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三十章

此時的馬哈茂德二世，已經是奧斯曼帝國的最後一位健在的男性後嗣。他將統治一代人的時間，並且證明自己是一位矢志改革的蘇丹。身處這個局勢更為動盪的時代，他堪稱征服者穆罕默德和立法者蘇萊曼的合格繼承人。作為一位在國內推動改革的君主，馬哈茂德喜歡把自己視作奧斯曼帝國的彼得大帝。他的母親可能是法國人，但他並不懂任何歐洲語言，他接受的也是傳統的伊斯蘭教育，因此並沒有直接接觸過西方思想。但是，他在年輕時深受他的堂兄和密友塞利姆三世的影響。特別是在塞利姆下台和自己的兄長穆斯塔法下台之間的這段短暫的時間，馬哈茂德和塞利姆曾經共同身處「牢籠」之中。不過，雖然他繼承了塞利姆的衣缽，他也清醒地認識到他必須耐心地等待時機，因為當下軍隊和宗教勢力團結一致反對變革，自己無力撼動他們。儘管他認為帝國要想存續非要改革不可，但他一直等待了將近20年，才終於取得了足夠推行改革政策的君上權威。 在此期間，他的精力都花在了奧斯曼帝國與俄羅斯的爭鬥上。拿破崙認為奧斯曼帝國即將傾覆，於是拋棄了他的奧斯曼盟友，轉而與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結盟。法俄兩國於1807年締結了盟約，意欲由法俄兩國攜手支配歐洲，矛頭直指沙皇的英國盟友。這兩位權傾一時的君主一面要求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終止彼此之間的敵對行為，一面制訂了瓜分奧斯曼帝國的秘密方案：奧斯曼帝國只能保留亞洲的領土，巴爾幹東部的大部分地區歸俄羅斯，西部則作為補償劃歸奧地利；法國將占有阿爾巴尼亞、希臘、克里特島以及其他的愛琴海島嶼，以便未來繼續向東擴張。如果奧斯曼帝國拒絕法國的調停，那麼法國就將與俄羅斯聯起手來，將歐洲「從土耳其人的奴役和折磨中」解救出來。於是，在法國的主持下，奧斯曼帝國與俄羅斯達成了為期兩年的停戰協議。由於兩國沒有就和約條款達成任何協議，於是在停戰協議到期後，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敵對行動就又恢復了。 此時，穆斯塔法四世被殺，登基的馬哈茂德二世尚無子女。因此，沙皇亞歷山大開始考慮奧斯曼皇室後繼無人的可能性。一旦這種情況出現，俄羅斯就可以很容易地侵吞奧斯曼帝國。因此，亞歷山大試圖加速對奧斯曼帝國的瓜分。不過，他現在對伊斯坦堡和達達尼爾海峽有所企圖，而在法俄兩國的秘密條約里，上述地區並不屬於法俄任何一方。拿破崙無論如何也不同意在此問題上做出讓步，他在聖彼得堡的大使也拼盡全力想要亞歷山大意識到這一點。在沙皇看來，未來的「君士坦丁堡」只不過是一座地方重鎮，是通往他「私宅」的大門，因此他必須掌握這座大門的鑰匙。對他的這種設想，拿破崙也很不高興。 法國大使提出，伊斯坦堡和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仍然應當是自由通行的區域。然而，俄方的談判代表卻要求得到伊斯坦堡，因為這座城市是希臘東正教的核心城市，理所應當屬於東方的帝國，在歷史上也一直如此。法國大使則堅持認為，如果俄羅斯要占領伊斯坦堡，那麼法國就應該獲得達達尼爾海峽及其兩岸的控制權，因為這裡是十字軍進入敘利亞的經典路徑。但是，俄國人堅決不肯讓法國取得黑海和地中海之間的自由通航權。 這一僵局打破了拿破崙建立法俄兩霸的格局、分割奧斯曼帝國的迷夢。為了迴避這一問題，拿破崙提出擱置爭端，因為他擔心奧斯曼帝國身上最重要的戰利品——埃及——可能會落入英國的手中。1808年，他在埃爾福特（Erfurt）[1]重新審視了與俄羅斯共同反對奧斯曼帝國的盟約。盟約中提到，如果俄羅斯與英國分道揚鑣，作為補償，法國將承認俄羅斯對瓦拉幾亞和摩爾達維亞的占領。此時，俄軍正暫時控制著這兩個地區。拿破崙等待著英國對此的反應。 法國承認俄羅斯對多瑙河流域的這兩個公國的占領，這讓奧地利帝國大為不安。奧地利出面調停，想讓英國和奧斯曼帝國達成諒解，以抗衡法俄聯盟。儘管遭到了法國的阻撓，奧地利人的目標還是隨著1809年《達達尼爾條約》的簽訂而達成了。於是，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之間又一次爆發了戰爭。面對組織混亂、實力遭到削弱的奧斯曼軍隊，俄軍從瓦拉幾亞出發渡過多瑙河，奪取了包括錫利斯特拉在內的多瑙河右岸的多座要塞。不過，大維齊爾從堅固的大本營舒姆拉率軍迎敵，頑強抵抗俄軍，使得俄軍未能穿過難以逾越的巴爾幹山脈。在占領魯什楚克之前，俄軍還遭到了一支波士尼亞軍隊的頑強抵抗。 1811年，俄羅斯與拿破崙之間的聯盟關係破裂。在等待拿破崙從西方入侵的同時，俄羅斯人在多瑙河前線轉而採取了守勢。他們現在需要與奧斯曼帝國議和。1812年夏天，就在拿破崙的大軍向莫斯科進軍前幾個星期，俄羅斯與奧斯曼帝國在布加勒斯特簽署了和約。根據和約，普魯特河成了俄羅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之間的國界。沙皇保留了比薩拉比亞地區，擁有了多瑙河出海口，但是向蘇丹歸還了摩爾達維亞的剩餘部分和整個瓦拉幾亞。出於自己的利益，拿破崙此時試圖恢復與土耳其人之間的友誼，要求蘇丹在多瑙河前線傾盡全力向俄羅斯發動進攻。作為回報，他承諾將保障奧斯曼帝國在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的利益，還要讓克里米亞回歸奧斯曼帝國。但是，拿破崙的努力為時已晚。在英國的壓力下，土耳其人決定維持與俄羅斯的和平。而且，他們也不信任拿破崙，因為他們現在完全知曉了拿破崙此前瓜分奧斯曼帝國的計劃。 《布加勒斯特和約》的最大受害者是塞爾維亞人。俄羅斯曾經承諾保護他們。實際上，奧斯曼帝國的確宣布赦免了他們的反叛之罪，還含糊地准許他們自行管理內部事務。但是，貝爾格勒和其他一些要塞回到了蘇丹手中，由奧斯曼軍隊駐防；土耳其人還拆除了塞爾維亞人之前自行興建的一些要塞。這樣一來，奧斯曼帝國給塞爾維亞人的承諾就毫無意義了。第二年，在拿破崙戰敗之後，土耳其人進一步把塞爾維亞變成了自己的附庸國。 拿破崙和亞歷山大曾經過早地想要瓜分的這個帝國，又在他們二人離世之後存續了一個世紀之久。不過，就面積而言，奧斯曼帝國在馬哈茂德的時代繼續縮水。這個衰敗的國家保住了核心的器官，但在混亂中失去了外圍的肢體。在所有失去的肢體之中，首當其衝的就是希臘。希臘的民族主義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一開始，希臘民族主義運動是以一種文化復興的模糊面目出現的。希臘人受到法國大革命期間的自由主義哲學思想的啟迪，開始了一場復興古典時期傳統的希臘文藝復興運動。與此同時，從塞利姆三世的統治時期開始，就像土耳其人中的開明分子一樣，希臘人中間也興起了廣泛傳播知識的熱潮。在富人對學校的資助下，希臘人的教育水平不斷提高，同時學校也恢復了對希臘歷史的學習。此外，海外出版的希臘文書籍也在希臘廣為傳播。 在這場希臘文藝復興運動中，埋藏著希臘人爭取最終解放和希臘民族精神重生的種子。移居海外的希臘僑民、在帝國內部為政府服務的芬內爾希臘人，以及伊斯坦堡、薩洛尼卡、士麥那和希臘群島的各個島嶼上的富足的希臘商人都發揮了各自的作用。有一些地方的希臘商人群體實際上實現了自治。比如，在希俄斯島，除了維護當地的官員和軍人的權威之外，土耳其人保留了先前熱那亞特許公司那種開明的管理體系；在伊茲拉（Hydra）、斯佩察（Spetsai）、普薩拉（Psara）這三座「航海島嶼」上，水手們擁有船隻和貨物的股份，當地的航海業社群實際上實現了對島嶼的自治，並將在日後成為希臘艦隊的「搖籃」。就這樣，在希臘的沿海地區，許多希臘人與西方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而在希臘的內陸地區，土耳其人的統治則相對缺乏彈性。奧斯曼帝國政府對當地人保持高壓統治，不在乎他們的福祉和安全，只顧多徵稅款，壓榨所得往往進了腐敗的帕夏們的腰包。然而，奧斯曼帝國的官員直接徵收的稅款，恐怕還是當地人身上種種負擔中最不起眼的一種。同樣身為希臘人的官員階層也讓他們不堪重負。這些人要麼是為了保住家產、權勢而皈依了伊斯蘭教的地主，要麼是依附於政府體系的地方政要——各個村鎮裡的長老、頭人、宗教首領和科扎巴希（koja-bashis，即頭目）。作為奧斯曼帝國的官員的代理人，他們的任務是評估所在社區應繳稅收的數額，然後作為包稅人，用他們奧斯曼主子的方式去徵稅。在維持當地法律和秩序的過程中，他們享有特權並樂於濫用，經常兇殘地壓迫他們的基督徒同胞。 同樣殘暴壓迫人民的還有基督教神職人員。他們目光短淺，思想保守，作為行政體系的組成部分受到蘇丹的保護，在希臘人族群中享有很大的權力。因此，在神職人員、地主和地方官員中就形成了希臘人中的既得利益群體，如果希臘文藝復興運動轉變成尋求民族獨立的政治革命，他們就會蒙受巨大的損失。因此，與希臘東正教信仰和希臘語言不同，希臘的民族認同遲遲未能體現在現實層面上。 等到希臘民族精神終於開花結果的時候，一些希臘人在這種民族情感的激勵下開始採取軍事手段尋求民族獨立。在這一過程中，希臘人中的積極分子分成了兩部分。第一種是「克萊夫泰」（klephts）。為了躲避土耳其人的統治，這些無法無天的團伙長期嘯聚山林，靠打家劫舍為生。在希臘人看來，克萊夫泰的土匪行徑漸漸升華，從純粹的搶劫行為演變成了反抗奧斯曼帝國暴政的光榮義舉。因此，克萊夫泰變成了爭取希臘民族獨立的愛國行動的核心群體。他們在摩里亞、伊庇魯斯、魯米利亞等大陸地區和克里特島等島嶼上互不相連的山區里各自為政，統率他們的世襲頭領也在未來的革命運動中演變成了革命領袖。為了鎮壓克萊夫泰，土耳其人徵募基督徒組建了憲兵隊性質的「阿馬托利」（armatoli），但這些人往往很快投入了克萊夫泰的陣營。 陸地上的人當土匪，海上的人當海盜。在島嶼和沿海地區活躍著許多私掠者。無論是克萊夫泰還是私掠者，他們都從英國陸海軍身上學到了冒險精神和種種經驗。1814年，英國軍隊從拿破崙手中奪取了愛奧尼亞群島。島上飄揚的英國國旗激發起希臘人對自由的狂熱追求，最終在希臘的大陸地區引發了起義。 但是，如果起義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須經過系統性的籌劃和協調。在希臘和海外都擁有廣泛人脈的希臘商人群體在此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通過一個名為友誼社（Philike Hetaeria）的組織進行活動。這個組織最初是1770年那次獲得了俄國人支持但失敗了的希臘人起義的產物。18世紀末，希臘民族詩人里加斯·費拉伊奧斯（Rhigas Pheraios）創辦了友誼社，他還為希臘的民族革命寫就了屬於他們的「馬賽曲」。他出生於一個瓦拉幾亞人家庭，因此在血緣上是一個羅馬尼亞人。他有一個充滿詩意卻不夠現實的設想——他不僅想讓希臘獲得自由，還希望組成一個由自治的基督教國家組成的巴爾幹聯邦。這個聯邦將像一個微縮版的拜占庭帝國，以希臘語為官方語言，以希臘東正教為官方宗教。他希望同樣信奉基督教的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和羅馬尼亞人可以團結一心，為了希臘的自由拔劍相助。實際上，卡拉·焦爾吉和基督徒對蘇丹的第一次反抗運動中的領袖們正懷揣著這樣的理想。在里加斯遭土耳其人處決後，他的友誼社就衰落了。到了1814年，三位希臘商人在俄羅斯的敖德薩（Odessa）復興了這一組織。在雅典，這個組織偽裝成一個希臘文學社團，以便在不引起土耳其人疑心的同時向受過教育的希臘人傳播其理想。 不過，這個社團的活動還是十分大膽。隨著其分支機構和代理人蔓延到奧斯曼帝國的整個歐洲部分和小亞細亞的各個城市，它開始變得盡人皆知。它逐漸演變成了一個秘密的共濟會式的組織，有著複雜的等級體系、秘密符號、神秘儀式，還要求成員莊嚴地宣誓效忠。通過這個組織的密謀活動，巴爾幹地區的族群中出現了多個反叛組織。它的成員中有俄羅斯軍官，俄國領事館的代理人則向該組織的追隨者保證，沙皇在秘密資助他們。他還暗示道，沙皇會在希臘人舉事的時候提供軍事援助。希臘人變得有些過於依賴俄國人的支持了。 一開始，友誼社想邀請愛奧尼斯·卡波季斯第亞斯伯爵（Count John Capodistria）[2]出任第一任領袖。此人出生於科孚島，在聖彼得堡為沙皇服務，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和崇高的聲望。他曾經代表沙皇與英國人達成協議，讓英國人保護愛奧尼亞群島。在卡波季斯第亞斯回絕了他們的邀請之後，友誼社又找到了亞歷山大·伊普斯蘭提斯（Alexander Ypsilantis）。他來自一個芬內爾希臘人家族，其家族成員曾出任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的大公。他曾經在俄軍中服役，出任沙皇的隨軍參謀，功勳卓著。1820年，友誼社將他任命為「最高權力總幹事長」。 伊普斯蘭提斯決心在北方舉事，於是做了一個冒險有餘但明智不足的決定。他率領一支人員組成複雜的隊伍，渡過了俄羅斯和奧斯曼兩個帝國的界河——普魯特河，進入了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他信誓旦旦，情操高尚，但缺乏待人處事的經驗。他寄希望於羅馬尼亞和希臘的基督徒之間的團結情誼，可這種情誼根本不存在。摩爾達維亞的大公對他表示歡迎，但瓦拉幾亞人對希臘的事業不感興趣。當地的一名起義軍戰士開導他說：「希臘屬於希臘人，羅馬尼亞屬於羅馬人。」沙皇與他斷絕了關係，還將他從俄軍中除名。在蘇丹的吩咐下，伊斯坦堡的大牧首開除了伊普斯蘭提斯的教籍。土耳其人派了一支軍隊開進布加勒斯特，殲滅了伊普斯蘭提斯的「聖隊」（Sacred battalion）[3]。伊普斯蘭提斯被迫逃進了奧地利，隨後遭到奧皇的監禁。 但是，與此同時，希臘獨立運動還是開始了。在希臘的許多地區發生了相互呼應的一系列起義。友誼社向希臘各地派遣了一些芬內爾人和其他領袖人物策動舉事，其中包括伊普斯蘭提斯的兄弟，在伯羅奔尼撒指揮行動的迪米特里；還有一些人則自發地來到了希臘，到當地與起義軍領袖建立聯繫。1821年3月25日，希臘人在帕特拉斯城中宣布起義。 他們舉事的時機恰到好處。馬哈茂德蘇丹的迪萬似乎沒有意識到希臘迫在眉睫的危機。蘇丹決定此時採取行動，徹底制伏名義上向他臣服、實則盤踞在伊庇魯斯的「亞尼納之獅」阿里帕夏。阿里在其麾下阿爾巴尼亞軍隊的支持下權勢日隆，不斷擴張他的勢力範圍，實際上已經成了一位獨立的君主——拿破崙還曾經承認過他的這種地位。1819年，他成功地奪取了亞得里亞海沿岸的重要港口帕爾加。第二年，阿里的私敵、同為阿爾巴尼亞人的伊斯瑪儀從他那裡出逃，跑到伊斯坦堡尋求庇護，做了蘇丹的侍從。阿里雇了兩名刺客追殺他，結果在他們試圖射殺他的時候被捕。這就給了馬哈茂德蘇丹尋求已久的一舉徹底消滅敵人的機會。他公開宣布阿里為亂臣賊子，把他的帕夏管區的管轄權轉交給他意欲加害的伊斯瑪儀，然後命令伊斯瑪儀立即統兵討伐阿里。阿里這隻無路可走的困獅頑強地抵抗了將近兩年。蘇丹派人去摩里亞傳召久經戰陣、殘酷無情的胡爾希德帕夏（Kirshid Pasha），命令他帶兵前來結束這場戰役。年邁的阿里躲藏在湖心島上的要塞里，最終還是被胡爾希德帕夏徹底擊敗了。阿里和他三個兒子及一個孫子的頭顱被人送到伊斯坦堡，呈給了蘇丹。 但是，這樣一來，摩里亞地區的諸座要塞就顯得防禦空虛，給了希臘起義軍可乘之機。他們發動突襲，擊敗了大部分要塞里的守軍。與此同時，希臘私掠者在海上採取了協同行動。他們利用致命而靈活的火攻船，控制了沿岸的重要港口。如此，土耳其人就只能翻山越嶺，利用陸路來運送補給和增援，而他們途徑之地往往又處在游擊隊的控制之下。起義軍控制了斯佩察島，當地一位富有的希臘寡婦不僅出資，而且親自投身到封鎖納夫普利翁海灣（Gulf of Nauplia）的戰鬥中。接著，起義軍又先後奪取了普薩拉島和伊茲拉島。在伊茲拉島的戰鬥中，一位船長成功地煽動起當地民眾反對那些同為希臘人的神職人員。 在整個半島都傳唱著一首起義之歌——《摩里亞一個土耳其人都不留！》，結果引起了針對所有穆斯林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殺戮。起義烽火波及科林斯灣的對岸，萊瓦賈（Livadia）鎮中的非基督徒居民也遭到了屠殺。農民翻越了臨時修建起來的城牆，攻進了雅典。當時的雅典是蘇丹的私人領地，是一座只有1萬人口的外省小城。不過，雅典衛城的防禦工事在威尼斯人攻打過之後得到過加強，因而又堅守了一年多。在西部，邁索隆吉翁人（Mesolonghi）揭竿而起，發動了起義。在北方，「皮利翁（Pelion）的褶皺」[4]和位於馬其頓的分成三岔的哈爾基季基（Chalcidice）半島上也燃起了起義烈火。在那裡，阿索斯山上的僧侶武裝了起來，既為了宗教而戰，也為了民族而戰。在穆斯林占多數的克里特島，一支近衛軍部隊對基督徒犯下了暴行。這些狂熱的克里特島穆斯林原本也是希臘人，現在卻在乾地亞城大教堂的聖壇上殺害了當地的大主教和五位主教。這引起了在島上山區中生活的好戰的斯法肯人（Sphakian）的報復，他們在一支希臘艦隊的支援下，一度封鎖了干尼亞的港口。 面對著對自己的統治的公然挑戰，馬哈茂德蘇丹絕不善罷甘休。等到他的軍隊從希臘人突然舉事帶來的震驚之中回過神來，他就立刻對希臘人發起了同樣殘酷的報復，以懲罰他們在整個摩里亞對土耳其人的屠殺。在伊斯坦堡，他處決了帝國政府譯員主管以及其他一些地位顯赫的芬內爾人。為了報復希臘人在特里波利（Tripolitza）[5]犯下的暴行，他在復活節當天將出身摩里亞地區的希臘東正教大牧首絞死在了宮門下面。大牧首被暴屍三天，隨後蘇丹才准許猶太人將他的屍體拖走，丟到海里去。在希俄斯島的海面上，一艘希臘起義軍的火攻船毀掉了土耳其人的旗艦，土耳其人的海軍司令和船員全部喪生。為了報復，土耳其人毀掉了繁榮的希俄斯島，島上數十萬基督徒居民或被販賣為奴，或被迫遠走他鄉。土耳其人基本上成功平息了科林斯灣以北的起義，但未能攻入摩里亞。 但是，希臘人並沒有趁機鞏固他們的軍事優勢，反而早早陷入地方政府的政治矛盾之中。在希臘人控制的每個地區，他們都組建了一個議事機構——在麥西尼亞（Messenia）[6]成立了一個元老院，在伯羅奔尼撒半島成立了一個「中央政府」，在魯米利亞的東部和西部也分別選舉成立了政府機構。這些機構成了神職人員、地主、東正教會領袖、芬內爾人、海島商人和克萊夫泰（他們依然無法無天，自行其是）等不同人群追逐利益和野心的爭鬥工具。對他們來說，團結一致只是一種虛幻的渴望，因為他們尚沒有同為希臘人的那種民族意識。 在占領特里波利之後，他們才第一次試圖組建一個融合各方利益的希臘中央政府。迪米特里·伊普斯蘭提斯在埃皮達魯斯（Epidaurus）附近召開了全國大會（National Assembly）；接著，在1822年的元旦，他們公布了一部憲法，並且組建了共和制原則下的立法和行政機構。憲法的主要起草人是亞歷山德羅斯·馬夫羅科扎托斯（Alexander Mavrokordatos）。他是一名能幹的芬內爾人，在西部邁索隆吉翁的起義軍中擔任領袖。亞歷山德羅斯·馬夫羅科扎托斯被全國大會任命為總統，迪米特里·伊普斯蘭提斯則退居幕後。但可惜的是，事實證明，希臘人還沒有準備好接受這種西方式的憲政。他們在奧斯曼帝國的專制統治下浸泡了太多個世紀，同時又頑固地效忠於自己所屬的、彼此之間爭執不休的小群體。 1822年年底，在克萊夫泰領袖科羅克特洛尼斯（Kolokotrones）的率領下，希臘起義軍奪取了伯羅奔尼撒東部最重要的港口、也是該地區的天然首府納夫普利翁。科羅克特洛尼斯拒絕了全國大會在納夫普利翁開會的提議。於是，全國大會只好另選地點召開，與會者還在會議上商討如何制約科羅克特洛尼斯的權力。作為回應，科羅克特洛尼斯綁架了希臘政府機構的四名成員。希臘政府的其他成員只好躲到了在伊茲拉島和斯佩察島保護下的一處偏遠海岬，並且推選出身於伊茲拉島的富有的阿爾巴尼亞人後裔昆圖利奧蒂斯（Koundouriotis）為總統。科羅克特洛尼斯則實際上成了摩里亞的主宰者。人們很快發現，希臘人不能接受由其他希臘人出任他們的首領。於是，他們只好嘗試從西方尋找一位貴族來出任君主。 從一開始，希臘人就過於樂觀地指望西方的援助。在軍事方面，西方人很快就讓他們失望了。拿破崙失敗之後，西方國家和俄羅斯都希望能夠安享一段和平時期。它們組成了一個反革命的「君主同盟」[7]，在歐洲維持了十年表面上的和平和團結。因此，無論是英國、奧地利還是俄羅斯（儘管它做出了種種承諾），都不準備為了希臘的民族獨立而戰。在起義爆發之時，歐洲各國還一起表示了譴責。1822年，歐洲各國還拒絕讓希臘代表團參加在維羅納舉行的一次會議，因為他們被視作革命分子。 但是，在歐洲各國的民眾中間，興起了一種全新的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親希臘熱潮。在他們看來，希臘人不僅僅是受壓迫的基督徒，更是古典時代的英雄們的勇敢後裔。壯遊者[8]、古董收藏家、古典學學者、知識分子、作家和詩人燃起了人們對希臘的熱情。在他們的幫助下，文化界將目光投向了這片文明的發祥地，投向了仍然生活在那裡的古希臘人的後裔（希臘人多大程度上是古希臘人的後裔，一些學者對此存有疑慮），看到了為了復興而覺醒的希臘。 在商業界，希臘商人把希臘的主張通過西歐各國和俄羅斯的首都播撒到了各處。具體地說，他們的努力促成了諸多親希臘組織的成立，這些組織紛紛為希臘革命籌集資金。移居海外的希臘人，特別是生活在俄羅斯的富有的希臘僑民，帶頭捐出了大量的錢財。來自歐洲乃至美洲的富有冒險精神的年輕人則不顧本國政府的反對，自願前來為希臘獨立事業而戰。正如威廉·科貝特（William Cobbett）[9]揶揄的那樣，「詩人和股票投機商煽動起了希臘革命，造福了俄羅斯」。 詩人中的傑出代表是拜倫勳爵，他的活動讓希臘人受益匪淺。他在1809年第一次來到希臘，隨後把他的所見所聞寫成了不朽的文字。他翻譯了里加斯寫就的革命戰歌，還在義大利與馬夫羅科扎托斯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823年，他來到凱法洛尼亞島，在島上住了五個月，隨後又動身前往希臘。他曾對那些尋求軍事援助的希臘人說：「不要把你們的自由寄托在西歐人身上。」他這次來到希臘，帶來了經濟援助——來自倫敦希臘人組織的高達六位數的貸款。 起義軍內部的不團結逐漸發展成了內訌。當拜倫於1824年在邁索隆吉翁登上希臘的土地時，他發現希臘人彼此之間爆發了一場新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科羅克特洛尼斯和昆圖利奧蒂斯的支持者各自代表著控制內陸和控制海岸與島嶼的政府，相互廝殺。看到這一情景，拜倫並沒有感到吃驚或幻滅。儘管他對希臘事業的支持充滿浪漫主義色彩，但他對希臘的真實情況也有著十分現實的估計。他看到，希臘人還沒有完全從罪惡的暴政中解脫出來，現在又為了爭論應該用怎樣的政府取代暴政而兵戈相向。不僅如此，他們還過分痴迷於自由的理念，卻為此忽視了實際的可行性。 因此，拜倫的當務之急是平息希臘人之間的爭端，他也取得了短暫的成功。他吩咐說，他帶來的資金只能交給昆圖利奧蒂斯。因此，為了能從中分一杯羹，科羅克特洛尼斯只好讓出了納夫普利翁。但是，就在幾個月之後，內戰又不可避免地再一次打響了。科羅克特洛尼斯向昆圖利奧蒂斯發動了進攻，結果卻被俘獲，羈押在伊茲拉島。馬夫羅科扎托斯對這一切深感厭惡，選擇退隱。就這樣，英國人提供的這筆本該用於防範土耳其人進攻的貸款，卻花在了希臘人彼此之間的爭鬥上。帶來這筆錢的拜倫勳爵沒有親眼看到這不幸的結果，他在邁索隆吉翁的沼澤中患上瘧疾，不幸病故。但是，對於希臘的事業來說，拜倫堪稱一位烈士，他也是希臘人心目中永遠的英雄。他的去世對歐洲的親希臘熱潮起到了延續和推波助瀾的作用，保證了希臘國家有朝一日可以得到歐洲的承認和支持。 儘管希臘人內訌不斷，希臘獨立戰爭的第一階段總的來說還是取得了成功。蘇丹意識到，僅憑自己手中現有的部隊不可能打敗希臘人，而他又未能在亞洲省份招募到足夠的援軍。於是，1825年，蘇丹向他實力雄厚的屬臣、出身阿爾巴尼亞的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發出了召喚。從拿破崙時代起，穆罕默德·阿里的部隊就按照西方軍隊的方式進行訓練和裝備，還曾經在阿拉伯地區為馬哈茂德二世蘇丹鎮壓了一次叛亂。現在，馬哈茂德二世希望穆罕默德·阿里能夠出兵幫助他鎮壓叛亂的希臘人。作為回報，他許諾將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克里特島和伯羅奔尼撒帕夏的職務。不過，穆罕默德·阿里本人想得到一塊更遙遠的領地——敘利亞帕夏轄區。 穆罕默德·阿里派他的兒子易卜拉欣帕夏從亞歷山大港出發，率領一支艦隊進入地中海。這是地中海上非歐洲國家派出過的最龐大的艦隊。這支艦隊經過克里特島，來到了摩里亞最西端防禦森嚴的港口莫登。易卜拉欣把大本營設在了這裡，這標誌著希臘獨立戰爭第二階段的開始。在接下來的三年里，他手下紀律嚴明的部隊將橫掃伯羅奔尼撒，一路播撒恐懼和毀滅，從希臘人手中為土耳其人收復失地，重新確立土耳其人對希臘大部分地區的統治。震驚之餘，希臘人終於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團結。科羅克特洛尼斯重獲自由，又一次成了摩里亞地區希臘軍隊的總指揮。但是，他在易卜拉欣手下連吃了兩次敗仗。 接著，在1826年，易卜拉欣揮師希臘的陸地領土，協助那裡的指揮官雷希德帕夏（Reshid Pasha）圍攻邁索隆吉翁。易卜拉欣的海軍阻止前來救援的希臘艦隊駛入港口，扭轉了形勢。城中的希臘守軍和大量的平民做了最後的殊死抵抗，但還是未能守住城市。 邁索隆吉翁的淪陷導致了昆圖利奧蒂斯政府的垮台，而兩個相互敵對的全國大會和總統之間的內鬥又持續了一段時間。不過，在此之前，昆圖利奧蒂斯正式邀請了兩名能幹的英國軍官——愛爾蘭人理察·徹奇爵士（Sir Richard Church）和蘇格蘭人科克倫勳爵（Lord Cochrane）分別統領希臘的陸軍和海軍。作為履職的條件，他們要求分裂的兩方達成和解。於是，一個新的全國大會通過了一部新的憲法，並且選舉了帶有專制傾向的卡波迪斯特里亞（Capodistria）出任總統。與此同時，雷希德帕夏展開了對雅典的漫長圍攻。科克倫勳爵的解圍行動失敗，土耳其人在1827年6月奪取了雅典衛城。這標誌著土耳其人對希臘大陸地區的徹底征服，似乎也預示著希臘獨立戰爭即將告終。 然而，戰爭並未結束。血腥戰爭進行了六年之後，歐洲國家終於決定出手干預了。其中，俄國人在對土耳其人施壓時最為積極；由梅特涅（Metternich）[10]主政、同樣也是一個多民族帝國的奧地利，則傾向於鎮壓起義者；英國和法國擔心新的俄土戰爭可能會帶來不好的後果。另一方面，在1824年，法國的君主換成了較開明的查理十世。對法國和英國在地中海的海上力量來說，希臘人的海軍可以幫助對抗海盜活動。 在英國，更具自由主義傾向的政策取代了右翼的托利主義政策。在外交大臣卡斯爾雷勳爵（Lord Castlereagh）[11]去世後，傾心自由主義的喬治·坎寧（George Canning）接替了他的職務，而他的親戚、親希臘的斯特拉特福德·坎寧（Stratford Canning）則被任命為駐奧斯曼帝國的大使。有關易卜拉欣帕夏種種暴行的傳聞激怒了英國人。據說，易卜拉欣帕夏正在把大批的希臘人擄掠為奴，以便讓埃及人在伯羅奔尼撒半島定居。更重要的是，拜倫勳爵為了崇高的事業而英勇犧牲的故事震動了英國公眾。 歐洲列強的首要任務是確定希臘的未來疆域和法律地位。1826年春天，英國和俄羅斯在聖彼得堡簽署了一項協議，初步形成了一個決定。在這項旨在中止流血衝突、促成土耳其人和希臘人和解的協議中，英俄兩國確定了一項基本原則：希臘不應當獲得獨立，但應當取得自行管理內部事務的自治權，同時需要向蘇丹交納歲貢。 同年秋天，希臘人要求法國也參與進來。在喬治·坎寧的主張之下（他在不久之後就去世了），英、法、俄三國於1827年7月在倫敦簽署協議，讓法國也加入了英俄兩國的協議。此時，距離雅典的陷落剛剛過去了一個月。在這項協議的基礎上，英、法、俄三國向奧斯曼帝國提議調停。如果奧斯曼帝國拒絕調停，它們就會與希臘人建立外交關係，承認起義的各省份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並與之互派領事。希臘人接受了它們的提議，但蘇丹卻毫不妥協地拒絕了。他拒不正視現實，譴責這項提議是外國人對其完整、合法主權的公然踐踏，無論如何他都不會同意放棄他在希臘的權利，甚至不肯稍做變通。 根據協議，列強將出動一支聯合艦隊確保雙方停火，「但不會參與任何敵對行動」。俄羅斯派出了一支艦隊進入地中海，與英法兩國的艦隊會合。三個國家的海軍司令舉行了會晤，但對下一步行動感到十分困惑。一方面，他們得到的指示十分含糊；另一方面，他們很難與易卜拉欣建立起聯繫。易卜拉欣以希臘人的進攻依然在持續為由，拒絕在沒有得到蘇丹命令的情況下接受停火。最後，在進行了一次海上封鎖之後，聯合艦隊駛入納瓦里諾灣，並堅持要在這裡展示一次武力，以迫使易卜拉欣接受停火，撤回亞歷山大港。三國海軍司令達成一致，除非土耳其人率先開火，否則聯合艦隊絕不開火。 不幸的是，一艘埃及戰船向一艘搭載著特派代表的敞艙船開火了。法國艦隊的旗艦立刻還以步槍齊射。接著，一場海上大戰就不可避免地打響了。在這場海戰中，易卜拉欣的艦隊幾乎被全殲。這是奧斯曼帝國自勒班陀海戰以來在海上遭遇過的最大災難。俄羅斯人和法國人十分滿意；在梅特涅看來，這是一場「可怕的災難」；即將出任英國首相的威靈頓公爵則認為，這是一場「意外事件」。不過，克拉倫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他不久之後就會成為英國國王威廉四世）還是為英國艦隊的海軍司令愛德華·科德林頓（Edward Codrington）授予了巴斯勳章。不過，不久之後，他又以別的理由批准解除了愛德華·科德林頓的海軍指揮權。希臘人歡欣鼓舞，在漫長的等待之後他們終於獲得了自由。 自從當選之後，全國大會的新任總統卡波迪斯特里亞就一直在歐洲各國的首都活動，爭取歐洲國家的支持。1828年年初，他抵達納夫普利翁，開始履行總統職責，試圖恢復和平。首先，他派出軍隊，確保希臘人可以從易卜拉欣手中收回他想得到的領土，並在這些領土上建立這個新的國家。在這方面，他取得了部分成功。接著，為了確保他的個人權力，他又組建了一個在他個人有效控制下的新的統治機關——「泛希臘同盟」（Panhellenion）。他承諾將適時召開新的全國大會，公布新憲法。在此之前，他通過一個秘書處「統治」國家，這個秘書處實際上相當於他的內閣。 英國人獲得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承諾，確保易卜拉欣會如約撤軍。一些部隊留在希臘，將摩里亞的首府特里波利夷為平地。他們最終被一支法國軍隊趕走。接著，俄羅斯和奧斯曼帝國之間又爆發了一場新的戰爭，推遲了問題最終解決的時間。 多年以來，俄國人一直給土耳其人帶來巨大的外交壓力。1826年，他們迫使奧斯曼帝國簽署了羞辱性的《阿克爾曼協定》（Convention of Ackerman），不僅確認了1812年《布加勒斯特和約》的條款，還進一步擴大了俄羅斯的權益，強迫土耳其人割讓了亞洲的一些要塞。根據協定，摩爾達維亞人和瓦拉幾亞人獲得了完全的自主權，塞爾維亞人也獲得了更多的政治權利。由於土耳其人在納瓦里諾失去了他們的艦隊，俄羅斯獲得了在黑海的海上霸權。於是，在面對「莫斯科人古老的死敵」時，好戰的尼古拉一世沙皇根本不考慮和解，一心尋求武裝對抗。到1827年的冬天，尼古拉一世沙皇將在來年春天入侵奧斯曼帝國的計劃已經路人皆知。於是，蘇丹搶先對俄羅斯宣戰。 第二年春天，沙皇尼古拉一世親率大軍渡過了普魯特河。大軍先占領了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這兩個大公國，隨後又在6月份之前渡過了多瑙河，接著開始圍攻一系列要塞，以打開通往巴爾幹山脈的道路，兵鋒直指蘇丹的都城。躲在城牆裡防守的土耳其人要比開闊地里的土耳其人更難對付，他們的守軍幾乎像以前一樣頑強地抵抗俄軍。土耳其人在瓦爾納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但最終還是丟掉了該城。防守失利的部分原因是一位奧斯曼軍隊指揮官率領數千名部下投向了敵軍，但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俄羅斯人控制了黑海。錫利斯特拉和堪稱通往山口的鑰匙的舒姆拉依然在堅守。 俄羅斯人損失慘重。第二年，他們又派來了一支規模更大的軍隊。率領這支軍隊的是迪比奇元帥（Marshal Diebitsch），他被毛奇男爵（Baron Moltke）[12]譽為「有戰無不勝之名」。他後來被授予了「扎巴爾幹斯基」（Sabalskanski）的稱號，即「翻越巴爾幹山脈的人」。他留下一小股部隊圍攻錫利斯特拉，最終攻克了這座城市；與此同時，他的主力在舒姆拉前的庫勒夫斯卡（Kulewtska）原野上大戰一場。在這場戰役中，一支奧斯曼大軍被規模較小的俄軍擊潰，還損失了他們全部的火炮。 接著，迪比奇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在尚未攻克舒姆拉要塞（要塞里還有原本的守備隊和庫勒夫斯卡戰役的倖存者）的情況下就翻越了巴爾幹山脈。就在奧斯曼軍隊的指揮官雷希德帕夏還在準備舒姆拉的防禦時，迪比奇留下一小股部隊牽制守軍，隨後率領主力強行軍九天，穿過深深的峽谷，翻越了令人望而卻步的巴爾幹山口。他驚奇地發現自己沒有遇到任何抵抗。為了準備舒姆拉的防禦戰，缺乏遠見的雷希德事先撤走了防禦山口的部隊。 就這樣，俄軍穿過了這一迄今為止幾乎不可逾越的天險，在布爾加斯（Burgas）[13]為黑海中的俄羅斯艦隊打通了補給線。接著，他們擊潰了土耳其人幾股小規模的抵抗，還不忘將當地的基督徒農民置於他們的保護之下，並且獲得了農民們的熱情歡迎。現在，俄軍已經出現在阿德里安堡——奧斯曼帝國在歐洲的首府——前的平原上。敵人居然突破了以前從未被突破過的山嶺，突然出現在自己的面前，這讓阿德里安堡的守軍大為震驚。他們未發一槍即告投降。實際上，翻越山嶺的路途十分殘酷，痢疾、瘟疫和疲勞讓俄軍減員十分嚴重；而且，俄軍也絕無獲得增援或平安撤退的可能性。因此，如果不是土耳其人過高估計了敵人的實力，他們原本是可以擊敗這支俄軍的。儘管側翼有了黑海艦隊的掩護，但迪比奇十分清楚自己面對的風險。但是，他打算用自己的勇氣嚇倒敵人，於是計劃向伊斯坦堡和博斯普魯斯海峽進軍。很快，他的部隊就向前推進了100英里（約161千米）。 在奧斯曼帝國的都城，人們驚慌失措，聞風喪膽，城中一片混亂無序。一開始，蘇丹還能夠保持冷靜。他對守軍的力量充滿信心，還號召土耳其人志願加入城市的防禦工作中來。他打出先知穆罕默德的神聖旗幟，宣布將親自指揮防禦。但是，他不明智地乘坐馬車出現在眾人面前，而非像古代的守城者那樣騎在馬背上。這一「聞所未聞、令人難堪的新物件」大大挫傷了公眾的積極性。迪萬中的主要大臣則敦促他求和。英國和法國大使也沒有意識到俄國人的外強中乾，同樣建議他求和。在種種壓力之下，本來絕非膽小之輩的蘇丹只好屈服。他被俄國人的虛張聲勢嚇到了，讓迪比奇避免了原本的難逃之劫。1829年秋天，他派了一個代表團到迪比奇的大營，與他協商簽署了《阿德里安堡和約》。 死裡逃生的俄國元帥開出了看似很溫和的條款。他以沙皇的名義許諾，俄國將放棄領土擴張，歸還在此次戰爭中取得的大部分領土。不過，俄國還是會保留摩爾達維亞的一部分和多瑙河在蘇利納（Sulina）的河口，以便有效控制多瑙河。由於拆除了沿岸的一些要塞，多瑙河從此以後再也無法充當奧斯曼帝國的第一道防線了。儘管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在名義上歸還給了蘇丹，但它們獲得了自治權，實際上相當於取得了獨立。它們有權自主募集軍隊，擁立終身制的大公，土耳其人從此以後無權插手它們的事務。大部分穆斯林居民也離開了這兩個國家。除此之外，條約還確認了塞爾維亞實質上的獨立，只有貝爾格勒和奧爾紹瓦這兩處要地還留在土耳其人手中。在亞洲，俄軍另一位出色的統帥帕斯基維奇（Paskievitch）同樣取得了赫赫戰功，被他征服的卡爾斯、埃爾祖魯姆和巴耶濟德[14]也都歸還給了土耳其人。但是，俄國人保留了其他的要塞，並且永久性地吞併了喬治亞和高加索地區的許多土地。 在希臘，由於奧斯曼軍隊已經完全撤出，蘇丹只好接受《倫敦協議》中那些他曾經拒絕過的條款，以及英、法、俄三國提出的其他一些要求。他被迫承認希臘不再臣屬於他，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在土耳其人與希臘人就邊界問題討價還價了一番之後，嶄新的希臘終於在1830年成立，不久之後成為一個王國。其版圖包括希臘的大部分陸地地區，以及除克里特島之外的諸多島嶼。色薩利地區和阿爾巴尼亞仍然留在蘇丹手中，成了其帝國的邊疆省份。 這個新生的國家將由世襲君主統治，其稱號為希臘國王，人選將出自不屬於英國、法國和俄羅斯王室的家族。歐洲列強的首選是薩克森—科堡家族的利奧波德公爵。此人頗有才幹，是英王喬治四世的女婿。不過，自己有野心作為終身總統統治希臘、同時又代表俄國利益的卡波季斯第亞斯極力阻撓利奧波德出任國王。於是，利奧波德拒絕了希臘王位，後來作為比利時國王展示了自己的才幹。1831年，卡波季斯第亞斯遇刺身亡。兇手來自馬尼半島，是卡波季斯第亞斯的政敵，十分驕傲而痛恨他的獨裁作風。卡波季斯第亞斯死後，希臘王位交到了奧托王子手中，其父是親希臘的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蘇丹承認了奧托的王位。就這樣，奧托成了希臘人的第一位國王，他將統治希臘一代人的時間。 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奧斯曼帝國遭受了無可挽回的損失。這些失敗部分要歸咎於蘇丹在關鍵時刻不明智地拒絕了其他國家開出的條件，他本來有機會與英、法、俄三國達成比較體面的條款。結果，他丟掉了他的海軍，丟掉了希臘，還丟掉了奧斯曼帝國其他地方的不少領土。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這一切不幸發生之時，他剛剛鼓足幹勁在國內成功推行了影響深遠的改革，這些改革將從根本上改變奧斯曼帝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觀念。 [1] 德國中部城市。 [2] 其本名的拉丁化寫作Ioannis，John是轉成英文後的寫法。此處遵從其母語的讀音。 [3] 「聖隊」是由摩爾達維亞、瓦拉幾亞和敖德薩的希臘裔學生志願組成的部隊，是希臘獨立戰爭中第一支由希臘人組建的部隊。這支部隊借用了公元前4世紀的精英部隊「底比斯聖隊」的名稱。 [4] 即皮利翁山。此山得名於希臘神話中的人物、著名的阿喀琉斯的父親珀琉斯（Peleus）。據說，希臘神話中的許多故事，包括珀琉斯與海洋女神忒提斯的婚禮，都發生在這裡。 [5] 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的中部，是奧斯曼帝國統治該半島的行政中心。 [6] 伯羅奔尼撒半島西南部的一個地區。 [7] 也稱作「神聖同盟」，由俄、奧、普這三個君主制國家在拿破崙失敗後發起，後來其他歐洲國家陸陸續續加入了這個鬆散的組織。 [8] 壯遊（grand tour），文藝復興之後流行於歐洲貴族子弟乃至平民階層的一種活動，年輕人在家財或贊助人的支持下在歐洲大陸遊歷學習。 [9] 英國散文作家、記者，政治活動家、政論家。 [10] 梅特涅是19世紀上半葉歐洲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曾出任奧地利帝國的外交大臣和首相。 [11] 羅伯特·斯圖爾特（Robert Stewart），卡斯爾雷子爵，曾擔任英國外交大臣。1822年，他由於精神失常而自殺身亡。 [12] 即赫爾穆特·卡爾·馮·毛奇，通常稱作「老毛奇」，以與他的侄子「小毛奇」相區分。 [13] 位於保加利亞東南部的黑海沿岸城市。 [14] 今稱多烏巴亞澤特（Doğubayazıt），位於今土耳其的東部，與伊朗接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