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三十三章
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是一位獨斷專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專制君主。從即位之初，他就一直盼望著奧斯曼帝國的覆亡，同時一直對西方國家施加外交壓力，以促成奧斯曼帝國的瓦解。1844年，他正式訪問倫敦，第一次向英國人拋出了這一話題。但英國人不置可否，表示不願探討未必會發生的事情。到了1853年年初，沙皇在聖彼得堡與英國大使漢密爾頓·西摩爵士（Sir Hamilton Seymour）進行了一系列非正式但具有歷史意義的談話，又一次提出了這一話題。
沙皇認為，奧斯曼帝國一片混亂，很可能傾覆，因此英國和俄羅斯應當在此問題上達成共識，且雙方均不應該在未知會對方的情況下採取任何決定性的行動。他這樣總結道：「我們的手上有一個病人，病得非常厲害的病人。如果有一天我們把他丟掉了，那就太不幸了，尤其是在我們還沒有做好必要安排的情況下。」
西摩回答說，現在需要的不是外科醫生，而是內科醫生；病人應該得到溫和的診治，以幫助他康復。沙皇的大臣涅謝爾羅迭（Nesselrode）也認為這個病人在苟延殘喘，但他認為應該儘可能長地延續他的性命。英國首相阿伯丁伯爵（Lord Aberdeen）也持這種觀點。
幾天之後，沙皇更直白地闡述了他的看法。他向大使保證，他不再懷著葉卡捷琳娜女皇的「夢想和方案」，包括她對「君士坦丁堡」的計劃。因為沙皇的國家已經十分遼闊，他對「周邊環境也十分滿意」，並不想謀求更多的領土。土耳其人現在也不會構成任何威脅。不過，根據條約，他有義務保護奧斯曼帝國版圖內數以百萬計的基督徒的利益。如果奧斯曼帝國崩潰，那麼它斷無復甦的可能，因此英俄兩國應當早做準備，以免奧斯曼帝國的覆滅引發混亂和歐洲的戰爭。
「作為一位友人和一位紳士」與大使交談的沙皇很直白地表示，他不能把「君士坦丁堡」交給英格蘭。至於他自己，他接著說道：「我也可以保證，我絕無占有君士坦丁堡的意思。但我不排除暫時占據這座城市的可能。」舉個例子來說，假如法國人對土耳其人發動遠征，那麼俄羅斯軍隊就可能會越過邊界進入奧斯曼帝國。在後來的一次交談中，沙皇還談到了在他保護之下的獨立的多瑙河河畔國家——瓦拉幾亞和摩爾達維亞大公國。他認為，在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也可以成立類似的被保護國。至於埃及問題，他不反對英國占領埃及和克里特島。對此，西摩表示，英國在埃及問題上的態度只是要在「英屬印度和本土之間保證安全可用的交通」，別無他求。
作為對俄國提議的回應，英國外交大臣約翰·羅素勳爵（Lord John Russell）回憶起了18世紀早期英國與法國簽署的一系列有關西班牙王位繼承權的條約。這些條約相當於提前分割了那個其君主「後繼無人、身心俱疲、時日無多」的帝國。但是，另一方面，奧斯曼帝國這個「病夫」已經垂死多年，或許還會再活上20年、50年，或者100年。因此，與西班牙不同，列強不能提前分割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如果沙皇構想的那種密約被外界知曉，「將會讓蘇丹驚恐萬分，心生怨恨……而蘇丹的敵人則會更加肆意妄為，帶來更棘手的衝突」。在伊斯坦堡問題上，約翰·羅素勳爵對任何有關俄羅斯暫時占據這座城市的想法都感到疑慮萬分。他暗示道，如果俄國人暫時控制了這座城市，他們就可能會嘗試吞併它。他代表英國做出了正式承諾，本國「絕無控制君士坦丁堡的動機和意願」。[1]
就這樣，英國堅決而有禮地表達了自己對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問題——這後來被稱作「東方問題」——的態度。不久之後，克拉倫登勳爵（Lord Clarendon）接替約翰·羅素勳爵出任了外交大臣一職。他在發給漢密爾頓·西摩爵士的最終指示中十分樂觀地重複了英國政府此前的觀點：「土耳其僅僅希望它的盟友能保持克制，不要提出有損蘇丹的尊嚴和獨立性的要求。換句話說，就像任何一個弱小的國家和個人一樣，土耳其期望從強者身上得到友好的支持。如此，土耳其不僅可以繼續存續，還可以不再對自己會否消亡而感到擔心。」
英國大使看得十分清楚：沙皇聲稱與奧地利有共同的利益，現在又來拉攏英國，無非是想要孤立法國。法國人顯然是俄羅斯公開的敵人。兩國都在與奧斯曼帝國進行談判，有關巴勒斯坦聖地保護權和奧斯曼帝國境內所有基督徒的保護權問題的談判，已經到了緊要關頭。
沙皇尼古拉和皇帝拿破崙三世，一個是希臘東正教的保護者，一個是羅馬天主教的保護者，兩者之間的外交衝突既有宗教因素，也有強烈的政治因素。這兩大強國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戰爭已經迫在眉睫。基督教的《福音書》記載了耶路撒冷和伯利恆的遺蹟及其周圍救世主耶穌走過的土地，那些遺蹟曾激發了十字軍的騎士精神，對於基督教世界每個角落的人們來說，這些地方也都是朝聖的中心目標。而土耳其人現在是這片土地的主人。作為穆斯林，他們自己也有朝聖的傳統，他們的朝聖聖地是麥加和麥地那。因此，土耳其人對基督教聖地和為朝聖者提供住宿的修道院懷有尊敬之情。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朝聖者每年可以為他們帶來不菲的收入。奧斯曼帝國政府負責在相互敵對的基督教會之間分配朝聖收入和朝聖活動控制權，而這種分配成了長期的矛盾之源。
1740年，通過簽署讓步條約，法國讓蘇丹確認並擴大了天主教會在巴勒斯坦的特權。不過，隨著法國人宗教熱情的日益衰減和俄羅斯帝國霸權的日漸崛起，原本屬於天主教會的特權落入了希臘東正教會的手中。東正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樂於朝聖，其神職人員也得到了俄國人的持續支持，從而日漸壓倒了法國人。
18世紀末，伯利恆的天主教會僧侶們悲哀地發現，由於奧斯曼帝國政府頒發了一道不利於天主教徒的詔書，救世主的出生地已經被希臘人控制了四五十年之久。到了19世紀，希臘人的影響力日漸增強。他們在聖地獲得了大量的產業，興辦了東正教大牧首管理下的慈善機構和學校，而天主教會的勢力則日益衰減。在俄國的強大壓力下，東正教大牧首的選舉地點從伊斯坦堡改到了耶路撒冷，一改過去幾個世紀大牧首選舉受控於奧斯曼帝國的局面。來自俄國政府的經濟援助湧入了巴勒斯坦，一同湧來的還有接連不斷的朝聖者，他們不畏艱難，從俄國在歐洲和亞洲最偏遠的角落遠道而來。他們帶來的金錢成了聖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最重要的財源。對俄國人來說，聖地及其諸多神聖的遺址——約旦河水、伯利恆的馬槽[2]和客西馬尼園（Garden of Gethsemane）[3]——成了他們獲得神聖的宗教體驗的源泉。對俄國統治者而言，聖地已經成了獲取政治影響力的渠道之一。
法國人在俄國還很弱小的時候贏得了在巴勒斯坦的特權，然後又在俄國日漸強大的過程中輕率地將這種特權拱手相送。一直到19世紀中葉，法國才終於開始認真考慮奪回特權，採取行動改變不幸的現狀。1850年，時任法國總統、有志加冕稱帝的路易·拿破崙急於尋求天主教黨派的政治支持，於是下命令給他的大使，讓他要求奧斯曼帝國政府嚴格按照1740年的條約給予天主教會應有的特權。這就意味著奧斯曼帝國政府必須取消給予希臘東正教會特權的承諾，因為二者的內容是相互衝突的。結果，這在法俄兩國之間引發了一場衝突。正如英國外交大臣所說的那樣，「天國的主人在此地宣示了和平與給予人類的福音」，法俄兩國卻在這裡不惜以武裝干涉威脅對方。
在現實層面上，兩國之間的爭端可以歸結到這樣的幾個問題：天主教會的僧侶是否應當擁有通往伯利恆聖誕教堂主門的鑰匙和通往馬槽的兩扇大門的鑰匙，以便他們穿過聖誕教堂進入其地下室；他們是否可以在法國武裝的保護下，在聖誕教堂的聖所放置一顆銀星（這顆銀星在近期的一次小衝突中被希臘人從馬槽的石座上撬走了）；另外，還有一個不那麼重要的問題：天主教會的僧侶是否應當在客西馬尼園保有「聖母墓的一隻櫥櫃和一盞燈」的所有權。
這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小事現在卻讓歐洲的外交家們焦頭爛額，成了可能決定和平與戰爭的大事。這裡提到的鑰匙，究竟指的是一把具有象徵意義的鑰匙呢，還是可以用來開關大門的器具呢？從外交角度看，儘管的確有這麼一把具體的鑰匙存在，但這把鑰匙實際上是一個把希臘人趕出去、把西歐人放進來的邪惡物件。
奧斯曼帝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表現出了模稜兩可的態度，直到一位帶有反俄情緒的大維齊爾上任。他對希臘人做出了表面上的讓步，實際上卻對法國人做了實質意義上的讓步。他允許法國人莊重地安放伯利恆銀星，還把通往聖所的幾把鑰匙交給了天主教會的主教。移交鑰匙的公開儀式在聖誕節這一天舉行，清楚地表明優勢地位已經從一個教會轉移到了另一個教會。對希臘人來說，這是令人忍無可忍的羞辱——對俄國人來說也是如此。
法俄兩大國之間的矛盾迅速升級。1852年年末，沙皇尼古拉輕蔑地拒絕承認新近稱帝的拿破崙三世的帝位，還在比薩拉比亞的多瑙河河畔動員了兩支軍隊，隨時準備在必要的時候開進奧斯曼帝國的領土。與此同時，他讓他在塞瓦斯托波爾的艦隊也做好了準備。1853年2月，他向奧斯曼帝國派遣了一位特命大使——緬什科夫大公（Prince Menshikov）[4]——來進行「調解工作」。此人是一位傲慢自大的將領，他對土耳其人的蔑視和對英國人的反感盡人皆知。他行事粗魯，喜歡吵鬧，把戰場上粗暴的戰術風格帶到了外交場合上。
緬什科夫乘著一艘名字頗具恐嚇色彩的戰艦（「雷神號」）而來。在他到來前後，一大批軍事參謀和黑海艦隊的指揮官也紛至沓來。很快，緬什科夫就表明他是帶著「禮貌的惡意」而來，此行的目的並不是要說服土耳其人，而是要逼他們就範。他不僅提出了宗教方面的要求，讓奧斯曼帝國政府重新確認蘇丹頒布的給予希臘人在聖地權利的詔書，還提出了政治方面的要求。他要求蘇丹根據《庫楚克開納吉和約》頒布第二道詔書，確認俄羅斯對奧斯曼帝國境內所有東正教徒的保護國地位。俄羅斯想要強迫奧斯曼帝國簽署一項條約，將這一協議納入其中，並在兩國之間建立一種秘密的防禦同盟關係。
面對外國勢力對本國內部事務的這種「擁抱+槍子」式的干涉，奧斯曼帝國政府十分警覺驚愕。法國做出的反應是派遣一支艦隊，艦隊的目的地不是博斯普魯斯海峽，而是愛琴海上的薩拉米斯島（Salamis）。英國人的反應比較克制，但也沒什麼效果。英國駐奧斯曼帝國的臨時代辦請求英國政府從馬耳他派遣一支艦隊支援。但英國政府拒絕了他的請求，反而把雷德克利夫勳爵斯特拉特福德派了回來，讓他重新出任英國駐奧斯曼帝國大使。
1853年4月的一天，一座座圓頂和宣禮塔刺破了伊斯坦堡上空的夜霧，迎來了一個值得稱道的清晨。人們看到一艘戰艦正從馬爾馬拉海駛來，蘇丹和他的大臣們「很清楚船上搭載的是誰」。到了晌午時分，按照亞歷山大·威廉·金雷克（Alexander William Kinglake）[5]的說法：「外部世界似乎毫無變化，但一切都改變了。雷德克利夫勳爵斯特拉特福德再次走進了英國大使館。這件事既讓人們產生了些許安全感，但也感到一絲敬畏。」現在，緬什科夫大公迎來了一位值得敬畏的對手。
斯特拉特福德立刻證明了他是一位幹練的戰略家。他把當前爭論的兩個議題——對聖地的爭奪和暗藏的對保護國身份的爭奪——分開處理。在聖誕節的時候，第一個議題其實已經得到了解決，天主教會的特權訴求獲得了確認。剩下的只是要解決一些微不足道的細節，以幫助失敗方挽回一點尊嚴。
作為爭鬥中的兩大國之間的調解人，這位偉大的埃爾奇彬彬有禮地應對著傲慢自大的大公。他出人意料地對大公的訴求表示了尊重，而且樂於承認俄國對聖地的主張有其合理性。這一下子就讓大公失去了動武之念。而對於「法國人的榮譽感」，斯特拉特福德也表示了類似的尊重態度。考慮到迫在眉睫的國際爭端，他建議他的法國同僚們採取溫和的態度。
最終，雙方只在一個問題上還存在分歧——到底是西歐人還是希臘人應該承擔修繕教堂（特別是聖墓教堂穹頂）的重責大任和相關費用。西歐人強烈要求從希臘人手中拿走教堂的修繕權。土耳其人以蘇丹的名義出面，宣稱要把教堂的修繕權收歸土耳其人所有。直到這時，希臘人才終於願意做出一點妥協，同意讓西歐人負責修繕，但修繕工作需在希臘東正教大牧首的監督下完成。在到任短短17天之內，偉大的埃爾奇就解決了讓幾個大國在過去的三年里苦惱不已的棘手的外交爭端。
但是，緬什科夫大公還是想要完成他的主要外交目標。他迫不及待地向奧斯曼帝國政府提出強硬要求，要俄土兩國簽訂新的協議。表面上，他要求的是保障東正教和東正教會神職人員的傳統權利和豁免權，但實際上他是要確立俄羅斯對希臘東正教信徒的永久性保護權。他說得很清楚，俄國人的保護權不僅適用於神職人員，還要適用於一般民眾，這就意味著俄國要出面管理多達1 200萬信奉東正教的拉亞。俄國人還援引法國人為先例。的確，法國人對天主教神職人員和法國籍的天主教徒擁有保護權。但是，法國從未想過要保護所有信奉天主教的一般民眾，何況奧斯曼帝國境內這個人群的數量遠遠達不到百萬級，只有幾萬人而已。顯然，緬什科夫要求的不僅是要在宗教上提供保護，更是在政治上提供保護。
他小心翼翼地向荷蘭代表披露了這些世俗訴求的真正目的——確立俄羅斯今後在伊斯坦堡的政治支配地位。基於這一目的，俄國人要求得到一些「對未來的保證」；而在斯特拉特福德看來，這些保證「終將威脅到奧斯曼帝國的獨立性」。在1841年，俄羅斯曾經與法國一道宣誓保證蘇丹的主權不受侵犯；而「在1840年，俄羅斯還曾經與英格蘭、奧地利和普魯士一同宣布將為了歐洲的和平，維護奧斯曼帝國的完整與獨立」。但是，在斯特拉特福德看來，俄國希望奧斯曼帝國簽署新協議，無異於謀求結成兩國之間的「秘密同盟」，而這種行為與俄羅斯此前的種種承諾互相矛盾。
沙皇的不耐煩態度在緬什科夫大公身上充分反映了出來。緬什科夫大公說話直來直去，態度強橫，試圖勸誘奧斯曼帝國政府接受他「莊嚴的主公」提出的要求。他充滿敵意地遞交了一份最後通牒，要求對方在很短的時間內給予答覆；如若對方拖延或拒絕答覆，他威脅要率領大使館離境，中止兩國間的外交關係。但是，受人尊敬的埃爾奇再一次站在了土耳其人一邊。這位睿智而受人信任的顧問安撫了憂心忡忡的奧斯曼帝國大臣，堅定了他們的決心。他建議他們採取一種耐心、溫和卻又十分堅決的態度，以此來捍衛蘇丹的「君主尊嚴和獨立」。他希望能在他們心中激發起一種道義上的鬥志，而不是尋求武力上的對抗，哪怕是在多瑙河流域的兩個大公國遭到敵人進犯的情況下。
與此同時，他在單獨覲見蘇丹時披露了他業已實施的計劃：他要求地中海上的英軍指揮官讓海軍艦隊做好準備，在伊斯坦堡遭遇「迫在眉睫的威脅」時採取行動。憑藉他的名聲和在奧斯曼帝國政府中的政治影響力，斯特拉特福德已經成了整個「東方問題」的象徵。對於「這個該死的雷德克利夫勳爵的獨斷專行」，尼古拉沙皇火冒三丈。
在經過一番照會往來之後（土耳其人禮貌地回應了俄國人的粗魯要求），緬什科夫大公採取了行動。他拒絕理睬奧斯曼帝國的大維齊爾，迫使他辭職，相當於在奧斯曼帝國政府內部專橫地搞了一次政變。接著，他迫使膽怯的蘇丹任命了一位新的大臣。他認為雷希德帕夏會採取親俄的態度，於是促成他出任外交大臣一職。在一次面見蘇丹的過程中，緬什科夫大公虛張聲勢地向蘇丹強調，奧斯曼帝國與俄國必須直接結盟，不必理睬其他歐洲國家的態度。會見結束之後，他懷著成功的信心離開了。
現在，雷希德必須對大公充滿惡意的要求給予答覆。他的老盟友斯特拉特福德幫他起草了一份閃爍其詞的答覆，懇請再寬限幾天。在此之前，大公一直以為雷希德會是個易於擺布的僕人。結果，在收到這份答覆之後，大公火冒三丈地拒絕了他的請求，還宣布在得到令人滿意的答覆之前斷絕與奧斯曼帝國的外交關係。他充滿惡意地威脅道，如果奧斯曼帝國不接受俄羅斯的要求，恐怕會帶來「難以估量的後果」。他把自己離開伊斯坦堡的日期推後了兩三天。與此同時，蘇丹新組建的大議事會議討論了這一緊急情況。在全部45名與會成員之中，只有3個人贊成與俄羅斯簽訂協議。
第二天，雷希德口頭答覆了緬什科夫的要求，他的答覆內容此前已經與斯特拉特福德進行了仔細推敲。他同意與俄羅斯簽署正式協定，實際上等同於接受了俄羅斯有關聖地問題的所有要求。但是，他堅定地拒絕了俄羅斯在奧斯曼帝國境內設立保護希臘東正教徒的保護地的要求，也拒絕簽署任何可能影響到蘇丹主權獨立性的「協約」。大公發現自己遭到了新「盟友」雷希德的欺騙，而且又恥辱地輸給了他的老對手斯特拉特福德。於是，他宣布斷絕外交往來，終止了他的使命。他威脅道，奧斯曼帝國政府的回絕將帶來可怕的後果。他帶領手下所有的外交人員撤回了船上。輪船冒出滾滾蒸汽，仿佛在宣告他馬上就會啟程離開。然而，他實際上又在原地逗留了四天，寄希望於土耳其人會在最後關頭屈膝投降。對此，斯特拉特福德寫道：「他為什麼會這麼以為，真是捉摸不透。」
與此同時，斯特拉特福德召集了另外三個歐洲大國——奧地利、法國和普魯士——的代表開會，把東方問題交由歐洲各國共同協商決定——事實上，也的確應當如此。與會代表一致同意，奧斯曼帝國必須拒絕俄羅斯的過分要求。奧地利臨時代辦向緬什科夫大公遞交了一份聯合照會，試圖避免俄土兩國關係破裂。緬什科夫又向奧斯曼帝國遞交了一份經過修改的協議，如果奧斯曼帝國接受這項協議，他可能會推遲歸期。這份協議不再要求奧斯曼帝國與俄羅斯簽署任何協定或條約，只是一份外交照會。但是，雖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這份協議在本質上與緬什科夫之前提出的訴求並無區別。而且，這份協議還特彆強調，俄羅斯要像保護東正教神職人員一樣保護普通信眾。
感到尊嚴受辱的蘇丹此時振作了起來，宣布俄羅斯的要求「不可接受」，但大公拒絕修改他的要求。終於，在漫長的拖延之後，緬什科夫大公於1853年5月21日的中午乘船起航，途徑博斯普魯斯海峽駛入黑海。與此同時，沙皇的徽記和俄羅斯帝國的鷹徽也從富麗堂皇的大使館門上取了下來。抵達敖德薩之後，緬什科夫大公不得不派人給他「莊嚴的主公」送信，告知自己的外交任務已遭失敗。用金雷克的話說，俄羅斯之所以陷入這樣的窘境，要歸咎於「那位氣宇不凡的英國『敵基督』的邪惡本領。至少在此刻，上帝允許他去踐踏沙皇和他的教會」。
實際上，和平至此已告終結，但戰爭尚未開始。俄軍渡過了普魯特河，未遇抵抗就占領了已被沙皇宣布為被保護國的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這兩個大公國。英國的戰艦和一小支法國艦隊北上來到了達達尼爾海峽的入口處，但仍然根據1841年的協議，停留在不向外國軍艦開放的海峽之外。就這樣，強大的英國艦隊監視著實力強勁的俄羅斯陸軍，但雙方此時都僅僅發揮著預防性的作用。雙方展示武力的目的並非要訴諸戰爭，而是為了確保安全。俄國人仍然希望能夠威嚇土耳其人，逼迫他們讓步，哪怕能為沙皇挽回一點面子也好；英國人則堅持採取溫和的態度，希望通過歐洲四國共同協商的方式和平解決問題。
此時的外交活動主要由兩部分組成。首先，奧斯曼帝國禮貌地回絕了聖彼得堡發來的一份充滿惡意的照會（其內容與之前的要求相同），隨後在斯特拉特福德的支持下起草了一份照會作為答覆，並交由維也納的四國委員會轉交給聖彼得堡。這份照會被人稱作「奧斯曼帝國最後通牒」，這個名稱其實有些誤導性。照會的內容是蘇丹新近頒布給國內宗教少數派的一些法令，這些法令通過法律協議的形式永久性地承認了賦予希臘東正教會的特權，並且由歐洲四大國作為協議的見證人。
但是，這份照會並沒有被轉交到沙皇手中。送抵維也納之後，這份照會就被與會的四大國扣了下來。他們起草了一份維也納照會，取代了土耳其人的照會。在新照會的起草過程中，並沒有諮詢過斯特拉特福德的意見。
此舉源自奧地利的想法。作為被俄軍入侵的兩個大公國的鄰國，奧地利希望出面調停。沙皇同意接受奧地利的調停，但蘇丹拒不接受調停。在四大國看來，奧斯曼帝國最後通牒不過是它對俄羅斯的主動承諾。維也納照會則獲得了俄羅斯和法國的擔保，要求奧斯曼帝國在修改其義務條款時必須事先徵得俄法兩國的同意。正如奧斯曼帝國政府和斯特拉特福德所看到的那樣，這份照會中暗示了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之間的不平等關係。這份照會讓土耳其人格外感到自己受制於人，還允許俄羅斯像過去一樣插手蘇丹及其基督徒臣民之間的事務。因此，先前批准了奧斯曼帝國最後通牒的蘇丹大議事會議此時達成了一致意見，拒絕接受維也納照會。他們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但估計俄國人不會接受。
由於奧斯曼帝國拒絕了維也納照會，英國政府對斯特拉特福德十分不滿，甚至考慮要求他辭職。與此同時，天平開始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戰爭一側。9月，伊斯坦堡爆發了示威活動和暴亂。在戰爭大臣的鼓勵下，謝赫伊斯蘭同意在一座清真寺里公布文告，要求政府向俄羅斯宣戰。同時，烏理瑪的數百名成員在大量神學學生的支持下起草了一份宣言，要求蘇丹和他的內閣履行宗教義務，發動聖戰。大臣們十分緊張，要求外國使節協助他們維持治安。
法國皇帝拿破崙試圖通過對外冒險來緩解內部壓力。因此，法國從一開始就在東方問題上採取好戰姿態。現在，法國大使依然貫徹著這一政策。他向奧斯曼帝國政府表示了對外國居民安全的擔憂，並且在奧地利大使的支持下，要求斯特拉特福德同意讓英法聯合艦隊繼續北上，開進伊斯坦堡。斯特拉特福德沒有理會法奧兩國大使的要求，拒絕違反1841年簽署的海峽協定，不同意戰艦北上。他很清楚，這樣做會導致戰爭的爆發。不過，根據協定，其他船隻可以在艦隊和都城之間來回行駛。因此，他同意讓兩艘英國蒸汽船和兩艘法國蒸汽船北上，加入已經停靠在金角灣里的船隻。它們的到來達到了意想之中的效果：暴亂的熱情逐漸平息，烏理瑪中負有罪責的成員被放逐。
但是，埃爾奇的和平訴求未能如願。在暴亂平息的消息抵達之前，倫敦在9月中旬得到了沙皇拒絕接受土耳其人對維也納照會的修改意見的消息。與此同時，外交大臣克拉倫登勳爵通過德文報章獲悉了俄國大臣涅謝爾羅迭對照會的私人解讀。涅謝爾羅迭認為，根據照會中的條款，土耳其人不僅要保障希臘東正教會的豁免權，還必須「考慮到俄羅斯人對與他們同樣信仰的奧斯曼帝國臣民的主動關切」。這一消息的披露徹底揭露了俄羅斯對奧斯曼帝國的真實野心，而英國政府此前一直未能領悟到這一點。克拉倫登譴責說，俄國的動機過於強暴。現在，他終於承認了斯特拉特福德早就看透的事實：土耳其人有完全正當的理由拒絕接受維也納照會。英國媒體強烈反對沙皇的所作所為，要求英國政府採取強硬立場。英法兩國政府放棄了維也納照會，並且譴責了俄羅斯。就這樣，英國的政策突然發生了逆轉，並且不可避免地從追求和平進一步滑向了訴諸武力。
拿破崙的大使加緊向倫敦施加壓力。他危言聳聽地描繪了伊斯坦堡發生的暴亂，還宣稱法國政府認為馬上派遣艦隊北上「非常必要」。英國政府沒有等待斯特拉特福德對伊斯坦堡局勢的報告，直接對他下達了命令。用斯特拉特福德的話說，這一命令相當於「渡過了盧比孔河」[6]。首相阿伯丁謹慎地強調說，他的行動出於保護目的，公開否認對俄羅斯有任何敵意。但是，克拉倫登後來強調說，英國政府做出這一決定的原因「並不是迫於法國皇帝的壓力（畢竟英國已經兩次拒絕了法國的要求），而是鑒於俄羅斯的行動，英國認為接下來的一步已經不可避免」。他對維持和平已經不抱幻想。
在艦隊真的北上之前，和平還有最後一絲希望——奧地利皇帝與俄國沙皇在奧洛穆茨（Olmütz）[7]舉行的調停會議。面對迫在眉睫的戰爭，沙皇憂心忡忡，因此拿出了和解的姿態，希望在最後關頭表達爭取和平的意願。沙皇提出了新的建議，表示承認保護基督徒的職責屬於蘇丹。就連法國皇帝也認為應當接受俄國的示好。但是，英國對俄羅斯的真實動機十分懷疑，已經很難輕易相信俄國人的表態。因此，在英格蘭公眾強烈的反俄情緒的影響下，斯特拉特福德接到了不容置辯的最終命令：調艦隊北上。
在奧斯曼帝國政府內部，反俄情緒也日漸高漲。主戰派明顯占了上風，蘇丹也沒有足夠的魄力對他們說不。於是，他做了明顯推動國家走向戰爭的舉動：他先對大臣們發表了一番好戰的講話，然後佩帶著先知穆罕默德的劍召開了大議事會議。在狂熱的氣氛中，大議事會議達成了一致意見：「訴諸武力已不可避免。」蘇丹確認了會議的意見，隨後謝赫伊斯蘭又發布了必不可少的費特瓦。1853年10月4日，奧斯曼帝國正式向俄羅斯宣戰。就在同一天，斯特拉特福德接到了英國政府調集艦隊北上的指令。斯特拉特福德很清楚，一旦艦隊北上，必然會激發奧斯曼人的好戰情緒。因此，他還試圖讓艦隊北上的時間再延後兩個星期，即便不能阻止敵對行動的發生，至少也要延緩它的發生。結果，法國大使也收到了巴黎方面的指示，使得斯特拉特福德無法再推遲行動。就這樣，在10月20日（這一天恰好是納瓦里諾戰役的紀念日），他向英國艦隊的司令下達了命令。英法兩國的艦隊穿過達達尼爾海峽北上，旌旗招展地駛入了金角灣。
在英法艦隊抵達後的第二天，奧斯曼軍隊在缺乏耐心的將領厄梅爾帕夏（Omer Pasha）的指揮下渡過了多瑙河。兩個星期之前，厄梅爾帕夏曾經向來犯的俄軍指揮官遞交了一份最後通牒，要求他撤出多瑙河河畔的兩個大公國。在冬季停戰期到來之前，奧斯曼軍隊接連取得了四場勝利。沙皇命令塞瓦斯托波爾的俄羅斯艦隊做好戰鬥準備。俄羅斯帝國與奧斯曼帝國的正面衝突構成了克里米亞戰爭的最初階段。
由於戰爭的前景尚不明朗，歐洲四大國依然在尋求和平，雷德克利夫勳爵斯特拉特福德也為了和平繼續奔走。由於沙皇宣布俄軍將採取守勢，等待「土耳其人來犯」，斯特拉特福德阻止了一支打算沿黑海沿岸進行挑釁性巡航、寄希望於「遭遇敵國艦隊」的奧斯曼艦隊。另一方面，英國和法國的艦隊司令都沒有阻止土耳其人派出一支船隊前往屬於奧斯曼帝國的黑海港口錫諾普。他們堅持認為，這支艦隊抱著和平的目的而去，並非為了發動進攻。這一次，塞瓦斯托波爾的俄羅斯艦隊決定穿過黑海的中心，展示一下他們的海上實力。錫諾普距離塞瓦斯托波爾只有短短100英里（約161千米）的距離，而且其防禦工事無力抵禦占據實力優勢的海上之敵。
奧斯曼船隊抵達錫諾普之後，船隊的指揮官向伊斯坦堡回報稱，有六艘俄羅斯風帆戰列艦在港口外巡航，港口急需增援。英國和法國的外交和海軍顧問思路混亂，猶豫不決，結果奧斯曼船隊沒能得到增援。奧斯曼船隊里連一艘戰列艦都沒有，無法進行有效的抵抗。但是，土耳其人拒絕投降，甚至還率先打響了第一炮。在俄國人憤怒的炮擊之下，奧斯曼船隊的船隻除了一艘倖免之外，其餘全部沉沒，大約3 000名土耳其人喪生。
鑒於土耳其人已經率先渡過多瑙河發動了進攻，這場發生在敵人領土上的「錫諾普大屠殺」其實是正當的戰爭行為。在聖彼得堡，俄國人上演了有音樂伴奏的表演《錫諾普之戰》（La Bataille de Sinope），以示慶祝。人們張燈結彩，歡呼雀躍。而在倫敦，錫諾普之戰被視作俄國人背信棄義的暴行，激起了英國人對俄開戰的熱情。法國皇帝則一心想要採取軍事行動。他宣稱，必須在黑海清除俄羅斯艦隊，要求英法聯合艦隊徹底控制黑海海域。事已至此，外交活動只得讓位於武力行動。在克拉倫登發出警告之後，聯合艦隊在倫敦方面的命令下，於1854年新年伊始駛入了黑海水域。
英國大使向俄國人保證，這支艦隊的目的只是示威，而非採取戰爭行動。沙皇想要爭取時間，加緊進行最後的戰爭準備。他派了一個代表到維也納去，提交了一份試圖和平解決問題的提議，但他的提議遭到了四大國的一致否決。到2月中旬，已經從倫敦和巴黎撤回了外交使節的沙皇命令漢密爾頓·西摩爵士和法國駐俄大使交出他們的護照。與此同時，在奧地利和普魯士不那麼積極的支持下，英國和法國要求沙皇從多瑙河河畔的兩個大公國里撤出他的全部軍隊。如果俄國拒不照辦，英法兩國將視同宣戰。沙皇沒有對這些照會給予任何答覆。
3月27日，法國皇帝向參政院宣布，法國已經與俄羅斯進入戰爭狀態。他說，法國並非像以前那樣為了征服而宣戰，而是要與英國聯手「抵禦危險的侵犯」。與此同時，「深感有責任給予蘇丹積極援助」的維多利亞女王向議會宣布中止與俄羅斯的談判，並於次日向俄羅斯宣戰。兩個星期之後，沙皇宣布向與基督教世界的敵人沆瀣一氣的英國和法國宣戰。他說，俄羅斯宣戰「並非為世俗之目的」，而是要完成東正教的「神聖使命」。
俄軍渡過多瑙河下游，侵入了奧斯曼帝國的領土。而根據一項新的協議，英國和法國有責任保衛奧斯曼帝國的領土。英法兩國之間還簽署了一項協議，旨在解放蘇丹的領土，確保歐洲的安全。用金雷克的話說，英法之間協議的簽署成了克里米亞戰爭的「強大引擎」。由於沙皇過分膨脹的野心和他在外交上的傲慢自大，俄羅斯就這樣捲入了同時對抗歐洲強國和奧斯曼帝國的戰爭。
1854年春，一支俄羅斯大軍渡過多瑙河，進入了奧斯曼帝國領土，旋即開始圍攻重要的錫利斯特拉要塞。與此同時，在本國艦隊的支援下，英國和法國的遠征軍在保加利亞的瓦爾納集結。瓦爾納是奧斯曼帝國歐洲部分在黑海上的重要港口，扼守著進入巴爾幹地區的道路。隨著「新秩序」改革中誕生的現代化軍隊的成熟，奧斯曼軍隊在抵抗俄軍入侵的過程中展現出了頑強的作風。儘管他們在組織能力上依然達不到西方國家的標準，部隊的指揮能力也令人扼腕，但他們在戰鬥中表現出了嶄新的自信和自尊，以及堪比往日聖戰士的戰鬥精神。在與俄國人的廝殺中，奧斯曼軍隊展現出了煥然一新的戰鬥力。
面對俄國人不計代價的圍攻，錫利斯特拉的守軍英勇地堅守著要塞。在守軍統帥陣亡之後，兩名年輕的英國軍官挺身而出，鼓舞並指導著剩下的奧斯曼帝國軍官。這兩位來自印度軍隊的志願者表現出了無條件的信任和投入，鼓舞著土耳其士兵的士氣。奧斯曼軍隊布置著新的防禦工事，努力破除俄國工兵挖掘的地道，無情地擊退敵人的進犯。一位初來乍到的英國軍官不禁感慨：「土耳其人面對危險冷峻無比，毫無懼色。」在這兩名年輕的軍官看來，投降根本不是一個可能的選項。他們用英國人特有的方式組織了一場贏者通吃的賭局，讓大家下注猜測錫利斯特拉究竟會在哪一天獲救。
厄梅爾帕夏正在舒姆拉為奧斯曼軍隊補充兵員。他太過謹慎小心，不肯率軍去解救錫利斯特拉，並將攻城的俄軍吸引到開闊戰場上決戰。而缺乏運輸手段的聯軍也沒有做好解救錫利斯特拉的準備，儘管在他們的營地里已經可以聽到要塞方向傳來的接連不斷的槍炮轟鳴。到6月底的一天，響徹了一整夜的炮聲忽然在清晨徹底地沉寂下來。他們不由得擔心錫利斯特拉已經陷落。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在進行了長達五個星期的炮擊之後，俄國人放棄了圍攻。就這樣，沙皇在歐洲入侵蘇丹領土的道路被堵住了。
與此同時，在多瑙河的更上游，從右岸的魯什楚克到左岸的吉奧傑沃（Giorgevo），一支奧斯曼軍隊正與一支規模相仿的俄軍對峙。此時此刻，雙方似乎都不想主動尋求衝突。但是，又是一群年輕的英國軍官改變了局勢。七名英國軍官來到奧斯曼軍隊指揮官哈桑帕夏的帳中，表示願意為他效力。7月初，有跡象表明多瑙河對岸的俄軍軍官已經下令拔營，並回撤了不少部隊。哈桑帕夏下令進行一次偵察行動。有一位來自印度軍隊的坎農將軍（General Cannon），在奧斯曼軍隊中被稱作貝赫拉姆帕夏（Behram Pasha）。他帶領了一個營的奧斯曼步兵渡過了多瑙河。他們沒有遇到任何抵抗，於是在多瑙河對岸的一個小池塘旁駐紮了下來。一些俄國步兵從土壘中跑出來襲擊他們，在付出一些傷亡代價後被擊退了。一名年輕的英國軍官率領一些散兵拖住了敵人，一直等到援軍渡過多瑙河，鞏固了河對岸的橋頭堡。
與此同時，在河的更上游，五名英國軍官率領一支規模更大的渡河部隊以分散的小組隊形過了河。他們頂著炮擊和俄國人的攻擊，沿著河岸堅持戰鬥。他們與之前渡河的那支奧斯曼軍隊建立了聯繫，那支軍隊此時已經得到了進一步的增援。這樣一來，就有大約5 000人的奧斯曼軍隊出現在了多瑙河的對岸。他們花了兩天時間，擴展並鞏固了這個橋頭堡，沒有遇到任何抵抗。接著，俄軍將領戈爾恰科夫大公（Prince Gortchakov）率領一支從錫利斯特拉撤圍而來的大軍出現在了高地上，並且打算在第二天把土耳其人趕進多瑙河裡。但是，就在黃昏時分，突然有一隊炮艦出現在多瑙河上。這隊炮艦很快就在俄土兩軍之間的一處水灣下了錨。戈爾恰科夫大公可能高估了這支艦隊的實力，於是產生了遲疑。就在此時，英國人和土耳其人在多瑙河上搭建了一座舟橋。這樣一來，戈爾恰科夫大公就要面對集中在魯什楚克的全部奧斯曼大軍。
戈爾恰科夫大公見狀，下令撤退，率領他的全部大軍撤回了布加勒斯特。於是，土耳其人暢通無阻地占領了多瑙河的下游流域。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最後一名俄羅斯士兵也撤回了普魯特河對岸。由於奧地利與奧斯曼帝國新近簽署了一項協議，俄羅斯現在面臨著奧地利參戰的風險。因此，俄羅斯人不得不從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大公國撤出了其軍隊和行政機構。接著，一支奧地利占領軍取代了俄軍，擋住了俄羅斯人向歐洲進軍的去路。
至此，英國最初提出的最後通牒中包含的目標就都達成了。沙皇的軍隊在一場簡短而可恥的戰役中遭遇了挫敗，沙皇對奧斯曼帝國歐洲部分的野心也被迅速終結。讓沙皇備感恥辱、威風掃地的一點是，俄國人並沒有敗在歐洲軍隊手裡，而是敗在了長期以來被人輕視、如今卻展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復甦了傳統的軍事能力的奧斯曼帝國的軍人手中——他們只得到了少數英國軍官的幫助。
對奧斯曼帝國來說，這場戰爭的防禦性目的已經達到。土耳其人把俄國人逐出了奧斯曼帝國的領土，而且消除了俄國人在可預見的未來入侵巴爾幹地區的潛在危險。因此，土耳其人已經達到了他們在這場戰爭中的全部目標。蘇丹和他的軍隊在歐洲取得了勝利。接下來，對俄國人還要採取什麼行動呢？從土耳其人自己的角度出發，他們已經別無目標。對於西方國家來說，既然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現在也可以光榮地尋求和平了。對俄羅斯而言，它在陸地上面對著歷史上鮮見的團結一致的歐洲，在海上則面對著占據壓倒性優勢的英法海軍，因此似乎也別無選擇。
但是，拿破崙皇帝需要依靠戰爭來提高他的新王朝的威信，而懷著愛國激情的英國人也渴望戰爭，他們把目光投向了塞瓦斯托波爾。在過去的25年中，尼古拉沙皇將塞瓦斯托波爾打造成了一座牢不可摧、擁有難以計數的武器和防禦工事的強大要塞。塞瓦斯托波爾的設計目的是承載一支強大的艦隊，有朝一日向奧斯曼帝國發動進攻。現在，它成了大英帝國面前的一大挑戰。屈從於公眾壓力的英國內閣不顧審慎的專業意見，命令英軍統帥雷格蘭男爵（Lord Raglan）「協調研究圍攻塞瓦斯托波爾事宜」。對此有些遲疑的雷格蘭男爵與同樣遲疑的法軍統帥聖阿諾元帥（Marshal St. Arnaud）只好照辦。聯軍從瓦爾納出發向東前進，未經抵抗就奪取了要塞北方的俄羅斯港口葉夫帕托里亞（Eupatoria）。多瑙河的戰爭已告結束，克里米亞的戰爭開始了。
這場戰爭的主要參戰方是英國和法國對抗俄羅斯。儘管奧斯曼帝國是這場戰爭打響的原因，而且可能會最終得益於這場戰爭的戰果，但在軍事角度上，奧斯曼帝國僅僅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英法聯軍的總兵力大約有6.5萬人，而在克里米亞登陸的奧斯曼軍隊只有一個師。在負責指揮這支奧斯曼軍隊的魯肯伯爵（Lord Lucan）看來，這支部隊的士兵幾乎與「巴什波祖克」無異，連正規的制服都沒有。儘管他們近期打出了出色的戰績，而且對聯軍的指揮十分服從，但魯肯伯爵不甚欣賞這些狂熱的戰士的軍事素養。從傳統的英國軍事眼光出發，他傲慢地把這批奧斯曼部隊歸為土匪一類。
克里米亞戰爭本身既是一場戰爭，也是俄羅斯與西方之間漫長的鬥爭史的延續。這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由報刊記者全面報道的戰爭。因此，在接下來的一年裡，所有英國人都可以讀到充滿戲劇性的圍攻塞瓦斯托波爾的傳奇，包括對此前的阿爾瑪（Alma）戰役、巴拉克拉瓦（Balaclava）戰役和因克爾曼（Inkerman）戰役的報道，以及最後對凸角堡和馬拉科夫（Malakhov）要塞的進攻的記述。在這個狹小緊湊的半島上，圍繞著守衛沙皇俄國大門的這座塞瓦斯托波爾海港，打響了一場場軍樂響亮、旌旗招展的荷馬史詩般的戰鬥。在愛國主義熱情的感染之下，英國民眾為軍隊的英勇表現歡呼雀躍，為他們的不幸遭遇深深鞠躬，更為對英法聯軍不夠協調的指揮帶來的混亂和低級錯誤而憤怒不已。當英國輕騎兵冒著猛烈的炮火衝進死亡谷[8]時，民眾的心中充滿了驕傲；當人和動物都在殘酷、艱苦、疾病肆虐的寒冬中掙扎時，民眾為他們遭遇的痛苦而瑟瑟發抖；當充滿慈悲的提燈女士[9]在斯庫塔里的病房裡與扇著翅膀的死亡天使搏鬥時，民眾又會發出如釋重負的感嘆。
有一支奧斯曼軍隊參加了巴拉克拉瓦保衛戰。在不稱職的軍官的指揮下，他們急匆匆地逃離了戰場。第二年年初，另一支奧斯曼軍隊被派到了葉夫帕托里亞。在厄梅爾帕夏的指揮下，土耳其人發揚了與生俱來的勇敢精神，守住了土壘，打退了擁有兵力優勢的俄國軍隊，給了尼古拉沙皇最後一次羞辱。兩個星期之後，尼古拉沙皇駕崩，他的兒子亞歷山大二世繼位。很快，亞歷山大二世就決定求和。與此同時，在東線的小亞細亞半島上，一支奧斯曼軍隊在英國軍官的指揮下英勇地守衛著卡爾斯要塞。由於奧斯曼帝國政府的疏忽，卡爾斯沒有得到足夠的補給，守軍一直堅持到彈盡糧絕才把這座要塞丟給了俄國人。
一直到戰爭後期，聯軍才想到在克里米亞部署一支大約2萬人的奧斯曼軍隊，交給英國軍官指揮。不過，這支軍隊並沒有參戰。1855年9月，法國人攻占了馬拉科夫要塞，直接導致了塞瓦斯托波爾的陷落和克里米亞戰爭的結束。英國人還想繼續戰鬥，但法國人堅持停戰，因為他們的戰果已經足以讓皇帝拿破崙三世滿意。
1856年春天，參戰國簽署了《巴黎和約》。根據《巴黎和約》及其附屬協議，俄羅斯將交還它在亞洲征服的土地，而聯軍則將交還他們在歐洲征服的土地。唯一的領土變化是沙皇要交出俄國在1812年吞併的土地——把比薩拉比亞南部和多瑙河三角洲交還給摩爾達維亞。此外，多瑙河流域的兩個大公國不再是俄國一家獨占的被保護國，而是被置於各大國的共同保護之下，並承認蘇丹的主權。這兩個大公國擁有了獨立的、由本國人組成的政府，享有信仰和貿易自由，並且有權組建自己的武裝部隊。
根據這些條款，多瑙河由一個國際委員會管理，將賦予各國自由通航權。黑海也變成了中立海域，其水域和港口將對所有商船開放，但不允許軍艦進入，黑海沿岸也不得保留海軍造船廠。在修改了1841年的協議條款之後，達達尼爾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再一次對軍艦關閉了。
在《巴黎和約》中，所有基督教國家承諾尊重奧斯曼帝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和約設置了調停機制，在必要時還可以進行武裝干涉。從長期來看，聯軍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勝利是否值得付出那麼多的生命和財產還有待討論，但西方各國和俄羅斯簽署的《巴黎和約》至少讓東方問題的內在矛盾在接下來的20年中得到了抑制。東方問題也越發得到各國的重視。與此同時，在奧斯曼帝國內部，蘇丹也加強了保護其基督徒臣民的力度。畢竟，正是關於他們的生存地位的爭議才引發了克里米亞戰爭。
[1] 本書寫於20世紀70年代，對於這類大國沙文主義行為，可能不像我們今天這樣敏感。讀者不妨帶著批判的眼光，來看待這類歐洲強國從私利出發評論乃至干涉他國主權的做法。——編者注
[2] 《聖經》記載中耶穌降生的地方。
[3] 據《聖經》記載，耶穌在上十字架的前夜曾經在客西馬尼園禱告；另外，東正教還認為，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就安葬在此處。
[4] 即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緬什科夫。
[5] 19世紀英國旅行作家、歷史學家。
[6] 在羅馬共和國時期，將領不得率軍越過盧比孔河進入義大利本土。公元前49年，愷撒率軍渡過盧比孔河，此舉相當於挑起了與羅馬的當權者之間的內戰。此後，「渡過盧比孔河」就被用來指代將自己置於沒有退路的危險境地的行為。
[7] 今屬捷克。
[8] 死亡谷是巴拉克拉瓦戰役的著名場景。英國詩人阿爾弗雷德·丁尼生還有著名的詩作《輕騎兵的衝鋒》和《重騎兵的衝鋒》，歌頌戰役中英軍的英勇表現。
[9] 指弗洛倫斯·南丁格爾，英國人，現代護理學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