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二十九章

年輕的塞利姆三世於1789年繼承了蘇丹的大位，那一年也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年頭。在俄土戰爭結束後，塞利姆三世以一個積極進取、全心全意的改革者的形象出現在國人面前，決心把半個世紀前的鬱金香時期以來淺嘗輒止的改革理念推行到實處。法國大革命也為傳播這些改革理念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起初，法國大革命僅僅被當作一個只會影響到歐洲內部的事件。但是，少數有識之士很快就意識到，法國大革命開啟了一場新的思想運動，它不僅會影響西方，也將波及東方。與在基督教歐洲推動了種種進步的文藝復興運動不同，法國大革命在本質上是一場與基督教分道揚鑣、非宗教的乃至帶有反基督教色彩的社會劇變。它是一場世俗主義的運動。因此，西方世界從法國大革命中汲取的養分，同樣可以適用於伊斯蘭世界，而不一定會與伊斯蘭世界本身的宗教信仰和傳統發生牴觸。 塞利姆三世登上寶座的時候，奧斯曼帝國已經處於衰落之中，但是仍然保有它的大部分領土（只丟掉了匈牙利、特蘭西瓦尼亞、克里米亞和亞速）。不過，奧斯曼帝國已經長期陷於停滯之中，而且開始由於內部的分裂而出現崩潰的跡象。地方上強勢的帕夏們經常藐視蘇丹的中央權威，濫用他們生殺予奪和徵稅的權力；事實上，有一定地位的官員大多都會濫用權力。不僅如此，許多省份都陷入叛亂之中，或有發生叛亂的風險——從阿拉伯沙漠中強大的瓦哈比派（Wahhabites），到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山區裡的德魯茲派教徒、伊庇魯斯和希臘北部的蘇利奧人（Suliot）[1]，再到一直藐視奧斯曼帝國政府的埃及馬木留克貝伊們，以及被激起了獨立精神的形形色色的基督徒族群。 在整個奧斯曼帝國內部肆虐的還有另外一些具有破壞性的不穩定因素，這些因素在封建制的基督教歐洲存在已久：在蘇萊曼的時代還不存在、後來不停發展壯大的世襲體系，成為一個重要的不穩定因素，世襲封地的所有者數量也在迅速增長。這些地方上的小貴族被稱作「代雷貝伊」（derebeys），意為「谷地的領主」。他們手握權力和土地，藐視君主，欺壓屬民。農民和普通居民的生活普遍貧苦，而中央政府也面臨著緊迫而難以化解的財政問題。為了應對這種困境，塞利姆需要在奧斯曼傳統體制的框架之內，儘可能地實施效法西方的改革，至少要在中央層面推行改革。至於奧斯曼的傳統體制本身何時會變成改革的阻礙因素，需要得到現代化改造，還有待觀察。 在完成了與俄羅斯的和談之後，塞利姆的改革就開始了。他的改革方案被統稱為「新秩序」（Nizam-i-Jedid）。這一名稱來自大革命之後法國建立的新秩序。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在寫給蘇丹的信中提到了這個詞語，引起了蘇丹的興趣。在籌備改革方案時，塞利姆前所未有地採取了集體磋商的原則。 1791年，正當遠在多瑙河的軍隊剛剛踏上歸途之時，塞利姆就已經向22位政、軍、宗教界的要人（包括兩名基督徒官員）發布指示，要求他們提交類似1789年法國人提交的「陳情書」（cahiers）[2]的「備忘錄」。隨後，他前所未有地成立了一系列商討國事的會議和委員會，自由地討論這些備忘錄的內容。他在接下來的兩年中制定了「新秩序」的規劃，其涵蓋的範圍超過了以往的所有改革嘗試。它不僅涉及軍事改革，還涉及民政改革；他還計劃制定一個總體方案，需要經過深思熟慮並取得人們的一致同意；在這個規劃中，復興經濟是一個高度優先的目標。 但是，最緊迫的需求還是進行軍事改革。在派人去歐洲搜集政府、社會和政治思想方面的信息的同時，蘇丹還特別派了兩名代表去搜集軍事方面的第一手信息。1792年，他收到了一份有關歐洲國家，特別是奧地利帝國的軍事體系的詳細報告。不過，在為新組建的軍隊提供訓練和指導方面，他主要依賴的是法國人。他把自己需要的軍官和技術人員的職位清單發到了巴黎——在早期的職位申請者中，還有年輕的拿破崙·波拿巴。 奧斯曼人在一系列問題上徵求法國人的意見：火炮（塞利姆對火炮尤為感興趣，在登基之前還寫過有關火炮的論文）、武器裝備，以及改進鑄炮廠和兵工廠的方法。早年建成的工程學校得到了大規模擴建。他們還建設了新的軍事學校和海軍學校，研習炮術、工事修築、航海和各種輔助科目。教官大部分都是法國軍官。為了方便教學，他們在蘇丹的支持和鼓勵下，興辦了一座大型的圖書館，收藏歐洲書籍。藏書大部分是法文書，包括狄德羅（Diderot）主編的理性主義著作《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法語也成了所有學生的必修課。1795年，文化領域的改革更進一步，早年間在伊斯坦堡創辦的法國印刷廠得以恢復，並由法蘭西國家印刷所的一位主管負責管理，員工也都是來自巴黎的法國印刷工。因此，在秉承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導師及讀物資料的薰陶下，奧斯曼帝國中出現了一群卓有見地的新一代人才。 伊斯坦堡和其他地區的法國人社群持續不斷地加強著對奧斯曼帝國的影響力。這一方面是出於一種傳教士般的情懷，但主要還是為了確保法國可以在這一關鍵時期得到奧斯曼帝國的政治支持。奧斯曼帝國境內一群頗有影響力的法國人支持大革命，身上戴著革命的標誌，還召開革命者會議，這些行為惹惱了奧地利和普魯士的外交官。1793年，兩艘法國船隻在薩拉基里奧角附近鳴放禮炮，公開慶祝法蘭西共和國國旗的啟用。除了法國國旗之外，這兩艘船上還飄揚著奧斯曼帝國的旗幟、美利堅合眾國的旗幟，以及「其他一些沒有在可恥的暴君同盟中玷污自己的國家的旗幟」。接著，法國人在奧斯曼帝國的土地上還莊嚴地栽種了一棵「自由之樹」[3]。在法國人的不懈努力下，伊斯坦堡的社會也出現了變化。原本，伊斯坦堡的穆斯林和西歐人之間涇渭分明，現在則出現了彼此關係十分密切的講土耳其語的法國人和講法語的土耳其人。他們會交流當前的需求和思想，一小部分具有影響力的土耳其人受到了法國大革命熱情的感染，開始向西方尋求建議和啟迪。 有一段時期，奧斯曼帝國里的基督徒群體，尤其是伊斯坦堡的希臘裔和亞美尼亞裔精英，一直與西方保持著很親密的關係，並且在政府圈子裡把持著具有影響力的職位，同時又對帝國的經濟事務很有影響力。隨著塞利姆的改革帶來了教育方面的開放，他們可以更多地翻譯西方書籍，教授西方語言，並且為西方教師充當土耳其語翻譯。但是，他們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應往往是負面的，甚至是充滿敵意的，因為法國的現政權如果崩潰，會給比較富有的希臘人帶來很大的損失。等到後來，當法國人開始煽動起希臘人和其他基督教少數族群的民族熱情時，他們很積極主動；但是在現階段，他們往往傾向於在貿易和外交兩方面為土耳其人充當緩衝層，避免土耳其人與西方產生過於直接的聯繫。 實際上，奧斯曼帝國即將擁有自己面向西方的新的官方通道。在提交給塞利姆蘇丹的各種各樣的報告中，有一份報告建議他「派人去歐洲，研究、觀察歐洲人做事的方法」。1793年，奧斯曼帝國在五個最重要的歐洲國家建立了常駐的外交使館。奧斯曼帝國的第一個使館設在倫敦喬治三世的宮廷里。大使們得到的指示是學習所在國家的制度。陪同他們一同上任的，除了常見的希臘人譯員之外，還有年輕的土耳其人秘書。他們的任務是學習所在國的語言，並且研究歐洲社會——尤其是法國。 由於法國大革命和隨後的拿破崙戰爭擾亂了歐洲的外交活動，塞利姆的外交創舉在政治上取得的成果其實很有限。而且，在奧斯曼帝國境內，也沒有相應地成立一個制定外交政策的正式的外交部門相配合。但是，他的這項舉措至少可以讓帝國更多的年輕人產生對西方世俗化風尚的了解和欣賞。而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比如剛剛進入帝國軍隊的那些年輕人，可以在奧斯曼帝國政府內部晉升到更高的位置，並且在這些位置上利用自己的新知識造福於帝國。與此同時，也有更多的外國居民來到伊斯坦堡，讓土耳其人在塞利姆的統治時期對歐洲的生活方式產生了進一步的了解。 按照各種報告和備忘錄提出的建議，「新秩序」改革開始著手解決種種社會和經濟問題。在地方行政層面，「新秩序」改革帶來了制約帕夏權力的種種規章，將總督的任期限制在三年，並且將其能否連任與人民對他的滿意程度相掛鉤。關於地方稅收的新規章也被制定出來，規定由帝國財政部來負責政府的稅收工作，試圖藉此廢除包稅制。在中央政府，大維齊爾的權力也得到了制約，他在做出重大決定之前必須徵求迪萬的意見。還有一些土地改革方面的嘗試，影響到了蒂瑪爾和其他種類的封地。以前，一旦封地的主人死亡，空出來的封地就會被出售或出租，這種做法導致一些目無法紀的世襲代雷貝伊日益坐大。現在，這種做法被徹底禁止，無主封地重歸君主所有，土地上的收入也歸帝國財政部徵收。 人們還認真探討了重振經濟的措施。在對俄戰爭帶來的經濟壓力之下，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又一次損害了貨幣的信譽，因此奧斯曼帝國試圖採取改革措施，恢復貨幣的本來價值。穀物交易也將由政府控制。人們意識到，奧斯曼帝國的經濟狀況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獲得貿易順差。於是，有人提出由土耳其人出資組建奧斯曼帝國的商船隊，以便把商貿活動的掌控權從基督徒手中奪走，交到穆斯林的手中。外國貸款也是緩解財政危機的一種辦法，但這種做法遭到了反對，因為沒有哪個伊斯蘭國家有能力提供貸款，而作為一個伊斯蘭國家，向基督教國家借貸又有辱尊嚴。 土耳其人還計劃禁止出口貴金屬和石材，鼓勵開礦，甚至還計劃創辦火藥廠和造紙廠等國有工業企業。這些想法大多未能變成實際層面的經濟改革，但這些通過眾人開放思路、自由表達意見而一致達成的方案，讓人們開始意識到奧斯曼帝國需要更加現代化的國家經濟。 不過，塞利姆的「新秩序」改革的重心還是在軍事領域。人們意識到，有效的改革必須以有效的政府為基礎，而有效的政府必須依靠一支有戰鬥力的現代化軍隊做後盾。有人提出組建一支由軍事學校的畢業生組成的新的常備步兵部隊，按照西方的戰術要求對其進行訓練和裝備。這支部隊耗費的資金由迪萬的一位大臣負責，資金的來源是通過罰沒或其他方式落入君主手中的封地的收入，以及對酒類、香菸、咖啡和其他一些商品開徵的新稅。 原本「新秩序」改革指的是整個的改革體系，而現在開始專指這支軍隊的創建。這是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改革，在土耳其人中引發了不同的反響。保守派想回歸古老的奧斯曼軍事傳統，以為那樣就能重現帝國的赫赫武功；中間派認為應當學習西歐的軍事方法，但令人費解地認為這種舉措實際上的效果也是在回歸奧斯曼傳統；而激進派則認為舊的軍隊已經沒有改革的價值，他們要求蘇丹完全按照歐洲的方式創辦一支新軍。 塞利姆蘇丹選擇了最後一種路線。他清楚，一支紀律嚴明、忠心耿耿的軍隊十分重要，一方面可以維護帝國的內部秩序，有助於他推動內部改革，另一方面可以在外部威脅面前維護國家的完整。他尤其傾心於彼得大帝的成功先例：憑藉一支用西方方法訓練的新軍，擊敗國內和國外的各種敵人。 在上一次對俄戰爭期間，大維齊爾優素福帕夏（Yussuf Pasha）抓了一位名叫奧馬爾阿迦（Omar Agha）的戰俘。此人本是土耳其人，卻為俄國人效命。優素福帕夏很喜歡同奧馬爾阿迦探討俄土兩國的軍事體系問題。作為實驗，優素福帕夏批准成立了一支主要由外國歸順者組成的小型部隊，用歐洲方式進行武裝和操練。戰爭結束後，奧馬爾率領這支部隊駐紮在距離伊斯坦堡不遠的一個村子。為了看看「異教徒是怎麼打仗的」，塞利姆蘇丹親自檢閱了這支部隊。他立刻就被這支部隊遠遠優於奧斯曼部隊的火力吸引了。他深刻地意識到，基督教敵人在武器和紀律上都要優於他的軍隊。這支軍隊得以保留，主要從外國歸順者中招募兵員，成員中只有一小部分窮困潦倒的土耳其穆斯林——這些人對採用「異教徒」的訓練方法和武器十分猶豫。在蘇丹的命令下，迪萬開始考慮把這些方法推廣到近衛軍之中，結果直接導致了一場兵變的發生，迫使蘇丹放棄了自己的想法。 1796年，著名的奧貝爾—迪巴耶將軍（General Aubert-Dubayet）作為法蘭西共和國的大使來到了伊斯坦堡。他重獲法國大使館的全部使用權，還重新取得了法國先前擁有的各種權利和特權，並且重建了天主教會。作為禮物，他給蘇丹帶來了現代化的火炮和炮彈。有了這些樣品，他讓法國的工程師和炮手對土耳其人加以指導，還幫助土耳其人管理兵工廠和鑄造廠。在他們的努力下，土耳其人的火炮鑄造、裝備和使用水平都得到了明顯的提高。他還從法國的步兵團、騎兵團中挑選了一些教官，給近衛軍和西帕希騎兵授課。一小隊騎兵按照歐洲的方式進行了裝備和訓練。但是，近衛軍依然固執地拒絕使用西歐步兵的武器，也不願意學習他們的操練方法。於是，法國大使帶來的教官們就只好去訓練奧馬爾阿迦那支現在被稱作「托皮日斯」（Topijis）的小部隊。在大使1797年去世、許多教官離開奧斯曼帝國之後，海軍總司令海珊把托皮日斯中的一些人調到了他的麾下，並且設法吸引更多的穆斯林加入這支部隊。不過，這支部隊的規模還是僅僅擴大到了600人。 即便有了上述種種舉措，仍然只有一小部分土耳其人能夠接受法國大革命的進步思想，並且支持蘇丹的「新秩序」改革。對於政府系統里占大多數的保守分子來說，法國大革命不過是野蠻的基督教西方的一件內部事務，跟自己毫無關係，至少沒有直接關係。蘇丹的私人秘書艾哈邁德·阿凡提在他1792年1月的日記里的評論最能體現他們的態度：「蒙真主庇佑，讓法國的動亂如梅毒一般在帝國的敵人那裡四處傳播吧，讓他們捲入持續不斷的紛爭之中，帶來對帝國有利的結果。」塞利姆也希望能夠遠離歐洲的衝突，因為一旦捲入戰爭只會影響國內改革的進程。 然而，戰爭卻變得不可避免了。隨著拿破崙在法國掌權，塞利姆維持和平的願望就難以實現了。不論是直接還是間接的影響，奧斯曼帝國已經沒有辦法再遠離波拿巴的帝國野心的影響了。1797年，法國和奧地利帝國簽署了《坎波福爾米奧和約》（Treaty of Campo Formio），其中涉及分割、瓜分威尼斯共和國的條款。法國人得到了愛奧尼亞群島和附近的大陸城市，這就讓標榜自由與平等的法國與奧斯曼帝國有了共同的邊界。如果法國願意的話，它還可以在希臘和巴爾幹地區煽動叛亂。現在，拿破崙可以隨意地把他的槍口轉向其他敵人。但是，正如法國革命的督政府文件中所說的那樣，拿破崙決心「在東方重塑法國的權威」，因為這是「與英格蘭一較高下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不過，與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不同，拿破崙此時並不想加速奧斯曼帝國的崩潰。在他看來，奧斯曼帝國自己就會走向滅亡。他對督政府表示，「我們會親眼看到奧斯曼帝國的崩潰」。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一點，他一方面努力在奧斯曼帝國版圖內部為法國爭取更多的商業和宗教方面的權益，另一方面試圖從奧斯曼帝國手中奪走一個不聽中央政府號令的行省——埃及。他在此事上受到了塔列朗（Talleyrand）[4]的影響。塔列朗認為，奪取新的殖民地會給法國帶來優勢，而埃及就是潛在的新殖民地之一。此外，在開羅經商的法國商人也向政府陳情，他們希望把埃及變成在東方貿易線路上的重要中轉站，以削弱英國人在印度的霸主地位。 於是，拿破崙在土倫集結了規模龐大的艦隊和軍隊。對於這些部隊的目的地和目標，人們議論紛紛。一開始，人們以為這支部隊將是入侵英國的左路軍。直到艦隊於1798年4月起航向東進發，人們才意識到它的目標是入侵埃及。督政府頒布給拿破崙的「命令」，實際上毫無疑問是拿破崙本人親自起草的。命令說：「他要儘可能地奪取英國人在東方的領地，特別是摧毀他們在紅海一帶的所有據點；直插蘇伊士地峽，採取必要手段確保法蘭西共和國完全控制紅海。」他還要考察在那裡開鑿運河、連接紅海和地中海的可能性。拿破崙一心想要追隨亞歷山大大帝的足跡，他的終極目標是讓法國在印度取代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國的地位。 拿破崙大軍先從殘存的聖約翰騎士團手中奪取、吞併了馬耳他，接著又在沒有遭到什麼抵抗的情況下在亞歷山大港登陸。隨後，他又率軍前往開羅。這是自十字軍時代以來，第一次有基督教軍隊插入伊斯蘭世界的心臟地帶。埃及從漫長的睡夢中被喚醒了。拿破崙十分鄭重地宣布自己對伊斯蘭教的尊重。在他的激勵之下（「40個世紀的歷史在注視著你們！」），他的軍隊於1798年的夏天在金字塔戰役中擊敗了馬木留克軍隊。他以「解放者」的姿態出現，從篡位的暴君手中奪取了開羅。他不停地重申自己對法土聯盟的尊重，小心翼翼地宣稱他真正的敵人是馬木留克軍隊，而不是土耳其人。實際上，他與塔列朗一樣有一個錯覺。他們相信奧斯曼帝國可能會默許法國鎮壓馬木留克，因為奧斯曼帝國政府在埃及只剩下了象徵性的權威，當地的權力早就落入了專橫的馬木留克集團手中。然而，情況並非如此。就在1787年，埃及行省暫時又開始服從中央政府了。因此，為了帝國的利益和尊嚴，奧斯曼帝國必須出面主張自己對埃及的主權。 於是，一開始略顯猶豫的奧斯曼帝國，還是與俄羅斯和英格蘭結盟，對法國宣戰。法國大使被送進了七塔監獄，另外一些法國人則被投進了其他監獄；英國艦隊協助奧斯曼帝國各級政府在黎凡特地區的港口捉拿法國商人。與此同時，一支俄羅斯艦隊從黑海駛入了博斯普魯斯海峽。他們得到了體面的歡迎，蘇丹本人還親自登艦訪問。接著，這支艦隊又與奧斯曼帝國海軍的一支艦隊會合，進入地中海。這是俄羅斯的旗幟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與新月旗一同飄揚。俄羅斯與奧斯曼帝國的聯合艦隊從法國人手裡奪走了愛奧尼亞群島，並在那裡建立一個聽命於俄土兩國的被保護國。[5]雖然有些奇怪，但它們還聯手幫助教皇在義大利沿岸地區對付拿破崙的盟友。 拿破崙的第二個錯覺是過於相信其龐大艦隊的實力。他對艦隊的規模過於自信，高估了其能力和戰術素養。納爾遜勳爵（Lord Nelson）的英國艦隊規模雖小，但實力更強。他從那不勒斯出發來攔截法國艦隊，但由於遇到了籠罩在克里特島和非洲大陸之間的濃濃夜霧而未能得手，因此也沒能阻止拿破崙在亞歷山大港登陸。不過他捉到了停泊在阿布吉爾灣（Aboukir Bay）的法國艦隊，並將其殲滅。只有兩艘法國船隻設法逃走，但很快也被英國人俘獲。這樣一來，拿破崙的大軍就被困在了埃及，沒法回國。 拿破崙沒有選擇回國。1799年，他的大軍帶著沉沒船隻上的水手和從馬木留克中招募的新兵，通過陸路進入了敘利亞。他希望能夠把奧斯曼帝國版圖內對中央政府不滿的各個阿拉伯省份吸引到他的麾下，還誇下海口，宣稱他的軍隊到仲夏時節就能抵達幼發拉底河，到秋天就能準備好向印度進軍。於是，在占領了加沙和雅法（Jaffa）之後，他又沿著十字軍的足跡，向重要的要塞阿卡進軍。阿卡的總督是聲名顯赫的艾哈邁德·熱扎（「屠夫」）帕夏（Ahmed Djezzar Pasha）。此人有一支由阿爾巴尼亞人和波士尼亞人組成的私人軍隊。他一直是對蘇丹本人的一個威脅，現在卻站出來統率他的敘利亞軍隊抗擊異教徒。 拿破崙對阿卡的圍攻持續了兩個月，而英國人的制海權再一次妨礙了他的行動。一支為拿破崙運送急需的重炮的法國小船隊被英國海軍將領西德尼·史密斯爵士（Sir Sidney Smith）的艦隊截獲。史密斯爵士讓自己船上的炮手和陸戰隊登岸，然後通過海路為土耳其人送來了援軍。援軍中包括塞利姆蘇丹的新軍的一部分，他們配備了火槍和刺刀，裝備精良。儘管拿破崙擊敗了從大馬士革趕來的一支規模龐大的援軍，但他始終無法擊敗阿卡的守軍。他吞下了失敗的苦果，說道：「這個不幸的要塞決定了東方的命運。」他被迫穿越沙漠撤回埃及，一路上損失慘重。 在埃及，他又遇到了由西德尼·史密斯爵士的艦隊從羅得島護送來的第二支奧斯曼軍隊。他在阿布吉爾的陸戰中迅速擊敗了這支敵軍。他的軍隊端著刺刀向土耳其人衝鋒，把他們趕進了大海。成千上萬的土耳其人溺死，海灣里漂滿了他們的頭巾。就這樣，拿破崙又一次確立了他在馬木留克人中的威望。但是，由於英國海軍的阻撓，他短暫的東方帝國之夢還是永遠破滅了。他把軍隊的指揮權交給了克萊貝爾將軍（General Kléber），自己拋棄了軍隊，帶著他的隨員偷偷坐船返回了法國。回到法國之後，他設法把自己包裝成了一個勝利的征服者，隨後又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西方的帝國之夢上。他發動政變推翻了督政府，任命自己為第一執政。 兩年後，在拉爾夫·阿伯克龍比爵士（Sir Ralph Abercromby）的率領下，一支英土聯合遠征軍在埃及登陸，迫使士氣低落的法軍投降，並將他們送回了法國。1802年，英法和法土分別簽署了《亞眠條約》（Treaty of Amiens）。條約的內容對法國和奧斯曼帝國都很有利。蘇丹對埃及和其他地區的主權得到了認可，奧斯曼帝國政府派出的帕夏們也一度取代了馬木留克的執政地位。英國軍隊則撤出了埃及。 但是，拿破崙的越界行為讓英國又一次在紅海及更遠地區採取了新的進取政策。英國與亞丁當地的蘇丹簽署了一份和約，這份和約成了日後英國吞併亞丁的序曲。英國很清楚地表示，如果從埃及可以侵略印度，那麼從印度也可以侵略埃及。英國在奧斯曼帝國其他屬地的沿岸地區也採取了類似的預防措施。在波斯灣，東印度公司把法國人逐出了阿曼，還在巴格達設立了常設機構。它取代了英國在巴斯拉的領事館，成了「駐土屬阿拉伯地區的政治代理處」。拿破崙的失敗激勵了英國人，確保了他們的成功。 根據短命的《亞眠條約》，法國被迫放棄了愛奧尼亞群島和鄰近的大陸地區。這一地區仍然處於俄羅斯和奧斯曼帝國的共同保護之下，俄羅斯掌管島嶼，奧斯曼帝國則管理大陸上的城鎮和要塞。此時，亞尼納（Janina）[6]的阿里帕夏已經竊取了許多城鎮。這個可怕、狡詐而殘忍的阿爾巴尼亞人，擁有一支規模龐大的土匪武裝。對於奧斯曼帝國來說，他是一個古怪的僕人。他消滅了鄰近的大部分部落武裝，包括叛亂的基督徒蘇利奧人，從而在阿爾巴尼亞南部和伊庇魯斯的內陸地區建立起了高度自治的統治。 在維護了帝國的尊嚴之後，奧斯曼帝國政府與法國再度進入和平狀態，釋放了關押的法國囚徒，恢復了法國人的財產。對法國的讓步條約得以續簽。在保留了原有條款的基礎上，還給予了法國人在黑海經商航行的權利。法國商業活動的迅速復甦引起了俄國人和英國人的擔憂。在經過三年的低谷期之後，法國人在伊斯坦堡的威望也再度恢復了——有意思的是，拿破崙軍隊的迅速勝利和他在埃及採取的寬容政策都給法國加了分。兩國之間的聯盟恢復到了以前的水平。法國向奧斯曼帝國新派了一位大使以鞏固本國的影響力；而奧斯曼帝國新派到巴黎的大使則難以掩飾自己對法國一切事物的興趣。 剛剛從外國人帶來的麻煩中擺脫出來的蘇丹，又在國內遭遇了塞爾維亞的嚴重動亂。就像埃及的馬木留克集團一樣，近衛軍篡奪了中央政府在貝爾格勒地區的權力，在當地建立起了暴虐的統治。他們殺害了政府指派的總督，剝奪了其繼任者的權力，由他們中的四個頭目瓜分了整個地區。他們侵奪了西帕希騎兵的封地，敲詐、壓迫拉亞們。當地的鎮長們組成了一支代表團，代表這些基督徒農民去伊斯坦堡尋求蘇丹的保護。他們乞求說：「您還是我們的皇帝嗎？如果是的話，就快來從那些惡人的手中解救我們吧；如果您不來解救我們，至少也告訴我們一聲，我們就可以想想，究竟是選擇逃到山區和森林裡去呢，還是選擇投河結束我們可悲的生命。」 儘管蘇丹試圖恢復自己的權威，但他沒有足夠的武裝力量去對付近衛軍。他威脅了近衛軍，結果導致他們對基督徒展開了屠殺。於是，他鼓勵當地的塞爾維亞人與失去封地的西帕希騎兵、忠於波士尼亞帕夏的軍隊以及一些新招募的土耳其穆斯林士兵合作，一起反抗近衛軍。這次農民暴動構成了歷史上罕見的奇景：基督徒少數族裔暴動的目標不是推翻他們的穆斯林君主，而是以君主的名義發動暴動。近衛軍則得到了有反心的維丁城帕夏和城鎮裡比較狂熱的穆斯林群體的支持。不過，他們最終還是失敗了，他們的暴虐統治被終結。塞爾維亞基督徒們在他們的營地里驕傲地展示了那四顆鮮血淋漓的人頭。除了貝爾格勒和幾座要塞還在蘇丹的軍隊手中之外，幾乎整個塞爾維亞都回到了塞爾維亞人的手中。 蘇丹在達到目的之後，現在要求基督徒拉亞們放下武器，回歸他們的放牧生活。然而，勝利卻在塞爾維亞人中間燃起了無法平息的民族主義熱情。20多年前，奧地利皇帝曾經占領了塞爾維亞，這讓塞爾維亞人接受了一些軍事訓練，也經歷了戰火的洗禮，培養了他們驕傲的鬥爭精神。在土奧議和之後，被派去接收領土的奧斯曼帝國的官員驚訝地發現了這一點。在此之前，土耳其人一直視塞爾維亞人為「手無寸鐵、唯命是從的羊群」，而此時土耳其人卻不無擔心地去質問奧地利官員：「鄰居，你們對我們的拉亞們做了什麼？」隨後，塞爾維亞的地方部隊就立刻被解散了。 現在，塞爾維亞人已經在為蘇丹效命的過程中證明了自己的勇氣。他們認為，自己理應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他們選出了一位頭領，名叫卡拉·焦爾吉（即「黑焦爾吉」）。此人是一個農民的兒子，自己是個賣豬的生意人。他特別輕視等級標誌，總是穿得像個放牧的。他曾經帶人進入山區，對近衛軍發動猛烈的游擊戰。在他的啟迪之下，塞爾維亞人向同樣信奉希臘東正教的俄羅斯人求助。此時已經與土耳其人結盟的俄國沙皇建議他們到奧斯曼帝國政府那裡去陳情，並且許諾會在那裡支持他們。於是，他們就派了一個代表團到蘇丹那裡，不僅要求免除拖欠的貢金，還要求政府把貝爾格勒和附近的要塞交給他們。 基督徒竟然提出這樣非分的要求，這激怒了迪萬中出身良好的穆斯林。蘇丹拒絕了他們的要求，還把代表團投進了監獄。接著，他連續派遣了三支軍隊前去鎮壓曾經的塞爾維亞友軍。結果，令人敬畏的卡拉·焦爾吉在沒有得到外國援助的情況下擊敗了蘇丹的軍隊，還把土耳其人逐出了貝爾格勒和其他要塞，並且獲得了俄羅斯提供保護的承諾。就這樣，他創造了歷史，讓塞爾維亞人獲得了一段實質上的獨立時期。在這個民族主義意識覺醒的世紀，塞爾維亞人成了第一個從奧斯曼帝國統治中獲得實質性獨立的巴爾幹基督教族群。 此時的伊斯坦堡，外交活動十分活躍。1805年，俄羅斯和英格蘭聯合對法國作戰，三方都在爭取土耳其人的支持。儘管簽署了《亞眠條約》，但拿破崙仍然覬覦著東方。他向黎凡特地區派出了一支以弗朗索瓦·塞巴斯蒂亞尼（François Sebastiani）為首的使團。此人見多識廣，曾經做過牧師，還是卓有成就的軍人和外交家。表面上，他的使命是恢復法國在該地區的貿易利益，但實際上，他在為法國籌劃一場可能的東地中海戰爭。 在拿破崙稱帝之後，塞巴斯蒂亞尼成了法國皇帝在奧斯曼帝國政府的特使。他在這裡加緊施壓，試圖讓土耳其人對俄羅斯採取軍事行動。法國對奧地利的勝利加強了他的說服力。1805年，法國的影響力隨著《普雷斯堡和約》（Treaty of Pressburg）的簽署達到了頂峰。[7]根據和約，法國取得了克羅埃西亞和達爾馬提亞，這就讓法國的版圖與奧斯曼帝國的版圖直接接壤。這樣一來，拿破崙就可以在邊境地區布置一支軍隊，既可以用來支援奧斯曼帝國，也可以用來入侵奧斯曼帝國，全看形勢需要。塞利姆蘇丹深受法國在戰場上的成功的鼓舞，頒布敕令承認拿破崙的皇帝地位，並且以帕迪沙阿的頭銜稱呼他，還向他派了一位蘇丹特使，「以彰顯蘇丹對皇帝的信任、敬慕和讚賞」。拿破崙則通過自己的大使答覆道：「法蘭西將與奧斯曼帝國榮辱與共。」蘇丹承認拿破崙的帝位一事，遭到了英俄兩國大使的強烈反對。 與法國類似，俄羅斯也要求得到土耳其人的支持，希望與之簽署攻守同盟條約。沙皇甚至要求蘇丹承認他作為奧斯曼帝國境內所有東正教徒的保護者的地位，且賦予俄羅斯大使出面干預東正教徒事務的權力。這種要求刺痛了塞利姆作為穆斯林的自尊心。在塞巴斯蒂亞尼的建議下，塞利姆廢黜了瓦拉幾亞和摩爾達維亞這兩個多瑙河流域公國的出身芬內爾人的大公。此二人是盡人皆知的親沙皇分子，而且有可能支持了卡拉·焦爾吉，煽動了塞爾維亞的叛亂。對於這一違反和約條款的行為，俄羅斯憤怒地表示了抗議。英國大使也提出了抗議。他們還暗示奧斯曼帝國政府，俄羅斯的陸軍和英國的海軍即將「採取新的動作」。 蘇丹仍然渴望和平，於是打算妥協。但是，一支俄軍未經宣戰就開進了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他們迅速占領了這兩個地區，進占布加勒斯特，還準備渡過多瑙河。奧斯曼帝國只好以暴制暴，對俄宣戰。英國大使要求奧斯曼帝國恢復與英國和俄國的聯盟，並且驅逐法國大使。面對英國大使的威脅，奧斯曼帝國拒不妥協。 於是，1807年，在海軍將領達克沃思（Admiral Duckworth）的率領下，一支英國艦隊穿過達達尼爾海峽，進入了馬爾馬拉海。他向奧斯曼帝國政府遞交了最後通牒，要求奧斯曼艦隊投降，否則英國艦隊會立即將其殲滅，並炮擊伊斯坦堡。土耳其人同意與英國公使和這位海軍將領展開談判，跟他們周旋了十天，十分狡猾地為自己爭取了喘息之機。此時，塞巴斯蒂亞尼已經在大薩拉基里奧宮的花園裡搭起了帳篷。在他的幫助下，土耳其人趁機布置了火炮，加強了城防。蘇丹的艦隊駛離了英國艦隊的打擊範圍，而塞巴斯蒂亞尼手下的工程師則修復了達達尼爾海峽的防禦設施。 達克沃思坐失良機。他失望地意識到，現在再去炮擊伊斯坦堡會將他的艦隊置於莫大的風險之中。於是，他只好起錨，通過達達尼爾海峽返航。由於塞巴斯蒂亞尼迅速地修復了火炮工事，這些歷史悠久的巨炮發揮了作用，向英國艦隊發射重達數百磅的石彈，擊沉了兩艘英國艦船。如果不是運氣好的話，達克沃思還可能蒙受更大的損失。與此同時，塞利姆又請來了大約500名法國炮手幫助他防禦海峽，這等於公開確認了他與法國的聯盟關係。 達克沃思出師未捷，英國人接著又發動了一次同樣失敗的行動——從馬耳他入侵埃及。英國政府擔心法國再次入侵埃及，於是打算先在亞歷山大港占據一個橋頭堡。他們很快拿下了亞歷山大港，然後又去進攻尼羅河河口的羅塞塔（Rosetta）。在那裡，進攻的小股英軍被土耳其人擊退了。英國人本以為可以得到馬木留克集團的支持，推翻在埃及恢復了秩序的一股新勢力。這股新勢力的頭目名叫穆罕默德·阿里，是一名來自馬其頓的阿爾巴尼亞人。他與拿破崙同歲，曾經在阿布吉爾抗擊拿破崙，隨後又在蘇丹的阿爾巴尼亞僱傭兵的支持下自封為開羅之主。現在，奧斯曼帝國政府已經正式承認他為埃及的帕夏。 穆罕默德·阿里包圍了亞歷山大港的英軍，然後又精明地擺出和解的姿態，協商准許英軍撤退。經過協商，他治下的物產豐富的行省成了英國海陸軍在地中海地區的補給供應商，這讓他從中大為獲益。這是這位令人敬畏的統治者在歷史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日後，他將把埃及變成屬於他自己的獨立王國，實際上不再受蘇丹的管轄。 對俄戰爭的多瑙河前線並不活躍。土耳其人和俄羅斯人都關注著拿破崙的動作，因此都沒有在這條戰線上傾盡全力。趁著近衛軍主力遠在前線的機會，塞利姆蘇丹繼續在國內推行「新秩序」軍事改革。托皮日斯，這支法式訓練打造出來的炮兵部隊獲得了比近衛軍更崇高的地位。奧馬爾阿迦最初的那支小部隊在阿卡之戰中功勳卓著，隨後又在保加利亞和魯米利亞鎮壓土匪，還擊敗了反叛的行政總督統率的近衛軍。蘇丹又為這支部隊增加了兩個團，武器、裝備、訓練全部採取法式標準。 1805年，由於缺少能夠投入對俄作戰的軍隊，蘇丹採取了一個大膽的行動：他改變了這支新軍志願入伍的招募方式，下令徵兵擴充其兵員。徵兵不僅面向普通人，還要從近衛軍里挑選最年輕、優秀的士兵，轉入這支部隊服役。儘管貝爾格勒的近衛軍被拉亞們粉碎了，但在其他省份，近衛軍依然吵吵嚷嚷，甚至還在阿德里安堡武力對抗蘇丹的敕令。試圖強制執行蘇丹命令的官員遭人襲擊，隨後被絞死。支持蘇丹改革的卡拉曼尼亞帕夏率領一支新軍從安納托利亞趕來，結果在多瑙河前線遭到人數眾多的近衛軍的攻擊，被徹底擊敗。 在迪萬內部和烏理瑪的保守勢力的支持下，伊斯坦堡的近衛軍趁機掀起了抗議活動。為了避免在對俄作戰期間在首都釀成內戰，蘇丹被迫暫緩了改革，解散了安納托利亞的部隊，遣散了他的一些改革派幕僚，還把大維齊爾的職務交給了近衛軍的阿迦。 然而，就在1807年的初夏，也就是英國海軍剛剛撤走後不久，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炮台駐防的雅馬克（Yamak，一種輔助兵）接到命令，要求他們啟用新的歐式制服和裝備。他們發動了兵變，跑到伊斯坦堡的大競技場集結。在那裡，幾百名近衛軍也加入了他們。他們按照傳統的方式，把營地里的大鍋倒扣，意思是他們不再接受蘇丹分發的食物。在得到以陰險奸詐著稱的凱馬坎（kaimakam）[8]穆薩帕夏的支持和新近上任的大穆夫提的許可之後，他們設立了特別法庭，審判支持改革的幕僚和大臣，還煽動伊斯坦堡的民眾反對改革派。許多人被抓、被殺，死在自己家中或大競技場上。那些煽動叛亂的人誇耀般地把17名改革派人士的人頭擺成一排。 對塞利姆蘇丹十分不利的一點是，他忠實的盟友——上一任大穆夫提在這一年的早些時候去世了，而烏理瑪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以來就反對他的改革。現在，他不得不低頭，宣布取消「新秩序」改革。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保不住他的皇位了。大穆夫提在會見近衛軍軍官代表團的時候表示，蘇丹的政府「在穆斯林中間宣揚異教徒的方式，還想壓制伊斯蘭教法和先知信實的保護者近衛軍」，因此，為了伊斯蘭教和奧斯曼家族的利益，蘇丹必須被廢黜。大穆夫提發布了一個費特瓦，宣布廢黜蘇丹，解散「新秩序」改革中組建的軍隊，叛軍的頭目還獲得了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要塞的指揮權。塞利姆返回了「牢籠」，向他年輕的堂弟穆斯塔法稱臣。他勸諫新任蘇丹說，不要進行重大的變革，祝他的統治比自己順利。接著，他試圖服毒自盡，但穆斯塔法打落了他遞到嘴邊的杯子，發誓會保全他的性命。於是，塞利姆順從地進入了自己的囚禁處，新蘇丹則從那裡走出來，即位成為穆斯塔法四世。 穆斯塔法四世的統治僅僅持續了幾個月。塞利姆仍然有朋友和支持者，特別是在多瑙河河畔的魯什楚克擔任帕夏的穆斯塔法·巴伊拉克達爾（Mustafa Bayrakdar，即「掌旗者穆斯塔法」）。他傾心於改革計劃，憑藉塞利姆的賞識才達到今天的位置上，因此決心發動政變幫助塞利姆復辟。此時，奧斯曼帝國恰好與俄羅斯簽署了停戰協議，他那支主要由波士尼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組成的大軍因此可以騰出手來。他與身在阿德里安堡的忠於塞利姆的大維齊爾麾下部隊會師，隨後舉著先知的旗幟向伊斯坦堡進軍。 他的目標是震懾近衛軍，占領皇宮，推翻穆斯塔法四世蘇丹，幫助塞利姆復辟。他在宮門口要求面見「真正的蘇丹塞利姆」，但遭到了皇宮守衛的拒絕。於是，他率軍強行攻進了皇宮。然而，這一短暫的耽擱卻招致了致命的後果。聽到他的要求之後，穆斯塔法蘇丹下令立即勒死塞利姆和自己的親弟弟馬哈茂德。一旦他們二人喪命，他自己就成了奧斯曼家族的最後一位成員。 塞利姆進行了勇敢的抵抗，但還是被行刑者殺害了。當巴伊拉克達爾步入內庭院的大門時，他們把塞利姆的屍體扔到他面前，對他高喊道：「瞧瞧你要找的蘇丹！」巴伊拉克達爾率領手下的阿爾巴尼亞人把穆斯塔法拖下了寶座，質問他道：「你坐在這兒幹什麼？把你的位置讓給更配坐它的人！」而劊子手們沒能找到馬哈茂德，因為一位忠實的奴隸把他藏在了一間浴室的爐子裡。控制了局面的阿爾巴尼亞人後來找到了他。在夜幕降臨之前，大薩拉基里奧宮裡就鳴響了禮炮，宣告穆斯塔法四世下台，馬哈茂德二世繼位成為奧斯曼帝國的蘇丹。 精力充沛的穆斯塔法·巴伊拉克達爾做了馬哈茂德二世的大維齊爾。他先處決了殺害塞利姆的劊子手、穆斯塔法的親信和雅馬克叛軍的頭目。隨後，他決心重啟塞利姆推行的改革。他恢復了「新秩序」改革下組建的新軍，用歐洲的方式訓練他們，卻用古老的名字「塞門」（Seymens）[9]為這支部隊命名。他恢復並增補了一些改革法令，還有史以來第一次從帝國的各個地區召集高官開會議事。議事大會在皇宮裡舉行。在激動人心的開幕儀式上，他宣布了一項特別的改革方案，其中涉及改組近衛軍，以消除近衛軍長期以來的種種弊端。與此同時，他承認了有權有勢的阿揚（ayans）[10]和代雷貝伊的各種特權。 在經過激烈的辯論後，這些地方豪強（穆斯塔法·巴伊拉克達爾本人就出身於地方豪強）和中央政府之間達成了協議。這項協議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法律和政治層面確認了帝國疆域內的土地有各自不同的所屬權。對於這份會侵害到自己的權力的協議，馬哈茂德蘇丹十分勉強地接受了。一開始，近衛軍和烏理瑪假裝表示滿意。巴伊拉克達爾認為自己可以依靠塞門和其他地方部隊的支持，於是十分不明智地讓他的阿爾巴尼亞和波士尼亞部隊回了家。 機不可失，近衛軍立即再度發動了叛亂。他們在巴伊拉克達爾的官邸縱火，然後炸掉了他藏身的一座塔樓，讓他被活活燒死。保守派力量最終取得了勝利。運轉混亂的舊體系帶著它身上的各種痼疾又回來了，而且似乎像過去一樣頑固。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塞利姆三世的改革運動遭到了廢止。在奧斯曼帝國的歷代蘇丹里，至此只有塞利姆三世一人，全心全意又無比堅決地要在他的帝國里推行激進的改革。250年前，立法者蘇萊曼向東方和伊斯蘭教的傳統學習，推行改革取得了成功；塞利姆也想推行同樣成功的改革，而他的學習對象是西方和新興的世俗主義精神。他在性格上的一些弱點使他未能完成自己的事業，遭遇了失敗，並在幻滅和痛苦中死去。他開明、真誠、充滿利他精神，但是在他推動奧斯曼帝國努力走上改革進步道路的過程之中，他卻看不到他的大多數子民的精神狀態；他為了他們的福祉而苦苦求索，卻無法像他偉大的先祖那樣激勵他們與自己並肩戰鬥，因此也無法獲得他們的忠誠和信任。相反，在推行進步理念的過程中，他行事草率，熱情過頭，結果給了那些反對改革的人機會，使他們可以激發起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反對變革的偏見，更堅決地反對一切革新。 但從根本上說，塞利姆失敗的根源是這樣一個無情的事實：他要完成的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奧斯曼帝國的這一歷史階段，他根本沒有能力畢其功於一役，改變這個歷經了幾個世紀、雖然弊病叢生但依然完整堅韌的舊體系。如果激進的蘇丹塞利姆想要在他的帝國里成功地推行改革，他就必須重建這個國家現行體制的基礎結構，實際上相當於建造一個擁有全新的執行機制和執行動力的新國家。要完成這一目標，最重要的是蘇丹必須受人景仰，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可以獨斷專行地制約謝赫伊斯蘭和他的烏理瑪的權力，壓制伊斯蘭宗教勢力。而塞利姆並非這樣一位君主，他要完成的任務在他的時代也無法完成。作為一個超前於他的時代的統治者，他所能做的只是嘗試在傳統的框架之內推行創新，但他並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 塞利姆缺乏能力推行的那些改革政策，反映的是精英階層里一小部分人對世界的看法。這一小部分人的數量僅僅比早年鬱金香時期的改革派人士多了一點點。占大多數的還是擁有強大力量的保守派，其中包括軍隊、臃腫而日益腐敗的官僚體系，以及曾經在蘇萊曼改革時期獲益、代表伊斯蘭教傳統聲音的烏理瑪。他們依然維持著蘇萊曼當年確立和加強的內部權力平衡。 但是，在蘇萊曼的時代之後，軍隊和官僚就日漸墮落，為了他們的世俗利益隨意使用乃至濫用他們的權力，出賣官職、特權，為他人大行方便，還參與到放高利貸、包稅、擅占田產和非法操控慈善基金會等活動中。統治階層的底層人員也扮演著類似的寄生蟲角色，還像近衛軍一樣，參與到諸多商業活動之中。對這些群體來說，他們中太多人會由於變革而遭受巨大的損失，因此他們團結起來，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現有體制，也就相當於維護這種體制給他們帶來的影響力和財富。 由於彼此之間沒有利益分歧，他們形成了鐵板一塊的強大勢力。在這個工業尚處於萌芽期、商業大部分受控於外國人的國家，既不會產生釀成了法國大革命那樣的社會和經濟動盪，也不會滋養出在19世紀晚些時候出現於其他歐洲國家的革命精神。因此，缺乏群體支持基礎的少數改革派就只能陷於孤立，受制於保守派，聽任他們控制統治者，或迫使統治者下台。 由於採取了親法的政策，塞利姆三世遭遇了如此的下場。儘管他的改革遭到廢止，但他還是推動了一場學習西方開明新思想的運動。在他身後，這場運動終將滲透進守舊的堡壘，在19世紀逐漸從一條時斷時續的小溪壯大為席捲一切的洪流。法國大革命終究將在這片陌生的土壤中滋養出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自由，在伊斯蘭世界裡原本只是一種法律概念，但逐漸會發展出政治上的意義；平等，起初在這個社會似乎並無現實意義，因為這個社會根植於伊斯蘭教義，有著濃厚的慈善傳統，因而沒有令人難以忍受的財富和社會權利上的懸殊差距；博愛，則會在擁有基督徒少數族裔的奧斯曼帝國，乃至整個伊斯蘭世界演化為民族認同。 與此同時，伊斯蘭教依然是整個國家最重要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值得玩味的一點是，儘管這個國家在道德層面上正逐漸遠離伊斯蘭教的原則，但這種背離在短期內對奧斯曼帝國今後的統治更多地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非消極的作用。畢竟，這個陷入停滯的國家還有一種消極的堅韌。正如後世一位能言善辯的奧斯曼外交官開玩笑說的那樣：「我們的國家是最強大的國家。你們想從外部搞垮它，我們想從內部搞垮它，可它就是沒垮。」 [1] 蘇利奧人是伊庇魯斯的蘇利（Souli）地區驍勇善戰的東正教族群。 [2] 在法國的三級會議期間，各地區、各等級可以向政府提交陳情書，發表自己對改革的意見或建議。 [3] 栽種「自由之樹」是法國在大革命期間形成的一種習俗。村莊、社區通過儀式性地栽種「自由之樹」表達對革命的支持，同時「自由之樹」也是社區舉行革命集會的場所。 [4] 塔列朗是法國政治家、外交家，從路易十六到七月王朝時期的數屆法國政府中均擔任高官。 [5] 這個短命的國家被稱作塞普丁修拉共和國（Septinsular Republic，1800—1807），也可意譯為七島共和國，名義上隸屬於奧斯曼帝國，實際受俄國控制。1807年，俄國在與法國簽訂和約後放棄了對該國的保護，法軍捲土重來，塞普丁修拉共和國滅亡。 [6] 今稱約阿尼納（Ioannina），是伊庇魯斯地區最大的城市。 [7] 《普雷斯堡和約》大體上為神聖羅馬帝國畫上了句號。和約簽署第二年，時任皇帝弗朗茨二世宣布放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稱號，僅保留奧地利皇帝頭銜。 [8] 在19世紀變成軍職之前，凱馬坎通常由一位維齊爾出任，負責在大維齊爾無法視事時代行職權。 [9] 字面意思為「看狗人」。 [10] 即地方貴族階層。