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三十二章

如果說阿卜杜勒·邁吉德蘇丹並沒有繼承其父馬哈茂德二世的出眾能力，他至少展現出了良好的意願。這個年輕人熱切地想要效法馬哈茂德，延續他的道路，完成他的改革。阿卜杜勒·邁吉德舉止柔和，肢體纖細，被人稱作「最溫文爾雅的蘇丹」。不過，他也是一個長於思慮、嚴肅認真的年輕人。英國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寧第一次見到這位蘇丹，就認為他可以成為自己的「學生」。在他看來，這位蘇丹「性情和善，具有透徹的理解力和清晰的責任感，舉止莊重卻不驕傲，還擁有他的祖先身上難得一見的仁慈之心。他的個性使他更願意用溫和而開明的方式推行改革。他沒有足夠的魄力去啟動某一項改革，但樂於批准和推動改革的進行。」在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和阿卜杜勒·邁吉德之間，建立起了一種大使與君主之間罕見的親密私人關係。因此，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從阿卜杜勒·邁吉德即位伊始就對他的政策有著非同尋常的影響力。 阿卜杜勒·邁吉德的母親是一名切爾克斯人。這位非同尋常的蘇丹皇太后從蘇丹小時候起就對他影響頗深，因此對帝國的國事也有著巨大的影響力。阿卜杜勒·邁吉德不具備他父親那樣獨挑大樑的能力，因此需要得到優秀而可靠的顧問的幫助。他曾經對斯特拉特福德坦言：「如果能找到十位帕夏來幫助自己，我就可以對成功充滿信心」。實際上，蘇丹往往會隨著相互敵對的維齊爾的更迭而左右搖擺。在他執政初期的維齊爾之中，有一位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堪稱佼佼者。此人是一位外交官，曾經在奧斯曼帝國駐巴黎大使和其他崗位上有優異的表現。在馬哈茂德駕崩時，身為外交大臣的雷希德正在倫敦執行特殊的出使任務。當時，革命和改革的思潮又開始在西方風行，而迅速回國的雷希德努力想要向歐洲國家證明，奧斯曼帝國也能建立起現代政府體系。 他一邊敏銳觀察著歐洲國家的態度，一邊起草了一份實際上相當於馬哈茂德二世遺囑的改革法案。1839年11月3日，在大薩拉基里奧宮的花廳（這裡原本是宮廷甜點師準備玫瑰蜜餞的地方，因此得名），這項法案在阿卜杜勒·邁吉德蘇丹、外國使節（以往他們不會受邀參加這樣的儀式）和奧斯曼官員的共同見證下正式公布。這項法案後來被稱作「花廳御詔」（Hatti-Sherif of Gülhane），它與後來公布的一系列法案被統稱為「坦志麥特改革」（Tanzimat，即為「重組」之意）。 花廳御詔是伊斯蘭世界最早的一份憲法性文件，實際上是一份規定了法律、社會和政治權利的憲章。蘇丹本人也宣誓遵守花廳御詔的根本理念和議事機構隨後做出的決議。花廳御詔實際上承載了馬哈茂德統治晚期形成的各種計劃和理念，對之加以提煉，落實成具體的文字，並將成為嶄新的奧斯曼帝國體制建設中的基石。即便歷經挫折和變遷，花廳御詔仍將在接下來的20年中不斷演進。坦志麥特改革意在保障國民的生命、榮譽和財產的自由與安全，用固定的計稅徵稅體系取代包稅制，確立常態的徵兵流程和軍人的服役年限，保證法制下的公平公開審判，還制定了未經合法審判不得施加懲罰的原則。 蘇丹的議事委員會分別負責上述事務。這些議事委員會擁有準立法權，其成員範圍也有所擴大，囊括了帝國重臣和其他顯要。在這些議事委員會中，地位最高的是1840年設立的司法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將在坦志麥特改革時期扮演核心角色。委員會的成員可以暢所欲言，蘇丹必須批准在委員會中取得多數贊同的決議，尊重並遵守依據憲章制定的法律。從理論上講，這意味著他作為君主的絕對權力將受到制約，他在行政過程中必須遵守他人制定的法律，中古時期絕對君權里司空見慣的種種特權受到限制。不過，此時的憲章並不是一個具有憲政改革意義的文件，它並沒有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確立一種新的關係體系，不涉及國民代表權的問題。委員會的成員並非通過選舉產生，而是由蘇丹本人欽點任命；他們所做的事情也受制於蘇丹的意志，因為他們的決議必須獲得蘇丹批准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蘇丹實際上仍然擁有絕對的君權。 在坦志麥特改革中，最為激進、對於西方人來說也最為引人注目的一項原則是，奧斯曼帝國的所有臣民，不論種族和信仰，都應享有同樣的權利。這樣一來，就消除了穆斯林與基督徒和其他非穆斯林之間的區別。在法律、稅收和財產等層面，坦志麥特改革都給予全體國民以安全和自由保障。這樣的平等原則同樣也適用於教育領域（不論是平民教育還是軍事教育）及軍隊和政府部門徵召選拔人才的過程中。 在俄國駐奧斯曼帝國的代表看來，花廳御詔可謂是一次成功的「表演」，讓西方世界大為驚異，猜測紛紛。在歐洲日漸傾心改革的這個時代，衰落中的奧斯曼帝國儘管還保留著傳統的政府體系，但看起來也將向開明的方向實現蛻變。作為一位伊斯蘭國家的君主，蘇丹向國內的基督徒敞開了政府的大門。在巴麥尊勳爵看來，「這個政策有著驚人的效果」，「讓英國和法國公眾對奧斯曼帝國的看法大為改觀」。不過，在更多著眼於奧斯曼帝國陰暗面的梅特涅和其他人看來，他們仍然對改革在實際層面能夠走多遠心存疑問，認為它不過是裝點門面的小把戲。 越來越多的歐洲人來到奧斯曼帝國，希望可以從新的機遇中獲得好處，乃至為本國取得長期的優勢。另一方面，儘管帝國內部的非穆斯林臣民十分熱切地想要提高自己的地位，但他們顯然對新憲章持謹慎態度。雖然新憲章大張旗鼓地賦予了他們更多的權利，但與此同時，既然已經成了擁有完整權利的公民，他們就必須承擔新的義務。以前，他們只要繳納人頭稅就可以免除兵役。但現在，他們必須服兵役，而且有可能在戰爭中與其他基督徒對壘；穆斯林也感到十分不快，因為他們可能要與基督徒並肩作戰，甚至他們的指揮官也可能是基督徒。基督徒缺乏對奧斯曼帝國的愛國熱情，而且擔心會失去那些奠定了他們在教育和經濟方面的優勢的特權；基督教的神職人員則擔心新憲章會損害他們的既得利益。他們猜不透奧斯曼帝國政府的真實目的是什麼，仍然寧願謀求外國支持——特別是俄國的支持——來尋求自治乃至獨立。 對於大部分穆斯林來說，對異教徒的解放讓他們大為不滿，因為這衝擊了他們最根本的傳統觀念——伊斯蘭教勝過一切其他宗教。的確，拉亞們應該獲得包容和保護，他們在內部事務方面也應當享有一定的自由。但是，他們應該作為一個不同的族群獲得區別對待。他們信仰不同的宗教，因此不能被視作與穆斯林平等的人。哪怕是在坦志麥特改革所憧憬的那種世俗社會中，這些人也不應該在道德和社會層面上與穆斯林等同。帝國內部四處瀰漫著這種反對思潮，形成了廣泛的反動情緒。由於缺少一個行事果決的蘇丹，奧斯曼帝國也無法輕而易舉地壓制這種風潮。 1841年，這種反對改革的風潮達到了頂峰。那一年，為了發展對外貿易，雷希德帕夏在新成立的商務部下開設了一個新的法庭，專門用來解決貿易糾紛。他還以法國貿易法為藍本，制定了新的貿易法，編制了有關合伙人制度、破產和匯票等事項的規定。但是，在伊斯蘭法學家看來，這些行為背離了沙里亞法。當雷希德向最高司法會議介紹新的貿易法時，他被問到新的貿易法是否與神聖法相牴觸。他回答道：「神聖法與這些事務無關。」話音未落，烏理瑪的成員們就大聲呵斥：「褻瀆神明！」結果，這項法案被擱置了，這給外國商人造成了巨大的不便。蘇丹也向烏理瑪屈服，解除了雷希德的職務，迫使他回到了駐巴黎的大使館。蘇丹皇太后的情人勒扎帕夏（Riza Pasha）接替了雷希德的職務。此人肆無忌憚地中止甚至推翻了雷希德的許多改革。他的幫凶還包括以仇視外國人和西方思想著稱的大維齊爾伊澤特·穆罕默德（Izzet Mehmed）。 不過，身為塞拉斯克（軍隊總司令）的勒扎帕夏還是推行了急需的軍隊重組方案，這讓奧斯曼帝國受益匪淺。他將帝國軍隊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是現役軍隊（「尼扎姆」，Nizam），服役期五年；另一部分是預備役部隊（「雷迪夫」，Redif），即現役軍人返鄉之後再於所在地區服役七年的部隊。招募兵員採用徵兵制，部隊的訓練、武器、裝備和組織方式全部西化。就這樣，奧斯曼帝國獲得了一支擁有至少25萬人的新軍，其士兵兼具古時候奧斯曼帝國的軍人的勇氣和紀律性，其軍官的素質也將隨著軍事院校的發展而日漸提升。儘管頒布了新的法令，基督徒實際上仍然不會被徵召入伍。因此，這支軍隊依然是由土耳其穆斯林組成的。穆斯林和基督徒混編的想法經常會被人比作水和油的混合，或者像巴麥尊勳爵所說的那樣，「仿佛把貓和狗關在同一個箱子裡」。 最終，非穆斯林也不再需要服兵役，只需要繳納一筆免服兵役稅即可，這筆稅款取代了以前的人頭稅。不過，像以前一樣，海軍里依然有基督徒服役。重整海軍的是勒扎的朋友、名叫阿道弗斯·斯萊德（Adolphus Slade）的英國海軍軍官。他招募了1萬名水手，但未能增加戰船的數量。締造新陸軍是勒扎對國家唯一的貢獻。在他執政的四年里，不公正、不安全和反動成了國家的主流，曾經讓人引以為傲的「Gülhane」（花廳）被人諷刺地戲謔成了「Gulhan」，即「垃圾坑」。 與此同時，斯特拉特福德·坎寧還得知，在這個腐敗橫生的環境裡，勒扎在財政大臣的縱容和兩名基督徒資本家的幫助下，從奧斯曼帝國的國庫里挪用了大量的公款。斯特拉特福德·坎寧明白，將此事告知年輕的蘇丹是不明智的，但他開始緊盯著勒扎的一舉一動，同時假裝默許了勒扎的反動政策。與此同時，他悄悄地培養著與阿卜杜勒·邁吉德的私人關係。他承認，阿卜杜勒·邁吉德身上的「善良多過能力」，但他還是希望「歐洲的影響力和成功的例子能夠影響到他，讓他獲得正確的指導，從而充分發揮他的能力」。 從這時起，有著堅定的新教信仰的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就成了一位狂熱的勇士和基督徒的保護者，其所作所為經常超出其本國政府在具體政策中劃定的行事範圍。有一位亞美尼亞青年和一位希臘青年，都是在信仰了伊斯蘭教之後又皈依了基督教，結果依照《古蘭經》按叛教罪先後遭到處決。為此，斯特拉特福德·坎寧進行了持續不斷地抗議。最後，他勸服了蘇丹，讓他「親口宣布，從今以後，在他的版圖內，基督教不得被侮辱，基督徒也不能由於其信仰而遭到任何迫害」。蘇丹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確認了這一承諾，並將其在帝國的各個行省公開宣示。為此，同為君主的維多利亞女王還向蘇丹發了一封祝賀信。而之前就已經由於其高貴的舉止和堅定的信念贏得了土耳其人尊重的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則在此事中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從而獲得了更顯赫的名聲。在基督徒的眼中，他就是帕迪沙阿中的帕迪沙阿。最終，他還設法讓勒扎倒了台——此人於1845年被蘇丹免職。 接替勒扎的是雷希德，他回來並出任了大維齊爾一職——這讓坎寧十分滿意。改革政策由此得以恢復。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蘇丹宣稱，他的改革都是為了增進國民的福祉，但除了軍事改革之外，其他的提議都被他的大臣們誤解了，推行的方式也不對。蘇丹認為，這主要得歸咎於國民普遍的無知。因此，他下令興建新的學校來傳播知識，並幫助政府的其他部門像戰爭部一樣實現改良。一個委員會提議，除了大規模興建初等學校和中學之外，還應該創辦一所奧斯曼帝國國家大學。由於存在許多障礙，這項雄心勃勃的計劃花了很多年的時間才得以實現。人們為大學的建築打下了地基，還鑄造了一枚紀念章來描繪大學建成後的樣子。但是，由於缺乏經費，這座建築一直未能竣工。工程停工的時候，建築的牆體只蓋了幾英尺高。 由於初等教育是烏理瑪的專屬領域，在這方面取得的進展不多。不過，中學的數量在緩慢增加。委員會十分精明地在嘴上大談特談宗教的重要性，卻在實際層面上把中學的發展都放在了世俗教育體系的框架之內。漸漸地，世俗教育體系內的學校為各個分支的官僚系統培養出了一群嶄新的中產階級精英。 在頒布了關於教育的新法令之後，蘇丹又在地方政府層面開始了一項大膽的試驗，以更多地徵求民眾的意見，限制帕夏的權力。他命令每個行省選出兩名代表，遴選的標準是聰明過人、對當地情況十分熟悉、有能力處理好公共事務的地方顯要。他想把這些人召集到首都，組成一個地方顯貴會議（Assembly of Provincial Notables），與最高司法會議一同商討國事，給出他們對於國家現狀和改革需求的看法。 但他的命令沒有得到良好的反饋。於是，他又派出了流動的特派員到各個行省去收集有關改革的情況，然後向最高司法會議匯報。對應每一位總督或帕夏，他都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梅日利斯」，mejlis），其成員選自地方上的各個社群。蘇丹設立這些委員會的本意是好的，希望可以讓政府變得更負責任，更具有代表性。但是，實際上的操作並不成功。非穆斯林社群的確選出了他們的代表，但是總體上持反改革態度的土耳其穆斯林仍然占大多數。地方上的少數群體本來應當受到保護，但多數群體實際上可以輕而易舉地嚇倒少數群體，駁回他們的意見。而且，不稱職的總督往往可以把責任推卸到委員會身上，很少能夠因為他們的不法行為被繩之以法。總的來看，地方顯貴會議體系不僅沒能抑制反對改革的力量，反而製造出了一種這個國家擁有法制的假象。 斯特拉特福德·坎寧一直緊密關注著改革進程，他曾經就兩樁案例向蘇丹正式抗議過一個梅日利斯的所作所為。在坦志麥特改革之後，外國領事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在對抗腐敗的帕夏、代表基督徒少數族裔說話時也變得更有分量，有時候甚至還能提高基督徒的待遇。坎寧藉助他在蘇丹那裡的影響力，還取得了兩項成就：禁止奧斯曼船參與奴隸販運；糾正近來出現的從個人手上徵收土地稅的錯誤做法，確保土地稅還是像以前那樣從社群領袖那裡徵收。 在司法方面，1847年民事和刑事混合法庭成立。混合法庭由同等數量的奧斯曼法官和歐洲法官組成，其審判程序依照歐洲慣例，而非伊斯蘭世界的慣例。1851年，奧斯曼帝國公布了一份修訂過的刑法典。此前一年，雷希德確保了商法典的頒布——正是這部法典曾經在十年前導致了他的下台。商法典由商業特別法庭執行，旨在規範、保護和促進外國人的商貿活動。和拉亞們一樣，長年在奧斯曼帝國內部經商的西歐人在此之前也不能通過土耳其法庭來解決他們的商業糾紛。儘管以前的讓步條約規定外國領事法庭擁有審判權，可以在民事和刑事案件方面保護外國人的合法權益，但他們在商業事務上的權益得不到類似的保障。 現在，隨著商業法庭的設立，外國人在商業事務上的權益也可以得到保障。同等數量的土耳其法官和歐洲法官組成了混合特別法庭，用來解決土耳其人和西歐人之間的貿易糾紛。1850年公布的商法典標誌著奧斯曼帝國第一次正式承認了獨立於烏理瑪之外、處理神聖法範疇以外事務的法律體系（此前這已經在其他某些伊斯蘭國家實現了）。在過去十年間嶄新的經濟自由主義的發展歷程上，這也是重要的一頁。藉助更加自由、更加緊密的貿易關係，奧斯曼帝國經濟的大門進一步向世界敞開了。 奧斯曼帝國經濟向西方的進一步開放，起源於英國和奧斯曼帝國在坦志麥特改革開啟前不久簽署的一項新的貿易協定。依據自由貿易的原則，協定規定了固定的進出口關稅稅率，取消了各種限制性條款，有利於英國和奧斯曼帝國兩國的商人。這項協定的簽署，標誌著英國取代了法國，成為近東海域最重要的貿易大國。不過，這項貿易協定實際上相當於對奧斯曼帝國現有貿易體系的修正和現代化改造，因此其他歐洲國家也可以效法英國，與奧斯曼帝國簽署類似的條款。很快，法國和荷蘭也與土耳其人簽署了新的貿易協議。 從此以後，外國商人擺脫了以往的種種束縛，貿易額迅速增長，進入了一個經濟增長、貿易繁榮的新時代。奧斯曼帝國越發成為歐洲工業品的重要市場，同時也成了農產品和其他原料的重要出口國。貿易公司、銀行、保險公司以及其他現代經濟機構紛紛在奧斯曼帝國出現。大量的人口離開了古老的中世紀式的小鎮和村莊，搬進了嶄新的不斷擴張的城鎮，帶來了城鎮人口的增長。與此同時，古老村鎮中的傳統手工業衰落了，工匠和農民的生計日漸式微。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大城市的規模增加了兩倍，甚至三倍。城市中來自歐洲和黎凡特地區的人口劇增，他們往往搶了土耳其生意人的飯碗，結果擴大了非穆斯林和穆斯林之間的隔閡。這些都是讓歐洲經濟自由向國內滲透帶來的結果。 土耳其穆斯林通常不會扮演貿易商、商人和金融家的角色，而是充當行政官員、軍人和農民。接連許多任的蘇丹都不知充實的國庫和成色良好的貨幣為何物，因而他們的政府機構無能低效，官員腐敗貪婪。每次遇到財政赤字的時候，他們的應對之策就是讓貨幣貶值。在馬哈茂德二世執政時期，奧斯曼帝國貨幣的形態經常發生變化，幣值也一跌再跌，形成了長期的通貨膨脹。這降低了人們的生活水平，也讓領取固定薪水的官員設法另謀財路，越發道德敗壞。1840年，阿卜杜勒·邁吉德蘇丹下令按照歐洲的方式組建一家由政府出資補貼的奧斯曼帝國銀行。接著，他又以發行浮動利率國債的方式引進了紙幣。1844年，在這家新銀行的幫助下，奧斯曼帝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維護貨幣的措施。舊的錢幣退出了流通，國家按照歐洲的慣例，發行了實行金本位的新貨幣。此舉暫時穩定住了幣值。 但是，事實證明，按照19世紀的資本主義方式運作財政超出了奧斯曼帝國政府的能力範圍。從1858年起，奧斯曼帝國開始依靠不斷舉借外債過活，這最終將導致帝國的經濟崩潰。在奧斯曼帝國里，從銀行業和工業投資上漁利的不是土耳其穆斯林，甚至非穆斯林的少數族裔——長期以來充當中間人聚斂財富的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也不再是主要的受益者。現在，支配奧斯曼帝國經濟的是歐洲的資本主義企業。這樣一來，歐洲各國大使對奧斯曼帝國的政治影響力又在經濟層面上得到了加強。 從19世紀中葉開始，帝國內的改革勢頭逐漸出現了頹勢。儘管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利用他的影響力取得了那麼多成功，但他未能幫助奧斯曼帝國改革監獄，改進道路交通情況，消除腐敗或改善帝國的財政狀況。而且，雖然他十分關切宗教問題，但他也未能真的爭取到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平等地位。他令人欽佩的努力換來的更多只是口頭上的讓步，而不是實際上的改進。曾經熱情推動改革的雷希德也在反動力量的阻撓下漸漸失去了信念，變得灰心喪氣。他債台高築，於是變得越發貪腐。蘇丹本人也對改革失去了興趣，在公務上越發缺乏決斷力，不斷用禮貌的迴避和被動的拖延策略來考驗「偉大的埃爾奇」（Elchi，意為「大使」，此處特指坎寧）的耐心。 蘇丹對後宮的生活越發感到著迷。一位名叫查爾斯·麥克法蘭（Charles MacFarlane）的英國旅行家和研究者對蘇丹的多產感到十分驚奇。「在他還不到20歲的時候，這個瘦弱的小伙子就已經是8個孩子的父親了，這些孩子是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由後宮裡不同的女人為他生的。」後來，麥克法蘭又在他的日記里記錄下這樣的話語：「一大清早，我們就被一陣響亮的鳴槍敬禮的聲音驚醒了。蘇丹又有了一個兒子。可就在上個星期，他才剛有了一個女兒！」 蘇丹對老舊的大薩拉基里奧宮感到厭倦。於是，他不顧財政赤字和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對政府迫在眉睫的破產風險的警告，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歐洲一側的海岸邊興建了一座現代化的大理石宮殿——多爾瑪巴赫切宮（Dolma Bahche）。這座宮殿的興修花了一大筆錢，成了他極盡奢侈之能事的登峰造極之作。這座宮殿採用了歐洲新文藝復興的建築風格，配有紛繁複雜的洛可可式裝飾；金葉、水晶、雪花石膏和斑岩點綴著它的大理石廳堂，天頂畫出自法國和義大利的藝術家之手；王座大廳里安放著世界上最大的鏡子，而蘇丹臥房裡的床則由純銀打造而成。 從此以後，作為宮廷西方化風尚的典範，遠離政府中心的多爾瑪巴赫切宮取代了古老的大薩拉基里奧宮，成了後世所有蘇丹的長期居所。在這裡，阿卜杜勒·邁吉德過上了歐洲式的窮奢極欲的享樂生活。蘇丹在音樂方面頗有品位，請來了德國和義大利的大師訓練他的土耳其樂隊，讓他們演奏最出色的現代作品，這些作品很快就取代了以往更原始的軍樂。他還請來了歐洲的演員、芭蕾舞者和其他演藝人員，讓他們在宮殿旁新建的戲院裡登台表演。與此同時，帝國的財政狀況一路下滑，隨著慣性逐漸滑向混亂的深淵。 此時，由於年輕的帕迪沙阿違背了自己早年的諾言，偉大的埃爾奇感到十分幻滅。他意識到，蘇丹和他的大維齊爾都擁有一個致命的弱點——缺乏決心。巴麥尊勳爵表達了類似的擔憂，認為「由於君主和大臣們怯懦、軟弱、優柔寡斷，（奧斯曼帝國）勢必衰落」。他建議他的大使不要再去推動奧斯曼帝國進行任何重大改革了。坎寧也承認，「改良大業全看今日的表現……但我不得不承認，我留在這裡的主要目標已經不復存在」。 雷希德的改革已告失敗。這不能完全歸咎於他個人的弱點，還要考慮到奧斯曼帝國的民意並沒有能夠跟上改革的步伐，支持改革的受過世俗化教育的階層人數也不夠多。甚至，就連一些反對保守的激進人士也不無擔心：這個在各方面以伊斯蘭文明為基礎的國家，不知在此過於迅速地引入西方思想會帶來怎樣的後果。他們懷疑，如果像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建議的那樣匆忙地消除不同宗教和種族人群之間的差異，可能會激起反彈。 於是，在1852年的夏天，斯特拉特福德·坎寧辭去了大使職務，啟程返回英格蘭。他自認為成就寥寥，但就在他動身離開前的那一晚，亞美尼亞新教徒、希臘人、美國傳教士以及伊斯坦堡和士麥那的商人群體給他送來了數不清的告別禮物，這讓他大感寬慰。他以為自己「或許再也不會回來了」。但是，就在不到一年之後，一個突發的新情況又把已經成為雷德克利夫子爵（Lord Redcliffe）的斯特拉特福德帶了回來。他出任大使的這十年間的和平歲月突然畫上了句號，奧斯曼帝國再一次與俄羅斯發生了激烈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