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三十一章
改革者馬哈茂二世德謹慎地等待了整整17年，才開始著手推行他激進的改革方案。他的改革目標是要將奧斯曼帝國從一個構建在伊斯蘭教原則上的中世紀帝國，改造為一個基於西方世俗原則的現代立憲國家。按照他的計劃，他將組織新的政府機構，並且向不斷進步的歐洲學習更靈活的政府理念，與過去的時代作別。
但是，像以往征服者穆罕默德和立法者蘇萊曼推行的改革一樣，要想實現改革，必須依靠強硬的手段。在馬哈茂德看來，最重要的是要恢復甦丹至高無上的權力，讓帕迪沙阿的意志無論在國都還是在外省，都成為唯一的絕對權威，不受任何人的挑戰。經過多年的努力，馬哈茂德二世終於重掌權柄。由於那些曾經幫助過塞利姆三世的謀臣都已經遭到處決或被放逐，馬哈茂德做到這一點憑藉的完全是他個人的努力。他有著堅定的決心，鍥而不捨，深謀遠慮；他視野開闊，精力集中，既可以十分現實地面對困難的挑戰，又可以系統性地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案。更重要的是，他鐵骨錚錚，毫不動搖地要制伏那些在國內阻撓前代蘇丹推行改革的敵對力量。
首先，為了確保其中央集權政府的權力，他必須消滅那些制約中央政府權力的地方自治勢力。在這個因外部蠶食而日漸萎縮的帝國，他必須抑制住內部的破壞性力量，重新為這個縮小了的帝國的剩餘部分創造出積極的內部凝聚力。他緩慢而富有耐心地清除了那些心懷不軌的帕夏。接著，他還要對付代雷貝伊們和其他懷有二心的地方顯貴。這些人經常自命不凡地製造事端，濫用權力。為了實現中央集權，消除夾在政府和民眾之間的其他權威來源，他矢志壓制一切通過世襲、傳統、慣例或公意取得權力的地方勢力。就這樣，他在安納托利亞和魯米利亞的大片區域內恢復了君主的權威。他在亞尼納對阿里帕夏的無情鎮壓就是這一系列努力的登峰造極之舉。
現在，馬哈茂德二世就可以放開手腳去消滅奧斯曼帝國內部實力最強勁的敵人——近衛軍了。他們曾經是奧斯曼帝國可敬的勇士，現在卻成了國家的腐爛之源。如果不能徹底清除掉近衛軍，任何改革都無從推行。1826年夏天，馬哈茂德蘇丹決心發起決定性的一擊。這個時機選擇得恰到好處。當時，易卜拉欣帕夏的部隊剛剛從希臘人手中奪回邁索隆吉翁。這支隸屬於蘇丹的附庸穆罕默德·阿里的現代化軍隊恰恰為蘇丹提供了一個範例。倘若蘇丹沒有早就意識到這點的話，那麼此時這支軍隊也成了一個刺眼的例子，讓他明白他的帝國必須擁有這樣一支現代化的軍隊，而穆罕默德·阿里的這支軍隊甚至可以作為帝國軍隊的原型。穆罕默德·阿里清除了埃及的馬木留克集團，比任何一位蘇丹都更早地證明了穆斯林軍隊也可以像基督教國家的軍隊一樣達到歐洲式的紀律和訓練標準，他對改革政策的追求也為他贏得了西方的尊敬和支持。
為了發動針對近衛軍的政變，蘇丹提前準備了忠於自己的部隊。他預見到可能會發生激烈的巷戰，於是擴大了炮兵部隊的規模，提升了他們的戰鬥力，使他們可以獨當一面，摧毀近衛軍。他把部隊的指揮權交給了忠誠可靠的軍官，並由一位冷酷無情的將軍統領他們。在後來的殘酷廝殺中，這位將軍為自己贏得了「黑色地獄」的名號。蘇丹還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對岸準備了一支實力不凡的亞洲軍隊，用來在必要時趕來支援。在此之前，馬哈茂德蘇丹已經逐漸把支持他的治國能臣擢升到了高官的位置上。現在，這些人正式簽署了一項費特瓦，宣布將組建一支用歐洲方式訓練、裝備的新軍。
創辦這支新軍的想法其實源於塞利姆三世的「新秩序」改革，但馬哈茂德蘇丹沒有把它當作一項改革政策的產物，而是十分機智地對成立新軍的目的做了另一番解讀：為了幫助奧斯曼帝國重拾往日的輝煌，他要復興蘇萊曼時期古老的軍事秩序。馬哈茂德特意明確地指出，這支部隊不會交給基督徒和外國人指導，而是交給受過現代化訓練的穆斯林軍官。這樣一來，他的想法就得到了大穆夫提和烏理瑪的支持，而在對付異教徒的聖戰中，他必須獲得宗教人士的支持。近衛軍部隊可以保留，但是每個駐紮在首都的營必須為新軍提供150名兵員，接受新式訓練。
正如蘇丹所料，近衛軍拒絕了這一要求。他們又一次按照傳統的方式把營鍋倒扣，以示造反。像1807年的那次兵變一樣，他們又一次蜂擁衝進了大競技場，然後殺氣騰騰地向蘇丹的宮殿進軍，要求得到蘇丹手下重臣的人頭，重演歷次兵變的舊戲碼。但這一次，蘇丹做好了準備。他的部隊和火炮已經蓄勢待發，大部分民眾也聚集起來支持君主。馬哈茂德親自展開了先知穆罕默德的神聖旌旗，呼籲所有的信徒聚集在大旗周圍。就在成群的近衛軍沿著狹窄的街巷逼近大薩拉基里奧宮的時候，宮牆上槍炮大作，接連不斷的葡萄彈在他們的陣列中撕出一道又一道口子，中彈者紛紛無助倒地。近衛軍被炮火趕回了大競技場。他們在大競技場進行了一番抵抗，接著又躲進了兵營的院牆背後，布置工事，等待著進攻。
但是，並沒有人來進攻。馬哈茂德才不想冒險這樣使用他的部隊。他用重炮猛轟兵營，將裡面化為一片火海和廢墟，兵營和裡面的4 000名叛軍很快灰飛煙滅。就這樣，在半個小時的時間裡，現代化的武器就把這支有著五個世紀歷史、曾經給歐洲和日漸式微的奧斯曼帝國蘇丹帶來恐懼的武裝力量的核心部分消滅殆盡了。接著，在帝國的各個行省，又有數以千計的近衛軍被殺，讓近衛軍遭遇了徹底的毀滅。就在同一天，蘇丹公開宣布廢除近衛軍，他們的名號從此以後禁止使用，他們的旗幟也全部被銷毀。一個月之後，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支持、教唆近衛軍的拜克塔什教團被宣布為非法組織。他們的修道院遭摧毀，主要領袖被公開處決，其他追隨者則遭流放。改革派人士後來將這一事件稱作「吉祥事變」（Auspicious Incident）。至此，馬哈茂德蘇丹徹底在國境內清除了敵對的武裝力量。他宣布將組建一支新的奧斯曼軍隊，並將其命名為「穆罕默德的勝利戰士」。
在多年堅忍而耐心的等待之後，堅強而睿智的蘇丹馬哈茂德二世用一個小時的無情行動，奪回了他的奧斯曼家族祖先們曾經享有過的專斷大權。但他恢復古制的目的是創造一個嶄新的未來。馬哈茂德並不想做一個獨裁暴君，而是想要通過獨裁的手段來達到進步的目的。在政變之後，國家迎來了一段開明發展的時期，蘇丹在這一時期詳細闡明了建設更具彈性、更加自由的社會的具體方案。他開啟了一個涵蓋範圍十分廣闊的改革方案，並將其交給他的後代繼承人繼續推行。按照他的計劃，奧斯曼帝國將逐漸演變成一個與西方文明越發趨近的新土耳其。他務實而不無遺憾地接受了奧斯曼帝國古老版圖的淪喪，但他現在要為這個縮小了的帝國創造一個全新的政府架構，幫助這個國家遏制頹勢，獲取新生。
蘇丹在歐洲和亞洲的領地將變成一個奧斯曼共同體，強大、團結，對外足以對抗外部威脅，對內則擁有足夠的靈活性，保證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國民的利益和對國家的忠誠。他對內政策的核心，就是締造全新的世俗君權原則，逐漸實現政教分離。正是這一原則確保了奧斯曼帝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延續。
在解決掉近衛軍之後，馬哈茂德最緊要的任務就是進行軍事改革。他迅速地組建起了新軍，重新啟用了以往授予軍隊統帥的「塞拉斯克」（Serasker）稱號，用這一官職取代了近衛軍的阿迦。塞拉斯克既是軍隊的總指揮，也是戰爭大臣，還要特別負責管理新軍。他還繼承了阿迦維護公共治安的職責，負責管理伊斯坦堡的警務。維護並擴大警察系統成了塞拉斯克的主要職責之一。根據規定，至少有1.2萬名新軍將駐紮在首都，另外還會為外省徵召更多的部隊。所有軍人都要服役12年。
為了完成他的軍事改革，並將他的新軍打造成一支能征善戰的可靠隊伍，馬哈茂德必須爭取十年的和平時間。俄國人察覺出馬哈茂德與他的前代蘇丹們不同，是一位兼具權威和能量的堅定統治者，他們也十分清楚馬哈茂德此時急需的是什麼。因此，沙皇之所以挑起那場讓蘇丹蒙受《阿德里安堡和約》之辱的災難性戰爭，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將馬哈茂德的軍事改革扼殺在萌芽狀態，在他的新軍成長為老練的部隊之前將其擊敗。
在簽署了《阿德里安堡和約》之後，馬哈茂德開始積極地投身於新軍的訓練和武裝之中。他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因為他十分擔心那位坐擁堪稱新軍模範的現代化軍隊的穆罕默德·阿里會與他算總賬。1826年，馬哈茂德曾派人去找他的這位附庸，要求他提供12位專家來指導練兵，但遭到了拒絕。於是，他只好把目光投向歐洲。但是，法國人同情希臘叛亂者，後來還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因此土耳其人不想向法國人尋求幫助；英國人也有同情希臘的嫌疑，因此蘇丹在1834年拒絕了巴麥尊勳爵（Lord Palmerston）[1]派遣軍官幫助他訓練部隊的提議。不過，一些奧斯曼帝國軍校學生後來去了伍利奇（Woolwich）[2]，三名英國軍官被派到了伊斯坦堡協助軍隊的重組。1838年，英國人又派來了一支海軍代表團。不過，部分出於他們對土耳其人的輕蔑態度的厭惡，他們並沒有太大作為。
最後，蘇丹在普魯士人那裡達到了目的。年輕的陸軍中尉赫爾穆特·馮·毛奇給蘇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蘇丹聘為奧斯曼帝國國防和陸軍訓練組織方面的顧問。奧斯曼帝國還同普魯士和奧地利互派了一些軍校學生和軍官進行交換學習。這就是土耳其武裝部隊德意志化的開端。儘管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但這種合作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不過，毛奇本人對馬哈茂德二世卻不太感冒，認為他遠遜色於彼得大帝；而土耳其軍官對外國軍事顧問明顯缺乏尊重，這也讓毛奇感覺受到了冒犯。他寫道:「校官們事事讓我們優先，其他軍官的禮貌程度也可以忍受，但那些普通士兵不肯向我們行持槍禮，女人和孩子則時不時跟在我們後面咒罵。士兵們遵守命令，但從不敬禮。」對各個階層的土耳其人來說，要消除對異教徒的偏見絕非易事。與此同時，塞拉斯克（總司令）手下的部門漸漸壯大成了戰爭部。這個部門頗有權力，對奧斯曼帝國的武裝力量擁有強有力的管控能力，並將這種管控能力一直保持到了下一個世紀。
馬哈茂德接下來要做的是削減烏理瑪的權力。正如近衛軍曾經是軍事體制的捍衛者，烏理瑪是宗教體制的捍衛者，兩者近年來一直沆瀣一氣。因此，烏理瑪是對蘇丹至高無上的權力的另一個潛在威脅。烏理瑪曾經與近衛軍聯手掌控大權，摧毀了塞利姆三世和他的「新秩序」改革。如果馬哈茂德想要創建起新的政府架構，就必須削弱傳統體制的第二根支柱——烏理瑪，畢竟政教分離是他最基本的改革訴求。此時，在世俗和宗教領域的各級達官顯貴之上，有兩個人享用著最高權力，他們分別代表著奧斯曼帝國君主的二元身份——蘇丹和哈里發——的一個側面。這兩個人，一個是大維齊爾，負責在行政和司法領域的實際執行；另一個是謝赫伊斯蘭，或者說大穆夫提，其職責是為君主提供建議，並詮釋君主的行為。在奧斯曼帝國衰落的年代裡，能夠穩固占據這兩個權傾朝野的職位的人時常會威脅到蘇丹本人的至高權力和威望（這種作用對國家來說時好時壞）。馬哈茂德現在想要做的就是稀釋他們的權力。他要建立起一個由各司其職的文官團隊組成的政府體系，而不把獨斷的權力交給其中的任何人。
首先，他將大穆夫提從世俗政府體系中移除，讓其只作為宗教職務存在。不過在宗教領域，曾經僅僅擁有建議權和解讀權的大穆夫提，此時獲得了司法方面的權力。大穆夫提從大維齊爾手中拿走了宗教裁判權，從而獲得了對蘇丹所有的穆斯林臣民的司法權。與此同時，在世俗領域獨立發展出了新的民事裁判機構。
在此之前，大穆夫提都從他自己的宅邸提供建議，發布裁決（這些裁決經常有政治意味）。現在，他則負責管理一個政府部門，該部門的辦公地點就位於以前近衛軍阿迦的官邸。這樣一來，他就失去了自治權，他的收入、雇員和機構建設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獨立於朝廷之外了。處於政府管轄之下的烏理瑪群體開始整體官僚化，從而削弱了他們的實際權力和阻撓變革的能力。在喪失財務和行政獨立之後，烏理瑪在君主面前的力量遭到了削弱，而蘇丹還將繼續逐漸削弱他們的地位和權限。他把學校劃歸教育部管理，把司法權力交給司法部，甚至還把起草費特瓦的權力交給了一個實際上受蘇丹掌控的司法委員會。現在，作為政府官員，大穆夫提的權勢不再來源於他的傳統權力，而更多地取決於他的個人能力能為他帶來多大的影響力。
最後，馬哈茂德又把古老的伊斯蘭「瓦合甫」體系（慈善基金會）也納入了國家的掌控之中。「瓦合甫」體系的基石是出於宗教目的而捐獻的不可剝奪的土地和其他永久性產業，這些產業大多位於城市之中。以前，這些捐獻的財產和它們帶來的收入都交給烏理瑪的成員負責管理和徵收。大穆夫提、其他的穆夫提和卡迪們曾經控制著形形色色的慈善基金會，這些基金會也構成了宗教體系的主要經濟來源。
在削弱了舊有的軍事和宗教體系之後，馬哈茂德創立了他自己的世俗政府體系。從表面上看，這一政府體系頗有歐洲政府體系的模樣，因此讓西方人對新土耳其的與時俱進大為讚嘆。首先，他關閉了位於皇宮大門處、在過去接近兩個世紀的時間裡實際上扮演了奧斯曼帝國政府角色的大維齊爾官邸。大維齊爾曾經享有的絕對權力，現在被分割交給了兩個部門——外交部和民政部（後來改為內政部），而傳統的德夫特達（財務官）辦公室被重新命名為財政部。大維齊爾被更名為首相，在各個部門之上負責統治者和政府之間的溝通。不過，後來大維齊爾的名稱又得以恢復。
其他一些部門也分別獲得了大維齊爾以前的一些職責和權力，同時各部門的功能又有了新的分工。首相負責召集各部門召開樞密會議（Privy Council）或內閣會議（Council of Ministers）。各個部門各司其職，負責建言獻策，起草方案和報告，並提交最終決定供蘇丹發布。在各個部門中，最為重要的當屬軍事會議（Council of Military Affairs）和最高司法會議（High Council for Judicial Ordinances）。教育部、商務部、農業部和工業部統一由一個名為要務委員會（Board of Useful Affairs）的諮詢委員會管轄。不論這套新的官僚體系是否真的有效，它至少打破了舊有的權力結構體系，並且代之以現代形態的新機構。奧斯曼帝國政府中的舊官僚逐漸被有著與前輩迥然不同的教育、社會和文化背景的新一代公務人員取代，新的機構也隨之變得越來越有實效。
依靠新的中央政府，馬哈茂德在地方上也推行了機構改革。他逐漸消除了那些源於世襲、傳統、慣例或公意的地方勢力，將權力全部歸屬於蘇丹。為了做到這點，他先著手進行了兩項準備工作。首先，他在魯米利亞和安納托利亞（除了阿拉伯諸行省）進行了男性人口數量普查；接著，他又進行了一次土地普查，將全部土地所有權情況登記在案。他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協助新軍徵兵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為了建立起一個更加精確有效的稅收體制，以供養新軍。最後，馬哈茂德徹底廢除了蒂瑪爾制度，在這一制度下分配的封地曾經是西帕希騎兵制度的基石。從16世紀末開始，隨著封地騎兵數量的減少和領軍餉的常備軍數量的增加，蒂瑪爾就變成了皇室土地，隨後被出租給包稅人。不過，在安納托利亞和魯米利亞的部分地區，這個古老的制度依然殘留著。馬哈茂德在取消了近衛軍的同時，也取消了封建騎兵制度的殘餘。現在，他又收回了剩餘的蒂瑪爾，並把這些封地也作為皇室土地出租出去。就這樣，他消除了封建制度的最後一點殘餘，從而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奧斯曼帝國各個行省的控制。
在法律領域，馬哈茂德蘇丹做了重大的革新。在他的帝國里，通行的法律包括效力超過人類法令的神權法「沙里亞法」和由身為哈里發的蘇丹頒布的法令。兩者都是典型的中世紀法律，為了秩序和穩定規定了每個人的職責。但是，這兩種法律都不能給予人現代意義上的平等。馬哈茂德又頒布了第三種法律「阿達萊特」（adalet，意為「公正」），並因此獲得了「公正的馬哈茂德」的稱號。「阿達萊特」是一種獨立於神權法和君權法的法律體系。馬哈茂德在世俗領域組建了一個委員會，負責制定新的、獨立於沙里亞法和蘇丹法令之外的公共法。這些法律規定了法官的職責和對政府官員的管轄權。他們制定了懲治官員玩忽職守的法律程序，對受賄和其他形式的腐敗行為量以重刑。他還有史以來第一次引進了這樣一個陌生的理念：官員是公僕，各有法律規定的職責，而不像以前那樣唯君主的意志是從。這表明，馬哈茂德決心在政府的直接權威之外，為他的行政體系創造一種公共服務的新傳統。隨著新法典的逐步完善，如何量刑將不再像以往那樣完全取決於法官的自由裁量，而要依照法典仔細衡量。新的法典特彆強調刑事責任，而且越發清晰地區分了刑事與民事、世俗與宗教以及私法與公法。
不過，對於仍然生活在社會和家庭體系框架內的人們來說，他們的個人生活依然完全受伊斯蘭神聖法和習俗的支配。關於結婚與離婚、財產與繼承、女性與奴隸地位的法律，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宗教依然是法律的基礎，蘇丹仍然沒有能力觸及這一領域。在家裡，人們還生活在中世紀。
但是，在更廣闊的領域裡，中世紀的理念已經開始崩塌。在東方世界堪稱有著超前意識的馬哈茂德為奧斯曼帝國的主權找到了一個新的基石——人民。他所創造的新的中央集權官僚體系代行著人民的種種權力，以實現人類的進步為其運轉的目標。蘇丹告別了傳統的秩序，拋棄了大量的神授權力。他不再是虔信者的保護者，而變成了公民的啟蒙者。實行開明專制的馬哈茂德更重視賦予他的臣民權利，改進他們的生活境遇，而不是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力。
要達到這一目標，就需要新的教育。土耳其人必須通過學習，才能認識到世界上有諸多未知的事情，從而去挑戰號稱萬物皆已知的烏理瑪。在傳統知識方面，烏理瑪的宗教學校實際上處於壟斷地位，但宗教學校所傳授的知識僅限於神、人對神的義務以及人對其同胞的義務。而且，這些知識的傳播主要靠口頭傳播，結果留下了大量的文盲。1824年，馬哈茂德規定初等教育是義務教育，但仍然只能教授宗教知識。因為在把神聖法的整個管理體系交給謝赫伊斯蘭的過程中，蘇丹不得不將世俗教育排除在義務教育之外。
在馬哈茂德看來，為了實現進步還要推行更高等的教育，主要是傳授技術技巧的教育。這種教育與打造新軍、取代近衛軍的軍事體系構建也有著密切的聯繫。在這一階段，更高等的教育主要就是軍事教育。軍中急需受過教育、富有才幹的軍官，而除了少量的西方歸順者、炮手和工程師之外，軍中此類人才奇缺。
18世紀末創辦的海軍工程學校和陸軍工程學校於近期恢復了使用，現在又得以正式重建。1827年，蘇丹不顧強烈的反對聲，大膽地仿效穆罕默德·阿里的做法，派了一小群學生去巴黎學習。這群學生，再加上散布在歐洲各國首都的陸軍和海軍軍校生，成了接連不斷地派往歐洲學習的土耳其學生中的先行者。學成回國之後，赴歐學習的這些學生在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儘管馬哈茂德暫時推遲了軍官進修學校的組建，但他遴選出了一批未獲委任的軍官和士兵組成訓練小組，在部隊中從事訓練工作。在經過訓練之後，他們的學生又可以將自己學到的東西教給其他人。就這樣，他們為下一代奧斯曼軍隊培養了一支軍官後備力量。
最後，馬哈茂德效仿拿破崙的聖西爾軍校（St. Cyr），創辦了軍事科學學校，打破了與近衛軍傳統的最後一點聯繫，也割斷了宗教與軍事體系之間的最後聯繫。儘管這所學校里的許多教師是法國人和普魯士人，但它展現出了一種新的土耳其軍事傳統——它既深深根植於土耳其社會之中，又擁有一套內容先進、同時進行學術、社會和政治教育的教育體系。這種教育體系將造福於後世的土耳其人。與此同時，馬哈茂德還創辦了一所帝國音樂學校，用來培養軍樂團中的鼓手和號手。在這所學校里，有一位教授西方音樂的顧問名叫多尼采蒂帕夏（Donizetti Pasha），他是義大利著名作曲家多尼采蒂的弟弟。[3]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還開辦了一家為新軍培養醫生的國立學校，後來還培養外科醫生。而對於平民來說，他們仍然只能在蘇萊曼清真寺受宗教機構贊助的宗教學校里學習醫術，學習的內容部分源自希臘古典時期，部分來自蓋倫（Galen）[4]和阿維森納（Avicenna）[5]的著述。
馬哈茂德開辦的醫學院是奧斯曼帝國第一所提供初等和中等教育的世俗學校。1838年，在經過重組之後，這所醫學院遷到了佩拉的加拉塔薩雷（Galatasaray），啟用了以前宮廷侍從學校的校舍。這所學校有部分歐洲教師，土耳其語和法語都是授課語言。在學校的落成典禮上，蘇丹本人親自對學生講話。他對他們說，在醫學領域，阿拉伯語已經成了一門過時的語言，因此，「你們將用法語學習醫學科學……我之所以讓你們使用法語學習醫學，目的並不是讓你們學習法語，而是讓你們好好學習醫學科學，然後再一點一滴地用我們自己的語言闡釋醫學科學」。在馬哈茂德看來，使用法語進行醫學教學只是權宜之計。實際上，到了下一代人的時候，隨著土耳其的學者將外國醫學教材和其他著作翻譯成土耳其語，土耳其語逐漸取代了法語，成了主要的教學語言。這標誌著土耳其傳統醫學的終結和現代醫學的崛起。加拉塔薩雷的這所醫學院違背中世紀的伊斯蘭傳統，開設了解剖和驗屍課程。在烏理瑪的堅持下，解剖學研究都只能使用蠟制模型。而現在，學生們獲准在人類屍體上學習解剖學——這些屍體通常是死去的努比亞奴隸，獲取價格低廉。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所學校的授課內容又擴大到了更廣泛的科學、文化和學術研究上。奧斯曼帝國的穆斯林學生們史無前例地開始學習歐洲歷史和文學，課堂上使用法語授課；對法國文學的研究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對波斯文學的研究。馬哈茂德蘇丹對平民教育的關注程度不亞於他對軍事教育及其附屬學科分支的關注程度。他的新政府體系里急需有能力的公務人員。1838年，要務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十分進步而反傳統的報告，可以體現出在西方的直接影響下，土耳其人對教育的新看法：
宗教知識可以為我們在未來的世界提供救贖，但科學知識可以增進人們在現世的生活。例如，天文學可以推動航海和貿易的發展，數學可以提高我們在戰爭和軍事管理中的表現……在探討復興農業、貿易和工業的種種項目的過程中，本委員會發現，沒有科學我們將一籌莫展；而要發展科學，改進教育，就必須給學校體系帶來新秩序。
他們提到的學校指的是初等學校，要務委員會希望可以對其進行世俗化改革。不過，要務委員會的想法遭到了謝赫伊斯蘭及其所在部門的堅決反對。因此，一直到20世紀，對平民的初等教育都掌握在宗教勢力手中。面對來自烏理瑪的反對，要務委員會只好在面向青春期學生的教育[「呂什迪耶」學校（rüshdiye）]中實踐其的想法。這類學校可以填補初等的宗教教育與更高等的世俗教育之間的空白。儘管進展緩慢，但在馬哈茂德蘇丹統治期間，要務委員會還是用公款創辦了兩所新的分別依附於蘇丹艾哈邁德清真寺和蘇萊曼清真寺的文法學校。學校的課程主要是語法和文學，以培養未來的公務人員。
不過，馬哈茂德的這一切方案還有一個奇怪的障礙——語言障礙。馬哈茂德想要給這個穆斯林民族介紹西方的政府和社會體系，但是這個民族對西方語言一竅不通。在塞利姆三世提倡語言研究的時代，有一些年輕人學習了外國語言。但是到了現在，這些人幾乎沒剩下幾個，他們也沒有太多的傳人。希臘獨立戰爭爆發之後，在政府里任職的希臘人不再受到信任，最後一個希臘人帝國政府譯員主管也遭解職，蘇丹想要找一名穆斯林接替他的職務。但是，為這個職位找到合適的人選十分困難，最後只好找了一位出身於基督徒家庭的數學學校教師出任此職，後來接替他的也是同一所學校的教師。最終，為了解決語言問題，蘇丹在高門之內設置了一些「翻譯室」，這些翻譯室後來逐漸演變成了一所外國語學校。
從1834年起，馬哈茂德開始著手重啟塞利姆三世曇花一現、未能完成的計劃，在歐洲主要國家的首都開設奧斯曼帝國大使館。現在，奧斯曼帝國的外交人員大部分都是身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而不再是芬內爾希臘人，非穆斯林也逐漸被隔絕在高級外交職位之外。奧斯曼帝國的外交人員不僅有機會學習西方語言，還可以受到西方文明的一些影響。在接下來的50年里，這些人將成為奧斯曼帝國內部較為開明的領袖人物和政治家的主要來源。
與此同時，馬哈茂德也意識到了在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裡通信的重要性。於是，他在伊斯坦堡開辦了第一家土耳其語報紙，其法文版叫作《奧斯曼箴言報》（Moniteur Ottoman）。他要求官員必須閱讀這份報紙，以熟悉他的政策和活動。1834年，他又創立了郵政服務，負責管理郵政的官員自行在帝國內部合適的地點任命下屬官員，負責登記管理所有通信。蘇丹解釋說：「從此之後，再也不會有什麼人需要靠自己送信。」他親自為奧斯曼帝國的第一條郵路[從於斯屈達爾（Üsküdar，即斯庫塔里）到阿德里安堡]落成剪彩。在此之後，又有多條郵路修成。
就這樣，馬哈茂德為一個融合了東西方文明要素的現代土耳其國家的緩慢崛起打下了軍事、司法和行政方面的基礎。從社會表象上看，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也將逐漸西方化。蘇丹本人就起到了表率作用。他不再使用奧斯曼禮節，而改用歐洲禮儀。在接見外賓時，蘇丹會逐個走到他們身邊與他們交談，甚至還會對他們的夫人表現出充分的尊重。蘇丹不再是一個遙遠而冷漠的人物，他會出現在民眾面前，親自參加公開慶典，發表講話。他接見大臣時，大臣們無須站著，只要坐著就可以。官員們的辦公室採用了歐洲的裝潢風格，不再像以前那樣只有厚靠墊和軟墊，辦公桌、台子、靠背椅一應俱全，甚至還經常違犯伊斯蘭禁律，在牆上掛上了蘇丹的畫像。
馬哈茂德不鼓勵留長鬍子，還帶來了服飾上的明顯變化。他為他的新軍準備了歐洲風格的緊身上衣、褲子和靴子。20年前，服裝的變革直接引發了兵變，導致了塞利姆三世的下台。而現在，軍隊雖有遲疑，但還是接受了換裝。奧斯曼帝國的軍人習慣了寬鬆的拖鞋、肥大的褲子和袍子，儘管這些裝備會影響他們的活動。在他們看來，這些貼身的制服是異教徒的象徵，因此比較低等。
讓他們接受帽子上的變化尤為困難，因為他們給帽子賦予了太多宗教上的意味。馬哈茂德重新啟用了塞利姆三世的新軍曾經使用過的圓筒形的「蘇巴拉」（subara）軟帽，以取代頭巾。1828年，「蘇巴拉」軟帽又被更加實用的菲斯帽（fez）取代。這種紅色的毛氈軟帽來自北非，如果追根溯源的話其實來自歐洲。先知穆罕默德本人曾經公開宣示，頭戴之物乃伊斯蘭教信仰特殊的象徵物。因此，如果菲斯帽要成為標配的軍帽，首先必須經過烏理瑪的審查、批准。烏理瑪經過一番猶豫之後，認可了穆斯林佩戴菲斯帽的做法，隨後馬哈茂德又採取了有力的措施來強制推行這種帽子的使用。不過，馬哈茂德還想給帽子增加一個皮質的帽檐，以保護士兵的眼睛免受陽光直射。但是，烏理瑪堅決拒絕了這項提議，因為有了帽檐之後，士兵在祈禱時額頭就不能碰到地面，不符合虔誠的穆斯林的規範。1829年，馬哈茂德發布了一項法令，規定了各級官員應當穿著怎樣的衣服。在此之後，平民和士兵都開始佩戴菲斯帽。中世紀式樣的袍子和頭巾成了宗教身份的象徵，只有烏理瑪的神職人員才把袍子和頭巾當成「制服」穿戴。歐式的褲子取代了肥大的土耳其褲子，給土耳其人帶去了更多現代平民生活的氣息。現在，至少在城市裡，土耳其人的普遍穿著還包括西式長外衣和黑色皮靴。
在鎮壓了近衛軍之後，矢志在各個領域均有一番作為的馬哈茂德二世只有13年的時間，來為他期待已久的徹底改革打下基礎，並付諸實施——儘管在有些方面他或許不可避免地只能做一些表面文章。這是一段艱辛的歲月。面對種種問題，馬哈茂德展現出了在其祖先身上都罕見的不屈不撓的意志力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決心。蘇丹不辭辛勞地工作，目標是要儘快用一種新的秩序來替代奧斯曼帝國的舊秩序，同時讓其臣民從他們習慣了數個世紀之久的生活方式中擺脫出來，去採納一種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未曾嘗試、十分陌生的新的生活方式。儘管宗教體系里那些活在過去之中的人已經無力逆轉這種趨勢，但他們依然不可避免地暗中仇視這種變革。不過，新的官僚體系產生了更具現代意識的人。他們採納了成本更加高昂的西方生活方式，同時在陌生而仍顯無序的政府機構里按照西方的方式進行工作。他們缺乏可以保證他們安全的依靠，也沒有過去統治國家的世襲階層習以為常的那種緊密的個人關係和忠誠體系。作為擁有新的生活方式、生活標準和思維方式的西方化的公務人員，這些管理國家的人與被管理者之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鴻溝。不僅如此，由於這些「公僕」還不具備公共道德的約束，他們完全可能像舊官僚一樣腐敗。
在這一時期的前半段，馬哈茂德終於可以不再受到來自國外的威脅了。但是，對蘇丹充滿威脅的附庸穆罕默德·阿里也在利用這段時間重建他在納瓦里諾損失掉的艦隊，並且擴充他那支大量委任法國軍官的陸軍。出於對他在摩里亞的軍事行動的酬謝，蘇丹把克里特帕夏轄區交給了穆罕默德·阿里。但是，他未能如願得到敘利亞帕夏轄區。在他看來，這是蘇丹未能信守諾言的表現。到了1832年，他做好了為此復仇的準備。他以自己與阿卡帕夏（阿卡帕夏的轄區是通往敘利亞的鑰匙）的私人恩怨為藉口，派他的兒子易卜拉欣率領大軍前去強奪敘利亞。
易卜拉欣不費吹灰之力就奪取了加沙和耶路撒冷，接著又在艦隊的支援下攻克了阿卡。隨後，易卜拉欣開始朝著阿勒頗和大馬士革進軍。面對久經戰陣的敵軍，馬哈茂德的新軍連吃敗仗。易卜拉欣接著翻越了托魯斯山脈，奪取了安納托利亞中心地帶的科尼亞，繼而又一直前進到布爾薩。於是，他又把目光投向了伊斯坦堡。在穆罕默德·阿里看來，奧斯曼帝國勢必滅亡，而他一直夢想可以在這個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國家。
恐慌席捲了首都，馬哈茂德則派人向英國政府緊急求援。英國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強烈支持向蘇丹提供援助，但巴麥尊勳爵拒絕了他的請求，因為巴麥尊勳爵此刻一心想要執行裁軍的政策。這樣一來，馬哈茂德別無選擇，只好向宿敵俄國人求援。俄軍總是做好了出征的準備，於是欣然同意了馬哈茂德的請求。1833年年初，一支從塞瓦斯托波爾出發的俄羅斯艦隊運來了6 000名俄軍。他們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入口附近登陸，前來協助伊斯坦堡的防禦。六個星期之後，一支規模大一倍的俄軍又從敖德薩趕來。沙皇的軍隊占據了斯庫塔里的巨人山，從而控制了伊斯坦堡。在外國人中，此時只有俄國人能見到蘇丹；俄國士兵和水手出現在了伊斯坦堡的街頭，俄羅斯軍官則被召集進城協助奧斯曼軍隊的訓練和指揮。易卜拉欣本打算朝著博斯普魯斯海峽進軍，但鑒於俄軍的存在，他謹慎地選擇了以他父親的名義進行談判。與此同時，英國和法國政府也終於恍然大悟，意識到了俄國的威脅。
在巴麥尊勳爵的主導下，英法兩國向蘇丹施加了巨大的外交壓力，要求他讓俄國人撤軍。作為交換，他們保證讓穆罕默德·阿里撤軍，並且擔保他不再來犯。於是，蘇丹發布了一道詔書，承認穆罕默德·阿里不僅擁有埃及和克里特帕夏轄區，還擁有敘利亞、大馬士革、的黎波里、阿勒頗和阿達納的管轄權。在穆罕默德·阿里的有生之年，他都可以保有這些帕夏轄區，但不保證易卜拉欣或其他繼承人在他死後可以繼承這些領地。蘇丹還與俄羅斯單獨簽署了《欣卡爾—伊斯凱萊西和約》（Treaty of Hunkiar Iskelessi），與俄國結成了攻守同盟。根據和約，俄軍將從伊斯坦堡撤退。但根據和約里的一項秘密條款，俄國軍艦隨時可以自由通行海峽。此外，除非俄國同意，其他國家都不能獲得自由通行海峽的權利。而且，在俄國認為合適的時候，它還有權派遣其陸軍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登陸。
但是，對於馬哈茂德來說，他不可能長期忍受自己那麼一大片亞洲領土掌握在一個叛臣的手中。而且，穆罕默德·阿里還野心勃勃地想把這片領土變成一塊實際上獨立於奧斯曼帝國政府的世襲帕夏轄區。1838年，穆罕默德·阿里拒絕繼續向奧斯曼帝國政府納貢，此舉實際上相當於宣布獨立。馬哈茂德下定決心要徹底消滅穆罕默德·阿里，於是在幼發拉底河流域集結了一支軍隊，準備進軍敘利亞，並於1839年向穆罕默德·阿里宣戰。由於穆罕默德·阿里的統治比蘇丹殘暴得多，敘利亞的大部分居民都對穆罕默德·阿里心懷不滿。與此同時，馬哈茂德還派遣了一支艦隊沿著敘利亞海岸推進，與陸軍兩路並進。結果，陸海兩路遠征都遭遇了災難性的失敗。他手下的不少部隊被埃及人用金子收買，臨陣脫逃，導致他的軍隊被打得大敗。艦隊的命運更加悲慘——艦隊的指揮官背信棄義，把艦隊直接帶到了亞歷山大港，將其獻給了穆罕默德·阿里。
看到這種情況，西方國家十分擔心俄國會第二次出兵干涉，於是為了保護奧斯曼帝國，它們秘密擬定了條約，力求徹底解決土耳其—埃及問題。法國出於自己的利益，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反對蘇丹，因此拒絕合作。而意在尋求和解的俄羅斯反而參與了進來，提出可以放棄在達達尼爾海峽航行的壟斷權利。巴麥尊勳爵在倫敦召開了一次會議，英國、俄國和奧地利在會上達成了一項協議。根據協議，如果穆罕默德·阿里從敘利亞撤軍，並且把奧斯曼艦隊歸還給蘇丹，那麼列強將承認他在埃及的世襲帕夏地位以及他在敘利亞的終身帕夏地位。如果穆罕默德·阿里拒絕，那麼三國的艦隊就會封鎖埃及和敘利亞。
穆罕默德·阿里拒絕了最後通牒。於是，一支英國艦隊出現在了敘利亞海岸，接連摧毀了貝魯特和阿卡的要塞。接著，登陸的英軍在反對穆罕默德·阿里暴政的阿拉伯起義軍的幫助下，擊敗了當地的埃及占領軍。此舉激怒了法國，法國甚至一度威脅要與英國開戰。但是，時任法國國王的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很快意識到，威脅開戰毫無作用，與實際開戰之間有著天壤之別。英國艦隊在海軍上將納皮爾（Admiral Napier）的指揮下來到亞歷山大港，威脅要炮轟港口。穆罕默德·阿里擔心亞歷山大港會重蹈阿卡的覆轍，只好同意和談。他歸還了蘇丹的艦隊，恢復向蘇丹納貢，並且同意裁軍。作為回報，他在埃及的世襲地位得到了確認。他還從敘利亞撤了出來，讓敘利亞和克里特一同回到奧斯曼帝國政府的直接統治之下。
1841年，包括法國在內的列國在倫敦簽署協議，正式確認達達尼爾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為奧斯曼帝國領海，和平時期禁止他國戰艦駛入。這項協議對奧斯曼帝國來說十分有利，但是與1833年奧斯曼帝國對俄羅斯的承諾相矛盾。12年後的1853年，這一衝突將產生十分重大的影響。
不過，馬哈茂德蘇丹既沒有看到他的軍隊慘敗於他的附庸之手，也沒有看到後來讓人振奮的結局。他在1839年7月1日去世了。說到最偉大的蘇丹，馬哈茂德定然可以名列其中。與他那些偉大的先祖不同，他並不是一位軍事統帥，對外交也不在行。在他的統治下，奧斯曼帝國的版圖不斷萎縮。但是，憑藉他的統治能力和具有遠見的規劃，奧斯曼帝國止住了日漸下滑的頹勢，在內部打破了頑固反動勢力的枷鎖，開始朝著一個現代國家的方向緩慢前行。
馬哈茂德死後，他16歲的兒子阿卜杜勒·邁吉德（Abdul Mejid）繼位成為蘇丹。
[1] 英國政治家，時任外交大臣。
[2] 倫敦東南部的一個區，有一些軍事院校。
[3] 多米尼科·多尼采蒂是19世紀上半葉著名的歌劇作曲家，他的弟弟朱塞佩·多尼采蒂在奧斯曼帝國為馬哈茂德二世服務。
[4] 2世紀時的古羅馬醫學家。
[5] 10—11世紀時的波斯醫學家，也被稱作伊本·西那（Ibn Sīn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