帝國的改革事業來說可能是致命的一擊。在失去了來自國外的壓力之後（無論是英國的壓力、法國的壓力，還是各大國的聯合施壓），自行其是的奧斯曼帝國政府將會「回歸它原本的慵懶，改革法令將淪為……毫無意義的一紙空文，只不過記載了一些合理的原則而已」。
正因如此，斯特拉特福德才會這樣評價《巴黎和約》：「我寧願砍掉我的右手，也不願意在和約上簽字。」盟國之間從談判伊始就充滿了矛盾。在斯特拉特福德看來，隨著法國人的威望日漸提升，並且在奧斯曼帝國政府中恢復了其影響力，他自己在奧斯曼帝國的整個外交生涯中為之努力的那些目標可能會遭遇阻力。
不過，儘管他本人十分灰心喪氣，但我們還是可以說，斯特拉特福德拉近了原本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東方與西方之間的關係，他所取得的這一點成就是19世紀上半葉的人們難以想像的。斯特拉特福德勳爵的使命即將結束。在此之前，他主持了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甚至有些諷刺意義的典禮。他代表他的君主維多利亞女王，向阿卜杜勒·邁吉德授予了嘉德騎士勳章。作為一位伊斯蘭世界的君主，阿卜杜勒·邁吉德在把藍色的聖喬治緞帶系在脖子上的那一刻，名義上等於宣誓要追隨這位基督的烈士和戰士的腳步。1858年10月，偉大的埃爾奇最後一次向土耳其作別。接替他出任大使的是與他觀點迥異的亨利·布爾沃爵士（Sir Henry Bulwer）。在斯特拉特福德看來，「他一定會去追求與自己截然相反的事物，拋棄自己贏得過的一切」。
事實證明，後來最讓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者感到憂心忡忡、對帝國與西方世界關係影響也最大的並不是帝國內部的改革問題，而是債務問題。奧斯曼帝國的改革家們從來都不擅長理財，這個國家也因而緩慢且難以避免地滑向了破產的邊緣。帝國的進口額一直高於出口額，而且長期無法開發出效益豐厚的內部資源。帝國的國庫實際上已經空空如也，應付給軍隊的軍餉一直在拖欠，生活成本在攀升。陷入貧困的人們對改革者和外國人的敵意越發濃厚。為了支付克里米亞戰爭的開銷，奧斯曼帝國政府向它的英國和法國盟友借了一大筆錢。而在戰爭結束20年之後，對國民經濟缺乏妥善管理的奧斯曼帝國已經依賴於從歐洲借款度日，欠款數額已達數億英鎊之巨。為了償還貸款，奧斯曼帝國只好發行越來越多的債券。參與其中的金融家收取了高額的佣金，經手的帕夏還會收取賄賂。這一切讓整個國家負債纍纍。
1861年，38歲的阿卜杜勒·邁吉德蘇丹駕崩。他是一位溫和而仁慈的統治者，獲得了西方世界的同情，擁有自由主義的思想，但是缺乏必要的決心和能量去實踐他的理想。他生性懶散，自我放縱，花費無度。他自我標榜為改革人士，卻既不能讓他的穆斯林子民滿意，也無法讓他的基督徒臣民滿意，無法維護帝國內部的統一。其父開啟的坦志麥特改革中有待完成的進步舉措，他大部分都未能完成。
接替阿卜杜勒·邁吉德的是他的弟弟阿卜杜勒·阿齊茲（Abdul Aziz）。儘管兄弟二人私人關係尚可，但阿卜杜勒·阿齊茲在政治上與反對改革的勢力關係甚密。阿卜杜勒·阿齊茲是一位英俊瀟灑、活力十足的蘇丹，體格健壯卻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性格反覆無常，脾氣十分暴躁。即位之初，他宣稱將要像兩位前任蘇丹一樣推行改革。他採取措施控制宮廷的開銷，動用國家資源時十分節約。但他很快就改變了自己的做法。在皇宮裡，他先是花錢打發了亡兄多到數不清的姬妾，隨後為自己打造了規模龐大的後宮，單單在宮中服務的宦官就多達3 000人，鋪張奢靡的程度超過了其兄長。在政策方面，他對所有的改革方案都加以阻撓，讓反動勢力心滿意足。而出於對《巴黎和約》的尊重，列強一開始也儘量不對奧斯曼帝國單獨施加任何壓力。1867年，各國終於聯合採取了行動。在英國和奧地利的支持下，法國政府向奧斯曼帝國遞交了一份照會，要求它採取更加積極的改革政策。儘管蘇丹強烈反對列強的這一要求，但他手下兩位思想進步的大臣十分歡迎外國的態度。在接下來的三年里，阿里帕夏和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重組了最高司法會議，還在司法和教育領域推動了革新。
但現在，一場截然不同的改革運動開始了。這場運動的源頭不是統治者，而是被統治者；它不僅強調社會變革，更強調體制變革。19世紀初的時候，改革者馬哈茂德是一位家長作風的蘇丹，用開明專制的方式保護並造福於他的子民。從一開始，他就意識到了這樣一個充滿矛盾的事實：要想實現自由開明的目標，就必須逐步消除近幾個世紀以來侵蝕蘇丹絕對君權的因素。因此，他比奧斯曼帝國的先代蘇丹更加專制。通過負責任地使用手中的專制權力，這位意志堅定的蘇丹強制推行他的開明政策，開啟了改革進步的進程。馬哈茂德二世決心用積極的態度去化解西方化的社會與固有的伊斯蘭社會傳統之間的矛盾。
但是，如果要想繼續推進馬哈茂德二世的工作，就需要一個與他一樣意志堅定的繼承者。儘管阿卜杜勒·邁吉德對開明和進步充滿嚮往，但他並非這樣一個繼承者。他的父親在消滅了除君主之外的其他權威的同時，也留下了一個權力真空，而只有像他本人那樣能力出眾的君主，才可能填補那樣的權力真空。隨著坦志麥特改革的逐漸成形，它在職能結構方面的缺失就日益凸顯。坦志麥特改革致力於保障蘇丹子民的權利和利益，但找不到像曾經的烏理瑪和各種各樣的地方權力機構那樣能夠在中間層面上充當負責任的政府機構的組織。儘管坦志麥特改革擁有一套磋商機制，還經常有一些好高騖遠的長遠許諾，但改革的推行完全仰仗於蘇丹法令的權威性。而且，蘇丹的法令還經常受到不負責任的大臣的制約。
實際上，阿卜杜勒·邁吉德採取的也是其父馬哈茂德遺留下來的那種專制統治，但他只學到了皮毛，缺乏堅持這樣做的決心。阿卜杜勒·邁吉德執政的這段時期可謂是一段間歇期。在他之後，阿卜杜勒·阿齊茲蘇丹把不受制約的專制統治推向了頂峰。他思想反動，也不受任何自由原則的制約，通過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和順從於他強大意志的組織緊密的官僚體系管理國家，從而成了一位擁有絕對權力的專制君主。因此，在19世紀的後半葉，奧斯曼帝國的統治方式從負責任的專制統治變成了不負責任的專制統治。
作為對這種轉變的反饋，一個全新的改革階段開始了。新的改革比以往基於民主的憲政原則的改革獲得了更廣泛的接受，覆蓋範圍也更廣，產生效果的速度也更快。馬哈茂德二世和其後的阿卜杜勒·邁吉德，尋求通過在科學、法律、教育和政府機制等方面的西方化，在現有體制內倡導開明和進步。但現在，隨著被馬哈茂德二世帶入行政體系中的精英階層日漸成熟，一個年輕、掌握外語、熟悉西方思想及西方生活方式的中產階級知識階層已經崛起。他們開始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待改革問題，並從中思考解決問題的政治手段。他們親眼看到，西方人把自由民主的原則實踐成了憲政和議會制政府。在阿卜杜勒·阿齊茲的統治過程中，他們漸漸不再關注類似坦志麥特改革那樣的有限度的西方化改革，而是要更進一步向西方學習，找到在奧斯曼帝國限制專制權力的根本辦法。
不過，還有一個在野的群體試圖通過民族主義道路來實現自由理想。自從1848年革命以來，歐洲各民族均積極推崇這樣一種思想。傾心於這個大膽的新方向的群體組織鬆散，主要成員都是受過世俗化教育的年輕的土耳其人。坦志麥特改革的口號是「Adalet」，即「公正」，而這個新群體的口號是「Hürriyet」，即「自由」。他們的行動超出了以往改革的限度，他們所追尋的道路最終可能會導致革命的爆發。他們的目標是為奧斯曼帝國創立一個憲政政府。在倡導西方自由主義的憲政理念的同時，他們還試圖將伊斯蘭思想和傳統中最精華的部分融入其中。
由於各自的見解不同，他們在思想意識和個人選擇上繼續分化，對於達到目的的手段產生了各自不同的看法。不過，在1865年，他們當中的一小群代表人物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北端的貝爾格勒森林[1]里舉行了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野餐會。他們組建了土耳其歷史上第一個政黨「愛國者聯盟」，這些人也被稱作「青年奧斯曼人」。很快，他們就擁有了大約250名成員。這個秘密社團採用了義大利燒炭黨和波蘭革命團體的組織方式，由相互獨立的秘密組織構成，實際上相當於成立了一個革命委員會。這些新的改革者並非能夠自上而下推行變革的從政者，而是要求從下而上發起變革的知識分子。他們通過文學手段進行活動，而方興未艾的新聞媒體更是他們的主要武器。經過克里米亞戰爭，土耳其新聞界的規模和影響力都有了長足發展。
有兩名「青年奧斯曼人」曾是雷希德帕夏（他於1858年去世）的門生：一位名叫易卜拉欣·希納西（Ibrahim Shinasi），曾於1848年革命期間在巴黎求學，後來成了伊斯坦堡一家頗具影響力的報紙的編輯，同時還是一名詩人和劇作家。另一位是齊亞帕夏（Ziya Pasha），他曾為皇室服務，還擔任過其他不甚重要的官職，後於1867年主動流亡到巴黎、倫敦和日內瓦生活，大膽鼓吹憲政政府，還要求蘇丹創立奧斯曼國民大會，並逐步賦予其議會權力。還有一個更年輕、觀點更激進的成員名叫納米克·凱末爾（Namik Kemal）。此人出身於高官世家，自己是一名政治記者和評論家，鼓吹「自由和祖國」的理念。他倡導在法律約束下的自由和自治，特別關注公民的政治權利。他還有更為革命的觀點，認為主權在民，即政府的權力應當來自被統治者。因此，他強調協商原則，認為「立法權應當獨立於政府」。
作為一名虔誠的穆斯林，納米克·凱末爾十分費力地想把他的理念和伊斯蘭教的原則調和在一起。他努力在伊斯蘭世界的歷史中找尋先例，試圖通過對《古蘭經》經文的解讀來說明協商和代表制政府的合理性，還想證明在改革運動開始之前的奧斯曼帝國歷史上就曾經有過這樣的政府。儘管他的理念很難在伊斯蘭世界的法律和神學觀點中找到支持，但很受新興的受過教育的一代人的歡迎，因為他們對西方價值觀念耳濡目染，不再完全滿足於傳統的伊斯蘭教義。由於在伊斯蘭世界裡找不到代表制政府的先例，納米克·凱末爾以英國的議會體制為榜樣。他不喜歡拿破崙三世治下的法國政體，認為其專制色彩太濃重。他認為，在倫敦，「公眾意見可以堅定地對抗權威」，其政治原則「堪稱世界楷模」。
他對倫敦和巴黎的直觀感受來自一段流亡生活。他之所以流亡海外，主要是因為青年奧斯曼人有一位頗有權勢的盟友——富有而野心勃勃的埃及貴胄穆斯塔法·法茲爾（Mustafa Fazil）。他原本是統治埃及的王朝[2]的王位繼承人，但僅比他年長40天的兄長伊斯梅爾帕夏從蘇丹那裡正式獲得了「赫迪夫」[3]的稱號，還獲准修改了埃及法律，從而使伊斯梅爾帕夏自己的兒子成了直接繼承人。因此，既然繼承埃及赫迪夫位置無望，有統治野心的法茲爾希望可以成為實行憲政的奧斯曼帝國的首相。他在巴黎用法文寫了一封給蘇丹的公開信，詳細批評了帝國的現狀，進而要求帝國頒布憲法。納米克·凱末爾和他的同事們將這封公開信翻譯成了土耳其文，然後在他擔任編輯的報紙上公開發表。
政府的反應十分強烈。政府剛剛施行了新聞法，對報紙實施了嚴格的管制，還設置了一個新聞委員會，以確保治安法庭在運作中要貫徹新聞法。納米克·凱末爾的行為違犯了新聞法。因此，身為政府官員的納米克·凱末爾和齊亞帕夏被外放到了外省任職。不過，在得到法茲爾的邀請後，他們偷偷逃到了巴黎。他們在法茲爾的安排下，混進了法國的政治圈和官僚圈，還把法茲爾的住宅當成了青年奧斯曼人的總部。一位名叫阿里·蘇亞維（Ali Suavi）的反對派報紙編輯也從安納托利亞的流放地逃了出來，跟他們聯手用從伊斯坦堡帶來的印刷字模發行了一份名為《自由》（Hürriyet）的土耳其文報紙。
1867年夏天，阿卜杜勒·阿齊茲先是正式訪問了巴黎，接著又去了倫敦。這是奧斯曼帝國的君主第一次不帶軍隊離開其帝國的疆域。在奧斯曼帝國大使的敦促之下，法國政府禮貌地請納米克·凱末爾等人離境。他們去了倫敦，在法茲爾的資助下又在那裡活動了幾年。當蘇丹造訪倫敦時，他們混進了人群，觀看在水晶宮舉行的官方焰火表演。他們頭上戴的紅色菲斯帽引起了蘇丹的注意。他詢問道，這些人是誰？他的外交大臣簡明扼要地回答他說：「他們是陛下的反對者。」
納米克·凱末爾到維也納待了一段時間，學習法律和經濟學，同時又把一些法文著作翻譯成土耳其文。他在1870年年底回到了奧斯曼帝國。他寫了一部名叫《祖國》（Vatan）的愛國主義戲劇。該劇在伊斯坦堡公演時，觀眾欣喜若狂，頗具影響力的報紙《告誡》（Ibret）也刊登了熱情洋溢的專欄文章讚美這一劇作。後來，凱末爾還成了這家報紙的編輯。這部劇作描繪了土耳其人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英勇抵抗俄軍、守衛錫利斯特拉的情景，表現的主題是忠誠。但劇中的忠誠不是對蘇丹或伊斯蘭世界的忠誠，而是對一個較為陌生的概念——「國家」的忠誠。在官方眼中，讚揚這部劇作的報章評論無異於煽動叛亂。在又一次刊發了言論忤逆的社論之後，這家報紙被取締了；納米克·凱末爾遭秘密逮捕，被流放到了賽普勒斯。他在那裡被羈押了三年。
1871年，坦志麥特改革時期的最後一位開明政治家阿里帕夏去世。他的搭檔福阿德帕夏也已經在兩年前去世。在阿卜杜勒·阿齊茲手下的所有維齊爾中，只有阿里能對他施加一定程度的影響力。聽聞阿里帕夏之死，蘇丹表示自己「終於自由了」。的確，他從此可以不受約束地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奧斯曼帝國政府之上，追求敵視歐洲的沙文主義以及個人的絕對專制權力，還可以不受節制地隨意花錢。由於拿破崙三世在普法戰爭中落敗，法國的地位下降，蘇丹也因而不再受到法國自由主義的影響。坦志麥特改革和其後的憲章改革條文如今似乎真的成了一紙空文，應驗了雷德克利夫勳爵斯特拉特福德的悲觀預言。從1871年開始，奧斯曼帝國陷入了衰落之中，開始滑向政治上的反動深淵和財政上的巨大災難。
利用1871年開始出現的政治真空，蘇丹把權力的中心從帝國政府移向了皇宮本身。蘇丹說，他要像俄國沙皇那樣統治國家，他的每一位大臣都無須對大維齊爾負責，而僅對蘇丹本人負責。在大維齊爾的位置上，他任命了野心勃勃、毫無原則的馬哈茂德·奈迪姆（Mahmud Nedim），因為他是眾大臣里最對蘇丹唯命是從的。很快，奈迪姆就加劇了行政管理上的混亂。他放逐了以前的大臣，還讓官員們「不停地輪轉」，總是迅速地將官員解職，或是讓他們頻繁變更職務，以免任何人獲得可能與他匹敵的影響力，也免得他們削弱他的主子——蘇丹的絕對權力。
1872年，阿卜杜勒·阿齊茲解除了奈迪姆的職務。在接下來的三年里，他又任命了六位大維齊爾。他把他們當作傀儡，要求他們必須遵從他的意願，在選擇其他大臣的人選時也不詢問他們的意見。這幾位大維齊爾中的第一位，也是最知名的一位，是米德哈特帕夏（Midhat Pasha）。他積極推動憲政改革，還促成了奈迪姆的解職。此前他在奧斯曼帝國政府體系里步步高升，是一位出色的行省長官。依靠經過改革的行政體系，他為他所管理的行省帶來了它們長久未曾享有過的安全與繁榮。但是，蘇丹很快發現成為大維齊爾的米德哈特過於倔強、獨立。因此，米德哈特在這個危機四伏的職位上只幹了不到三個月。換了六位大維齊爾之後，奈迪姆又被召了回來，重新出任大維齊爾。
蘇丹經常心血來潮，喜怒無常，表現出了自大狂的傾向，甚至讓人懷疑他在神志和情緒上是否正常。他越發專橫跋扈，做了許多荒唐事：他要求大臣們必須匍匐在他面前，還要親吻他兒子的腳；任何與他同樣名叫阿齊茲的官員在官方文件上都不得簽署自己的本名；他命令士兵們模擬打仗，供他取樂；痴迷於他最心愛的鬥雞比賽，給斗贏的鬥雞頒發勳章和裝飾物，鬥敗的則被扔掉。
在訪問歐洲各國首都的過程中，阿卜杜勒·阿齊茲驚訝於這些城市的奢華，於是在歸國之後決心效仿。實際上，他以一種東方式的帝王氣派，在奢華程度上超越了這些歐洲國家。在歡迎外國王室來賓時，他在歐洲風格的多爾瑪巴赫切宮安排了奢華的娛樂項目，這些項目每年要花掉他200萬英鎊。另外，他也做了一些比較有建設性的事情：驚艷於歐洲科技奇蹟的蘇丹花費了巨額資金用於興修鐵甲戰船，還在他的帝國里舖設鐵路。由於政府的財政危機愈演愈烈，他賭氣地宣布將自掏腰包修建巴格達鐵路。
蘇丹的皇室開銷要占到帝國財政總支出的大約15%。從西方銀行家手上借錢太容易了。歐洲投資者只看到了奧斯曼帝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卻沒有看到奧斯曼帝國既缺乏開發這些資源的能力，也不擅長打理財政事務。奧斯曼帝國政府借款的利率是英國人大部分投資所得利率的兩倍。此外，土耳其人支付的利息並非來自國家收入的增加，而是來自新的境外貸款和債券發行所得，而這一事實似乎也沒讓投資者太過擔心。就像理察·科布登（Richard Cobden）[4]所說的那樣，奧斯曼帝國「從未真正支付過利息，因為其支付的利息都源自新借來的貸款」。奧斯曼帝國的債務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在20年間從400萬英鎊增加到了2億英鎊，而國家收入並無相應的增長。奧斯曼帝國政府年收入的一半以上都被債務利息吞噬了。經濟危機開始浮現。
從1873年開始，安納托利亞發生了乾旱和饑荒，給民眾帶來了極大的苦難。到冬天，情況惡化到了極點——狼群開始在伊斯坦堡的郊區出沒，吃掉路人；牛羊大批死去，造成了災難性的損失；村莊裡，開始有人餓死，人們倒斃在街頭，都沒有人收屍。農業歉收，使得政府根本收不上來必要的稅收。帝國國庫空空如也，甚至連政府的運轉都無法維持。
接踵而至的是嚴重的經濟崩潰。1875年10月，奧斯曼帝國政府在報紙上宣布，由於財政赤字嚴重，從今以後，帝國政府的債權人只能得到一半的現金利息，剩下的一半將在未來的五年內用利率5%的債券折抵。這次違約動搖了奧斯曼帝國政府在海外的信用和名聲。在國內，除了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之外，同樣投資了政府債券的奧斯曼帝國官員也對蘇丹和他的政府深感不滿。有一個諷刺的說法是，在帝國政府發表了這一聲明之後，博斯普魯斯海峽上一艘渡船的乘客都只肯用現金支付一半的船票票價，而另一半票價用五年期債券支付。
現在，內亂又加劇了政府的財務違約問題。在黑塞哥維那，農作物歉收和包稅人的橫徵暴斂激起了針對地方政府的叛亂。接著，騷亂波及了波士尼亞。在那裡，新月和十字架之間很快爆發了內戰。黑山和塞爾維亞（此時的塞爾維亞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獨立國家，對奧斯曼帝國政府不再有太多怨氣）都出兵進行了武裝干涉。1876年夏天，戰亂又波及了保加利亞。這成了巴爾幹地區革命運動的開端。在接下來的一代人時間裡，這一地區將爆發一場又一場的戰爭，徹底改變巴爾幹半島的面貌。
在保加利亞，有一位將自己視作「斯拉夫拿破崙」的叛軍領袖向他的追隨者承諾將訴諸恐怖主義手段。他們兇殘地撲向土耳其穆斯林，大肆屠殺。不過，這股叛軍在十天之內就被鎮壓了，奧斯曼非正規軍用更加野蠻的方式實施了報復。來自伊斯坦堡的英國特派員評論說，他們犯下的「可能是本世紀最恐怖的罪行」。他們將數不清的村莊夷為平地，不分年齡和性別進行無差別地屠殺，一個月內就殺害了至少1.2萬名平民。他們屠殺、縱火、強姦的暴行在山中小鎮巴塔克（Batak）達到了頂峰。在這裡，有1 000名鎮民躲在一座教堂里避難，但土耳其民兵用浸了油的布條點燃了教堂，教堂里的人除了一位老婦人之外全部被燒死。在巴塔克的7 000名鎮民里有5 000人被殺。
像克里米亞戰爭中的戰地報道一樣，最早將此事曝光在全世界人面前的是一家英國報紙——《每日新聞》——的記者。他寫道，在教堂的庭院裡，「未完全掩埋的屍體堆了3英尺（約1米）高，手、腿、胳膊和頭顱橫七豎八，教堂的地面上則堆滿了裸露而腐爛的屍體」。在土耳其人數個世紀以來的「聖戰」之中，這樣的中世紀式的暴行屢見不鮮。但是，此時已經是更加文明的19世紀，原始而狂熱的非正規軍（主要是韃靼人）又一次犯下了這樣的暴行，還有史以來第一次被無處不在的媒體曝光在全世界人的目光之下。這引發了普遍的不安和憤慨。英國自由黨人格萊斯頓（Gladstone）在暢銷的小冊子中評論「保加利亞的恐怖事件」道：「土耳其人要想洗刷這一惡行，只有一種方式，那就是讓他們自己離開那裡……帶著他們的行囊……離開這個被他們肆虐蹂躪的省份。」
奧斯曼帝國的大規模債務違約和在保加利亞的暴行，讓土耳其人在世界面前留下了糟糕的新形象。在英國，出現了對奧斯曼帝國的恐慌情緒。英國駐伊斯坦堡大使亨利·艾略特爵士（Sir Henry Elliot）對這些行徑並不感到特別驚訝。在他看來，「就我們所知，這就是一個半文明的國家」。但是，這些事件對英國公眾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他們曾經對土耳其人心存好感，因此才普遍支持克里米亞戰爭。現在，他們的態度發生了驟變。在公眾的壓力下，托利黨的外交大臣德比勳爵（Lord Derby）表示：「就算俄國對奧斯曼帝國宣戰，女王陛下的政府也不可能真的出手干預。」實際上，就在格萊斯頓的小冊子發表之後，俄國駐奧斯曼帝國大使伊格納季耶夫將軍（General Ignatiev）就這樣向沙皇匯報：「保加利亞的屠殺事件為俄羅斯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東西——英國公眾的支持。」
從1820年開始，俄羅斯就一直在唆使巴爾幹各省份的斯拉夫基督徒發動叛亂。與此同時，俄羅斯也努力在奧斯曼帝國政府內部為本國謀求利益。伊格納季耶夫將軍認為，現在是時候拉攏大維齊爾馬哈茂德·奈迪姆了。此人與俄羅斯人一樣，對奧斯曼帝國內部的任何改革政策都充滿敵意，因為他認為這些政策都會增強西方國家的影響力。在倡導改革的米德哈特帕夏短暫掌權的時候，伊格納季耶夫曾經十分狡詐地設法反對他，最終間接促成了米德哈特帕夏的卸任。在米德哈特帕夏下台之後，伊格納季耶夫勸說阿卜杜勒·阿齊茲蘇丹採取與俄羅斯相似的政府體制，即以君主為擁有絕對大權的主人。
現在，奈迪姆又回到了大維齊爾的位置上，擁有了「掌控君士坦丁堡局勢」的大權。伊格納季耶夫對此感到興奮不已。他認為：「在君士坦丁堡（根據一位同事的匯報），大維齊爾傾心於俄國，而蘇丹對西方充滿敵意。因此，他們更願意聽取俄國大使的建議，而非俄國的對手的意見。」他對英法債券持有人的不幸遭遇感到幸災樂禍，對奧斯曼帝國債務違約欣喜不已，人們甚至普遍懷疑他在違約決定中發揮了煽風點火的作用。不過，他這一次玩過了火。很快，馬哈茂德·奈迪姆就倒台了；不久之後，阿卜杜勒·阿齊茲蘇丹也倒台了。
1876年初夏，來自伊斯坦堡三座主要清真寺附屬的宗教學校的大約6 000名「索弗塔斯」（神學學生）離開了學校，聚集在高門前示威。他們要求罷免大維齊爾馬哈茂德·奈迪姆和大穆夫提。據說，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去丈量了皇宮前的圍欄高度，看看其高度夠不夠絞死大維齊爾。從16世紀開始，神學學生髮動騷亂就已經是奧斯曼帝國常見的社會和政治現象，但這一次的行動與以往不同。這一次，有人給他們支付報酬，並且提前安排好了行動計劃，以促成奧斯曼帝國政府內權力的更迭。這種在歐洲部分地區常見的做法後來成了奧斯曼帝國的一種不好的傳統。據推測，組織、資助他們的人是米德哈特帕夏，他現在成了領導青年奧斯曼人憲政運動的首領。
蘇丹向學生們屈服，解除了大穆夫提和馬哈茂德·奈迪姆的職務，還用魯什迪帕夏（Rushdi Pasha）接替了後者。米德哈特帕夏回到了政府中，出任國務會議主席。但這只是一個開始。從這時開始，就像英國大使匯報的那樣，「每個人嘴裡都說著『憲法』這個詞」。米德哈特帕夏想要的，是建立一個遵循自由、平等和大臣負責制原則的真正意義上的全國協商大會，不分階層、種族和宗教信仰，從整個帝國範圍內選出代表參加。從此之後，蘇丹和他的大臣們必須對這個大會負責。參照英國的政府體系，蘇丹現在擁有的絕對權力將受到約束，他必須遵從整個國家的意見和意志。
為了給這種做法尋求正當性，政變者們特彆強調了《古蘭經》里一些有關民主的段落。通過對這些段落的解讀，他們指出蘇丹當前實施的專制統治侵犯了人民的權利，違背了神聖法的規定。根據神聖法規定的原則，民眾無須效忠於罔顧國家利益的君主。米德哈特提出的要求似曾相識，它們與穆斯塔法·法茲爾（此時他剛剛過世）於1867年寫給蘇丹的信中的要求十分相似——他當時就曾懇請蘇丹實施這些變革。而現在，人們不再期望統治者會自上而下地實施變革，而是打算自下而上地倒逼變革。自稱「穆斯林愛國者」的組織發表了一個宣言，宣稱要進行改革，他們還把宣言分發到了歐洲政治家手中，以展示奧斯曼人的良好意願。不過，在眼下這個階段，他們的宣言在國內還秘而不宣，因為他們在宣言裡把蘇丹稱作「可怕的瘋子」，還討論了廢黜蘇丹的必要性。
實際上，蘇丹的大臣們現在正打算這麼做。他們先從新任大穆夫提那兒得到了一份裁定，獲得了廢黜蘇丹的授權。1876年5月30日破曉之前，他們就動手包圍了多爾瑪巴赫切宮。在陸地上，他們動用了兩個營的兵力；而在博斯普魯斯海峽，他們也布置了海軍的艦船。另外，他們還在更上游的水面上布置了一艘艦船，監視俄國夏季使館，以免伊格納季耶夫插手干預。接著，米德哈特和其他大臣在戰爭部會面，由大穆夫提宣讀了廢黜蘇丹的費特瓦。廢黜蘇丹的理由是他「精神錯亂，不問政事，濫用公帑，危害國家和社會」。蘇丹的侄子和繼承人被人從他的住處叫來，接受大臣們宣誓效忠，即位成為穆拉德五世。
清晨時分，海軍艦船鳴放了101響禮炮，宣告蘇丹的更迭。阿卜杜勒·阿齊茲沒有抵抗。他寫了退位詔書，然後穿過海峽，住進了老薩拉基里奧宮。這場不流血的政變受到了伊斯坦堡市民的熱烈歡迎。一位大臣讚頌道，這次政變像清除近衛軍一樣，是國家大幸。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受教育群體已經崛起，成為一個對國家權力有舉足輕重影響的階層。而這一次，他們不再是暴君的工具，而成了對抗暴君的力量。
穆拉德蘇丹的即位獲得了自由派人士的歡迎，數名青年奧斯曼人成員也獲得了宮廷里的職務。尤其是納米克·凱末爾，他從賽普勒斯歸來，出任了新蘇丹的私人秘書。穆拉德早年間曾經擁護他們的主張，因此人們認為他可能真的會在帝國內推行憲政改革。但不幸的是，事實並非如此。年輕時的穆拉德五世聰穎過人，受過良好的教育，對東西方文化都十分了解，在陪同阿卜杜勒·阿齊茲訪問歐洲時也給外國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歸國之後，穆拉德開始秘密聯絡留在國內和遭到驅逐的自由派人士，讓蘇丹對他起了疑心。於是，阿卜杜勒·阿齊茲開始對他的侄子嚴加看管，實際上讓他過上了與世隔絕的生活。穆拉德原本就容易緊張，這下更是惶惶不可終日，只好靠酒精麻醉自己。
穆拉德逐漸出現了精神錯亂的症狀。在被連夜叫去登上大寶的時候，他更是惶恐萬分，戰慄不已。幾天之後，精神狀況也很不穩定的阿卜杜勒·阿齊茲聲稱要修剪鬍子，找人要了一把剪刀，隨後割斷了自己的手腕動脈，自殺身亡。這讓穆拉德困擾不已，難以保持神志清醒。雪上加霜的是，有一名切爾克斯人軍官認為是當朝官員謀害了阿卜杜勒·阿齊茲，於是在一次內閣會議上殺死了戰爭大臣和外交大臣。
穆拉德原本還要作為蘇丹出席佩帶奧斯曼之劍的典禮，但他此時已經無法在公共場合露面，也沒有能力處理公務了。奧斯曼醫生和外國醫生都為他做了檢查，得出的診斷結論是，他患了嚴重的精神崩潰，只能花時間慢慢休養。考慮到國內外的緊急政務，他的大臣們雖然不太情願，但也只能考慮再一次廢黜蘇丹，將蘇丹的位置交給一個更能勝任的人。下一個順位的繼承人是穆拉德的弟弟阿卜杜勒·哈米德。此人也生活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之中，其品性還是個未知數。
其他大臣代表米德哈特覲見阿卜杜勒·哈米德，詢問他是否願意在穆拉德康復前出任攝政——這在奧斯曼帝國的歷史上並無先例。阿卜杜勒·哈米德堅決回絕了他們的請求。他並非不想得到蘇丹之位，但他希望先取得穆拉德無法進行統治的醫學證明，然後再名正言順地繼位。為此，他願意做出幾項承諾。再次拜見阿卜杜勒·哈米德時，米德哈特帶去了一份新憲法草案。這份草案於當年早些時候編寫完成，參與編寫的是一個由政治家和烏理瑪成員組成的委員會，參照的模本是比利時和普魯士的19世紀憲法。阿卜杜勒·哈米德做出了三項承諾：他將頒布憲法，通過負責制的顧問進行統治，留用兄長的宮廷秘書。
身為宮廷秘書之一的納米克·凱末爾痛哭流涕，懇請推遲廢黜穆拉德。但他的懇請沒有得到回應。大穆夫提發布了一份費特瓦，以精神失常為由廢黜了執政僅三個月的穆拉德。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5]接替穆拉德成為蘇丹，並接受群臣宣誓效忠。穆拉德被送到了博斯普魯斯海峽北部的一座宮殿里監禁起來，他一直活到了1904年。
1876年12月，新任蘇丹在任命米德哈特為大維齊爾之後，終於為奧斯曼帝國頒布了憲法。最終的文本並沒有完全符合米德哈特的預期。蘇丹用各種方式修改了草案文本，強調必須嚴格遵循神聖法，保障他個人的特權，迴避了一些條款，還把米德哈特詳細規定的一些內容大而化之地泛化處理了。最終，他也沒有特別積極地推動立憲政府的迅速建立。這些不足之處無不預示著未來的麻煩。
不過，對於這個以改革為主題的世紀而言，蘇丹接受並公布憲法仍然不失為一個適合的高潮。至少，它為未來的政治進步留下了一個工具，確認了奧斯曼帝國公民有權參政並發表意見的原則。米德哈特聲如洪鐘地向蘇丹致謝，宣稱新蘇丹的上台將開啟「長久繁榮的新時代」。第二天，他一反此前的歷任大維齊爾等待他人前來拜訪的先例，主動拜訪了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的宗教領袖。他向他們保證，在憲政統治下，任何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享受平等的待遇。希臘大牧首回答說：「我們認為您將讓奧斯曼帝國煥發生機。」與此同時，雷鳴般的禮炮聲向伊斯坦堡的全體市民宣告，不論是穆斯林還是基督徒，都將享受到新的自由。
[1] 此地位於今伊斯坦堡市郊外。16世紀，蘇萊曼大帝曾將數以千計的塞爾維亞人遷移至此，因而得名。
[2] 即穆罕默德·阿里開創的統治埃及的王朝，名義上仍臣屬於奧斯曼帝國。
[3] 「赫迪夫」相當於總督。穆罕默德·阿里曾經用這個稱號自稱，但並未獲得奧斯曼帝國的認可。
[4] 英國經濟學家、政治家。
[5] 上一位阿卜杜勒·哈米德蘇丹，即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是1774—1789年統治帝國的蘇丹。他是改革者馬哈茂德二世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